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和劉少奇在會議上交談（資料圖）
「一線」與“二線”
國際反修、農村四清、城市五反、文化批判，這一系列的鬥爭，使氣氛越來越緊張，反修鬥爭不僅使農村基層幹部惶惶然，使文化界人人自危，而且使黨本身乃至中央內部的關係極不正常起來。毛澤東對中央第一線，尤其是主持中央第一線工作的劉少奇的不滿急劇地發展。
說到「一線、二線」體制，這其實是毛澤東本人的主意。1966年10月25日，毛澤東談到「一線、二線」問題，他說：
想要使國家安全，鑒於斯大林一死，馬林科夫擋不住，發生了問題，出了修正主義，就搞了一個一線、二線。現在看起來，不那麼好。我處在第二線，別的同志處在第一線，結果很分散。一進城就不那麼集中了。搞了一線、二線，出了相當多的獨立王國。
這雖然是毛澤東後來的說法。但沒有根據懷疑毛澤東的為了「國家安全」搞「一線、二線」的考慮。但50年代後期毛澤東力排眾議，堅決辭去國家主席一職，還有一條理由，是要擺脫“雜事”，“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問題。”毛澤東不滿足當“政治領袖”，更希望當“精神領袖”。戰爭年代精力充沛，正如他年輕時所說，既有“聖賢傳教”的一面，又有“豪傑辦事”的一面。正是這“兩面”奠定了他在中國革命中無人可以替代的地位。現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國內社會主義建設需要研究的重要問題很多，國家主席一職迎來送往的繁文縟節不勝其煩。畢竟年事漸高，體力不支，他想擺脫“雜務”，專註於研究，這符合毛澤東的性格。毛澤東退居二線，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彭真等處於一線。而且毛澤東事實上指定劉少奇為自己的接班人，1959年4月劉少奇接任國家主席，1961年9月，毛澤東又講，以後“兩個主席都姓劉”。
然而，這種「一線、二線」體制和個人指定接班人的制度，最難處理的問題是“一線二線”的關係。什麼需要呈報“二線”決斷，什麼可由「一線」處理，全憑信任。毛澤東退居二線，專註理論，但他決不是書齋理論家，他希望自己的理論付諸實踐，指導實踐。起初，他自信不當國家主席，“個人威信不會……有所減損”，“在必要時，我仍可以作主題報告。”然而，正是他退居二線之時，發生了廬山會議、三年困難這一連串的事變，他自感威信受到了減損，而且越來越感到自己被冷落、被架空。
尤其是當他認定1962年上半年的政策是「右傾」、“動搖”，“是壓我的”以後，產生了對第一線尤其對劉少奇的不滿。1962年召開北戴河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把問題“抖出來”，是對第一線的一次嚴重警告。
1964年，從反修防修出發，毛澤東一再號召各級領導幹部都要下去蹲點，卻遲遲推不動，就是有些人不下去。為了落實毛的指示，劉少奇叫中央組織部長具體安排，並且說：「不下去的不能當中央委員，不能當省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連公社書記也不能當。」這樣一來，全黨聞風而動。只北京中央機關和國務院機關，司局長以上幹部就下去了一千多個。這給毛澤東深深的觸動，大權旁落了。在這之後，又發生了赫魯曉夫被趕下去，馬利諾夫斯基挑釁事件，這不能不對毛澤東發生影響。在11月底的一次會議上，毛澤東說：“還是少奇挂帥，四清、五反、經濟工作，統統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測風雲，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現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點，我罵娘沒有用，不靈了，你厲害，你就掛個罵娘的帥，你抓小平，總理。”
不知劉少奇是否聽出了弦外之音，他只是就事論事回答說：「我搞不來這麼多，‘四清’我管，‘五反’富治、彭真多管，經濟工作由小平、總理管。」
毛澤東說：「還是你挂帥，小平做秘書長，他們這些人很忙，否則哪個也統不起來。」
