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擬度很高的偽法幣（右）和作為原料的特殊紙張。
新史料披露日本對華偽鈔戰
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在那段艱苦卓絕的日子裡，中國不僅需要抵擋擁有裝備優勢的日軍進攻，還要防備來自各個領域的「陰招」。日本《朝日新聞》近日披露，最新公佈的證據顯示，日本曾在二戰期間秘密印製大量假鈔，意圖摧毀中國的戰時經濟。
特殊紙張揭露偽鈔戰元凶
日本《朝日新聞》稱，明治大學和平教育登戶研究所資料館公佈了最近在靜岡市駿河區「巴川造紙廠」發現的印鈔特殊用紙。經明治大學專家確認，這些特殊用紙由原日軍秘密武器研發機構—登戶研究所製造。在該造紙廠發現的279張約30厘米見方的特殊紙張，全部有孫中山側臉水印，並鑲嵌了絲纖維。其中還有“天壇”水印的印鈔紙以及留有對水印和絲纖維密度等進行檢測的痕迹。據明治大學日本近代史教授、登戶研究所資料館館長山田朗證實，儘管日本作為國家有參與制造偽鈔的犯罪活動，但具體負責實施的是保密性極高的日本陸軍登戶研究所。至於還有民間企業捲入其中，目的可能是為了大量製造偽鈔，以便用偽鈔大量調配物資、在中國擴大戰線。因而，登戶研究所成為日本陸軍在二戰期間非法印製偽法幣、衝擊中國經濟市場的真正“元凶”。
位於川崎市多摩區的登戶研究所正式名稱為「陸軍第9技術研究所」，於1937年由其前身陸軍科學研究所登戶實驗場設立，雖然多次更名，但一直被統稱為“陸軍登戶研究所”。據原職員證實，該研究所主要從事製造氫氣球炸彈、生化武器研發和毒物合成等秘密武器和軍事技術的研究。1942年，登戶研究所規模擴大，受命於從事間諜活動的陸軍參謀本部第2部第8科，進行化學武器研究，據稱部分化武提供給731部隊用於人體實驗。1944年，登戶研究所處於鼎盛時，佔地面積36萬平方米，共有100棟建築，職員超過1000人。
除了研製武器，登戶研究所當時還負有另外一項絕密任務。明治大學講師渡邊賢在《明治大學和平教育登戶研究所—從史料看戰爭與和平》的論文中提到，被稱為「36棟」的登戶研究所本身從事的是秘密戰、間諜戰、謀劃和宣傳等日本陸軍最高機密活動，而研究所中的第3科則是“秘密中的秘密”。這個由3米見方的木板圍成的科室是日本陸軍為向中國展開經濟戰而特設的部門，除了第3科工作人員外，只有研究所所長才能進入。第3科由印刷班、製紙班和中央班3個班組成，由於各自高度保密，因此研究所內的印刷班稱“南方班”，製紙班稱“北方班”。第3科人員的工作就是專門偽造法幣。
印製巨額偽幣「真假難分」
抗日戰爭期間，日軍依靠武力脅迫發行的「軍票」在中國許多地方不通用，致使日軍在華物資採購時阻力很大。為改變這一狀況，日本陸軍提出“通過偽鈔破壞法幣工作”的計劃。據登戶研究所原工作人員伴繁雄所著《陸軍登戶研究所的真空》一書稱，作為對華“經濟謀略”的一個環節，日本陸軍將製造偽鈔當做一項秘密工作。
1939年，日本陸軍省和陸軍參謀本部制定「對華經濟謀略計劃」，目的是“破壞蔣介石政權的法幣制度，繼而攪亂中國國內經濟，毀壞蔣政權的經濟能力”。負責實施該計劃的部門被稱為“松機關”，總部設在上海，分部或活動據點設在便於搜集情報的要害地區。“松機關”同時還負責偽鈔在中國的流通工作。“松機關”負責人由日本陸軍參謀岡田芳政中佐擔任，但實際負責事務的是受陸軍委託的企業家阪田誠盛。阪田為使偽鈔在上海流通，不但與上海青幫頭目的女兒結婚，還將“松機關”總部設於蔣介石心腹杜月笙的家中。
製造偽鈔工作稱為「杉工作」，由登戶研究所具體負責。必要時，登戶研究所還能以政府大臣名義全部或部分借用民間企業印製偽鈔。負責實施此項絕密計劃的是登戶研究所第3科科長山本主計少佐。第3科利用從德國購買的高性能印刷設備，經過多次試製和試行失敗之後，於1940年製造出逼真偽鈔，開始小批量偽造法幣，並源源不斷地提供給“松機關”。太平洋戰爭爆發不久，日軍佔領香港，迅速將被扣押在此的多台印鈔機運至登戶研究所，大量印製偽法幣。據曾在印刷廠工作的大島康弘回憶，由於仿製逼真度很高，“幾乎不存在真鈔與偽鈔之分”。當時預計日產量達10萬張，面額相當於中國國內貨幣流通量的約10%。負責將偽鈔每月2次通過海上運到上海的則是在戰爭期間共培養了2131名間諜的日本陸軍中野學校的畢業生。
據稱，登戶研究所在戰爭期間共印製了金額達40億元的偽法幣，相當於日本陸軍在中國戰場初期2至3年的軍費總和，對中國經濟市場造成嚴重傷害。在日本陸軍參謀總部看來，第3科製造的偽法幣不僅可擾亂中國經濟，還能扶持汪偽政權和培養收買親日分子，同時為日本陸軍購買軍需和戰略物資，甚至支付日軍士兵的生活費。
雖然日本陸軍在1942年通過印製最高面值為5元和10元的偽法幣一時獲得了巨大「成果」，但後來美英通過空投，向南京國民政府提供面值千元和萬元的法幣，使偽法幣漸漸失去作用，日本陸軍的對華經濟戰宣告失敗。
歷史罪證險些被銷毀
