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候的妓女。
北京和上海檔案館館藏檔案顯示，新中國僅僅用了7年時間，就全面徹底地消滅了公娼、暗娼等各種變相賣淫活動。陳毅、羅瑞卿等開國元勛親自指導「禁娼」攻堅戰。
1917年,英國有個叫甘博耳(S.D.Gamble) 的社會學家，曾對世界8個大都市的娼妓人數和城市總人口的比率作了一個調查。調查結果上海的比率最高。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指示新中國第一任公安部長羅瑞卿：新中國絕不允許娼妓遍地、黑道橫行, 我們要把房子打掃乾淨。當時，上海、北京和中國許多城市面臨肅清娼妓的難關，然而僅僅用了7年時間，新中國就全面徹底地消滅了公娼、暗娼等各種變相賣淫活動。陳毅、羅瑞卿等開國元勛親自指導「禁娼」攻堅戰。
陳毅批示進口西藥治病
1951年11月25日，在上海解放兩年半以後，市政府明文下令禁娼。選擇這個時機，時任上海市市長的陳毅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上海的妓女不但人數龐大，而且名目繁多。解放前夕,根據上海市性病中心防治所的統計資料,上海登記的娼妓有性病的約佔65%。上海紅十字會、同濟醫院及嵩山區衛生所從1945年至1950年檢驗31861位市民, 其中2880人患有性病,佔9.03%。也就是說, 每11位成年人中,就有一個人是患性病的。
早在上海解放前夕，陳毅就組織軍管幹部多次討論過禁娼問題，有一部分同志認為，如此醜惡的社會現象，一天也不能容忍，主張解放後立即明令禁娼。絕大部分同志主張不能馬上取締, 因為剛解放的上海百廢待興,馬上取締娼妓,政府既沒有足夠的醫療條件為她們醫治性病，更沒有專項的經費為她們安置就業，其結果只能是把她們從妓院推到社會上去, 使她們流離失所，暗中賣淫, 這就會造成比公開掛牌更慘的悲劇。
陳毅綜合大家的意見最後決定：「剛進去(指進上海)恐怕還不能馬上解決妓女問題，只好讓她們再吃幾天苦吧。不過,一定會很快解決的,將來在中國的語詞中,妓女這個詞必將成為一個歷史名稱! 」
取締婦女賣淫,關鍵是為她們找到出路，使她們變成有益社會的生產力，並幫助她們成家立業。而治療她們的性病,使其恢復健康是最重要的第一步。
「禁娼」戰打響後，上海市長陳毅指示市衛生局調集治療性病的專家和有關醫生,給被教養的娼妓根治性病。但是，治療性病需要價格相當昂貴的盤尼西林。一個早期梅毒病人,每天要注射60萬單位，10天一個療程, 最少要三個療程,按當時價格，就要100多萬元(按當時幣制)。一個二期、三期的病人,得用100萬單位的盤尼西林,反覆十幾個療程, 時間在半年甚至一年以上。
且不說所用藥物價格昂貴，解放不久的上海尚不能生產盤尼西林,這些葯需要國家花大量的外匯從海外進口，而且，在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下還不容易買到。當時上海醫藥倉庫里的盤尼西林原是專供朝鮮戰場志願軍傷病員使用的，有關部門的請示報告一直送到陳毅市長的辦公桌上。陳毅果斷地決定盤尼西林先給教養所里患性病的姐妹們，志願軍戰士另想辦法。
上海娼妓改造是一件具有國際意義的大事, 美國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塞里佛埃說, 像上海這樣解決娼妓問題, 全世界沒有先例。
羅瑞卿領導北平「禁娼」
當時還叫「北平」的北京和平解放後, 進入北京城的毛澤東指示羅瑞卿：新中國絕不允許娼妓遍地、黑道橫行。羅瑞卿擲地有聲地回答說：“主席, 我馬上考慮把北京的妓院全部關掉。”
和平解放後的北平，一些散兵游勇、流氓地痞、土匪特務等人躲藏在妓院，嚴重影響社會秩序，這增加了解決娼業問題的迫切性和嚴重性。
1949年3月，經北平市人民政府批准, 北平市公安局制定的「對妓院進行管制的若干暫行規定」下發執行, 北平市吹響了「禁娼」戰的號角。
在「禁娼」戰最初階段，為了不打草驚蛇，市公安局對妓院做出4項規定：詳細記載妓院住客的姓名、年齡、職業、住址等信息，每日22時前將登記簿送當地派出所備案；如遇有持槍械、火藥、通訊器材、著軍裝的嫖客, 要迅速報告；不得虐待妓女，逼良為娼、逼幼為娼；游娼者不得飲酒吵架、擾亂治安等等。