恰在這時，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在社教運動問題上發生了嚴重分歧。關於運動的搞法，毛澤東實際上不贊成集中力量搞「大兵團作戰」，不贊成運動主要依靠工作隊紮根串連、而不是放手發動群眾。從他多次批複劉少奇的做法的批示中，可以體會到，“同意”是很勉強的。1964年12月在北京召開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會上各地代表反映了「四清」運動中「左」的做法，就連毛澤東讚揚的大寨的領頭人陳永貴也受到了衝擊，還是周恩來親自發話，保陳過關的。這很容易引起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不滿。
不過，毛澤東並不認為劉少奇「左」，而認為他是“形左而實右”，即沒有弄清主要矛盾和運動的性質。關於主要矛盾和運動性質，劉少奇認為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或者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毛澤東對問題的性質看得嚴重得多。1964年12月12日，毛澤東看了薄一波轉報的陳正人在洛陽拖拉機廠蹲點的報告，批示道：
我也同意這種意見，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怎麼會認識足呢？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教運動絕對不能依靠他們，我們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沒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幹部。
同一天，毛澤東在中國駐羅馬尼亞大使宴請羅代表團的報告上批示道：
他們看我們的幹群關係不準確，我們國內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他們不感覺，我們的大批官僚資產階級壞幹部在他們看來正是好人。
「官僚主義者階級」、“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官僚資產階級壞幹部”，從這些提法中，可以看出，毛澤東對黨內特別是黨的幹部隊伍中的“階級鬥爭”看得十分嚴重了，已經不是少數“分子”，而是形成了一個“階級”。他心目中的革命對象，也不是一般幹部，主要是領導幹部。事實上是要對黨本身進行一次“革命”了，只不過這些批示還沒有公開。但凡看到這兩條批示的人，無不感到震動。
12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原想乘三屆人大會議期間，請各地與會的領導人討論一下社教問題，帶有工作性質。會議由劉少奇主持，鄧小平認為一般工作彙報，不必驚動毛澤東。他在向毛澤東報告此事後說：如果工作忙，可以不必參加了。在一次會上，毛澤東在劉少奇講話時插話，劉不知毛有很多話要講，毛只講了幾句，就被劉打斷了，這兩件事使毛大為惱火。
會議沒開幾天，毛澤東沒有出面就結束了。毛澤東忍無可忍，終於爆發了。會後，江青請陶鑄、曾志夫婦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看《紅燈記》。毛澤東在休息室問陶鑄：“你們的會開完了嗎？我還沒參加就散會啦？有人就是往我的頭上拉屎！我雖退到二線，還是可以講講話的么！”
陶鑄、曾志愕然，誰敢在主席「頭上拉屎」？曾志回憶說：“我和陶鑄，已隱約感覺到了，主席說的‘有人’二字，這個‘人’恐怕是指少奇，但是我們不敢相信，也不願相信。”
毛澤東又問陶鑄：「你們開會的人是不是都已經走了？」
「有的走了。」陶答。
「告訴他們走了的趕快回來！」毛澤東斬釘截鐵地命令道。
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各省書記們，又都被召回來，繼續開會。
兩個主席當面衝撞起來
1964年12月20日，毛澤東來到中央政治局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對話，使分歧公開了。這次公開衝突成了毛劉分歧的轉折點。爭論的焦點是社教運動的重點應當指向哪裏。
毛澤東主張重點要整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說：“地、富是後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幹部，四不清幹部是當權派。你只搞地、富，貧下中農是通不過的，迫切的是幹部。那些地富已經搞過一次分土地，他們臭了，至於當權派，沒有搞過，沒有搞臭。他是當權派，上面又聽他的，他又給定工分，他又是共產黨員。”
