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專機客艙內設置了17個座椅、一張矮床、一張沙發和一個辦公桌。
我叫郭桂卿，在專機上工作近20年，是新中國第一批專機服務員。
說是第一批，其實才兩個人，除了我，還有一位叫王淑芳的同志，我們兩個首開了「空中小姐」的先例。
那時候飛專機的任務很多，我們見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及其他中央首長的機會也很多。歲月流逝，我從一個小姑娘變成了一位白髮奶奶。但美好的往事卻像一杯醇酒，年頭越是久遠記憶越發清晰。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呼爾嘿喲，他是人民大救星……」毛澤東主席在老百姓心目中、在我們的心坎里是最偉大最了不起的人，後來，我成為空中服務員經常接近毛主席才知道，毛澤東主席雖是眾所周知、舉世無雙的偉人，其實也是個普通人。他是質樸勤儉的農民，是孜孜不倦的學生，是鍾情的丈夫，是善良慈愛的父親，還是語言大師、幽默大師……
第一次上飛機為毛澤東主席服務，除了激動、興奮，還有害怕。那害怕是因有一種敬畏的心理，一種不敢沐浴「聖光」的心理。
遠遠望見毛澤東主席的汽車朝飛機開來，心便呼呼地在撞擊聲中擺動。趴在窗口望著毛澤東主席一步步向飛機走來，待毛澤東主席到了飛機門口，便一個箭步竄到放工具的小艙里再也不敢露面。一路飛下來，我只是一路矛盾著鬥爭著要不要去打開那扇連著客艙的小門。門卻始終是開著的，當然，根本就談不到執行自己的公務了。好在作陪的空軍副參謀長何廷一併不怪我，他親自為毛澤東主席端水倒茶。直到毛主席下了飛機，我才從小艙里衝出來，跑到機艙門口，探出半個身子，目送著毛澤東主席一步步遠去，不想就在毛澤東主席即要登車的一瞬，他猛然回頭，視線與我跟蹤他的目光碰在一起。
「她是誰呀?」
毛澤東主席轉回頭，問跟在身後的副參謀長何廷一。
「哦，是服務人員，空中服務員。」
何廷一隨著毛澤東主席的視線看見了我。
「空中服務員？紅色空中小姐!」
何廷一向我招招手，我鼓起勇氣走到毛澤東主席身邊。因為毛主席個兒高，看我的時候微微彎著腰。
1962年毛澤東在上海
「叫什麼名字啊?」
「郭桂卿。」
「郭桂卿，男娃的名字嘛。我看叫郭子儀吧，知道郭子儀嗎?看過《打金枝》沒有?郭子儀可是位民族英雄哪。」
這就是我見到的毛澤東主席，普普通通、隨隨便便、慈眉善目、平易近人的一位胖老頭。
近年有關毛澤東的一些紀實作品問世以前，毛澤東主席的偉大、英明，已家喻戶曉人人皆知，但毛澤東主席的幽默、詼諧卻鮮為人知。人們無法將偉大同詼諧聯繫在一起，他們也從來就不會將兩者聯繫在一起。這是中國幾千年文化傳統對人們思想的束縛，傳統觀念里，偉人就是那種古古板板的「正人君子」，那種只有思想沒有情趣、滿嘴哲理而無調侃的“蠟味”人。尤其是林彪發明了“一句頂一萬句”的“名言”以後，誰還會想到毛澤東主席竟是一位出色的幽默大師呢。
當然，不接觸也就不能了解，我多次在專機上為毛澤東主席服務，彼此之間比較熟悉，言談也就很隨便。有一次，主席同我們閑聊，其實，毛澤東主席不看文件不看書而閑聊的情況是很少的，有時氣流不好，飛機搖晃顛簸，影響視力，我就從主席手裏把書「搶」下來。毛主席笑笑不吭聲，也不反抗，當我一轉身干別的去了。他就又拿了書讀起來。聊天的時候並不是很多。
……
「你有幾個小孩子啦?」
「什麼?!」
我不相信毛澤東主席會提出這樣的問題，可毛主席笑眯眯地又說：
「你有幾個小孩子啦?」
「我還沒結婚呢!」
這回我可弄準確了，紅著臉回答。
「沒結婚就沒有小孩啦，為什麼呀?」
「我不知道。」
在場的葉子龍、何廷一都哈哈大笑起來，毛澤東主席更是笑得仰倒在椅背上。
天生樂觀、開朗、直率、隨意的人，很少因為自己官高位顯的特殊身份而壓抑自己的感情，樂了，開懷大笑，悲了，痛哭流涕。只有那些心胸狹窄，喜歡偽裝的人，為達到一己微不足道的目的，高興時不敢笑，痛苦時不敢哭，生活得既沉重又辛苦。
毛澤東主席屬於前一種人，從不處心積慮地去維護領袖「形象」。有時候，毛澤東主席坐飛機間隔時間長了，一見面他便親親熱熱招呼我：“小郭呀，好久沒見到你呢，你好吧?”
