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岸英與未婚妻劉思齊
2004年5月10日《老年文摘》刊登一篇《美軍差點綁架毛岸英》的文章。內容是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作戰取得第一次戰役勝利後，美軍和韓軍特工策划了一個「綁架毛岸英消滅彭德懷的計劃」，“毛岸英與美軍特工浴血奮戰”等等。文末注(據人民日報)。在此之前的《國防知識報》2004年3月31日的《史海鉤沉》欄目中，刊登鄭德坤撰寫的《綁架毛岸英陰謀破滅記》，以及《黨史信息報》1999年2月24日(月末版)用半個版面刊登許文龍撰寫的《一份記錄陰謀綁架毛岸英的真實報告》，註明是“真實記錄”。文末聲稱：“作者曾採訪過毛岸英的生前戰友，現經國家出版署、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和軍事科學院審批”。
這3篇文章內容基本相同，都對史事描述得神乎其神，並聲稱經過「採訪和審批」。但是，我們這些曾和毛岸英在志願軍總部工作的戰友，看到這些文章都感到十分驚訝。對這些文章的內容提出質疑。
（一）麥克阿瑟不可能知道彭德懷與毛岸英的行蹤
報，這是萊特森上尉發來詢問綁架中共領袖之子毛岸英的行動何時開始。”麥說：「這個行動很不錯。」接著就是在這天夜裏發生了所謂毛岸英遇敵浴血奮戰的故事。
我(王天成)當時是志願軍總部敵情研究參謀，主管美軍情況；停戰後參加抗美援朝作戰經驗總結，參加整理全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的敵情通報、電報、檔案以及我志願軍的電函；並在志願軍總部偵察部隊工作過。 1958年回國後，我一直從事軍史研究，特別是美軍史研究，還參加了美國出版的權威史書《韓戰中的美國陸軍》等的譯校。1980年根據浦安修同志的指示，我與楊鳳安為編寫《北緯三十八度線——彭德懷與韓戰》一書(已出版)，又重新查閱了中、美、蘇、韓等國史料、檔案、電文，也沒有發現記載此奇聞大事的材料。志願軍總部的許多老同志，包括時任志願軍副司令的洪學智、首任志司作戰處副處長楊迪、首任情報處副處長李世奇、作戰處科長孟昭輝、時任參謀趙南起、龔傑、田勝、苗傑、成德益、翻譯宋保華等，經互相溝通與交流，都對毛岸英殉難的事記憶猶新，但沒人知道有些駭人聽聞的所謂綁架事件。
毛澤東、李訥、毛岸英、劉思齊在一起
示：「志願軍決定於本日出動，」“在目前幾個月內，只做不說，不將此事在報紙上做任何公開宣傳。”為此，志願軍建立了嚴格的保密制度。彭總規定各部隊要控制電台，封鎖消息，嚴密偽裝，夜行曉宿，避開大路，隱蔽向指定作戰地區開進。彭總還嚴格要求各級組織、成員對志願軍入朝的一切行動，連親人都不准告訴。毛岸英入朝更在保密範圍之內。
正是由於我軍嚴守秘密的成功，1950年10月19日晚我26萬大軍突然進入朝鮮戰場，猶如兵從天降，完全出乎敵之意料，打得敵人暈頭轉向，殲敵1.5萬餘人。這時麥克阿瑟調動一切情報機關想查明我軍實情，仍以為我是象徵性的出兵，不過5—6萬人，也不是什麼正規部隊。於是麥克阿瑟又狂妄叫囂繼續北進，發動最後攻勢，統一朝鮮，答應士兵可以回家過聖誕節。直到我軍推進到接近三八線，麥克阿瑟的頭腦才清醒過來，才知道他的對手、統帥志願軍的是彭德懷。
美國出版的史書也證明此事。1950年，麥克阿瑟「在11月24日由東京飛往朝鮮，發出‘開始’向鴨綠江進攻的信號。他當時斷言，‘中國人現在沒有參戰’，戰爭‘在兩星期內結束。’」([美]馬修·邦克·李奇微著《韓戰》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譯。軍事科學院出版社1983年版。第74頁)當志願軍發起第二次戰役3天後，麥克阿瑟才斷定，“1月27日，赤色司令林彪將軍使他的全部軍隊跨過鴨綠江，投入戰爭。”([美]道格拉斯·麥克阿瑟著：《麥克阿瑟回憶錄》，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翻譯組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279頁。)從實際情況看，當麥克阿瑟既不知道中國派兵參戰，又搞不清楚志願軍的統帥是誰之前，怎麼會知道彭德懷與毛岸英的行蹤?怎麼會作出“綁架毛岸英、消滅彭德懷”的事呢?