劉少奇這一次沒有附和毛的話。他主張一切從實際出發，有什麼矛盾解決什麼矛盾。他說：「有三種人：漏劃的地主、新生的資產階級、爛掉了的幹部。有的幹部出身好，犯有四不清錯誤，同地富反壞勾結在一起。有的地富反壞操縱；也有漏劃地富當了權的。」
毛澤東說：「不要管什麼階級、階層，只管這些當權派，共產黨當權派。發動群眾就是整我們這個黨。中心是整黨。不然無法，不整黨就沒有希望。」
毛澤東說：「無非是左、中、右。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有打有拉，這套策略，我看現在還用得著，現在這個黨內就是國共合作嘛！也有統一戰線。」“還有少數爛掉了，省委也有爛掉了的，你安徽不是爛掉了！你青海不是爛掉了！貴州不是爛掉了！甘肅不是爛掉了！雲南還是‘個別’的，不夠。河南吳芝圃‘左’得很嘛！”毛澤東接著講下去：
「先搞豺狼，後搞狐狸，這就抓到了問題，你不從當權派著手不行。」
李先念插話說：「不整當權派，最後就整到貧下中農頭上。」
毛澤東肯定地說：「根本問題就在這裏！」他念了杜甫的四句詩：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接著說：“大的搞了，其他狐狸慢慢地清嘛！我們對冶金部也是擒賊先擒王，擒王鶴壽嘛！”
劉少奇說：「恐怕不能太絕對了。現在是黨內外矛盾，敵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名種矛盾交叉。」
毛澤東說：「首先抓敵我矛盾性質的問題，重點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劉少奇堅持說：「還是有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澤東脫口而出：「張霖之就是。」張霖之是煤炭部部長。這一句脫口而出的定性，“文革”初期被紅衛兵奉為聖旨，把張霖之活活打死。
與會的常委們面面相覷。會場有些僵持不下。
毛澤東轉換話題，批評社教運動中的做法。他說：「擠牙膏，擠那樣乾淨？寬大處理嘛！退賠從嚴對，要合情合理，不必講徹底。」毛澤東說：“有的地方只有18戶，沒有虱子，一定要捉虱？”“一不可太寬，不可打擊面過寬，二不可潑冷水，不要下去潑！現在還在反右”。“要把那些幾十塊錢、一百塊錢、一百幾十塊錢的大多數四不清幹部先解放。”
毛澤東既強調「打擊面不要太寬」，一方面又強調“不要潑冷水”，他這樣解釋自己的想法。他說：“我提這個問題有點‘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麼多地主、富農、國民黨、反革命、和平演變、劃成百分之十幾二十，如果二十，七億人口就是一億四，那恐怕會要發生一個‘左’的潮流。結果樹敵太多，最後不利於人民。”
從這些話可以看出，毛澤東一則擔心把運動搞到一般群眾中去，二則擔心糾纏一般幹部的四不清問題忽視了重點：走資派。在他看來，危險就在這裏。
20日的會議使常委們的心情格外沉重起來。
然而，毛澤東余慍未消。
12月26日，是毛澤東71歲壽辰。汪東興和江青操辦了壽宴，壽宴就擺在中南海毛澤東的住所，請了一些參加會議的領導人吃飯。一共三桌。有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李富春夫婦、胡耀邦及陶鑄夫婦、李井泉、李雪峰、劉瀾濤、宋任窮等。還請了錢學森、陳永貴、董加耕、邢燕子等各界模範人物。毛澤東自己的兒女，一個也沒來。小女兒李訥響應號召，下鄉未回，大女兒李敏來祝壽，毛澤東硬是不讓她參加。
客人們陸續來到。陶鑄曾志夫婦、李井泉、李雪峰、劉瀾濤、宋任窮等是最早一批來到主席處。不一會，毛澤東走了進來，環視了一下四周，招呼各路「諸侯」，“坐么，大家都坐么。”毛澤東說：“今天是我的生日，過了年就71歲了。我老了，也許不久就要去見馬克思，所以今天請大家來吃飯……”
一絲悲涼和傷感，大家無言以對。
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胡耀邦及錢學森、陳永貴、董加耕、邢燕子也陸續來到。
毛澤東提高了嗓門：「今天李敏回來了。我問，你回來幹什麼？李敏說：給您祝生日，我說：你沒資格。因為你不下鄉！」
「脫離人民群眾，脫離基層生活。官作大了，驕嬌之氣。拒絕到農村去，城市裏生活舒適喲，不出修正主義才見鬼！」毛澤東大聲說著，誰都知道，這不是在說李敏。
李富春和蔡暢夫婦來到了。他們與毛澤東是世家友好，關係與眾不同。
