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飛揚跋扈的江青（資料圖）
本文摘自《釣魚台往事追蹤報告》，董保存着，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8
所謂「武裝衝擊釣魚台」，是與“林沖誤入白虎堂”一樣的故事。時間是1968年3月8日。
釣魚台是個神秘的地方。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門口崗哨林立，牆邊還有來回走動的流動哨兵，只要你在牆邊逗留的時間超過兩分鐘，就會有穿軍裝或不穿軍裝的警衛來干涉。人們只能在它的東門口，望一眼裏面的假山、噴泉。
這等神秘、高貴的地方，傅崇碧卻帶兵、帶車、帶槍去衝擊、去抓人。傅崇碧豈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韙嗎？
傅崇碧沖釣魚台的傳說，曾經風靡北京城，被描繪得生動而形象。它成了觸發「楊余傅事件」的導火索之一。
然而，「沖釣魚台」事件的真相，人們卻不甚清楚。釣魚台到底發生了什麼？怎樣發生的？其詳情恐怕只有幾個當事人心中明白。
釣魚台事件，既是偶發的，又是必然的。
1968年3月4日深夜，傅崇碧被叫到釣魚台「中央文革」的辦公樓內。
會議室里坐得滿滿的，周恩來、康生、陳伯達、江青、姚文元、謝富治等人正在說著什麼，等他進來坐定，周恩來說：「魯迅的夫人許廣平給主席寫信，說原藏在魯迅博物館內的魯迅書信手稿不見了。主席指示，讓我們迅速查找。」
事情是這樣的：1968年3月初，魯迅先生的夫人許廣平給毛澤東寫信，稱原藏在魯迅博物館的書信手稿不見了。毛澤東當即要周恩來馬上查找。
任務是周恩來、陳伯達交給楊成武的。
楊成武知道此事不好辦，就說：「這不像大海里撈針一樣，怎麼個找法呀？」
周恩來出主意說：「叫衛戍區去查，你們還可以去提審戚本禹一次，他知道些情況。」
交代完任務，已經是凌晨3點多鐘，楊成武打電話給傅崇碧，要他帶幾個人馬上到楊成武的住處等候，然後一起去秦城監獄。
傅崇碧帶了劉光普等4人很快趕到了楊成武的家裏。
等楊成武開完會回來，便驅車直奔秦城。到了監獄時，已經天色微明。在工作人員的引導下，他們很快見到了戚本禹。
「魯迅的手稿是不是你取走了？」
「取過的。」
「現在手稿放在什麼地方？你必須交代清楚。」
「我不知道。」
「你取了手稿，怎麼不知在哪裏？」
「是江青讓我們去取的，她可能知道。你們還可以去問原文革的工作人員韓書信，他知道。」
「誰讓你去取的？」
「江青。她說怕魯迅的手稿遺失了。」
楊成武和傅崇碧對視了一下。江青讓戚本禹取了手稿，怎麼現在又說不知道？這不是賊喊捉賊嗎？
他們又驅車返回北京，給總理彙報。彙報時江青在場，當然，他們不能說是江青讓戚本禹取的手稿，只是說韓書信知道。
江青很是惱火，她叫道：「把這個人叫來！」
很不湊巧，這個人回四川休假去了。
江青指著傅崇碧說：「你馬上打電話給成都軍區張國華，讓他馬上把這個人找回來。空軍派飛機去接。」
傅崇碧說：「我一個衛戍區司令，打這個電話不合適。要打，也得請總理或江青同志打。」
江青很不高興，說：「你這個人，叫你打，你就打嘛，就說是我們說的。」
傅崇碧沒有辦法，只好去打。
成都軍區對江青的指示不敢怠慢，立即派人找到了韓書信，並讓他連夜乘飛機回到北京。
韓書信被送進北京衛戍區招待所。他很是緊張，知道出了事情，肯定事關重大。傅崇碧、周樹青等人見到他時，他更加緊張。
「魯迅的手稿現在在什麼地方？」
韓書信見問這事，反倒坦然了。他說：「手稿是我取的，取來交給了何先倫。放在什麼地方，我不知道。」
「何先倫在什麼地方？」
「可能在西苑旅社，他後來調到周總理的聯絡組去了。」
……
又出了一個岔子。傅崇碧一行急匆匆趕到西郊的西苑旅社。
還好，何先倫在。等來者說明情況，何先倫說：「這事情，要去問保密員卜信榮，他具體承辦的。」
「這人在哪裏？」周樹青急切地問。
「就在中央文革保密室，釣魚台裏面。」
大家目瞪口呆。查來查去，轉了那麼大的彎子，知情人就在釣魚台！他們趕快打電話報告江青。江青不在，肖力接了電話。
傅崇碧問：「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員中有卜信榮這樣一個人嗎？」“有。”
「他知道魯迅手稿的下落。你給江青同志報告一下，我們隨後就到。」
打完電話，傅崇碧他們立刻登車，駛向釣魚台。
吉普車開得飛快，一會兒便到了釣魚台。
釣魚台的門衛，依舊像往常一樣，站得筆直。見到傅崇碧的車，他們正準備放行，但兩輛吉普車同時剎住了。
他們先到傳達室，讓負責接待的同志給「中央文革」打電話，請示是否可以進去？衛戍司令的車可以自由出入，另一輛車是不能放行的。
「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的秘書很快答覆：“可以進來。”
就這樣，兩輛車子緩緩開進了釣魚台。
到了「中央文革」的灰色辦公樓前，車子剛剛停下，見姚文元晃晃悠悠地走過來。禮節性地打過招呼，他們便一起走進會議室。
進屋還沒站定，江青推門進來，見屋中站了5個軍人，她頓時大怒，吼道：「傅崇碧！你要幹什麼？到這裏來抓人了？這是中央文革所在地，誰讓你們來的？」
