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的愛情：江青葉群剛成家時並無權力慾望

延安時期的毛澤東和江青（資料圖）

一樁接一樁的婚戀，像春風春雨後的野花一樣綻放在延河兩岸

長徵結束後，中共中央1935年10月落腳於延安。由此，這裏聚集了一群堅強如鋼鐵的人們。這使延安產生了強大的「磁性」，孕育出無可比擬的誘惑力。天南地北追求光明的熱血兒女嚮往延安，紛紛從各地奔赴這一方神奇的黃土地。這在1937年、1938年達到最高潮。據不完全統計，1938年5月至8月，由武漢八路軍辦事處介紹去延安的有280人，而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則輸送了2288人……這一夥伙、一串串投奔延安的隊伍里，有十分之三的知識女性。其中有女大學生、抗婚者、將門後裔、著名演員、豪門閨秀、小家碧玉、僑商之女……她們懷著崇高的理想，義無反顧地奔向心目中的聖地——延安。

那時的延安，並沒有人倡導婚戀。更沒有誰將婚姻二字擺到會議上，寫在文件上，甚至平時也不常訴諸於言談之間。然而，一樁接一樁的婚戀，一宗連一宗的喜事，卻像春風春雨後的野花一樣，茁壯、頻繁地綻放在延河兩岸。

陝北13年，動人心魄的愛情故事有多少，從來沒有誰詳細統計過。其中出名的有：卓琳，鄧小平；王新蘭，肖華；薛明，賀龍；黃傑，徐向前；浦安修，彭德懷；楊炬，王樹聲；傅涯，陳賡；葉群，林彪；謝雪萍，張學思；汪榮華，劉伯承；謝飛，劉少奇；林月琴，羅榮桓；郝治平，羅瑞卿；江青，毛澤東；朱仲麗，王稼祥……

戰將們率先成為女性理想的著落點

抵達延安後，戰將們的第一輪婚姻，是與為數不多的從長征過來的女性(參與長征的多數女性為戰爭所吞沒)迅即成家。在長征中，他們生死相攜，漫漫征途與頻仍的烽火無形中充當了「紅媒」，延安成婚，水到渠成。

第二輪姻緣，是戰將們與各地匯攏而來的知識女性的婚戀。在當時的中國，尤其在偏遠的陝北，女性年輕而具有文化，更令人注目。男性對知識女性難於掩飾的神往與傾慕，被陝北老鄉看在眼裏，編成民歌：

三八槍，帶蓋蓋，

誰說咱八路軍沒太太？

等到革命成了功，

一人一個洋學生。

知識女性懷著追求光明的理想和願望進入延安，而在延安這塊光禿禿的黃土地上，著名戰將們的業績最引人注目。女性們搜索與傾慕的視線，不能不投注在這一群民族精英身上。於是，戰將們率先成為女性理想的著落點。這是形勢所趨，是特定環境下的必然抉擇。

戰將們的婚戀，有下列特徵：

「速戰速決」。男子已進入中年，很少有過婚戀。男與女為著同一目標來到延安，大前提一致，導致其戀愛過程一拍即合，不拖泥帶水。

婚事簡樸。女子不事修飾，天然如出水芙蓉；男子穩練而凝重，不炫富有(無富可炫)，也不尚巧言。這種亘古少有的簡練結合，托出了延安婚戀的大度、真誠與至美。

蜜月倏忽。因戰事頻仍，常見成婚一二天或三五天後，便「揮手自茲去」，男兒一人或夫妻二人逕自投入了戰爭。

其間還有一點不容忽視——幾乎所有的戰將之戀，毛澤東的態度一概是「玉汝於成」。為戰將在延安成個家，是整個革命隊伍於蟄伏中醞釀生力與活力的一著妙棋。延安時代那麼多珠聯璧合式的姻緣，只要漏出一線希望的光芒，毛澤東則竭力成全，或主動牽線，或上門祝賀，或設法促成，這在一切偉大人物的閱歷中都是少有的。