「主席，您老不坐飛機，怎麼能見到我呀。」
「嗬，只有坐飛機才能見到你呀，你上我那裏去嘛。」
1959年毛澤東在韶山
「你那裏高牆深院，警備森嚴，我們連大門都進不去呢。」
「這個問題好解決，你在大門口給我打電話，我去接你不就成啦。」
遺憾的是我始終沒有去過中南海。等到想去的時候，毛澤東主席已經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用不著在門口打電話，只需手持一張參觀票，順序跟進就成。隔著窗戶玻璃，看見當年毛澤東主席的起居室里，一張木板床上堆放的書籍，床上鋪著的粗白布床單，聯想到飛機上的那張床，那些書，以及毛澤東主席那開懷大笑的臉，兩行熱淚就止不住流下來。
毛澤東主席是獨一無二的，他所擁有的性格、特點，也是獨一無二的。正是這獨一無二的性格、特點造就出現當代史上獨一無二的毛澤東。
有一個故事，說毛澤東主席還在做學生的時候，為鍛煉自己集中注意力的能力，特意坐在喧鬧的地方看書。這個故事應該是真實可信的，但毛澤東主席在嘈雜的環境裏，可以高度集中注意力，除後天有意識的培養鍛煉外，可以排除先天的因素嗎?無論先天具備還是後來培養，毛澤東主席一旦集中精力，不管發生什麼事對他都毫無影響那可是千真萬確的。
60年代，毛澤東主席已經是六十幾歲的老人，可只要拿起書本仍舊是那樣專心致志。毛澤東主席那時正在攻讀英語，在飛機上經常捧著書本學習，那個認真的態度我們看著非常感動。有一回他從飛機起飛不久開始學，直至下滑、著陸、地面滑行，一直到停機坪停穩。他竟全然不知。我們不忍心去打攪他，坐在旁邊，靜靜地等待著。半小時過去，毛澤東主席仍舊緊鎖雙眉，嘴唇不出聲地動著，邊看邊讀。可是那次偏偏有當地領導人到機場接他，他們等在飛機下面焦急地踱來踱去。我想這些領導人都很忙，幾個人等主席一個人也不妥當，就開口提醒主席：
「主席，我們已經落地了。」
「嗯?落地啦?」
他轉頭看了看窗外，證實我的話是對的，才慢慢合上書，欠身站起來。
「好啊，轟我走啊?」
「不是我轟您呀，是下面首長都等著您啦。」
我明知道毛主席不過開開玩笑，但還是迫不及待地解釋我的理由。毛澤東主席也不接我的話茬，自顧自地繼續說：「也不留我們吃飯，小郭真是小氣。不留我們吃飯我們就走吧。」
「主席，歡迎您再坐我們的飛機。」
走到機艙門口的毛澤東主席舉起右手向我擺了擺。這隻手曾在天安門城樓上揮動，向著廣場上那沸騰的人群，向著全中國勞苦大眾，向著全世界矚目北京的人們，無論他是敵人還是朋友，毛澤東主席都向他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這雙改天換地扭轉乾坤的巨手，同時又是一雙充滿人間溫暖的手，通過這雙手，傳遞著他的體貼和柔情。
1959年毛澤東和賀龍在一起
尊師長、講孝道，這是中國文化養育的美德。毛澤東主席雖然是封建社會舊制度的叛逆者，是封建家庭的叛逆者，但傳統美德仍舊在他的身上熠熠放光。他稱青年時代的老師「過去是我的老師，現在是我的老師，將來永遠是我的老師」。當他重返離別了32年的故土，祭掃父母的墓地時久久地徘徊不去，長時間沉默不語。毛澤東主席經常教育身邊的工作人員要尊老愛幼，要回報父母的養育之恩。有一回毛澤東主席非常嚴肅地問我：
「小郭呀，給家裏寄錢嗎?」
「不寄。」
我無所謂地回答。
「不寄可不行啊!父母養育你十幾年不容易，可不能忘了父母的撫育之恩哪。」
毛澤東主席從來沒有這樣板著臉孔跟我說話，我惶惶不安地告訴他：
「我們家裏不要我的錢。」
「給家裏寫信嗎?」