1949年與毛岸英在香山雙清別墅
（二）毛岸英根本未曾「查哨遇敵」展開“激戰”
話通知，讓我急速赴京。我到京後彭總已離京去瀋陽、安東(今丹東)，軍委辦公廳就把中國人民志願軍的關防(印章)交待給我，並安排我乘機到瀋陽。14日在瀋陽和平街l號交際處，我同彭總見了面。隨從彭總先期到達的有：張養吾、毛岸英、總參謀部的成普、徐西元、龔傑與警衛員郭洪光等。我們組成了彭總臨時辦公室。辦公室的主要工作是忙於彭總出國作戰前的準備。
10月9日黃昏，志願軍渡過鴨綠江。彭總因急於了解情況並與金日成首相會見，就帶我和兩名警衛員乘一輛吉普車隨先頭部隊進入朝鮮。毛岸英和彭總辦公室的其他成員則隨十三兵團司令部一起入朝。10月24日，彭總與十三兵團首長及司令部會合，組成志願軍總部。彭總的臨時辦公室即改為志願軍司令部首長辦公室。主任張養吾(11月19日回國)，副主任楊鳳安、參謀徐西元、龔傑、高瑞欣(11月18日到朝鮮)，秘書毛岸英(俄語翻譯)。志願軍總部作戰處副處長成普長住辦公室負責作戰事宜，還有保衛、警衛人員。辦公室組成黨支部，選舉楊鳳安為支部書記，毛岸英為黨小組長。
彭總對我們辦公室的人員很體貼，特別是對岸英同志更為關心。彭總與岸英和我們辦公室的人員在一個辦公室，白天在一起辦公，晚上彭總在辦公室的行軍床上休息，楊鳳安和毛岸英等在地鋪上睡覺。白天夜晚參謀人員輪流值班。岸英同志平易近人，辦公室的成員對他也很尊重，除俄語翻譯外，辦公室未分配他作戰值班任務，但岸英同志積極主動地參與辦公室的各項工作。
11月7日第一次戰役剛剛結束，金日成首相與蘇聯駐朝大使拉佐瓦耶夫到志願軍總部大榆洞與彭總會晤，岸英同志首次承擔翻譯工作。他用流利的俄語向拉佐瓦耶夫翻譯了彭總介紹志願軍第一次戰役的情況及發動第二次戰役的計劃。會談結束後，當夜岸英即在辦公室蠟燭下整理會談翻譯記錄。
幼年的毛岸英、毛岸青與母親楊開慧
原志願軍作戰處副處長楊迪回憶：1950年11月13日誌司開作戰會議時，有位年輕的翻譯也參加了討論。會議開完後，我問作戰處丁甘如處長，他是什麼人?丁說不能告訴我，這是紀律。楊迪同志說連他這個作戰處副處長都不能知道毛岸英在彭總辦公室做翻譯工作，敵人怎麼會知道呢?
志願軍總部戒備嚴密，敵特人員很難潛入到總部附近。志願軍首長都有隨身警衛員2—3人，還有保衛幹事和一個內衛排專門負責保衛彭總和其他首長的安全。這些警衛工作統由楊鳳安負責。另外還有一個警衛團，負責總部的警衛，晝夜在首長住地站崗放哨，由志司作戰處楊迪副處長負責。毛岸英沒有查哨的任務，他的一切行動只能有彭總及鄧華、洪學智與彭總辦公室人員知道。按彭總指示，毛岸英只在彭總辦公室附近活動。
11月24日夜，麥克阿瑟發動大規模進攻。這一夜，彭總與志司其他首長為研究敵情，掌握敵軍動態，部署1月25日發起第二次戰役的諸多重要事宜，非常緊張。彭總辦公室的全體成員，包括毛岸英在內，忙了大半夜才休息。龔傑同志回憶：當夜他在彭總辦公室值班。下半夜大家休息以後，只有他和負責安全保衛工作的楊鳳安留在彭總辦公室。毛岸英、高瑞欣二人在志願軍政治部的山洞裡休息，25日9時以後才回到辦公室。當時他倆還未吃早飯，可是飯已冷了，他們熱了飯還未來得及吃，就遇敵空襲不幸犧牲。龔傑說：24日夜我值班到天亮，志司駐地附近根本沒有發生任何敵特活動的報告，彭總作戰室不分管志司駐地警衛工作，毛岸英沒去查哨，更沒有聽到槍戰聲。志司第一任作戰處副處長楊迪和第一任情報處副處長李世奇說，24日夜他們都在辦公室。根本沒有美軍突擊隊突襲志司的事。鄭德坤等文章中所謂「24日夜裏，毛岸英由彭德懷的警衛小李陪同，查哨時走出距總部五公里處遇敵特工。」“美軍上尉萊德森率七八名美軍突擊隊員和南韓特工，輕而易舉地俘獲了毛岸英他們三人。”“警衛班班長張國祥衝到敵人面前拉響手雷。自己壯烈犧牲。”“雙方在激戰中小李為保護毛岸英也不幸犧牲，而毛岸英也在混戰中打中了萊特森，剩下的美軍士兵則被前來接應的志願軍戰士活捉。”這完全是無中生有的編造。
（三）目睹彭德懷遇險與毛岸英犧牲的真實情況
毛岸英
