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Facebook Feature Image

江青在延安相夫教子的日子:毛澤東一刻都離不開她

博客文章

江青在延安相夫教子的日子:毛澤東一刻都離不開她
博客文章

博客文章

江青在延安相夫教子的日子:毛澤東一刻都離不開她

2020年09月29日 17:39 最後更新:11:10

毛澤東一家三口在延安時的合影(資料圖)

毛澤東知道老戰友明知故問,應道:「你這個問題問得狠毒呀!」

賀龍哈哈大笑道:「主席家裏走出一個我不認識的人,我為什麼不能問?」

毛澤東也大笑起來:「怎麼,想喝酒啦?好啊,我請客!」

這樣,因為賀龍的吆喝,毛澤東又補請了一次客。席間,毛澤東讓江青以夫人身份參加,招呼老夥計們吃菜,喝酒,抽煙。

1939年3月底,劉英從蘇聯回到延安,次日就去拜訪毛澤東。「我走進毛主席的窯洞,江青接待十分殷勤。」她知道劉英是經過長征的老大姐,與毛澤東同是湖南老鄉,當初是和賀子珍一起到蘇聯的,肯定要和毛澤東說一些自己不便旁聽的話,安排好茶水後就悄悄地迴避了。劉英向毛澤東介紹了賀子珍在蘇聯的情況,不掩飾自己對賀子珍的憐惜態度。“她18歲在永新城偶遇毛,兩人一見傾心,她就離開父母跟著毛主席上了井岡山。她文化素養確實低些,連著生孩子,也沒有養成讀書的習慣,脾氣也不大好,常常干擾毛主席,有時爭吵起來賀子珍還忍不住動手。所以在他們的婚姻上,我覺得兩人確實不大般配。現在江青成了毛主席窯洞裏的人,毛主席言談也表現出滿意的神色。”劉英順勢對毛澤東說:“你身邊確實需要有人照顧。你同賀子珍也實在合不來。”聽劉英這樣說,毛澤東興奮極了,把大腿一拍,連聲說道:“劉英同志,你才是真正理解我的人啊!這事不少老同志反對哩,你要給我做解釋,做宣傳!”

同年9月23日,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到訪延安,逗留了大約十天時間。除了正式訪問,斯諾還獲准隨時進入楊家嶺毛澤東窯洞去聊天。「有時順便去走訪他(毛澤東——引者注),同他一起喝茶或打撲克。他也學會了打橋牌;我與他和他的妻子(江青——引者注)一直打到凌晨一點。連續幾個晚上我們輪換地打橋牌和撲克。」此前,斯諾到保安採訪過毛澤東,彼此留下很好的印象。現在是老朋友見面,更加親切隨和。在斯諾看來,毛澤東比保安時期“健康狀況有好轉,體重增加了”。這是毛澤東與江青結婚後生活安寧幸福的寫照。

1939年12月,曾志從白區地下工作前線輾轉來到延安,專程拜訪毛澤東。老戰友見面分外親切,毛澤東招待晚飯,江青參加。多年後,曾志回憶:「她高高的個子,穿著臃腫的灰棉服,樣子不顯年輕,卻在胸前吊著兩根姑娘式的長辮子,只是她的一雙眼睛還算明媚動人。不知為什麼,她整個人顯得軟綿綿,懶洋洋的,不大多說話,對我談不上熱情,也談不上不熱情,也就是客客氣氣的吧!」三人共進晚餐,席間,“江青沒吃幾口就跑出去嘔吐,我才明白她為何顯得那麼無精打采,原來懷孕了。主席趕快舉著燈去給她照明,又端水給她漱口,還輕輕地為她捶背,看得出主席很疼她”。愛是雙向的,相互感應的。處於妊娠期生理反應比較明顯的江青,仍然對於毛澤東的客人保持客氣,不失禮數,是識大體的,是需要有耐性的,也是難能可貴的。

平常的日子裡,江青除了照料毛澤東的生活起居,還幫助警衛戰士識字學文化。遇上毛澤東清閑的時候,三五客人聚在窯洞裏玩撲克,打麻將,江青也會奉陪娛樂。偶爾參加周末交際舞會,江青的舞姿是優雅的,活躍的。

