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不僅是「治國平天下」的歷史巨人，在教育子女方面也不失為一位偉大的教育家。他以高風亮節的言傳身教影響著他的後人及其身後的幾代人。
1958年的一天，毛澤東同湖北省省委副秘書長梅白談起領導幹部子女的教育問題。毛澤東問梅白：你記得曹操評漢獻帝的話嗎？梅白答道：記得。有這樣兩句「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毛澤東稱讚說：不錯，你讀書不少。現在有些高級幹部的子女也是「漢獻帝」，「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嬌生慣養，吃不得苦，是溫室里的花朵，有些是「阿斗」呀。中央、省級機關的託兒所、幼兒園、部隊的八一小學，孩子們相互之間比坐的是什麼汽車，爸爸幹什麼，看誰的官大。這樣不是從小培養一批貴族少爺嗎？這使我很擔心呀！毛澤東還說，現在有些高級幹部對自己的子女要求不嚴格。根本問題是要自己帶頭，要嚴於律己。他問梅白，你的孩子要坐你的車嗎？梅白說，我不給坐。毛澤東又問，你是怎麼辦的？梅白說，三個姑娘老實些，不敢上，兩個男孩子上來，我就把他們從車上推下去。毛澤東說，這樣好，應當推廣你的經驗。並且指出，有的領導幹部讓自己的子女跟著去北京、上海開會，這樣很不好。他特別指出，高級幹部的子女不管好，總有一天要犯罪的。
1959年冬天，毛澤東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說：「我很擔心我們的幹部子弟，他們沒有生活經驗和社會經驗，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優越感。要教育他們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毛澤東憂慮幹部子弟的教育問題，是不無道理的。他從自身做起，從自家的娃娃抓起。
1946年春，毛岸英從莫斯科回到延安。由於長時間在蘇聯生活和學習，回來後在待人接物方面發生一些變化，比如說話時，岸英喜歡用歐式的說話語氣並加些手勢動作，這讓毛澤東感覺不舒服。毛澤東就告訴岸英：「延安不是蘇聯，在這裏就得按東方人的傳統習慣行事，在長輩面前，在年紀大的人面前，要文靜，要規規矩矩地跟人說話，不可手舞足蹈。見了人不要沒大沒小，年紀大些的就喊伯伯、伯母，叔叔、嬸嬸，最老的要喊爺爺、奶奶，跟你年紀差不多的可稱同志、哥哥，不能隨隨便便地直呼人家的大名。」
毛澤東接著對岸英說：你在蘇聯的大學畢業了，這很好，但學的是書本上的知識，可以說這只是知識的一半。你還需要上一個大學，就是勞動大學。在這個大學裏你可以學到書本上學不到的知識。現在驚蟄剛過，農民又要開始辛勤耕耘了，正是你學習的好機會。我已請好了一位老師，他是陝甘寧邊區的特等勞動英雄吳滿有，種莊稼的學問很深，你就上他那裏學習吧。
毛岸英愉快地接受了父親的建議和安排，迅速整理好行李準備出發。臨行前，毛澤東把自己穿了幾年的一套粗布衣服送給他，叮嚀說：什麼時候有了你自己勞動的果實，老師和鄉親們滿意了，你就可以畢業回來了。毛岸英背上行李，步行去了30里外的勞動大學吳家棗園。
到了農村這所大學，毛岸英虛心請教老農，堅持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吳滿有對這位謙虛的學生也特別喜愛，教得十分認真，手把手地傳授各種農活。開頭幾天，毛岸英真有些不習慣，手上磨起了血泡，疼得火辣辣的，晚上躺在炕上，全身如同散了架一般。但一想到父親的諄諄教導，彷彿渾身又來了勁，他咬牙堅持著，很快就適應了農村生活。金秋時節，毛岸英背上自己生產的小米，也是一張實實在在的「畢業證書」，告別了尊敬的老師和建立起深厚情誼的眾鄉親，回到了延安。毛澤東看到兒子後，真有點不認識了。曾經的洋學生變成了一個地地道道的陝北後生，在風吹日晒中，臉變成了黑紅色，頭上扎著羊肚子毛巾，手上佈滿了厚繭。毛岸英不僅學到了農活技術，更重要的是他了解了農村，熟悉了農民，培養了同勞動人民的感情。
