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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要秘書揭秘:江青自殺的真實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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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要秘書揭秘:江青自殺的真實原因

2020年09月07日 18:33

左起周恩來、林彪、毛澤東、江青(資料圖)

。在「文革」期間,江青倚仗毛澤東的權威和她自己的地位,呼風喚雨,權力極大,影響極深,這是不容置疑的。「文革」開始以後,陳伯達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江青任第一副組長。陳伯達有一段時間因病休假,中共中央任命江青為代理組長,負責文革小組的全面領導工作。即使陳伯達在組長的崗位上時,江青也是實際上的一把手,往往是她說了算。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江青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成為中共中央核心領導成員之一。1976年10月6日,她被中共中央隔離審查後,拒不認錯,更不認罪。在法庭上,她以“大義凜然”的姿態,大聲呼喊:“我怕過誰,我是無法無天。”

親眼看到過江青這樣表演的人,可能會問:「江青這樣一個硬骨頭、不怕死的人,怎麼會自殺呢?」

請看看以下事例,便可知道江青的性格和她自殺的原因了。

1968年10月,中共中央開除了劉少奇的黨籍,撤銷了其黨內外一切職務。那時,江青表現出複雜的心情,既春風得意又煩躁不安。有一天,她在進入會場之前,在台階上急著要水喝。護士遞給她一杯水,她喝了一小口,嫌水燙就噴了護士一臉,並把水杯摔了個粉碎,大聲說:「你們不知道為打倒劉少奇我做了多少工作,多麼不容易啊!你們這樣對待我,叫我喝這樣燙的水,這不是在害我嗎?」

這次全會以後,江青經常對我們工作人員說:「將來如果資本主義復辟了,修正主義分子、走資派上了台,我也不怕。我不怕罷官,不怕坐牢,不怕殺頭,就怕不死不活地給養起來,這個對我來說難一些。」

江青在法庭上

江青就真的不怕死嗎?我經過近距離的觀察,認為她並不是完全不怕死的人。從1969年下半年開始,全國處於戰備狀態。有一天,江青對我說:「咱們要做好各種戰備工作……更重要的是學會開車。咱們都學會開車了,如果遇到敵人襲擊,司機被打死了,警衛員開起來就跑了;如果警衛員又被打死了,秘書開起來就跑了;如果秘書又被打死了,護士開起來就跑了;如果你們都被打死了,我自己開起來就跑了。這樣,我們就增加了逃生的機會。坐以待斃是不可取的,也不是我江某的性格。」

1970年一二月份,聽到北京周邊地區可能發生地震的消息後,江青敏感的神經又緊張起來。有一天,她嚴肅地對我說:「保證我的安全是你們的責任,是黨中央、毛主席交給你們的任務,對我的安全問題不能有任何閃失,要做到萬無一失。」

1971年上半年的一天,江青突發奇想,要求我們在釣魚台10號樓的大客廳屋頂平台上建一個屋頂花房。她說:「屋頂花房裏面搭上鐵架子,搭成一排一排的,北高南低,這樣採光好。鐵架子上擺上大花盆,大花盆裏裝上肥土,我想種什麼花草、蔬菜就種什麼,我不出門就可以消遣、鍛煉身體了。」

我說:「我們根據你的指示認真研究一下,再請示汪東興同志(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以後馬上報告你。」

我根據江青的意見,立即召集江青身邊的有關工作人員和釣魚台的負責同志及技術人員開會,進行研究。到會的同志均認為客廳屋頂的跨度太大,按照江青的要求要擺的東西太重,安全問題不好處理,客廳內又不能豎起幾根大柱子。他們一致表示:為了江青的安全,要想方設法說服她,以不搞為好。我們將研究的意見報告給汪東興時,他說:「你們的意見很好嘛,就這樣向她解釋,她會接受你們的意見的,我了解她。」

我向江青報告了我們研究的意見。我說:「……你經常在客廳辦公、休息、會見客人,萬一屋頂塌下來了,就出大事了,我們可負不了責任。為了你的安全,還是不搞的好,請你考慮我們的意見。」

