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要找經驗教訓，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責任。人人有責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澤東同志在內。‘1070’（指1958年鋼產量指標）是毛主席決定的，難道他沒有責任？我也有一份，至少當時沒有反對。」
本文摘自《羊城晚報》2011年7月11日b03版
彭德懷也在參加西北地區組討論的發言中，既充分肯定過去一年多來「成績是偉大的，缺點是一個短時間（9月至11月）發生的，而影響不只三個月。換來的教訓是寶貴的，要把認識問題搞一致就團結了」。他還如實指出存在的問題和教訓，有些言語雖客觀中肯卻比較尖銳：
「1957年反右以來，政治上、經濟上一連串的勝利，黨的威信提高了，得意忘形，腦子熱了一點。」
「北戴河會議以後，搞了個‘左’的東西：‘全民辦鋼鐵’，這個口號究竟對不對？」
「人民公社，我認為辦早了一些，高級社的優越性剛發揮，還沒有充分發揮，就公社化，而且沒有經過試驗。」「吃飯不要錢那麼大的事，也沒有經過試驗。」
「要找經驗教訓，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責任。人人有責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澤東同志在內。‘1070’（指1958年鋼產量指標）是毛主席決定的，難道他沒有責任？我也有一份，至少當時沒有反對。」
「我們黨內總是‘左’的難以糾正，右的比較好糾正；‘左’的一來，壓倒一切，許多人不敢講話。」
「現在是不管黨委集體領導的決定，而是個人決定；第一書記決定的算，第二書記決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體威信，只建立個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險的。」
會議簡報組的工作人員出於好意，沒有把彭德懷發言中一些較為尖銳和點到毛澤東名字的話整理登在《簡報》上。但華東區書記柯慶施卻專門挑出彭德懷發言中尖銳的、帶刺的話，整理送給毛澤東。
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在中南組發言：對形勢不可估計太樂觀。公社問題，當時似乎是因為農業、工業形勢所迫而建立公社，但太快、太大，幾股風一刮，越包越多。他還列舉了不贊成公社辦食堂的六條理由。
幾天討論下來，各小組對一年多形勢和經驗教訓的看法眾說紛紜，分歧較大。10日晚上，毛澤東召集常委、政治局委員會議，聽取各小組的討論情況彙報。
毛澤東在長篇講話中坦承1958年計劃偏大，項目上多了，對農業生產估計過高，辦公社刮「共產風」，工作有一些失誤和缺點，但他不同意「大躍進」得不償失的說法，再次重申一年多來的工作從全面來講，是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最多是三個指頭的問題，成績還是主要的，沒有什麼了不起，並且，經過兩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上海會議到這次廬山會議，問題已逐步得到解決。他強調要黨內團結，就是思想統一，對形勢看法一致，並說會議初步安排到15日，佈置有關人員著手起草《會議紀要》。
彭德懷看到毛澤東對「大躍進」、公社化出現的全局性嚴重問題如此輕描淡寫，沒有找出原因和教訓，擔心會議這樣草草收場，解決不了存在的嚴重問題，老百姓還要遭災受難，一連兩天茶飯不思，晚上輾轉反側，難以入眠。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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廬山會議（資料圖）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廬山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除了中央政治局成員外，還有各省市區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一些部委負責人。會議初期的基本精神是糾「左」。許多與會者從不同角度強調「大躍進」以來問題的嚴重性，認為前一段糾「左」雖有成績，還很不夠，要求進一步深入進行；另外，也有不少與會者不願意多講缺點，認為糾「左」已經過頭，使幹部、群眾泄氣，出現了右的傾向。
