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 李嘉 插圖
論起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領袖人物，張聞天是不能被遺漏的。他在遵義會議後三年間曾當過黨的總負責（亦稱總書記），存在著「洛（甫）毛合作」領導體制。不過這位被譽為“紅色教授”的學者型人物，一向願意鑽研理論而不長於具體事務，曾三次主動「讓賢」而被傳為佳話。後來他長期受到錯誤批判，卻堅持真理努力探索，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又受到全黨的追思和深切懷念。
留日留美又留蘇
黨內人稱「老教授」
張聞天，1900年出生於江蘇省南匯縣的殷實農戶家庭，原名「應皋」（也作“蔭皋”），字“聞天”。他的字，取《詩經》中“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之意。張聞天17歲時到南京入河海工程專門學校，1919年參加了五四運動，隨後在報刊上公開介紹《共產黨宣言》中的“十條綱領”，可以說是在中國最早宣傳馬列主義的先驅者之一。
1919年，張聞天在上海加入留法勤工儉學預備科，1920年7月去日本東京學習。1922年夏，他又自費留美勤工儉學，一年多後回國。1925年6月，張聞天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10月間即被組織上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戴著一副深度近視眼鏡、舉止完全是學者風範的張聞天，成長於中國傳統文化底蘊深厚的蘇南地區，又留學日、美、蘇三國。他懂日語，能用英語講演，俄語水平也很高，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眾多中國革命學生中確實是鳳毛麟角。他在中山大學學習結束後，又同王稼祥等人被推選進入蘇聯最高理論學府——紅色教授學院深造，因他沉著、風雅、幹練而被黨內很多人稱為「老教授」。當時張聞天取了個俄文名字為“伊思美洛夫”，從此即用譯音“洛夫”、“洛甫”為筆名，黨內也長期稱他為洛甫。
中共建黨初期，因主要精力投入實際鬥爭，加之文字翻譯之難，在掌握馬列主義理論方面確是一個弱項。張聞天是黨內為數極少的造詣很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之一，王明等教條主義者也大力拉他。張聞天因缺乏國內實際工作經驗，一時也對他們的主張表示贊同，曾被列名於王明標榜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中。
深感許多留蘇人員缺乏經驗
感嘆中國革命離不開毛澤東
1931年初，張聞天從蘇聯回到上海，被共產國際推上領導崗位，擔任了中央宣傳部長，同年9月又擔任了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剛回國的張聞天對中國的實際不甚了解，同時過於推崇蘇俄的革命模式，曾在1932年4月發表題為《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的長文，宣傳了「左」的思想。不久，張聞天化裝後秘密進入江西瑞金，擔任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委員會主席（相當於總理）等職，有人認為這一安排是想把政府主席毛澤東架空。因張聞天與博古、王明等人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都受共產國際委派回國工作，在博古負總責的臨時中央內成為三大常委之一。
張聞天剛到中央蘇區時，李德曾拉攏他說，這裏的事情還要靠莫斯科回來的同志辦。張聞天通過工作實踐，同照搬蘇聯教條的領導者的分歧卻日益加深。在「紅都」瑞金，毛澤東與張聞天這一對“政府主席”和“人民委員會主席”相鄰而居。毛澤東當時曾被莫斯科回來的某些人譏諷為“山溝溝里出不了馬列主義”，張聞天卻同他經常聊聊天，還關照政府工作人員要尊重毛澤東。1934年春，二人合著了《區鄉蘇維埃怎樣工作》一書。張聞天深感留蘇歸國的許多人缺乏實際經驗，而佩服毛澤東開創根據地的功績，曾感慨地說：“中國革命確實離不開毛澤東啊！”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張聞天看到「左」的錯誤指導使革命陷入危境，行軍途中向毛澤東傾訴了內心的苦悶和憂慮。兩人經過長談，並得到王稼祥支持，一致認為應清算李德、博古的錯誤，這就為開好遵義會議奠定了基礎。