「寫信。」
看見毛澤東主席的表情緩和一些了，我的心才踏實一點。毛主席又囑咐我：
「一定要經常給家裏寫信報平安，‘兒行千里母擔憂’，不然，父母會挂念擔心，不要給老人家平添憂愁。」
也許是人到老年容易多愁善感，也許是懊悔當年不曾在父母跟前盡孝心，也許是老年思子，總之，毛澤東主席不僅是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英明領袖，一代人傑，也是一位仁慈的長者，寬容的父親，體貼的丈夫。這就是我眼裏的毛澤東，我心中的毛澤東。
摘自《絕密飛行》 李克菲 彭東海 著 中央編譯出版社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延安時的毛澤東和賀子珍（資料圖）
本文摘自《十年風雨紀事》，朱元石 著，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
史沫特萊出拳太重
在紅軍長徵到達陝北以後，延安便成了全國熱血青年嚮往的聖地。多少青年男女冒著生命危險越過國民黨的封鎖線，奔赴延安，投身於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救亡運動中。一些同情中國革命的外國學者、友好人士，在美國新聞記者埃德加 ·斯諾訪問延安之後，紛紛來到陝北進行採訪、參觀、訪問。
美國女記者、作家史沫特萊也慕名來到了延安。她不懂中文，帶來了一個女翻譯。她們的出現，在延安捲起了一陣旋風。這個美國婦女的學識才華，她的生活方式，都令剛剛走完長征路程，鑽山溝溝的「土包子」們耳目一新，她的翻譯吳莉莉是個年輕美貌的女子，在那個年代就披著一頭長長的秀髮，更是引人注目。由於史沫特萊是美國的友好人士，受到了中央首長們的隆重接待，毛澤東也多次會見她們，並長時間地與她們進行了愉快的對話。
這兩位女子與長征過來的女紅軍真是太不一樣了。她們衣著鮮麗，性格活躍。她們在哪裏出現，就成為哪裏的軸心。她們是延安交際舞熱的首創者和推動者，共產黨的幹部愛跳交際舞的風氣，就從史沫特萊在延安舉辦舞會，親自教毛澤東跳舞開始。那次舞會，轟動了延安，幾乎所有的中央首長都去了。
然而賀自珍沒有去，還有同她一起長征過來的女戰士，也沒有去。她太不能適應這種洋味十足的開放式社交生活了。她來自永新這個封建意識十分濃厚的小縣城，以後又長年累月在大山包里轉圈。她只適應紅軍內部那種除了夫妻之外的嚴格的、分明的男女關係，男男女女之間勾肩搭背在一起，她看不慣。今日看來，賀自珍有點兒封建思想，有點兒狹隘意識，這個批評是對的。但這是當時客觀環境造成的，她一時間不能適應，也是情有可原的。事實上以後她也學會了跳交際舞，而且跳得相當的好，這是她到了蘇聯以後學會的。
在史沫特萊和女翻譯來到延安之後，他們夫妻之間有過不愉快的爭吵。毛澤東是個以文會友的人，對於談話投機的人，不分男女老少，一律熱情相待。他覺得同史沫特萊和女翻譯的談話很愉快，很有益，接觸也就多了些。
這本是極正常、極普通的事情，但是在一些「男女授受不親」封建思想濃厚的人看來，似乎是不正常的事情了。還有一些多事的人把無中生有的不實之詞，傳到賀自珍的耳朵里，甚至有人給她提出了忠告。本來對這兩個“新派人物”有些看不習慣的賀自珍，頓時心亂如麻，無法平靜下來。
有一天，賀自珍外出以後回家，經過一個窯洞，發現毛澤東的警衛員在門口站崗，她料到毛澤東就在裏面，就推開門往裏走。毛澤東果然在裏面，同他在一起的，還有那位女作家和女翻譯。這可能就是那位女作家的住所，他們三個人談興正濃，神采飛揚。
