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仍在全世界蔓延，觸發我們對一些問題的深刻反思。
一、青島疫情確認源頭。山東省青島市小規模爆疫，發現13名確診者，青島市即時啟動全市檢測。直至周四，已經對1016萬個樣本完成核酸檢測，除此前公佈的確診病例之外，檢測未有發現新的確診病例。青島在5天內進行過千萬的檢測，震驚世界。
青島當局查出此輪疫情的源頭是青島港搬運工感染者，他在住院期間用CT室（電腦斷層掃描室）檢查，由於CT室的消毒疏漏，感染了其他的同院用CT室病人及陪護人員，造成醫院內的聚集性疫情。而全民檢測結果顯示未有發生社區傳播。另外，青島當局確認各感染者的病毒基因序列與9月時青島市感染者高度同源，一條缐查下來追縱出感染路徑，顯示了內地的全民檢測和流行病學追縱都有極高的水平。反觀美國，本週四1天新增確診66129宗，這樣的巨量新增病例，根本談不上流行病學追蹤索源
二、佛里曼的感嘆。名著《世界是平的》的作者佛里曼（Thomas Friedman）最近在《紐約時報》撰文，題為《中國越來越好，我們越來越病，多謝特朗普》（China got better. We got sicker. Thanks Trump）。新冠大流行擊敗了美國，引來了佛里曼的感嘆。他認為特朗普出了問題，美國亦需要改革，但美國很難制訂一套與中國同樣高效率的抗疫方案，因為「美國沒有一個威權政府，我們也不希望有一個。但我們未能產生一個民主共識，來進行同樣的工作。」
如果佛里曼的推論正確，就意味著民主制度有根本性的缺陷，面對世紀疫症這種致命的衝擊，由於體制使然，人民不能形成共識，不能進行全民檢測，不能進行有意義的限聚，無法控制疫情。恐怕這不單是政治結構的問題，也有政治文化的問題。
三、中國抗疫劇《在一起》引起的反思。上海廣播電台攝製的《在一起》，最近在國內引發熱潮。這套劇用MyTV super也可以在香港看得到。很多人都以為內地這些「文以載道」的劇集，肯定是宣揚雷鋒精神的樣板戲，但《在一起》卻顯示了不同的風格。
《在一起》定義為「時代報告劇」，可以說完美融合了藝術和現實。本質是電視劇，看起來卻像紀錄片。劇中很多人物都有現實生活的原型。例如其中一集的醫院院長張漢清，原型就是患有漸凍症的武漢金銀潭醫院院長張定宇。另一集《擺渡人》中的快遞司機辜勇，原型就是武漢滴滴車司機王利，就是疫情最嚴重時期的「擺渡人」。《在一起》雖然是抗疫劇，但不刻意煽情。例如快遞司機辜勇在疫情爆發之初，要為醫院醫生跑腿買口罩，觸發了他要囤積醫療用品高價倒賣的念頭。但當他送貨到醫院時，見到生離死別的情況，就把醫療用品免費送給了醫院內的人。另外，劇中出現由倪妮飾演的抗疫護士，並非像雷鋒一樣一不怕死，二不怕苦，而是曾經情緒崩潰、要逃離醫院的真實人物。她大聲呼喊「我想活著，誰來保護我們？」是現實中武漢疫情高峰期，醫護人員面對生命威脅的真實寫照。
看完《在一起》，既感動，亦受感染。據我與內地朋友的接觸，劇中反映了內地人真實的精神面貌。他們並非社會主義制度中的盲動者，但在國家的領導之下，全民衝上前線打防疫戰爭，最後全面成功，亦為勝利感到自豪。
當美國的知識分子不知道如何在民主制度下形成共識，而中國人民的共識早已形成。在絕對科學的方式抗疫下，展現了極高水平的應對危機能力。世紀疫症令西方暴露出來的問題，其實遠遠不止於疫情本身。
盧永雄
不同地區的發展都有不同的特色，中國經濟發展成功，就吸引越來越多人研究中國成功的模式。
最近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傳媒訪問時透露，特區政府將首次制定香港自身的五年規劃，對接國家的「十五五」規劃，他將會親自領導跨局、跨部門、全政府的專班去統籌。特區政府管治思維出現轉變，開始為香港發展作全面謀劃。但香港搞五年規劃，難免會惹起一些物議。
第一，這是計劃經濟嗎？
要解答這個問題，要先知道中國五年規劃的起源和後期發生的重大變化。
簡單來說，社會主義國家的五年計劃是從史太林年代的蘇聯開始，起源於1928年的蘇聯。史太林推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核心目標是農業集體化和加速工業化，希望在短期內建立一個能夠抵禦外部威脅的工業強國。當時的計劃經濟是一種高度集中的指令式計劃經濟，一方面展現出蘇聯的強大國家動員能力，但另一方面也慢慢暴露出，僵硬的指令式計劃不能切合經濟發展的實質需要。
