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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林彪最後一張合影出台的內幕(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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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林彪最後一張合影出台的內幕(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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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林彪最後一張合影出台的內幕(組圖)

2020年09月02日 18:02
 

 

毛澤東與林彪的最後一張合影

廬山會議以後,毛澤東和林彪一直沒有見面,我也沒有接到拍攝他們會見外賓的任務。直到1970年10月1日,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重大節日之一,每年這個節日,中央領導人都要上城樓和全國人民一道慶賀共和國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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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天,周恩來把斯諾領上天安門城樓與毛澤東一同出現在觀禮台上。

城樓下的廣場早已人山人海,喧聲如潮。周恩來早早地來到了天安門城樓。按慣例毛澤東如果要出席某一個大的活動,周恩來總是要提前來到,對毛澤東所要經過的路線、現場都要仔細認真地檢查一遍,包括毛澤東要坐的椅子。

天安門城樓上那個專供領導人使用的電梯一次一次地升上來,把能夠上天安門城樓的黨、政、軍領導人和一些貴賓陸續送到。葉劍英來了,林彪、葉群以及黃永勝、李作鵬、吳法憲、邱會作等林彪的四員「大將」也來了。

當斯諾帶著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諾走出電梯時,周恩來迎上前去,向他們夫婦問好。

「我真是第一個應邀上天安門城樓的美國人嗎?」斯諾棕色的眼睛閃著興奮的亮光。

「毛主席讓我請你來的。你是中國人民真誠的朋友。」周恩來熱情地說。

「34年前,我穿過封鎖線去找紅軍,遇見的第一個共產黨領導人就是你。你當時用英語跟我講話,使我很吃驚。」

「我還記得我替你草擬了92天旅程,還找了一匹馬讓你騎去保安找毛主席。」周恩來也接著回憶說。

「你安排我見毛主席,採訪紅軍,當時對西方新聞界來說是獨一無二的,今天,讓我上天安門……」

周恩來接過斯諾的話,說:「在中美兩國相互隔絕的情況下,你三次訪問新中國,今天還上天安門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慶典,對一個美國人來說,這也是一件獨一無二的事。」

斯諾興奮地說:「我又有獨家新聞了。」

電梯又一次升上天安門城樓。身著銀灰色中山裝、身材魁梧高大的毛澤東在工作人員的陪同下緩緩走出電梯。

周恩來趕忙上前迎接,並將斯諾夫婦領到毛澤東跟前。

毛澤東一見斯諾,非常高興。他親切地握著斯諾的手,風趣地說:「斯諾先生,老天保佑你,我們又見面了。」

周恩來又向斯諾介紹林彪。斯諾向林彪問好,並打量著這位被寫進黨章的「接班人」。

「斯諾先生是毛主席的朋友,當然也是我的朋友,好朋友。」林彪不自然地笑著回應斯諾。

對周恩來為尋求打開中美關係大門的努力,林彪是不贊成的。他曾私下對人說:「周恩來與美國人打交道,是要倒霉的。」

毛澤東握住斯諾的一隻手,走向城樓正當中的欄杆邊,向廣場上的人海揮手致意。我安排城樓下的記者用長鏡頭拍攝下這一歷史的瞬間。

周恩來對第二天《人民日報》的版面做了精心安排。他將城樓下記者拍攝的毛澤東與斯諾夫婦在天安門城樓上的照片發表在頭版的顯著位置。這張向美國發出了含蓄而饒有深義的信息的照片,震動了整個世界。可是一向精明的美國人卻忽視了中國發出的信號,直到中國邀請美國乒乓球隊,他們才意識到中國對美的態度。中美關係才開始有了起點。


 

如果說林彪那次在城樓隱藏了自己內心的不快,那麼到了1971年「五一」國際勞動節,他就撕去唯唯諾諾的面紗,公然在高層人士面前表現出他與毛澤東劍拔弩張的關係。

可當時人們對寫在黨章里的接班人,不敢有任何聯想和猜測。包括我們這些工作人員,儘管察覺有些不對頭,但絕然不敢多說半句。

爭權、暗殺、叛逃、摔死……誰也不會料到的。

難怪中央向全國人民傳達林彪叛黨叛國摔死在溫都爾汗時,會場上竟有人嚇瘋了。有人還把尿撒在褲襠里。

「五一」那天,我和過去一樣,隨領導人登上天安門城樓,拍攝中央領導和首都人民歡度節日的鏡頭。毛澤東也來了。當然,只要有毛澤東在場林彪也一定會在場,這已成了“文化大革命”以來的既定模式。我站在城樓的露天檯子上,靠著大殿的門口靜靜等候,第一個從大殿門出來的是毛澤東,身後緊跟著搖“紅寶書”的林彪。我按下快門時,鏡頭裏瘦小的林彪貼在毛澤東高大身軀後面,讓人感到滑稽,禁不住掠過一種遺憾:林副主席的形象太單薄了,根本就不上照,站在毛澤東身邊,反差更大!