賀自珍一見到這般情形，曾聽到過的傳言頓時湧上心頭，臉色陰沉下來。
屋裏本來熱鬧的氣氛剎時消失，安靜得沒有一點兒聲音。這是極尷尬的局面。那位活潑的女翻譯想打破沉寂，就笑著拉賀自珍坐下。賀自珍想擺脫吳莉莉的拉扯，但擺脫不開，不由得使了點勁兒，嘴上還說：「你少來這套！」她最後那一下子，力度大了點兒，不僅把女翻譯的手甩開了，而且使她站立不穩，幾乎摔倒。於是這位女士叫嚷了起來，連哭帶鬧的。
不知她叫嚷時用的是什麼語種，也不記得她都說了些什麼。其結果是那位女作家出來打抱不平，並且向賀自珍動了手。
賀自珍的挨打是很冤枉的。站在門外的警衛員聽到屋裏一片嚷嚷聲，不知道出了什麼事，連忙推門進來。他看到那位女作家氣勢洶洶地要打賀自珍，就想過去攔阻。這位小戰士沒有拉架的經驗。他本意想保護賀自珍，這樣，他應該去拉住那兩隻要打人的手，他卻用雙手把賀自珍的雙臂夾住，讓賀自珍動彈不得，使她失去了保護自己的能力，無法抗拒對方的攻勢。於是，人高馬大的史沫特萊一拳打到賀子珍的右眼上，她的右眼頓時充血，黑了一圈。
正當她要揮出第二隻拳頭時，毛澤東說話了。他先對賀自珍說：「自珍，你幹什麼，你瘋了？」然後又對史沫特萊說：“你不能再打。你有什麼話，你對我說。”說完，他把賀自珍帶走了。
賀自珍被打的眼睛腫得像個大核桃，無法出門。每當人們問起她的眼睛，她都不願說出真情，只是說自己不小心撞的。
賀自珍自己敘述的經過就是這樣。從她的敘說中可以看到，挨打的是她，而延安當時流傳的是她打了人，而且傳言中被說成是她打了毛澤東。賀自珍曾經委屈地說：我怎麼可能打主席呢，論力氣我也不是他的對手呀。
當賀自珍重述這段往事的時候，她已經能夠比較冷靜、比較客觀地分析這件事情了。她承認，她懷疑那個女翻譯與毛澤東有什麼不正當的關係是沒有根據的。那個女翻譯有丈夫，而且不久就同那位女作家一起離開延安，回到西安。她當時的行動是過於魯莽了。另外，毛澤東站出來說話，他的態度是公正的。他們兩個人回家以後，毛澤東並沒有責備賀自珍，再也沒有提這件事，應該說，他的態度是克制的，寬容的。
但是，當時挨了打的賀自珍心情不能平靜，總是在生氣。她無法使自己冷靜下來，真正汲取這場風波的教訓。她覺得自己太委屈，為了毛澤東，她作出了很多的犧牲，結果是身體搞壞了，工作能力沒有了，工作職務也沒有了，在剪刀、漿糊、報紙中度過了十年。
在那些日子裡，她想得很多很多。她想到了自己的身體，太不爭氣，要想多做些工作，卻往往力不從心。那些該死的彈片，使她經常處於難以忍受的痛苦之中。她多麼想動次手術。把這些彈片取出，使身體早日恢復健康啊！可是延安動不了這個手術。她決定到西安去，從那裏轉赴上海，取出彈片。
「我生孩子都生怕了」
就在這個時候，她發現自己又一次懷了孕，這更堅定了她要走的決心。過密的生育影響了她的健康，影響她的學習和進步，她要離開毛澤東一個時期，調養身子，讀一些書。她與毛澤東共同生活了十年，懷孕、生育了六次，幾乎是處在不斷地懷孕、生育的過程中。她自己說，我生孩子都生怕了。懷孕、生育的婦女，負擔本來就很沉重了，還要風餐露宿，行軍打仗，忍飢挨餓，就更加不容易了。所以，在那個時代一些事業心極強的婦女，都不肯要孩子。由於當時沒有避孕的工具，這些堅強的女性在懷孕以後，都做人工流產，同時做絕育的手術，以致終身不孕。賀自珍處在這種身份，不可能採取這種措施，於是她只好承受不斷懷孕的痛苦。