一般以7月23日毛澤東講話批彭德懷為界，將會議分成前後兩個階段，前期是「神仙會」，氣氛比較寬鬆；後期「反右傾」，變成一邊倒。值得注意的是，在「神仙會」階段，「秀才」們（當時一般指參與為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起草文件的人，特別是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大都表現出對前段「大躍進」的否定和對繼續深入糾「左」的支持。巧合的是，他們大都與某個積極促進「大躍進」的地方負責人發生了矛盾。
田家英和李井泉
田家英自1948年起擔任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廬山會議時任中辦副主任等職。他與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的「官司」在廬山打到了毛澤東那裏。
早在1959年春，田家英奉毛澤東之命，到四川進行蹲點調查。在新繁縣大豐公社近四個月的調查中，田家英掌握了這個所謂「高產豐產」公社虛報產量的問題。不久，毛澤東寫給六級幹部的指示信（即4月29日黨內通知）下達，信中特別提到合理密植和要講真話兩條。這兩條所涉及的問題當時在四川普遍存在且爭論激烈。但毛澤東的指示信被封鎖，四川省沒有在縣級以下傳達。田家英毅然突破封鎖，在蹲點公社廣播了指示信。
這樣，大豐公社在密植問題上「另搞一套」的消息迅速傳開。在四川省委會議上，因為田家英反對高度密植，和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發生了爭論。最後省委決定，全省繼續實行高度密植，只是讓田家英所在的公社可以稀一點。
上廬山後，田家英把公社浮誇虛報產量的情況向毛澤東作了彙報，並把調查組反映勞動模範羅世發對浮誇和過度密植等問題不滿的材料送給毛澤東。這件事引起李井泉的不快，他與田家英發生了爭吵。在開小組會時，田家英談到下面受壓而虛報產量等問題時，組長李井泉批評了他，以致講不下去。最後「官司」打到毛澤東那裏，毛澤東也沒有明確判定誰是誰非。
李銳和柯慶施
李銳自1958年初擔任毛澤東的兼職秘書，廬山會議時任水利電力部副部長。在廬山，李銳和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的矛盾尖銳。
力部參加。會上，華東地區鋼的指標漲到600萬噸，而李銳卻潑了冷水，認為電力無法保證。柯慶施很不滿，多方做工作，李銳仍然堅持己見。之後，李銳還給毛澤東寫了信，說明按華東地區的計劃，全國缺電要在100億度以上，認為計劃沒有留有餘地。此信沒有引起毛澤東的重視。
在此次的廬山會議上，李銳於7月20日的小組發言中特別提到：華東地區600萬噸帶頭，就想得過高了，遠遠超過客觀可能。這些話應該說是針對華東地區的負責人柯慶施的。23日，毛澤東講話後的兩三天裏，會議形勢急轉直下。這期間，柯慶施曾在吃午飯時過來和李銳乾杯。李銳大聲說：柯老，你是見過列寧的人，何必跟我們後生小子過不去，並轉回餐桌不予理會。
陳伯達和葉飛
陳伯達自1939年起擔任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廬山會議時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職。他與福建省委第一書記葉飛的矛盾所見敘述不多，不過還是可以看出些端倪。
據陳丕顯之子陳小津著的《我的「文革」歲月》中敘述："大躍進’時期，陳伯達到福建蹲點，以‘欽差大臣’自居，對福建省委指手畫腳，亂提意見。葉飛看不慣他的某些做法，頂撞了他，兩人發生爭執。葉飛直率地說他是‘書生之見’。陳伯達回北京後，向毛澤東告了葉飛一狀，但毛澤東沒有表態。”
對此事的另一種記載是：1959年一二月間，陳伯達回到家鄉福建晉江地區，在南安南廳鄉滿山紅大隊居住20多天，參加工作組進行蹲點調查。2月26日，他寫信並通過福建省委報告中央和毛澤東。信中反映了一些問題，其中包括閩南土地千差萬別，農業生產不能一刀切；制訂農業生產具體計劃應該同群眾共同商量決定；晉江地區為提高窮村和山區收入水平，採用挖肉補瘡的辦法去填補，有平均主義；在解決社員報酬問題上，應使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等。
陳伯達的報告中不乏一些正確意見，實際上是晉江地區幹部、群眾的呼聲。這對於毛澤東繼續糾「左」起了一定的參考作用。此信發出後不久，福建省委召開了解放以來規模最大的六級幹部會議，1.4萬名幹部出席。會上，葉飛代表省委作了自我批評，著重檢討公社體制問題。前後對比來看，陳伯達的調查報告與福建省委的檢討是有關聯的。
