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就在寫這兩封談論詩詞的信中間，9月11日，毛澤東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嚴厲批判彭德懷等：「有幾位同志，據我看，他們從來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是馬克思主義的同路人。他們只是資產階級分子、投機分子混在我們黨內。」
在1959年4月的上海會議(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之後，毛澤東那顆發熱的腦袋，稍稍冷卻了一些。他幾度表揚陳雲。除了前文已引述過的毛澤東稱讚陳雲「真理有時在一個人手中」之外，還說過“國亂思良將，家貧思賢妻”之類的話，這“良將”、“賢妻”指的也是陳雲。毛澤東開始採取一些防「左」措施。毛澤東甚至要陳雲全面負責經濟工作，說“陳雲當總指揮好”。
1959年6月20日，毛澤東寫給胡喬木及《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的信，也反映出毛澤東的頭腦冷靜了些。那是毛澤東從新華社編印的第二八一期《內部參考》上，讀到了廣東東江流域暴雨成災的消息之後，寫了一信
喬木、冷西同志：
提倡。工業方面重大事故災害，也要報道，講究對策。此件閱後退回。
毛澤東
6月20日上午四時
正是在這種「冷卻」的氣氛中，從7月2日起，在“清涼世界”廬山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自8月2日起至8月16日則為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史稱“廬山會議”。陳雲和鄧小平由於健康原因未出席會議。
會議最初的議題是繼續糾「左」。如毛澤東所言：“不要做熱鍋上的螞蟻，要做冷鍋上的螞蟻。”
據李銳回憶，他和胡喬木、田家英同車從北京前往武漢，再轉船到九江。李銳是毛澤東當時的兼職秘書，他說：
「在火車上，我同胡喬木、田家英有過閑談，對五八年的‘大躍進’，都基本上持否定態度。」
毛澤東一路上興緻頗好，詩興大發，寫了《到韶山》、《登廬山》兩首詩，抄給胡喬木、周小舟，迅即在山上傳開。這麼一來，使會議的氣氛更為寬鬆。
胡喬木在跟李銳、田家英、吳冷西的閑談中，說出了自己去年未把陳雲意見轉告毛澤東的原委：
「當時不彙報，是為了保護陳雲，否則上海會議時，陳雲也恢復不了名譽。」
胡喬木對於毛澤東關於「經濟發展的平衡是暫時的、相對的，不平衡是永久的、絕對的」論斷，也表示懷疑，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見解。
上山之初，毛澤東提出十九個問題，供會議討論。他還指定七人起草會議紀要，即胡喬木、譚震林、曾希聖、周小舟、田家英、吳冷西、李銳，以胡喬木為組長。
於是，胡喬木分十二個專題，由組員們分頭去寫。他自己寫「形勢和任務」這一總綱式的專題。不久，寫出了《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記錄(草稿)》。
這份《議定記錄(草稿)》，於7月14日印發後，便招來一些意見，以為對「大躍進」的“成績講得不夠”，而“缺點寫得很具體”。尤其是對胡喬木寫的「形勢和任務」那一節，意見頗多。
不得已，7月19日，胡喬木在會上作了發言，進行了申辯：
「不要一提出問題，好像就在懷疑成績，是在把缺點誇大了。缺點不應該誇大，也不應該縮小。但是，在現在的會議上，各人所見有些參差不齊，也不必緊張。總之，只要是問題存在的，就要加以正視、研究發生這些問題的原因。應該有什麼說什麼，不要戴帽子。如果說錯了，講清楚改過來就行了。我們討論的目的無非是為了早日實現光明的前途，這一點大家是一致的。說虛誇已完全過去了，我不能同意。」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屈指算來，胡喬木在毛澤東身邊已工作了十八個年頭，上廬山之後也一直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然而，就連他也未曾料到，毛澤東在廬山上來了個急轉彎：從糾「左」急轉為反右傾！
話，關照他「少講缺點，尤其不要涉及全民鍊鋼和得不償失的問題」。然而，張聞天不顧胡喬木這一重要提醒，仍然作了批「左」的長達三小時的發言……
終於擺脫政治危機
1959年7月23日上午，成為廬山會議的轉折點。
毛澤東發話了。他說他「現在學會了聽，硬著頭皮頂」。他在廬山上，已經“頂了二十天”。毛澤東警告一些人：
「他們重複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錯誤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
毛澤東這次講話，一下子把會議從反「左」，轉到了反右傾上面去了。
7月26日，會議印發毛澤東對一封信的批示，內中寫道：
「我們黨三十八年的歷史，就是這樣走過來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這是必然的。」
原來，毛澤東是依照「反‘左’必出右」的這一“必然”規律，展開了反右傾。
首當其衝的是「主帥」彭德懷，因為彭德懷在7月14日寫了一封三千來字的信給毛澤東，指出“在1958年的大躍進中……一些左的傾向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
其次則是張聞天，被稱之為「副帥」，因為他那三小時的發言尖銳地批「左」。
此外，還有黃克誠、周小舟，也被列入「反黨集團」。
毛澤東的幾位秘書，此時也處境艱難：
李銳積極批「左」。毛澤東說，“李銳這次也是右派”。於是，在劫難逃了。
陳伯達曾稱讚過彭德懷的信，此時馬上「反戈一擊」，算是滑了過去。
田家英處境危險。他曾尖銳地批評了毛澤東的「左」的言行，差一點被劃入“右派”。
胡喬木呢？也頗為不妙。且不說他負責起草的《議定記錄》已經遭到非難，連他在上山途中說過的「五八年大躍進出了軌，翻了車」也被人揭發出來。所幸揭發者說此話是李銳講的(其實是李銳轉述過胡喬木的話)，而李銳不願牽連胡喬木，自己承當了！
胡喬木得以過「關」，還在於毛澤東平日對胡喬木的印象還不錯。李銳曾如此回憶：
“有天劉瀾波告訴我，柯慶施向他說，主席跟柯談到對喬木的觀感，說喬木跟他一二十年，總還是一介書生。
「這使我想起1958年4月廣州會議時，主席談到要善於聽不同意見和反面意見時說的話：我們身邊有個胡喬木，最能頂人，有時把你頂到牆上，頂得要死。」
毛澤東對胡喬木「一介書生」的評價，大體上是頗為準確的。胡喬木一直難改濃厚的書生意氣。
至於最能頂人，表明他也並非一貫唯唯諾諾，一旦發表不同意見，夠尖銳的。
好在毛澤東對胡喬木畢竟還是很信任的，而胡喬木平素也小心謹慎，「頂人」並不多。