然而，更使她痛苦的是，毛澤東並不完全理解連續生育對一個婦女所帶來的負擔，他就曾經對張聞天的夫人劉英說過：你為什麼怕生孩子呢？你看看賀自珍，她生孩子就像母雞下蛋那麼容易，連窩都沒有搭好就生下來了。”毛澤東作為一個男人還不能理解哺育子女要耗費做媽媽的多少精力，即使按照當時的戰時供給制度，公家可以出錢僱用一個保姆，母親的擔子仍然是很重的。每當毛澤東同賀自珍發生口角，賀自珍覺得，毛澤東罵她的話對她刺激最大的就是：「你政治上落後」，“你政治上不進步。”對此，賀自珍感到萬分的委屈。
按照賀自珍的性格、她決心要去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於是她向組織上打了口頭報告，又向毛澤東宣佈了她的決定，並著手了走的準備。
賀自珍要走，並沒有提到他們夫妻間感情的裂痕，只是說留在身上的彈片使她渾身疼痛，她想把彈片取出來。她是在毛澤東不同意並且一再勸阻的情況下堅決要走的。
「我一定要走」
毛澤東看到賀自珍要走，極力挽留她。他知道，她這個時候提出要走，同自己有關，曾經說了一番十分動情的話：
「我這個人平時不愛落淚，只在三種情況下流過眼淚：一是我聽不得窮苦老百姓的哭聲，看到他們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淚。二是跟過我的通訊員，我捨不得他們離開，有的通訊員犧牲了，我難過得落淚。我這個人就是這樣，騎過的馬老了，死了，用過的鋼筆舊了，我捨不得換掉。三是在貴州，聽說你負了傷，要不行了，我掉了淚。」
毛澤東所說的賀自珍在貴州負傷，就是指的在長征路上賀自珍被炸彈炸傷那次。賀自珍當時傷得很重，七竅出血，差點死去。連隊曾經想過把昏迷的賀自珍留在當地老百姓家，怕路上的顛簸加速她的死亡。請示毛澤東，毛澤東不肯，說：她要留下來，准死無疑。就是用擔架抬，也要把她抬著走。毛澤東把自己的擔架騰出來給賀自珍用，自己騎馬。後來賀自珍說，要不是毛澤東，她早死了。
毛澤東說完這番話後，又接著說：
「我現在的情況，同在王明路線時期不同了。我有發言權了。以後不會再讓你像過去那樣，跟著我受那麼多苦了。」
這些，都是肺腑之言。
賀自珍聽了這番話，如果稍微冷靜想一想，考慮一下她的行動的後果，可能會改變自己的主意，情況就完全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了。可惜的是，她當時太欠思考了，她拒絕了毛澤東這種心的召喚。
在很多年以後，賀自珍每逢想起毛澤東說的這番話，就要流淚。這是性格剛強的毛澤東，在向自己的妻子袒露他的心扉，訴說他的至深至愛之情。可是，當時性格倔強，而又滿腔怨氣的賀自珍，並沒有真正領會毛澤東講話的含意，用最冷漠的態度回答毛澤東，這就是「我一定要走」。
賀自珍是個性格溫柔、文雅的人，從來不大聲說話，更不用說動手動腳了。但她並不軟弱，她外柔內剛，有的時候可以說很倔。當她一旦對某個問題形成自己的認識以後，十頭牛拉她都不會轉彎。當年，她才17歲，大革命失敗後，反革命的烏雲瀰漫全國，她隨時都有被殺頭的危險。她的許多同窗好友，紛紛脫離革命，嫁了人，躲進安樂窩。而她，偏不肯低頭服輸。她不管將來等待她的是什麼命運，毅然跟著當時被稱為「土匪」的袁文才的隊伍，上了井岡山，這就是賀自珍的性格。如今，她又拿出這種不顧一切的勁頭，堅持要走。她把嬌嬌託付給奶母，收拾起簡單的行李，終於一個人走了。這是1937年底的事情。
毛澤東多次挽留
賀自珍到了西安，抗日戰爭的時局出現了新的變化：上海已經淪入日本帝國主義之手。上海去不成了，她住在中共駐西安辦事處，不想回延安。這時，毛澤東託人捎來了口信，讓她回來。毛澤東說：以後延安的醫療條件也會好起來的，你的病可以在延安治。