對毛岸英的婚姻，毛澤東也是從嚴要求，告誡他「不能光圖人漂亮」。還得從人的理想、品德、性格各方面加強了解，告誡岸英對終身大事「一定要慎重，不能輕率從事」。
到西柏坡後，毛岸英和劉思齊倆人都被分配到農村搞土改，工作上的接觸使倆人產生了感情。在鄧穎超和康克清的幫助下，毛澤東同意了他們的戀愛關係，後來岸英提出結婚要求，毛澤東不同意，因為解放區婚姻法規定男滿20歲、女滿18歲才能結婚，岸英雖已26歲，但劉思齊還差幾個月才到18歲。岸英有點不服氣地辯解說：「歲數不到結婚的人多著呢。」毛澤東則嚴厲地說：「誰叫你是毛澤東的兒子！」直到1949年10月25日，毛澤東才在北京為他倆舉辦了婚禮。婚禮也很簡單，毛澤東親自請了幾位革命老人吃了一頓飯，婚禮結束後，毛澤東把1945年去重慶談判時穿的一件黑色大衣送給了他們，並風趣地說：「我沒有什麼貴重禮物送給你們，就這麼一件大衣，白天讓岸英穿，晚上蓋在被子上，你倆都有份兒。」
韓戰爆發後，毛澤東提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號召。在出兵朝鮮時，毛澤東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兒子，江青和一些老同志力勸毛澤東不要讓岸英到朝鮮，但毛澤東毅然堅持，並嚴肅地說：「誰讓他是毛澤東的兒子？他不去誰去？」毅然決然地把岸英送到了炮火連天的戰場。
毛澤東的兩個女兒李敏和李訥都出生於抗日戰爭時期的延安。「敏」與「訥」則出於《論語》中的「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從給女兒起的名字中，可以體會出毛澤東是希望自己的女兒長大要做多干實事、少說空話的人。就是對這兩個愛女，毛澤東也絲毫不溺愛，總是讓她們在各種艱苦的環境中鍛煉，過普通人的生活，從不允許搞特殊化。
李敏和李訥考上大學後，吃住都在學校里，與大家一樣睡上下鋪，吃清淡的菜，一樣擠公共汽車，只有周末才回一趟家。由於學校離家遠，衛士們擔心女孩子走夜路不安全，便瞞著毛澤東派車去接。先將車子停到僻靜處，然後進校找人，出了學校悄悄坐車回家。毛澤東得知此事後，嚴厲批評了衛士們。衛士們爭辯：「天太黑，女孩子走夜路不安全……」
毛澤東便厲聲說道：「別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了，別人的孩子能自己回家，我的孩子為什麼就不行？」不管衛士們如何爭辯，毛澤東不容置疑地命令：「不許接，說過就要照辦。」
1959年的一個周末，衛士長用車接了在北大學習的李訥一次，毛澤東發現後批評了衛士長。後來衛士長知道有的學生家長給孩子送吃的，就給李訥送了一次餅乾，這也讓毛澤東發現了，毛澤東非常嚴厲地批評說：「三令五申，為什麼還要搞特殊化？別人可以送，我的孩子一塊餅乾也不能送！」並拍著桌子說：「誰讓她是毛澤東的女兒呢！」那時期，糧食供應緊張，李訥周末回家後的第一要務就是先把肚子填飽，有一次，毛澤東看女兒沒有吃飽，便把自己的一份也給了女兒，他自己選擇了餓肚子。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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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在獄中的陳獨秀迎來了許多國民黨政要，他們以老朋友的身份勸其悔過，北大校長蔣夢麟、教育部次長段錫朋、鐵道部長顧孟余等先後來「探監」，條件是只要寫一個悔過書，就可自由，但都悻悻而歸。
