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氏三姐妹：左起依次為宋美齡、宋靄齡、宋慶齡（資料圖）
本文摘自《宋慶齡畫傳》，陳廷一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話，美齡是哭著求二姐幫忙，請求協助解危釋放蔣。因為姐妹間十年沒有來往了：當年慶齡曾說過，她寧願看到小妹去死，也不願小妹嫁給老蔣。就在小妹嫁給老蔣的當年，蔣就發動了「四·一二」大屠殺，國共合作破裂，政治離間了姐妹親情。慶齡當面答應幫忙，只有一個條件：蔣要順應潮流抗日。美齡也當場做了保證。這表明了宋慶齡對民族命運的關切遠超過自身的恩怨，使小妹美齡大受感動。
宋慶齡說辦即辦，她與中共及時進行了聯繫，說明了自己的意願。中共指定同國民黨高層接觸的代表潘漢年得到宋慶齡的通知後去了南京。(為安全起見，他在南京前邊的一個小站下車，以防邀請他去的人叛賣他，也防國民黨親日派襲擊，因為親日派要除掉蔣介石，作為擴大內戰的第一步。)據說，蔣夫人在南京接見潘漢年時懇求共產黨保證她丈夫的安全。
西安兵變的和平解決，有力地促進了國共合作抗日的新局面。為抗日三姐妹摒棄政見重新走到了一起提供了契機。
日本攻佔上海後，宋慶齡轉移到一個新的地點——香港去繼續她的工作。
在轉移出去之前，她要擺脫日本特務的監視。她的寓所在法租界(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歸外國人管轄，在法理上是中立地帶)，為了麻痹這些傢伙，在動身的那一天——1937年12月23日——她在家中安排了一種使人不可能產生任何疑竇的安詳景象。兩位外國女友到家裏來喝茶。她和貼身女傭李姐從後門登上雇來的出租汽車，然後開往公共租界的外灘碼頭，登上一艘掛外國旗的客輪。她用頭巾捂住半個臉龐(那天天氣很冷)，一隻手挽住艾胡結實的臂膀，顯得十分輕鬆自如地一同走上跳板，沒有人來得及阻止和盤問。
她選擇香港作為目的地是根據中共駐上海代表潘漢年轉達的中共中央的意見。他們抵達香港正好是聖誕節。在四年時間中，這裏成為宋慶齡開展持久的、多方面活動的基地。
為什麼選擇香港而不是武漢(中國政府從南京撤退到這裏，以後又西撤到重慶)？這是因為香港屬華南戰區，便於訪問和來往，但又可不受國民黨的干涉或檢查。從這個還在英國人手裏的開放港口，不論在政治上或在交通上，她還能更方便地接觸到海外支持中國民族解放和進步的人士——他們中間有外國人，也有分佈世界各地的華僑，而在外國人和華僑中宋慶齡都有很高聲望。他們可以通過香港把他們捐贈的款項和實物，經由他們所信賴的宋慶齡的手分配出去。
因此，除了短期去內地旅行外，她一直住在香港，直到1941年底日本人佔領香港為止。
1940年3月報端出現「三姐妹(靄齡、慶齡、美齡)團聚」這一吸引人眼球的消息。
她們最初被人發現在一起是在香港一家旅館裏。消息傳出後，人群聚集在這家旅館門口(不只是為了滿足對名人的好奇心，而是表達了絕大多數中國人對民族團結的熱望)。後來，她們在一次集會上先後進行講話，這次集會是為了成立宋美齡領導的全國性組織「傷兵之友社」香港分社。最異乎尋常的是，宋美齡公開讚揚宋慶齡通過保衛中國同盟和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當時這兩個組織均為國民黨所禁忌)為中國的戰爭災胞所做的工作。
：「在香港，保衛中國同盟被委託審計當地‘傷兵之友’運動的所有賬目。保盟除了積極從事這一工作外，還首次捐款500元港幣用於該運動的行政管理開支，用於救濟目的之款項則不計在內。」
更加令人驚奇的是，這一期封面刊登了宋美齡為該《通訊》撰寫的專稿《「傷兵之友」運動》。此文引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的經驗教訓，詳細論述在這一次大戰之後中國的傷兵安置工作(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對當前戰場上的需要則一筆帶過。但引起人們注意的倒不在於文章的內容，而是文章發表的場合。保盟總算第一次得到了來自國民黨權力聖殿的默許。還有，要求保盟審計「傷兵之友」賬目一事也是以一種含蓄的方式承認保盟正直無私的聲譽。這些都是在救亡工作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的大背景進行的。