新中國成立後為了快速實現工業化，初期也仿傚實行計劃經濟。在蘇聯的幫助下，中國在1953年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當時的核心是以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為重點，要建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當時世界處於戰後的冷戰時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就是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比拼。
而中國的實踐計劃也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化。第一階段是「建國初期」，由1953年的「一五」計劃開始，至「五五」計劃，是一個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計劃性質是指令式計劃為主，政府直接調配各種資源，管理方式是由中央制定計劃和指標，層層分解下達。
時光流轉，中國在1978年開始搞改革開放，計劃也步向新階段，可以稱第二階段為「改革開放探索期」，由1980年的「六五」計劃開始至「十五」計劃。大背景是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計劃性質亦逐步從指令式計劃過渡向指導式計劃，管理方式是決策權開始下放，程序逐步規範化。
第三階段是「新時代發展期」，由2006年「十一五」規劃開始至現在。當年「十一五」開始將「計劃」改名為「規劃」，這個變化其實是一個質變，由指導性計劃過渡到變成一種宏觀性、戰略性和政策性的規劃。管理方式是將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結合，強化基層參與和科學評估。
所以中國如今已不再是計劃經濟，而是一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現實上五年規劃就是會定出宏觀戰略性的發展目標，然後按不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標，謀劃不同領域的政策。
簡單總結是，即使內地搞的也不是計劃經濟，只是作出發展規劃。香港特區政府的體量和職能比內地政府更少，能夠控制的資源和政府的能力相對有限，所以香港能夠做的規劃，可能是更宏觀和指導性的。
第二，務實的社會實驗。
以前西方講到中國的計劃，都會露出厭惡之色，認為是一些僵化的社會主義產物。但是隨著近年中國的經濟突飛猛進，表現出強勁的執行力和創新能力，外國對中國規劃的評價變得越來越正面。
例如美國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他在今年1月接受傳媒訪問談到對中國五年規劃的看法。赫克曼認為，中國基本上是進行龐大的社會實驗，以一種極其務實的方法推動發展：中國政府會提出意念，做出實驗，找出當中不能操作的部分，然後繼續推進。
赫克曼說他自己曾經走訪中國多個省份，看到中國地方政府按五年規劃嘗試不同的政策，實際上是做龐大的社會實驗，令他十分驚歎。而這些實驗的目的，主要是希望提升他們省份的人民福祉。他認為中國的官員不是在做公共展示，而是試行具體的政策，例如養老金政策或福利政策，然後審視數據，衡量這些政策是否可行，中國推動某些行業發展亦屬如此。赫克曼高度評價中國的規劃和以務實主義方式推動發展。
香港推動五年規劃，既要對接內地的發展方向，從中尋找可以協助國家發展的角色，同時為香港尋覓商機，以靈活務實的態度，不斷作出創新嘗試。
第三，西方亦有規劃。
很多人說香港是抄國家搞五年規劃，其實現在大家見到中國做得那麼成功，很多人都在抄中國功課。例如新加坡在2022年提出「經濟2030願景」，希望以一個宏大計劃推動新加坡經濟可持續增長；又例如美國特朗普政府去年發表《2026至2030財年機構戰略發展計劃書》，訂出美國再工業化與產業回流的大計。從全球發展的角度而言，搞計劃或者規劃，已經不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利。
香港搞五年規劃是新嘗試，應該抱著開放的思維，定出發展目標，透過規劃，對接國家發展方向，引領香港加速向前邁進。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