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全民檢測計進行了3天，已發現6宗陽性個案，當中4宗是康復者出院後復陽的個案。檢測計劃開始找出潛在帶病毒者，切斷傳播鏈，減少社區傳播的風險。
不過美國就來加把口唱衰香港。美國亞太助理國務卿史達偉(David Stilwell)周三在國務院簡報會上，被問到香港推行社區普及檢測計劃。他說，香港人有理由對全民檢測存有顧慮，因為香港人對中共存在顧慮，這涉及到中國收集信息的問題，回溯以往有所謂的職業訓練中心和維吾爾族拘禁營，有大規模基因檢測，卻以健康檢查的幌子收集維族人的DNA，有此先例下，香港人確應感到憂慮。
美國把香港的檢測，拉到「中國收集信息」，再拉到「在維吾爾族拘禁營收集維族人的DNA」。美國人把防疫問題這樣政治化，難怪「他們防疫是全世界最成功，新冠死亡率全世界最低」(特朗普語)。美國這個世界第一，真是實至名歸，希望她可以繼續保持下去。
就美國對香港檢測的評價，還可以有些回應：
第一，沒有港人的DNA會被收集保存。美國亞太助理國務卿史達偉的邏輯鏈條第一步就斷掉，之後的推論不理真假也不能成立。香港全民檢測的資料只在特區政府手裏，內地協助香港做化驗的人員只看到樣本管子上的條碼，不知道任何個人資料。而特區政府的化驗資料過一段時間就會銷毁，根本不存在香港或中國內地收集保存DNA的問題，不要上綱上線。
第二，把抗疫問題政治化是低智行為。史達偉把香港的抗疫問題政治化，如今已是很多美國人的通病，他的大大大老細特朗普，就天天做這種事。特朗普透過那種「北韓式吹水」，講到美國最幸福，已成功令美國人愈來愈不重視抗疫問題。
更低智的東西天天在網上吹。今年3月12日，有個美國醫生托馬斯·科萬（Thomas Cowan）發布一條短片，聲稱新冠病毒是由5G帶來的，因為病毒是中毒細胞的廢物，而5G的電磁場會令細胞中毒。他說非洲沒有5G，所以非洲沒有新冠肺炎患者；武漢是全球首個商用5G的城市，所以首先大規模爆發了新冠肺炎。這條短片在美國網上瘋傳。
當然，這位美國醫生說的全是廢話，但特朗普把美國人引導到極其反對中國領先的5G技術，他們受政治偏見影響，說「5G帶來新冠病毒」，就有很多美國人相信了。
第三，低智地抗疫要付出代價。美國至今有629萬人感染新冠肺炎，全球最多，死亡19萬人，同樣全球之冠。若你說美國有3.3億人本身人口也多，可以用另一個同基數的計法，每100萬人口當中，美國有18801人確診，比全球平均數3327人多很多。每100萬人口當中美國有568人死於新冠肺炎，相比全球平均數111人，也高出很多。美國為其胡胡塗塗地政治化抗疫，付出沉重的人命代價。
而中國只有9萬人確診，4734人死亡。中國每100萬人口當中，只有65確診，美國確診是中國的289倍。中國每100萬人中，只有3.4人死亡，美國是中國的167倍。兩國抗疫成績比較，可說是雲泥之別。
如今美國對中國、對香港抗疫指指點點，如同一個高考不合格的學生，教一個7科5**的狀元讀書，你夠資格嗎？美國抗疫一敗塗地，就是因為把抗疫政治化，你還用失敗的東西來教我，想我死多點人嗎？美國真是不面紅吧？
盧永雄
政府從刪除了教科書內香港政制是「三權分立」的內容，修正了過去的誤解，亦引起一些爭議。法律界立法會議員郭榮鏗批評政府，說政府有關的說法「可笑及不尊重司法機關」。他認為三權分立是「普通法下的重要憲制原則。」看完郭榮鏗的講法，我也覺得十分可笑。可以試試從不同層次講述三權分立的問題。
第一、三權分立vs議會至上。在同一級的政府，講三權分立的問題，是說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的權力是否分立。這要從17世紀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講起，他最膾炙人口是「社會契約論」，講述個人融入政治社會是透過一個相互同意的訂立契約過程，而政府的行政、立法、司法機關各自獨立，產生權力制衡。洛克的學說再經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Montesquieu）發揚光大，其著作《論法的精神》奠定了近代西方政治與法律理論發展的基礎。孟德斯鳩把三權分立推到極致，認為是保障國家繁榮穩定和人民生活自由的重要條件。他認為如果立法權和行政權集中在一個人或一個官廳之手，就沒有自由可言。
不過，西方各地民主制度的發展，並不純粹依從孟德斯鳩的理論，大體上衍生出兩種形態，一種是類似美國的制度，是較典型的三權分立，總統和議會各自經獨立選舉產生，它們有權力提名和任命法官，但基本上不能影響法庭上的審判。
另一種是英國的制度，三權並不分立。我當年讀憲法學的時候，我的英國老師很清楚地告訴我們，香港的司法制度跟從英國憲制，而英國憲制正好不是三權分立。老師解釋，英國的「西敏寺政治模式」，是典型的「議會至上」體制，由立法議會內多數黨領袖自動出任首相，行政和立法兩個組織完全重疊，以確保兩個機構能夠合作無間。由於兩權融合，對法院的影響亦比較大。
在英國體制的三權當中，議會權力至上，不受任何約束，即使是現屆議會也不可以約束將來的議會。例如現屆議會通過了法律限制英國未來議會的某種權力，未來的議會只要立一條新法，便可以把舊法廢掉。
講到這裏，相信大家已知道我為什麼說郭榮鏗的講法實在可笑，因為他說「三權分立是普通法的重要憲制原則」。然而，普通法系國家有不同的憲制，有英國制，有美國制，而香港依循的英國制，正正不是三權分立的憲制模式。如果我們覺得英式民主制和美式民主制同樣民主，就證明了三權需要有制衡，但不一定要完全分立。至此，相信大家也知道，我們一直所講的三權分立，是比較側重講行政和立法權力，而不是司法權。
第二、香港是一個行政主導的政體。香港的憲制由《基本法》劃定，在《基本法》起草期間，亦已很清楚地講明香港的憲制原則。1987年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明確地指出：「香港制度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不能搞三權分立。」《基本法》的政制設計，就是秉承鄧小平的思想，這也是立法的原意。
《基本法》大體上保留了殖民時代的「行政主導模式」，改變的是行政長官及立法議會透過選舉產生。在法院方面，將以往由英國樞密院控制的終審權，下放到香港的終審法院，從這個意義來說，香港回歸之後，法院的權力比殖民地時代大得多。
香港法院過去不時講三權分立，其實不符合《基本法》的憲制設計，但中央可能不希望經常釋法，只好隻眼開、隻眼閉。結果大家就把三權分立當成金科玉律。現在也是時候去糾正這個錯誤。
三、地方及中央政府的關係。當三權分立涉及兩級政府的時候，下級政府的三權一定服膺於中央權力之下。香港的行政長官有兩個身份，一個是這個地方的行政首長，另一個是中央的代表。所以，香港各級法院的法官都是由一個委員會推薦，然後由行政長官任命，這體現了中央對香港司法機關的任命的權力。地方三權全部要服膺於中央。
結論是香港的三權並非分立，但無損司法獨立。三權有互相制衡，也有互相合作。法院擁有的司法獨立特色，是獨立的審判權，即是說法院審案時不受立法會或者行政長官干預。過去有退任的行政長官最後被法庭判罪收監，就知道法院有多獨立了。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