1942年5月至1945年11月,彼得?弗拉基米羅夫作為蘇聯塔斯社記者兼共產國際駐延安觀察員生活在延安。儘管對延安頗多微詞和偏見,但他在日記里仍然記下對江青比較深刻的印象。她總是那麼和藹健談,喜歡騎馬,喜歡讀書,對世界文學名著涉獵廣泛。「江青照顧他(毛澤東——引者注)的健康、日常生活和衣食,是他最信得過的秘書。」她性格中有堅強柔韌的一面,有事業心,“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她毅然克制自己,無情地趨策自己。她唯一關心的就是自己的事業”。平時家庭生活中,“毛澤東完全處於他的影響之下,他甚至一刻也離不開她。奧爾洛夫對我說,沒有江青,毛就心神不定,有時甚至不肯試體溫,不肯服藥”。

1944年7月,參加中外記者團到延安訪問的美國記者哈里森?福爾曼,在棗園拜訪毛澤東,江青參加會見。他印象中的江青,身材清秀,舉止優雅,一雙烏黑的眼睛閃耀著智慧的光芒。

1944年7月至1946年3月,美軍觀察組進駐延安,與中共領導人有過多次拜訪、交往、聯歡、娛樂。據時任觀察組負責人的包瑞德回憶,在一次軍事表演活動中,毛澤東主動向客人介紹江青。「她的風度中蘊涵著一種中國和其他國家女演員共有的典雅和優美。和幾乎全國的其他女演員一樣,她說著道地的國語。我覺得她比在延安所見到的絕大多數其他共產黨領導人的妻子都要漂亮瀟洒得多。」另一位外交官謝偉思稱道江青,“不是美人,但很迷人”。她在公開場合出現不多。1944年8月的一次內部小型舞會上,毛澤東和江青“他們兩人都興緻勃勃,一再一起跳舞,並和出席的多數人跳”。

延安時期,作為主席夫人的江青形象是美好的,為人之母的江青形象更是近乎完美的。

1940年8月,江青在中央醫院順利分娩,生下一個女孩。她曾數次流產,這是她生下的第一個孩子,也是唯一的孩子。對於47歲的毛澤東來說,女兒的降臨,帶給他特別的喜悅。革命生涯,戎馬倥傯,此前他與楊開慧的婚姻中生過三個孩子,與賀子珍的婚姻中生過六個孩子,但是養大成人的只有毛岸英、毛岸青和李敏(嬌嬌),並且當時沒有一個在身邊。這個孩子是在相對安寧的環境下生養的,毛澤東對其疼愛有加,為其取名李訥,與姐姐的名字合在一起,寓意「君子敏於行而訥於言」。江青生產時,毛澤東親自到醫院看望並陪伴。回家後,毛澤東特地請中央醫院護士參與照料。江青在哺乳期中,非常注意請教護理人員,精心為孩子編織衣物,讓孩子很少啼哭,始終保持潔凈、清爽、天真爛漫的狀態。逗弄孩子,成了毛澤東工作之餘最大的快樂。待到孩子周歲以後,可以自己走路了,毛澤東凡是參加輕鬆愉快的交往活動,都要帶上天使般可愛的小女兒李訥,為延安革命隊伍里的高層社交活動增添一份祥和與美麗。

相夫教女,江青在延安的生活中更多了一份賢良母性的光彩。

轉戰陝北的征程

江青作為賢妻良母是短暫的,更重要的角色是革命的現代女性。

延安革命隊伍里的現代女性,是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中現代女性人生命運的縮影。她們所追求的婦女解放道路,隱藏著一種內在的矛盾悖論:走出家庭,參加革命,戀愛結婚,組成新的家庭。雖然從理論上說,可以把走出的那個家庭定性為「封建的」,把重新組建的這個家庭定性為“革命的”,但是作為一個生活實體的家庭,日常人倫,生兒育女,都是基本相同的,既是溫馨的港灣,又是繁雜的家務和難捨的責任。與之相關聯的是現代女性的人生追求,從事社會職業與相夫教子是矛盾悖論的。江青到延安之前的複雜婚戀經歷,被視為不守婦道,也可理解為一種現代女性人生社會價值實現的極端方式。到延安後,她與毛澤東的戀愛婚姻關係,寧靜幸福生活的基礎,是建立在幾乎放棄個人社會職業,隱身在毛澤東日漸偉大的政治形象背後。這是暫時的,她不可能因此改寫自己作為一個現代女性的社會人生軌跡。性格決定命運,身世經歷養成性格,世道風尚強化性格。

