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前部長王芳回憶：江青的「風流韻事」(圖)

文革中的江青

1954年3月下旬，江青收到一封匿名信。匿名信是從上海發出的，由浙江省交際處長唐為平轉交江青收。

江青收到匿名信後，非常惱火，神情顯得有些緊張和不安。

第二天，江青找我談，談了一個上午，說自己青年時期就是一個非常進步、非常堅強的革命者，現在有人誣衊她，是別有用心的，是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江青還把匿名信遞給我看了。

我瞄了一眼，就不想再往下看了，把信遞過去。

江青一臉嚴肅地說:「你不看誰看？這是一封反革命匿名信，你公安廳長看清楚了，要給我破案。有人編造謊言誣陷我，醉翁之意不在酒，矛頭實際上是針對主席的。」

匿名信主要寫的是她20世紀30年代在上海的一段風流醜事和被捕變節的歷史問題，內容非常具體。寫信人肯定對江青過去的歷史十分清楚。因寫信人深知江青30年代的歷史及黨內上層情況，江青推斷此人必是黨內高幹或文化界名人，或是他們的夫人。當時我理解寫信人揭她老底，挖她瘡疤，是對她如今貴為第一夫人的驕橫作風非常不滿，向她提出警告和批評，要她識相一點，不要太張狂。

江青給我看了匿名信後，突然問我:「你熟悉揚帆嗎？」

我當時對她的發問毫無警覺，隨口就說:「解放前，我是八路軍，他是新四軍。解放後，他在上海當公安局局長，我們來往比較多，關係較密切。」

聽我這樣一說，江青就有點不高興，半陰半陽地說:「你知道他過去叫什麼名字？他過去不叫揚帆，叫殷楊。在國民黨南京劇專工作過。」

江青沒有再往下說，氣氛有點僵。她可能在估計我是否知道，揚帆曾經搜集她在上海的材料，寫信給延安黨中央的事。

30年代，揚帆按照黨的指示，以記者的公開身份，在上海「左聯」從事文化救亡運動。因此，他對江青在上海曾經被國民黨逮捕自首變節，和生活上的風流醜聞、複雜的社會關係，了如指掌。

時任新四軍政委的項英同志，聽說毛主席要和江青結婚，出於對黨的忠誠和負責，要揚帆整理一份有關江青在上海那段歷史問題的材料，以項英的名義，用密電向延安黨中央寫了一個報告。報告最後直言不諱地寫道:「此人不宜與主席結婚。」報告按照行文常規，註明材料來源——是曾經在上海搞過文化救亡運動、現任軍部秘書揚帆同志提供的。不幸的是這份報告落入了當時任中央社會部部長的康生手裏。善於投機的康生出於他的政治目的，把這份報告交給了也在社會部工作的江青。毛主席當然不會看到這個報告。

江青

江青為了出這口氣，在康生的直接指使下，先後兩次將揚帆下獄。第一次在延安整風運動後的1943年10月。幸虧負責審查揚帆所謂歷史問題的是中央華中局社會部部長潘漢年同志，他頂住康生的壓力，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揚帆被關了10個月，最後放了出來。1955年元旦，揚帆第二次被捕，扣上了「反革命」、“特務”的帽子，長期關押，受盡折磨。與此同時，潘漢年被戴上了包庇揚帆的罪名，成了“潘揚反革命集團”的首要成員，在1955年3月被捕入獄。一直到20多年後「四人幫」垮台，潘漢年和揚帆才得以平反。然而，此時潘漢年已死於勞改農場，揚帆早已被逼瘋了，就連來勞改農場接他回家的妻子兒女也相見不相識了。

在談了揚帆之後，過了一會，江青又問我，「你認識覃曉晴嗎？」

覃曉晴是浙江省婦聯福利部副部長，20世紀30年代上海地下黨員。是浙江省省長沙文漢把她調來浙江工作的。

我的腦子又從對揚帆往事的回憶中回到眼前。我說:「覃曉晴就在省婦聯工作，我知道她，但不是很熟悉，聽說是一位很有才華的女同志。」

當時我只知道，揚帆在新四軍軍部工作時，曾經整理過江青在上海那一段歷史問題材料的事，不知道覃曉晴和江青之間還有什麼隱秘的事。後來我了解到，1934年江青在上海被捕時，覃和江同住一個牢房。覃回憶自己被捕原因，是因為江青首先被捕，在敵人面前供出了她。而江青後來說了謊:特務來逮捕她時，她已搬家了，因此，覃曉晴被捕了，她沒有被捕。

