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幹將黃永勝的俏皮照
本文原載於《同舟共進》2010年第3期
1971年9月12日，是個平靜的星期天。不要說一般老百姓沒有想到，就是被卷進「九一三」漩渦中的黃吳李邱也沒有想到，第二天即將發生震動新中國歷史的大事件。當然更沒有想到，這是他們政治生涯的最後一天——從9月13日起，他們的一舉一動都被監控了，接著是10年鐵窗生涯。1980年開始審理“兩案”時基本搞清：沒有證據表明黃吳李邱與林彪的出逃有關係。
那麼，1971年9月12日，黃吳李邱都在幹什麼呢？
黃永勝理了發
9月12日，星期天，黃永勝上午先到理髮室理髮，然後大兒子黃春光陪他散步聊天，大約一個多小時後回來，接著就是看孫子。孫子1971年5月出生，已經4個月了，正是好玩的時候。很快就到了中午吃飯的時間，飯後午睡，起床看文件。
9月12日下午，毛澤東突然回到北京，黃吳李邱並不知道。周恩來通知黃永勝晚上到人民大會堂討論政府工作報告。那時政治局照顧毛澤東的生活習慣，一般上午睡覺，中午起來吃早飯，下午三點開會或辦公，晚上到人民大會堂吃午飯，開會到夜裏兩三點，然後回去睡覺。那個晚上黃永勝就滯留在人民大會堂。
黃永勝的警衛參謀費四金回憶，那一天比較平靜，直到晚上快8點，黃永勝才坐車從西山到人民大會堂。為什麼晚上快8點才走？因為周總理召集會議一般都是在八點半，提前五六分鐘到就行了。黃永勝住在西山，路上要走40多分鐘，時間由費四金掌握。
費四金隨黃永勝到了人民大會堂，首長在裏面開會，他在外面大廳坐著，看見周總理兩次出來接保密電話，雖然福建廳里有電話，但沒有加密。周總理第二次出來接保密電話時大約夜裏12點多。12點以後，周恩來和警衛員走了，事後知道是到毛主席那裏去了。夜裏一兩點，華國鋒從人民大會堂北門進來了，四五點周恩來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直到第三天費四金等人才回家。
9月24日，黃永勝在人民大會堂被抓時，大叫冤枉。那聲音慘極痛極，很多人都聽到了。
邱家有家宴
9月12日，邱會作的孫女12天了，邱家十分熱鬧。按老百姓的說法，嬰兒出生第10天要好好慶祝一番。但大家都忙，就挪到了星期天。
邱會作不在，那一段他心情不好。黃吳李邱在廬山上摔了跤，之後風聲一陣緊似一陣。邱會作雖然按規定每天讀馬列的六本書，但心裏老是忐忑不安，不知命運如何。他上午在總後召開國防工辦會議，下午在京西賓館開會，會後約吳法憲在京西賓館見面（後來沒見成）。得到毛澤東南巡的消息後，幾個人都沒和吳法憲通氣，怕他再捅婁子。家人吃完晚飯已是傍晚六七點鐘，邱會作回來了，和大兒子邱路光說了會兒話，就送客人走。嬰兒和邱路光的愛人留在西山。邱路光的部隊在新鄉，他是特意請假回來的，因為第二天要看牙，和母親胡敏下山回了總後大院。
邱會作先走的。工作到半夜，他心裏煩，多喝了幾口酒，就睡了。黃吳李邱的睡眠都要靠安眠藥「保駕」，睡前公務員小張給邱會作吃了兩三片安眠藥。剛睡著沒多久，凌晨三點左右，邱會作被周恩來的電話叫醒，叫他立即到人民大會堂，說有個重要的會。邱會作晃晃悠悠到人民大會堂時，安眠藥的勁還沒過呢。
邱會作猜不出半夜召集緊急會議幹什麼，聽說周總理、黃永勝他們在人民大會堂修改政府工作報告，那也用不著半夜開會啊，會不會是「廬山」又發作了？從北戴河那邊的情況看，也不大像。幾個小時前，葉群還從北戴河打電話祝賀邱家有了孫女，稱讚他給孫女起的名字好，還說女兒豆豆訂婚了，要邱夫人胡敏打個電話給豆豆祝賀。看來，不會有什麼麻煩事，要不，葉群哪有心思給女兒辦婚事……可為什麼半夜開緊急會議呢？狐疑的邱會作被服務員引到會議廳，也沒注意是新疆廳還是四川廳。他小聲問李作鵬，知道什麼事嗎？因為李作鵬接過周恩來的電話，不讓山海關機場的三叉戟起飛，所以李猜到一點情況，說可能是北戴河出事了。邱會作想，北戴河？林彪？能出什麼事呢？
4點，周恩來宣佈，今天晚上發生的事，你們幾個不會感到突然吧？接著提高嗓門說，林彪跑了，他坐飛機跑了！
