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幫」後的華國鋒

華國鋒在天安門城樓上

「照過去方針辦」

1976年10月10日，兩報一刊發表社論《億萬人民的共同心愿》，在中國激起強烈的反響。這篇社論除了因為泄露中共「最大機密」而引人注目，還因為這篇社論是以華國鋒為首的中共中央在粉碎「四人幫」之後，第一次對大政方針的公開闡述。

華國鋒完全遵照毛澤東親筆給他所寫的「照過去方針辦」的指示，在粉碎「四人幫」之後，仍然要“深入批鄧，繼續反擊右傾翻案風”。

在這裏，第一次在報紙上公開出現「團結在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周圍」這樣的提法———在10月8日中共中央所作的決定上是稱“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這表明，中共中央已經“群龍有首”。

鄧小平的信被撂在一邊

就在1976年兩報一刊發表社論《億萬人民的共同心愿》的時候，一位正處於軟禁之中的72歲的老人，給華國鋒寫了一封親筆信，表達了自己對於粉碎「四人幫」的歡悅之情。

這位老人便是華國鋒仍在強調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主角———鄧小平。

在1976年4月的天安門事件之後，鄧小平遭到「大批判」，他在北京寬街鄧家閉門不出。後來，鄧小平患前列腺炎等病，住進北京三0一醫院六樓。這時，雖然正處於「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高潮，葉劍英卻給三0一醫院打招呼，要他們妥善安排鄧小平的醫療工作。葉劍英對醫院作了這樣的指示：“一定要治好！一定要保護好！”

鄧小平是在1976年10月7日清早獲知粉碎「四人幫」這一天大喜訊的。那是在通宵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之後，10月7日清晨，會議剛剛結束，葉劍英不顧疲勞，趕緊給老戰友鄧小平和陳雲打了電話，把拘捕「四人幫」的消息告訴了他們。

鄧小平接到葉劍英的電話後，對妻子卓琳說：「看來，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10月10日，鄧小平給華國鋒寫信，表達自己對於粉碎「四人幫」的擁護和興奮之情。

 

哈爾濱市高舉「熱烈慶祝華國鋒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大橫幅標語上街遊行

鄧小平的信，沒有提及他自己的問題。但是，他寫這封信給華國鋒，言外之意是很明白的：「四人幫」已經被粉碎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也該結束了！

但是，華國鋒看了鄧小平的信，撂在一邊。

就華國鋒而言，他當時沒有理睬鄧小平，主要還是出於「照過去方針辦」。

公佈「最大機密」

由於英國《每日電訊報》在1976年10月12日公開報道了「毛的遺孀被捕」的消息，在10月13日經世界各報轉載，中共「最大機密」在國外人所皆知了。

這樣，葉劍英原定「保密兩個月」，已經不可能了。於是，在10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公開宣佈了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同時，也公佈了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所作出的關於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的決議。

這兩條重大消息的公佈，在中國掀起歡樂的熱潮。人們歡呼，為害十年的四顆災星終於被一舉掃落。正值菊黃蟹肥時節，老百姓把三隻雄蟹和一隻雌蟹綁成一串，在街上叫賣。人們把橫著爬行的螃蟹，視為橫行霸道的「四人幫」。

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了《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事件的通知》。這個通知，是第一個全面地論述為什麼粉碎「四人幫」的文件。通知把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這「四人幫」定性為“反黨集團”。此後，一直稱「四人幫」為“反黨集團”。直至後來決定對「四人幫」進行審判時，才改稱「四人幫」為“反革命集團”。

「雙慶大會」席捲全國

中國各地舉行的大會，名曰「雙慶大會」：一是慶祝華國鋒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二是慶祝粉碎「四人幫」。

在那些日子裡，人們稱頌華國鋒「為黨鋤奸，為國除害，為民平憤」。

在那些日子裡，人們稱「人心大快」，亦即“黨心大快，軍心大快，民心大快”。

在那些日子裡，兩報一刊社論用這樣的話來形容中國：「萬里河山紅旗展，八億神州盡開顏。」

新華社1976年10月23日的一則電訊在報道遵義的大遊行時，把華國鋒跟41年前的毛澤東相提並論，把粉碎「四人幫」跟遵義會議相提並論：

今天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繼承毛主席的遺志，採取英明、果斷的措施，粉碎了「四人幫」篡黨奪權陰謀，在社會主義革命深入發展的關鍵時刻，挽救了黨，挽救了革命，這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

 

 

華國鋒和外賓碰杯

備受關注的上海大遊行

在中國各地舉行的慶祝大會之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上海和北京了。

在全國所有的城市之中，上海是最特殊的一個。在粉碎「四人幫」之後，上海的「馬、徐、王」三駕馬車仍在台上。上海曾是「四人幫」的“基地”。在「四人幫」被捕後，上海的「四人幫」餘黨曾高喊“還我江青、還我春橋、還我洪文、還我文元”，以至準備“武裝起義”。人們關注，華國鋒真的控制了上海的局面了嗎？