1950年11月中旬，志願軍黨委常委專門開會，根據軍委的指示精神，研究彭總的安全和志司防空的問題。會議決定，志司機關人員於25日拂曉前疏散到各自的工作崗位，並注意防空。
報稿紙)拿來!警衛員把彭總的鋪蓋捲起來，和行軍床一起拿到防空洞裏去。”鄧華副司令早已在那裏等候。三人進洞後，就研究第二次戰役打響的時間及打響後如何向縱深穿插和實施包圍迂迴等問題。過了2個多小時，彭總叫楊鳳安到辦公室去問前線情況。他剛一進門，敵人兩架B一26轟炸機由西南向東北稍偏辦公室上空飛過。楊說了聲「注意防空」，隨即向成普副處長、徐西元參謀詢問前線情況。這時，毛岸英和高瑞欣參謀正在圍著火爐熱早飯。楊鳳安問完情況準備回去向彭總報告，一開房門，看見又有敵機飛來，便喊了一聲：“不好，快跑!”這時敵機凝固汽油彈已離機艙，有幾十枚投在彭總辦公室及其周圍，烏煙衝天。成普和徐西元以及彭總的兩個警衛員從火海中跑了出來，成普面部受了輕傷。毛岸英、高瑞欣未來得及跑出，不幸犧牲了。毛岸英同志犧牲時還穿著楊鳳安的呢子大衣。
當時，楊鳳安急速跑到彭總身邊說：「辦公室的人員，除了岸英和高瑞欣同志沒跑出外，其他同志都已安全脫離，看來岸英和瑞欣同志犧牲了。」彭總聽後頓時站立不穩，久久一言不發，爾後才喃喃地說：“岸英和瑞欣同志犧牲了，犧牲了。”說著，他走出防空洞，緩慢地來到出事現場。彭總看著燒焦的屍體，心情十分沉重，中午飯也沒吃。他沉痛地說：“這事要報告毛主席他老人家。”於是，他親自起草電話，報告了此事。
許文龍文章說，是「成普和毛岸英連推帶搡著，將彭總架到防空洞」，“毛岸英見彭德懷進了防空洞，這才鬆了一口氣。”等等，我們目睹現場，根本沒有此事。
1937年，剛到蘇聯的毛岸英、毛岸青
以事實求是為基本準則是對撰寫歷史作者的要求。當年在彭總身邊與毛岸英、高瑞欣在彭總作戰室共過事及在志願軍總部工作過的戰友們一致認為，這3篇所謂「真實報告」，是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的。作者聲稱的所謂“採訪”和“審批”，也是值得質疑的。——這些問題需要對讀者、對歷史有個準確的交待。
2004年7月15日於北京軍事科學院休干所
楊鳳安：原任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軍事秘書，志願軍司令部辦公室主任，毛岸英所在黨支部書記，後任軍事科學院戰役戰術研究室主任；
龔傑：原任彭總入朝作戰辦公室分管敵情參謀；
王天成：原任志願軍總部分管美軍情報參謀，後任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軍史研究員。
《時代潮》 (2004年 第十九期)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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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舞會現場（資料圖）
每星期六下午，家在豐澤園附近已經讀書的孩子們，陸續從育英、育才、師大女附中或師大二附中回來。晚飯後，夜幕降臨，呆在家中的他們，就會聽到一陣陣富於節奏感的旋律，從不遠處飄來。胡喬木的女兒胡勝利說：「在我們家不用出門，就能聽到春耦齋的音樂。」
曾經隨父母進過舞場的孩子，聽到這樂曲，就知道是舞會開始了。
多數男孩子對舞會並無興趣，在舞場出現，純粹是因為實在沒有什麼好玩的去處，找個熱鬧而輕鬆的地方起起鬨、搗搗亂。這時，他們就會帶著追隨他們的小一點的孩子，循聲摸索，繞過曲徑迴廊，找到春耦齋。
女孩子們和男孩子不同，音樂和舞蹈對她們總是有誘惑的，家長們也常領著她們到舞場。一來她們比男孩子更依戀家長，二來除此之外再沒什麼娛樂項目，就讓孩子在音樂和舞蹈中感受快樂吧。