「富春啊，」毛澤東扭過頭來大聲地對李富春說：“你們什麼事情都不同我講，啊，什麼話都不同我說。現在什麼事情我都不知道，你們是搞獨立王國，尾巴翹得很高。”
這沒頭沒腦的責備，使李富春先是一怔，接著又笑了一笑，不作解釋，只是大口地吸煙。他心裏明白，毛澤東不是沖他來的，只是拿他當話由，發泄而已。
大家心裏也明白，「搞獨立王國」雖然是面對李富春說的，但決不只是批評李富春。
劉少奇、鄧小平同樣一言不發地大口吸煙。
幸好江青走過來招呼大家入席。錢學森、陳永貴、董加耕、邢燕子被安排在毛澤東的左右，陶鑄夫婦和羅瑞卿分在主席這一桌。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胡耀邦及各大區書記及江青本人，則分坐在另外兩桌。
這種安排是毛澤東親自囑咐的。「大官」們只有陶鑄夫婦有與主席坐在一桌的殊榮，表明此時毛澤東對陶鑄的信任非同一般。
席間，毛澤東一邊喝酒，一邊說話，話說得格外多，很多話是「話中有話」，其他人都默不作聲。參與者只記得毛澤東大聲地讚揚錢學森：“錢學森不要稿費，私事不坐公車，這很好。”錢學森為不久之前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作出了重大貢獻。毛澤東並沒有提到這件事，只是表揚他不要稿費，私事不坐公車。他這時所關心的是“反修防修”而不是原子彈。
毛澤東大聲地批評社教運動中「只靠工作隊，搞神秘主義，打擊面過寬」的問題。他說：“一個縣、一個公社、一個大隊，誰更了解那裏的情況？只有群眾。”說到這裏，他伸出胳膊用力地一划：“我是要坐在群眾一邊的。”
這一划，在黨政軍領導者與群眾之間划出了一條界限，也在毛澤東自己與各級「當權派」之間划了一道界限。當然這是想像中的一道界限。但這一划，確使參加宴會者心裏一驚。
曾志回憶說：「那晚絲毫沒有壽宴的氣氛，個個都緊張而困惑，主席這是怎麼了？室內一點聲音都沒有，安靜的瘮人，只聽主席一個人在那裏嘻笑斥責，根本不敢去作任何的猜想。陶鑄後來說：‘我們那時哪敢往少奇身上想啊！’不幸的是，主席矛頭所指，恰恰就是少奇。」
12月28日，毛澤東又來到會場。他帶來兩本書放在桌子上，一本是《黨章》，一本是《憲法》。然後發言。再次提出社教運動的性質問題。他還聯繫到1962年的「包產到戶」和“單幹風”，說：“要搞階級鬥爭，要搞社會主義，不要搞那個資本主義”。毛澤東說：“請你們回去也找《黨章》和《憲法》看一下，那是講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過的，又不遵守。”
毛接著說：「我們這些人算不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如果算的話，那麼有沒有言論自由？准不准許我們和你們講幾句話？」
毛澤東說：「我是黨員，我是公民，你們一個不讓我參加黨的會議，違反黨章，一個不讓我發言，違反憲法。」“據我看，我們這個黨至少有兩派，一個社會主義派，一個資本主義派。”
毛澤東講這些話，許多人摸不著頭腦，不知指誰。劉少奇、鄧小平沉默不語。會場的空氣近乎凝固了，瘮人的寂靜。
撤銷「17條」，制定「23條」
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分歧，在會外很少人知道。但各省市也感覺得到一些跡象。因為剛發到手的「17條」突然又接到通知收回銷毀。
原來在會議前半段，由劉少奇主持起草了一個關於社教運動的文件，內容比較簡單，只16條。根據會上討論意見，又反覆修改為17條。12月24日和27日，毛澤東批示「照辦」、“照發”。12月28日，由彭真批轉，以中央811號文件發出。
「17條」根據毛澤東12月20日講話，已經加進了關於運動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和“重點整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包括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當權派”的提法。
文件發出後，12月30日，毛澤東又授意陳伯達在「17條」關於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一段話中作了如下修改：“這些當權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後的。在幕後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在下面的，有已經划了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