會議「反右傾」，日漸進入高潮。內中，特別是揭發了彭德懷、張聞天、李銳等所說毛澤東像“斯大林晚年”，一下子掀起批判高潮。8月10日下午，胡喬木抓住這一“謬論”，發揮了他的寫社論的擅長，富有邏輯地從六個方面進行批駁，指出毛澤東與斯大林晚年的不同：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一、斯大林晚年嚴重脫離群眾、脫離實際。毛主席在哪一點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不是毛主席創造的又是誰創造的？如果不密切聯繫、徹底依靠、放手發動群眾，怎麼會出現去年的大躍進、公社化運動？
二、斯大林晚年在黨內是不講民主的或者很少講民主的，連中央全會都不召開。而我們卻不但經常開全會，而且經常開擴大的全會，這次會議也就是一次。很多文件都是省、市委書記起草的，很多意見都是大家議出來的。毛主席十分重視黨內民主、尊重同志們的意見，怎麼能說和斯大林晚年相同？
三、斯大林晚年提倡個人迷信，毛主席在這個方面也同他相反。七屆二中全會就作出決定，不許祝壽，不許以人名命地名。中央曾根據毛主席的意見通知，他的塑像除了作為美術家的作品可以在美術館陳列外，一律不許在公共場所陳列。
四、斯大林在肅反問題上犯了嚴重的錯誤，他常把黨內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同敵我矛盾混淆起來，以至在蘇共黨內有許多中央委員、高級將領等被錯誤地殺害了。難道毛主席曾經殺過一個中委、一個將軍、一個黨代會的代表嗎？毛主席對黨內鬥爭的原則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是分清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正因為這樣，許多犯過錯誤的同志至今仍然在黨中央團結一致的工作。
五、斯大林晚年無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有停滯的傾向。在斯大林時期，蘇聯農業三十年沒有超過沙皇時代的最高水平。他否認對立面的統一，否認否定之否定，實際是丟了辯證法。毛主席正好相反，簡直可說是辯證法的化身。他雖已六十幾歲，精神比許多青年人都年輕，真正是生動活潑，一往無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是同他對辯證法的深刻了解分不開的，是同他始終充滿朝氣的精神狀態分不開的。
六、斯大林晚年對外犯過大國主義的錯誤。毛主席對別的國家一向很尊重，朝鮮問題就是一個好例子，對越南蒙古的關係也是這樣。對蘇聯的有些問題，我們也提出過意見，但是並沒有妨礙兩國的團結。革命過程中總會有些缺點和錯誤，問題是我們發現得快、糾正得快。
在作了以上六個方面的分析之後，胡喬木引述了恩格斯的名作《論權威》，說明黨需要領導者個人的威信，亦即權威，這是黨和人民的寶貴財富，必須保衛，決不能破壞。
雖說胡喬木並不贊同「反右傾」，但他作為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必須在政治上維護毛澤東。這番長篇發言，是胡喬木的公開表態，意味著他要從被動轉為主動。
胡喬木這一長篇發言，毛澤東聽了頗為滿意。翌日，毛澤東在大會上作長篇講話，內中不指名地提及胡喬木：
「李銳不是秀才，是俱樂部的人。」“想把秀才們挖去，不要妄想，是我們的人。”
「俱樂部」，指的是以彭德懷為首的所謂“軍事俱樂部”(反黨集團的代稱)。“秀才們”，包括胡喬木、田家英，也包括陳伯達。
這麼一來，胡喬木解脫了！
胡喬木擔任毛澤東秘書十八年以來，一直緊跟毛澤東，平平穩穩。雖說不久前毛澤東就陳雲一事批評了他一回，不算太嚴重。這一回廬山上，可謂驚心動魄，胡喬木差一點進入「俱樂部」倘若那句「五八年大躍進出了軌，翻了車」，傳入毛澤東的耳朵，知道是他說的話，那就麻煩了。
他還算「機警」，知道風向不對，馬上作了那長篇發言，度過了政治危機……
不過，從此之後，他和毛澤東之間，產生了潛在的裂痕。這裂痕，他知，毛澤東知，表面上卻彷彿一切如常。
吳冷西曾這樣回憶廬山會議中處境艱難的胡喬木吳冷西，《憶喬木同志》，載《我所知道的胡喬木》，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版。
1959年的廬山會議，是喬木同志一生中的一個重要關節。在會議前期，即所謂「神仙會」期間，喬木同志帶領我們起草會議紀要。他對大躍進中的錯誤提出了尖銳的意見，並系統地寫入會議紀要初稿。當初稿受到一些仍有強烈的「左」傾情緒的同志的指責之後，他又在堅持少奇同志提出的“成績講夠，缺點講透”的原則下，力求照顧各種不同意見，對初稿加以修改。當修改稿出來以後，會議突然180度轉向反右傾，《紀要》受到了更激烈的指責。有些同志把它同彭老總的意見書相提並論，橫加攻擊。喬木同志和我們這些參加起草的人也受到似是而非的批評。喬木同志當時既迷惑又沮喪，眼看持續半年的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被打斷了。有好幾天他一句話也不說，臉色陰沉，心事重重。直到毛主席講了“秀才是我們的人”之後，喬木同志以大局為重，振作精神，為全會起草決議。當錯誤地批判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所謂“軍事俱樂部”的局勢無法改變之後，他仍然想幫助一位起草紀要的參加者。他同田家英同志和我商量，建議這位參加起草工作的人寫一封檢討信給毛主席，以求得諒解。喬木同志的這個好心沒有得到好報。二十多年之後，這位起草參加者著書立說，揚言他寫那封信是“終牛根事”，似乎是喬木同志的建議害了他。尤有甚者，這位起草紀要的參加者在其著作中竟然還說他在廬山會議上保護了喬木和家英。事實恰恰相反，正是這位起草參加者在廬山會議後期，寫了所謂“檢舉材料”，羅列許多“罪狀”，告發喬木同志，家英同志和我。彭真，一波和尚昆同志要我們在大會上同此人對質，參加八屆八中全會的同志都目睹當時會場上對質的情景。中央為此調查了兩個多月，直到十月初毛主席找喬木，家英和我談話時才算結案。事隔三十多年，知情者越來越少。我責無旁貸，要為喬木，家英兩位亡友公開澄清歷史事實。
廬山會議從和風細雨變為急風暴雨，是喬木同志一生中從未有過的經歷。一個月的緊張局勢，使他心身交瘁，從此種下了爾後的極度精神疲勞的病根。
依然是毛澤東政治秘書
從廬山返回北京，胡喬木依然是毛澤東的政治秘書。
到北京不久，1959年9月7日，毛澤東便寫了一信給胡喬木
喬木同志：
詩兩首，請你送給郭沫若同志一閱，看有什麼毛病沒有並加以筆削，是為至要。主題雖好，詩意無多，只有幾句較好一些的，例如「雲橫九脈浮黃鶴」之類。詩難，不易寫，經歷者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不足為外人道也。
毛澤東9月7日