鏡頭裏第三個出來的是周恩來,他仍然從容自如……這是屬於他特有的風度。

後面是康生、江青、董必武……

活動時間很短,毛澤東先向城樓上各單位軍管會的頭頭們招手致意,然後來到城樓欄杆前向城樓下歡聲如雷的群眾遊行隊伍招手致意,和1966年毛主席登城樓相比,主席的精力和神采都不如那時了,或許這次沒穿綠軍裝而是灰色中山裝的緣故吧?

下午,部分領導人又到勞動人民文化宮和群眾一道遊園。

毛澤東、林彪沒有去。

我整整跟在後面奔波了一天,拍了十幾卷膠捲,派社裏的記者送回照片製作車間沖洗印製,要趕當天上機印刷,明天就能見報。

離開勞動人民文化宮,我又立即趕到天安門城樓。晚上還有更大的盛會,在天安門廣場上空放焰火。中央領導人都要出席晚上盛會,這之前我要檢查一下拍攝的燈具,防止曝光不足,因為有主席出場,不能多用手燈。

我到城樓時,工作人員已開始佈置城樓的座席,座席排列一般是按照職位大小嚴格劃分的,檯子正中放了一張圓桌,圍了幾把椅子,兩邊各又有幾張圓桌。正中的那張不用說就是毛澤東和林彪坐的,是張主桌。政治局常委、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坐兩邊的桌子。中央各部門的領導站在桌子的後面。

我仰頭看了看天,似乎不作美嘛。陰沉沉的一團烏雲好像托著雨水,隨時可能從天而落。剛才我給領導人拍照片時還為有這樣的天氣暗暗欣喜,拍人就需要光線柔和的天氣,而現在卻擔憂起來,晚上的觀禮活動可別叫老天爺攪黃了!

晚上的活動往往時間長,場面大,準備不好就會出「洋相」。素以“嚴”著稱的總理,絕對不允許我們記者,特別是他身邊工作的記者在公開場合出半點差錯。跟了總理10多年,沒少受批評,也沒少受表揚。他的嚴要求我是熟知的。我覺得我應該做些應付下雨的準備。到大殿的休息室打電話,讓社裏備些雨具。我的手剛觸到話筒,驀然,一道淡黃色的光射在我的手背上,像個吻印。一抬頭,烏雲不知移到什麼地方去了,窗外一片晴朗。

晚霞在長安街的盡頭露出了痛快淋漓的笑容!

微風徐徐,夕陽已快沉墜到高樓的底層,落在地平線上。

街道,華燈初上,在沒燃盡的晚霞里像一團團小黃球,灑出微弱卻很頑強的光。紅霞愈來愈深沉,愈來愈熱烈……


 
 

我異想天開,想永久留住熱烈絢麗的晚霞,舉起相機描向紅彤彤的世界……剎那間,我的希望受到致命的一擊。相機里的膠捲全是黑白膠捲!

晚霞像嘲笑我的「色盲膠捲」,將最後的餘暉塗抹得更加肆無忌憚。

這幾年,外國趁中國「祖國山河一片紅」的時候,彩色膠捲將他們的生活曝光得有聲有色的。黑白?黑白膠捲連小孩也不玩,可我們這些堂堂的中國攝影記者,拍攝中國的最高領袖,用的竟是黑白膠捲!就這還前呼後擁,威風得不行。

記不得是哪個國家的,好像是比較發達國家的來賓,他們到游泳池拜會毛澤東後,我將他們每人和主席握手的照片,交給外交部禮賓司,由他們轉交給外賓。

外賓一看照片,皺起了眉:怎麼是黑白照片?為什麼不給我們彩色的?他們還以為彩色照片讓我們中國自己留下了。

禮賓司的人打電話問我是不是有彩色照片。

當時我心裏真酸澀!完全可以想像外國人瞪著藍眼睛看我們中國偉人的黑白照片,心裏是個怎樣的驚詫。可我能和他們說什麼呢?說我們只有黑白膠捲,那不是給中國人丟面子嗎?我只好說:「黑白照片拍出來層次豐富,立體效果好,而且便於長時間保存。一般拍這樣永久性照片都是黑白膠捲。」

誰都知道蛋糕好吃,卻硬說窩窩頭養人!

我簡直是閉著眼睛說瞎話,與其說糊弄莫名其妙的老外還不如說是安慰自己酸楚的情緒。

我一想到晚上天空里五彩繽紛的禮花,而手裏只有黑白膠捲,情緒頓時一落千丈。

這時警衛局的人也來城樓,見我就說:「今晚上毛主席、林副主席都要來看焰火。就你一個攝影記者到前台。」

「我知道。」主席一出場,別的攝影記者一般不能隨便到跟前,這早已是一條大家都知道的不成文的規矩。

「林副主席身體不好,上午才參加活動的,晚上還能來嗎?」我心裏琢磨著,似乎有種預感,林彪會不會不來?