在「神仙會」階段，陳伯達曾兩次作長篇發言，批評「大躍進」中的一些弊端。他對福建的工作提出批評，結果和葉飛發生了爭論。7月23日後的小組會上，陳伯達受到批判，他去福建調查的事也被重新提起。
胡喬木和曾希聖
胡喬木自1941年起擔任毛澤東的秘書，廬山會議時任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等職。他與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的矛盾紛爭主要表現在對《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記錄》的爭論上。按照原來的安排，會議開半個多月，通過一個會議紀要性的文件就結束了。文件起草小組成員，毛澤東原來指定五個人：胡喬木、楊 尚昆、陳伯達、吳冷西、田家英。7月13日，毛澤東建議起草小組增加陸定一、譚震林、陶魯笳、李銳、曾希聖、周小舟，起草出《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記錄》。據李銳回憶：譚震林和曾希聖是「大躍進」時的帶頭人，但他倆不是主要起草人。
從17日起，在討論《議定記錄》時，一些人有意見，主要集中在胡喬木執筆的《關於形勢和任務》上，認為對「大躍進」所取得的成績和經驗表達得不夠充分有力，缺點寫得很具體，認為這樣傳下去要泄氣，影響計劃的完成。《關於形勢和任務》中寫到的缺點有三條：國民經濟的某些比例失調，公社化運動中的「共產風」，命令主義和浮誇作風。
曾希聖是起草小組成員，對這一段寫法也不滿意。他在19日的小組發言中認為，安徽最大缺點是颳了「共產風」。下面幹部對於缺點的看法，“好比玻璃上滴了一點墨水，一擦就掉了”。“至於去年工農業比例失調，我不承認。工業、農業不都是增產很多嗎？工業內部的比例是有些失調，但是我的看法很樂觀，不經過這樣的大演習，我們受不到這樣的教育。”
曾希聖作為起草小組成員，對《議定記錄》提出批評，格外引人注目。從他發言中為「共產風」辯護和對工農業比例失調的否認看，矛頭是指向三條缺點的。
由於這時彭德懷的信已經印發出來，20日後討論的焦點更多集中到彭德懷的信上。這樣，胡喬木和曾希聖的紛爭初一爆發，未曾展開就轉向了。
吳冷西和吳芝圃
吳冷西雖然沒有正式的毛澤東秘書之職，但1956年後經常參與為中央政治局起草文件，跟隨毛澤東左右，廬山會議時任新華社社長、人民日報社總編輯等職。沒有史料反映他在廬山會議上與地方負責人有過什麼紛爭。不過，會前他與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的矛盾還是有跡可循的。
1958年10月底，吳冷西和田家英奉毛澤東之命到河南新鄉地區蹲點調查。11月5日，兩人在專列上向毛澤東作了彙報。吳冷西著重彙報了修武縣委書記提出的問題。修武縣委書記對一縣一社的全民所有制和供給制有憂慮，擔心如果公社實行了全民所有制，災年會鬧饑荒，豐年會因穀賤傷農。毛澤東認同修武縣委書記的看法。當他們彙報到有些公社搞集體住宿時，毛澤東很生氣地說：那種搞法不是給國民黨對我們的誣衊幫了忙嗎？要禁止拆散家庭。
在隨後召開的第一次鄭州會議上，11月10日，毛澤東批評了河南省提出的要四年過渡到共產主義，說他們馬克思主義「太多」了。此次廬山會議討論時，毛澤東就一些地方出現的拆散家庭的極左做法提出批評。後來在1962年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明確指出第一次鄭州會議對吳芝圃作了批評。
從上述看，吳冷西等的彙報，是河南省委負責人在會上遭到批評的重要原因。吳冷西也認為，他們的調查結果對毛澤東不無影響。雖然沒有材料表明吳冷西和吳芝圃在廬山會議上有過紛爭，但兩人就「大躍進」中一些做法存在分歧，並且將這種分歧展現在毛澤東面前，是可以推斷的。
紛爭的緣由
應該指出，在廬山上與「秀才」們發生紛爭的不只是上述幾個地方負責人，還有其他人，矛盾是複雜交錯的。不過，上述紛爭確實比較激烈，有代表性。那麼，應如何看待這一現象呢？
矛盾的存在，主要是由於「秀才」們對「大躍進」及糾「左」的看法跟一些地方負責人存在分歧。
在「神仙會」階段，「秀才」們在堅持深入糾「左」方面積極活躍、協調一致，表現出很大能量，成為一支重要力量。
「秀才」們堅持糾「左」最主要的活動是起草《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記錄》。五個「秀才」都參加了起草組，而且承擔主要任務。《議定記錄》的初稿，系統地對「大躍進」的錯誤提出了尖銳意見。17日起，小組重編後，重點討論下發的《議定記錄》和彭德懷的信。在開頭的兩三天裏，批評者的矛頭針對《議定記錄》的多，針對彭德懷的信的反而少。可以說，大約在20日前，《議定記錄》成為「秀才」們與維護促進「大躍進」的地方負責人矛盾紛爭的焦點。
