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文革中為何不保劉少奇 鬥爭激烈自身難保

資料圖：周恩來劉少奇珍貴老照片

自1967年3月起，劉少奇的問題似乎明顯升級，毛澤東好像也改變了原來的態度。

1967年3月9日、10日兩天，在北京召開的軍隊軍以上幹部會議上，陳伯達、康生點名對劉少奇從歷史到現實進行顛倒是非的誣衊，旨在打倒劉少奇的問題上打通全軍高級幹部的思想。10天以後，在一次有毛澤東、林彪等參加的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正式決定將運動中揭發劉少奇的所謂「歷史問題」的材料交「王光美專案組」調查，指定由康生分管這件事。

此後，劉少奇完全落入了江青、康生、謝富治等人的魔掌。謝富治是劉少奇專案組的組長，康生是政治局常委中分管劉少奇專案的，江青雖沒有頭銜，但卻是抓劉少奇專案的「主帥」。

應當說，對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在當時的環境下做到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但是，就像他保賀龍那樣，後來他也心有餘而力不足了。

1967年3月21日，周恩來接見財貿系統的造反派，當造反派指責周恩來在對待老幹部的問題上與中央文革的口徑不一樣時，周恩來說了這麼一句話：「毛主席沒決定，當然要負責保護。」

這句話，很能反映周恩來在「文革」中保護幹部方面所處的艱難處境和所採取的鬥爭策略。只要毛澤東沒有決定要打倒，周恩來就會想方設法以毛澤東的支持來擋住林彪、江青一夥射向老幹部的槍彈，保護老幹部。

對劉少奇，毛澤東本來並沒有「徹底打倒」的意思。1966年八屆十一中全會後，他還肯定了劉少奇寫出的《在北京各工作組領導幹部會議上的檢討提綱(草案)》，他在上面批道：“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後半段更好。建議以草案形式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工作組(領導幹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組各同志討論一下，提出意見，可能有些收穫，然後酌加修改，再作報告，可能穩正一些，請酌定。”並且，毛澤東還提出過開九大時要選劉少奇、鄧小平當中央委員。

後來，江青、康生一夥不斷向毛澤東提供有關劉少奇所謂「歷史問題」的假材料，毛澤東的認識和態度也發生了變化。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想保劉少奇也保不住。

在劉少奇的問題上，許多學者都談及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通過關於劉少奇的決定時唯一沒有舉手的陳少敏。首先要肯定，在當時的那種歷史氛圍中，陳少敏的這種勇氣確是難能可貴。

然後，我們不妨作些冷靜的比較。

陳少敏不舉手，表示不同意中央關於劉少奇的決定，從直接效果上來說，她這一票也改變不了劉少奇當時的命運，事實也確是如此。周恩來當時要這樣做(不僅僅是投票時，包括在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其直接效果也不外乎如此，根本不可能改變劉少奇的命運。試想，在林彪、江青兩個集團如日中天之時，加上毛澤東的偏聽，從組織原則上來說周恩來的反對票也是處於絕對的少數。但是，由不舉手這一舉動所引起的政治後果就大不一樣了。以陳少敏當時的身份和地位，她公然表示不同意打倒劉少奇，所帶來的後果可能是自己受到更嚴酷的政治打擊和迫害，對當時的中國政壇產生不了什麼大的影響。如果周恩來也這樣做，由於他所處的位置，其政治後果就不僅僅是導致他自己下台的問題，更關鍵的是將會對當時的中國政壇產生一系列的舉足輕重的連鎖反應，整個中國的政治和權力格局將發生於黨、於國、於民十分不利的大裂變：那就是周恩來被徹底打倒失去合法的鬥爭權力，中國政壇將會淪為林彪、江青一夥的天下。

需要指出的是，在對劉少奇的錯誤處理上，周恩來的內心是十分痛苦的。新近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的《周恩來年譜》(1949—1976)公佈了這樣兩條材料：1969年3月11日，正是九大召開前夕，周恩來到毛澤東處開會，討論九大的政治報告。毛澤東說：報告中可以不提鄧小平，但要提劉少奇。

第二天，鄧穎超給周恩來寫了一張紙條，上面寫道：「你要緊跟毛主席，活學活用毛主席思想，對事對人要放眼量，力戒急躁和激動，力爭保持你的身體情況能堅持工作。因昨日蒲老(作者按：指為周恩來看病的著名老中醫蒲輔周)告我，望你應戒著急和激動，以免影響心臟波動。」

細心琢磨這兩條材料，不難看出它們的內在聯繫。周恩來為什麼恰恰在這個時候情緒激動？恐怕是與對劉少奇的處理有點關係。

對劉少奇的處理，在1968年10月召開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已經通過了由江青、康生、謝富治等憑偽證寫成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並宣佈「把劉少奇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但那畢竟還是在黨的中央會議上。如果要在九大的政治報告中公開提劉少奇的所謂“罪行”，那就等於將黨中央對劉少奇的錯誤處理公之於世了。因為九大的政治報告要向全國、全世界發佈。這一做法，周恩來是有看法的。