摘自圖書《失落的巔峰——六位中共前主要負責人親屬口述歷史》 周海濱 人民出版社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陳延年、陳喬年相繼被國民黨殺害。陳延年和陳喬年於1922年6月至1923年先後赴法國勤工儉學和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陳延年曾先後任中共廣東區委組織部長、區委書記，中共江浙區委書記，江蘇省委書記，1927年6月29日犧牲時，年僅29歲。陳喬年先後任中共北京地委組織部長、北方區委組織部長，中共湖北省委書記，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長等職。1928年1月19日犧牲時，年僅26歲。大半年時間內，陳獨秀痛失兩個愛子，身心受到巨大摧殘。
陳獨秀曾經對濮清泉（濮德治）說：第五次代表大會，自己成為眾矢之的，大家罵我是「右傾」機會主義、投降主義，我投降了哪個？蔣介石把延年、喬年都殺了，我投降他嗎？汪精衛高唱：“革命的到左邊來，不革命的滾開去。”不僅我以為他是“左派”，連斯大林也認為他是“左派”。
1929年11月5日，陳獨秀被開除黨籍。在這期間，陳獨秀逐漸接受了蘇聯托洛茨基的觀點，對共產國際的獨裁專制頗為不滿，辦刊物、寫文章聲明中國的問題應該由中國人自己研究解決。
陳獨秀雖被開除黨籍，但他並未放棄信仰和追求，並且堅決反對南京國民黨政府的黑暗統治。
1932年10月，在上海家中，國民黨以「危害民國罪」為名將陳獨秀逮捕入獄。
陳獨秀是被費克勤出賣被捕的。上海市長吳鐵城獲悉後立即電告南京政府，蔣介石電示稱陳獨秀系危害民國罪，應交法院審判，將其押解南京軍事法庭審判。
1933年4月14日，江蘇省高等法院開始公開審理陳獨秀的案件，指控他「危害民國」。陳獨秀大聲抗辯：“我只承認反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卻不承認危害民國，因為政府並非國家……孫中山、黃興等曾推翻滿清政府，打倒北洋政府，如謂打倒政府就是危害國家，那麼國民黨豈非已叛國兩次？”旁聽席上傳出一陣鬨笑。
陳獨秀的辯護律師是他的好友章士釗。章士釗引經據典、長篇大論，並以陳獨秀被中共開除黨，成為托派為辯護的基點，指出陳獨秀「國民黨取掎角之勢以清共也」。
陳獨秀聽罷立即起立聲明：「章律師之辯護全系其個人之意見，並未徵求本人同意……本人之政治主張，不能以章律師之辯護為根據，應以本人文件為根據。」讓章士釗尷尬難堪的“本人文件”即是《辯訴狀》。
陳獨秀在國民黨監獄中的日子
為了應付這次審訊，陳獨秀早在2月2日就寫好了《辯訴狀》。這份文件從法理上將國民黨政府與國家作區別，稱「國民黨才是‘危害民國者’」，國民政府是“誤國政府”，這樣的政府如不早日下台，“則必定會喪失國家前途”。他始終不承認自己已經偏離了共產黨背棄了自己所信仰的主義，他認為自己是黨內反對派，即他的詩中所說：“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
陳獨秀和章士釗的辯訴，縱然有理有據，法院還是按著當局的旨意判處陳獨秀有期徒刑13年，剝奪公民權15年。宣判完畢，陳獨秀當場大聲抗議：「我是叛國民黨，不是叛國！裁決不公我要上訴！」
事後，老友柏文蔚曾對陳松年說：「你父親老了還是那個氣，想當英雄豪傑，好多朋友想在法庭上幫的忙也幫不上。」
當時陳獨秀已經53歲，這也是他一生之中第五次被捕入獄。
不過，黨史學界對陳獨秀一生被捕的次數有四次和五次之說，陳長璞取信的是「五次說」。爭議的是1913年7月的第一次被拘是否算被捕。陳獨秀時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協助都督柏文蔚參加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卻因柏文蔚部下胡萬泰叛變而失敗，在途經蕪湖時被駐軍在此的龔振鵬“繩綁”。《陳獨秀大傳》著者任建樹認為，“被捕是司法術語，而這次陳獨秀被龔振鵬從座上客捆綁起來，與政權機關捕人性質不同”。所以他採信“四次之說”。
