優秀特工一代才女 背43年漢奸罵名 平反後自殺

當一名潛伏於敵營的特工，要做好犧牲一切的準備。這種犧牲不僅僅指自己的生命，也包括自己的名聲。卧底特工身處龍潭虎穴、混跡於三教九流，時刻處於危險之中，還容易沾上各種說不明道不白的事，使自己在結束卧底生涯後也很難洗得脫，從而遭受長期的誤解和冤屈。一代才女，我黨優秀特工關露就是這樣的例子。關露受組織派遣打入汪偽內部，又按組織要求和日方打成一片，從而讓她背負了43年漢奸罵名。她後半生都在為平反而努力，最後當她真的接到一紙平反決定的時候，她卻自認為生命的意義也到此為止了。關露的命運著實令人唏噓。

關露

關露，原名胡壽楣，1907年7月出生於山西省右玉縣。關露父親是清朝舉人，做過當地的知縣。關露父母早喪，20歲的她離家來到上海，結識了共產黨員劉道衡。在劉道衡的資助下，關露到上海法科大學法律系學習，後來又到南京中央大學文學系（現南京大學文學院）學習。關露很快展現了非凡的文學天賦。1930年初，她的第一篇短篇小說《她的故鄉》正式發表，從此一發不可收拾，成為當時文壇冉冉升起的一顆新星。當時的人們把關露和潘柳黛、張愛玲、蘇青並稱為「民國四大才女」。九一八事變後，關露參加了上海婦女抗日反帝大同盟。次年她加入中國共產黨，同時加入“左聯”。

很多人不知道這首膾炙人口的歌曲就是由關露作詞的

按照這樣人生的軌跡，關露應該是我黨一名優秀的文化工作者。但命運彷彿是跟她開了一個玩笑，使她成為一名潛伏於敵營的卧底。1939年，32歲的關露接到密電，讓她前往香港，找廖承志、潘漢年，接受秘密任務：當汪偽政權的特工首腦李士群的聯絡人！李士群原來加入過中共，後叛變投靠了國民黨，抗戰爆發後又投靠日本人，成了著名的汪偽特工機構76號的首腦。李士群有過複雜的經歷，政治投機意圖特彆強，想腳踩多條船，為自己以後多留條路，於是就想和中共方面保持一點聯繫。當時我黨東南地區情報工作負責人潘漢年就想利用李士群的這一點，為我黨開展情報工作提供便利條件。經過秘密接觸，李士群希望我黨派一個聯繫人到他身邊負責聯絡工作，但這個人必須是李士群的熟人。李士群提了一個人選，叫胡綉楓。胡綉楓是李士群妻子的大學同學，當年李士群被軍統逮捕後，胡綉楓曾收留過李士群的妻子，因此李士群一家對她頗為感激。但是當時胡綉楓另有任務在身，實在是走不開，於是便向組織推薦了自己的姐姐關露。

關露接受了這個任務，同時也表達了自己的擔憂。因為畢竟當時關露已經是文化界的名人了，公開出現在敵營會引起比較大的負面輿論反應。對於這樣的擔心，潘漢年表示，等到抗戰勝利後，他能為關露證明一切。同時，潘漢年還特別囑咐關露：「今後要有人說你是漢奸，你可不能辯護，要辯護就糟了。」關露肯定地回答：“我不辯護。”

不久後，關露以「胡綉楓姐姐」的身份到了李士群那裏。關露受了李士群夫婦的熱情接待。關露經常陪李士群夫人打牌，逛街，出席一些公開活動，還能自由出入汪偽特工總部76號。李士群也通過各種機會有意無意把一些情報透露給關露。關露當時可是文化界的名人，她這樣“公然投敵”而且和最臭名昭著的特工頭子搞在一起，引起了輿論的強烈反響。一些愛國人士和作家由於不知內情，就對關露頗為鄙夷，公然罵她是“漢奸作家”。