周樹青趕忙解釋說：「我們是來向你彙報的……」
江青雙手捂住耳朵，喊道：「我不聽，我不聽，你把我的耳朵震聾了！」
傅崇碧扯扯周樹青，對江青說：「我們來向你彙報手稿情況。」
「誰叫你們來的，你們不經允許就來這裏，這還得了！」
江青大發脾氣。姚文元變成了幫腔的：「這是什麼問題！你們要說清楚。」
這時，撲通一聲，有人摔倒了。他是跟傅崇碧一起來的馮秘書。這幾天，他幾乎是連軸轉，太疲勞，也太緊張，再加上肚子裏空空的，一時虛脫暈倒了。他手中的黑提包掉在地上，筆記本、文件也甩了出來。
江青被嚇了一跳。她一邊躲閃著，一邊喊：「怎麼回事？怎麼回事？」
傅崇碧了解馮秘書，忙說：「不要緊的，稍休息一下就好了。」
同行的幾個人，扶的扶，抬的抬，把馮秘書弄到一邊。
傅崇碧又對江青說：「我們剛剛把手稿的事情搞清，特向您來彙報。」
「手稿在哪裏？」江青的口氣緩和了些。
「就在中央文革的保密室里。」
「什麼？」江青稍稍平息了一些的火氣，又發作了。
「在中央文革的保密室里，保密員卜信榮知道。」
「把保密員叫來！」
保密員是一位空軍的幹部，衣著很整潔，模樣也很文靜，進門先敬了個標準的軍禮。
「首長找我有事？」
他很恭敬地看著江青。
傅崇碧問他：「魯迅的幾箱手稿在你那裏嗎？」
「在，就在樓上保密室。」
他回答完，不解地看著屋裏的人，好似在說：問這幹什麼？
他又補充一句：「保管得好好的，共有4個箱子。」
江青兩眼冒火，伸手指著保密員的鼻子，吼道：「你不是毛主席的兵，是個大壞蛋，抓起來！」
保密員愣了，這是何故？怎麼會使「文藝革命的旗手」發這麼大的火？周圍的人再次愣了，這是怎麼回事？
傅崇碧倒不覺得奇怪。一是江青像這樣的時候很多，見多了也就不覺得奇怪。二是他知道江青是遷怒於人，把火氣撒在別人身上。她叫人查魯迅的手稿，查了個遍，手稿就在她的身邊，而且戚本禹還跟別人講，她江青知道，她豈能不火？
江青見沒人去抓保密員，又氣又恨，跺著腳喊：「抓起來！」
有人上去扭住了保密員的胳膊。
保密員急得滿臉通紅，喊著：「這是怎麼回事啊？你們把我放開！我冤枉啊！我犯了什麼錯誤啊！」
「把鑰匙交出來！」
江青惡狠狠地下命令。
保密員被人扭著，消失在門外。
江青對房內的人說：「你們上樓去，把箱子抬下來。」
人們怕她再發火，急匆匆上樓抬下來4個樟木箱子。打開來看，魯迅手稿一紮扎，一束束地放在裏面。
江青拿起一本，翻看了一陣，扔下，再拿一本翻看。
別人站在箱子旁邊，等著她發話。誰都不敢動一動。她要再次發怒，說不定哪個又被抓起來。
看著看著，江青突然說：「不看了，封起來！」
瞧她驟變的臉色，人們不知她又看到了什麼令她不快的文字。
「你們看著，封好。」
江青讓別人封魯迅的手稿，她站在窗前，挺胸抬頭，不知在想什麼。
箱子封好後，她又變得和藹可親了，對傅崇碧等人說：「你們還沒吃飯吧？就在這裏吃飯。」
「不用了，我們回去了。」
「叫你在這裏吃飯，你就在這裏吃飯！不願跟我一起吃飯是不是？」
江青很執拗。
吃就吃吧，這樣也可緩和一下剛才劍拔弩張的氣氛。
江青對飯菜是很挑剔的，那天卻好像沒怎麼挑剔。她說：「你們幾位，這兩天都很辛苦。辛苦就辛苦點吧，幹革命嘛！」傅崇碧心裏明白，留他們吃飯，其中必有原因。
果然，江青說：「吃完飯，你們還要跑一趟。毛主席的手稿被戚本禹那個壞蛋盜走了。你們去審問他，手稿藏在什麼地方。」
手稿，又是手稿！在座的諸位都明白，江青可能要報復戚本禹一下。戚本禹說魯迅的手稿江青知道，江青卻讓人們去找，江青不成了賊喊捉賊的賊了嗎？
吃完飯，江青擦擦嘴說：
「這是毛主席的手稿被盜，比魯迅的更重要。你們一定要完成這重要的工作。」
衛戍區的幾位主要幹部答應著，乘車離開了可怕的江青住宅。
坐在車上，傅崇碧的思緒飛了很遠很遠。江青發火，絕不僅僅是因為手稿。他想到了「文化大革命」剛剛興起時的幾件事情。
毛澤東點燃了「文化大革命」之火，便到外地去了。北京的學生運動風起雲湧。今天這裏成立一個總部，明天那裏冒出一個造反司令部……從那時起，江青就開始指揮起衛戍區來了。
一天江青找到傅崇碧，說：「你們要支持首都紅衛兵第一造反司令部，要幫助他們解決車輛。」
傅司令員有礙於她是主席夫人，不好不答應，就說：「好吧，我請示一下。」
傅崇碧事後一想覺得不對頭，江青沒有在軍內任職，又不是首都工作組的成員，她怎麼能指揮軍隊，調動軍隊的車輛呢？
傅崇碧接通了周恩來的電話，向他報告了這一情況。
周恩來說：「軍隊的事情，請軍委的同志定。」
……
第二次，江青又來指揮衛戍區，要他們支持「三司井岡山」，給他們派車上街遊行。
這回，傅司令員又請示了軍委的其他幾位領導同志，得到的回答是，要慎重，搞不好要出亂子。
那麼，對江青的「指示」怎麼辦呢？傅崇碧能拖就拖，拖不過去就應付。
江青是相當敏感的。她的話，有人當作聖旨，有人卻拖著不辦。有的人恨不得叫她親娘，有人卻對她正眼不看……誰親誰疏，誰遠誰近，她心裏是很清楚的！
有一次開會，江青和北京軍區、衛戍區的領導同志見面了。她陰陽怪氣地說：「你們都來了，你們都是老同志，看不起我這個新兵。」
她指指自己一身簇新軍裝，扯扯衣肩，做個亮相的姿勢。
別人不知她是什麼意思，當然不好搭話。她又說：「我講話，你們從來是不愛聽的呀！」
