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承和鄧小平（資料圖）
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後，劉伯承雖然擔任了中共中央軍委戰略小組組長，實際已經賦閑了。
賦閑未敢忘憂國。
1966年「文化大革命」狂潮衝天而起。他把陳毅叫到家裏來問情況。
剛聽到陳毅下車的聲音，劉伯承就摸索著迎到書房門口：「是陳老總來了吧？快講講，城裏怎麼樣了？聽說國防部大樓也被沖了，這還了得！還有賀鬍子，你這幾天見到他沒有？小平同志的情況怎麼樣？」
陳毅不想談這些煩心事，岔開話題問：「怎麼樣，老同鄉，最近身體可好？」
劉伯承搖著頭，嘆息著說：「不行嘍，啥子也看不清了。看樣子，我這隻左眼也快要瞎了。」
「瞎了好。俗話說，眼不見心不煩嘛！」陳毅心裏窩火，語氣也沖，說完往沙發上一坐，重嘆一口氣。
劉伯承與陳毅心靈相通，他明白摯友的感受，接過話：「就是我們又瞎又聾了也不成，我們還有一顆熱心呀！你還是說說小平同志的情況吧。」
陳毅說：「小平的日子不好過，林彪、江青給他安上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政治帽子，看樣子，凶多吉少。」
劉伯承痛心疾首地說：「這怎麼得了！這怎麼得了！」
不久，鄧小平被打倒，後流放江西。劉伯承基本上閉門不出，偶爾到陳毅寓所串串門。
1972年1月6日，陳毅不幸離開人世。噩耗傳來，劉伯承精神上遭到巨大打擊，沉浸在撕心裂肺的悲痛之中。這時，他已年屆80，左眼完全失明。在秘書的攙扶下，他來到醫院。人未進門，哭聲已經響起。他恨自己雙目失明，不能再親眼看看老友的遺容。他顫巍巍地走近床邊，俯下身子，用手一寸一寸地撫摸著陳毅的遺體，從清瘦的面頰到腹部。嘴裏一遍遍地呼喚：「陳老總呀，我劉瞎子離不開你這根拐杖呀！」
此情此景令在場的護理人員無不潸然淚涌。就在這時，他更加思念自己的老夥伴鄧小平。
1973年以後，劉伯承喪失了思維能力。兩年後，他又喪失了生活自理能力。儘管多年來，劉伯承基本上是在病床上度過的。但鄧小平1975年再次面臨被打倒時，從北京傳出一個政治消息，無翼而飛，不脛而走，迅速傳遍全國各個角落：劉伯承說，「我死了之後只要一個人為我主持追悼會，那就是老鄧。」
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後，圍繞解放鄧小平，中國政壇再次傳遍了劉伯承的遺囑。這次是日本學者首先披露，然後流傳一時。日本學者竹內實等人撰文說：劉伯承對前來看望自己的華國鋒說：“我死後只提一個要求，就是要鄧小平主持追悼會，否則決不進八寶山，讓我的兒子把我的屍體扔進荒郊野外去算了。”
劉伯承的預言沒有落空，人民選擇了三起三落的鄧小平作為自己的領袖。
1986年10月7日，劉伯承終於走完了他94年的人生旅程。7天後，中央在京西萬壽路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禮堂前廳舉行了遺體告別儀式。
那天，鄧小平率全家子孫最先來到靈堂。
卓琳與劉帥的夫人汪榮華抱頭痛哭。
鄧朴方搖著輪椅來到劉伯伯面前，給這位自己的老前輩送別。
鄧小平向劉伯承三鞠躬，然後長久地佇立在遺體前，凝視著，深思著，淚水無聲地順著臉頰流了下來。這是跨越了時空的宣洩，經過了近半個世紀的醞釀。它是聖潔的祭禮，獻給師長和戰友。幾乎所有在京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所有的軍隊高級將領，還有仰慕一代元帥的各界人士都來為劉伯承送行。
10月16日，劉伯承的追悼大會在首都人民大會堂舉行，3000多人聚集在一起，追思緬懷這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軍事教育家。追悼大會由他同行近半個世紀共同打下新中國的老搭檔鄧小平主持。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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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毛澤東和博古（右一）的合影（資料圖）
毛周朱的結合是中國共產黨的萬幸，對蔣介石來說，就是大不幸
博古當時是我們黨內很年輕的領導者，他出任中共中央臨時總負責人時還不到25歲，很年輕，長征的時候博古同志也就是二十八九歲的樣子。這樣一位年輕的領導者，當然在有些事情的處理上，思慮還不夠周全。
因此，博古在指揮反「圍剿」的過程中，在指揮紅軍長征的過程中，有一些失誤。那麼到了遵義會議的時候，就有一個更換領導權的問題。博古在當時不太適合繼續擔任中共中央臨時負責人了，要做一個調整。當時傾向於由張聞天來負責，但是還沒有完全明確。
由於這個原因，遵義會議開過之後，中央的兩個挑子，一個是中央的印章，一個是中央的文件，這兩個挑子還跟著博古同志。從內心來說，博古還是有些疙瘩沒有解開，思想上還存在著問題。這種情況一直到遵義會議開過20天之後。
1935年2月5日，在雲南威信地區一個叫「雞鳴三省」的地方，中央常委討論分工問題，正式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擔任黨中央書記，在黨內負總責。周恩來那天晚上在那個地方與博古有一次徹夜長談。
我們前面講的周恩來與毛澤東的那次徹夜長談，沒有隻言片語留下來。那麼這次周恩來與博古的談話是有東西留下來的。博古同志在1946年因飛機失事犧牲了。因為周恩來那次跟他的談話令他印象至深，他把這個談話的內容告訴了潘漢年，潘漢年也作了一些記錄，後來就流傳下來了。
實際上那天晚上，周恩來沒有一句批評博古的話，他完全用現身說法告訴博古，你我都是吃過洋麵包的，你是留俄的，我是留日留法的。吃過洋麵包的人都有一個大缺點，就是對中國的國情不是那麼了解。