後來，在張春橋等起草、林彪所做的九大政治報告中，一開始就點出：文化大革命「這個偉大的革命風暴，摧毀了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揭露了以劉少奇為總代表的黨內一小撮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贊同打倒劉少奇，對周恩來個人來說，無疑又是一次痛苦的違心之舉，但對黨和國家的江山社稷來說，確又是一種明智的選擇。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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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懷與毛澤東

毛澤東把彭德懷寫給自己的信，看成是「下戰書」，大加撻伐。林彪、康生等人乘機翻出陳年老賬，彭德懷氣得“罵娘二十天”，厄運從此開始。

毛澤東對彭德懷歷史上的多次誤會，最大的事件莫過於１９５９年廬山會議期間，對彭德懷「意見書」的突然光火。

所謂的「意見書」，是彭德懷於１９５９年７月１３日寫給毛澤東的信。信寫好後，彭德懷幾經閱看、修改，才鄭重地簽上自己的名字，又在信封上寫了“毛主席親收”幾字，才坦然而堅定地對參謀說：“你馬上送到主席那裏。”這天是７月１４日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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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懷在這封后來被稱作「萬言書」的信件中，既總結了大躍進的成績，又客觀而又尖銳地指出了存在的問題及產生問題的根源，以及如何總結其中的經驗教訓。他深知在一些中央主要領導同志當中，對當時黨在指導思想上的“左”傾現象有所察覺和擔心，但劉少奇不便講，周恩來剛被批了“反冒進”不能講，陳雲、鄧小平未上山，只有自己來講了。

信送走的當天，吃過晚飯，彭德懷如釋重負般地邁著輕鬆步子去看電影。參謀王承光、景希珍等工作人員都為他少見的愉悅心情而高興。

７月１５日上午，中央辦公廳發下通知：會議延長，日期不定。

彭德懷看了通知後，掠過一絲激動，思忖著：看來我的信起了作用———毛主席接到了信，要解決問題了。

周恩來看過彭德懷的「意見書」後，李銳問：“您有什麼看法？”周輕鬆地回道：“那不會有什麼吧。”

令彭德懷無論如何沒有想到的是，７月１６日下午，在會議上，他看到自己的信被印成文件，毛澤東在信的首頁加上一行醒目的大字標題———《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並加批語：「印發各同志參考。」彭德懷的情緒立即墜人空谷：“我寫給主席個人的信，怎麼成了‘意見書’？怎麼還要專門討論呢？”一種不祥之兆攫住了他。隨後在西北小組的會議上，彭德懷要求收回這封私人信件。

然而，開弓沒得回頭箭！這封洋洋萬言的「意見書」，就象被點燃的柴草堆，形成了燒得彭德懷焦頭爛額的“烈火”。

在７月２７日的會議上，情緒激動的毛澤東，以一種高亢洪亮的語音，配以有力的手勢，講道：「……我曉得你彭德懷從延安整風以來就不服氣，憋了那麼久，這次就發到廬山上來了。好傢夥，簡直要把漢陽峰推下去！你我共事３０年，你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有意見為什麼不在鄭州會議上提出來？不在成都會議上提出來？廬山會議快結束了，怕是沒有了機會，是不是？所以，就下了戰書！你罵了２０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還要怎麼樣了？」

失去了控制的彭德懷不由「嚯」地站起來，不顧一切地拉大嗓門吼道：“在延安，你操了我４０天娘，我操你２０天的娘還不行？”

「哦，你要操娘？！」毛澤東的聲音反而小了，保持著一種固有的鎮靜。他把手裏的大半截香煙用力戳滅在煙灰缸里，將嘴唇抿得很緊，在場眾人的心黯然沉了下去……

其後的情形是，會議延長，鬥爭升級。林彪、康生、陳伯達、柯慶施等人紛紛跳將出來，翻出許多歷史舊賬。彭德懷悲慘的晚年政治命運，從此開始……

８月１６日，中共八屆八中全會舉行最後一次大會，毛澤東繼續從理論的高度批斥彭德懷：

「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從來不是無產階級革命家，只不過是混到無產階級隊伍里來的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他們從來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只不過是黨的同路人。革命是歷史的見證人，革命的群眾運動是大海怒濤，一切妖魔鬼怪都被沖走了，社會上各種人物的嘴臉，被區別得清清楚楚，黨內也是同樣。」

毛澤東講話之後，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定》等文件。從這天起，彭德懷退出了黨中央領導核心，從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實事求是地說，毛澤東與彭德懷在長達３０年的歲月里，兩人之間基本上是相互支持、密切合作的，並不是所謂「三七開」。對於這一點，毛澤東後來也予以認同。１９６５年９月２３日，毛澤東在會見即將到大西南“三線”任職的彭德懷時，講話中誠懇地說到：“對你應該一分為二，我自己也是這樣。立三路線時，三軍團有人反對過贛江，你說要過，一言為定。在一二三次反‘圍剿’時，我們合作得很好。反革命的‘富田事變’，寫了三封挑撥離間的假信，送給你、朱德、黃公略，你立即派人將此信送來，還發表了宣言，反對‘富田事變’。反對張國燾的分裂鬥爭也是堅定的。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還有抗美援朝，都是有功績的。為什麼一個人犯了錯誤，一定要否認一切呢？”

是的，毛澤東以上的懇切之言，才是他與彭德懷之間關係的最好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