對於「這一夜」，黃吳李邱四大將中只有邱會作最“乾淨”，另外三位多多少少都有些瓜葛，唯獨邱會作對「這一夜」一無所知。1980年審理“兩案”，老戰友萬毅探監時對邱會作說，你沒什麼事，宣判完你就會出去了。邱會作相信了，連律師也沒請。
李作鵬忙著「種自留地」
9月12日這一天，李作鵬在忙著「種自留地」。
他的大兒子李冰天回憶，軍委辦事組沒有集體活動，各自回去「種自留地」。所謂“自留地”，就是各自處理本單位的事情。黃吳李邱除軍委辦事組的職務外，還都兼著各大單位的第一把手。李作鵬8月陪江青到青島去了段時間，8月底到連雲港處理兩派的問題。回到北京，又陪朝鮮人民軍代表團的吳振宇到長沙、武漢等地，9月7日、8 日還在武漢。“文革”中的事情很多很亂，幾天不在家，就會堆積山一樣高的公文。好不容易碰上“空閑”的星期天，正是大種“自留地”的好時光。
李作鵬在海軍大院47樓「種」了一天的“自留地”，很累。接周恩來電話時，他已經吃安眠藥睡下了。這個關於三叉戟的電話是李作鵬、李作鵬夫人董其采和朱秘書三人記錄的，核對後，還特意給周恩來複誦了一遍。復誦時用的是董其採的記錄稿，周恩來肯定地回答對，傳達也是按這個記錄稿。
處理完山海關的電話，李作鵬又吃安眠藥睡了，因為吃了雙倍的葯，睡得比較踏實。但一聽說開會，他馬上清醒了：政治局開會從來沒有用過後半夜，是不是與晚上總理那個不讓飛機起飛的電話有關？
9月13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傳達「九一三」事件，張、江、姚特別高興，姚文元馬上讓工作人員拿茅台酒慶祝。葉劍英說，國家出了這麼大的事情，是一種恥辱，你們還有心慶祝？姚文元這才作罷。李作鵬支持葉劍英的觀點。
毛澤東曾評價李作鵬不卑不亢。確實，李作鵬在法庭很硬，認為是他的錯都認，不是他的問題，他死也不認賬。
不過話說回來，無論是「一人」還是“四人”，實際上並不是問題的關鍵。山海關機場的跑道燈並沒有打開，調度室也沒給起飛命令，三叉戟是強行起飛。李作鵬不服氣：如果林彪要起飛，我攔得住嗎？如果命令警衛林彪的八三四一部隊攔截，一百個林彪也走不成。為什麼不下命令？七八個問號始終纏繞著李作鵬。
吳法憲嚇得魂飛魄散
9月12日，對吳法憲來說是最混亂的一天。在黃吳李邱四人中，他最知情，也嚇得最厲害。
9月11日晚上，周恩來召集會議，吳法憲參加了。會一直開到凌晨一點，這已經是9月12日了。吳法憲回到西郊駐地，打了一陣乒乓球。臨睡前他告訴夫人陳綏圻，快要開三中全會了，我要準備在會上再檢討。因為九屆二中全會上的事情，黃永勝、邱會作和吳法憲都作了檢討，黃和邱的檢討過了關，只有吳法憲仍被吊在空中。中午起床後，吳法憲叫車與陳綏圻、張秘書回到空軍大院。因為寫檢討的事情比較急，要馬上動筆，而吳法憲的前兩個檢討稿和一些文件都在空軍大院。陳綏圻找出前兩次的檢討材料，琢磨怎麼幫助吳法憲寫第三次檢討。而吳法憲按周恩來的指示，仔細閱讀印發的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的草稿，然後抽時間處理了一些空軍事務。
下午就這樣緊張地過去了。9月12日晚8點，吳法憲約空軍政委王輝球、副司令員薛少卿找開會的八航校校長政委談話。約定的談話結束後，還有一些時間，吳法憲和王輝球就與空軍文工團從部隊調來的6個指導員談話，解決派性問題。談話結束已是9月12日晚上11點多，紅機子響了，讓吳法憲魂飛魄散的「事件」開始了：
周總理來電話，問我是不是調一架大飛機到北戴河了？我很肯定地說沒有。周總理又問，究竟有沒有？我更加肯定地說，絕對沒有。因為周總理已經從北戴河了解到來了一架大飛機，他說還是要查一查，我說好。放下電話，我馬上給三十四師（專機師）師長時念堂打電話，時念堂正在家裏睡覺，他也說不知道。第二次我又打電話問時念堂，時念堂說，可能胡萍知道。胡萍是空軍副參謀長，還兼著三十四師黨委書記。最後我了解是胡萍調的飛機。平時任何專機都經過我，這次我卻不知道，而且又是總理查問，非同小可。胡萍說，飛機改裝試飛，所以沒有報告。我又問，為什麼去山海關，而不去其他地方？胡萍沒有答覆。