1949年8月，北平市第一屆各界代表會議討論通過了「改造妓女，參加生產, 以減少寄生人口的決議」，要求政府制定處理方案，組織婦女習藝所,分批收容妓女，並授以必要的勞動技能，使之能自謀生計。9月，北平市公安局、民政局、衛生局、婦聯會、企業局共同組成處理妓女委員會，為全市統一領導機構。10月15日，北平市成立準備封閉妓院的執行機構，由羅瑞卿統一領導、部署和指揮。
北平「一夜禁娼」
一切準備工作就緒後, 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作出了關於封閉妓院的決議, 明確規定：「茲特根據全市人民之意志，決定立即封閉一切妓院，沒收妓院財產，集中所有妓院老闆、領家、鴇兒等加以審訊和處理，並集中妓女加以訓練，改造其思想，醫治其性病，有家者送其回家，有結婚對象者助其結婚，無家可歸、無偶可配者組織學藝從事生產。」
會後，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統一領導下，市長聶榮臻發佈命令，預先組織好的2000餘名幹部和警員，分成27個行動小組，乘坐37輛汽車分赴全市各地封閉妓院。由於在事前作了思想和工作方法的準備，嚴密封鎖消息，基本上未發生老闆、領家及妓女隱匿、逃避等情形。
由於準備工作充分，執行時舉措得當，經過一夜緊張而有序的工作，封閉妓院的工作順利完成，行動小組在12小時內封閉妓院224家，收容妓女1289名，集中老闆和領家共424名。據當年的報紙記載，此次集中收容妓女、封閉妓院的工作得到了廣大市民的理解和支持，許多市民都拍手稱快。
收容妓女中，有的人接受了行動小組的當場解釋和說服，初步了解到人民政府改造妓女的政策，主動配合行動並慶祝自己的解放。外四區妓女姚某某說：「你們說的全都是好話, 由今天起我們就是一個乾淨人了。」
集中收容妓女、封閉妓院之後，「禁娼」戰轉入教育改造和醫治性病階段，工作組對收容的妓女進行了妥善的安排。安置之後, 政府長時間沒去打攪她們平靜的生活。直至30多年後的1986年，原北京市婦女生產教養院的幹部才悄悄地對她們幾十年的工作生活情況進行了一次調查。
調查結果是，她們中很多人思想進步、工作積極，有的人成為先進工作者、生產骨幹，有的當了班組和車間的負責人，有的人入了黨，退休以後過著安寧的晚年生活。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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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度很高的偽法幣（右）和作為原料的特殊紙張。
新史料披露日本對華偽鈔戰
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在那段艱苦卓絕的日子裡，中國不僅需要抵擋擁有裝備優勢的日軍進攻，還要防備來自各個領域的「陰招」。日本《朝日新聞》近日披露，最新公佈的證據顯示，日本曾在二戰期間秘密印製大量假鈔，意圖摧毀中國的戰時經濟。
特殊紙張揭露偽鈔戰元凶
日本《朝日新聞》稱，明治大學和平教育登戶研究所資料館公佈了最近在靜岡市駿河區「巴川造紙廠」發現的印鈔特殊用紙。經明治大學專家確認，這些特殊用紙由原日軍秘密武器研發機構—登戶研究所製造。在該造紙廠發現的279張約30厘米見方的特殊紙張，全部有孫中山側臉水印，並鑲嵌了絲纖維。其中還有“天壇”水印的印鈔紙以及留有對水印和絲纖維密度等進行檢測的痕迹。據明治大學日本近代史教授、登戶研究所資料館館長山田朗證實，儘管日本作為國家有參與制造偽鈔的犯罪活動，但具體負責實施的是保密性極高的日本陸軍登戶研究所。至於還有民間企業捲入其中，目的可能是為了大量製造偽鈔，以便用偽鈔大量調配物資、在中國擴大戰線。因而，登戶研究所成為日本陸軍在二戰期間非法印製偽法幣、衝擊中國經濟市場的真正“元凶”。
位於川崎市多摩區的登戶研究所正式名稱為「陸軍第9技術研究所」，於1937年由其前身陸軍科學研究所登戶實驗場設立，雖然多次更名，但一直被統稱為“陸軍登戶研究所”。據原職員證實，該研究所主要從事製造氫氣球炸彈、生化武器研發和毒物合成等秘密武器和軍事技術的研究。1942年，登戶研究所規模擴大，受命於從事間諜活動的陸軍參謀本部第2部第8科，進行化學武器研究，據稱部分化武提供給731部隊用於人體實驗。1944年，登戶研究所處於鼎盛時，佔地面積36萬平方米，共有100棟建築，職員超過1000人。
