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天主教區退休主教陳日君最近大出風頭，他到梵蒂岡求見教宗，想就香港教區繼任主教提出他自己的意見，但不獲教宗接見。
香港教區主教有兩名繼任人選，一是輔理主教夏志誠，另一是副主教的蔡惠民，陳日君屬意夏志誠接任，而宗座署理湯漢樞機則屬意蔡惠民。陳日君因而大力攻擊蔡惠民是北京屬意人選，希望推倒蔡惠民，由他支持的夏志誠接任。
教會內不同的派系，各自推舉人選出任主教，本屬正常，但陳日君求見教宗不遂，就出言要脅，聲稱若教廷委任「北京祝福的人」出任香港主教，則他自己死後也不希望安葬在主教座堂內。陳日君的做法，是把整件事擴大化和政治化，發動外界輿論壓力，想逼教廷就範。
陳日君整個思維模式極之政治化，純粹從政治角度考慮問題。天主教是教會，但梵蒂岡卻是國家，梵蒂岡與台灣有邦交，卻一直想修補和中國大陸的關係，兩年前梵蒂岡與中國就中國主教任命問題達成協議，協議由2018年10月22日開始生效，為期兩年，協議說明，中國天主教教宗由中國官方教會選舉推薦，教廷批准任命，教宗可以否決。換言之，是中國及梵蒂岡雙方同意的人選，才可以出任中國天主教教區主教。
梵蒂岡作出妥協安排，是希望天主教可在內地名正言順傳教。陳日君態度反共，對中梵主教任命協議本已極不贊同，如今又在任命香港主教問題上繼續吵鬧，他這種把一切政治化的思維方式，等於宗教干政，本質並不神聖。
梵蒂岡雖然是國家，但天主教並非政治組織，若以陳日君那種「堅持民主」的標準，其實可以反問他兩個問題 :
一、他曾任香港教區主教，他的主教地位究竟如何產生，是否透過香港天主教徒一人一票產生？而事實是，香港天主教區主教由梵蒂岡任命，若要以民主標準衡量，沒有一絲民主可言。
二、陳日君如此堅持民主標準，到底教宗是否民主選舉產生？是否由全球天主教徒一人一票民主產生？答案當然也不是。
當教宗要轉換人選時，會在梵蒂岡宗座宮西斯汀小堂舉行遴選教宗的秘密會議，由約200位樞機主教，以不少於三分二的支持票選出新教宗，如果開會過程順利，投票結束後，教堂屋頂上煙囪將升起一道白煙，表示教宗已順利選出。若是黑煙，代表選舉無結果。按教廷傳統，若投票未能產生新教宗，就會用濕稻草混合選票一起焚燒，以產生黑煙，表示會議無結果。樞機選舉人應在選舉期間，會被鎖在一個上鎖的房間裏開會。如果他們未能選出一名新的教宗，他們都不可以離開該房間，直至選出新教宗為止。
所以教宗不但不是全球天主教徒一人一票產生，是小圈子選舉，小圈子的投票過程更不公開。若要以陳日君的真普選標準，以政治之尺衡量每一件事情，所有教宗或地區主教都要抗共，才可以當選。反過來說，教徒是否可要求香港教區主教甚至教宗，由地區或全球天主教徒一人一票選出呢？由於陳日君這個退休主教當年也只是由教廷委任而非選舉產生，沒有什麼代表性，其意見也大可不理。
教會本身並非民主選舉產物，成立的性質是秉行神的意旨，在人間傳教。教會牽涉政治，就會產生極大的問題，教徒相信宗教的信念是完全而純粹的，若轉移到政治方面，既違反教會成立的原意，也產生極大的影響。若教會有此政治功能，也就不能怪責政府要規管教會了。
說到底，一名退休主教選擇葬那個墳場，絕對有他的自由，不是甚麼大件事，也不值得重視。人不能太自大，要學懂謙卑。
盧永雄
明天是中秋節兼中國國慶。。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在過去的42年發展速度驚人。反觀台灣，自2000年民進黨上台之後，全島的精力投入了政治鬥爭之中; 而香港在1997年回歸之後，在外國的鼓動下，逐漸成為中美鬥爭、陸台惡鬥的前哨戰場，人們把發展經濟的精力，轉到政治鬥爭之上。