中共領導機關內組織舞會，可以追溯到延安時期。當時是戰爭環境，中共領袖們工作也緊張，根據地文化生活也單調，就靠跳舞來調劑一下生活。這種方式，在西柏坡時依然保持著。
新中國初創時，緊張工作的情況並沒有立即出現多少改變，或者說是更有甚之。所以，中共領袖和中央辦公廳機關搬進中南海，在緊張的新政協會議籌備，新政府的構建之餘，仍舊以插空安排場舞會的方式，使領袖們鬆弛一下，運動一下，恢復疲勞。
開始是每周一次，也許是考慮到中央領導同志的活動太少，一次舞會的運動量明顯不夠，一段時期以後，就改成了每周安排兩場，周三和周末。
這是一項比較經常的活動，讓領袖們到外面的場所參加舞會，從安全的角度顯然是不可取的，應該安排在中共領袖們居住得比較集中，來去也比較方便的地方。
1949年9 月以後，中共的最高領袖都搬入了中南海，中共中央的部分直屬機關，也在中南海內辦公，把舞場選在中南海內是比較合適的。當時，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居住的寓所，都在豐澤園一帶。豐澤園西北的春耦齋，東面的勤政殿前、瀛台橋北的空曠之地，成為中南海內最早的舞場。
最主要的舞場在春耦齋，宮苑書齋式建築的春耦齋，顯得素雅渾厚，單檐四角攢尖頂，灰牆灰筒瓦，地鋪紫綠石。整個建築面闊5間，進深3間。室內雖然雕梁紅柱，彩繪飾頂，但因年久失修，漆彩斑駁，已經褪去了當初的富麗。
民國肇始，春耦齋常常充當統治者擘劃政務的場所。民國第一任正式總統袁世凱、1913年的代理國務總理段祺瑞，都在此召集過財政會議。1918年10月，與段祺瑞抗衡的代總統馮國璋下台，被安福國會舉為民國總統的徐世昌，將其總統辦公處，設在了春耦齋。
春耦齋用作舞場後，偶爾也被用來開一些中小型的會議。廳內擺設了一些櫥櫃、屏風、桌子以及沙發和軟椅。這樣一來，供跳舞的地方，僅餘六七十平方米了。當時的地面，還是紫綠方石鋪的，雖不夠平滑，但比起延安、西柏坡的舞場，已經「豪華」多了。
經歷過延安和西柏坡生活的孩子們，在春耦齋里看見的，有許多是認識的面孔，中共領袖，秘書和警衛，中直機關的老人。連起初擔任伴奏的，都還是在延安、西柏坡時就愛在業餘時間鼓搗樂器的機關幹部。一段時間以後，他們才被更專業的演員們取代。
伴奏者是老的，樂曲也多是老的，有傳統的民族音樂，有根據根據地的老歌改編的樂曲。例如《雨打芭蕉》、《步步高》、《旱天雷》、《採茶撲蝶》、《花好月圓》、《茉莉花》；還有《瀏陽河》、《南泥灣》、《綉金匾》等等。
偶爾，也穿插一兩首外國樂曲，如《送我一枝玫瑰花》、《義大利花園》等。由專業演員取代業餘演奏者以後，這類世界著名舞曲，似乎比以前多了一些。
業餘演奏者很投入，專業演員水平高，吸引得有些人也來到舞場，卻並不是為了跳舞，而就是要欣賞欣賞音樂。如是者最典型的，就是胡喬木。
胡喬木夫婦對跳舞都沒有興趣，在春耦齋舞場上，是很難見胡喬木夫婦蹤影的。但他們也不是絕對的不去，有時為了換換腦筋、鬆弛一下，在靜谷曲徑漫步時，受悠揚的舞曲吸引，踅進春耦齋，聽聽舞曲。後來又增加了一些文藝節目表演，他們也會看一會兒。
春耦齋的舞會，參加者最初幾乎都是在中南海里工作的機關幹部，大多數孩子的父母，不論跳得好醜，都在這個舞場裏亮過相。開始去時，各單位都對參加者打過招呼，不要透露自己的單位和身份。
舞場上的焦點，是幾位最高領袖和他們的妻子們。所以一追溯春耦齋的舞會，孩子們就會記憶起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如何如何。
每次舞會都準時到場，又準時離去的，是朱德朱老總夫婦。他們總是在8點15分左右，舞會開始了一會兒後，悄然走進春耦齋。
舞場上的朱老總，常穿一套淺灰色的中山裝，腳上則習慣穿黑色軟底布鞋。夫人康克清通常穿一件藍色便服。他們兩人一進舞場，就隨著樂曲起舞，跳得很默契。走著舞步的朱老總總是含著微笑，人們形容說和他標準像上的笑容一樣。
一曲終了，朱老總才會找一張沙發坐下。在春耦齋內南牆中門右側，排放著四五個寬大的單人沙發，是供來跳舞的領袖休息的。沙發中間有茶几相隔，上面擺著茶杯、煙灰缸，還有一盤小毛巾。