覃曉晴在粉碎「四人幫」後於1976年12月18日寫下這樣的材料:

1934年春，我在上海經我原來的丈夫高原(夏緯)的介紹認識了李鶴(引者注:江青當時的又一化名)。當時我和李鶴都是上海「無名劇社」的成員。我叫她阿姐，她叫我小凈。這年秋後的一天，高原匆匆跑回家來對我說:“李鶴被捕了。”我們隨即搬了家。

1934年冬，我和高原在福履里路住所被捕，約兩星期後，由法巡捕房「引渡」到偽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特務不斷提我上樓去審訊。這時，我心裏很悲傷，整天哭哭啼啼。有一天，一個叫“黑大個”的特務問我:“你傷什麼心？你不叫小凈嗎？有人惦念你呢，你阿姐是李鶴吧，她和我們談起你。”還說:“你看有的人有什麼好結果，坐了老虎凳，還是搞到龍華監獄裏去了，李鶴就不像他們。她在這裏住了幾天，就恢復自由了。她很樂觀、很活潑，京劇唱得怪好聽，還給我們唱過幾段，臨走還給我們一張劇照。”說完，這個特務給我看了一張二三寸的照片，照片是戲裝打扮的李鶴，好像是扮《打漁殺家》的蕭桂英。

早年江青

1935年春，我出獄以前，向特務供認了我認識的「無名劇社」的一些人，其中包括李鶴。

據查，江青關押在當時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由國民黨中央調查科上海區訓練股審訊組趙耀珊(綽號「黑大漢」、“黑大個”)在公安局特務股樓上審問。國民黨中央調查科上海區訓練股編審組長先大啟也參加了審訊。

後來我才意識到，江青知道我熟悉揚帆和覃曉晴時，為什麼不高興，神態很不自然。對江青的品性我是比較了解的。她心胸狹隘，生性多疑。她不會不想到，因為我熟悉揚帆和覃曉晴，也因此懷疑我也了解她過去那段見不得人的歷史。

當她問到國民黨中央調查科特務趙耀珊時，我警覺起來，不再說什麼。我知道，趙是當年審訊江青的特務。江青怕他還活著。我只說，趙耀珊在南京鎮壓反革命時被槍斃了。她一直陰沉的臉，這時才有了一點笑容。

江青回到北京，立即將匿名信的事報告了毛主席。說這是一起性質嚴重的反革命案件，要公安機關立即組織偵破。主席認為這不是什麼反革命案件，可能是你工作不虛心，得罪什麼人了，是對你不滿，有意見引起的。當時正好是解決「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的七屆三中全會以後。江青一定要將這匿名信事件和那時政治鬥爭形勢掛起鉤來。她認為這件事不是孤立的，不是同志之間不滿、發私憤，而是一個政治事件，有其政治目的。後來主席沒有再說反對意見，也就是默認了。

動用了主席的權威，這一匿名信案(被列為「18號案」)的偵查工作也就升級了。

由於匿名信信封上印有「華東文委」字樣，江青要公安部門將偵查的重點放在上海的黨政部門與文藝界。不久，中共中央華東局在上海召開會議。會議由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三書記譚震林同志主持，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二書記陳毅同志出席，還有我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長黃赤波同志參加，確定把這封匿名信事件作為一個特大案件來偵察。會議確定，“18號案件”由公安部部長羅瑞卿負總責，上海方面由黃赤波負責，浙江方面由我負責。會議並對案件進行了具體分析，把重點對象放在30年代曾在上海文藝界工作過的人員身上。

偵破工作在非常秘密的情況下進行。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親自抓案件的偵破工作，每隔幾天就要聽取一次彙報。