12月31日，毛澤東批示：「照改的第二頁倒數三行文字，重印。請少奇同志閱後交機要室辦。這是伯達同志建議的，我同意。如你也同意，則請交辦。」經劉少奇同意，中央辦公廳發文“停止執行”中央811號文件。說這個文件“中央尚在修改中，請停止下發，並自行銷毀。”
毛澤東的三大政治秘書，胡喬木在養病，田家英已被冷落，只剩下陳伯達。陳伯達在政治旋渦中善於投機，隨時準備把法碼投向優勝者一方。1964年，他曾對劉少奇表現得很尊重。「桃園經驗」的推廣下發，讓劉少奇挂帥，統管農村「四清」和城市“五反”，都是他積極建議的。
然而，當看到毛澤東對劉少奇不滿，陳伯達迅速調整情緒，緊跟毛澤東。他12月27日會上的發言，順著毛的話，從「理論」上批評劉少奇的兩個提法。他說：“所謂清不清，歷代就有這個問題，不能說明矛盾的性質；國民黨也說有黨內外矛盾的交叉，因而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交叉也不能概括矛盾的性質。所以主席的概括是正確的，性質不清楚，就會迷失方向的。”
陳的發言，深得毛的讚賞。後來毛澤東修改文件時，特別把這個意見寫了進去。停發「17條」，也是陳伯達建議的。這使毛劉之間的分歧更加明朗化。
由於「17條」停發，會議又繼續開了下去。
1965年1月3日，三屆人大選舉劉少奇連任國家主席。當天，毛澤東在一個小型會議上，不點名地批評劉少奇。他說：「四清」工作隊集中大批人員，是搞“人海戰術”，學習文件40天不進村，是搞“繁瑣哲學”。劉少奇解釋說：“工作隊集中學習文件是為了反右傾”，毛澤東嚴厲地說：“越學越蠢，反人家的右傾，結果自己右傾”。不依靠群眾，紮根串連，結果“冷冷清清”。第二個“10條”“太長了，太繁了。”毛澤東提出：四清運動“一是不要讀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樣紮根串連”，要依靠群眾，清少數人。“有則清清，無則不清。沒有虱子就不要硬找。”
1月14日，毛澤東對各大區書記說：「1963年5月杭州會議寫的第一個10條，為什麼過了三個月，9月北京又搞出個10條，只有三個月，有那麼多經驗？！」毛澤東批評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一個是指書記處，一個是指國家計劃委員會。
根據毛澤東的講話精神，對文件作了大的修改，內容從17條變為23條。改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1月14日會議討論通過，由彭真送毛澤東審閱後，正式發出。會議也就此結束。
毛澤東在修改23條時，加進了嚴厲批評「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和“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提法的話。他寫道：“這兩種提法”“不說是什麼社會裏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說是什麼黨的內外矛盾交叉。從字面上看來，所謂四清四不清，過去歷史上什麼社會裏也能用；所謂黨內外矛盾交叉，什麼黨派也能用；都沒有說明今天矛盾的性質，因此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這段話雖然沒有點劉少奇的名，但毛劉的爭論事實上半公開化了。知情的中上層幹部憂心忡忡，毛劉之間的分歧不同於毛澤東與彭德懷之間的分歧，這意味著黨可能發生分裂。會議期間，朱德、賀龍等人找劉少奇，希望他顧全大局，要謹慎，要尊重毛澤東。會後，中組部部長安子文受政治局和書記處多數人的委託，面見劉少奇進言：「你們兩位主席發生矛盾，下邊就亂了，無論如何不能和毛主席發生矛盾啊！」
劉接受大家的意見，主動找毛澤東談話作自我批評，以後，又在自己的家裏連續舉行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參加的黨內生活會，劉少奇檢討了不尊重主席的錯誤，常委們批評了劉少奇。然而，兩個主席之間的裂痕，已難以彌合了。在此後一年多時間裡，劉少奇表面上仍主持中央一線工作，但毛澤東已不再同劉少奇和書記處通氣了。