毛澤東所說的「詩兩首」，就是他的新作《到韶山》和《登廬山》。信中，毛澤東跟胡喬木如敘家常。
六天之後，毛澤東又給胡喬木一函
喬木同志：
沫若同志兩信都讀，給了我啟發。兩詩又改了一點字句，請再送郭沫若一觀，請他再予審改，以其意見告我為盼！
毛澤東9月13日早上
「霸主」指蔣介石。這一聯寫那個時期的階級鬥爭。通首寫三十二年的歷史。
信中提及的「霸主」，是指《到韶山》中“紅旗捲起農奴戟，黑手高懸霸主鞭”一句。
就在寫這兩封談論詩詞的信中間，9月11日，毛澤東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嚴厲批判彭德懷等：「有幾位同志，據我看，他們從來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是馬克思主義的同路人。他們只是資產階級分子、投機分子混在我們黨內。」
胡喬木依然「評報」，只是不寫社論了。從那篇《尼赫魯哲學》之後，他就沒有給《人民日報》寫社論直至1984年8月27日才重新為《人民日報》寫了社論《大量吸收先進青年入黨》。
他彷彿失去了銳氣，常說自己睡眠不好。雖說他患神經衰弱症已經多年，此刻他說自己病症日益加重。
他花費很多時間讀書。1960年12月29日，他曾給彭真寫了一信
彭真同志：
袁牧的《黃生借書說》抄一份送上。因未找到普通選本，《四部備要》本頭太大不便傳送，未將原書送來。
文意頗好(末了還是要借書的早還，並不肯送人，不過這也證明借書之難)，可以考慮請人譯為白話，寫一短文介紹，在《北京日報》或《人民日報》副刊發表。
敬禮
胡喬木
1960年12月29日
離開了毛澤東身邊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胡喬木在北京出席了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毛澤東在會上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會議剛剛結束，1月20日，毛澤東便給田家英寫了一信。信中寫道：
已告陳胡，和你一樣，各帶一個調查組，共三個組，每組組員六人，連組長共七人，組長為陳、胡、田。在今、明、後三天組成。每個人都要是高級水平的，低級的不要。……
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陳去廣東……
毛澤東自己帶頭作調查研究，所以派出三位秘書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各率一組下去，規定調查兩個月，然後「都到廣東過春節」。
那時，由於「高舉」那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三面紅旗”，搞「左」的一套，搞得上上下下亂了套。尤其是人民公社，沒有章程，全國農村亂了套。毛澤東派出調查組，為的是調查農村情況。
1961年2月23日，三個調查組在廣州會合。毛澤東聽了彙報之後，召開會議，著手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出席會議的有陶鑄、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廖魯言、鄧力群、許立群、王力、王魯、逄先知等。胡喬木參加了起草工作。
1961年3月22日，中央工作會議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即《六十條》)。翌日，又通過了由胡喬木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信中寫道：
“最近發現的毛澤東同志1930年春所寫的《關於調查工作》一文，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文件，有十分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現在中央決定將這篇文章發給全黨高級及中級幹部學習……
「中央認為，最近幾年的建設成就是偉大的，證明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確的。但是在農業、工業等方面的具體工作中，也發生了一些缺點錯誤，造成了一些損失。這些缺點錯誤之所以發生，根本上是由於許多領導人員放鬆了在抗日戰爭期間和解放戰爭期間進行得很有成效的調查研究工作，滿足於看紙上的報告，聽口頭的彙報……」
隨著這《一封信》下發，全國掀起「調查研究熱」。《紅旗》雜誌也在1961年第三、四期發表社論《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
此後，1961年3月下旬至5月下旬，胡喬木再度前往湖南農村調查研究。胡喬木女兒胡木英曾經回憶當時胡喬木在湖南調查研究的情形：
我是3月21日飛到長沙的，第二天上午，他就忙著與調查組的同志開會研究，按照中央工作會議精神，如何做好下一步調研工作。當時他的調查組成員中有于光遠、王力、胡績偉、張超、戴邦等，他的秘書商愷同志也參加調查組的工作。
在那些日子裡，父親在長沙、韶山、湘鄉一帶來回跑，參加了大大小小的各類座談會、社員大會，又去社員家庭調查了解，聽取各級幹部的彙報、情況反映，並看了調查組同志們寫的各種調查材料。為了能更多地聽到社員、幹部的真話，也讓身邊的工作人員得到鍛煉的機會，他組織安排了警衛、保健醫生等去做調查工作，給他們調查題目，並要求他們把調查結果向他彙報。我就經常被父親安排跟著醫生，警衛深入社員家庭調查。
記得有一回我們在調查時，剛從一家社員家裏出來，遇到了一位從寧鄉村討飯到湘潭的姑娘，看她皮包骨頭的瘦小樣子，個頭像是十歲的孩子。經我們詢問知道，她十七歲了，父母都已餓死了，只剩下她一人；沒飯吃，去撿野菜，隊裏幹部不准撿，還把她的籃子踢壞，打了她，她沒法子，只好逃出來討飯。我們去調查的這家社員拿出一碗飯菜給她吃，她狼吞虎咽地吃完就走了。當時我們也沒有再問她去哪裏，今後怎麼辦。回招待所吃晚飯時我向父親談起了這件事，父親和調查組的同志們都責怪我們沒有處理好這件事，沒有幫她找個安身的地方。只了解了問題，卻沒有解決問題。這件事對我震動很大，體會到父親和他的同志們真正為老百姓設身處地的著想，正是基於為老百姓謀幸福的動機才能支持和支配著他們辛勤地工作而毫無怨言。還有一回，我和醫生、警衛等幾個人去一個小隊調查，回來的路上照了幾張相。父親知道後批評了我，說：不要把下鄉當作旅遊，要認真學習調查工作，了解老百姓的疾苦。
回過頭來想想，父親真正是為了老百姓才那樣不辭辛苦，只想著如何儘快糾正原來「左」的政策，使老百姓早日從困苦中解脫出來。他對老百姓的苦難特別痛心。有一回，我們在韶山招待所門口遇到一個從湘鄉來賣布票的年青人，他說因沒錢治病，只好賣布票換幾個錢。看他面黃肌瘦的樣子，父親很快從兜里掏出了五塊錢，又耐心告訴他賣布票是犯法的。這人大概看我父親面善吧，又說他已經好幾天沒吃過米飯了，於是父親又請招待所的服務員拿出幾個饅頭和小菜給他吃。他幾乎嚼都不嚼就吞下去了。吃完後，父親又詳細詢問他的情況，最後讓服務員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公社領導，請公社幫助安置解決。這封信交給了省里來參加調查工作的時任省檔案局局長的毛華初同志，由他帶給湘鄉縣委。