周恩來說，自從我領導的南昌起義失敗後，我就知道中國革命靠我們這些吃過洋麵包的人領導不行，我們要找一個真正懂中國的人，這個人才有資格領導中國革命，而且他才能夠把革命搞成功。老毛就是這樣的人，他懂中國。你我都當不成領袖，老毛行，我們共同輔佐他，大家齊心協力把這個事情搞成。
這是周恩來推心置腹地跟博古的談話。
第二天一早，博古就把中央的印章和中央的文件全部交出來了。
後來博古在黨內一些重大問題的鬥爭中，都堅決地站在中央這邊，比如說與張國燾的分裂傾向的鬥爭。博古後來在犧牲前多次回憶周恩來與他那天晚上的談話，可見對他印象之深。
這難道不是周恩來對中國革命的重大貢獻嗎？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領袖層里的這種非常複雜的組織協調工作中，作出了無人取代的獨特貢獻。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革命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這樣的領導同志結合，我覺得中國革命是萬幸的。如果說是有運氣的話，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幸運。就像小平同志講的那樣，毛澤東思想是全黨智慧的結晶。
在這個智慧結晶背後一次又一次發揮著重要作用的人，就是周恩來。
我們說中國共產黨人的幸運是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的結合，但不是說這個結合從一開始就緊密無間，不是說他們互相之間一點兒疙瘩都沒有，一點兒矛盾都沒有。
比如說毛澤東和朱德，朱毛會師之後，在關於領導權的問題上，在有關紅四軍到底怎麼發展的問題上，兩個人就是有矛盾有分歧的。尤其是在1929年紅四軍的「七大」和“八大”上，經過民主選舉，把毛澤東同志選下去了。陳毅取代了毛澤東成為軍委書記，後來陳毅到上海去彙報工作的時候，朱德又成為軍委的代書記。當時紅軍的領導工作，實際上就是朱德把毛澤東取代了。
到了中央蘇區，中央局於1932年10月上旬召開寧都會議，撤銷了毛澤東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由周恩來擔任紅軍總政委。周恩來也把毛澤東的指揮權給替代了。
在我們党進行路線方針政策選擇的時候，有些爭論，對於真正的共產黨員來說，是不避諱的。比如說在紅四軍的「七大」、“八大”、“九大”上，毛澤東與朱德和陳毅發生了比較大的爭論。在我們黨發展的歷程中，有過一些不成熟的階段，正是因為有這些不成熟，它才有一個從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過程。
當初紅軍內部發生比較激烈爭論的時候，毛澤東36歲，朱德43歲，陳毅也就30出頭。大家當時都是在一個最富有創造力的年齡。在這個年齡，大家的這種激情和見識不一定完全一樣。雖然革命必然成功這個目標和信念是一樣的，但是個人的思想、脾氣、性格是不一樣的，對形勢認識也不一樣，這種碰撞就是在所難免的。在那個為了理想流血犧牲的年代，領導層中間、個人之間產生了一些隔閡，但並不妨礙他們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心往一塊兒想，勁往一塊兒使，這是中國共產黨人最為珍貴的地方。
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的配合是我們黨的萬幸。1976年，周恩來1月份去世，朱德7月份去世，毛澤東9月份去世，他們三個偉人在同一年離開。這彷彿又是歷史巧合。
有的領袖為黨提供思想，有的領袖為黨提供意志，有的領袖既為黨提供思想又為黨提供意志。這種結合無法取代，無人取代。這就像什麼？普列漢諾夫講過一個問題，什麼叫發起人？就是成為歷史上一個重大運動的發起人。
普列漢諾夫說，只有偉人才能成為發起人，因為他們的見識要比別人遠些，他們的願望要比別人強烈一些。
但是所有偉人又都是普通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都是普通人，普通人有普通人的感情，普通人會犯普通人的錯誤。從這個角度來說他們都是普通人。他們又是不普通的，為什麼他們又不普通呢？就像普列漢諾夫說的這句話，因為他們的見識比別人要遠些，他們的願望比別人強烈一些。
面對中國革命不斷出現的挫折困境，面對中國共產黨成長路上的艱難險阻，甚至還要面對內部的爭論不休和複雜矛盾，不少人都退縮了。而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他們沒有，他們還在繼續地追求。所以我們說，中國共產黨人是萬幸的。
當然，中國共產黨領袖集團的形成是中國共產黨的萬幸，對蔣介石來說，就是大不幸。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能取得最終成功，不是共產國際的選擇；蔣介石能在一個時期之內所向無敵，形式上統一全中國，也不是孫中山的選擇，他們都是歷史的選擇。
毛澤東、蔣介石二人，心頭皆有主義，手中皆有槍桿。歷史選擇他們代表各自的階級和政黨，用手中的槍桿和心中的主義在現代中國猛烈碰撞，成與敗，幸與不幸，都是歷史的選擇。
中國政治舞台上，從古至今十八般武器，蔣介石樣樣會使，而且每一樣都爛熟於心，有硬的，有軟的，有正面作戰的，有暗地收服的。原本不太拿這個奉化人當回事的眾多風雲人物，紛紛被他如挑滑車一般弄翻在地。趕走許崇智，軟禁胡漢民，孤立唐生智，槍斃鄧演達，刺殺汪精衛，用大炮機關槍壓垮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白崇禧、陳濟棠，用官爵和「袁大頭」買通石友三、韓復榘、余漢謀。兵力比他多的人，實力比他強的人，人才比他多的人，最後都沒有搞過他，一個一個在他面前倒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