浪漫色彩是延安婚戀最生動、最深邃的方面

延安時期，人的精神面貌呈現出一幅「桃花源」式的新境界。這裏，沒有貪官污吏，沒有賭博，沒有娼妓，沒有小老婆。有的是純潔、神聖的婚戀生活和愛情畫面。這潔凈新鮮的風氣顯示著革命根據地自信、自強、自尊的主體格調。一種朝氣蓬勃、蒸蒸日上的心理深層結構，在歷史進程中蘊蓄著不可估量的生機與動力。

１９６６年１月，林彪「委託」江青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於１月２２日給總政治部下指示：

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談了話。她對文藝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強，在藝術上也是內行。她有很多寶貴的意見，你們要很好重視，並且要在思想上、組織上認真落實。今後部隊關於文藝方面的文件，要送給她看，有什麼消息，隨時可以同她聯繫，使她了解部隊文藝工作情況，徵求她的意見，使部隊文藝工作能夠有所改進。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也多次吹捧江青，茲舉幾例：

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４日，陳伯達在廣播學院講話時就稱江青為「中央負責同志」，在駁斥一個“誹謗”江青的條子時說：

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是「九一八」事變後參加革命的，有３５年的鬥爭歷史。江青同志是我黨的好黨員，為黨做了很多工作，從不出頭露面，全心全意為黨工作。她是毛主席的好戰友，很多敵人都誹謗她。江青同志在「九一八」事變後入黨，我認識江青同志的入黨介紹人。

江青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京劇改革是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開端，外國人也承認這一點。好人宣揚這一點，壞人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而京劇改革這件事，江青同志是首創者……現在文化革命是從京劇改革打開缺口的。包括我在內，都感激江青同志。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８日，首都召開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陳伯達主持並致開幕詞。他說：

１９６２年，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主席指示要抓意識形態領域裡的階級鬥爭。在毛主席這一偉大號召下，在毛澤東思想直接指導下，掀起了京劇改革、芭蕾舞劇改革、交響音樂改革等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的革命改革的高潮……

這個新的創造，給京劇、芭蕾舞劇、交響音樂等以新的生命，不但內容是全新的，而且形式上也有很大的革新，面貌改變了……這種無產階級新文藝空前地吸引了廣大群眾。但是，反動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他們卻詛咒它，恨死它……我在這裏想說，堅持這種文藝革命的方針，而在同反動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的貢獻的。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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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氏三姐妹：左起依次為宋美齡、宋靄齡、宋慶齡（資料圖）

本文摘自《宋慶齡畫傳》，陳廷一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話，美齡是哭著求二姐幫忙，請求協助解危釋放蔣。因為姐妹間十年沒有來往了：當年慶齡曾說過，她寧願看到小妹去死，也不願小妹嫁給老蔣。就在小妹嫁給老蔣的當年，蔣就發動了「四·一二」大屠殺，國共合作破裂，政治離間了姐妹親情。慶齡當面答應幫忙，只有一個條件：蔣要順應潮流抗日。美齡也當場做了保證。這表明了宋慶齡對民族命運的關切遠超過自身的恩怨，使小妹美齡大受感動。

宋慶齡說辦即辦，她與中共及時進行了聯繫，說明了自己的意願。中共指定同國民黨高層接觸的代表潘漢年得到宋慶齡的通知後去了南京。(為安全起見，他在南京前邊的一個小站下車，以防邀請他去的人叛賣他，也防國民黨親日派襲擊，因為親日派要除掉蔣介石，作為擴大內戰的第一步。)據說，蔣夫人在南京接見潘漢年時懇求共產黨保證她丈夫的安全。

西安兵變的和平解決，有力地促進了國共合作抗日的新局面。為抗日三姐妹摒棄政見重新走到了一起提供了契機。

日本攻佔上海後，宋慶齡轉移到一個新的地點——香港去繼續她的工作。

在轉移出去之前，她要擺脫日本特務的監視。她的寓所在法租界(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歸外國人管轄，在法理上是中立地帶)，為了麻痹這些傢伙，在動身的那一天——1937年12月23日——她在家中安排了一種使人不可能產生任何疑竇的安詳景象。兩位外國女友到家裏來喝茶。她和貼身女傭李姐從後門登上雇來的出租汽車，然後開往公共租界的外灘碼頭，登上一艘掛外國旗的客輪。她用頭巾捂住半個臉龐(那天天氣很冷)，一隻手挽住艾胡結實的臂膀，顯得十分輕鬆自如地一同走上跳板，沒有人來得及阻止和盤問。