1914年3月,江青出生在山東諸城一個小業主家庭。父親李德文由木工發展成為從事大車製作和修理的手工作坊主,勤奮,強悍,精明,粗暴。母親欒氏為妾,個性極強。江青出生時,父親五十幾歲,母親三十歲不到,家庭關係複雜,紛爭不斷,暴力頻繁。在母親的呵護寵愛下,江青逐漸養成察言觀色,逢源借勢,桀驁不馴,為所欲為的性格特徵。「李進孩(江青乳名——作者注)在家中實際上和如今的獨生子女一樣。同父異母的哥哥姐姐比她大好多,又不住在一起,她實際上是一個人在媽媽身邊長大的,沒人和她爭吃爭喝。李欒氏一向把她視為自己的命根子,嬌寵有加,管教不嚴;李德文對她多是不聞不問,任其發展。她自由慣了,脾氣倔強,自私自利,個性中既有母親的剛強好勝,也有父親的暴烈貪婪。」6歲抗拒纏腳,母親慈悲放行,略帶畸形;7歲爭取讀書,父親毒打不屈,走進女子學堂;五年級時被修身課老師懲罰,竟然朝老師臉上啐吐沫,被學校開除;借住天津同父異母的姐姐家,無所事事,沾染上小市民刁鑽勢利習氣;在濟南從監護人叔叔家私自出走,隨民間戲班子學藝,浪蕩周遊四方……每一次冒險都增長了她不走尋常路的膽量和野心,每一次成功更增添了她追求無限風光的人生企圖和慾望,從而自覺不自覺地促使她在中國現代女性解放道路上走上一條只有起點、沒有歸途的風光險境。

1937年8月洛川會議上,毛澤東當選為中央軍委主席。一年後,江青擔任中央軍委辦公室秘書,照顧毛澤東生活,就淡出了延安公眾視線。屈指可數的例外活動是:

1939年2月10日,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陝甘寧邊區分會,在陝北公學大禮堂舉行成立大會,江青參加會議併當選為該會35位理事之一;同年10月21日,該會組織成立「工余劇人協會」,江青被推舉為9位常委之一。

1940年1月,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女子大學禮堂召開,江青當選為該會執行委員會97位成員之一,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作《論新民主主義政治與新民主主義文化》演講,即《新民主主義論》。

影製片廠成立,隸屬於西北局宣傳部,江青當選為該廠董事會成員之一。

另據江青自己回憶,1939年1月,她被毛澤東安排到南泥灣359旅參加為期六個月的生產勞動,由於身體不佳,患肺結核,她沒有參加農田勞動,而是編織10件毛衣完成任務。1940年初,她擔任魯藝戲劇系教員。1942年5月,她以毛澤東秘書身份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這些回憶明顯帶有某種政治意圖,多有矛盾之處,無法取得相應的史料印證。

可以肯定的是,江青在生養孩子後,開始恢復吸煙了。平時寂寞的生活中,唯一可以暢快心意的事情是騎馬。在延安革命隊伍里,騎馬是身份和權力的象徵,也是一種時髦和奢華的標誌,尤其是年輕美貌的女幹部騎馬。江青原來不會騎馬,從西安到延安途中,由於汽車拋錨,安排她臨時騎在馬背上走過一段泥濘的道路,她驚恐萬狀。到延安與毛澤東交往頻繁後,從鳳凰山窯洞到北門外魯藝宿舍,江青經常來往,有時還匆匆忙忙,開始自己行動,逐漸有警衛員護送,後來她自己要求學習騎馬,延河邊就多了一道英姿颯爽的風景。

據路易?艾黎回憶,1939年3月到延安不久,有一次在延安城外,「一個女孩騎著白馬過來了,有點快,使人感到有點緊張。我不知道她是誰,回去一形容,人們齊聲說,嗨!那就是主席的新夫人」。

