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回來以前，總理請我們吃了飯以後，鄧大姐提出來，這段時間的糧票要我們收回去的，當時我們國家吃糧食都要定量的，我們當時帶去一些全國糧票，吃多少天就交給他們多少的糧票。
周恩來總理與陸琦教授
我原來是一名開業的專科醫生，一直從事醫務工作。建國後經過歷次愛國主義教育，我的舊人生觀發生了改變，逐漸認識到醫務工作者應為工農開門的真理。於是，我向當時華東衛生部的崔義田部長打了報告，是關於公開我的祖傳秘方「內痔插葯療法」的，這個方法的特點是不開刀不吃藥，不影響生活。
1954年間，華東衛生部批複交省衛生廳辦理，當時省衛生廳李藍炎廳長親自批示，要我在二院進行插葯實驗工作。這個實驗做了一年多，經過臨床實驗，總結了110幾例的病例。最後這個報告得到了衛生部的獎勵，給我獎狀，還發給我3000塊錢的獎金，那時候3000塊是很高的了。1955年左右，由省衛生廳按排在解放路太平洋電影院召開學習祖國醫學表彰大會，參加的是全省各地橋衛人員，大概到會五、六百人，會上省衛生廳代表衛生部頒發獎狀和獎金，對我進行表彰，鼓勵我，掀起全省學習祖國醫學的熱潮。後來，接到省人事廳通知，發一個委任狀給我，委任我為肛門科主任，在浙二建立肛門外科。1957年院系調整，我隨之到浙一院工作。
1956年的時候，陳禮節，當時的杭州市副市長來動員我，找我談了幾次，要我參加民進。後來，由余文光——浙二醫院的院長，石華玉——（浙二）胸外科主任兩個人作為我的入會介紹人，在1956年底加入了中國民主促進會。
大概在1960年秋天，我在杭州，有一天突然省衛生廳的同志來找我，同時來的還有公安廳第三處的同志，說請我去會診。什麼事情他們也不講，而且要馬上準備走，我也不曉得怎麼一回事，從沒有遇到過，家裏也很擔心，當時準備好了就跟他走了。有衛生廳、公安廳三處的同志陪我去，一去就到了飛機場，飛機場有一架專門飛北京的飛機，飛機上就我和保衛人員。到了北京以後，來接我的是保健局的局長——黃樹則，他把我安排好後才同我講，是總理啊，叫我看病，才曉得這個事情。本來我一直擔心，什麼事情一直都是保密的，從杭州離開到北京，一直在擔心，我也是擔心，家裏也擔心。到了北京知道是為周總理治病的時候，才放心一點，我膽子也很小的，畢竟這是為我們國家的領導人。第二天，把我領到總理辦公室，讓我做了一些檢查，當時總理這個痔瘡比較嚴重，有炎症。而他又正好準備去東歐國家訪問的，所以他第一個要求就是要我把這個炎症趕快消失，同時提出來不影響他的工作，不影響他的生活，在這個前提下，要我採取一些措施。我拿出最好的技術給他配藥、開方子，各種看家本領都用上了，經過一個禮拜，炎症很快地消失了。總理也很高興，因為他整天在忙國事啊，國家的事情當時很多的，基本上都是工作到夜裏一兩點鐘，上午都是十點多才起來，我們都準備好，等他起來，給他處理了。中午基本上都是在西花廳吃飯，有總理的保健醫生，叫卞知強，一個保健局局長，有時候部長也來，多數是保健局局長負責的。炎症消退後，我們又給總理設計了一個坐浴的架子，這個坐浴的架子能折攏來，隨身好帶的，便於他清潔局部。大概十多天後，我回杭州了。回來以前呢，總理給我一張有他親自簽名的照片，當時能得到總理簽名的照片也不容易的，這個很珍貴。這是第一次為總理看病。
第二次呢，是1961年接近春節的時候，大概早半個多月，總理到杭州來了，住在西湖飯店，衛生廳又叫我準備好，也住到西湖飯店去。總理同我講，這次毛主席給他一個月的假期，總算空下來了，過年以前咯，到杭州來休養又治病，他是一心一意要把這個痔瘡醫好的。而我當時也改進了方法，進一步地把這個葯再改進，篩選過以後，給他治療。治療期間也不影響他的工作，不影響他的生活。他的國事太忙了，在治療期間還要經常會見外賓。有一次宴請外賓的時候，總理要我也去，而且給我安排在首席的一桌就坐，他對一個普通的醫生這樣看重，我內心非常感動。經過十多天的治療後，總理的病基本上是痊癒了。當時總理考慮到正是接近過年了，春節快到了，就在樓外樓宴請所有參與的醫護和保衛工作人員。宴請的時候鄧大姐就講了，我同總理有四種關係：第一種關係是同學關係，她和總理是同學；第二個關係是戰友關係；第三個關係呢是同事關係，他們一起工作；第四個關係是夫妻關係。這四種關係，鄧大姐是在吃飯的時候站起來講的。後來總理提出來要吃點酒，他說這麼多的人為我個人服務，我要敬陸大夫。那時鄧大姐問我了，陸大夫，你看總理好不好吃酒啊，白酒很厲害的。我說，總理毛病基本上好了，身體都很好很健康，稍微吃一點點，也能活血健身。總理聽我講了，說好，站起來喝了小半杯，敬了大家。這個吃飯的過程中，大家都非常高興，非常感謝總理為人，很尊重人民。