吳法憲把調動三叉戟的責任全推到了胡萍身上，而胡萍則是另一種說法。胡萍回憶，吳法憲對他說：林彪在北戴河，林要專機就不要通過我（吳法憲）了，你（胡萍）就以訓練的名義，主要是為了保密。
吳法憲回憶：
當時（即得知一架大飛機被調到北戴河後）提出立即去機場追查，周總理表示同意。我帶張秘書和警衛員直接從辦公室到了西郊機場。我要求把飛機調回北京，胡萍說好。5分鐘後，胡萍打電話，說飛機發動機故障，等飛機修好立即回京。我馬上報告周總理飛機調回北京的措施，周總理表示同意，讓飛機立即返回，返回時不准帶任何人。周總理說要去北戴河與林彪談話，我問要不要準備飛機，周總理說準備一下，我馬上讓時念堂準備了兩架飛機。
不久，葉群打來電話，告訴我，等一會兒，周總理打電話叫你來，你能來也好。我說，胡萍在住院，還是時念堂來。葉群對時念堂不熟，提出還是胡萍來。在這種時候，關於調動飛機，我不能決定，我還要請示周總理。這時胡萍還沒回醫院，正與三十四師參謀長龍振泉說話。周總理打來電話，說林彪乘車離開北戴河，臨走還開槍打傷了警衛員。我感到情況嚴重，北戴河到山海關還有個把小時的車程，我馬上叫張秘書打電話給潘景寅，告訴他飛機不能起飛，潘景寅滿口答應，可是飛機還是起飛了。
話問，飛機到什麼地方了？我回答，離中蒙邊境還有100多公里，高度3000公尺……飛出國境，雷達看不見了。周總理又來電話，決不允許任何飛機到北京來，如有飛機來，你我都要掉腦袋，要我用腦袋擔保。我給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李際泰打電話傳達：打開所有的雷達，決不允許飛機到北京來。接著周總理下達了禁空令，不准任何飛機起飛。如起飛，要毛周李邱吳五人的命令。我將周總理的指示傳達給北空、沈空，這是兩個重要方向，其他軍區空軍由航行調度室傳達。我向時念堂交代，三個機場，都不准飛機起飛。凌晨兩點，周總理打電話問我在什麼地方，我說在西郊機場。周總理說派警衛局局長楊德中去。我明白這是監視我了。這時，時念堂報告，沙河機場起飛了一架直升機。我命令不准起飛，打下來，周總理表示同意。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張聞天 李嘉 插圖
論起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領袖人物，張聞天是不能被遺漏的。他在遵義會議後三年間曾當過黨的總負責（亦稱總書記），存在著「洛（甫）毛合作」領導體制。不過這位被譽為“紅色教授”的學者型人物，一向願意鑽研理論而不長於具體事務，曾三次主動「讓賢」而被傳為佳話。後來他長期受到錯誤批判，卻堅持真理努力探索，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又受到全黨的追思和深切懷念。
留日留美又留蘇
黨內人稱「老教授」
張聞天，1900年出生於江蘇省南匯縣的殷實農戶家庭，原名「應皋」（也作“蔭皋”），字“聞天”。他的字，取《詩經》中“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之意。張聞天17歲時到南京入河海工程專門學校，1919年參加了五四運動，隨後在報刊上公開介紹《共產黨宣言》中的“十條綱領”，可以說是在中國最早宣傳馬列主義的先驅者之一。
1919年，張聞天在上海加入留法勤工儉學預備科，1920年7月去日本東京學習。1922年夏，他又自費留美勤工儉學，一年多後回國。1925年6月，張聞天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10月間即被組織上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戴著一副深度近視眼鏡、舉止完全是學者風範的張聞天，成長於中國傳統文化底蘊深厚的蘇南地區，又留學日、美、蘇三國。他懂日語，能用英語講演，俄語水平也很高，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眾多中國革命學生中確實是鳳毛麟角。他在中山大學學習結束後，又同王稼祥等人被推選進入蘇聯最高理論學府——紅色教授學院深造，因他沉著、風雅、幹練而被黨內很多人稱為「老教授」。當時張聞天取了個俄文名字為“伊思美洛夫”，從此即用譯音“洛夫”、“洛甫”為筆名，黨內也長期稱他為洛甫。