毛澤東幾次開玩笑說：「洛甫，你是開明之君」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長征途中召開遵義會議。在博古作了推卸錯誤責任的報告後，張聞天馬上作了批判「左」傾軍事錯誤的“反報告”，並帶頭擁護毛澤東領導黨和紅軍。隨後，張聞天負責起草了遵義會議決議，為確立毛澤東在黨內軍內的領導地位起到重大作用。
對張聞天的這一貢獻，毛澤東後來在延安整風中給予了肯定。在中共七大的一個講話中，毛澤東強調說：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但是，大家知道，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兩位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同志們把好的賬放在我的名下，但絕不能忘記他們兩個人。
1935年2月上旬，紅軍長徵到達雲南扎西，在一個叫「雞鳴三省」（即在雲貴川三省交界）的小村子裡，中央常委重新分工，由張聞天接替博古擔任總負責（當時有人也稱總書記）。這一交權形式很簡單，就是把幾擔裝有中央文件、記錄和印章的挑子交由張聞天保管。
作為一個學者型的人物，張聞天在遵義會議後被歷史大潮推到黨的總負責職位上，而他在大政方針上基本都按照毛澤東的意見辦理。這位黨的「總書記」同紅軍最高統帥互相尊重，配合默契，高度一致，保證了毛澤東的方針、謀略能夠暢通無阻地貫徹執行，是當時打開中國革命新局面的關鍵。
報為451件，其中「洛、毛」或“毛、洛”聯名者達286件之多，佔了將近三分之二。
張聞天一度被視為黨的領袖，卻一直堅持集體領導，遇事總要徵求大家的意見，就此毛澤東幾次開玩笑說：「洛甫，你是‘明君’，開明之君」，同時還稱他的妻子劉英為“娘娘”。
補白
籌糧割麥以身示範
張聞天喜好理論研究和宣傳，不長於處理瑣事，平時不苟言笑總在沉思問題。長征進入湖南後在山路行軍，有一次他不留神連人帶馬跌進溝谷，幸而沒有受傷。毛澤東就此做了一首打油詩，同張聞天逗趣，張聞天的夫人劉英多年後只記得「四腳朝天滾下山」一句。
長征雖然很艱苦，領導人卻充滿了樂觀精神。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張聞天同劉英結婚，毛澤東到洞房致賀，自稱沒錢沒東西可送，只是寫了一首詩相贈，內容是誇獎「明君」講民主。
作為黨的總負責人，張聞天在長征途中不僅起草了大量文件和宣傳材料，還以自己的帶頭作用鼓舞指戰員。過草地前為了籌糧，他親自拿著鐮刀帶領中央機關的同志去割青稞，收穫後因缺乏工具用手搓麥子。無法加工的麥粒吃下去後很難消化，然而看到中央領導人與大家同甘共苦，廣大指戰員就毫無怨言地忍受艱辛，前仆後繼地堅持了長征。
三次主動「讓賢」
不爭權留下美名
張聞天自認為是學者型人物，一再表示自己不適合於領袖地位，遵義會議後就希望毛澤東擔任總書記，毛澤東以身體不好並忙于軍務為由拒絕。長征渡過北盤江後，張聞天主動提出想離職去白區工作，經中央商定派陳雲前往。
紅軍一、四方面軍會師後，為了表示團結，張聞天又提出想把職務讓給張國燾，毛澤東卻勸止了他。事後證明，此時若真的相讓，張國燾另立中央倒會成了合法之舉。
1938年秋天召開六屆六中全會前，王稼祥從蘇聯回來傳達共產國際的意見，確認毛澤東為中國黨的領袖，張聞天又在會議期間誠懇地提出，應推舉毛澤東為黨中央總書記。毛澤東經過全面考慮，還是多次對張聞天說：「黨中央總書記繼續由你擔任吧。」
六屆六中全會後，張聞天將工作逐步轉交給毛澤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地點也由他過去的窯洞移到楊家嶺毛澤東住處。「讓賢」之後的張聞天，主要從事黨的宣傳教育工作。1943年3月中旬，毛澤東任政治局主席，確定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張聞天才正式離開中央書記處。此後毛澤東不止一次讚歎：“洛甫這個同志是不爭權的。”
張聞天不願當領袖，也屬有自知之明。延安時期任中央辦公室主任的師哲曾這樣評價說：「他一生謙虛謹慎、平易近人。不少同志願意接近他，同他談論問題、交換意見，或向他請教。但在解決實際問題、處理困難而複雜的事務時，大多是不依賴於他，也不苛求於他的。這或許是由於他的實際鬥爭經驗較少和他那十足的書生氣的緣故而造成的吧。」“他實際工作中的成就與他在理論上的造詣相比，則要遜色得多，他是一位‘相才’，而不是一位‘帥才’。”