聽話聽音，這弦外之音，分明是說，你們不肯聽我的。
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也並不是對江青的話置若罔聞。他們也不敢時時事事和江青作對。只是有時覺得江青這個人太過分、太潑，而且要按她的指示辦就必然要坑害老一輩的元帥、將軍。
因此，他們對江青的指示總要打那麼點折扣……
毛澤東前兩次接見紅衛兵的時候，許多老帥也還是被請來參加了。毛澤東未到之前，老帥們來了，聚在一個休息室內，聊天、發牢騷；「中央文革」的人來了，聚在另一個休息室內。陣壘格外分明。
毛澤東一到，「中央文革」的人總是急急忙忙把他引到他們所在的休息室。
楊成武、傅崇碧等做具體工作的人都覺察出不很對頭，即使黨內有不同意見，也不能這樣壁壘分明。他們懷著一種良好的願望，希望毛澤東把大家團結在一起，希望毛澤多和老同志們接觸。
有一次，傅崇碧見毛澤東又被他們引進休息室，便急忙向具體負責接見工作的葉劍英元帥報告：
「主席來了，在那邊休息室。」
他又對徐向前元帥說：「請老帥們那邊去坐吧。」
這一行「老傢伙」由葉劍英引著，走進了毛澤東所在的休息室。
「主席您好！」葉劍英元帥給毛澤東敬了禮。其他各位也一一同毛澤東握手。
毛澤東問：「你們現在怎麼樣啊？」
元帥們一個一個談起自己的處境來。
……
江青很生氣，她走到傅崇碧身邊，問：「天安門上好了沒有？」
傅崇碧答：「還沒有好。」
「你去看看，好了就開始接見。」
「是。」
傅崇碧答應著走出會議室。心中暗想，她不願讓毛澤東和這些老同志接觸，想割斷他們同毛澤東的聯繫，這怎麼行！
他走上城樓，看著正陸續走到指定位置的紅衛兵隊伍，看著下面旗的洋、人的海，越發感到毛澤東所挑的擔子的分量。這樣多的人都等著他的接見，等候著他的最高指示，他那裏絕不能出偏差；一出了偏差，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讓他和老戰友們多聊一會兒吧，「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傅崇碧到廣場上轉了一圈，又回到城樓上，點燃一支煙。
他剛剛抽了兩口，江青跑到城樓上來找他：「好了沒有？好了就開始。」
傅崇碧回答：「還要稍等一會兒。」
「還要等！你的準備工作怎麼做的？」
「時間還不到。」
「我要你提前。」
「他們不是正忙活嗎！」衛戍司令指指城樓上忙忙碌碌的軍人。
「準備好了，馬上開始！」
江青氣呼呼地轉身走了。傅崇碧估計毛澤東和老帥們的談話差不多了，才走進休息室向他們報告：
「一切準備就緒，請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和各位首長接見紅衛兵小將。」
……
秦城監獄到了。他們再次把戚本禹提了出來。
「戚本禹，你把毛主席的手稿弄到哪裏去了！」
戚本禹眨巴著眼睛，說：「我，我，我沒有拿毛主席的手稿哇！」
「你敢抵賴！你寫文章沒用過毛主席的手稿？」
「沒，沒有，絕對沒有。」
又是一個對不上。江青到底搞什麼鬼名堂？她真的要報復戚本禹嗎？
「真的沒有？」
「沒有，沒有。」戚本禹雖有些驚慌，但還是不肯承認這無中生有的事情，“我借過毛主席講話的清樣，從沒借過手稿。你們可以去問汪東興，藉手稿和清樣都要通過他。”
傅崇碧想，不妨打個電話問一下，不要再受騙了。
電話掛通了，聽筒里傳來汪東興的聲音：「他沒借過手稿，是清樣。」
……
他們趕回北京，立即給江青寫了報告。
這是釣魚台事件的前半部分，後面，還有戲唱。
傅崇碧去了秦城，江青又發起瘋來。她先找了周恩來，又找了「中央文革」、中央軍委辦事組的成員，聲淚俱下地“控訴”：
傅崇碧的膽子好大，他帶了兩部汽車沖「中央文革」！這樣下去，我們的安全還有保證沒有？
周恩來說：“他也是為了報告魯迅手稿的下落嘛，他沖「中央文革」有什麼別的企圖嗎？他沒有報告就進釣魚台，是不對的。”
陳伯達本來知道此事，應該出來證明一下，他不但不出來證明，反而火上澆油：
「不管是來幹什麼，都必須報告。這樣的衛戍司令不能要！」
葉群也說：「這個傅崇碧太不像話！」
越說越氣憤，越說越升級。
「不行！這得叫傅崇碧做檢查！」
「要他檢查沖釣魚台的動機！」
江青對吳法憲說：
「你馬上給楊成武打電話，要他命令傅崇碧做檢查！要他去批傅崇碧。」吳法憲趕快立正，忙不迭地說：“我馬上就打，馬上就打。”
楊成武正在京西賓館開會。秘書輕手輕腳地走到他身邊，悄聲說：「吳法憲來電話，說傅崇碧沖釣魚台了。」
「什麼？」
秘書又重複了一句。楊成武這才站起來，走到外面去接電話。
「楊代總長，你到釣魚台來，江青同志的指示。」
「幹什麼？我正開會。」
「叫你馬上過來開會。傅崇碧沖釣魚台了，中央的同志都在這裏。」
「他為什麼沖釣魚台？」
「你過來吧，過來再講。」
「總理在不在？」
「總理在，要你過來。」
楊成武只能放下這邊的會議，到釣魚台去。
果然，「中央文革」的幾員大將都在，等楊成武進了屋，江青先發制人：
「傅崇碧沖釣魚台，你知道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沖釣魚台？他是衛戍區司令，釣魚台是可以進的呀。」
葉群說：「他帶了兩輛車，全副武裝，衝到這裏來，這是什麼性質的問題？」