後來從長沙到武漢做工業調查，曾召開兩次工人座談會，一次在武漢鋼鐵廠，一次在重型機械廠。參加座談的工人都很激動，發言很踴躍，以至原定的一個鐘頭時間超過很多。座談都安排在白班下班後，這中間有的工人因飢餓而談不下去了，父親趕緊請廠領導拿出饅頭等請他們邊吃邊談，而他自己則堅持到所有參加座談會的工人把要說的話講完了，所要了解的情況全部了解之後才結束座談。結果晚飯拖到九點多才吃。
我從這些小事中深感父親對普通工人、農民的理解、同情和熱愛。我在學校讀了十幾年書，算個小知識分子吧，可我接觸工人、農民時就不像父親那樣溝通，總像有層隔膜，也覺得沒什麼好談的。可是父親這樣的大知識分子和他們談起來，接觸起來卻一點困難也沒有，問長問短，似乎有說不完的話。
當時，寧鄉有餓死人的情況，還比較嚴重。後來調查組聽說湘鄉也有餓死人的情況，幹部們都不敢向上反映。調查組向父親彙報了，他馬上要調查組的同志去湘鄉具體了解，隨後父親決定改變原計劃，也到離湘鄉縣城不遠的一個大隊去親自調查。那是4月13日，那次看到的情景，我真是永生難忘。一個個骨瘦如柴、面如菜色的大人、小孩，木獃獃地站在那裏，不是親眼所見，從文字描述中絕對無法想像出來。縣裏的領導人彙報工作時，居然說不知道那裏有餓死人的事。他們看到我父親那按捺不住的不滿神色時，才趕緊檢討工作沒做好。父親也真生氣了，狠狠批評了他們，並要求他們儘快想辦法解決，不要再發生餓死人的情況。我們那天是早上出發的，回到韶山招待所已是夜裏十一點了。
正巧在這時候，毛主席也來湖南視察了。父親得知這個消息後，立即寫了一封長信給毛主席。除談到了在韶山公社調查解決食堂問題的情況，還特別寫到湘鄉餓死人的情況。……這封信他是請回長沙開會的毛華初同志帶給毛主席的。毛主席收到信後第二天就給湖南省書記張平化同志作了批示，要他閱後將來信及附文四件「印發給我們的三級幹部會議各同志，予以討論」。毛主席並於當日下午親自聽取了毛華初同志對農村調查情況的真實彙報，他肯定了韶山公社可先行試點解散食堂。毛主席還提出要注意解散食堂後會產生的問題，並一定要搞好生產。這樣父親與韶山公社黨委認真研究解散食堂的步驟及措施更加快了實施，全公社的食堂幾乎都全部解散了。這一舉措深得韶山百姓的歡迎和稱讚。
女兒胡木英回憶文章中提到的胡喬木寫給毛澤東的長信，是胡喬木寫於1961年4月14日的信。胡喬木在信中，如實地向毛澤東反映了湖南農村餓死人的嚴重情況：
昨天，我和王力同志、毛華初同志，省農業廳賀炳賢同志等人去了一次湘鄉縣委，我們原聽說臨近韶山的東郊公社、現龍洞公社死人的情況(從1958年10月到1961年3月，三個大隊死707人，占現有人口百分之十三點五)，擬去該處調查，結果因道路不便，臨時到原東郊公社現陳庚公社的楠鄉大隊、七星大隊、水底大隊、石匠大隊的幾個生產隊看了一下，發現這幾個大隊的情況也很嚴重。楠鄉大隊、石匠大隊三年來死亡率都在20%左右，據縣委說，全縣三年約餓死三萬人，去年約二萬人，而以去年年底最為嚴重，全縣病人在去年年底達七萬人，現已減到萬餘，但我們去的地方，有些生產隊的病情尚未停止……
此後不久，中共中央於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召開會議，對《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進行修改。
會議開幕時，胡喬木來了。沒幾天，胡喬木請病假，離開了會場。他的神經衰弱症加劇了，無法正常工作。
女兒胡木英回憶說：
他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後，神經衰弱已嚴重到無法拿筆寫文章的地步，他被迫放下一切工作徹底休息。於是他給毛主席寫了封信，請假去休息一段時間。
1961年8月17日，胡喬木給毛澤東寫了一信，說明病情，要求請長期病假。一星期之後，正在廬山上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的毛澤東回復一函，表示同意
喬木同志：
8月17日信收到，甚念。你須長期休養，不計時日，以愈為度。曹操詩云：盈縮之期，不獨在天。養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詩宜讀。你似以遷地療養為宜，隨氣候轉移，從事遊山玩水，專看閑書，不看正書，也不管時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作一、二、三年休養打算，不要只作幾個月打算。如果急於工作，恐又將複發。你的病近似陳雲、林彪、康生諸同志，林、康因長期休養，病已好了，陳病亦有進步，可以效法。問谷羽好。如你轉地療養，谷宜隨去。以上建議，請你們二人商量酌定。我身心尚好，順告，勿念。
毛澤東
1961年8月25日
從此，胡喬木離開了他的工作崗位，雖說他名義上還是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實際上他已不在毛澤東身邊工作。政治秘書工作，由陳伯達一人承擔。陳伯達權重一時，以致「文革」爆發時出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
胡喬木這一病，不止病「一、二、三年」一直病到「文革」爆發。
胡喬木患神經衰弱症，這是確實的。不過，他一病就病得那麼久，內中有沒有政治因素，這就不得而知了。
毛澤東的信中，提及了陳雲、林彪、康生的病況。內中，康生、林彪的病，明顯地帶有「政治病」的色彩……
胡喬木多年擔任毛澤東秘書，曾經精闢地指出：「秘書要具有政治家的視野」。
他說：「秘書一要正確觀察、分析、判斷形勢，尤其是政治形勢；二要根據形勢的正確判斷，從宏觀上提出相應的微觀政策。」
這幾句話，可以說是胡喬木多年擔任毛澤東秘書的深刻體會。
本文摘自《胡喬木：中共一支筆》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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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懷和劉少奇等人在中南海散步（資料圖）
本文原載於《百年潮》2008年第1期，原題為「楊尚昆談廬山會議」，作者蘇維民。
1959年夏的廬山會議，在黨的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央辦公廳一些老同志建議把它列為《楊尚昆回憶錄》的一章，得到楊尚昆的同意。1996年12月，1997年3月、5月，楊尚昆三次同我們談廬山會議前後情況。他說，我作為廬山會議的正式成員，又是會務工作的總負責人，是應當對這次會議說幾句話的。