毛澤東還給賀自珍捎來一個小木箱。這個木箱像過去婦女梳妝用的梳妝盒那樣大小，是毛澤東特地請警衛員釘的。賀自珍打開一看，裏面裝的是她日常使用的，沒有帶走的小東西，裏面還有一把延安造的小刀，是她經常切水果和小食物用的。捎東西來的同志告訴賀自珍，他都要出發了，毛澤東又想起這把小刀，親自放進去的。毛澤東給賀自珍捎來了小木箱，也捎來了他希望互相諒解的殷切之情。
事實上，還在慪氣的賀自珍，並沒有忘情於毛澤東。她身在西安，心卻飛回了延安。她惦記著毛澤東的健康與休息。她想到，自己把那條共同蓋了多年、燒了一個窟窿，記錄了他們愛情的紅毛毯帶出來，他的被褥更單薄了，他晚上不冷嗎？他們住的那個吳家窯是非常潮濕陰冷的。於是，她用自己積攢起的津貼費，上街買了一床新棉被，親手縫好，託人捎到延安給毛澤東。這床新棉被，毛澤東沒有蓋多久。有一天，他看到警衛員賀清華的被子太薄，怕他受凍，就把這床新被子抱過來，蓋在賀清華的身上。
賀自珍在西安一住幾個月。這時，共產國際的代表從蘇聯經新疆、西安去延安。賀自珍得到了啟發：上海去不成，可以到蘇聯去。到那裏，不但可以取出彈片，養好身體，還可以有學習的機會。於是，她從西安乘汽車到了蘭州，以後又到了新疆，住在迪化(現烏魯木齊市)中共駐新疆辦事處。
在她等待去蘇聯的飛機的時候，毛澤東又一次託人捎了口信來，請她不要去蘇聯，返回延安來。賀自珍沒有響應這個召喚。
不久，駐新疆辦事處收到中央的一份電報，要求所有的新疆候機去蘇聯的同志，全部返回延安。這又是一個讓她返回延安的機會，其他在新疆等候出國的同志都回延安了，可是賀自珍沒有走。她把這個機會又錯過了。
賀自珍不肯回延安。這時中央決定派一批身體有病的老同志去蘇聯學習治病。在名單中本沒有賀自珍。毛澤東看到賀自珍要走的決心很大，也就同意了她要去蘇聯治傷學習的要求。這樣賀自珍就去了蘇聯。
在她離開延安的時候，她完全沒有想到，她作了一個多麼錯誤的選擇。這個錯誤，造成了她坎坷悲慘的一生。在她還沒有離開延安之前，江青已經來到延安，賀自珍的負氣出走，客觀上給她創造了機遇和條件。
至今人們談論起這段往事，都為賀自珍惋惜。如果當初她不走，或者走了以後，很快就返回延安，雙方盡棄前嫌，言歸於好，不就不會釀成這段婚變的悲劇嗎？直到很久以後，中國發生了「文化大革命」的時候，當年駐蘭州辦事處主任謝覺哉，在談起這件事時，還常常後悔地責怪自己，當初勸說賀自珍返回延安不力。他說：“要是知道後來的事情搞成這個樣子，我那時候說什麼也不會讓她走。”這當然都是人們的善良願望。
賀自珍在談到這段歷史時，充滿了悔恨，她的眼神都變得獃滯起來。她說：「我不怨毛主席，一切都怨我。我當時太年輕，不懂事。我一心只想出去把身體養好，再學習幾年，就回來。我還想為黨做點兒工作，沒想到事情並不是我想的那麼簡單。」
賀自珍的確想得太簡單了。她為此飲恨終生。從那個時候起，一直到她去世，她沒有說過毛澤東一句不是，對毛澤東也從來沒有過一句怨言。她總是責怪自己，默默地承擔著這悲苦的後果。人們無法預料不存在的，或還沒有發生的事情。人世間一切事物的發展本來是複雜的、多變的、曲折的，更何況是具有複雜思想的人呢？賀自珍當時只有28歲，年輕氣盛，從一種簡單的、良好的願望出發，認為自己走的理由充分、正確，就理直氣壯地、坦坦然然地走了。她怎麼能料到事情會發展到這一步呢？她為自己的行動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