楊成武說：「他為什麼沖？把他叫來問一問不就得了！」
江青說：“你們軍隊這麼干，簡直是無法無天。「中央文革」都敢沖，過幾天還不知道沖哪裏！要批衛戍區，要批傅崇碧，你負責！”
楊成武好不生氣，哪有這麼不講理的，不問青紅皂白，就批衛戍區，就批傅崇碧？他沒好氣地說：
「我負什麼責？我一不是北京軍區司令，二不是北京衛戍區政委，要批由他們去。」
江青哪能吃這一套，她聽慣了「誓死保衛江青同志！」“誰反對江青同志，我們就和他血戰到底！”哪能容得頂撞她。
她瞪起眼睛說：「你是代總長，就是要你負責！」
陳伯達、姚文元等人跟著指責楊成武：「你不要包庇傅崇碧！」“這都是你們軍隊的問題！”
楊成武很是氣憤，他說：「我負責？我不負這個責！我沒有下命令沖！我也不能越級去批北京衛戍區的幹部。」
說著，楊成武站起身要走。
周恩來趕快攔住他，說：「成武，你別走，謝富治同志也在這裏，你陪謝富治同志去一趟，把北京衛戍區的幹部找來，不允許他們再發生類似的事情！」
楊成武從周恩來用力握著的手上，領會到了周恩來的暗示。楊成武止步，說：「陪他去可以。」
周恩來又對謝富治說：「富治同志，你和成武同志去衛戍區一趟，批評批評他們。」
北京衛戍區的師以上幹部，被叫到了京西賓館的第二會議室。
謝富治到第二會議室找到楊成武，說：「人都來齊了，你去講吧。」
楊成武很不客氣地對謝富治說：「我是陪你來的，你是北京衛戍區政委，總理要你去講。」
「你講吧！」
「我不講。」
謝富治自我解嘲地說：「我講就我講，那你主持一下吧。」
「我主持一下倒可以。」
事後，謝富治怎樣彙報的，楊成武不得而知。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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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春橋在法庭上(資料圖)
本文摘自《大往事》，葉匡政 編，中國文史出版社，2006年3月版
法庭上，張春橋為什麼從頭到尾一句話都不說？
這個謎不但使許許多多的中國人感到困惑，也使許多的外國記者和朋友感到不解。
一些國外的記者在評述時曾說，這是一個不願回答任何問題和不願為自己辯護的人。
而我作為當年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特別法庭審判員，卻認為，這是一個在事實面前自認失敗的人。
張春橋在法庭上的沉默，起碼說明他認為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是不會得到全國人民原諒的。
其實，在開始對他進行隔離審查初期，張春橋並不是這樣，他還是張口說話的。對此，他曾寫信給葉劍英元帥談自己的思想。
受到「寵幸」時的張春橋
1958年夏天，毛澤東在北戴河親自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帶著一個人前來見毛澤東。這個人便是張春橋。當時張舂橋是中共上海市委委員兼柯慶施的政治秘書。
不久後的1959年1月，張春橋當上了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仍兼柯慶施的專職政治秘書。1963年以後，張春橋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l965年後，張春橋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書記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
早在l958年，張春橋就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
毛澤東看到這篇文章後，非常感興趣，就批示在((人民日報》上刊登。
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這篇文章，並加了編者按：「張春橋同志此文，見之於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轉載於此，以供同志們討論。這個問題需要討論，因為它是當前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認為，張文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說，對歷史過程解釋得不完全。但他鮮明提出了這個問題，引人注意。文章通俗易懂，很好讀。」
我後來得知，這個編者按就是毛澤東主席親自寫的。這份學習材料，我至今都還保存著。看來，當時毛澤東很讚賞張春橋提出的「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的觀點。我個人認為，張春橋提出的這個問題之所以會得到重視，也是在l958年那個“大躍進”的年代裏搞“左”的思想的需要。