一次被推遲了的中央工作會議
眾所周知，廬山會議本來是要糾「左」，後來因為毛澤東嚴厲批判彭德懷的《意見書》，急劇轉向了反右傾。楊尚昆當時對此也沒有思想準備，但是在和我們談廬山會議的第一階段――中央工作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時候，他分析認為，即使沒有彭德懷的《意見書》，廬山會議糾「左」的初衷也很難實現。
話，說主席提議在廬山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座談會，要我徵詢中央常委各同志的意見。我當即報告劉少奇，劉少奇連夜召開會議，中央常委一致同意毛澤東的意見。因對廬山承辦會議的條件一無所知，決定讓我先去廬山，進行安排。這已經是22日凌晨了。上午，我即召集有關人員開會，對廬山會議的會務工作作了簡單部署。23日，我直飛南昌，同江西省委的同志見面後即趕赴廬山，到廬山已是晚9時多了。這時我又得悉毛澤東準備回韶山，會議推遲到7月1日。
7月1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陸續到達廬山。2日，會議開始。毛澤東提出了準備討論的從讀書到形勢和任務，從國內到國際共19個問題。會議的開法是先用幾天時間座談以上一大堆問題，有的問題爭取形成文件，然後再開兩三天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通過文件。
會議一開始，毛澤東就借用湖南省委提出的「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話作為會議的指導思想。當時，與會者對於如何評價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有很大分歧。毛澤東說，「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中發生的問題，從鄭州會議到現在己經初步解決了。從全局來說，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問題。劉少奇提出，成績要講夠，缺點要講透。有一些同志認為「大躍進」的成績應該肯定，但是存在的缺點、錯誤和帶來的後果，比想像的要嚴重得多，應該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承認指導思想有失誤，採取措施切實糾正。也有一些同志不願多講缺點和教訓，還有意無意地壓制別人揭露問題、提意見。隨著討論的不斷深入，批評「三面紅旗」的意見越來越多。特別是7月16日毛澤東以《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為題，批印了彭德懷的那封信以後，堅持還是否定「三面紅旗」的分歧更加鮮明突出，基本贊成彭德懷《意見書》觀點的占多數。這期間，李銳也曾問周恩來對彭德懷的《意見書》的看法，周恩來說“那沒有什麼吧”。
7月8日，周恩來召集小會，商談會議討論的哪些問題需要形成文件。到會同志一致認為會議討論的問題，許多尚不成熟，可以形成文件的不多，並建議會議儘早結束。10日，毛澤東指定我、胡喬木、陳伯達、吳冷西、田家英5人組成小組，負責為這次會議討論的問題起草一個《記錄》。13日，毛澤東提出5人小組增加陸定一、譚震林、陶魯笳、李銳、曾希聖、周小舟6人，擴大為11人小組，限2日內寫出初稿，14日夜印好送給他。遵照這一指示，起草小組立即開會，給「秀才」們分題目，分頭起草，由胡喬木抓總，我負責組織聯繫。當天午夜，各位「秀才」交卷，隨即付印。14日凌晨印出清樣，各小組全天逐條逐句邊討論、邊修改，14日夜如期印出一稿分送毛澤東、中央常委和各組同志人手一份。15日各小組全天都在開會討論《記錄》。那幾天，時間抓得很緊，真是分秒必爭，大有會議即將結束之勢。
7月15日，就在各組討論《記錄》的同時，毛澤東提出要北京再來一些人，參加最後幾天的會議。16日，毛澤東批印彭德懷《意見書》的同時，又提出改變廬山會議分組辦法。具體地說，就是北京來的同志要調一下組。比如你原來分在華東組，那麼從明天起就不再參加華東組的會議了，換到別的組去。毛澤東說：「這樣做，見聞將廣博多了，可能大有益處。」
各組對《記錄》的意見，大多集中在「關於形勢和任務」部分。實際上就是如何評價「三面紅旗」問題。儘管前一段對「三面紅旗」的批評意見很多，後來對彭德懷的《意見書》也是多數表示贊成，但是在最後形成正式文件時，就要字斟句酌了。有人說《記錄》對「大躍進」所取得的偉大成績和豐富經驗表述得不夠充分，而對存在的問題寫得過於具體，會給群眾潑冷水；有人說《記錄》對缺點看得過重，是一個泄氣文件。7月23日以後，有人乾脆指責《記錄》和《意見書》“唱的是一個調”。這表明，當時雖然許多同志看到了急於求成的指導思想給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帶來的危害，要糾「左」；但另一方面，自己頭腦里求速成的急躁情緒並未得到克服。在這種情況下，廬山會議糾「左」的初衷，註定無法實現。
7月17日，彭真到達廬山。22日，由彭真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修改《記錄（第二稿）》，意見還是集中在「關於形勢和任務」部分。不料，23日，毛澤東突然在大會上講話，嚴厲批評彭德懷的《意見書》，風雲突變。但這時劉少奇仍然要求起草小組 儘快改出《記錄（第三稿）》，爭取提交會議通過，形成正式文件發下去。24日，毛澤東也在大區負責人會議上說，《記錄》已改到第三稿，合乎實際，有利團結工作。起草是個過程，一稿被推倒，二稿作者本人不滿意，現在三稿準備發表。但是隨著會議反右傾的不斷升級，《記錄》的事也就不再提了。
7月29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宣佈中央關於召開八屆八中全會的決定，議題是：（一）經濟建設指標問題；（二）總路線問題。8月2日，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開幕。但是人們習慣上把這次會議同前一段的中央工作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統稱為廬山會議。
從糾「左」轉向反右
楊尚昆一生做了兩件違心的事，一件是1978年11月28日，為了儘快出來工作，違心地在留有尾巴的審查結論上籤了字；另一件就是在廬山會議上違心地批判彭德懷。對後者，他一直是心懷內疚的。他和我們詳細講述了廬山會議從糾「左」轉向反右，特別是批判彭德懷的情況。