「秀才」們另一個堅持糾「左」的表現是對彭德懷、張聞天等表示了支持。據胡喬木回憶：「神仙會」階段，張聞天曾幾次到他和田家英、吳冷西等的住處小坐。他們對國內形勢的看法比較接近，都主張認真總結「大躍進」的教訓，以便徹底糾正「左」的錯誤。
彭德懷的信印發後，18日，「秀才」們私下談到彭德懷的信，都很感興趣，覺得信的內容很好，觀點跟他們一致。在彭德懷的信受到指責時，「秀才」們則多以不同的方式表示支持。19日的小組會上，胡喬木發言為《議定記錄》辯護，“他完全沒有提及彭德懷的信，但實際上是支持這封信的”。20日的小組會上，李銳發言說，彭總的信把一些意見提出來作為對立面，引起大家深入討論，這種精神是好的。在小組會上有人批評彭德懷時，吳冷西也三次起而為之辯護。兩股堅持深入糾「左」的力量有了信息的交流和精神的認同。
反觀一些地方負責人，特別是1958年熱度較高、錯誤較嚴重的地方負責人，在廬山會議前期的發言中，認為問題不太大，而且問題已經基本得到解決；認為當時的問題是糾「左」泄了幹部、群眾的氣，應該鼓足幹勁，繼續“躍進”。面對「秀才」們積極主張糾「左」，他們起而反擊。田家英判斷：另一派的司令部由柯慶施、李井泉等挂帥，他們組織人攻擊《議定記錄》，攻擊彭德懷的信。有人在23日後的批判中把「秀才」們與彭德懷並列，說他們一個鼻孔出氣。
紛爭的一方集中地出現在毛澤東秘書這個範圍里，也表明應該注意「秀才」們所具有的特殊身份。
「秀才」們伴隨毛澤東左右，便於了解毛澤東的意圖和動向，也有更多機會向毛澤東傳遞信息，施加影響。「大躍進」時期，毛澤東多次派秘書到地方上作調查研究，了解情況。秘書們提供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能影響他的判斷。在與地方負責人的紛爭中，田家英、李銳、陳伯達採用了寫信和送材料的方式，吳冷西則當面向毛澤東彙報。
除了接近和影響毛澤東，「秀才」們還利用特殊身份，試圖對會議的走向加以影響。田家英曾提議，一是由胡喬木在會下同有關的省市區委第一書記和部委負責人接觸，勸他們也交心，作自我批評。胡喬木做了，也收到了一些效果。二是由胡喬木把小組會氣氛沉悶、談失誤阻力大的情況向楊尚昆反映，請他再向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報告。胡喬木也做了。
「秀才」們與聞最高決策的便利和他們的積極活動，給紛爭的另一方以壓力。也正因為對手是毛澤東身邊的人，他們更是不得不爭。毛澤東點破了他們的心態。7月17日，毛澤東談到雙方的「官司」時，對「秀才」們說：他們（各省市區負責人）在當家。“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人都有保衛自己勞動果實的本能。
與「秀才」們相對，一些地方負責人也在積極地對毛澤東施加影響。6月29日、7月10日、7月22日，毛澤東同大區負責人進行過重要談話。特別是在22日的談話中，一些地方負責人竭力影響毛澤東。柯慶施、李井泉對糾「左」表示不滿。他們說：現在小組會反對“三面紅旗”的話多了，有些人開小差了。柯慶施說，現在很需要毛主席出來講話，頂住這股風，不然隊伍就散了。“三面紅旗”、“隊伍散了”，這些是毛澤東最為關注的，進言命中要害，促使毛澤東下了「反右傾」的決心。
毛澤東的最終態度
通過以上對「秀才」們和地方負責人紛爭現象作的分析，可以看到，毛澤東居於紛爭最終裁決者的地位。對毛澤東來說，一方是他身邊的人，一方是「大躍進」的倚重力量，在紛爭的前期，他沒有輕易表態。
但是，在廬山這場大的鬥爭中，隨著毛澤東轉向批判彭德懷、「反右傾」，也就自然宣判了「秀才」一方的落敗。李銳在會上即被淘汰出「秀才」行列，定為“反黨集團成員”。其餘四人也被中央立案審查。毛澤東幾次當面批評他們表現不好，方向不對頭。在涉及「秀才」與地方負責人的「官司」時，毛澤東明顯地偏向後者：“你說人家一些壞話，人家反過來批評你，這是常情。緊張一下有好處，可以反過來想想自己有什麼不妥之處。”
裁決「秀才」落敗的結果，一方面說明毛澤東在對待「大躍進」的態度上，和一些地方負責人的共同點更多，「左」的指導思想沒有改變。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這一時期，常規機構中的幹部還是他倚重和依靠的力量。左右親近之人在政治活動中釋放的能量、發揮的作用，還遠不能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特別是他晚年身邊的人相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