當時，專案組先後收集了800多人的筆跡，進行了筆跡鑒定。他們將那些與匿名信筆跡相似而又對江青不滿的人都列為偵查對象，進行重點偵查。僅案件的卷宗就有五六包之多。這些偵查對象，包括江青過去房東家的女佣人秦桂貞，她了解江青20世紀30年代的歷史；東海艦隊司令陶勇的夫人朱嵐，她曾說過對江青不滿的話，也被列為懷疑作案對象。然而，時間拖得很長，案子還沒有結果。

當時受偵查時間最長、懷疑最多的是原上海市文化局局長賴少其的妻子曾菲。

江青（1973年8月）

事情是由她的丈夫賴少其引起的。賴少其在上海市第一屆黨代會上提過一個議案，要求組織上對賀子珍的生活給予照顧。

江青極其忌恨賀子珍。公安部門注意賴少其後又發現，賴少其的妻子曾菲與賀子珍一家關係密切，並且對賀子珍的處境深表同情，而且對毛澤東1952年在上海沒有與賀子珍女兒李敏見面一事頗有微詞。另外，賴少其又恰好是在華東文委工作！

專案人員向柯慶施彙報之後，柯慶施認為曾菲「有作案的條件和思想基礎」。於是公安部門找來曾菲的筆跡。經過鑒定，曾菲的筆跡竟然與匿名信的筆跡很相似！於是，曾菲成了重點懷疑和審查對象。

然而，對曾菲進行了諸多秘密偵查，始終未發現任何證據。

其間，江青催問了多次，她顯然對案件遲遲偵破不了，感到不滿意。

一直到1961年，一次偶然的事情中，查明了給江青寫匿名信的人，原來是林伯渠的妻子朱明。

林伯渠去世之後，朱明給中央寫信，反映有關林伯渠死後一些遺留問題。一查對，兩封信的筆跡一模一樣。朱明承認匿名信是她寫的，並立即自殺。

雖然朱明自殺身亡，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一夥仍將朱明定為“反革命分子”。

粉碎「四人幫」後，中共中央組織部對朱明的問題重新進行了審查，並作出結論:朱明“給江青的信的內容沒有錯誤，原定其為反革命分子是錯誤的，純屬冤案，應予平反昭雪，恢複名譽”。

江青與毛澤東也有溫馨時光

毛澤東與江青等在一起

江青

江青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1958年3月，劉少奇同王光美在成都

「看來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

話，說：「少奇同志發高燒，周總理叫我們通知你，請你回來一下。」

我一聽，腦袋頓時「嗡」了一下。我在鄉下，最擔心、最牽掛的就是少奇的身體。他已是近70的高齡老人，體質不好，工作緊張，又不知道自己照顧自己，我總感到可能要出事，現在連總理都驚動了，可見不是小毛病。接到這個電話，我真是歸心似箭。

我回來的第二天，總理親自打來電話，問了情況，最後交待我說：「少奇同志不恢復健康，你不能離開。」

為使少奇靜心養病，儘快恢復，我們安排他轉到玉泉山休息。

在玉泉山休息沒幾天，毛主席通知少奇同志到上海開會　。外出一勞累，就又犯了。上海會議散會後，我們回到北京，就又去了玉泉山。

在玉泉山休息了幾天，少奇同志的身體開始恢復。1966年元旦後的一天，天上下著雪，少奇要我把孩子們和身邊工作人員召集來，他要同大家聊一聊。這天，少奇同志顯得很感慨，好像是在和大家談心。他說：「看來，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必須更抓緊時間多幹些事。只要馬克思再給我10年時間，我們是能夠把中國建設得真正富強起來的。」他有點動情地講了他關心、思考的一些想法。最後說：“到了那時候，我們就為中國的現代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我也完成了黨和人民交給我的任務，可以瞑目了。”