這就是著名的「三姐妹團聚」。但當時的論述幾乎可以說無奇不有，每個新聞來源都按它自己的需要加以渲染。在香港，流傳著古老的“浪子回頭”的謠言——宋慶齡因蘇德條約和蘇芬戰爭而感到“幻想破滅”，回到了自己親屬的懷抱之中。在重慶，則描繪出一個任性的姐妹最後承認蔣介石和他的政府的明智——處在一種相互寬恕和既往不咎的氛圍之中。
幾十年後，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在一些名人的傳記和電視片中又使「三姐妹團聚」呈現出一種充滿浪漫色彩的情景——親人之愛戰勝了一切原則上的分歧。
事實上，三姐妹對於在不很緊張的情況下聚會固然感到愉快，但此事的基礎既不是任何一方放棄政治信仰，也不是純粹的私人關係。就像中國各黨派戰時的統一戰線一樣，這裏面「既有團結、又有鬥爭」。
僅在幾個月以前，國民黨就忙於對共產黨領導的部隊挑起事端，以防止其「擴大勢力」(即使這種“擴大”完全是在日本佔領下收復失地)。它甚至於殺害根據協議派駐在國民黨區域的中共代表。
儘管「三姐妹團聚」是一件積極的事情，但它並沒有改變蔣介石和宋氏親屬一個長期的願望，那就是把宋慶齡變成他們政權的裝飾品，從而使她不再成為他們已經拋棄的革命事業的支持者和象徵。他們想使她顯得完全同意蔣的政府，所有不同政見均已消除。但在這次聯袂旅行中，她決定擔負起一項更有獨立性的任務——努力加強國民黨內部反對投降的趨勢，呼籲按照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儘可能廣泛地為更有效的、更民主的抗戰和民族復興開展組織工作。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林彪幹將黃永勝的俏皮照
本文原載於《同舟共進》2010年第3期
1971年9月12日，是個平靜的星期天。不要說一般老百姓沒有想到，就是被卷進「九一三」漩渦中的黃吳李邱也沒有想到，第二天即將發生震動新中國歷史的大事件。當然更沒有想到，這是他們政治生涯的最後一天——從9月13日起，他們的一舉一動都被監控了，接著是10年鐵窗生涯。1980年開始審理“兩案”時基本搞清：沒有證據表明黃吳李邱與林彪的出逃有關係。
那麼，1971年9月12日，黃吳李邱都在幹什麼呢？
黃永勝理了發
9月12日，星期天，黃永勝上午先到理髮室理髮，然後大兒子黃春光陪他散步聊天，大約一個多小時後回來，接著就是看孫子。孫子1971年5月出生，已經4個月了，正是好玩的時候。很快就到了中午吃飯的時間，飯後午睡，起床看文件。
9月12日下午，毛澤東突然回到北京，黃吳李邱並不知道。周恩來通知黃永勝晚上到人民大會堂討論政府工作報告。那時政治局照顧毛澤東的生活習慣，一般上午睡覺，中午起來吃早飯，下午三點開會或辦公，晚上到人民大會堂吃午飯，開會到夜裏兩三點，然後回去睡覺。那個晚上黃永勝就滯留在人民大會堂。
黃永勝的警衛參謀費四金回憶，那一天比較平靜，直到晚上快8點，黃永勝才坐車從西山到人民大會堂。為什麼晚上快8點才走？因為周總理召集會議一般都是在八點半，提前五六分鐘到就行了。黃永勝住在西山，路上要走40多分鐘，時間由費四金掌握。
費四金隨黃永勝到了人民大會堂，首長在裏面開會，他在外面大廳坐著，看見周總理兩次出來接保密電話，雖然福建廳里有電話，但沒有加密。周總理第二次出來接保密電話時大約夜裏12點多。12點以後，周恩來和警衛員走了，事後知道是到毛主席那裏去了。夜裏一兩點，華國鋒從人民大會堂北門進來了，四五點周恩來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直到第三天費四金等人才回家。
9月24日，黃永勝在人民大會堂被抓時，大叫冤枉。那聲音慘極痛極，很多人都聽到了。