關露在李士群的工作是成功的，不但獲得了許多有價值的情報，還從中巧妙牽線搭橋讓李士群和潘漢年見了面。這樣我黨在華東地區的情報工作局面就打開了。我黨的一些重要人物，或者戰略物資需要通過敵占區，往往要通過李士群的關照。

一公佈，中國輿論場就對關露發起了鋪天蓋地的攻擊，報紙上連篇累牘地罵她「毫無廉恥，是畸形下生長起來的無恥女作家……」

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合影，後排左二為關露

對於這些誤解和攻擊，關露牢記當年潘漢年的「不能辯護」的囑咐，自己默默地承受了下來。

1945年，日本投降，抗戰結束。由於關露的影響力大，她被軍統列在了鋤奸名單里。組織上也認為和日偽的秘密聯繫也不宜公開，所以就迅速把關露隱藏到了蘇北解放區。

但是在解放區，人們還是把她當「文化漢奸」來對待，許多文化界的人對關露特別鄙夷，要求清算她的行為。在當時的情況下，也無法做太多的解釋工作。因為組織和日偽的秘密接觸本來就比較敏感的事，也容易讓國民黨抓住把柄。別人都沉浸在抗戰勝利的喜悅中，而勝利歸來的關露卻要默默忍受人們的謾罵。更可悲的是，由於關露的“名聲不好”，她甚至無法和自己的戀人結婚。關露的戀人叫王炳南。其實他們倆在1937年就已經相戀並同居。在關露接受到李士群身邊當聯絡人的任務時，王炳南是支持她的，還特意贈了一張照片給她，並在背後寫了一句：“你關心我一時，我關心你一世。”這張照片關露一直珍藏在身邊。抗戰結束了，戀人重逢，兩人商量起結婚的事。但是當時王炳南擔任中共駐南京代表團外事委員會副書記兼中共代表團發言人，從事進行擴大中共影響的國際宣傳。組織上認為關露的“漢奸”名聲會對王炳南的工作造成負面影響，所以不同意這樁婚事。在那個年代，組織的決定是不能違背的。王炳南經過痛苦的思想鬥爭，接受了組織的建議，給關露寫了一封絕交信。面對這種局面，關露當然是痛不欲生，但她也非常理解王炳南的難處。自此以後，關露對愛情已是萬念俱灰，終身再未考慮婚嫁之事。

晚年的關露

新中國成立後，關露的日子也並不好過。一撥接一撥的運動，每次關露都受波及。雖然潘漢年曾給她出具了證明材料。但1955年，潘漢年自己也被當成特務給抓起來了，關露自然是在劫難逃，被定為「漢奸文人」，關進了監獄。長期的折磨讓關露的精神遭受了巨大的摧殘，使她一度神經失常。

1975年，關露終於出獄，但是她的名譽依然沒有得到恢復。

1982年，潘漢年得到了平反。1982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組織部派人向已經癱瘓在床的關露宣讀了平反決定：關露的歷史已經查清，不存在漢奸問題。······撤銷和推倒強加於關露同志的一切誣衊不實之詞。「決定」還撤銷了過去對她的審查處理報告：“關露在接受組織任務到敵偽機關期間，並未積極為黨工作，而是公開地為敵人工作，起了漢奸的作用。”43年的漢奸罵名，10年牢獄，終於昭雪。也許是因為歷經坎坷後卸去了心頭最大的一塊石頭，此生已無他求。7個多月後的12月5日，關露在完成了回憶錄以及她的老上級潘漢年的紀念文章之後，服安眠藥自殺。陪伴關露度過人生最後一刻的，只有一個大塑料娃娃，以及王炳南當年曾送給她的那張照片。照片的背後有關露寫的兩句詩：“一場幽夢同誰近，千古情人我獨痴。”

後記：

關露死後，文化部為關露舉行了隆重的葬禮，身後的榮哀與生前的孤寂，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在悼念關露的座談會上，夏衍說了這樣一句話：「解放後30年關露內心一直非常凄苦。她的死必有原因。」