劉少奇與周恩來

劉源：記得那天父親還說：如果我身體、精力不行了，我會馬上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好多美國總統卸任後去當教授、學者，我們應該向人家學習。我退下來以後，可以去大學教書，把我的經驗傳給青年學生，我可以教林業、教歷史。父親說的這些話給我留下很深印象。他沒有說將來去大學教政治或哲學，而是說教林業、歷史。這有點出乎我意料。「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大約1966年6月底，有一天我大哥允斌、大姐愛琴從外地回家，父親又把我們幾個孩子叫來談了一次話。父親先談了反修防修、半工半讀、幹部參加勞動、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等方面的內容。最後他說：今天我要對你們幾個大孩子說一說，我老了，幹不了多少年了。我死後，黨和政府會給一些撫恤，但你們不能靠黨和政府的照顧，要靠自己。你們的媽媽級別、工資不高，你們幾個大一點的孩子有責任幫助媽媽，把弟弟妹妹帶大帶好。特別是允斌，你是老大，要承擔起照顧弟弟妹妹的責任。我們第一次聽父親說這樣的話。當時我很吃驚，因為我從來沒有想過這樣的問題。

「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

王光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當晚向全國廣播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的大字報《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6月2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聶元梓等的大字報，並且用了「北京大學七同志一張大字報揭穿了一個大陰謀——‘三家村’黑幫分子宋碩、陸平、彭珮雲負隅頑抗妄想堅守反動堡壘」這樣一個聳人聽聞的通欄大標題，還配發了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突然發表這些東西，事先和事後都沒有告訴當時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少奇、恩來、小平同志等都不知道。

這幾篇東西在報紙上一登，中央正常領導工作被打亂，各級黨委開始受到衝擊。

少奇同志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對此沒有思想準備。6月3日，少奇同志緊急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聽取北京市和有關方面的彙報，研究運動中出現的問題。從6月3日起，中央常委彙報會幾乎天天召開，由少奇同志主持。

這時向北京大學和人民日報社派出的工作組已經進駐，是報毛主席批准的。確定由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也是報毛主席同意的。在這之後，各單位的黨委控制不了局面，要求中央下去了解情況。少奇同志對派工作組一事非常慎重。經過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認真討論，最後決定同意北京市委的意見，陸續向北京的大學、中學派出工作組。

少奇同志幾次向毛主席彙報運動發展情況，並請主席回北京領導運動，均無迴音。幾天後運動發展更加熾烈，有的學校發生打死人的事。少奇、恩來、小平同志經過商量，決定飛到杭州，向毛主席彙報，當面懇請主席回京。毛主席仍委託少奇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和領導運動。

6月18日，北京大學發生亂打亂斗的事件。6月19日，清華大學出現公開鼓動趕走工作組的情況。

在這種情況下，少奇同志要我去清華大學，看大字報和了解運動情況。6月19日晚我去了清華大學。工作組組長葉林同志當時就說讓我當清華工作組的顧問。

6月21日，我正式作為清華大學工作組的顧問，去學校了解運動情況。

此後，根據中央精神，各學校的工作組加強了對運動的領導。社會秩序和學校教學秩序開始好轉。

7月18日晚，毛主席結束南方巡視，從武漢回到北京。少奇同志知道後立即趕到豐澤園，想向主席彙報，門口不讓進，說主席需要休息。可是豐澤園門口停著好幾輛汽車，估計是陳伯達等人在裏面。

第二天，少奇同志在懷仁堂主持中央常委例行彙報會。會上，陳伯達提出撤銷工作組，遭到鄧小平等多數同志的反對。少奇同志同意多數同志的意見，並向到會同志宣佈，主席已回到北京，這裏的彙報會停止，今後直接到主席那裏彙報。當晚，毛主席在懷仁堂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聽取彙報。主席這時沒有提出撤銷工作組的問題。

大約在7月24日，毛主席召開了一個會，批評少奇、小平同志怕字當頭，壓制群眾。主席還說，清華大學工作組把一個喊出「擁護黨中央，反對毛主席」的學生當成反革命，是錯誤的。第二天，主席在一個小會上明確表示，工作組幹了壞事，要全部撤出來。

1966年8月1日至12日，毛主席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全會期間的8月4日，毛主席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開了個小會，發了脾氣，嚴厲批評少奇、小平同志。主席說：「說得輕一些，是方向性的問題，實際上是方向問題，是路線問題，是路線錯誤，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還說：“新市委鎮壓學生群眾，為什麼不能反對！”當主席責問為什麼怕群眾時，少奇插話說：“革命幾十年，死都不怕，還怕群眾？”主席還批評少奇在北京專政，少奇說：“怎麼能叫專政呢？派工作組是中央決定的。”少奇還說：“無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條不怕。”