1934年，陳獨秀在獄中作詩《金粉淚》56首，詩中以翔實的歷史，借古諷今，抨擊了以蔣介石為首的四大家族的黑暗和腐敗統治，他在詩後落款則用「所謂民國二十三年」；在獄中為劉海粟大師《古松圖》的題詞：“黃山孤松，不孤而孤，孤而不孤，孤與不孤，各有其境，各有其圖，此非調和折中與孤與不孤之間也”及“行無愧怍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1937年應上海一位知名紳士甲原先生之請，陳獨秀題詞：“公理沒有強權，便是無力的廢物，強權不講公理，終於崩潰”。在陳長璞看來，爺爺的個人魅力及革命決心在這裏可以顯露出來。
在獄中的陳獨秀迎來了許多國民黨政要，他們以老朋友的身份勸其悔過，職位高的予以傳訊，職務低的前往探監。1932年10月25日，軍政部長何應欽傳訊。陳獨秀稱之為「半談話半審問」，聽了陳獨秀對時局的看法和對中國共產黨的態度，勸其同政府合作，會見後還向陳獨秀“索書紀念”。此後，北大校長蔣夢麟、教育部次長段錫朋、鐵道部長顧孟余，以及陳公博、徐恩曾等先後前來「探監」，條件是只要寫一個悔過書，就可以自由，但都是悻悻而歸。
魯迅評價陳獨秀說：「假如將韜略比做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的，裏面幾支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
「我本無罪，悔悟失其對象」
1937年，由於抗日戰爭的爆發，國民黨釋放政治犯，陳獨秀於當年被南京高等法院提起釋放，他在獄中被關押了五年。1937年8月21日，司法院下發了陳獨秀減刑的公文，稱：「該犯入獄以來，已逾五載，近以時局嚴重，愛國情殷，益深自悔悟……將該犯陳獨秀原處刑期減為執行有期徒刑五年，以示寬大。」陳獨秀對這一說法非常生氣，出獄以後立即給《申報》編輯部寫信：“謂我‘愛國情殷，深自悔悟’，愛國誠未敢自誇，悔悟則不知所指……我本無罪，悔悟失其對象，羅織冤獄，悔悟應屬他人。”
出獄後，老友胡適勸他去美國做「寓公」，蔣介石請他出任國民黨勞動部長，均被他拒絕。國民黨政府又出資10萬元請他另立“共產黨”，參加國民政府，陳獨秀未被利誘。
蔣介石讓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陳果夫出面，請陳獨秀當勞動部長，以每年10萬元經費和國民參政會5個名額為籌碼，由國民黨中央秘書長朱家驊出面，要陳獨秀組織一個新的共產黨。陳獨秀聽後表示：「蔣介石殺了我許多同志，還殺了我兩個兒子，關了我5年牢，我與他不共戴天，現在大敵當前，國共合作，既然國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對他就是了，要我組織新共產黨，要我參加政府，真是異想天開！」
1937年七七事變後，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根本的轉變。陳獨秀出獄後，審時度勢，批評了托派的極「左」主張，宣佈與托派決裂，擁護國共合作，擁護中共的抗日綱領，積極投入全民族抗戰行列。
陳獨秀出獄之時，日軍正在進攻上海。上海的托派有人要陳獨秀去上海重振「黨組織」。陳獨秀說：“我的意見，除陳獨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為中國大多數人說話，不願為任何黨派所拘束。”
1937年9月9日，陳獨秀乘船離開南京赴武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