 

去年8月,林彪從廬山回北京後,好像精神狀態不佳,幾乎都在北戴河養病。我們工作人員私下裏悄悄嘀咕,說林彪其實沒什麼病,主要是和主席鬧意見。主席不同意設國家主席,他就有情緒。幹嗎呀!黨的副主席都拴在了老牛樁上,還急什麼國家主席呀,真是的。

夜幕終於落下。夜沉沉的。

天安門廣場上人聲鼎沸,鑼鼓喧天。廣場四周的建築物穿上彩色燈裝,光線像筆生動真實地勾畫出人民大會堂、英雄紀念碑、歷史博物館交錯重疊、跌落起伏的層次和輪廓。「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全世界各民族大團結萬歲!”的巨幅霓虹牌聳立在廣場上,閃爍光芒。

中央領導人陸陸續續來到城樓上,他們先坐在大殿的休息室里休息。不一會,毛澤東也到了,他還是上午的灰色中山裝,連帽子也是灰色的。他微笑地到屏風後面坐下休息。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被安排坐到主席的身邊。

1970年10月1日,全國各大報紙上就發了一張毛主席和美國友人斯諾在城樓上的合影。似乎毛澤東更願意和外國人在一起。

突然,門口一陣涌動,周恩來大步流星走了進來,大家隨著他的手勢,一看,哦——陳老總大大咧咧地跟著總理身後走進人們驚訝的視線里。

久違了,大家好不親切喲!關切地詢問他手術後的恢復情況。老總笑哈哈地一一作了回答。後來總理又將陳毅帶到屏風後面見毛澤東。

毛澤東迅速抬起眼帘,凝目細望,咧開嘴笑了,忙站起身握住老總的手。

剛開刀不久的陳毅,一點兒也不像身患絕症的人,除比以前消瘦了些,還和以前一樣精神飽滿,瀟洒爽朗。當主席問他身體怎樣時,他用大巴掌有力地在胸口上拍了幾下,「一切正常!主席。」

主席望著老詩友由衷地笑了。

總理則雙手抱臂站在一旁,一言不發,欣賞似地望著這對老詩友風趣地一問一答,臉上露出沉思的神色。他在想什麼?過去炮火紛飛的年代還是眼前微妙複雜的局勢?

城樓上,碘鎢燈發出耀眼的亮光。


 

毛澤東坐在中間圓桌的東首,緊挨著的是西哈努克親王,董必武坐在西哈努克右側……最西側的位子怎麼空著?哎,這不是林彪的位子嗎?這時我才發現林彪還沒來。我左右環顧了一下,總理的目光也在尋找林彪。

毛澤東略略地抬了抬頭,朝對面的空座位瞥了一眼,又側過臉和西哈努克談話,彷彿根本就沒看見那座位還空著!

總理不停地看錶,濃濃的眉頭凝了結,他派秘書去打聽林彪的下落。

終於,林彪慢條斯理地走進大家焦急萬分的視線里。

話再三請他出席晚上的活動,他才不得不來,一副萎靡不振的模樣。

他冷僻地落座後,一句話沒說。和近在咫尺的毛澤東沒有握手,沒有說話,甚至沒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著焦黃的臉……微妙拍攝一般要等正副統帥交談時才開始。

拍電影的人還在對著毛澤東的方向調試鏡頭。不知怎的,我被眼前的瞬間吸引住了,鬼使神差地立在董必武的側面,拍了一張主桌的全景。再看看,人物表情特別是林彪的表情沒有進入我們所需要的歡樂情緒,只好放下相機,慢慢地踱到旁邊,再回首……啊!我僵住了,渾身的血一下子沉到了腳後跟——林彪不在了!

大驚失色後,我又感到自己非常可笑,是不是有點兒神經質?好像非要證實自己的預感似的。林彪能到哪兒呢?還不是去衛生間了!

時間一點點地過去了,林彪還沒出現。我開始著急起來,會不會林彪走了?想到這,我心裏惶惶的,希望不是這樣。因為拍攝還沒開始,林彪怎能就不在了呢?我們拿什麼見明天的報紙?直到這時,我還沒有意識到我那個鬼使神差的「瞬間」已成為今晚絕無僅有的獨家新聞,仍不失信心地望著衛生間的方向,以為林彪還會出現在我的鏡頭裏。

這時,人們目光開始注意主桌上醒目的空座位,大家似乎在猜測,我心裏滾過一陣陣的不安和驚恐,林彪究竟上哪兒去啦?他怎麼可以當著主席的面不辭而別,他這是什麼意思?我簡直無法想像「一貫緊跟,無限忠於」的林彪怎麼會做出今天這令人費解的舉動來。

人們中間要說最著急的是周恩來,他目光頻頻望向那個空座位,喉結上下滾動著。他想說什麼,又沒有說出來,只是將警衛員叫到跟前,耳語了幾句。警衛員飛快地跑向城樓大廳……毛澤東不動聲色,和西哈努克親王繼續談話。


 

「嘭——嘩」,第一束禮花騰空而炸。

城樓上的人們忘記了那張剛才還議論紛紛的空座位,目光刷地被禮花拽到了五光十色的天幕上。

毛澤東的頭由右側扭向左側,目光掃過對面的空座位,沒有停留,沒有疑問,沒有尋究……是否以為那空位子就應該空著?