7月23日，毛澤東在大會上講話，對彭德懷的《意見書》中的觀點逐條批判。他聲色俱厲地說，假如做了10件事，9件都是壞的，都登在報上，一定滅亡，應當滅亡。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打游擊，造反。你解放軍跟不跟我走？我看解放軍會跟我走的。毛澤東把問題看得如此嚴重，會議氣氛驟然緊張。
7月26日，毛澤東又以《對於一封信的評論》為題批印了東北協作區辦公廳幹部李雲仲反映當時經濟生活中一些問題給他的信。這封萬餘言的長信，既反映了一些重大問題，指出在反對右傾保守思想的同時，忽視「左」傾冒險主義的侵蝕；關於農民和工農關係問題以及計劃工作中存在主觀主義等；也反映了一些具體問題，如指出鋪張浪費之風嚴重等。毛澤東對此信作了長達2500字的評論，指責信的作者專門收集缺點方面的材料，而對成績方面的材料，可以說根本不發生興趣。他認為“現在黨內黨外出現了一種新的事物，就是右傾情緒、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已經增長，大有猖狂進攻之勢”。這一天，各小組又傳達了毛澤東講的幾句話：“事是人做的，對事，也要對人。要劃清界限，問題要講清楚，不能含糊。”話不多，但分量很重。一個文字評論，一個口頭談話，意思是明白的，同彭德懷劃清界限，反右！
7月30日 ，迫於當時形勢，我在小組會上也不得不違心地批判彭德懷。我說《意見書》的政治方向，是反對建設時期總路線和1958年以來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的。
7月31日、8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兩次開會，在小範圍內清算彭德懷的歷史總賬和思想根源。但是會議情況都及時地向各小組傳達，推動了大範圍對彭德懷的鬥爭。
8月2日，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開幕。毛澤東在講話中把對彭德懷的批判提到路線鬥爭的高度，要求大家討論路線是非問題。同日，毛澤東寫信給張聞天，信中說「你陷入那個軍事俱樂部里去了」，說彭德懷同張聞天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軍事俱樂部是怎麼回事呢？就是在會議期間，有人看見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曾經到彭德懷那裏去串門，這本來是同志間的正常交往，可就是有人把它當作問題煞有介事地反映給毛澤東，大概是表白自己同彭德懷劃清界限吧。毛澤東就說他們是軍事俱樂部。其實，張聞天、周小舟根本與軍事無關；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黃克誠是總參謀長，他們交往密切是很正常的。
當時給彭德懷戴了幾頂帽子，說彭德懷的《意見書》是「爭取群眾」、“組織隊伍”，是“有組織、有計劃、有準備的反總路線、反黨中央、反毛主席的活動”，“代表右傾機會主義向党進攻的綱領”。彭德懷是“漏網的高饒反黨集團的重要成員”。是“裏通外國”、“與蘇修反華相呼應”。彭德懷從維護大局出發，不得不違心地反覆檢討，承認“客觀上起了反對‘三面紅旗’的作用”，“造成嚴重後果”，但始終不承認“高饒反黨集團成員”和“裏通外國”。
黃克誠是7月17日才到廬山的。19日，黃在小組會上發言，對「三面紅旗」的看法和彭德懷的觀點差不多。於是有人批評他，他蒙了。當晚，他跑來找我，問我怎麼回事。我把前一段會議情況向他作了簡要介紹。他說不管怎麼樣，有些話我還是要說。23日，毛澤東講話後，黃克誠同許多人一樣，思想不通。當晚，周小舟、周惠、李銳一起到黃的住處，議論毛澤東的講話。周小舟說了一些過激的話，還說：“主席有沒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險？”黃克誠勸他們，有意見應直接找主席當面談，不要隨便議論。這件事後來傳出去了，就成了他們背後進行反黨活動的證據。
話，要他「注意形勢，少講缺點」。但是張聞天還是按照他準備的發言提綱講了。他在基本肯定了「大躍進」的成績以後，著重講了缺點、缺點的後果以及產生缺點的原因。他肯定彭德懷的《意見書》，說：“這份《意見書》提出了一些問題，中心內容是希望總結經驗，本意是很好的。但是從各方面的反映看，不少同志似乎對彭德懷同志這個出發點研究不多，只注意了他信中的一些具體說法，其實是肯定了成績的。他說，成績是基本的，這同大家說的一樣。至於個別說法，說得多一點少一點，關係就不大。”他強調“現在的問題是防止驕傲自滿、麻痹大意的情緒。要更多地看到存在的問題的一面。”他指出：“總結經驗時，就不能滿足於說缺乏經驗，而應該從思想觀點、方法、作風上去探討。”張聞天的發言材料翔實、觀點鮮明，論述有理有據，講後反應很大。後來把張聞天的這篇講話說成是對彭德懷的《意見書》“全面系統地發揮”。
還有一個小插曲。按照慣例，與會同志在小組會上發言，都摘要刊登會議《簡報》。那天，刊登張聞天發言要點的《簡報》剛剛準備付印，他就打電話來要求撤回。我就去請示劉少奇。劉少奇說：「人家自己的東西，要求退回去，就退給他吧。」這說明張聞天在思想上也有顧慮。他在會上評說「大躍進」的缺點是冒了很大風險的。他要求退還他的發言稿，對我來說也很為難，如果我不請示劉少奇就退給他，就會有人說我同“教條主義者”又弄到一塊去了。
周小舟那時有些年輕氣盛，加上他過去曾經當過毛澤東的秘書，在毛澤東面前說話不大拘謹。在廬山，開始他比較活躍。7月11日夜，毛澤東找周小舟、周惠、李銳談話，周小舟反映「大躍進」中下面幹部講假話的情況，還說“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毛澤東聽了不但沒有表現反感，反而談笑風生，氣氛輕鬆。這次談話後，周小舟就向人散佈空氣，說毛澤東要反「左」，引起下面議論紛紛。周恩來聽到議論，問我這是從哪裏傳出的話。我告訴周恩來，聽說是周小舟講的。周恩來就讓我轉告周小舟，不要再傳這個話了。周小舟也把毛澤東找他們談話的情況告訴了彭德懷，並慫恿彭也去找毛澤東談談。彭怕當面談不好，就寫了7月14日給毛澤東的那封信。16日，彭的信印發以後，周小舟在小組會上表示贊同。23日毛澤東講了話，周小舟就成了重點批判對象。
8月10日，小組會上有人揭發周小舟在7月23日毛澤東講話的當天晚上，在黃克誠處講過「主席像斯大林晚年」的話。全場大嘩。後來又有人揭發李銳曾向周小舟轉述田家英說過“將來有一天他調離中南海時，準備向毛澤東提三條意見：（一）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不要百年之後有人來議論；（三）聽不得批評，別人很難進言。這又引起巨大震動。李銳當場咬定這話不是田家英說的，是他自己的想法。會議轉向批判李銳，被劉少奇制止，說李銳不是中央委員，他的問題另外解決。