1965年，張舂橋、姚文元等組織的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再次得到毛澤東主席的讚賞。1966年中央成立《五一六通知》文件起草小組，毛澤東主席提出讓張春橋參加，文字由張春橋負責修改，然後再直接送他審閱。
中央文革小組成立後，張春橋任副組長，與江青平起平坐。以後，張春橋又先後任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部主任等重要職務。
1966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主席73歲的生日。l2月25日，毛澤東邀請張春橋、姚文元等幾位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成員到家裏做客，共同慶祝他的生日。
在這次小型的生日宴會上，毛澤東主席將張春橋拉到身邊坐下，並誇他是「紅色秀才」。接著，毛澤東主席就說：“上海形勢大有希望，工人起來了，學生起來了，機關幹部起來了，‘內外有別’的框框可以打破。”
毛澤東為什麼要說這樣的話呢？
原來，l966年11月ll日夜，張春橋從北京回到上海，支持由王洪文等人把持的上海「工總司」是革命的合法組織，因為北上告狀而造成的「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動。
1966年l1月9日，王洪文等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發表“宣言”，誣陷上海市委。10日，王洪文一夥煽動大批不明真相的群眾，以進京“控告市委”為由，衝擊上海火車站，強行登車進京，在安亭受阻後，又攔列車，迫使滬寧鐵路中斷31個小時，搞得群眾怨聲載道，製造了「安亭事件」。30日，張舂橋又支持紅衛兵和大專院校的造反派組織圍攻《解放日報》社，製造了文化大革命初期轟動上海的“《解放日報》事件”。從11月29日開始，王洪文一夥造反派調動隊伍，對上海《解放日報》實行了圍攻和衝擊，阻止報紙的正常發行，大搞打、砸、搶活動。
我親眼目睹了這次事件。
我們高級法院機關與《解放日報》社相距只有幾百米。那時我們機關還沒有被奪權，我們這些人尚有自由，我就到現場看「風景」，只見馬路上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一個多星期沒能看到這份報紙。
我感到有些氣憤，好好的一個大上海，怎麼能一下子搞得如此一塌糊塗！
與此同時，張春橋還指使上海市委寫作班子裏的徐景賢、朱永嘉，要他們「後院起火」。12月l8日，上海市委寫作班子的黨支部書記徐景賢帶領朱永嘉、王承龍等人和市委的一些人，造了市委的反，並在文化廣場召開“批判上海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奪了市委的權，同時揪鬥了陳丕顯、曹荻秋等市委領導，製造了“後院起火事件”。
此時，我們法院機關的造反派正在「打內戰」，對我們這一級的幹部暫時無暇“管理”，我抽空回到家中。在家裏休息一會兒後，就聽到馬路上人聲嘈雜。出去一看，見不少人往陝西路文化廣場集中。
我走到文化廣場，看見靠最西北角的大門未關，就走了進去，也沒人問我。進去後我站在最後一排，看不清發言人的面孔，那時也不知道徐景賢、朱永嘉是什麼人，只聽到批判市委領導人，要起來造反之類的話。因為會場上吵吵鬧鬧，一片混亂，我就回家了。事後才知道是徐景賢、朱永嘉等人製造的造市委反的一次行動大會。從此上海大亂。
就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上海逐漸地被「四人幫」控制，成了他們篡黨奪權的一個基地。上海的權力到手之後，他們又提出了“穩住上海，搞亂全國”的策略。
可是，在法庭上對張春橋的審判為什麼一直都沒有提到這三件事？
這裏面有另外的一個原因。
通過預審，對張春橋提起公訴時，對於由他一手製造的當時轟動全上海和全國的「安亭事件」、“《解放日報》事件”和「後院起火」三件事，當時也是有爭議的。有人主張，這三件事情既然是張春橋專門回到上海去支持的，那麼就應該算在他的頭上，對其提起公訴。可是也有人不同意，認為這三件事情雖然都是張春橋一手操縱的，但事後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
應屬於工作中的錯誤，因此不能提起公訴。
我當時所持的是前一種態度。l980年7月，在我到北京秦城監獄參加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十名主犯的預審前後，上海市委揭批「四人幫」運動辦公室確定「安亭事件」、“《解放日報》事件”、“後院起火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對此我是贊同的。