江青聽了以後,嚇得不得了,忙說:「太危險了,不搞了,不搞了!」

1972年7月,江青在北戴河休息。她突然想到河北省昌黎縣的碣石山上一游。她說:「碣石山是曹操到過的地方,他並在那裏賦詩一首《觀滄海》。我喜歡曹操的文功武略,想去他到過的地方看一看,你去安排吧。」

我們根據江青的意見,派人去打前站。打前站的人去了之後發現,那裏山雖不高,但很陡,沒有路,很難上。我們把這種情況報告給她以後,她說:「我可以坐滑竿嘛,你們抬我上去。」我們說:“不行,沒有路,上山時人站不穩,太危險了。”她對我說:“小楊,你給總理打個電話,請他派一架直升機來,我坐直升機上去。我就不相信我上不去!我這麼一個小小的願望就實現不了!”我按照她的吩咐給總理打了電話。當時總理明確表示:“不行啊,太危險了,如果直升機發生故障,跟秤砣一樣就掉下來了!如果發生了事故,我無法向黨中央、毛主席交代呀!請你報告江青同志不要去了。”

江青聽了以後,小聲自言自語地說:「像秤砣,像秤砣,掉下來,掉下來,太可怕了!不去了,不去了!小楊,你報告總理,說我不去了。」

「文革」期間,福州軍區政委劉培善因被批鬥而自殺了。毛澤東在福州軍區的報告上批示,不給出路,逼迫自殺。江青看了這個報告和毛澤東的批示後,流下了眼淚。她難過地對我說:“劉培善的自殺驚動了主席,說明他是有戰功的。主席對他的自殺感到很可惜。他為什麼自殺?因為他覺得沒有出路了,絕望了。人如果到了這個程度,精神就完全崩潰了,腦子裡一片空白,什麼事情都可能做出來,所以他採取了自殺的辦法,了結一生。他認為這樣做可以一了百了,太可惜了!我感到難過,我認為自殺的辦法不可取。”

還有一些事例就不一一列舉了。

從以上事例就可以看出,江青是一個膽小怕死的人。那麼,她膽小怕死為什麼還會自殺呢?

人自殺有各種各樣的情況:有刑訊逼供受不了皮肉之苦而自殺的,有被陷害悲憤而自殺的,有畏罪而自殺的,等等。顯然,江青的自殺不屬於以上三種情況,而是因絕望自殺的。她被隔離審查(後被判刑)以後,整整等了15年的時間,看到國內形勢穩定,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大勢已去,想恢復以前的輝煌已經沒有了希望。加之,又患了咽喉癌,心理上和生理上都很痛苦,她於是就橫下一條心,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1991年3月15日,江青在北京酒仙橋的住處高燒不退,被送進公安醫院,3月18日高燒退了。5月10日,她要求回酒仙橋的住處,但沒有被允許。

5月14日凌晨將近3點的時候,江青用手帕(有的說用床單撕成長條)結成繩套,將自己弔死在衛生間浴盆上方的鐵架上,終年76歲。據有關文章說,江青在臨終前,在5月13日的《人民日報》上潦草地寫下:「歷史上值得紀念的一天。」我發現有不少文章把江青寫的這一句話解讀為“這一天,1966年5月13日,政治局召開會議,任命江青為中央文革小組的負責人”。我對這樣的解讀不能完全苟同。我為此查了不少資料,沒有查到這種說法的根據。但是,我查到了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通知。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組員謝鏜忠、尹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這樣看來,任命江青為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不是在5月13日。

以我看來,從江青的角度來講,「文革」期間,值得她紀念的大事有兩件:

一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打倒了劉少奇。1967年1月13日,劉少奇向毛澤東提出辭職。9月13日,劉少奇夫人王光美被捕入獄。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通過了對劉少奇專案的審查報告,決定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會議期間,江青好像剛剛打了勝仗的將軍凱旋一樣神氣,脾氣大得很。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作出決定,為原國家主席劉少奇平反。江青在秦城監獄裏從廣播中知道了這件事。有一天,全國下半旗,停止一切文藝活動,悼念劉少奇,但江青卻在監舍里大唱京劇,並一邊比畫一邊表演。