在這次吃飯以前，總理又請鄧大姐到我家裏來。總理同我講了，他說我們就要回北京了，叫鄧大姐到你家來看看你的老母親。我說這怎麼擔當得起呀，我只是個小醫生。但是總理交付下來了，鄧大姐第二天就到我家裏來了，看看我的老母親，看看我的老伴，還有四個孩子，我當時很感動。鄧大姐還徵求我老母親的意見，說請陸大夫同總理到北京過年。這真正是我意料之外的，總理很尊重我老母親的意見，所以我們全家非常感動，覺得我們家裏做喜事一樣的，喜事臨門，非常激動，又高興，又感謝總理的為人。
於是年前我就跟了總理一起去了北京。總理有專列，路上還安排我一個人一個房間，一路過去，經過上海、蘇州、無錫各停留一天後，一直到北京。在北京的時候，我住在中南海招待所，每天仍舊早上為總理換藥與痔合處理，吃飯都是在中南海西花廳。到了年關接近的時候，要過春節了，總理交代秘書，打電話到杭州，把我愛人接過來，一起在北京過春節。我愛人到了北京以後，總理也接待了我兩個人，夜裏親自點菜，招待我們兩夫妻。當時他點的菜，有些我們從沒吃過啊，比如那個黑米粥，我不曉得米還有黑的，可燒成粥的，我畢生還是第一次吃到黑米粥，當時冬天北京很冷啊，裏面當然有暖氣，外面很冷，吃到黑米粥特別驚奇。這個黑米粥哪裏來的呢，是四川那邊出產的黑米。還有新疆帶過來的哈密瓜，我也沒吃過，我只曉得有哈密瓜，也沒嘗到這個味道，也沒有看到過。當時是冬天，都是使我非常新奇的，一個小醫生能吃到這些東西，確實是不容易，而且還是總理親自點菜。
在北京的時候，一般晚上總理會都叫秘書——那個秘書姓成，成功的成，成元功，又是秘書，又是衛隊長，他是保衛總理的——叫他每天晚上安排送我到人民大會堂小劇場，人民大會堂有很多小劇場，總理喜歡看京戲，也送我去看看。他一般工作好了來，要遲一點。有時候小劇場會演愛國主義的話劇，內容都很好的，叫我去看。而且第二天早上換藥換好了以後，總理還會問我，你看了這個劇本有什麼感想。我說我看了以後，受到了一次愛國主義的教育，太好了，很生動，演的非常生動。當時這些劇本選出來首先要在小禮堂演，領導人看過以後才好經過審查批准，才對外面演，所以演的都是很精彩的。這樣我每次看過表演後，上午為總理治療，都要向總理彙報我個人的感受。另外一次呢，總理又安排我夫妻兩個人，安排車子送我們到十三陵水庫去看看，看看這個雄偉建築。當時鄧大姐說，這樣吧，把我的車子讓陸大夫夫婦兩個人去，我同總理拼拼（車）好了，去上班我同總理拼拼，免得再麻煩車隊裏又安排。在十三陵的時候，那個司機特地給我們拍了照片。總理對我這樣信任，這樣愛護，真是感受深切的。又有一次，總理曉得我第一次到北京，就和鄧大姐一起，跟我們夫婦倆專門拍了照片。總理有個專門的攝影師。在杭州的時候，我一個人也同總理拍過，總理對我非常愛護。
平時我同總理接觸比較多，每一天早上九點多就去，等總理起來。總理夜裏總要工作到兩點多鐘，早上十點多才起來，起來洗澡。等他洗好了，我們再去為他治療。跟他接觸的時候，看到他的日常生活，比如他的衣服，作為總理，我想總是應該穿新的，但是他不是這樣，他的襯衫，好補的總要補一補，這個也就是我們做醫生的能看見，平時誰看見呀。比如他要去接見外賓了，才帶好的手錶，一個金錶，平時在家裏都是戴普通的表。這些都說明，我們國家的領導人，很節約的，對自己要求也很嚴格的。這些都是細節問題，但是我們接觸，我看在眼裏的，外面是想不到這種事情的，說明總理真是鞠躬盡瘁啊，為國家、治理國家，一心一意的，所以我們想我們國家有老一輩的，這樣的領導人把國家創建好，我們國家強大了，中華民族復興了，以後我們才能享福。
我還想起來，北京回來以前，總理請我們吃了飯以後，鄧大姐提出來，這段時間的糧票要我們收回去的，當時我們國家吃糧食都要定量的，我們當時帶去一些全國糧票，吃多少天就交給他們多少的糧票。走的時候，鄧大姐還拿出了工分券，當時買東西都要工分券的，是國家發的，每個人定量發多少，比如說每個人買幾尺布啊，當時我們國家建國不久，物資還比較缺乏。她拿出工分券，拿給我愛人，說你要回杭州了，買點禮物，買點實用的東西帶回去。所以鄧大姐想到了，我們沒有帶工分券，糧票是隨身帶的，吃一頓是要糧票的。走之前還送我的禮物啊，鄧大姐把她參加國際婦女節的時候，會上發的一條圍巾，作為禮物送給我愛人。總理東歐訪問帶回來的一個工藝盆子，也送我做紀念。這些都是小的事情，說明細微之處顯他的為人啊，關懷愛護真是感人心扉的，總理、鄧大姐的情誼使我永遠懷念。
（口述者陸琦，1956年11月加入民進，曾任民進浙江省第二屆委員會常委，浙江省政協第一、二、三屆委員。陸琦教授今年已98歲高齡，依然精神矍鑠，他是浙江大學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痔科（肛腸外科前身）創始人，也是我國痔科事業的開拓者，對我國痔科的發展作出重大貢獻。整理：朱敬平 陳淑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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