8月12日，八屆十一中全會根據毛主席意見，重新選舉中央政治局常委。少奇同志雖然還在常委名單中，但由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林彪名列第二，明顯作為毛主席的接班人。

中，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單。當時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規定這次選舉結果不傳達、不公開。8月18日的公開，沒有經過中央政治局或常委討論。

八屆十一中全會沒有重新選舉黨中央副主席，但從此少奇、恩來、朱德、陳雲四位同志的副主席職務不再提起，只說林彪一人是副主席。沒有任何程序、手續，黨的八大選舉產生的少奇等四位同志的副主席職務，就被莫名其妙地抹掉了。

8月18日大會後，紅衛兵運動迅速掀起。我們家的幾個孩子也參加了學校的紅衛兵組織。有幾次紅衛兵組織抄家，有的孩子也跟去了，完了回家還興緻勃勃地講，以為是參加了「革命行動」。有一天吃完飯，少奇把孩子們叫過來，拿出一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說：“你們破‘四舊’，我不反對，但不能去抄家、打人。我是國家主席，必須對憲法負責。許多民主人士，跟我們黨合作了幾十年，是我們多年統戰工作的重要成果，來之不易，不能讓它毀於一旦。”他還說：“《憲法》是我主持通過的，我要對你們講清楚，要對你們負責。”

不堪回首的歲月

王光美：1966年10月，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在會上，少奇、小平同志做了檢討。毛主席在少奇同志的書面檢討上批示：「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後半段更好。」但中央文革在下發少奇同志檢討的時候，有意去掉了主席的批示，並發動群眾批判。

我記得在10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少奇同志在會下找了毛主席，向主席提出希望好好談一談。當少奇同志從主席房間裏出來時，發現江青、陳伯達在偷聽。

這期間毛主席曾對少奇同志說過這樣意思的話：我黨歷史上犯路線錯誤的人不少，改起來很難，希望少奇同志做一個犯了路線錯誤又能夠改正過來的榜樣。

少奇同志一開始是誠心誠意按主席的這個指示去做的。

我曾問過少奇同志：你是怎樣提出反動路線的？少奇回答說：「我也不知道。我工作中有違反毛澤東思想的事，但我不反對毛澤東思想。」

有一次我對少奇說：「你辭掉國家主席等職務，我和孩子們勞動養活你。」少奇說：“已經向中央提過，總理說有個人民代表大會問題；不能再說了，不要讓組織為難。”

視上可以看到，主席很長時間側著臉同一個人談話，那就是少奇。主席向少奇問候了我和孩子們的情況。少奇作了回答，並向主席表示：「現在文化大革命起來了，我也要到群眾中去鍛煉鍛煉。」主席說：“你年紀大了，就不要下去了。”

這次在天安門城樓上，少奇見到了小平同志。他問候說：「小平同志，怎麼樣？」小平同志說：“橫直沒事。”少奇說：“沒事，學習。”這兩個共產黨員當時同處在委曲求全、勇擔責任的處境中，他們的心境是多麼坦蕩！沒想到這寥寥數語，竟是他們的最後一次對話。

面對形形色色毫無根據的批判，有一天少奇動情地對我和孩子們說：「我過去常對你們講，對一個人來說，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今天，我還得加一句話，就是對一個人來說，人民誤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

1967年1月13日夜裏，毛主席派秘書徐業夫同志來我們家，接少奇同志去人民大會堂談話。一見面，主席客客氣氣，問候了我和孩子們的近況。少奇當面向主席提出兩點要求：一，這次路線錯誤的責任在我，由我一人承擔，把廣大幹部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二，我辭去一切職務，和妻子兒女回延安或老家種地，儘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主席建議少奇同志讀幾本書。對少奇同志提的要求，主席沒有正面回答。談話結束後，主席把少奇同志送到門口，叮囑少奇「保重身體，好好學習」。