她選擇香港作為目的地是根據中共駐上海代表潘漢年轉達的中共中央的意見。他們抵達香港正好是聖誕節。在四年時間中，這裏成為宋慶齡開展持久的、多方面活動的基地。

為什麼選擇香港而不是武漢(中國政府從南京撤退到這裏，以後又西撤到重慶)？這是因為香港屬華南戰區，便於訪問和來往，但又可不受國民黨的干涉或檢查。從這個還在英國人手裏的開放港口，不論在政治上或在交通上，她還能更方便地接觸到海外支持中國民族解放和進步的人士——他們中間有外國人，也有分佈世界各地的華僑，而在外國人和華僑中宋慶齡都有很高聲望。他們可以通過香港把他們捐贈的款項和實物，經由他們所信賴的宋慶齡的手分配出去。

因此，除了短期去內地旅行外，她一直住在香港，直到1941年底日本人佔領香港為止。

1940年3月報端出現「三姐妹(靄齡、慶齡、美齡)團聚」這一吸引人眼球的消息。

她們最初被人發現在一起是在香港一家旅館裏。消息傳出後，人群聚集在這家旅館門口(不只是為了滿足對名人的好奇心，而是表達了絕大多數中國人對民族團結的熱望)。後來，她們在一次集會上先後進行講話，這次集會是為了成立宋美齡領導的全國性組織「傷兵之友社」香港分社。最異乎尋常的是，宋美齡公開讚揚宋慶齡通過保衛中國同盟和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當時這兩個組織均為國民黨所禁忌)為中國的戰爭災胞所做的工作。

：「在香港，保衛中國同盟被委託審計當地‘傷兵之友’運動的所有賬目。保盟除了積極從事這一工作外，還首次捐款500元港幣用於該運動的行政管理開支，用於救濟目的之款項則不計在內。」

更加令人驚奇的是，這一期封面刊登了宋美齡為該《通訊》撰寫的專稿《「傷兵之友」運動》。此文引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的經驗教訓，詳細論述在這一次大戰之後中國的傷兵安置工作(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對當前戰場上的需要則一筆帶過。但引起人們注意的倒不在於文章的內容，而是文章發表的場合。保盟總算第一次得到了來自國民黨權力聖殿的默許。還有，要求保盟審計「傷兵之友」賬目一事也是以一種含蓄的方式承認保盟正直無私的聲譽。這些都是在救亡工作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的大背景進行的。

這就是著名的「三姐妹團聚」。但當時的論述幾乎可以說無奇不有，每個新聞來源都按它自己的需要加以渲染。在香港，流傳著古老的“浪子回頭”的謠言——宋慶齡因蘇德條約和蘇芬戰爭而感到“幻想破滅”，回到了自己親屬的懷抱之中。在重慶，則描繪出一個任性的姐妹最後承認蔣介石和他的政府的明智——處在一種相互寬恕和既往不咎的氛圍之中。

幾十年後，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在一些名人的傳記和電視片中又使「三姐妹團聚」呈現出一種充滿浪漫色彩的情景——親人之愛戰勝了一切原則上的分歧。

事實上，三姐妹對於在不很緊張的情況下聚會固然感到愉快，但此事的基礎既不是任何一方放棄政治信仰，也不是純粹的私人關係。就像中國各黨派戰時的統一戰線一樣，這裏面「既有團結、又有鬥爭」。

僅在幾個月以前，國民黨就忙於對共產黨領導的部隊挑起事端，以防止其「擴大勢力」(即使這種“擴大”完全是在日本佔領下收復失地)。它甚至於殺害根據協議派駐在國民黨區域的中共代表。

儘管「三姐妹團聚」是一件積極的事情，但它並沒有改變蔣介石和宋氏親屬一個長期的願望，那就是把宋慶齡變成他們政權的裝飾品，從而使她不再成為他們已經拋棄的革命事業的支持者和象徵。他們想使她顯得完全同意蔣的政府，所有不同政見均已消除。但在這次聯袂旅行中，她決定擔負起一項更有獨立性的任務——努力加強國民黨內部反對投降的趨勢，呼籲按照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儘可能廣泛地為更有效的、更民主的抗戰和民族復興開展組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