1944年以後，由於頻繁遭到美軍戰機轟炸，登戶研究所不得不將第1科、第2科和第3科分別疏散。當時，第1科和第2科被疏散至長野縣伊那地區，第3科被疏散至福井縣武生市。因為缺乏原材料，第3科只好借用加藤造紙廠來製紙。但印刷工廠半數器材和技術人員當時均被疏散，加藤造紙廠內新建設施推進緩慢，器材安裝也不到位，第3科到戰爭結束再也沒有印出一張偽鈔。
由於利用國家權力偽造他國貨幣是違法行為，日本戰敗後為銷毀證據，將登戶研究所第3科假幣印刷廠的設備和資料全部燒毀，並嚴禁原職員說出真相，加之上世紀70至80年代在該研究所舊址修建新的大學校園，令歷史留下一段空白。《朝日新聞》稱，2006年，巴川造紙廠製作完成企業史料。時任該企業常務總監吉田宏光稱，編纂史料的目的是「將曾是歷史空白的戰爭期間的活動公開」。即將退休的吉田擔心“偶然發現的珍貴史料會因自己退休而遺失”，在明治大學的詢問下，吉田將這些史料向對方公開。2010年4月9日，明治大學開設和平教育登戶研究所資料館，向民眾公開日軍戰敗時證據被毀的秘密活動痕迹，並將2014年11月29日至2015年3月21日的主題定為“紙與戰爭—登戶研究所與氫氣球炸彈和偽鈔”。《東京新聞》稱，明治大學校園內至今仍保留著當時印有日本陸軍標誌的消防栓，但代號“26棟”的偽鈔倉庫因建築老朽已被拆除，代號“5棟”的偽鈔工廠原本也準備解體處理，但在市民團體的要求下得以保存。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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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在毛澤東紀念堂(資料圖)
毛澤東的遺體保留和毛主席紀念堂的興建，是在剛剛粉碎「四人幫」後的特殊環境中進行的。1978年末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通過撥亂反正和糾正個人崇拜的錯誤，對紀念堂的建設也自然引發了一些新的思考。
1980年8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了一道引起轟動效應的指示。在這個關於「少宣傳個人」的指示中，專門有這麼一條：毛主席像、語錄和詩詞在公共場所掛得太多，這是政治上不莊重的表現，有礙國際觀瞻，今後要逐步減少到必要的限度。
就在文件發出的當天上午，人民大會堂東門前，開來了兩輛吊車和一輛加長大卡車，工人們奉命將懸掛在那裏的巨幅毛澤東像取下。這一行動立即引起了圍觀群眾的強烈反應，不少人紛紛對此發表議論，拆除行動卻照常進行。
此後，從首都到全國各地採取一致行動。毛主席的畫像從會議室、教室的牆上被摘了下來，路邊磚牆上粉刷多年的「毛主席語錄」被清理掉，“文革”期間豎起的絕大多數毛主席塑像被推倒……有些毛主席塑像因修得太堅固，拆除時甚至使用了炸藥。
所有這一切都引起了中國百姓的疑慮和不安。畢竟，人們從「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才只有3年時間，10年“文革”中形成的固定思維模式仍在起作用。要知道，在“文革”時期，誰敢撕毀或燒掉帶有毛主席像的報紙，那都是“反革命”罪行啊！毛主席塑像拆除了，那毛澤東遺體、毛主席紀念堂又將如何呢？
天安門廣場歷來是中國政治的中心，是類似人體神經末梢一樣的最為敏感之處。這一由天安門廣場開始的清除浪潮，立即引起了國人及世界輿論的關注，種種公開的和私下的評論開始了。西方有的報刊說「毛澤東時代從此結束」。港台報刊則預言“大陸批毛，勢在必行”，國內的老百姓們也愈發關注著黨中央的態度。
奧琳埃娜·法拉奇女士是一位擅長捕捉時機採訪新聞的義大利記者兼作家。她的足跡遍及世界五大洲，採訪過數10位政壇首腦和風雲人物，並素以提問尖銳、言辭潑辣而著稱。據說，就連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博士，都曾被她的怪異提問弄得下不來台，事後曾抱怨道：「接受法拉奇採訪是我一生中最愚蠢的事情。」
中共中央的指示發出不久，法拉奇的身影便出現在了北京。善於捕抓重大新聞的法拉奇果然名不虛傳，中國正在採取的行動顯然使她極感興趣。
經過十一屆三中、四中和五中全會，鄧小平作為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核心的地位逐步確立，此時他已經是中共的實際負責人。在《決議》即將拿出來交給省軍級以上高級幹部進行討論之際，有必要使國內外對中共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立場、觀點有所了解。決不能讓形式上拆除毛主席像和語錄牌，成為所謂「非毛化」的證據。因此，鄧小平決定會見這位義大利女記者，借用她的筆向外界宣傳一下。
於是，8月21日晚，法拉奇乘車駛入了中國的心臟——中南海。
法拉奇走進了鄧小平的辦公室。相互問候過後，鄧小平伸出右手，作了請坐的手勢。法拉奇也沒有一句客套的開場白，隨即單刀直入地開始了提問：「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遠保留下去？」
