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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段祺瑞為劉和珍下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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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段祺瑞為劉和珍下跪(圖)

2020年10月19日 17:45 最後更新:11:30

段祺瑞

「三·一八」慘案中犧牲的劉和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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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

「三·一八」慘案中犧牲的劉和珍

段祺瑞政府衛隊與群眾對峙的情形

中彈倒下的大學生

「三·一八」慘案中犧牲的魏士毅

1926年,中國現代史上發生了「三·一八」慘案。當時的北洋政府是段祺瑞執政。

在官邸前鎮壓徒手請願的學生,打死47人,傷200多人,死難者中有一名女學生叫劉和珍,魯迅為此寫下沉痛的悼文,中國學生都是學過的。「三·一八」慘案發生後,中國知識分子和媒體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社會良知,用同仇敵愾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

周作人、林語堂、朱自清、蔣夢麟、王世傑、聞一多、梁啟超(剛剛動過手術,正在住院)、楊振聲、凌叔華等著名知識分子紛紛譴責段祺瑞政府;劉半農作詞、趙元任譜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魯迅先生更是激憤不已,為此而中斷正常創作,就此慘案連續寫了七篇檄文,名垂青史的悼文《紀念劉和珍君》便是其中之一。

「三·一八」慘案真相,在慘案發生後的12天內,就連續發表了113篇有關「三·一八」慘案的消息、評論、通電,《京報·副刊》也發表了有關文章103篇。慘案發生後,北京各高校和大學校長、教授也紛紛譴責段祺瑞政府。時任北大校長的傅斯年在昆明見到對慘案負有直接責任的關麟征,傅斯年第一句話就是:「從前我們是朋友,可是現在我們是仇敵。學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殺害了他們,我還能沉默嗎?」

段祺瑞政府衛隊與群眾對峙的情形

中彈倒下的大學生

1926年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會團體、各學校齊聚北京大學大操場,為亡靈舉行萬人公祭大會。時任北大代校長的蔣夢麟在會上沉痛地說:「我任校長,使人家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才,同學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他說到這裏,竟潸然淚下,引得「全場學生相向而泣,門外皆聞哭聲」。

強大的民意壓力也啟動了半死的國會和司法,曾被譏為「花瓶」的國會也破天荒地召集非常會議,通過了屠殺首犯「應聽候國民處分」的決議;京師地方檢察廳對慘案進行了調查取證並發表正式認定:「此次集會請願宗旨尚屬正當,又無不正當侵害之行為,而衛隊官兵遽行槍斃死傷多人,實有觸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條之重大嫌疑。」最後,執政府的國務院總辭職,執政段祺瑞頒佈「撫恤令」。

儘管如此,也沒有最終保住民心盡失的軍閥政權。在屠殺發生後不到一個月,段祺瑞政府就在遍佈全國上下的抗議聲中於1926年4月倒台。而國民黨北伐之所以迅速成功,除了軍事上獲得蘇聯的大量支持之外,國民黨相對於軍閥政權在政治道義上的優勢,也是其取勝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說,段祺瑞軍閥政權的合法性資源,已經因「三·一八」慘案而喪失殆盡。

儘管北洋政府是軍閥政權,段祺瑞本人也是著名軍閥,其執政時期的專制和亂象頗受詬病,然而,執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衛隊打死徒手請願的學生之後,卻能隨即趕到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之後又處罰了凶手,並從此終身食素,以示懺悔。

「三·一八」慘案中犧牲的魏士毅

「三·一八」慘案中犧牲的楊德群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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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愛看黃片 釣魚也要幾個女護士服侍(圖)

2022年03月21日 18:41 最後更新:04:50

「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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