已經是60多歲的朱老總，跳幾支曲子就要休息一下。間歇的時候，他會邀舞伴坐在他休息的沙發旁，輕鬆地聊一會兒。他的記憶力相當好，同他聊過的人，下次再碰見，他還能叫得出名字，記得起聊過的事情。有時，他會被閑談的趣事逗樂，此刻的笑容，就比標準像上的生動多了。
康克清在休息時，總是安詳地坐在和朱老總隔幾個位子的椅子上，而不是坐沙發。春耦齋舞場內的椅子，什麼樣子的都有，高高低低，有軟有硬，像是從不同的單位搜羅來的，也沒有統一的布罩。可見在那個時期，領袖的娛樂場所也沒什麼講究。坐在椅子上的康克清，或者和熟人打打招呼，聊聊天；或者笑眯眯地看著朱老總「昂首闊步」。
有時，朱老總的鞋帶鬆開了，康克清馬上會注意到。曲子一間歇，她就走到朱老總身旁蹲下，邊為他系鞋帶邊說：「老總呀，你的鞋帶兒跳散啦。」系好後，她依舊回到椅子上，笑眯眯地看著朱老總跳舞。
9點15分左右，康克清會提醒朱老總，回去休息的時間到了。「好，再跳最後一個。」碰上朱德興緻特別高的時候，他會提一點小小的請求。有時，朱老總的最後一個舞不一定跳到曲子終了，便和康克清走向衣帽架，取下衣帽，像來時一樣悄然退場。
劉少奇到春耦齋跳舞的時間好像沒個準兒，有時舞會還沒開始，他就和夫人王光美來了；有時則到朱德夫婦走了，他們兩口子才來。後來他們的孩子稍大些以後，有時他們一家同時到場，有時王光美和孩子們來得早些。
到場早時，他們總是面帶微笑，向認識的人點頭致意，和熟人握手寒暄。當樂隊奏起了舞曲，劉少奇都是和夫人王光美共舞第一支曲子。
這一曲舞過之後，王光美就招呼舞場上的其他女同志邀劉少奇跳舞。她自己則到旁觀的人群中，找熟人攀談。多數人對王光美的印象是落落大方，待人親切隨和，所以許多人都和她談得來，也願意主動和她打招呼。
跳幾支曲子後，劉少奇也會找個沙發一靠，吸顆煙，稍事小憩。和他跳舞的幾個女同志就會圍過來為他點煙、倒茶，等著過一會兒再邀他跳舞。王光美見有那麼多女同志等著和劉少奇跳，自己就另覓舞伴跳舞。
有一次，劉少奇夫婦來跳舞時，楊尚昆夫婦也在場。當一曲悅耳的探戈舞曲奏響，楊尚昆夫人李伯釗，邀劉少奇跳舞。她是位老文藝工作者，早在瑞金時期，她就和錢壯飛、胡底編寫了話劇《為誰犧牲，為誰打仗》，還擔任過中央蘇區高爾基戲劇學校的校長。抗戰期間，她主辦過晉東南魯迅藝術學校。
他們兩人的舞步與樂曲的節奏非常協調，舞姿也很優美，吸引得不少人停下來觀看。當他們跳完這一曲時，在場的人都為他們的優美舞姿鼓起掌來。一向較嚴肅的劉少奇，露出微笑向大家招了招手；李伯釗則以她戲劇藝術家的風度，向大家鞠了90度的大躬，給舞會平添了幾分歡快。
在舞場的劉少奇也常常是一臉嚴肅，對此連孩子們也發現了。跟著叔叔阿姨們學會跳舞，聽到春耦齋的音樂，就忍不住要去湊熱鬧的周秉德，和毛澤東、朱德、劉少奇都跳過舞。她說劉少奇，“舞姿很優雅，舞步準確輕快，但是他彷彿不太會笑，話也不太多，臉上總是嚴肅的慈祥，讓人有點距離感。”
劉少奇和王光美的退場，有一個明顯的標誌，就是再共同舞一曲：
“約10點半鐘……這時，王光美又請少奇同志跳舞了，有人告訴我說：少奇同志快要退場了，因為王光美同志總是和少奇同志跳第一場和最後一場，然後就走。我注意看看王光美同志與毛主席和周總理打招呼，他們都微笑著點頭示意。一曲終了，果然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一起走到門口，穿好衣服走開了。”
毛澤東一般也是在開場以後才到，但有時他到得很晚，要10點鐘左右才來。
如果樂隊得到毛澤東就要進舞場的通知，音樂就會戛然而止，場內的燈光也會全部亮起來。到舞會次數多的人，遇到音樂突然停，燈突然全部亮起來，就知道是毛澤東要進來了。
此刻，人們通常是閃在舞池周邊，等待毛澤東到來後重新起舞。但毛澤東有時並不是來了就跳舞，而是和先到的其他領導人打個招呼，在沙發上坐一會兒。服務人員會立即為他點煙、泡茶，一些女同志會簇擁在沙發旁，等待和他跳舞。