國家安全部原部長賈春旺為關露的傳記題詞：隱蔽戰線需要關露同志的這種獻身精神。

關露當年的戀人——王炳南，建國後曾任外交部副部長。據說他後來說了這樣一句話：讓一個文化名人去做卧底是太不合適的。

關露在獄中曾留下了11首詩，其中的一首《秋夜》中有兩句「換得江山春色好，丹心不怯斷頭台」。讀來令人動容。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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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毛澤東和博古（右一）的合影（資料圖）

毛周朱的結合是中國共產黨的萬幸，對蔣介石來說，就是大不幸

博古當時是我們黨內很年輕的領導者，他出任中共中央臨時總負責人時還不到25歲，很年輕，長征的時候博古同志也就是二十八九歲的樣子。這樣一位年輕的領導者，當然在有些事情的處理上，思慮還不夠周全。

因此，博古在指揮反「圍剿」的過程中，在指揮紅軍長征的過程中，有一些失誤。那麼到了遵義會議的時候，就有一個更換領導權的問題。博古在當時不太適合繼續擔任中共中央臨時負責人了，要做一個調整。當時傾向於由張聞天來負責，但是還沒有完全明確。

由於這個原因，遵義會議開過之後，中央的兩個挑子，一個是中央的印章，一個是中央的文件，這兩個挑子還跟著博古同志。從內心來說，博古還是有些疙瘩沒有解開，思想上還存在著問題。這種情況一直到遵義會議開過20天之後。

1935年2月5日，在雲南威信地區一個叫「雞鳴三省」的地方，中央常委討論分工問題，正式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擔任黨中央書記，在黨內負總責。周恩來那天晚上在那個地方與博古有一次徹夜長談。

我們前面講的周恩來與毛澤東的那次徹夜長談，沒有隻言片語留下來。那麼這次周恩來與博古的談話是有東西留下來的。博古同志在1946年因飛機失事犧牲了。因為周恩來那次跟他的談話令他印象至深，他把這個談話的內容告訴了潘漢年，潘漢年也作了一些記錄，後來就流傳下來了。

實際上那天晚上，周恩來沒有一句批評博古的話，他完全用現身說法告訴博古，你我都是吃過洋麵包的，你是留俄的，我是留日留法的。吃過洋麵包的人都有一個大缺點，就是對中國的國情不是那麼了解。

周恩來說，自從我領導的南昌起義失敗後，我就知道中國革命靠我們這些吃過洋麵包的人領導不行，我們要找一個真正懂中國的人，這個人才有資格領導中國革命，而且他才能夠把革命搞成功。老毛就是這樣的人，他懂中國。你我都當不成領袖，老毛行，我們共同輔佐他，大家齊心協力把這個事情搞成。

這是周恩來推心置腹地跟博古的談話。

第二天一早，博古就把中央的印章和中央的文件全部交出來了。

後來博古在黨內一些重大問題的鬥爭中，都堅決地站在中央這邊，比如說與張國燾的分裂傾向的鬥爭。博古後來在犧牲前多次回憶周恩來與他那天晚上的談話，可見對他印象之深。

這難道不是周恩來對中國革命的重大貢獻嗎？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領袖層里的這種非常複雜的組織協調工作中，作出了無人取代的獨特貢獻。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革命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這樣的領導同志結合，我覺得中國革命是萬幸的。如果說是有運氣的話，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幸運。就像小平同志講的那樣，毛澤東思想是全黨智慧的結晶。

在這個智慧結晶背後一次又一次發揮著重要作用的人，就是周恩來。

我們說中國共產黨人的幸運是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的結合，但不是說這個結合從一開始就緊密無間，不是說他們互相之間一點兒疙瘩都沒有，一點兒矛盾都沒有。