邱家有家宴
9月12日，邱會作的孫女12天了，邱家十分熱鬧。按老百姓的說法，嬰兒出生第10天要好好慶祝一番。但大家都忙，就挪到了星期天。
邱會作不在，那一段他心情不好。黃吳李邱在廬山上摔了跤，之後風聲一陣緊似一陣。邱會作雖然按規定每天讀馬列的六本書，但心裏老是忐忑不安，不知命運如何。他上午在總後召開國防工辦會議，下午在京西賓館開會，會後約吳法憲在京西賓館見面（後來沒見成）。得到毛澤東南巡的消息後，幾個人都沒和吳法憲通氣，怕他再捅婁子。家人吃完晚飯已是傍晚六七點鐘，邱會作回來了，和大兒子邱路光說了會兒話，就送客人走。嬰兒和邱路光的愛人留在西山。邱路光的部隊在新鄉，他是特意請假回來的，因為第二天要看牙，和母親胡敏下山回了總後大院。
邱會作先走的。工作到半夜，他心裏煩，多喝了幾口酒，就睡了。黃吳李邱的睡眠都要靠安眠藥「保駕」，睡前公務員小張給邱會作吃了兩三片安眠藥。剛睡著沒多久，凌晨三點左右，邱會作被周恩來的電話叫醒，叫他立即到人民大會堂，說有個重要的會。邱會作晃晃悠悠到人民大會堂時，安眠藥的勁還沒過呢。
邱會作猜不出半夜召集緊急會議幹什麼，聽說周總理、黃永勝他們在人民大會堂修改政府工作報告，那也用不著半夜開會啊，會不會是「廬山」又發作了？從北戴河那邊的情況看，也不大像。幾個小時前，葉群還從北戴河打電話祝賀邱家有了孫女，稱讚他給孫女起的名字好，還說女兒豆豆訂婚了，要邱夫人胡敏打個電話給豆豆祝賀。看來，不會有什麼麻煩事，要不，葉群哪有心思給女兒辦婚事……可為什麼半夜開緊急會議呢？狐疑的邱會作被服務員引到會議廳，也沒注意是新疆廳還是四川廳。他小聲問李作鵬，知道什麼事嗎？因為李作鵬接過周恩來的電話，不讓山海關機場的三叉戟起飛，所以李猜到一點情況，說可能是北戴河出事了。邱會作想，北戴河？林彪？能出什麼事呢？
4點，周恩來宣佈，今天晚上發生的事，你們幾個不會感到突然吧？接著提高嗓門說，林彪跑了，他坐飛機跑了！
對於「這一夜」，黃吳李邱四大將中只有邱會作最“乾淨”，另外三位多多少少都有些瓜葛，唯獨邱會作對「這一夜」一無所知。1980年審理“兩案”，老戰友萬毅探監時對邱會作說，你沒什麼事，宣判完你就會出去了。邱會作相信了，連律師也沒請。
李作鵬忙著「種自留地」
9月12日這一天，李作鵬在忙著「種自留地」。
他的大兒子李冰天回憶，軍委辦事組沒有集體活動，各自回去「種自留地」。所謂“自留地”，就是各自處理本單位的事情。黃吳李邱除軍委辦事組的職務外，還都兼著各大單位的第一把手。李作鵬8月陪江青到青島去了段時間，8月底到連雲港處理兩派的問題。回到北京，又陪朝鮮人民軍代表團的吳振宇到長沙、武漢等地，9月7日、8 日還在武漢。“文革”中的事情很多很亂，幾天不在家，就會堆積山一樣高的公文。好不容易碰上“空閑”的星期天，正是大種“自留地”的好時光。
李作鵬在海軍大院47樓「種」了一天的“自留地”，很累。接周恩來電話時，他已經吃安眠藥睡下了。這個關於三叉戟的電話是李作鵬、李作鵬夫人董其采和朱秘書三人記錄的，核對後，還特意給周恩來複誦了一遍。復誦時用的是董其採的記錄稿，周恩來肯定地回答對，傳達也是按這個記錄稿。
處理完山海關的電話，李作鵬又吃安眠藥睡了，因為吃了雙倍的葯，睡得比較踏實。但一聽說開會，他馬上清醒了：政治局開會從來沒有用過後半夜，是不是與晚上總理那個不讓飛機起飛的電話有關？
9月13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傳達「九一三」事件，張、江、姚特別高興，姚文元馬上讓工作人員拿茅台酒慶祝。葉劍英說，國家出了這麼大的事情，是一種恥辱，你們還有心慶祝？姚文元這才作罷。李作鵬支持葉劍英的觀點。
毛澤東曾評價李作鵬不卑不亢。確實，李作鵬在法庭很硬，認為是他的錯都認，不是他的問題，他死也不認賬。
不過話說回來，無論是「一人」還是“四人”，實際上並不是問題的關鍵。山海關機場的跑道燈並沒有打開，調度室也沒給起飛命令，三叉戟是強行起飛。李作鵬不服氣：如果林彪要起飛，我攔得住嗎？如果命令警衛林彪的八三四一部隊攔截，一百個林彪也走不成。為什麼不下命令？七八個問號始終纏繞著李作鵬。
