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陳獨秀與瞿秋白》，唐寶林 陳鐵健 著，團結出版社出版
入獄後，陳獨秀一直堅持反日反國民黨的立場，因此對中共1935年「八一宣言」後的政策轉變，開始並不理解，曾作文攻擊「八一宣言」是個“丟醜的文件”，“利用帝國主義之間的衝突”而“親英反日”，“是可恥的選擇主人的態度”。“西安事變”蔣介石被扣消息傳來時，陳獨秀像兒童過年那樣高興。他託人打了一點酒，買了一點菜，對同獄的人說：我平生滴酒不喝，今天為了國讎家恨，我要痛飲一杯。他先斟滿一杯酒高舉齊眉說：大革命以來，為共產主義而犧牲的烈士，請受奠一杯，你們的深仇大恨有人給報了；然後，他把酒奠酹在地上。他又斟了第二杯，嗚嗚咽咽哭起來說，為二位已經犧牲的兒子酹酒。情景十分感人。在場的濮德志說：“人們見過他大笑，也見過他大怒，但從未見過他如此傷心地痛哭失聲。”他一邊哭一邊說：“我看蔣介石這個獨夫，此次難逃活命。東方國家的軍事政變，很少不殺人的。”後來蔣被釋放回南京，他又說：看起來蔣介石的統治是相當穩固的。
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為實現其三個月滅亡中國的野心，又向上海進攻，並轟炸南京。陳獨秀的牢房有一次也被震坍屋頂，他躲到桌子底下，幸免於難。後來見到去探望他的陳鍾凡，還談笑自若。於是，陳與胡適、張柏齡等聯名保釋他。當局要他具“悔過書”，他聞之大怒說：“我寧願炸死獄中，實無過可悔”，並拒絕人保，說“附有任何條件，皆非所願”。但是，國民黨在“釋放一切政治犯”的巨大壓力下，被迫在8月23日釋放了陳獨秀。為了保全他們的面子，國民黨政府在宣告陳獨秀減刑釋放的內部“指令”、“訓令”和公佈的“明令”中，都強調陳獨秀“愛國情殷，深自悔悟”。陳出獄後發表聲明表示：“愛國誠未敢自誇，悔悟則不知所指”；“我本無罪，悔悟失其對象；羅織冤獄，悔悟應屬他人”。
報聯絡，中共中央以為陳獨秀要回到黨內，就由毛澤東、張聞天簽署提出三個條件，要求陳：(一)公開放棄並堅決反對托派全部理論與行動，並公開聲明同托派組織脫離，承認過去加入托派之錯誤；(二)公開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三)在實際行動中表示這種擁護的誠意。
張國燾在解釋三個條件時說，托派中願意恢復中共黨籍者，須公開脫離托派並承認已經參加托派的錯誤；不願恢復中共黨籍者，可以與中共在黨外合作，支持中共的抗戰政策。中共中央也不再對抗日的托派人物採取敵視態度。
但是，陳獨秀在聞知三條件後，十分不滿，說：「我不知過從何來，奚有悔！」儘管如此，當時在克服了左傾錯誤的中共中央與擁護國共合作的陳獨秀之間，的確出現了從未有過的良好氣氛。自然，從當時陳獨秀髮表的文章看，在抗日問題上他與黨作一定程度的合作是可能的，但要他擁護黨的全部革命理論和路線，甚至回到黨內，沒有可能。因為他思想深處仍堅持歐洲馬克思主義“城市中心論”的觀念，看不起游擊隊和農村抗日根據地，不承認中共是無產階級政黨，譏笑毛澤東思想是“山上馬克思主義”。不過這些思想上的深刻分歧還沒有表現出來，而且也不是當時時局要解決的緊迫問題。
然而，正在此時，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正副團長的王明和康生，從莫斯科回來，把當時蘇聯正在嚴厲鎮壓托派的狂風帶到中國，又把前一年他們在巴黎《救國時報》上連篇累牘誣陷中國托派和陳獨秀是「漢奸」的醜行，帶回國內，硬是誣陷陳獨秀等是每月向日本特務機關領取津貼的“日本間諜”和「漢奸」，並在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雜誌上公開散佈這種莫須有的罪名。此舉在社會各界引起強烈抗議，嚴重影響黨的威望。陳獨秀和羅漢也以為這是中共中央的意見，分別發表公開信，說了一些很激烈的話語。從此陳獨秀與黨的關係就徹底決裂了。
1937年9月中旬，陳獨秀來到武漢。這時的武漢，是國民黨政府的臨時首都，成了政治軍事的中心和群眾抗日運動新的策源地。一時冠蓋雲集，各種政治勢力的代表人物為抗戰事業所激發，彙集到這裏進行緊張的活動。陳獨秀憑著他對政治局勢的敏感觀察，決心抓住身邊出現的這個特殊環境，與一時在武漢耽擱的王文元、羅漢、濮德志等人共同努力，以爭取民主與自由為旗幟，聯絡那些中間黨派和勢力，組成一個「不擁國(民黨)，不阿共(產黨)的聯合戰線」，企圖在抗日陣營獨立開創一個政治局面，為國家和民族再干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