比如說毛澤東和朱德，朱毛會師之後，在關於領導權的問題上，在有關紅四軍到底怎麼發展的問題上，兩個人就是有矛盾有分歧的。尤其是在1929年紅四軍的「七大」和“八大”上，經過民主選舉，把毛澤東同志選下去了。陳毅取代了毛澤東成為軍委書記，後來陳毅到上海去彙報工作的時候，朱德又成為軍委的代書記。當時紅軍的領導工作，實際上就是朱德把毛澤東取代了。

到了中央蘇區，中央局於1932年10月上旬召開寧都會議，撤銷了毛澤東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由周恩來擔任紅軍總政委。周恩來也把毛澤東的指揮權給替代了。

在我們党進行路線方針政策選擇的時候，有些爭論，對於真正的共產黨員來說，是不避諱的。比如說在紅四軍的「七大」、“八大”、“九大”上，毛澤東與朱德和陳毅發生了比較大的爭論。在我們黨發展的歷程中，有過一些不成熟的階段，正是因為有這些不成熟，它才有一個從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過程。

當初紅軍內部發生比較激烈爭論的時候，毛澤東36歲，朱德43歲，陳毅也就30出頭。大家當時都是在一個最富有創造力的年齡。在這個年齡，大家的這種激情和見識不一定完全一樣。雖然革命必然成功這個目標和信念是一樣的，但是個人的思想、脾氣、性格是不一樣的，對形勢認識也不一樣，這種碰撞就是在所難免的。在那個為了理想流血犧牲的年代，領導層中間、個人之間產生了一些隔閡，但並不妨礙他們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心往一塊兒想，勁往一塊兒使，這是中國共產黨人最為珍貴的地方。

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的配合是我們黨的萬幸。1976年，周恩來1月份去世，朱德7月份去世，毛澤東9月份去世，他們三個偉人在同一年離開。這彷彿又是歷史巧合。

有的領袖為黨提供思想，有的領袖為黨提供意志，有的領袖既為黨提供思想又為黨提供意志。這種結合無法取代，無人取代。這就像什麼？普列漢諾夫講過一個問題，什麼叫發起人？就是成為歷史上一個重大運動的發起人。

普列漢諾夫說，只有偉人才能成為發起人，因為他們的見識要比別人遠些，他們的願望要比別人強烈一些。

但是所有偉人又都是普通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都是普通人，普通人有普通人的感情，普通人會犯普通人的錯誤。從這個角度來說他們都是普通人。他們又是不普通的，為什麼他們又不普通呢？就像普列漢諾夫說的這句話，因為他們的見識比別人要遠些，他們的願望比別人強烈一些。

面對中國革命不斷出現的挫折困境，面對中國共產黨成長路上的艱難險阻，甚至還要面對內部的爭論不休和複雜矛盾，不少人都退縮了。而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他們沒有，他們還在繼續地追求。所以我們說，中國共產黨人是萬幸的。

當然，中國共產黨領袖集團的形成是中國共產黨的萬幸，對蔣介石來說，就是大不幸。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能取得最終成功，不是共產國際的選擇；蔣介石能在一個時期之內所向無敵，形式上統一全中國，也不是孫中山的選擇，他們都是歷史的選擇。

毛澤東、蔣介石二人，心頭皆有主義，手中皆有槍桿。歷史選擇他們代表各自的階級和政黨，用手中的槍桿和心中的主義在現代中國猛烈碰撞，成與敗，幸與不幸，都是歷史的選擇。

中國政治舞台上，從古至今十八般武器，蔣介石樣樣會使，而且每一樣都爛熟於心，有硬的，有軟的，有正面作戰的，有暗地收服的。原本不太拿這個奉化人當回事的眾多風雲人物，紛紛被他如挑滑車一般弄翻在地。趕走許崇智，軟禁胡漢民，孤立唐生智，槍斃鄧演達，刺殺汪精衛，用大炮機關槍壓垮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白崇禧、陳濟棠，用官爵和「袁大頭」買通石友三、韓復榘、余漢謀。兵力比他多的人，實力比他強的人，人才比他多的人，最後都沒有搞過他，一個一個在他面前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