影。他們一行在去楊家嶺的路上,正要過河時,「我們被一位女騎手風馳電掣般地追了上來。快要追上我們時,她一下停住了,勒緊韁繩,用一種帶有野性的姿態快活地歡迎我們。她就是毛澤東夫人……在此之前她是上海的一位著名女演員,現在是一名年輕的共產黨員。她為偉大光榮的中國共產黨所從事的工作就是作毛澤東的個人秘書。她為他安排活動日程、記錄演講內容、抄寫文稿,並照顧其他各種各樣的雜務。這會兒,她是剛剛從毛派她去一個遙遠的地方回來,意氣風發地坐在她那矯健小巧、神氣十足、不停騰躍嘶咬的馬上,兩條辮子用緞帶綁住盤在腦後。她穿一件繳獲的日軍軍官大衣,光腳穿著一雙木底草鞋。‘我去告訴毛主席你們來了。’她說著猛地掉轉馬頭,向後揮了揮右手,身體微微前傾,即刻消失在一陣灰塵之後」。這個美好的形象,被卡爾曼用手中的照相機抓拍下來,定格在延安生活的記憶里。

江青騎馬也帶來了是非,那就是周恩來墜馬,摔斷手臂,並造成輕度殘疾。

話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對江青大為惱怒,責怪江青不慎使得周恩來受了傷害。受延安當時醫療條件限制和工作迫切需要,周恩來貽誤了最佳治療時間,8月27日才轉赴蘇聯醫治,痊癒後右臂只能彎曲六十度。這次事故與江青騎馬有關聯,但不是故意的。江青後來在維特克面前回憶延安不提此事,與江青被列入「四人幫」抓捕審判後將此事說成是故意的,都是有悖於歷史事實的。

騎馬是江青寂寞生活中難得的快意馳騁,是她自強堅韌、爭強好勝性格的崢嶸閃現。掌握騎馬技巧後,她喜歡騎烈馬,越凶越愛騎。毛澤東欣賞現代女性風采和革命精神,但是接受現代女性革命崢嶸作為生活伴侶的程度是有限的。

毛澤東對江青產生不滿情緒,是與江青逐漸不甘心埋頭家庭,喜歡出風頭,爭強好勝,尖厲刻薄,不善寬恕的性格特徵相關聯的。

延安整風審干運動中,江青順利地通過組織審查。1947年秋冬時節,江青隨中央機關轉移到陝北楊家溝,在中央軍委機關開展「三查、三整」運動中,她的過去歷史又被人提起,需要接受組織審查,她大為光火。為此,她希望在夫妻生活空間裏跟丈夫說說,能夠幸免於難。毛澤東不同意,他們由嘀咕變成爭論,由爭論變成爭吵。一個說:“按組織原則辦,誰也不能特殊!”“你在上海既然那麼革命,還要我講什麼話?”“心裏沒鬼還怕審查嗎?”另一個說:“國民反動派造謠還少嗎?他們多次登報說你和朱德被擊斃了,有照片,不止一張照片,能相信嗎?”“這些人跟國民黨反動派唱一個調子,他們想幹什麼?”“我不過一個小小的行政秘書,犯不著他們興師動眾,他們搞我其實是為了整你,矛頭是指向你的……”最後,毛澤東吼起來,像打雷一般:“滾!你給我滾!”江青哭哭啼啼,暫時離開窯洞。

生活中的夫妻爭吵,應當是屬於很正常的生活範疇。爭吵過程中暴露出的矛盾需要及時修復,妥善化解,才能維護婚姻健康。顯然,毛澤東與江青的婚姻在自我修復功能方面是比較欠缺的。

延安時期,江青私下裏稱呼毛澤東為「老闆」,含義非常豐富:是野性的丈夫、體面的男人、闊綽的當家人、可以信賴的靠山……毛澤東接受這個稱呼,樂意承擔並享受一個年輕睿智女性的狡黠與多情。從情人到妻子,女人就是家。家有兒女,家有溫暖。家需要營造,女人更需要呵護。人到中年,毛澤東在繁重的政治軍事社會活動中,渴望有家,想往人間天倫。可惜,他不懂得呵護珍惜女人,特別是已經成為妻子的女人。所以,他慢慢地變得不能忍受江青的虛榮、裝扮和奢華。