陳獨秀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時他對國、共及托派都失望了。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又專制獨裁，不發動民眾抗戰，致使正面戰場一敗塗地，他覺得靠國民黨來奪取抗戰勝利是無望了；對中共又有以上的偏見和恩怨不可能合作；昨天他還寄於熱望的托派，忠實執行托洛茨基指示的路線，口頭上支持抗戰，而把主要矛頭攻擊國民黨和共產黨，特別抨擊共產黨再次與國民黨合作是對國民黨「投降」，對無產階級的“背叛”。他們主張直接搬用列寧在第一次大戰中的策略，在戰爭中引發革命，即變國外戰爭為國內戰爭，對本國政府實行“革命的失敗主義”，促使其在戰爭失敗的危機中垮台，以造成革命形勢，乘機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這條極左路線實際上是破壞抗戰，有利於日本侵略，遭到當時全國正派輿論的強烈譴責，使“托派即漢奸”的宣傳在全國流行開來。陳獨秀極端痛恨這條路線，並與推行這條路線的上海托派中央“極左派小集團”進行了堅決鬥爭，多次公開宣佈自己與這個集團脫離關係：“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而托派中央卻反過來多次作出決議，強烈譴責陳獨秀堅持“機會主義”，背離“托洛茨基主義”。雙方也因此決裂了。
陳獨秀認為托派傳統的靠一張報紙來活動的方式，在武漢不但無可能，而且無必要，更無實效，必須拋棄，應該採取新方法，走新的途徑。於是，他以新方法和自己的新的政治抱負，與王文元等人同中間勢力章伯鈞等第三黨、救國會以及何基灃等抗日軍人接觸。何部即「七七」事變時抗擊日軍的部隊，他在戰鬥中負了傷，來武漢治療。他不滿蔣介石的統治，正在探索新的出路，與陳接談後頗為投機，雙方達成一項計劃：陳獨秀派王文元、濮德志和一個姓馬的河南青年，到何的內黃師部去，王任秘書長，濮為參謀。陳給他們的指示是：到兵士群眾中進行教育工作，以造成群眾的革命環境，即在轄區內儘可能發動土地改革運動，以便使軍隊同時革命化。但是，這個情況很快被蔣介石偵知，在王等赴任前夕，蔣介石停了何的職；同時，由於王明、康生製造的陳獨秀「漢奸」事件的影響，那些中間黨派也紛紛離開了陳獨秀，雖然他們知道這是十足的誣衊，但他們也不願得罪共產黨。
就這樣，陳獨秀最後一次獨立開創政治局面的企圖也落空了。有天時而無人和，真是天人不合志難酬，長使英雄淚沾巾。
恰在這時，國民黨的失敗，使日軍很快逼近武漢。陳獨秀於1938年7月，帶著幾多怨恨、失望、不滿、挫折和空前的孤寂，順長江而進入了四川。
陳獨秀入川後，貧病交加，生活十分艱苦，但他傲氣不減，如他在幾首詩中所表達的那樣：
寒夜醉成
孤桑好勇獨撐風，亂葉顛狂舞太空。
寒幸萬家蠶縮繭，暖偷一室雀趨叢。
自得酒兵鏖百戰，醉鄉老子是元戎。
縱橫談以忘形健，衰颯心因得句雄。
該詩表達了作者一生(特別在晚年)在狂風惡浪中獨立支撐、英勇搏擊，以及在反動派壓迫與貧困生活折磨下，縱談笑傲，以酒自慰的風範。
病中口占
日白雲黃欲暮天，更無多剩此殘年。
病如檐雪銷難盡，愁似池冰結愈堅。
蘄愛力窮翻入夢，煉詩心豁猛通禪。
鄰家藏有中山釀，乞取深卮療不眠。
該詩反映了詩人煩憂集結，百病纏身的痛苦境遇，同時也表達了他對自己曾為之奮鬥過的革命事業和並肩戰鬥的朋友同志無限眷戀的情感。
當時他沒有職業，又離開了組織，經濟上沒有正常的收入，除了一點微不足道的很不固定的稿費外，主要靠親友的接濟。由此可知，他生活之清苦並非一般。1942年春節前，他向著名佛學大師歐陽竟無商借字帖《武榮碑》，寫了這樣一個字條：
貫休入蜀唯瓶缽，卧病山中生事微。
歲暮家家足豚鴨，老饞獨羨武榮碑。
好友朱蘊山見此詩後，買了幾隻鴨子去看望他，只見他因胃病發作在床上打滾，情境十分凄涼。但是他那清高的品性，對人家的贈款並非一概接受，第一，對那些因仰慕而來又素無知交者，不願無緣受賜。第二，國民黨的著名官僚和共產黨的叛徒贈送的，即使出於同情而非政治拉攏，他也堅決拒絕。前者如羅家倫、傅斯年等，他對他們說：「你們做你們的大官，發你們的大財，我不要你們的救濟。」弄得來贈錢者很尷尬。後者如張國燾、任卓宣等。他對他們說：“你們比我‘窮’。”這是指“人格”而言，但是他們不解其意，而覺得陳獨秀的說法很怪。第三，無功不受祿。陳獨秀晚年，在《實庵字說》和《識字初階》的基礎上，繼續從事文字學研究，寫了一部《小學識字教本》。原定由國民黨政府教育部出版，並兩次預支稿酬共1萬元。但是，教育部長陳立夫認為“小學”二字不妥，要他改書名，如《中國文字說明》。陳獨秀則認為，“小學”是音韻學與文字學綜合的古稱，正反映了他研究文字的特點：形、聲、義統一，而不是別的學派那樣，將三者分裂。因此他拒絕改變書名。於是，該書直到他逝世也沒有出版，他也一直不准家人動用那1萬元；在遺囑中，他還囑咐家人他死後不要拿他賣錢。