廬山會議從糾「左」轉向反右，彭德懷的《意見書》是“導火索”，看來事情帶有偶然性，其實不然。會議前期，大家思想並沒有敞開，對形勢的估計一直存在分歧，一些不同意見遭到壓制。毛澤東原來估計，彭德懷的《意見書》印發後，會引起一些人的批評和反對，而實際情況卻是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情和支持。毛澤東懷疑黨內有人在颳風；一些「左」派人物感到批評「三面紅旗」的人越來越多，會使人泄氣，擔心「左」派隊伍守不住陣地，有人就到毛澤東那裏去告狀，要求毛澤東出來講話。與此同時，從中央到地方都不斷傳來對「三面紅旗」的尖銳批評；在國外，赫魯曉夫和東歐國家的一些領導人，也連續發表批評中國「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講話和文章。這一切都使毛澤東感到形勢嚴重，必須進行反擊。
會議從糾「左」轉向反右，事先並沒有經過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劉少奇對反右是有保留的。他曾找胡喬木談話，表示對彭德懷的《意見書》，可以在小範圍內批判，總的部署還應繼續糾「左」，《記錄》要爭取發出去，讓下面繼續糾「左」。他要胡喬木向毛澤東反映這個意見，胡喬木說這已經不可能了。
周恩來擔心彭德懷對突如其來的嚴厲批判，身心承受不了，就要我安排彭的夫人浦安修上山，從生活上照顧彭德懷。
8月1日，朱德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就彭德懷的《意見書》談自己的看法，言詞比較緩和，還沒有講完，就被毛澤東打斷，指責他「隔靴搔癢」，弄得朱德下不來台。林彪調子最高，說彭德懷“這回是來招兵買馬的”，“想當大英雄”，“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又說這次解決彭德懷的問題，消除了黨內可能出現分裂的隱患和避免了經濟上出現大馬鞍形。林彪的話得到了毛澤東的賞識。
鄧小平、陳雲因病留守北京，沒有參加廬山會議。
8月16日，八屆八中全會閉幕。全會通過了《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和《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會後，從中央到基層全面開展反右傾鬥爭，錯誤地批判和處分了大批黨員和幹部。
保護「秀才」過關
廬山會議期間，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和吳冷西、李銳等一批「秀才」，由於基本贊成彭德懷的《意見書》，並私下對「三面紅旗」有所質疑，被捲入到批判當中。最初由彭真提議，幾位中央常委也同意，最終保護了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和吳冷西過關。楊尚昆在這期間為此做了一些具體工作，他給我們簡略講了講這個情況。
在上廬山的路上，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和吳冷西、李銳等一批「秀才」，對1958年以來的形勢就有一番議論。「秀才」們說話百無禁忌，儘管他們在思想上也不可能不受「左」的影響，但他們面對「大躍進」帶來的嚴重後果，卻不能不對「三面紅旗」提出質疑。會議開始不久，「秀才」們開始接受起草廬山會議記錄任務，心思都集中在如何總結「大躍進」的教訓，繼續糾「左」問題上。當時，田家英曾把他在四川調查中反映浮誇問題的材料送給毛澤東參閱，引起四川省委負責人的不滿；田家英在小組會上發言時，還同四川省委的那位負責人發生了爭吵。彭德懷的《意見書》印發以後，「秀才」們都反映寫得不錯，同他們起草的《記錄》基本觀點相同。有的組對彭德懷的《意見書》提出批評，田家英、吳冷西還作了解釋。
7月23日，毛澤東講話後，風雲突變，這對「秀才」們如晴天霹靂。有人批評田家英反映四川問題是攻擊「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有人批評吳冷西和彭德懷一個鼻孔出氣，“犯了路線錯誤”。使「秀才」們最擔心的是他們在會下議論過的一些“私房話”，如果泄露出去，會引起不必要的麻煩。但是，沒有不透風的牆。「秀才」們會下議論過的“私房話”還是傳出去了。
當時，會議除集中對彭德懷、張聞天等人開火外，那些曾經表示贊成或基本贊成彭德懷的《意見書》觀點的人，也無不遭到嚴厲指責，批鬥範圍有進一步擴大之勢。彭真就來找我商量，提出要保護「秀才」。為此，彭真、薄一波和我專門找李銳談話，要他到此為止，不要再扯寬了。我把這個意思向劉少奇、周恩來和毛澤東彙報，他們也表示同意。隨後毛澤東分別找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談話，批評「秀才」們前一段表現不好，方向有些不對頭；同時又要他們不要過分緊張，要夾著尾巴做人；還說過兩天向會上打個招呼，下“停戰令”，對「秀才」們掛“免戰牌”。我到「秀才」們的住地，告訴他們：主席已經要我向各組組長打了招呼，要他們集中精力開好八中全會，不要再提「秀才」們的事情，你們可以放心了。
8月11日，毛澤東在八中全會上作長篇講話，對彭德懷等同志作了系統的批判，同時也講了要「保護秀才」。他說軍事俱樂部那些人想把「秀才」們挖去，我看挖不去。「秀才」是我們的人，不是你們的人。他還說“李銳不是秀才，是俱樂部的人”。這就正式把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和吳冷西保護過了關。
但是，廬山會議後。中央根據廬山會議對「秀才」們的揭發材料，仍決定對他們立案審查。10月，彭真兩次找「秀才」們談話，核對材料。幾位「秀才」也向中央作了書面檢討和申辯。10月17日，毛澤東找四位「秀才」談話，說你們在廬山的表現不好，但不屬於敵對分子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而是屬於基本擁護總路線、但有錯誤觀點或右傾思想的人。至此，事情宣告結束。
廬山會議後的彭德懷
廬山會議後，撤銷了彭德懷在軍隊內的職務，但仍保留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職務。黨內文件照發，中央政治局會議也照常通知他參加，不過彭德懷照例請假就是了。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彭德懷有什麼事都是通過楊尚昆這個辦公廳主任向中央反映。
1959年國慶節前夕，彭德懷搬出中南海，移居吳家花園。10月21日，毛澤東找彭德懷談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彭真、賀龍、陳毅等同志都到了，我也在座。毛澤東肯定了彭德懷9月9日寫信要求學習和參加生產勞動的意見，說讀幾年書好，要學點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政治經濟學。談話時氣氛很好，談話以後又共進午餐。彭德懷離去以後，毛澤東囑我以後要經常去看望彭德懷，每月至少兩次，主要是了解他的思想動態，幫助他聯繫和解決學習和生活上的一些問題。11月9日，我和彭真一起去彭德懷處，在彭那裏召集高級黨校黨委常委會，楊獻珍、艾思奇、范若愚等同志都到了。當場安排了彭德懷到黨校學習的問題，併當面交代，彭德懷是毛主席批准到黨校學習的，要派專人輔導他的學習，有什麼問題由楊獻珍同彭德懷直接聯繫。