除了研製武器，登戶研究所當時還負有另外一項絕密任務。明治大學講師渡邊賢在《明治大學和平教育登戶研究所—從史料看戰爭與和平》的論文中提到，被稱為「36棟」的登戶研究所本身從事的是秘密戰、間諜戰、謀劃和宣傳等日本陸軍最高機密活動，而研究所中的第3科則是“秘密中的秘密”。這個由3米見方的木板圍成的科室是日本陸軍為向中國展開經濟戰而特設的部門，除了第3科工作人員外，只有研究所所長才能進入。第3科由印刷班、製紙班和中央班3個班組成，由於各自高度保密，因此研究所內的印刷班稱“南方班”，製紙班稱“北方班”。第3科人員的工作就是專門偽造法幣。
印製巨額偽幣「真假難分」
抗日戰爭期間，日軍依靠武力脅迫發行的「軍票」在中國許多地方不通用，致使日軍在華物資採購時阻力很大。為改變這一狀況，日本陸軍提出“通過偽鈔破壞法幣工作”的計劃。據登戶研究所原工作人員伴繁雄所著《陸軍登戶研究所的真空》一書稱，作為對華“經濟謀略”的一個環節，日本陸軍將製造偽鈔當做一項秘密工作。
1939年，日本陸軍省和陸軍參謀本部制定「對華經濟謀略計劃」，目的是“破壞蔣介石政權的法幣制度，繼而攪亂中國國內經濟，毀壞蔣政權的經濟能力”。負責實施該計劃的部門被稱為“松機關”，總部設在上海，分部或活動據點設在便於搜集情報的要害地區。“松機關”同時還負責偽鈔在中國的流通工作。“松機關”負責人由日本陸軍參謀岡田芳政中佐擔任，但實際負責事務的是受陸軍委託的企業家阪田誠盛。阪田為使偽鈔在上海流通，不但與上海青幫頭目的女兒結婚，還將“松機關”總部設於蔣介石心腹杜月笙的家中。
製造偽鈔工作稱為「杉工作」，由登戶研究所具體負責。必要時，登戶研究所還能以政府大臣名義全部或部分借用民間企業印製偽鈔。負責實施此項絕密計劃的是登戶研究所第3科科長山本主計少佐。第3科利用從德國購買的高性能印刷設備，經過多次試製和試行失敗之後，於1940年製造出逼真偽鈔，開始小批量偽造法幣，並源源不斷地提供給“松機關”。太平洋戰爭爆發不久，日軍佔領香港，迅速將被扣押在此的多台印鈔機運至登戶研究所，大量印製偽法幣。據曾在印刷廠工作的大島康弘回憶，由於仿製逼真度很高，“幾乎不存在真鈔與偽鈔之分”。當時預計日產量達10萬張，面額相當於中國國內貨幣流通量的約10%。負責將偽鈔每月2次通過海上運到上海的則是在戰爭期間共培養了2131名間諜的日本陸軍中野學校的畢業生。
據稱，登戶研究所在戰爭期間共印製了金額達40億元的偽法幣，相當於日本陸軍在中國戰場初期2至3年的軍費總和，對中國經濟市場造成嚴重傷害。在日本陸軍參謀總部看來，第3科製造的偽法幣不僅可擾亂中國經濟，還能扶持汪偽政權和培養收買親日分子，同時為日本陸軍購買軍需和戰略物資，甚至支付日軍士兵的生活費。
雖然日本陸軍在1942年通過印製最高面值為5元和10元的偽法幣一時獲得了巨大「成果」，但後來美英通過空投，向南京國民政府提供面值千元和萬元的法幣，使偽法幣漸漸失去作用，日本陸軍的對華經濟戰宣告失敗。
歷史罪證險些被銷毀
1944年以後，由於頻繁遭到美軍戰機轟炸，登戶研究所不得不將第1科、第2科和第3科分別疏散。當時，第1科和第2科被疏散至長野縣伊那地區，第3科被疏散至福井縣武生市。因為缺乏原材料，第3科只好借用加藤造紙廠來製紙。但印刷工廠半數器材和技術人員當時均被疏散，加藤造紙廠內新建設施推進緩慢，器材安裝也不到位，第3科到戰爭結束再也沒有印出一張偽鈔。
由於利用國家權力偽造他國貨幣是違法行為，日本戰敗後為銷毀證據，將登戶研究所第3科假幣印刷廠的設備和資料全部燒毀，並嚴禁原職員說出真相，加之上世紀70至80年代在該研究所舊址修建新的大學校園，令歷史留下一段空白。《朝日新聞》稱，2006年，巴川造紙廠製作完成企業史料。時任該企業常務總監吉田宏光稱，編纂史料的目的是「將曾是歷史空白的戰爭期間的活動公開」。即將退休的吉田擔心“偶然發現的珍貴史料會因自己退休而遺失”，在明治大學的詢問下，吉田將這些史料向對方公開。2010年4月9日，明治大學開設和平教育登戶研究所資料館，向民眾公開日軍戰敗時證據被毀的秘密活動痕迹，並將2014年11月29日至2015年3月21日的主題定為“紙與戰爭—登戶研究所與氫氣球炸彈和偽鈔”。《東京新聞》稱，明治大學校園內至今仍保留著當時印有日本陸軍標誌的消防栓，但代號“26棟”的偽鈔倉庫因建築老朽已被拆除，代號“5棟”的偽鈔工廠原本也準備解體處理，但在市民團體的要求下得以保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