補白
張聞天反對毛澤東同江青結婚
在長征和後來的歲月中，張聞天一向敬重毛澤東，卻又從不盲從，自己有獨立見解。1938年秋，因到延安的演員江青不斷接近毛澤東，外面盛傳將會結婚，許多老同志提出意見。這些意見集中到張聞天那裏後，他覺得結婚是個人私事不便干預，毛澤東的個性又極強，認準的事很難回頭。不過從黨的利益考慮，張聞天仍以個人名義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大意是：你同賀子珍合不來，離婚，大家沒有意見，再結婚也是應該的，但是否同江青結合，望你考慮。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員，影響較大。這樣做，對黨對你，都不大好。
這封信發出後，卻引起毛澤東震怒，隨後請客時張聞天便不在賓客之列。至於在粉碎「四人幫」後傳說當年有所謂對江青的“約法三章”，從張聞天此時受到的對待便可看出這並非事實。1985年楊尚昆在內部講話時曾說過，他曾打電話問1938年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陳雲有無“約法三章”，回答也是根本無此事。
幾十年後歷史證明，張聞天認為江青不宜同毛澤東結合，還是有遠見的。此事的結果確如他所預見的那樣，對黨對毛澤東都不好。
主動到東北當省委書記
在廬山會議上直言招禍
延安整風時，張聞天檢查了過去的教條主義傾向，要求到實際工作中鍛煉。接著他去搞農村調查，隨後提出一個將來如何使農民富裕的生產方式設想。當時的環境使這一設想不能實現，不過幾十年後再看這一見解，人們卻不能不佩服張聞天的遠見。
1945年黨的「七大」時，張聞天仍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卻主動到東北去，隨後擔任了合江省委書記（合江省系如今的黑龍江省東部地區）。在這裏，他領導了剿匪和土地改革鬥爭，使當地成為東北解放區的重要後方基地。
話勸他少講一些，張聞天還是不計個人得失，忠言直諫，講了三個小時，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觀點和調查研究的材料為依據，指出和分析了大躍進以來「左」的錯誤。
在廬山會議上，張聞天直言招禍，被錯誤定為「反黨集團」成員，撤職後任中科院哲社部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他此後仍注意經濟調查，寫下了集市貿易意見書、生產關係兩重性論文和政治經濟學筆記。“文革”中，他遭受極左勢力迫害，被監護審查並遣送廣東肇慶。因毛澤東對他還有過好的評語，晚年張聞天在生活上得到些照顧。最後他以張普（意思即普通人）的名字被安置在江蘇無錫，1976年7月1日病逝。
補白
被遣送後寫下「肇慶文稿」
在張聞天身上，體現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優點和一些弱項。不過從主流上看，他確是黨內面向世界追求先進思想、先進生產力的光輝代表。1969年以後，張聞天被遣送到廣東肇慶，沒有恢復組織生活，沒有人身自由，可是他仍然樂觀而自信，沉下心來，寫了將近10萬字的理論文章。他對外甥講：「書可焚燒，書可禁讀，但禁不住寫書人思想的波濤。不是嗎，我過去寫的讀書筆記，被掠奪一空，今天我又重寫了一大沓!」
張聞天晚年寫下的這批文字，被稱為「肇慶文稿」，其中處處閃爍著真理的光芒。比如，他在《衡量黨的路線政策的最高尺度》一文中說：“群眾的實踐，是衡量黨的路線和政策的最高尺度。除此之外，就沒有別的尺度。”這段金石之言，直至1978年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之後，才為全黨接受而成為共識。可以說，他寫下批判「左」傾錯誤、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肇慶文稿」，為後來的改革開放事業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這一歷史功績在新時期也應始終被人們感懷。
（作者為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教授、少將，國防大學軍事歷史學科帶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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