中共建黨初期，因主要精力投入實際鬥爭，加之文字翻譯之難，在掌握馬列主義理論方面確是一個弱項。張聞天是黨內為數極少的造詣很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之一，王明等教條主義者也大力拉他。張聞天因缺乏國內實際工作經驗，一時也對他們的主張表示贊同，曾被列名於王明標榜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中。
深感許多留蘇人員缺乏經驗
感嘆中國革命離不開毛澤東
1931年初，張聞天從蘇聯回到上海，被共產國際推上領導崗位，擔任了中央宣傳部長，同年9月又擔任了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剛回國的張聞天對中國的實際不甚了解，同時過於推崇蘇俄的革命模式，曾在1932年4月發表題為《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的長文，宣傳了「左」的思想。不久，張聞天化裝後秘密進入江西瑞金，擔任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相當於總理）等職，有人認為這一安排是想把政府主席毛澤東架空。因張聞天與博古、王明等人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都受共產國際委派回國工作，在博古負總責的臨時中央內成為三大常委之一。
張聞天剛到中央蘇區時，李德曾拉攏他說，這裏的事情還要靠莫斯科回來的同志辦。張聞天通過工作實踐，同照搬蘇聯教條的領導者的分歧卻日益加深。在「紅都」瑞金，毛澤東與張聞天這一對“政府主席”和“人民委員會主席”相鄰而居。毛澤東當時曾被莫斯科回來的某些人譏諷為“山溝溝里出不了馬列主義”，張聞天卻同他經常聊聊天，還關照政府工作人員要尊重毛澤東。1934年春，二人合著了《區鄉蘇維埃怎樣工作》一書。張聞天深感留蘇歸國的許多人缺乏實際經驗，而佩服毛澤東開創根據地的功績，曾感慨地說：“中國革命確實離不開毛澤東啊！”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張聞天看到「左」的錯誤指導使革命陷入危境，行軍途中向毛澤東傾訴了內心的苦悶和憂慮。兩人經過長談，並得到王稼祥支持，一致認為應清算李德、博古的錯誤，這就為開好遵義會議奠定了基礎。
毛澤東幾次開玩笑說：「洛甫，你是開明之君」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長征途中召開遵義會議。在博古作了推卸錯誤責任的報告後，張聞天馬上作了批判「左」傾軍事錯誤的“反報告”，並帶頭擁護毛澤東領導黨和紅軍。隨後，張聞天負責起草了遵義會議決議，為確立毛澤東在黨內軍內的領導地位起到重大作用。
對張聞天的這一貢獻，毛澤東後來在延安整風中給予了肯定。在中共七大的一個講話中，毛澤東強調說：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但是，大家知道，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兩位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同志們把好的賬放在我的名下，但絕不能忘記他們兩個人。