警衛員一溜小跑到總理跟前,總理的濃眉疙瘩打得更緊,神色非同尋常地嚴峻。我一見,心裏暗暗叫到:不好!連忙跑去問林彪哪兒去了。林彪早就回家了!我驚恐地倒吸一口冷氣:他為什麼要先走?為什麼不跟主席和總理講一聲?

「我們也不知道啊。」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我背脊上直冒冷汗。

拍攝電影、電視的記者還在茫然地四下里張望,等林彪來了好開機拍攝。這可糟了!他們手裏還空空的,明天晚上電視不就都砸了嗎?我又想起我的相機里那張毫無把握的照片,心裏更加地著急。電影、電視、報紙……唉!史無前例的窩囊,窩囊透了!

我茫然地回到主桌旁,毛澤東望著絢麗多彩的天幕,微微張著嘴,露出親切和善還帶有童趣的笑容,眼前變化無窮的畫面,使他忘記煩惱,愉快地沉浸在色澤、光束、跳躍的遐想中。

閃爍的光束投在空落的椅子上,那樣地剜目!

毛澤東對林彪的不辭而別,表示了毫無介意的大度。

「身體不好,先回去了。」西哈努克和董必武詢問了幾句,一聽,也就釋然了。

這是對林彪突然離去最好的解釋。否則人們無法理解林彪的奇怪行為。

當時城樓上還有大報的文字記者,他們聽到林彪回去了,不再來城樓的消息,個個驚恐地面面相覷,茫然不知所措,嘰嘰喳喳議論個不停……一切還沒有開始,就這樣結束了?記者圍著大殿的圓柱,雪亮的燈光下,由於驚詫、惶恐、憤然,他們的汗顏由蒼白向通紅變化。

「這不是在開國際玩笑嗎?黨的副主席怎麼能這樣隨便,想走就走,想來就來?我們還沒有開機子,他的座位就空了,這片子怎麼拍?」


 

「林彪今天是怎麼了,他來的時候就一臉不高興的樣子,最多只坐了幾分鐘就走了,連個招呼也不打,真讓人想不到,太意外了!我們連一點思想準備也沒有。早知道這樣,他一來我們就拍。」

「他不辭而別,肯定是賭氣。」

敏感、膽大、刨根問底是記者要命的職業習慣。馬上就有人問:「和誰賭氣?和誰?」

「還不是和主席唄!」

「噓——」立即有人制止嘴上沒門檻的記者。

我不由得望了望手裏的相機,裏面裝著毛澤東和林彪惟一同桌的照片,或許能填補這個驚詫的空位,從而挽救今天晚上這離奇事情給老百姓「意識空間」帶來的不良影響。

禮花仍在不斷地「噌噌」地往天上躥,漆黑的天幕猶如堅硬無比的鋼板,一撞上去,禮花就粉身碎骨,飛散著自己多姿多色的肢體。

天安門廣場,金水橋,天安門城樓……大地彷彿置身在瞬息萬變的彩色光環中。

夜色多華麗!

毛澤東忘情地瞅著一個又一個轟然而炸的巨大「花朵」……周恩來卻煩躁不安,不時地望望這邊的空位子……我也受了影響似的,一邊拍攝照片,一邊擔驚受怕望著空落許久的椅子。其實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會擔驚受怕,就好像看別人爭吵,爭吵的人並不害怕而在一邊看的人卻在擔驚受怕。

在禮花和禮花相銜接的霎時,我突然發現天空怎麼這樣漆黑幽深,沒有月亮,沒有星辰,沒有一點亮點,我可從沒有覺得天空有這麼黑,像潑灑了一整版的濃墨!

大概這是對比、反差、光激引起的視覺效果吧!