吳法憲嚇得魂飛魄散
9月12日，對吳法憲來說是最混亂的一天。在黃吳李邱四人中，他最知情，也嚇得最厲害。
9月11日晚上，周恩來召集會議，吳法憲參加了。會一直開到凌晨一點，這已經是9月12日了。吳法憲回到西郊駐地，打了一陣乒乓球。臨睡前他告訴夫人陳綏圻，快要開三中全會了，我要準備在會上再檢討。因為九屆二中全會上的事情，黃永勝、邱會作和吳法憲都作了檢討，黃和邱的檢討過了關，只有吳法憲仍被吊在空中。中午起床後，吳法憲叫車與陳綏圻、張秘書回到空軍大院。因為寫檢討的事情比較急，要馬上動筆，而吳法憲的前兩個檢討稿和一些文件都在空軍大院。陳綏圻找出前兩次的檢討材料，琢磨怎麼幫助吳法憲寫第三次檢討。而吳法憲按周恩來的指示，仔細閱讀印發的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的草稿，然後抽時間處理了一些空軍事務。
下午就這樣緊張地過去了。9月12日晚8點，吳法憲約空軍政委王輝球、副司令員薛少卿找開會的八航校校長政委談話。約定的談話結束後，還有一些時間，吳法憲和王輝球就與空軍文工團從部隊調來的6個指導員談話，解決派性問題。談話結束已是9月12日晚上11點多，紅機子響了，讓吳法憲魂飛魄散的「事件」開始了：
周總理來電話，問我是不是調一架大飛機到北戴河了？我很肯定地說沒有。周總理又問，究竟有沒有？我更加肯定地說，絕對沒有。因為周總理已經從北戴河了解到來了一架大飛機，他說還是要查一查，我說好。放下電話，我馬上給三十四師（專機師）師長時念堂打電話，時念堂正在家裏睡覺，他也說不知道。第二次我又打電話問時念堂，時念堂說，可能胡萍知道。胡萍是空軍副參謀長，還兼著三十四師黨委書記。最後我了解是胡萍調的飛機。平時任何專機都經過我，這次我卻不知道，而且又是總理查問，非同小可。胡萍說，飛機改裝試飛，所以沒有報告。我又問，為什麼去山海關，而不去其他地方？胡萍沒有答覆。
吳法憲把調動三叉戟的責任全推到了胡萍身上，而胡萍則是另一種說法。胡萍回憶，吳法憲對他說：林彪在北戴河，林要專機就不要通過我（吳法憲）了，你（胡萍）就以訓練的名義，主要是為了保密。
吳法憲回憶：
當時（即得知一架大飛機被調到北戴河後）提出立即去機場追查，周總理表示同意。我帶張秘書和警衛員直接從辦公室到了西郊機場。我要求把飛機調回北京，胡萍說好。5分鐘後，胡萍打電話，說飛機發動機故障，等飛機修好立即回京。我馬上報告周總理飛機調回北京的措施，周總理表示同意，讓飛機立即返回，返回時不准帶任何人。周總理說要去北戴河與林彪談話，我問要不要準備飛機，周總理說準備一下，我馬上讓時念堂準備了兩架飛機。
不久，葉群打來電話，告訴我，等一會兒，周總理打電話叫你來，你能來也好。我說，胡萍在住院，還是時念堂來。葉群對時念堂不熟，提出還是胡萍來。在這種時候，關於調動飛機，我不能決定，我還要請示周總理。這時胡萍還沒回醫院，正與三十四師參謀長龍振泉說話。周總理打來電話，說林彪乘車離開北戴河，臨走還開槍打傷了警衛員。我感到情況嚴重，北戴河到山海關還有個把小時的車程，我馬上叫張秘書打電話給潘景寅，告訴他飛機不能起飛，潘景寅滿口答應，可是飛機還是起飛了。
話問，飛機到什麼地方了？我回答，離中蒙邊境還有100多公里，高度3000公尺……飛出國境，雷達看不見了。周總理又來電話，決不允許任何飛機到北京來，如有飛機來，你我都要掉腦袋，要我用腦袋擔保。我給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李際泰打電話傳達：打開所有的雷達，決不允許飛機到北京來。接著周總理下達了禁空令，不准任何飛機起飛。如起飛，要毛周李邱吳五人的命令。我將周總理的指示傳達給北空、沈空，這是兩個重要方向，其他軍區空軍由航行調度室傳達。我向時念堂交代，三個機場，都不准飛機起飛。凌晨兩點，周總理打電話問我在什麼地方，我說在西郊機場。周總理說派警衛局局長楊德中去。我明白這是監視我了。這時，時念堂報告，沙河機場起飛了一架直升機。我命令不准起飛，打下來，周總理表示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