正是這次的分歧，使毛澤東下了在政治上搞掉劉少奇的決心。正如薄一波回憶說：毛劉分歧「埋下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種子。」1966年8月5日，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里，提到“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10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上講：“引起我警覺，還是‘23條’那個時候。”1970年12月18日，毛會見斯諾。斯諾問：毛主席從什麼時候明顯感覺到必須把劉少奇從政治上搞掉？毛答：“那就早啰。1965年1月‘23條’發表。‘23條’中間第一條是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有一點是明白無誤了，毛澤東多次講“身邊的赫魯曉夫”，原來就是劉少奇。
高層的分歧，下面並不知道。「23條」關於“重點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提法，當時也沒有引起人們特別的注意，倒是「23條」關於糾正「左」的偏差的規定，如儘早解放一批幹部、退賠可以減緩免、嚴禁打人、防止逼、供、信等，在實際中發生了影響。1965年1月25日，彭真在北京通縣召開了一個10萬人廣播大會。彭真講話調子比較溫和，特彆強調要團結95%以上的幹部和群眾，以及抓緊生產鬥爭問題。彭真的講話錄音由劉少奇、鄧小平批轉全國各地，起了降溫的作用。「23條」下達後，各地糾正了“「四清」運動中一些「左」的做法，解放了一大批幹部。運動向平穩方面發展。在整個運動中，工農業生產一直是向前發展的。
各地「四清」運動在抓緊進行，毛澤東本人卻對這場運動不太感興趣了。他認為四清運動、文化戰線的批判，都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因而轉向醞釀和發動“文化大革命”。到1966年上半年，全國結束「四清」運動的有694個縣、市，佔總數32%，正當各地部署第三批「四清」時，“文化大革命”運動興起，「四清」運動實際上不了了之。
從「吃穿用」計划到「大三線」建設
毛澤東至少有三次，在談到黨內鬥爭時，同時提到要準備打仗。一次是1958年5月八大二次會議時，毛澤東突然提出：「要準備最後災難。」“赤地千里，無非是大旱大澇，還要準備打大仗。”“還要準備黨搞的不好，要分裂。”
一次是1973年12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讓批評「政治局不議政，軍委不議軍」之後，又突然提出“準備打仗，內戰外戰都來！我還可以打幾仗。”“一打下來就可以分清，誰是真正願意打的，誰是勾結外國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
再一次就是1964年6月，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在提出「中央出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怎麼辦」之後，再次提出要準備打仗。
不過1958年和1973年那兩次是說說而已，並沒有認真，訴諸行動。1964年這一次不同。準備打仗的思想演變為一次影響深遠的經濟戰略佈局的調整。首先是改變了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制定。
關於「三五計劃」，1963年初，李富春領導國家計委就提出了一個初步設想，其基本目標是“集中力量解決吃穿用。”不過當時講「三五計劃」時期是1963～1967這五年。到了8月，中央決定再用三年（1963～1965）進行調整。「三五計劃」時期就推到1966～1970年。計劃目標不得不作重新考慮。擬定三大任務：一是大力發展農業，基本解決吃穿用問題；二是適當加強國防建設；三是加強與農業與國防有關的基礎工業。雖然作了這些調整，仍然是一個“吃穿用計劃。”
1964年4月25日，軍委總參作戰部向中央提了一份報告，認為我國經濟建設在防備敵人突然襲擊方面存在嚴重問題。一是工業過於集中；二是大城市人口多；三是主要鐵路樞紐、橋樑和港口碼頭多在大城市附近；四是所有水庫的緊急泄水能力都很小。所有這些一旦遭到突然襲擊，將釀成大災難。報告建議國務院組織一個專家小組，研究可行性措施。