你的心態如何，你的處境必將如何。當你把心思放在發展經濟之上，經濟就會發展得快；當你把心思放在政治上，政治就會越搞越烈。在現實生活中，在大多數的時候裏，政治只產生消耗，不產生效益。專注政治，更會令經濟發展急速放慢。
在9月28日的台灣節目《觀點》，主持人陳揮文接到一個去了大陸13年、現定居江蘇昆山的台商的電話。台商說：「上海進步1年的時間，台灣5年都追不上。」主持追問他為什麼兩岸在過去十多年時間，會有這樣大的差距。
台商說他在13年前剛到中國的時候，已經有這種感嘆。上海當時正好在興建世博會園區，台商抵達上海浦東機場，在去市中心的高速路上，看到那一整片的建築吊塔。他說：「我一輩子也沒見過這麼多吊塔，有上百枝在我眼前。」主持人也無奈地說，在台灣只會看到一枝。隨後主持人再向台商確認台灣真的是5年也追不上上海的1年嗎？台商直言：「100年可能都很難。」他說不是在唱衰台灣，他每次回台灣，看到台灣有一點發展，但是很緩慢。台商說目前已經在大陸買了房子，工作穩定，並且娶了一位湖北妻子，已經沒有太大意願想回台灣了。
在上世紀70年代，台灣、香港、新加坡和韓國合稱亞洲四小龍。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遜訪華，其後台美斷交，台灣深受打擊，大量台灣有錢人移居美國。當時的總統蔣經國痛定思痛，在台灣大搞十大建設，希望推動台灣發展，穩定民心。台灣經濟在台美斷交之後起飛，這就是一條心發展經濟的結果。
回顧香港的狀況，亦在差不多的時候起飛。香港在1967年爆發暴動，之後港英政府檢討暴動成因，總結出除了是政治問題之外，民生凋敝也是其中一個關鍵。其後港英政府一方面搞十年建屋計劃，大量興建公屋，滿足市民住屋的需求；另一方面大力鼓勵製造業的發展，提供就業機會，令到香港的新生代能夠擺脫貧窮。
中國在1966年至1976年，經歷了10年的文革浩劫，亦痛定思痛，改弦更張，在1978年開始，全面轉向經濟發展的道路上去。
無論是大陸、台灣以及香港的經驗，都是一個系統的學習過程。系統遇到重大政治挫折，集體作出檢討之後，選擇放下了政治爭拗，集中精力謀求發展，最後便走出了困局。
最近有朋友很擔心子女的前途，問我如何看香港的長遠發展。我認為疫情的衝擊，只是小事，香港人心變壞，才是大事。如果香港人心不改變，還有過半數的人死咬著政治不放，上了美國的賊船，天天發夢希望明天可以推翻中共政權的話，香港不會有運行。10年的文革，中國共產黨沒有被推翻；1989年發生六四事件，中國政權也沒有倒台。如今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度超過95%，你期望她倒台？真的「發夢都無咁早」了。香港人如果不從夢中醒來，不會有發展的機遇。
明天國慶，還有人在網上搞什麼「月夕行動」，鼓動人上街縱火及襲警等。年青人如果繼續上街堵路縱火，結果只會是白送人頭，香港和大陸都不會因而有任何改變。
有人說香港已死，我覺得香港不會死，死的只是那些拼命對抗大陸的香港人，把自己的前途葬送。阿爺也不會放棄香港這塊寶地，為的是要證明「一國兩制」可以成功，但也絕對不會介意，放棄那些天天和他對抗的香港人。試想一個大學畢業的年輕人，天天都為一個不可能成功的幻想搞來搞去，匆匆20年過去，他已經步入中年。回頭一看，發現上街、堵路、縱火，與國家對抗，原來根本就是死路一條，這又何苦來哉。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