這期間，少奇同志對我說：「主席對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眾發動起來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他還說：“主席的偉大，不僅是在關鍵時刻，他比我們站得高，看得遠；更重要的是有些設想暫時辦不到時，不堅持己見。”少奇對毛主席的熱愛是真誠的，儘管形勢這麼險惡，他仍相信自己同主席的友誼。我更是盼望著主席早點為我們說句話。

有一次，我看到中南海里的大字報上，污衊朱老總和陳雲、小平等同志，語言不堪入目。回家後我講給少奇同志聽，並說：「我實在看不下去了。」說著拿起安眠藥瓶向少奇示意。他搖了搖頭說：“不能自己作結論。主席說過，羅長子要不是自殺，問題還不至於那麼嚴重。”直到這時，少奇仍是相信主席的。

4月8日，中央通知我，常委同意我去清華大學做檢查。少奇和我預感到這是一個嚴重信號。4月9日中午吃飯的時候，平平、源源、亭亭三個孩子回來說，外面空氣緊張，到處傳言清華大學組織了30萬人大會，明天批鬥王光美。少奇聽了十分氣憤，大聲說：「錯誤我自己擔，為什麼不讓我去檢討？工作組是中央派的，光美沒有責任，為什麼讓她代我受過？」

我忙說：「清華大學的運動是我直接參加了的，應該我去向群眾做檢查。」少奇說：“你是執行者，決策的不是你嘛！”“要我承擔責任，可以，但錯誤要自己改。”“有人在逼我當反革命。我過去不是反革命，現在不當反革命，永遠不當反革命。”“去年8月，我就不再過問中央工作，從那以後，錯誤仍在繼續。將來，群眾斗群眾的情況還會更厲害，不改，後果更嚴重。責任不能再推到我身上。”

少奇預感到情況嚴重，作好了最壞的打算，鄭重地對我和三個孩子做了遺囑。他說：「將來，我死了以後，你們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樣。大海連著五大洋，我要看著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你們要記住，這就是我給你們的遺囑。」

少奇平靜親切地望著孩子們，肯定地說：「你們放心，我不會自殺的，除非把我槍斃或斗死。你們，也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眾中活下去，要在各種鍛煉中成長。你們要記住：爸爸是個無產者，你們也一定要做個無產者。爸爸是人民的兒子，你們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兒女，永遠跟著黨，永遠為人民。」

少奇從來沒有對孩子們說過這樣嚴肅沉重的話，因為孩子們還小啊！

4月10日清晨，清華大學的造反派扣了我們的三個孩子做人質，到中南海揪我。周恩來為保護我的安全，派了一位秘書與我同去，晚7時陪我一起回中南海。

回家後，我對少奇同志講了批鬥會的情況。當少奇同志聽說那麼多老同志同時陪斗，憂心忡忡，心裏很不好受，晚飯一點也沒吃。

7月18日一早，孩子們急急慌慌跑來告訴我們，聽說今天晚上要在中南海里開批鬥少奇和我的大會。我預感到這次批鬥非同一般，有可能是生離死別。

離批鬥會的時刻愈來愈近了。我們默默地做準備。少奇為我取出衣服用品，幫助我整理。自從我和少奇結婚以來，他整天忙於工作，生活上歷來都是我照顧他。這一次是他惟一一次為我收拾東西，幫我做生活上的事。預定的時間就要到了，我們靜靜地坐著，等待來人帶我們走。少奇平時不愛說笑，這回他說了一句：「倒像是等著上花轎的樣子。」在這樣嚴峻的關頭，他仍是坦然和樂觀的。他的神情感染了我，我也不由得笑了。

不一會兒，造反派進來了，大聲命令我先跟他們走。我連忙站起來，少奇同志也站起身，上來和我緊緊握手。我們四目相對，充滿關切。這時少奇輕輕對我說：「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

我走後不一會兒，少奇也被拉走了。後來知道，這次批鬥是江青、陳伯達、康生乘毛主席、周總理不在北京之機，直接策劃的。具體組織實施的人是戚本禹。

在批鬥的同時，專案組抄了我們家。批鬥會結束後，我被帶到後院，少奇被帶到前院。從此，我和少奇完全失去自由，近在咫尺卻見不到面。當天分別時少奇說的「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就成了他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

(摘自《王光美訪談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