1935年2月上旬，紅軍長徵到達雲南扎西，在一個叫「雞鳴三省」（即在雲貴川三省交界）的小村子裡，中央常委重新分工，由張聞天接替博古擔任總負責（當時有人也稱總書記）。這一交權形式很簡單，就是把幾擔裝有中央文件、記錄和印章的挑子交由張聞天保管。
作為一個學者型的人物，張聞天在遵義會議後被歷史大潮推到黨的總負責職位上，而他在大政方針上基本都按照毛澤東的意見辦理。這位黨的「總書記」同紅軍最高統帥互相尊重，配合默契，高度一致，保證了毛澤東的方針、謀略能夠暢通無阻地貫徹執行，是當時打開中國革命新局面的關鍵。
報為451件，其中「洛、毛」或“毛、洛”聯名者達286件之多，佔了將近三分之二。
張聞天一度被視為黨的領袖，卻一直堅持集體領導，遇事總要徵求大家的意見，就此毛澤東幾次開玩笑說：「洛甫，你是‘明君’，開明之君」，同時還稱他的妻子劉英為“娘娘”。
補白
籌糧割麥以身示範
張聞天喜好理論研究和宣傳，不長於處理瑣事，平時不苟言笑總在沉思問題。長征進入湖南後在山路行軍，有一次他不留神連人帶馬跌進溝谷，幸而沒有受傷。毛澤東就此做了一首打油詩，同張聞天逗趣，張聞天的夫人劉英多年後只記得「四腳朝天滾下山」一句。
長征雖然很艱苦，領導人卻充滿了樂觀精神。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張聞天同劉英結婚，毛澤東到洞房致賀，自稱沒錢沒東西可送，只是寫了一首詩相贈，內容是誇獎「明君」講民主。
作為黨的總負責人，張聞天在長征途中不僅起草了大量文件和宣傳材料，還以自己的帶頭作用鼓舞指戰員。過草地前為了籌糧，他親自拿著鐮刀帶領中央機關的同志去割青稞，收穫後因缺乏工具用手搓麥子。無法加工的麥粒吃下去後很難消化，然而看到中央領導人與大家同甘共苦，廣大指戰員就毫無怨言地忍受艱辛，前仆後繼地堅持了長征。
三次主動「讓賢」
不爭權留下美名
張聞天自認為是學者型人物，一再表示自己不適合於領袖地位，遵義會議後就希望毛澤東擔任總書記，毛澤東以身體不好並忙于軍務為由拒絕。長征渡過北盤江後，張聞天主動提出想離職去白區工作，經中央商定派陳雲前往。
紅軍一、四方面軍會師後，為了表示團結，張聞天又提出想把職務讓給張國燾，毛澤東卻勸止了他。事後證明，此時若真的相讓，張國燾另立中央倒會成了合法之舉。
1938年秋天召開六屆六中全會前，王稼祥從蘇聯回來傳達共產國際的意見，確認毛澤東為中國黨的領袖，張聞天又在會議期間誠懇地提出，應推舉毛澤東為黨中央總書記。毛澤東經過全面考慮，還是多次對張聞天說：「黨中央總書記繼續由你擔任吧。」
六屆六中全會後，張聞天將工作逐步轉交給毛澤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地點也由他過去的窯洞移到楊家嶺毛澤東住處。「讓賢」之後的張聞天，主要從事黨的宣傳教育工作。1943年3月中旬，毛澤東任政治局主席，確定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張聞天才正式離開中央書記處。此後毛澤東不止一次讚歎：“洛甫這個同志是不爭權的。”
張聞天不願當領袖，也屬有自知之明。延安時期任中央辦公室主任的師哲曾這樣評價說：「他一生謙虛謹慎、平易近人。不少同志願意接近他，同他談論問題、交換意見，或向他請教。但在解決實際問題、處理困難而複雜的事務時，大多是不依賴於他，也不苛求於他的。這或許是由於他的實際鬥爭經驗較少和他那十足的書生氣的緣故而造成的吧。」“他實際工作中的成就與他在理論上的造詣相比，則要遜色得多，他是一位‘相才’，而不是一位‘帥才’。”
補白
張聞天反對毛澤東同江青結婚
在長征和後來的歲月中，張聞天一向敬重毛澤東，卻又從不盲從，自己有獨立見解。1938年秋，因到延安的演員江青不斷接近毛澤東，外面盛傳將會結婚，許多老同志提出意見。這些意見集中到張聞天那裏後，他覺得結婚是個人私事不便干預，毛澤東的個性又極強，認準的事很難回頭。不過從黨的利益考慮，張聞天仍以個人名義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大意是：你同賀子珍合不來，離婚，大家沒有意見，再結婚也是應該的，但是否同江青結合，望你考慮。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員，影響較大。這樣做，對黨對你，都不大好。