1940年8月,江青生育孩子後,接連遭遇肺結核病、流產手術中紗布遺忘在腹中再次手術等一連串事故,身體不如從前。過敏性體質,心高氣傲,每逢生理周期、患病虛弱、情緒低落狀態,她很希望得到丈夫的撫慰溫情,失望落寞的心情往往就轉化為對物慾奢華的佔有,藉以獲得一種補償的滿足感。據曾經擔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師哲回憶,「江青說她身體不好,要穿皮衣、皮褲,而且必須是寧夏出產的灘羊羔皮。當時,寧夏是馬鴻逵統治的天下,如到寧夏買東西都動用了保安處的外勤。她要吃阿膠,通過關係到山東買了,經過香港、重慶的辦事處才運到延安。」興師動眾,勞馬舟車,江青本人不一定知道購置這些名貴物品的路途艱難,毛澤東甚至不知道身邊同志有過這些行為,但是當江青穿著這些衣物時,越來越拉大他們夫妻之間的心理距離。毛澤東最討厭江青罵他“土氣”、“土包子”,江青最不能忍受毛澤東怒斥她“滾出去”、“資產階級作風”。

抗日戰爭勝利後,在美國政府外交機構的斡旋下,毛澤東應邀赴重慶與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從1945年8月28日至10月11日,談判持續43天,進行得很艱難。江青深知毛澤東此行風險很大,自己有責任與丈夫患難與共,在徵得毛澤東和中央有關方面同意下,以醫治牙病為由,毅然攜幼女飛往重慶。儘管她很少在公開場合露面,與毛澤東分開下榻,但可以在危難時刻與丈夫靠得更近,於私於公都是體面光亮的。三個月後,即1946年1月29日,江青搭乘周恩來工作飛機,再次飛往重慶,並且花費頗巨。賬務報銷時,需要從中央特會科的特別經費中開支,師哲堅持要江青說清楚開支項目,錢是怎麼花的,與江青發生激烈爭執。江青表示願意自己承擔這筆開支,用邊幣兌換法幣。師哲不同意,一怒之下掀翻了桌子,拂袖而去。毛澤東就坐在隔壁窯洞裏,聽到爭吵後起身到窯洞外來回走動,始終沒有做聲。後來是毛岸英過來收拾了房間,打了圓場。

毛岸英是毛澤東與楊開慧的孩子,1945年12月,由斯大林安排,隨兩位蘇聯醫學專家專程從莫斯科飛回延安。江青待他如同己出,毛澤東非常欣慰。

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離延安,江青堅決要求與毛澤東在一起,同甘共苦,榮辱與共。行軍路上,風餐露宿,道路泥濘,大部分時間借住在老鄉家裏,江青身上染上了虱子和跳蚤,她沒有怨言:「當時我身上有個搪瓷缸子,拴在皮帶上,一個戰士有個熱水瓶,倒水給主席喝,給我喝,再給警衛戰士喝,都在一個杯子裏。」在靖邊縣小河村,他們住在村民家裏,江青與老鄉們相處融洽,還認卜學忠家的小姑娘卜蘭蘭為乾女兒,老鄉們並不清楚他們的真實身份。在王家灣停留期間,中央軍委會議就在毛澤東和江青住居的窯洞召開,江青作為中央直屬大隊的政治協理員,身為軍委辦公室秘書,卻不得不迴避。會議開了通宵,江青只好另找住處。會後,毛澤東顯得很疲乏,衝著江青發脾氣。起先她不清楚為什麼,自己並沒有做錯事情。後來她才意識到,毛澤東發火是指桑罵槐,實際上是指向那些在會議上與之爭吵的人。在那種特殊的日子裡,江青接受了丈夫這種情緒反應。江青後來回憶說,“西北戰場的戰爭,就是我和毛主席親自指揮的呀。”這是吹噓和誇張。大敵當前,臨危不懼,夫唱妻隨,她是“堅持留下來的唯一女同志”,卻是事實。

婚姻是從愛情中萌生出的一棵小樹,幸福婚姻需要有平常心去培植,去承受。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水流最低處,融入大海,便失去了水之本色與本味。人走到最高處,也就很容易丟失人之本性與本心。人生幸福的關鍵因素,是道德,而非智慧,也非事功。毛澤東晚年稱自己是老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他概括自己一生,是與人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天斗其樂無窮。江青忠誠自己與毛澤東的婚姻,由生活而政治,由政治而權術,審判席上自稱「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他叫我咬誰我就咬誰」。她在現代女性解放道路上追求事功,遠離道德,失去了自我,異化了人生,丟棄了人性,最後眾叛親離,自縊身亡。

延安時期成為江青人生中最幸福的短暫時光。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往下看更多文章

王洪文愛看黃片 釣魚也要幾個女護士服侍(圖)

2022年03月21日 18:41 最後更新:04:50

「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你 或 有 興 趣 的 文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