果然咄咄逼人。但鄧小平也不含糊，回答十分乾脆，他說：「永遠要保留下去。過去毛主席像掛得太多，到處都掛，並不是一件嚴肅的事情，也並不能表明對毛主席的尊重。儘管毛主席過去有段時間也犯了錯誤，但他終究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
法拉奇立刻被鄧小平坦率、客觀的態度和大度從容的風度吸引住了，她靜靜地傾聽著。鄧小平拿起一根煙點著，繼續說道：「拿他的功和過來說，錯誤畢竟是第二位的。他為中國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殺的。從我們中國人民的感情來說，我們永遠把他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
在接下去的採訪中，法拉奇又兩次提到了天安門廣場，一次是關於毛主席紀念堂，一次是天安門前的馬、恩、列、斯畫像。由此可見，法拉奇始終關注著天安門廣場這個中國政治的「睛雨表」。
鄧小平則從容談到：「粉碎‘四人幫’，建毛主席紀念堂，應當說，那是違反毛主席自己的意見的。50年代，毛主席提議所有的人死後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遺體，並且不建墳墓。毛主席是第一個簽名的。我們都簽了名。中央的高級幹部、全國的高級幹部差 不多都簽了名。現在簽名冊還在。粉碎‘四人幫’以後做的這些事，都是從求得比較穩定這麼一個思想考慮的。」
法拉奇卻緊追不捨，又繼續問道：「那麼毛主席紀念堂不久是否將要拆掉？」
鄧小平將手一擺，說：「我不贊成把它改掉。已經有了的把它改變，就不見得妥當。建是不妥當的，如果改變，人們就要議論紛紛。現在世界上都在猜測我們要毀掉紀念堂。我們沒有這個想法。」
法拉奇對鄧小平的採訪分兩次進行，共4個小時。鄧小平的坦率、真誠，堅定的信念和敏捷的思維，給法拉奇留下了深刻印象。而鄧小平自己也說，他的被採訪「考試及格」。不難看出，這次採訪，透過天安門毛主席像和毛主席紀念堂等問題，實際上提出的是一個如何評價毛澤東功過的大問題。
鄧小平與法拉奇的談話內容在國外報刊披露之後立即引起強烈反響，外電評論：「鄧小平第一次宣佈，在明年的黨代會上，將不會像批判斯大林那樣，全面批判毛澤東。但是總結大躍進以後的總路線，今後的中國將與毛路線訣別，進行四個現代化。」國際輿論還對這位中國歷史大轉折關頭的掌舵人，予以了極高的評價。
在中國共產黨看來，對毛澤東的評價，其意義不僅在於分辨毛澤東個人在歷史上的功與過，而且關係到如何對待毛澤東思想，如何看待中國近代史，如何分清建國30多年的歷史上的大是大非。
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早在鄧小平接受法拉奇採訪之前，即1980年3月，就已著手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而鄧小平也曾先後9次就決議稿的起草和修改，談過自己的意見。
他對起草小組負責人胡喬木說，這個決議的中心意思應當有3條，其中「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
《決議》數易其稿後，鄧小平仍對毛澤東評價這一部分不滿意。1980年12月25日，他在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指出：「如果不寫或寫不好這個部分，整個決議都不如不做。」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還講道：“我找警衛局的同志談了一下，他們說，把我前些日子和義大利記者法拉奇的談話向戰士們宣讀了，還組織了討論，幹部、戰士都覺得這樣講好，能接受。”
1981年6月，中央政治局用了8天時間討論了《決議》，並在黨內4,000人參加討論的基礎上定稿，又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預備會上再次進行推敲，最終十一屆六中全會正式通過了《決議》，實事求是地評價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
毛主席紀念堂建造的主持者華國鋒，也一直與這個建築聯繫在一起。
12月26日和9月9日，是毛澤東的誕辰和忌日。在每年的這兩天，毛主席紀念堂都會毫無例外地接待一位身份特殊的老人。他就是毛澤東逝世前所選中的接班人——華國鋒。
華國鋒生於1921年，山西省交城縣人。1938年參加革命，同年10月加入共產黨。曾任區游擊隊隊長等職，參加了敵後抗日游擊戰爭。1940年任交城縣各界抗日聯合會主任，後任中共交城縣委書記。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任中共陽曲縣委書記兼縣武裝大隊政治委員。1949年夏，華國鋒隨解放軍南下，後任中共湖南湘潭縣委書記。湖南湘潭縣是毛澤東的故鄉，華國鋒作為毛主席家鄉的「父母官」。