這封信發出後，卻引起毛澤東震怒，隨後請客時張聞天便不在賓客之列。至於在粉碎「四人幫」後傳說當年有所謂對江青的“約法三章”，從張聞天此時受到的對待便可看出這並非事實。1985年楊尚昆在內部講話時曾說過，他曾打電話問1938年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陳雲有無“約法三章”，回答也是根本無此事。
幾十年後歷史證明，張聞天認為江青不宜同毛澤東結合，還是有遠見的。此事的結果確如他所預見的那樣，對黨對毛澤東都不好。
主動到東北當省委書記
在廬山會議上直言招禍
延安整風時，張聞天檢查了過去的教條主義傾向，要求到實際工作中鍛煉。接著他去搞農村調查，隨後提出一個將來如何使農民富裕的生產方式設想。當時的環境使這一設想不能實現，不過幾十年後再看這一見解，人們卻不能不佩服張聞天的遠見。
1945年黨的「七大」時，張聞天仍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卻主動到東北去，隨後擔任了合江省委書記（合江省系如今的黑龍江省東部地區）。在這裏，他領導了剿匪和土地改革鬥爭，使當地成為東北解放區的重要後方基地。
話勸他少講一些，張聞天還是不計個人得失，忠言直諫，講了三個小時，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觀點和調查研究的材料為依據，指出和分析了大躍進以來「左」的錯誤。
在廬山會議上，張聞天直言招禍，被錯誤定為「反黨集團」成員，撤職後任中科院哲社部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他此後仍注意經濟調查，寫下了集市貿易意見書、生產關係兩重性論文和政治經濟學筆記。“文革”中，他遭受極左勢力迫害，被監護審查並遣送廣東肇慶。因毛澤東對他還有過好的評語，晚年張聞天在生活上得到些照顧。最後他以張普（意思即普通人）的名字被安置在江蘇無錫，1976年7月1日病逝。
補白
被遣送後寫下「肇慶文稿」
在張聞天身上，體現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優點和一些弱項。不過從主流上看，他確是黨內面向世界追求先進思想、先進生產力的光輝代表。1969年以後，張聞天被遣送到廣東肇慶，沒有恢復組織生活，沒有人身自由，可是他仍然樂觀而自信，沉下心來，寫了將近10萬字的理論文章。他對外甥講：「書可焚燒，書可禁讀，但禁不住寫書人思想的波濤。不是嗎，我過去寫的讀書筆記，被掠奪一空，今天我又重寫了一大沓!」
張聞天晚年寫下的這批文字，被稱為「肇慶文稿」，其中處處閃爍著真理的光芒。比如，他在《衡量黨的路線政策的最高尺度》一文中說：“群眾的實踐，是衡量黨的路線和政策的最高尺度。除此之外，就沒有別的尺度。”這段金石之言，直至1978年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之後，才為全黨接受而成為共識。可以說，他寫下批判「左」傾錯誤、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肇慶文稿」，為後來的改革開放事業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這一歷史功績在新時期也應始終被人們感懷。
（作者為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教授、少將，國防大學軍事歷史學科帶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