現在兩種意見發生了爭論，大家都從法律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觀點，雙方相持不下。後來，大家的意見都統一到一點上來，那就是作為特殊歷史時期的特別法庭，中央「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曾對此有過一個意見，凡是經過毛澤東支持和同意的事件，都不能定有關被告的罪。
我參加預審工作後，通過看材料和開會，才知道毛澤東主席對上述三件事都是支持的。根據這樣的一條原則，最後決定這三件事情不對張春橋提起公訴。我當時雖然有些想不通，也只好服從中央「兩案」指導委員會所規定的原則。經過爭論和認真的研究，最後國家公安部和特別檢察廳都沒有將這三件事作為張春橋的犯罪行為提出起訴。
張春橋提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改朝換代」
l975年2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開展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的通知。2月9目《人民日報》社論((學好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中說，毛主席指出：列寧為什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要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
毛澤東在談到關於學習理論問題時，還要「張春橋寫文章」。
1975年4月1日，張春橋寫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一文，經毛澤東主席同意，在全國的報刊上全文刊登或轉載，並印成單行本全國發行。張春橋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個很奇怪、後又被一些人在講話或者寫文章時所反覆引用的「觀點」，那就是所謂的“衛星上天，紅旗落地”。張春橋在這篇文章中的許多觀點都很片面，他“只講專政”而“不講民主”。與此同時，姚文元也搖動筆桿，寫了《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張、姚的文章都極力地鼓吹“經驗主義是當前的主要危險”，提出反對經驗主義。
本來文章發表了，全國上下都學習也就算完了。可是惟有鄧小平明察秋毫，看出了張春橋文章中的問題。鄧小平於是找到毛澤東，就張春橋在文章中所提出的「反對經驗主義」請教毛澤東主席，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鄧小平的看法得到了毛澤東的重視和支持。於是，毛澤東指示對於反對經驗主義的問題，請政治局議一議。隨後，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批評江青一夥「反經驗主義」的問題。
l975年5月3日，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參加的政治局會議――這也是毛澤東的政治生涯中最後一次親自主持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心憂國家而又身患重病的周恩來也從醫院趕來參加。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特彆強調「要安定團結」，“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會上，毛澤東再次對江青一夥反經驗主義、搞宗派主義等行為進行了批評。同時他還作了自我批評。他說：我犯了錯誤，春橋的文章，我沒有看出來，只看了一遍，講經驗主義的問題，被我放過了。此外，毛澤東還說對於張春橋我們過去不認識不了解之類的話。
此時，張春橋竟然打斷毛澤東主席的話，說「我們認識……在北戴河開會柯(慶施)介紹認識的。」
這是過去所有會議上從未有過的。
過去開會，除彭德懷之外，沒有一個人敢從中打斷毛澤東的講話，張春橋之所以敢這麼做，一來說明他心中對於毛澤東對自己的看法是有數的，二來也可以看出此時張春橋的狂妄程度。
由於毛澤東主席的這種態度，以及開始時對張春橋的某種信任，使張春橋認為文化大革命真是「改朝換代」的時候來到了。l967年至1975年，張春橋又多次地宣稱，「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換代」。
l975年中共中央發了一個一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1976年，中共中央又下達了一個一號文件，任命華國鋒為國務院代總理。「四人幫」對此極為不滿。