新中國成立後，華國鋒先後擔任過湘潭縣委書記、湘潭地區專員公署專員、中共湘潭地委書記、中共湖南省委統戰部部長、中共湖南省委書記等職。1959年，毛澤東到長沙並回家鄉韶山，此間認識了湖南省委的華國鋒，並給他留下了忠厚、老實的不錯印象，從此進入了毛澤東的視線。
「文化大革命」期間，華國鋒於1968年出任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後任省革委會代理主任。1969年在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1970年擔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兼湖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1971年，華國鋒調任國務院業務組成員、副組長，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1973年在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再次被選為中央委員，並在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75年1月，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1976年1月周恩來總理逝世後，華國鋒於2月出任國務院代理總理。同年4月“天安門事件”發生後，經毛澤東提議，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其接班人地位由此確立。
1976年10月6日，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修建毛主席紀念堂，讓人民永遠瞻仰毛主席遺容；華國鋒擔任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後經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追認)，並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
1980年9月，華國鋒辭去國務院總理職務，1981年6月又辭去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職務。1982年9月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和1987年11月的中共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繼續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
從1976年到2002年，華國鋒職務雖一降再降，卻一直是中共中央委員。在2002年召開的中共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華國鋒仍是大會代表，依然在中央直屬機關小組，但他請了病假，沒有參加會議。有代表詢問為什麼沒有提名華國鋒為十六大中央委員，中直機關小組召集人解釋說，主要是考慮他已是81歲高齡，身體也不好。
華國鋒沒有進入「十六大」中央委員會，引起了西方輿論的關注。路透社評論說：“毛澤東欽點他接班，鄧小平讓他退位，即將離任的黨總書記江澤民和他的同事，安排他平靜地結束了政治生涯，這個傳奇人物就是前中共主席華國鋒。”一名駐北京的外國外交官說：“這代表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如果中國共產黨決定第三代領導都必須退，那麼華國鋒也應該離開。”
一名「十六大」代表曾這樣描述華國鋒目前的生活現狀：深居簡出，勤練書法。他最近看到華國鋒的一幅字，“鯤鵬展翅”4個顏體大字寫得渾然大氣、骨力畢現。
華國鋒對自己的言行十分嚴謹，雖然他仍然享受國家領導人的政治待遇，可以到全國一些地方走訪，卻很少離開北京，也從不議論時政。華國鋒身邊的人和友人，現在習慣稱他為「華老」，對於這個稱呼他感到很自然。
華國鋒與毛澤東之間有著不可割斷的淵源。他是毛澤東選定的繼承人。毛澤東是他的恩師，毛主席紀念堂是在他手中修建起來的，他對此懷有超乎常人的深厚情感。「毛主席紀念堂」這幾個字也是華國鋒所題，他不擔任領袖後許多題字都被換下，而這幾個字卻保留下來。
華國鋒雖然深居簡出，每年有兩天必定外出，那就是在12月26日和9月9日，帶著家眷和隨從去毛主席紀念堂。每次瞻仰毛澤東遺容，華國鋒都親自喊行禮令：「向偉大領袖毛主席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