周恩來用心良苦,努力維護黨中央在全國人民面前的團結的形象,想法彌補正副統帥之間顯而易見的裂痕,他向新聞負責人發了少有的大火。

終於,禮花結束了她千折百回的變化和重複。


 

月亮、星辰漸漸地從濃墨底層浮了出來,鋪在大海般的天幕上。我又尋回了我所熟悉的星光月色,心靈的震動和害怕似乎平淡了許多。

「老杜。」

我又一震,是總理叫我。我原地轉了個圈,也找不著他在哪兒叫我。

「老杜,你過來!」

在哪兒?眼前儘是穿梭不停的人影,好容易透過人影縫看見總理在大殿前的柱子旁叫我。

他著急地朝我招手,「過來過來,快點。」

人這麼多,我怎麼知道你在哪兒?我嘴上嘰嘰咕咕,腳卻大步地跨了過去。

「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一起的照片你拍攝了沒有?」總理劈頭就問。

「啊呀,我哪兒知道他坐幾分鐘就走?來不及……」

「我問你照了沒有?」

「啊……照了,就照了一張。」

「電影電視呢?」

我剛想說沒有,見總理著急的樣子,話到嘴邊變成了「不知道!」

周恩來思索片刻,說:「老杜,你去把分管新聞宣傳的負責人叫來,都叫來!」

我見總理神色嚴峻,不敢多問,拔腿就朝外走。

我在大平台上東尋西找找到了七八個分管新聞宣傳的負責人,有幾個是軍管會的。他們隨我走進休息室,總理立即站起身,迎面走了過來。我悄悄地擦著總理背後,隱到旁邊的屏風後面。當時見總理氣惱的樣子,心裏發虛,就萌生了個小小的「計策」:先躲在總理的身後,如果他點到我的名,我可以立即投入他的視線中,如果不點我的名,他又可以不看到我。

我在屏風後面聽到總理一個個挨著點名,心怦怦差點從嘴巴里蹦出來,好像下一個就會點我的名似的。最後他沒有點我的名字。是忘了還是沒叫我?


 

「電影拍攝到主席和林副主席一起的鏡頭嗎?」

「沒有……」回答聲音很小。

「那麼電視呢?」

「沒來得及拍,林……」

「沒有拍到,對不對?」

周恩來講話不像毛澤東愛講反話。他講話一是一,二是二,開門見山,一針見血。

「林副主席身體不好,這,大家是知道的。上午他參加了活動,晚上講身體不好不能來。我親自請他參加晚上的活動,這樣的活動面對人民群眾,面對全國的觀眾。最後他來了。你們是新聞宣傳的負責人,你們記者手裏拿著攝影機,拍呀!可為什麼不拍攝呢?」

不知誰這時小聲嘀咕了一句:「我們想等主席和副主席講話的鏡頭。」

總理火了,一手叉腰,一手在空中舞了個弧形。「林副主席來了沒有?他畢竟還坐了一會。你們都看見的,你們等什麼,等他們講話?什麼時候新聞拍攝規定要等領導人講話才能開機?你們就是老框框。坐在一起就應當開機拍攝,記者就是要眼快手快,會搶拍。新聞就是時間,新聞等得來嗎?」

痛失良機的記者和失職的「頭頭」們一聲不吭,後悔地用鞋尖在厚厚的地毯上碾著坑,在自己的褲縫上摩挲出皺褶。

……屏氣凝吸中似乎連出氣的聲音都能聽到。此時的沉默需要有特別的承受力!

我跟總理這麼多年,頭遭見他發這麼大火。嚇得窩在屏風後面一動不動。

周恩來沉重地嘆了口氣,口氣也緩了些:「人民希望黨中央團結,國家安定。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城樓上和首都人民一同歡度節日的夜晚,這是多麼重要的宣傳主題,這是安定人心的大事情啊!組織指揮新聞宣傳的領導要充分重視。如果人民問,城樓上觀看焰火,怎麼沒有林副主席啊?你們回答說林副主席只來了幾分鐘。行嗎?黨中央在人民心中的形象靠你們宣傳,不是靠解釋。」

這時總理的目光落在站在最前排的新聞宣傳的負責人的身上。

「是!總理,我們回去一定要好好整頓記者隊伍,從思想上找原因。以此為戒,杜絕類似事情發生。」


 

「對,要好好從思想上查一查,還有沒有政治頭腦?有沒有工作職責?」

「是的,總理。」

周恩來雙手抱胸,來回踱了幾步。他揚起疲憊的臉,嗓音有點嘶啞,清咳了一聲:「今天的活動有些特殊,有難度。這一點我清楚。但同志們都是有經驗的新聞工作者,要想到隨時會出現意外情況,有應付各種變化的思想準備,不能老想辦現成事吃現成飯。今天你們不要怪我對你們嚴厲,嚴厲一點有好處!你們回去總結經驗教訓,下不為例!」

總理一字一頓說完最後四個字,戛然而止。

大家垂著頭散開去。我也輕輕地從屏風後面出來,隨著人群往外走。

「老杜,你等一下。」

我的天,心裏一哆嗦:總理髮現我了!

「你快去沖洗照片,一個小時內送來,西花廳。」

「噯!」我鬆了口氣,旋即走進深沉的夜色里。

一路上,我為機子裏的照片禱告,千萬千萬要成功啊!