張春橋在1976年2月3日針對這兩個中央文件寫道：「又是一個一號文件。去年發了一個一號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來得快，來得凶，垮得也快。」張春橋在此還引用了一首古詩，來表達自己的不滿：“爆竹聲中一歲除，東風送暖人屠蘇。千門萬戶瞳瞳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張春橋從此不再說話
l980年11月27日，第一審判庭開庭審問張春橋。審判員王戰平問張張春橋：「1967年9月，1968年3月，1975年11月你先後在上海、北京多次說‘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換代’一事，是不是事實？」
張春橋默不作聲。
法庭宣讀、出示了有關證詞。
徐景賢1980年7月11日的證詞說，1967年9月，張春橋在上海康平路小禮堂接見「工總司」的全體委員時說「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換代」。張春橋還說“今天除徐景賢以外，其他一個舊市委的人也沒有，這才像個‘改朝換代’的樣子。”馬天水1978年1月26日的證詞說，張春橋同他談話時，指責有些人“根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改朝換代”。
法庭還傳原上海市委常委、市革委會工交組負責人黃濤出庭作證。黃濤說，1975年11月張春橋在北京的釣魚台約他談話，曾說「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換代」。
正是由於這樣的目的，張春橋開始大量地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
法庭還就起訴書指控張春橋在1966年12月18日，在中南海西門傳達室內接見清華大學學生蒯大富，指使蒯大富在北京組織遊行示威，公開煽動「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一事進行調查。審判員問張春橋，他始終不語。
法庭宣讀和投影蒯大富l970年12月在清查「五一六」受審查時寫的交代提綱，裏面有“1966年l2月18日在中南海西門小屋子召見，號召反對劉少奇。12月25日打倒劉少奇大行動。”接著法庭宣讀和投影蒯大富1971年1月15日寫給清華大學黨委的信，其中有：“春橋號召我們和劉少奇干到底。”法庭還宣讀和投影1967年1月1日《井岡山》報第五版《向劉鄧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記井岡山兵團l2月25日大行動》一文的主要章節。
然後，法庭傳喚蒯大富出庭作證。
蒯大富在證言中說：
話，我到中南海西門，張春橋對警衛說是我找他來的，讓他進來吧。在西門內靠北的傳達室內，張春橋領著我從南門進，在往右拐的套間內，我和他談了有一個小時左右的話。整個談話過程中，除了張春橋和我以外，沒有其他任何人在場。張春橋說中央那一兩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他們仍然不肯投降，雖然作了檢查，態度還是不好嘛，你們革命小將應該聯合起來，發揚徹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們搞臭嘛，不要半途而廢。我一聽就明白了，張春橋就是要我們反對劉少奇和鄧小平，把劉鄧搞臭。我當時是清華大學學生，又是井岡山紅衛兵頭頭，在12月25日那一天，我發動了清華大學群眾五千多人，開了兩輛廣播車，帶了大批大字報、大標語、傳單到北京城裏天安門廣場、王府井、西單一帶放高音喇叭，刷大標語，貼大字報，撤傳單，還進行遊行示威，中心口號就是「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這場所謂的“12?25”大行動，實際上是在全國範圍內第一次把打倒劉少奇同志的運動推向社會，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這時張春橋扮演了一個幕後操縱者的角色。
正是從「改朝換代」的思路出發，張春橋不但積极參加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的迫害，還想方設法在中央和地方安插自己的親信。
原上海警備區師級幹部徐海濤，在張春橋等人奪權之後，曾擔任過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第一辦公室負責人。張春橋見他為人「忠實」，利用自己擔任總政治部主任之機，就將他安插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保衛部任領導職務。為此，在粉碎「四人幫」的當天，上海一夥餘黨就想方設法地與他聯繫，了解北京的情況。
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于會泳，由於對「四人幫」忠心耿耿，被張春橋、王洪文看中，就想法將其調到文化部，四屆人大會議上又任命他為文化部部長。粉碎「四人幫」的第二天，上海的餘黨就與他聯繫，了解北京發生的情況。