二是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乘坐256號專機叛逃。13日凌晨3時許,飛機在蒙古溫都爾汗墜毀,林彪一夥自取滅亡。從此以後,江青常對我們說:「他害我不淺呀。我早就發現了林彪的陰謀。他們的失敗是我長期與他們鬥爭的結果。」

江青是一個十分逞強、要體面而從不示弱的人,而且性格剛烈、倔犟、不服輸。可想而知,她在選擇自殺,準備離開這個世界,離開她的親人時,思想鬥爭有多麼激烈,有多麼痛苦。我這樣說並不是說明我怎麼同情她,而是想說明根據她的性格下這個決心是很不容易的,是作了長時間的思想鬥爭的。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導讀]張春橋琢磨著毛澤東為什麼問起王洪文。他意識到,毛澤東正在考慮中共十大的人事安排。毛澤東突然問及王洪文,莫非他看中了王洪文?

審判「四人幫」(資料圖)

本文摘自《「四人幫」興亡》,葉永烈 著,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

對於王洪文來說,1972年9月7日,是一個難忘的日子。

王洪文坐飛機離開上海,前往北京。隨行的只有他的秘書廖祖康。

是中共中央召開中央委員會議?不像,因為徐景賢、王秀珍、馬天水都在上海。

是出席別的什麼會議?也不像,因為去開會帶個小包就行了,這一次他帶著箱子。

下了飛機,轎車直抵北京釣魚台九號樓。從此,王洪文和廖祖康住進了二樓的側樓。

九號樓二樓,住著兩位「大人物」:一上樓梯,那裏住的是姚文元。往裏,則住著張春橋。

從這一天起,王洪文成了張春橋、姚文元的鄰居。九號樓二樓,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一、二、三把手的大本營。

最初,就連王洪文自己也鬧不清楚調他進京幹什麼。當時,張春橋給他掛長途電話,據說是來北京學習。學習什麼?不得而知。

一到北京,王洪文對那種晝夜顛倒的工作時間表很不習慣。無奈何,張春橋、姚文元是那樣工作的,他也不得不「同步」進行:每天不再是早上六點起床,而是下午三四點鐘起床。起來後,看看文件。吃過晚飯,出席各種會議。略事休息,從午夜起開始辦公,處理文件。直到清晨,吃過早飯,拉上燈芯絨窗帘,遮住那明亮的陽光,開始睡覺。

這是毛澤東的工作習慣。張春橋、姚文元不得不與毛澤東「同步」。王洪文呢,也只得隨之「同步」。這種類似於上海國棉十七廠的夜班工人的工作時間表,使初來乍到的王洪文感到疲憊不堪,不住地抽煙。

在上海,王洪文的「小兄弟」們你來我往,熱熱鬧鬧。進入釣魚台,王洪文如同變成了垂釣老翁一般需要平心靜氣:“中央*”辦公室給他送來四卷《毛澤東選集》,還有燙著金字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文集。這些都是他來京學習的課本。

一是讀書,二是開會。七機部的會議,關於河南的會議,關於湖南的會議……一個一個的會,要他去參加。他只是一個列席者而已。只帶耳朵,不帶嘴巴。坐在那裏旁聽,如此而已。這種「旁聽生」生活,也是他來京學習的項目。各種各樣的會場,成了王洪文的“課堂”。

王洪文感到困惑,感到寂寞,他不知道調來北京究竟幹什麼。實在悶得慌,他只好給馬天水掛長途電話,聽聽上海消息。自從他離開上海之後,張春橋指定由馬天水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上海依然是「三駕馬車」,只是由“王、徐、馬”變成了“馬、徐、王”。如今的那個“王”,是王秀珍。她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領袖人物。