暗房裏,紅色燈光中,我目不轉睛地盯著白色相紙在透明顯影藥水里,一點一點地顯影,深色的淡色的在水中快速變化。我喜出望外地將顯影好的照片浸在定影水裏,細細觀看,此時我終於可以吐出一口氣了——

說實話,這張照片作為資料照片或許比當作新聞照片用更為合適些。

——毛澤東側著臉,凝神在聽西哈努克親王講話,顯而易見,他沉著臉不太愉快。

——林彪裹著呢大衣,像農民那樣雙手操在袖筒里,他躬著背,也側著臉和董必武交談,那臉上說不清是愁容還是病容。

照片上面人物的情緒痕迹太明顯,取景的角度也有點偏……可僅此一張,不用它又用哪張呢?


 

別無選擇!

車燈又一次劃破夜幕,在寧靜的馬路上疾駛。沙沙……偶爾一個顛簸,我不由自主地合上眼皮,睏倦迅速席捲全身……漸漸地我走進另一個世界。

「醒醒,醒醒,杜主任。」司機把我從夢中推醒。

下了車,雙腳像踩在棉絮上,走了幾步才完全清醒過來,一看,已站在西花廳的院子裏。走到後院,總理辦公室的燈還亮著,我輕輕推開門走進去,總理沒有發覺我,正埋頭在比頭頂還高的一疊文件里。我喚了一聲,總理才停下筆,手揚了揚叫我坐,我沒坐,把照片交給他,不想多佔用他寶貴的時間。

他戴著老花鏡,逐一審看照片,看到毛主席和林彪的照片,問:「就這一張?」

「嗯。」

「就這一張呵,就這一張。」總理捏著照片的一角,一手支撐下巴,凝眉自言自語。過了一會兒他問我,這張照片能不能在電影電視上用?

我不好回答,因為我並不滿意這張照片的人物效果。

最後總理說:「電視電影就用這張照片,你去辦一下。」

我離去時,總理又將自己埋進了「文件大山」里。

這時已是午夜時分。

5月2日,報紙出來了,僅此一張的照片登在頭版頭條,標題用醒目的黑體字壓著:「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同柬埔寨國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統一陣線主席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在天安門城樓上一起觀看焰火」。

我拿著密密麻麻堆滿革命辭彙的報紙,心裏卻空蕩蕩的。腦海里老是出現那張空著的椅子……

當晚,這張照片也定格在電視新聞里,誰也沒有發現這只是一張瞬間的照片。

(本文摘自《中南海攝影師鏡頭中的國事風云:共和國紅鏡頭》,顧保孜撰文,杜修賢攝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 (來源:人民網)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毛澤東與朱德(資料圖)

毛澤東的故事,人們知道的太多了,但卻總也說不盡。中央黨校著名學者羅平漢教授近期出版的《回看毛澤東》一書,能讓我們更清楚地了解,毛澤東是如何擺脫逆境,成為領袖的。

偉人毛澤東有缺點嗎?

秋收起義後,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部登上井岡山,以兩千人的武裝開闢了中國革命的獨特道路。隨著1928年4月朱德、陳毅一萬餘部隊的到來,紅四軍成立,革命形勢一派大好。但是,朱毛會師後並非一團祥和。1929年初,中共中央指派朱德的舊友、曾在蘇聯學過軍事的劉安恭為特派員,前往紅四軍。這促發了朱毛之間關於紅軍領導方式的爭論,史稱「朱毛之爭」。

毛澤東此時是紅四軍前委書記,已成功地「把權力集中到前委」,由前委直接領導軍內各級黨委,即“黨管理一切”。劉安恭到紅四軍後,被前委任命為軍委書記,這個職務曾經由軍長朱德擔任,在前委之下、縱(隊)委之上,後被前委暫停了。劉安恭以中央特派員身份,作了一項限制前委權力的規定:前委只討論行動問題,不要管軍事。毛澤東對此相當不滿,多年以後還在怒斥:“那一批人以劉安恭為首,他和一些人剛剛來就奪取軍權,軍隊就落到他們手裏。”[ 《在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1年3月23日),《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6-257頁。]然而,朱德卻支持劉安恭,被劉安恭稱為“是擁護中央指示的”。

毛澤東與朱德(資料圖)

朱毛之爭在軍內公開化,各縱隊、支隊黨委展開熱烈討論。結果,在1929年6月22日召開的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原紅四軍政治部主任陳毅當選為前委書記,毛澤東卻落選了。在紅四軍七大《決議案》中,尖銳地指出了毛澤東的七項缺點:A. 英雄主義;B. 固執己見,過分自信;C. 虛榮心重,不接受批評;D. 在黨內用手段排除異己,慣用報復主義;E. 對同志有成見;F.工作態度不好;G.小資產階級色彩深厚。並為此小結說:「因有以上之錯誤,使同志們怕說話,造成個人信仰,使小團體觀念加重。」大會決定給予毛澤東嚴重警告處分。為保持平衡,《決議案》同樣羅列了朱德的七條缺點,但明顯沒有毛那樣重,大會只給了朱德個書面警告處分。