後來，毛澤東多次提出，要彭德懷出來做點事。有一次，他對我說，可以讓彭德懷當農墾部部長，要我去徵求彭德懷的意見。當然，如果彭德懷同意，下一步還要做王震的工作，讓王震把農墾部部長的位置讓出來。我考慮，那時彭德懷的情緒很不好，不可能出來工作，因而一直沒有同彭德懷談。還有一次，毛澤東指定我和陳毅、聶榮臻三個人去做彭德懷的工作，主要是說服彭德懷承認錯誤，有所表示。可是彭德懷心裏不服，一直頂著不表態，我們三個人都認為不好開口。以後我見到毛澤東，就說你要我們三個人去做彭德懷的工作，你講個方針才好。毛澤東看到我們有難處，笑了笑說，那就算了吧！
1961年9月19日，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要求到農村去做調查研究。請求中央允許他先去湖南故鄉搞三個月，了解農村情況，明年春天再去山西太行。他提出，如果允許他外出調查，行前希望見主席一面。我立即把彭德懷的信送給毛澤東，過了些日子，毛澤東批回來：「彭德懷到哪裏去都可以，半年也行。」10月23日，我去彭德懷處，把毛澤東同意他下去調查的情況告訴他。25日晚，彭德懷到我的辦公室，交來一份去湖南的調查提綱，並要求中央辦公廳給他派一個臨時秘書，隨他去湖南，幫助整理調查材料。第二天，我把金石同志找來，對他說：“彭德懷最近提出要回湖南家鄉看看，作些農村調查。因為廬山會議後彭原來的秘書都回軍委去了，這次他下去要求中辦給他派一位同志幫他整理材料，我們考慮你去比較合適。”金石有些緊張，我對他說：“彭德懷現在仍然是政治局委員，你還是要尊重他。你幫他整理材料，他要你怎麼寫，你就怎麼寫，有錯誤由他負責，與你無關。”
10月30日，彭德懷離京去湖南。他到長沙後，湖南省委書記胡繼宗向他介紹了有關情況；在湘潭，由湘潭地委書記華國鋒接待。11月3日，彭德懷就到了他的家鄉湘潭縣烏石大隊為民生產隊彭家圍子村。
一個多月以後，彭德懷從華國鋒那裏得知中央準備召開一次由中央局、省、地、縣委和大的廠礦企業一級負責人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他認為這個會議主要是總結1958年「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十分重要，決定立即結束湖南調查返回北京。
彭德懷這次去湖南，歷時50多 天，最後整理了5份調查報告，他要金石交給我，並附信說：「這些材料都已經和省、地、縣委同志交換過意見，沒有大的不同意見。如有錯誤，完全由我負責。」我把彭德懷的幾份調查材料，連同金石寫的隨彭德懷去湖南情況的報告，一併報送毛澤東。這件事，事前經過毛澤東批准，事後又向毛澤東作了報告，從工作程序和組織原則上講都是無可指責的。
話給我說：「請轉報主席和劉少奇，鄭重聲明沒有此事。」事後，彭德懷還向人表示，看了劉少奇的講話，很不舒服，書讀不下去，覺也睡不好。彭德懷本來打算春節以後再到太行山老解放區去看看，搞些調查研究，現在這個樣子不能去了，去了人家不好辦。
七千人大會結束以後，彭德懷立即動手把自己的一生經歷，是非曲直，詳細地寫了一個書面材料，要求中央予以審查。這就是後來所謂彭德懷翻案的《八萬言書》。6月16日，彭德懷到中南海把這份材料親手交給我，我按照他的要求，印發給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各同志。為了鄭重，《八萬言書》印出清樣後，派人先送給彭德懷，請他校閱後再正式印發。他卻說：「相信中央辦公廳，不看了，印發吧。」當年7月，毛澤東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指責彭德懷翻案，提出要批判“翻案風、黑暗風、單幹風”。9月，在北京召開八屆十中全會和隨後的國慶13周年活動，就不再通知彭德懷參加了。在全會上，毛澤東明確表示：我對彭德懷這個人比較清楚，不能給以平反。全會還決定成立“彭德懷專案審查委員會”，對他進行全面審查。
後來，彭德懷專案審查委員會派人去湖南，對1961年彭德懷回鄉作農村調查情況作「追蹤調查」。原來，彭德懷在湖南調查結束後，湖南省委曾正式書面報告中央，反映彭德懷在湖南期間表現是好的；但這時卻又出爾反爾，向中央報告說彭德懷當時有“反黨言行”。這次專案調查人員也專門收集一些反面材料，斷章取義，肆意歪曲，編造了一個《關於彭德懷同志1961年回湘潭情況的調查報告》，說彭德懷那次回鄉調查是“別有用心”、“滿腹牢騷”，散佈了一系列“反黨言論”。這個《報告》送我印發時，我發現《報告》上把那些隨彭德懷去湖南的工作人員名字也寫上了。我當即打電話給彭德懷專案審查委員會負責人，說那幾個隨行人員都是組織上派去做具體工作的，不要把他們的名字寫上。這樣，避免了一次可能發生的新的株連。
1965年9月11日，毛澤東要彭真代表中央找彭德懷談話，說中央決定你去西南工作，任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副總指揮。彭德懷錶示，我是共產黨員，應該服從黨的分配，但我犯了錯誤，說話沒有人聽，對工業也是外行，還是希望去農村作調查。23日，毛澤東親自找彭德懷談話，劉少奇、鄧小平、彭真也在座。毛澤東說：「彭德懷去西南，這是黨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時，要他同我來談。我過去反對彭德懷是積極的，現在要支持他也是真心誠意的。」“對老彭的看法應當是一分為二，我自己也是這樣”。毛澤東還對彭德懷說：“也許真理在你那邊。”
10月19日，彭德懷來找我，要我幫助他解決去西南赴任的一些具體問題，我當即應允。次日，我派中辦警衛局副局長田疇、中辦機要室副主任賴奎到彭德懷那裏，問他有什麼要辦的事，要一一幫他辦好。11月28日，彭德懷乘火車離京去成都，我的中央辦公廳主任一職已被免去，不便以私交關係送他，實屬憾事。又豈知，更為遺憾的是， 10月19日一面，竟成永別！
楊尚昆和彭德懷友誼深厚，情同手足。1998 年初，在撰寫紀念周恩來、劉少奇兩篇文章的同時，他不顧疲勞，又開始撰寫紀念彭德懷百年誕辰的文章。他強調一定要把彭德懷最突出的特點寫出來，主要寫他時刻以黨的利益為重，無私無畏，為黨為人民奮鬥終生，立下豐功偉績，最後在蒙冤的逆境之中，革命意志彌堅，是一個真正高尚的人。那年5月，楊尚昆去上海，我隨行去上海檔案館查檔。這期間，他還召集我們隨行人員反覆討論這篇文稿。不料，楊尚昆這次歸來後就病倒了，《追念彭大將軍》一文是他最後的日子裡在病榻上定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