王洪文並沒有意識到,他的鄰居——張春橋,正用嫉妒的目光注視著他。

張春橋只是對王洪文說,中央調他來京是讓他來學習。至於學習的時間多長,為什麼來京學習,張春橋都沒有明說。

張春橋的心中,一清二楚。

林彪的自我爆炸,陳伯達的下台,使排在張春橋之前的兩個名字勾銷了,張春橋從第七號人物遞升為第五號人物,即毛澤東、周恩來、康生、江青、張春橋。

林彪是當時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九大來了個「嘴啃泥」之後,副主席空缺了。

張春橋的眼睛,盯著那空了的位子。特別是毛澤東下令籌備中共十大之後,張春橋以為機會來了,正在謀算著怎樣才能成為中共中央副主席。

「他怎麼能回上海去呢?」毛澤東笑了,“我想提議他當副主席呢!不過,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還沒有經過政治局討論,你不要傳出去,也不要告訴王洪文。”

張春橋的旁敲側擊成功了。他終於巧妙地從毛澤東的嘴裏,得知了意圖。

張春橋的心情是矛盾的:王洪文這個上海國棉十七廠保衛科幹部,是他在「安亭事件」中一手扶植起來的,成了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成了中共九大中央委員。如今,王洪文坐上了“火箭”,從他的部屬躍為他的上司,搶走了原本註定屬於他的副主席的位子,這使他大為不快。當然,也有使他覺得寬慰的,因為王洪文畢竟是他的人,王洪文來到中央,增強了他的勢力。王洪文不論怎麼樣翻跟斗,也翻不出他的手心。

醋意和欣喜雙重對立的感情,在張春橋的心頭交織。

至於毛澤東為什麼會看中王洪文,或許是王洪文在中共九大發言時留下那美好的印象,或許是1971年9月10日那千鈞一髮的傍晚王洪文所表露的忠誠之心……張春橋沒有問,也不敢問。

於是,毛澤東下令,調王洪文進京學習。

最初,確實只是學習。毛澤東幾次找他談話,了解他,觀察他。

王洪文進京近兩個月,1972年11月2日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六時四十分,張春橋在上海康平路小禮堂接見了上海工會代表大會的部分委員(內中大都是王洪文的「小兄弟」),在談話中透露了關於王洪文的重要信息。

現把張春橋講話記錄中涉及王洪文的部分,摘於下面:

老王到北京已好久了,快兩個月了(王秀珍:9月7日走的),哦,馬上就兩個月了。我聽到有的人說他是犯了錯誤,到北京去辦學習班的(眾:沒有聽到這個反映)。你們沒有聽到,消息比我還不靈!我聽到外地都在傳,有人說,因為有人要解放陳丕顯,王洪文不同意,所以犯了錯誤,所以到北京去辦學習班。……

洪文同志在北京,主席同他談了幾次,問他的歷史,提出各種問題,聽他的觀點,這樣幫助、教育他。

洪文同志在北京著急了,一個是要看很多很多的書,一個是聯繫群眾困難。

洪文同志與馬老通電話時,說很寂寞。……

洪文同志還會回來的。中央考慮要培養同志,調一些年輕同志到中央參加工作一段時間,然後回原來的單位。這次,參加中央,包括政治局的活動,第一名就是他。以後還會從各地再調一些,現在先叫他去。當然,洪文同志將來不回來,也有這個可能。

洪文同志的好處是做過工人,當過兵,當過農民。主席說,你、我兩個,要搞調查研究,他(王洪文)自己做過工了,當過兵了,這方面洪文同志比我優越,我還需要調查研究。……

往常劍戟森森的張春橋,嘴巴是很緊的,大抵是「小兄弟」們急切向他打聽王洪文的消息,他才說出了毛澤東關於王洪文的“最高指示”。

「毛主席稱讚洪文同志是‘工農兵幹部’!」

「是毛主席點名調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

「老王不簡單,如今在北京參加政治局會議!」

「小兄弟」們飛快地傳播著“特大喜訊”——因為王洪文是他們的靠山。

經過一段「見習」,王洪文在北京嶄露頭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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