紅四軍七大將毛澤東的前委書記選掉了,當年的黨內民主氣氛可見一斑,然而,這卻違背了組織程序,因為毛的前委書記一職本是中共中央指定的。因此,當8月下旬陳毅抵達上海,向李立三實際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彙報「朱毛之爭」後,立三中央明顯贊同毛的觀點,並明確指示“毛同志應仍為前委書記”。這樣,離開紅四軍主要領導崗位後大病不起的毛澤東,才在朱德、陳毅的反覆敦請下,於11月底重回紅四軍主持前委工作。

富田事變對毛澤東的挑戰

從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國民黨軍對中央根據地連續發動三次圍剿,紅一方面軍在毛澤東統率下,連戰連捷,體現了高超的指揮藝術,堪稱其一生的「得意之作」。然而,勝利的號角亦是在風雨中吹響的。

自1930年上半年起,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書記毛澤東)就在贛西南地區的黨和政府中開始進行肅反。12月,總前委根據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派人到紅二十軍中抓捕「AB團」分子。紅二十軍少數領導人眼看自己也將被錯定為反革命並遭逮捕,對這種做法抱有極大的懷疑和不滿,乃於12月12日帶領部隊到富田,包圍當地蘇維埃政府,釋放被錯捕的近百名同志,並喊出口號:“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略)。”他們將全軍拉往贛江以西地區,脫離紅一方面軍。這就是震驚一時的富田事變。

富田事變舊址(資料圖)

紅一方面軍總前委認為富田事變是反革命暴動。而六屆三中全會後,被瞿秋白主持的中共中央派來任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的項英,則認為這件事情兩方面都有錯,主張按照黨內矛盾處理。毛澤東的威信面臨挑戰。

巧的是,1931年1月7日六屆四中全會召開,瞿秋白被趕出政治局,此後中共中央的領導權實際上為王明操縱。4月初,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的中央代表團到達瑞金,傳達四中全會精神。中央代表團批評了上屆中央派來的項英在處理富田事變中的「錯誤」,基本肯定了毛澤東當時主持的反「AB團」的鬥爭。

在極左中央打擊下活著

然而,毛澤東與中央代表團的融洽關係並未持續很久。他比較務實的土地分配方法,以及農村包圍城市的思想,極富遠見卻不為中央認同。1931年9月博古負總責的臨時中央成立後,中央代表團主持召開贛南會議,指責毛是「富農路線」,將他從實際出發的觀點斥為“狹隘經驗論”,而臨時中央則進一步將其升格為“右傾機會主義”。針對這些批評,毛澤東於1932年5月3日明確表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軍事戰略,完全是錯誤的。”

考慮到毛澤東仍堅持其「機會主義路線」,蘇區中央局於1932年10月召開寧都會議,將毛調回後方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毛澤東由此失去了對紅軍的指揮權。1933年1月,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到中央蘇區,下車伊始,就通過反“羅明路線”,連批帶斗,連撤帶關,將毛的支持者統統打了下去。毛澤東原本認為自己的軍事能力勝人一籌,但沒想到,1933年2月至3月,周恩來和朱德指揮的第四次反「圍剿」,戰果比他還要輝煌。面對此種情形,毛澤東只好借養病為名,韜光養晦了。

毛澤東和張聞天(左一)在一起(資料圖)

毛澤東雖然在軍事上靠邊站了,畢竟未遭厄運,在那個「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年代,實為不易。究其原因,是莫斯科發揮了關鍵作用。莫斯科曾經來電,嚴厲禁止對毛澤東採取任何組織措施,只能運用“同志式的影響”。自毛上井岡山後,“工農武裝割據”的做法就越來越為莫斯科重視。他的名字和事迹,被莫斯科反覆提及。莫斯科甚至不止一次地提醒中共中央,“中國需要像毛澤東這樣的人才”。1933年底在醞釀中共六屆五中全會政治局人選時,博古原本想將毛的政治局候補委員一職拿掉,沒想到最後經莫斯科圈定的名單里,毛澤東的名字不僅赫然在列,而且還被提升為政治局僅有的九位正式委員之一。有了這樣的支持,毛澤東才得以在近兩年的無所事事中,平安地等待自己的機會。

 長征路上的曲折

1934年,蔣介石以五十萬優勢兵力,對中央蘇區發起了第五次「圍剿」。中央紅軍在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指揮下連續失利,被迫長征。湘江血戰後,紅軍由8.6萬餘人銳減至3萬餘人,黨內軍內一片怨言。