毛澤東的到來，往往能使舞場的氣氛為之一變。這種變化並不表現為外在的場面的熱烈，而是人們內心的、精神的變化。正如一位舞會參加者描述的那樣：“舞場的氣氛也更活躍、更莊重，滿場的人都興高采烈，都在微笑，但卻聽不到任何嘈雜、喧嘩。”
心情最為激動的，是那些第一次看到這種情景的人，讓我們聽聽另一位親歷者的追憶：“我也一眼就認出，這是我一直盼望見到的領袖毛主席……這時我的心在亂跳，嘴在嚅動，嗓子也要喊出聲來，幸虧全場格外的寂靜，我才控制住自己，沒有喊出‘毛主席萬歲’來。”
樂隊為毛澤東奏起的第一支曲子，通常是《瀏陽河》。樂曲響起來，毛主席就帶著擠在最靠近他身邊的女同志，步入舞池，四周的人也紛紛隨之下場，舞會漸漸進入高潮。
一位多次和毛澤東跳過舞的人回憶說：“毛澤東喜歡民族音樂。每當聽到他喜歡的《瀏陽河》，他的目光立刻變得柔和了，情思悠悠，彷彿走進了一個夢裏。舞曲換成了《步步高》，他越來越神采飛揚，雙眸熠熠生輝，舞姿更加瀟洒。”
關於毛澤東的舞姿，我們還是聽聽專業人士和做過毛澤東舞伴的人們的評價吧：
“毛澤東的舞跳得極其有‘份兒’的，他把陝北大秧歌和類似迪斯科中的動作融進了交際舞中。這在50年代的交際舞中，是很少見的，純粹是毛澤東特色。文工隊的舞蹈演員們也曾模仿過毛澤東的動作，卻沒有他來的那麼從容、帥氣。”
“主席的四步舞跳得非常嫻熟輕盈，步調活潑多樣。他帶著舞伴時左時右，時進時退，輕鬆靈活，從不走錯步踩對方腳。有時他走大步，步伐矯健有力，右手還在舞伴的腰背上打拍子；有時跳快四步，他挽著舞伴轉了一圈又一圈，舞姿瀟洒合韻，全不像個年過花甲的老人；有時他擺動雙肩或身軀，看得出是故意加大活動量，以達鍛煉之目的，而舞步又都符合樂曲的旋律。”
這些追述的文字，多少讓人感到含著幾許崇敬色彩的修飾；相形之下，孩子們的回憶，則在平鋪直敘中透著率真。
領袖，在孩子們幼稚的心靈還是個太抽象的辭彙。一個稱職的、傑出的領袖，對一個黨、一個國家以及民眾自身的利益意味著什麼，其間複雜的邏輯和殘酷的現實，還有待爾後的教育和灌輸。當真的經歷了如是鋪墊，他們再和領袖見面時的心態，果然就有了變化。
此刻，他們對舞場上的毛澤東的印象更深的是他身材的高大，幾乎所有的舞伴，都比他低大半個頭甚至一個頭；另一個就是毛澤東的長腿大步。
汪東興的長女汪延群說：“我幾次去春耦齋，都是和小學的同班同學濤濤在一起。我們坐在一起觀看幾位領袖的舞蹈，分辨曲子是快三、慢三，還是快四、慢四。一次，濤濤問我：‘你看毛主席跳的是幾步舞？’我想也沒想就脫口而出：‘一步！’我覺得，不論樂曲怎樣變換，也不論是向前、向後或旋轉，毛澤東都是均勻地一大步，一大步地邁，所以我認為是一步。而且他的一步特別大，女舞伴得兩三步才跟得上他。”
周秉德的感覺是：“記得我與毛澤東伯伯跳舞，別管是三步四步的舞曲，總是被身材高大的他攬在懷中來回晃呀晃，像乘上大船，在音樂中隨波蕩漾。”
舞場上能較和諧地與毛澤東搭檔的，是楊尚昆的夫人李伯釗，她舞姿熟練輕盈，能和毛澤東配合得很好。他們一面跳，一面有說有笑，李伯釗文藝宣傳生涯的起始，就是奉毛澤東之命，到寧都起義的趙博生、董振堂部隊進行慰問演出。她參與創作的第一部話劇，也是受毛澤東一再叮嚀的啟示。因此他們見面，總像老朋友一樣親切。
江青在春耦齋舞場留給人的印象，也是相當深的。她的氣質中，好像含有一種與眾不同的氤氳，能讓人很快就有感覺。
在孩子們的記憶里，在中南海春耦齋舞場，江青和毛澤東，幾乎沒有像朱德和康克清、劉少奇和王光美那樣，相偕而來過。多數情況下，她來得要早一些，但有時也會到得晚一點。
如果她和毛澤東同時出現在舞場上，毛澤東會和她共舞一曲。江青在當年的女性中，應該說是屬於高個子了，所以和毛澤東跳舞是滿般配的，她跳得也好。但她和毛澤東跳得很少。有人說這是因為江青喜歡跳那種舞蹈性強的，像倫巴、探戈一類的舞。跟毛澤東，就難以施展她的舞技。
喜歡跳舞的江青，有時為了盡興或營造氣氛，還會親自參與舞會的張羅，由她出面邀請總政文工團的樂隊來為舞會伴奏。當這些專業的樂隊一來，氣氛確實不太一樣。