張春橋一夥為了達到個人的政治目的，不顧黨的原則，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將一些根本不能勝任工作的親信，安插在一些重要部門擔任領導職務，為「四人幫」的上台“抬轎把門”。
如果說徐海濤、于會泳進京擔任重要職務與他們本身的專業和特長還有一點聯繫的話，那麼周宏寶的進京任職，真有點風馬牛不相及了。周宏寶系在滬的中共十屆中央委員、上海民兵指揮部負責人之一，群眾都說此人在「文革」中除了打、砸、搶之外，不會幹別的事情。就是這樣一個人，張春橋、王洪文竟然將其調入北京，擔任了教育部的負責人之一。
祝家耀和張國權也是在滬中共十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張春橋認為他們對自己忠心耿耿，就將其調到公安部和第六機械工業部擔任領導職務。「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就是通過當年在公安部的祝家耀首先傳遞給上海「四人幫」餘黨的。
1980年8月，公安部經過預審後認定，張春橋犯有利用手中的職權安插親信，以達到「改朝換代」目的的罪行。
可是，全國人民最後看到的特別法庭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刑事判決書，在張春橋的個人犯罪事實中，卻並沒有「安插親信」這一條。
這難道就是張春橋在法庭上一直不願開口的原因嗎？這件事情，不用張春橋開口，法庭自己給「辯護」掉了。
對於公安部和特別檢察廳起訴書中所提到的這件事情，在預審的討論中，我就曾在會上提出，此項不應給張春橋、王洪文定罪起訴為好。當時全國上下都對於「四人幫」十分痛恨，都有一種心情，希望在清算他們的罪行時，清算得越徹底敲好。
作為一名在「文革」中曾受到過不同程度迫害的法官，我同全國人民的心情一樣。可是，法律應該是公正的，我們辦的案子是中國歷史上所從未有過的一件驚天動地的大案，它不但會作為一部歷史留給一個政黨，同時也將留給一個偉大民族的子孫後代。這正如鄧小平同志對我們所有參加辦案的人員所說的，我們辦的這件事情，一定要經得起歷史和後人的檢驗。
基於這樣的原因，我在會議上提出了自己的這個看法。我的理由是：1974年的時候，王洪文已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張春橋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們兩個人都有合法的政治身份，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通過中央組織部到上海選調幹部到中央任職，並趁機安插親信到國務院和軍隊、人民群眾團體擔任部級領導職務，中央組織部也是同意了的，這也就是說，這些人都是通過合法的組織手續凋到中央有關部門來的。當然，張春橋、王洪文這樣做，實質就是在安插他們的親信，是有其野心和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但我們在法律上不能將此作為篡奪了這些部門的領導權的犯罪活動。這在當時是合法的，是合乎組織程序的。
經過認真的討論，最後起訴時採納了這個建議。
可以看出，對於張春橋這樣的頑固不化的「四人幫」主犯，法庭同樣是公正的，是實事求是的。我想，這件事情張春橋自己心裏也是明白的。
但是，在法庭上他為什麼不說話呢？謎底原來在這裏。
張春橋被捕以後，在開始對其實行預審時，他還是肯講話的，只是對一些重大問題設法迴避。在對於王洪文赴長沙告狀誣陷周恩來總理一事，張春橋一開始與王洪文、江青、姚文元一樣都是願意講的。當問到為什麼要這樣做時，張春橋答：當時是周總理病得不行了，就要想法全力「阻止鄧小平出任第一副總理」。審訊人員接著就問：“你們在搞掉周總理和鄧小平之後，想由誰來擔任第一副總理並在以後接任總理的職務呢？”
此時的張春橋說到了興頭上，根本就沒有防備，然後便回答：「他們的意思是讓我來。」這裏的“他們”當然很明顯，就是「四人幫」的其他三個人。張春橋此話一出，擔任審訊的人一陣興奮。在開始預審「四人幫」時，他們把一切問題都往毛澤東身上推，只承認自己是認識上的偏差，是理解上的片面，是執行上的錯誤，並用以來對抗審訊，使整個審訊進展遇到了困難。這個困難的關健就是「四人幫」一夥的一些行動，究竟是毛澤東的指示，還是他們利用毛澤東的威信，在下面搞自己一套「改朝換代」的把戲。
張春橋無意間說出的話，才完全暴露了他們一伙人的天機：他們所乾的一切，並不都是毛澤東的指示，而是有其一定的政治目的的。
「四人幫」一夥的罪惡目的終於弄清：篡黨奪權，改朝換代。
獨獨是這個一向以深思熟慮著稱的張春橋，在預審的時候就暴露了他們一伙人的野心。從此，預審工作打開了一個突破口。老奸巨滑的張春橋很快發現自己這次對答有失。為了防止再次出現這種情況，張春橋從此便沉默不語了。這樣，張春橋的沉默就成了特別法庭的審判中一道令人費解的「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