毛澤東此時已得到了張聞天、王稼祥的支持,他們查閱了博古、李德保存的共產國際有關來電,欣喜地發現莫斯科的不少指示竟與毛澤東的想法不謀而合。有了這個,再加上軍事指揮上的嚴重失敗,他們在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一舉扳倒了「左」傾中央,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周恩來負責軍事,毛澤東被選為政治局常委,做“恩來同志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終於可以揚眉吐氣了,毛澤東會後對妻子賀子珍說:“我現在有發言權了。”的確,在張聞天和周恩來支持下,他的“發言權”越來越大了。

然而,重掌兵權的毛澤東並非一帆風順,遵義會議後他指揮的第一仗土城之戰,就因輕敵而失利,被迫西渡赤水;後回師再戰遵義,雖進攻桐梓、婁山關得手,但卻傷亡慘重,僅紅三軍團損失就幾達三分之二;接下來,毛澤東反對林彪、聶榮臻、朱德等進攻打鼓新場(今金沙縣城)黔軍一個師的意見,堅持以主力去攻打距其四十公里處的魯班場,希望再打個大勝仗,但那裏卻駐有國民黨中央軍三個主力師,工堅地利,以逸待勞,中央紅軍雖集全力攻堅,依然慘敗,只得再次西渡赤水河。

幾次三番行動難以達到目的,還有大批傷亡,人們對毛澤東軍事指揮上的不滿和非議在增加。彭德懷向中革軍委報告,「魯班場的戰役原則上不應打」。[ 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頁。]博古說:“看起來,狹隘經驗論者指揮也不成。”[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四渡赤水結束後,平素沉默寡言的林彪,竟然高聲批評:“像他(指毛)這樣領導指揮還行?!”[ 周均倫主編:《聶榮臻年譜》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頁。]

批評浪潮滾滾而來,張聞天出面,在1935年5月12日的雲南會理會議上,嚴厲批評了部分幹部要求撤換毛澤東的主張,並迫使這些幹部做了檢討。毛澤東總算熬過了這段被他稱為「急風暴雨」的時期,迎來了6月中旬與紅四方面軍在川西北的會師。可是,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卻堅持南下。毛澤東又成功勸說張聞天同意,不顧分裂之危險,率中央紅軍單獨北上,勝利到達陝北蘇區,使其在黨內和軍內的威信迅速升高。

在莫斯科心中的地位

訊聯繫,但並非對中共的情況一無所知。1935年10月,陳雲、潘漢年已秘密抵達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彙報了遵義會議的經過。但在莫斯科看來,也許由毛澤東而不是張聞天去領導中共,更合他們的心意。在1935年7月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的名字已經被破天荒地排在了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共產國際名譽主席台爾曼的後面[ 《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1935年7月25日-8月20日),載《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二輯,第351、411頁。],是唯一享此殊榮的中共領導人,《真理報》則將毛稱為「中國人民傳奇式的領袖」。即便了解了遵義會議的人事變動後,莫斯科也未轉而去宣傳張聞天。

久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王明,當然清楚上述情況,但他畢竟曾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做慣了莫斯科的代言人,內心並不真心認同毛的領袖地位。因此在1937年11月29日與康生、陳雲等返回延安後,王明挾傳達國際新的統戰策略之勢,很快就以駐武漢的中共代表團為依託,與延安的中共中央書記處分庭抗禮,由於在武漢的政治局委員數經常超過延安,王明甚至提出延安的中央書記處不具合法性。

王明的所作所為,毛澤東當然不滿,後來乾脆說此時「中央已名存實亡」。1938年9月,從莫斯科歸來的王稼祥傳達了季米特洛夫的指示,要求中共“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造成“親密團結的空氣”。毛澤東的領袖地位才在10月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得以確立,連王明也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今後要像眾星拱月那樣拱衛在毛澤東同志的周圍。

成為真正的領袖

毛澤東取得領袖地位後,工作可謂得心應手,中共軍隊到1940年已達五十萬人,並擁有廣大的敵後根據地。對於莫斯科事事以本國利益為中心的指令,毛澤東漸生懷疑。然而,中共在組織系統上仍舊是共產國際的下級支部,且有相當一批主要領導人都曾留蘇學習,對共產國際言聽計從,這既是信仰,也是習慣。因此,莫斯科完全能用組織手段,顛覆毛尚不十分穩固的領袖地位,畢竟,此時張聞天依然是名義上的「負總責」。必須消除莫斯科在中共黨內的影響,走獨立發展之路,這成了一切問題的關鍵。

報,毛澤東明確予以回絕,並利用其無暇他顧的機會,在延安揭起了整風運動,一舉扭轉了黨內對莫斯科的迷信思想。1943年3月20日,政治局正式通過決議,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新的書記處,推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和書記處主席,並根「毛和他的擁護者大大地鬆了一口氣」[ 王明告訴俄國人的話。RCPSMH,495/74/333。](王明語)。從此,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就再未動搖過。

重寫,是歷史的黃金園地,毛澤東的歷史更是如此,每次重寫都會有新的價值。《回看毛澤東》就是這樣一本非常有價值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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