最初，江青在舞會上是比較活躍的，特別是對在一個單位工作的人。但是到了後來，她就不像初進中南海時那麼活躍了，幾位後來在舞場見到江青的長輩，追憶的情形就有了變異：
“走進一個身材瘦長，板著黃面孔戴著金絲眼鏡的女人，她身穿暗黃色的連衣長裙，外披灰色大衣，頭髮梳得高高的，腳下穿著高跟鞋，更顯得身材的比例失調。她氣度不凡地站在門口，等隨從人員幫她脫下大衣，便傲然走向少奇同志，互相致意後，就坐在剛才朱老總坐過的沙發上。這時，我身邊的同志……說那個高傲的女人，就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是毛主席的秘書……
江青的舞跳得自然不錯，還能跳各種花樣，樂隊還專為她演奏‘華爾茲’、‘倫巴’、‘探戈’之類的舞曲，只有她身邊的少數人陪他跳，她舞姿流暢，樂感強，不愧為電影演員出身。但因她個太高，神態太冷峻，別人很少有人敢請她跳舞，常陪她跳舞的幾個人，又都比她矮，跳起舞來伸展不開，我看她自己也不會覺得舒服。”
“江青的舞姿高貴，風範高雅。她每次在舞會上亮相，都經過精心打扮，穿著講究的裙服，在一片藍色的列寧裝的夫人們中間，宛如驕傲的孔雀，向人們顯示她苗條的身材，白皙的皮膚和主席夫人的地位。”
“這時，我們看到，江青出現在東頭的小門外，她身披大衣，站在門外的過道里。只見她雙手一抬，身後的工作人員接過她的大衣，現出她一身很合體的黑色的蘇式連衣裙。另一位工作人員搬過來一把椅子。這把椅子與舞場上的不一樣，是為她準備的。她坐下，就在她坐下的時候，一位護士在她背後墊進一個充氣枕頭。她筆挺地坐在那裏，面部沒有任何錶情，只是有時用手指托一下眼鏡架。少奇同志和王光美跳舞跳到她面前時，王光美很有禮貌地向她點頭示意，她只是把脖頸挺了挺，咧了咧嘴，似乎表示並不恭維他倆的舞姿。江青出現後，音樂也改變了，大多是慢三步和探戈，節奏舒展、流暢。她從不主動找人跳舞，只等著人家找她。我們看到，很長時間沒人去找她。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向我們走來，細聲說：‘你們可以去找江青跳舞。’可是我們仍坐在那裏。過了不久，又有一位工作人員來對我們說：‘你們是來跳舞的還是來看的，如果是來看的就出去。’說話生硬，態度也不好。後來我們才知道，曾經有過通知，各單位派去參加中南海舞會的，都必須跳舞，不跳的不要派……
找江青跳舞的大多是機關中和她比較熟悉的人和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她的舞姿是很優美的，跳起探戈風度翩翩，節奏準確，步伐自信，很是瀟洒。但是表情過於嚴肅、冷峻，有點令人望而生畏，難於靠近，也不敢靠近。”
自從周恩來搬到政務院辦公區域後，他就幾乎不到南海這邊來跳舞了。因為政務院辦公區域內，也開闢了一個跳舞的場所，就在紫光閣。
政務院的舞會就在紫光閣大廳舉行。據張元女兒簫遠音記憶： 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都來紫光閣跳過舞。但他們來時，跳舞是小範圍的，總共也就十來對人在那兒跳。
一般毛澤東來時，周恩來都會到場。在紫光閣舞廳邊上，也有一間小休息室。每逢毛澤東來跳舞，周恩來總會見縫插針地和毛澤東到小休息室里交談一陣工作，然後再跳舞。
因為這種舞會的範圍小，女舞伴不很多，周恩來每次都特別注意，和所有的女舞伴跳舞。他並不是一個人一支曲子地跳，而是在退場前，發現還沒有和哪幾位女舞伴跳過，便在最後一支舞曲里，和每個沒跳過的人跳幾圈。只要他在一支舞曲中和幾個舞伴舞蹈，就表明他將退場了。
紫光閣這種小範圍的舞會，通常時間並不很長。李先念的女兒李紫陽說：“常常是在舞會結束之後，我爸爸和其他幾位副總理，就又到總理那裏開會去了。”
除了小範圍的舞會之外，紫光閣還有大範圍的舞會。來跳舞的，是在中南海里辦公的政務院幾個辦公室的幹部，不在中南海里辦公的各個部委的部長、副部長，主任、副主任們。總理、副總理有時也會來湊趣同樂。