更加可貴的是，陳獨秀出獄後，國民黨一方面佈置警特繼續監視他，一方面又千方百計拉攏他，許以國防參議會五個議席和巨額經費，要他組織一個附蔣反共的新黨；張國燾叛黨到武漢後，也受命在武漢警察局長陪同下，拜見陳獨秀，提議合作組建新共黨，與共產黨唱對台戲。他都堅決拒絕。後來，陳獨秀入川後。蔣介石採納張國燾的建議，派戴笠和胡宗南去他家拜訪，見面後，拿出那次王、康誣衊陳是「漢奸」事件時國民黨要人為其批駁的剪報，煽動他起來反共。陳獨秀雖然對中共滿腹怨氣，耿耿於懷，但不為所動。
陳獨秀這種威武不屈，富貴不淫，貧賤不移的高貴品質，受到人們普遍的崇敬，也保持了他的一世清白，如他當時贈友人題寫的一首于謙的詩那樣：
千錘萬鑿出名山，烈火焚身只等閑；
碎骨粉身都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在政治思想上，陳獨秀繼續沿著自己獨特的思路走下去，從而提出許多至今仍難以評判的一系列特殊見解，在當時也引起頗多爭議。這就是他逝世後被他的學生何之瑜收編在《陳獨秀最後的論文和書信》中的陳獨秀「最後見解」，主要集中在民主與專政、戰爭與革命，以及與此相關的中國與世界前途的問題上，具體內容是：
(一)民主主義是「超時代」、“超階級”的，是“每個時代被壓迫的大眾反對少數特權階層的旗幟”；“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其內容大致相同，只是實施的範圍有廣狹而已”。未來世界，民主主義最終將戰勝各種專制獨裁製度，實現“無產階級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
(二)斯大林濫殺無辜的罪惡，是無產階級專政制度決定的；「布爾什維克與法西斯是孿生兒」；“任何獨裁製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沒有民主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蘇聯早已不是社會主義。
(三)大戰中不能引發革命，殖民地不能獲得解放獨立，最好的前途是做英美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此次若是德俄勝利了，人類將更加黑暗至少半個世紀，若勝利屬於英法美，保持了資產階級民主，然後才有道路走向大眾民主。」
原先，陳獨秀反對斯大林不反對托洛茨基，更不反對列寧和馬克思，不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現在，托洛茨基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核心——「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被否定了，於是他就邏輯地放棄了這個信仰。1941年12月23日，他在給鄭學稼的一封信中說：“列(寧)托(洛茨基)之見解，在中國不合，在俄國及西歐又何嘗正確。弟主張重新估定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及其人物。……在我自己則已估定他們的價值。……弟久擬寫一冊《俄國革命的教訓》，將我輩以前的見解徹底推翻。”於是他就接受了胡適贈給他的“終身反對派”的“桂冠”。
50多年過去了，陳獨秀上述論斷有些被證明是錯誤的，有些則是英明的預見。由此表明，陳獨秀不愧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但是在當時，陳獨秀上述思想言論，首先遭到上海托派中央的激烈批判。托洛茨基得訊後，為了解決雙方的矛盾，曾多次要求格拉斯設法把陳弄到美國去，參加第四國際的領導工作。但是，陳獨秀表示祖國在危急中，自己應該留在國內為祖國的獨立和解放而奮鬥，拒絕赴美。因為儘管他在政治上受到無數的打擊和失敗，生活上又如此的艱苦，但祖國山河的壯美和人民的樸實勤勞，依然使他產生深深的眷戀之情，如他在贈同鄉好友鬍子穆詩中所表達的那樣：
嫩秧被地如茵綠，落日銜天似火紅。
閑依柴門貪晚眺，不覺辛苦亂離中。
同時，國民黨政府認為他攻擊斯大林的言論，有礙聯蘇抗日的外交，因此，報上刊登陳寫的《戰後世界大勢之輪廓》一文後，當局就禁止再刊登該文的下篇。已經排除了王明影響的中共中央，認為陳獨秀雖已離開了黨，但畢竟當過幾年黨的領袖，於是就托陳的朋友朱蘊山等去說服他，請他到延安去養老，不讓他再在外面「胡說八道」。但是，他說，中共中央里沒有他可靠的人了，大釗死了，延年死了，他也“落後”了；“他們開會，我怎麼辦呢？我不能被人牽著鼻子走，弄得無結果而散”。
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在四川江津一個偏僻的山村裡寂寞病逝。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