這份報告引起毛澤東高度重視。1964年5月11日，毛澤東聽取計劃領導小組「三五」計劃彙報。毛澤東概括地講了他的想法：國民經濟有兩個拳頭、一個屁股。農業是一個拳頭，國防工業是一個拳頭，基礎工業是屁股。要集中精力打殲滅戰，留有餘地。這“兩個拳頭、一個屁股”的說法，也還是形象地肯定了李富春提出的三大任務。
6月6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在談到要改變計劃方式之後，毛澤東提出要進行備戰。他說：「只要帝國主義存在，就有戰爭的危險。我們不是帝國主義的參謀長，不曉得它什麼時候要打仗。」隨後，他提了要搞三線工業基地。一、二線也要搞點軍事工業。各省都要有軍事工地，要自己造步槍、衝鋒槍、輕重機槍、迫擊炮、子彈、炸藥。有了這些東西，就放心了。“攀枝花鋼鐵工業基地的建設要快，攀枝花搞不起來，睡不著覺。”毛澤東風趣地說：“你們不搞攀枝花，我就騎著毛驢子去那裏開會；沒有錢，拿我的稿費去搞。”
所謂一、二、三線，是對中國地理區域作的戰略劃分。沿海地區為一線；中部地區為二線；後方內陸地區為三線。三線有兩片：一是雲、貴、川、湘西、鄂西為西南三線；二是陝、甘、寧、青、豫西、晉西為西北三線。這兩片統稱「大三線」。在「大三線」之外，還有“小三線”，那就是沿海和中部省份的腹地山區。國家集中力量加強「大三線」建設，各省區負責“小三線。”
當時面臨的國際環境的確比較嚴峻。美國在越南不斷搞戰爭升級，把戰火擴大到北越，逼近中國南大門，中美之間又一次走到戰爭邊緣。蔣介石反攻大陸計劃失敗後，轉而不斷對大陸進行騷擾。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之後，兩國邊境對峙並未緩和下來，由於中蘇關係惡化，北方邊境變得緊張起來。面對這種現實，提出加強戰備是必要的。作為戰略家的毛澤東，總是居安思危，重視有備無患。在他腦子裡有兩根弦是始終不松的，一是階級鬥爭，一是戰爭。
毛澤東關於準備打仗和加強三線建設的話，引起了黨內的共鳴。大家都感到領袖的深謀遠慮，一致擁護加強戰備，並且具體落實到三五計劃的編製中。
毛澤東關於三線建設的思想，還引起了人們對改變中國經濟發展不平衡格局的想像力。周恩來就是從這方面考慮問題的。1964年5月28日，周恩來在中央常委擴大會上說：
我覺得，主席提出這個戰略思想，我們從中可以引申出許多認識來，中國過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的人口也不平衡，經濟發展更不平衡，以後就是要逐步走向平衡……要走向平衡，那是一個大的經濟鬥爭。
周恩來為三線建設和以備戰為中心編製三五計劃傾注了很大的熱情。
從以後的發展看來，當時對世界革命形勢和戰爭危險的估計都過頭了。然而很難測算，中美之間、中蘇之間沒有爆發戰爭，在多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有了準備。不過，有一點是確實的。三線建設的戰略部署，使中國獲得了一個意外的結果，即用國家的力量在一個較短時間內，使中國的經濟格局發生了很大改變。嚴重傾斜的金字塔稍稍得以扶正。
傳統體制的優勢或許就在於它能集全國之力，干一些市場經濟條件下難以想像的事情。三線建設的展開，有兩個字：一是建，二是搬。關於建，三五計劃新建項目大都擺在三線，並且按照「分散、靠山、隱蔽（林彪進而提出‘進洞’）」的方針佈點。據統計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在三線新建和擴建的大中型項目達300餘項。關於搬，就是把一線的重要工廠和重點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全部或者部分搬到三線。這可能是空前絕後的一次工廠大搬家。一年半時間從上海等地遷入三線的第一批工廠就有49個。後來“文化大革命”爆發，但三線建設並沒有停止。經過這次經濟戰略的大轉移，在大西南和大西北那些落後的甚至是荒漠的窮鄉僻壤，陸續出現了一批工業、科研、國防基地和城市，如攀枝花鋼鐵基地、酒泉航空基地、十堰汽車城等等。
三線建設中的消費、損失，效益的下降，機會成本的增加，過分的分散、選址的失當種種經濟上的利弊得失，非本書所能斷定。
本文摘自《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蕭冬連 謝春濤 朱地 喬繼寧 著，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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