每逢這種時候，還會邀請一些演藝界的客人。有些既到過春耦齋，又在紫光閣跳過舞的人，在敘述兩邊的感受說：“所不同的是，紫光閣舞會上來的都是客人，有華服盛裝的影劇明星，也有首都文藝工作者；而春耦齋舞會則是純家庭式的，全是自家人。”
在陳毅的兒子陳曉魯，女兒陳珊珊的記憶中，他們的爸爸走到哪裏，哪裏就熱鬧。在舞場也是如此，和相識的人打招呼，擺擺“龍門陣”。他們的媽媽張茜，是部隊文工團演員出身，能歌能舞，父母在一起，舞跳得很和諧。
李紫陽回憶：“跳舞是爸爸比較喜歡的一項娛樂活動。我媽媽雖然會跳舞，但對跳舞好像興趣不是很大，不是每次都陪著爸爸去。記得原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夫人水靜阿姨，曾提到過我媽媽和毛主席跳過舞，那大概是陪我爸爸去江西開廬山會議的時候吧？”
當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這幾位最高層領袖不在場，也沒有年事過高的領導人時，紫光閣的舞會氣氛就更活躍，顯得比春耦齋要喧鬧一些。
有些到紫光閣跳舞的部長，軍隊的高級幹部，比如像鐵道部副部長呂正操，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等，其中好多人有留學國外的經歷。他們舞到興緻高時，節奏也快了，舞蹈的幅度也大了，還會把地板跺得嘭嘭響。這種場面，在春耦齋是絕對不可能出現的，這也是紫光閣舞場比春耦齋喧鬧的原因之一。
為了舞會能辦得熱烈活躍一些，而且好的舞伴能使領導人跳得更盡興些，達到多運動的目的，中南海內舞會的組織者，想到了從部隊的文工團抽調人員，參加中南海內的舞會。
於是，總政文工團、空軍文工團等單位，經過挑選的演員們，都常在舞會舉辦時，被請進中南海。這裏說的挑選，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審核，而且從部隊文藝團體邀人，本身就是從政治可靠這點出發的。
因為是專業的演員，他們除了做舞伴之外，還能表演一些小節目。在舞蹈的間歇時，他們常常應領導人的要求，各展特長。這又啟發了舞會的主辦者們，特意安排演員們在跳舞中間穿插一些小節目，這既避免了間歇時場面的冷落，又能讓領導人稍事休息。
久而久之，組織者又考慮到各個領袖們的欣賞口味，考慮到節目的豐富和多樣性。毛澤東喜歡聽京劇，而且有較高的欣賞水準，進城後曾安排他到劇院去看過戲。但這樣的安排比較繁瑣，驚動的方方面面比較多，警衛的壓力也大，毛澤東本人也要受到許多限制。
而在中南海里的舞會中間，加幾個京劇的段子，就方便多了。於是京劇演員們被陸續請進中南海。李和增的《逍遙津》、《四郎探母》，李慧芳的《掩耳盜鈴》，張君秋的《潭記兒》，杜近芳的《女起解》，李世濟的《春秋配》，都在春耦齋里演出過。
在京劇的各色行當中，毛澤東比較喜歡老生戲，對李和增唱的《空城計》等片段尤其欣賞。因為戲劇演員就在跟前，他還同李和增等探討過唱段和唱腔的修改問題。有時，李和增不能到場演出，舞場的服務員知道毛澤東愛聽李和增的唱段，就放放他的唱片。
毛澤東聽京戲十分認真，常常隨著唱腔的節拍拍打沙發的扶手，晃著頭，嘴裏輕哼著唱詞。一次舞會間歇演出的清唱，是京劇《群英會》中的段子，演員唱時，毛澤東也跟著輕聲相和，口型與演員一致，一板一眼皆與唱腔合拍。
如果上演的是不熟悉的段子，毛澤東就會事先讓演員把唱詞寫給他，演員表演時，他就一邊看著唱詞一邊聽。因為和演員靠得很近，每個節目演完，毛澤東都要和演員握手致謝。
相聲是適應面更廣、老少咸愛的藝術形式，經常一露幽默的毛澤東也很喜歡聽相聲。侯寶林、郭啟儒、劉寶瑞、郭全寶，後來的馬季等著名的相聲演員，多次被邀到春耦齋來演出。侯寶林回憶說，自己給毛澤東說過150多個相聲段子，其中傳統的段子100個左右，新創作的50多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