1976年10月24日，「熱烈慶祝華國鋒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熱烈慶祝粉碎王張江姚反黨集團篡黨奪權陰謀的偉大勝利大會」在上海市中心人民廣場舉行。

大會開始了。人民廣場上空回蕩著馬天水的聲音！馬天水以「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身份，主持大會。徐景賢和王秀珍，也登上了主席台。

大會給「華主席、黨中央」發去了致敬電。致敬電的用語極為恭敬：

今天，我們上海百萬軍民歡欣鼓舞，豪情滿懷，舉行熱烈、隆重、莊嚴的盛大集會，熱烈歡慶華國鋒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熱烈歡呼以華國鋒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一舉粉碎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篡黨奪權陰謀的偉大勝利！……千言萬語彙成一句話：我們對以華國鋒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完全信賴，堅決擁護。

那次大會，成了「馬、徐、王」最後一次登上主席台。3天之後———10月27日晚，上海市召開黨員大會，蘇振華宣讀了中共中央決定：

撤銷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一切職務；任命蘇振華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倪志福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書記、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彭沖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書記、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第二副主任。

此後，上海的「三駕馬車」———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便在公開場合銷聲匿跡，因為他們忙於寫“交代”去了。

華國鋒登上天安門城樓

首都北京處於沸騰的中心，全城洋溢著一片節日氣氛。大遊行席捲了北京。當時的北京人口為800萬，半數以上的人參加了大遊行。新華社這樣描述北京的大遊行：

天剛亮，遊行隊伍的鑼鼓聲、鞭炮聲、口號聲就響遍全城。一隊隊的工人、人民公社社員、人民解放軍指戰員、機關幹部、革命知識分子、街道居民、紅衛兵、紅小兵，以及各界人民群眾和愛國民主人士、台灣省籍同胞，源源不斷地湧向天安門廣場，全天共達250萬人。他們抬著毛主席的巨幅畫像、高舉紅旗和彩旗，不斷振臂高呼：「熱烈慶祝華國鋒同志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打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整個天安門廣場和東西長安街上，成了歡樂的海洋。

 

華國鋒視察山東鋁業集團

10月24日，北京的大遊行進入最高潮。下午3時，百萬群眾雲集天安門廣場，隆重的「雙慶」大會在這裏舉行。

這是華國鋒作為中國的領袖，第一次在萬眾歡呼聲中登上天安門城樓———雖說在一個多月前，他曾在一片凝重的氣氛中，在天安門廣場主持了毛澤東追悼會，但是那時他的身邊站著王張江姚「四人幫」，他的領袖地位尚未確立。今日的天安門廣場，卻是以彩旗代替了上月的黑紗，以笑語代替了上月的啜泣。

這次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百萬群眾盛大集會，成了華國鋒登上中國領袖地位的隆重慶典。

《大海航行靠舵手》這支歌，往日彷彿是毛澤東「專用」的。毛澤東總是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樂曲中登上天安門城樓。這天，華國鋒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樂曲聲中登上天安門，這意味著華國鋒已經成了中國的新舵手。

新華社這樣描述華國鋒登上天安門城樓的熱烈場面：

城樓上下，廣場內外，一片歡騰，歡呼聲、口號聲、鑼鼓聲響徹雲霄，最生動地表達了全黨三千萬共產黨員，全國八億人民對自己領袖華國鋒主席和黨中央的衷心擁護和完全信賴，對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和光輝燦爛的共產主義前途充滿信心。華國鋒主席身著綠軍裝，高興地頻頻向百萬群眾親切招手致意。

和華國鋒一起登上天安門城樓的中國領導人之中，沒有見到鄧小平的身影。

北京的「雙慶」大會，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倪志福主持。

 

毛澤東逝世。1976年9月12日凌晨張春橋、王洪文、江青、華國鋒、毛遠新、姚文元、陳錫聯、汪東興在毛澤東遺體前(左至右)

在天安門廣場上空，響起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吳德的聲音。吳德的講話，用了一大段篇幅，論述了「我們黨又有了自己的領袖華國鋒主席」。吳德的講話中，十分強調華國鋒是毛澤東“親自選定”的接班人。內中，特別是強調了毛澤東寫給華國鋒的“最高指示”：“你辦事，我放心。”

摘自《1978：中國命運大轉折》新疆人民出版社  葉永烈/文

 

王洪文、江青、華國鋒等在會議上

1976年，華國鋒在毛澤東追悼大會上致辭

 

黑龍江省駐軍某部迎接華國鋒像

華國鋒標準像

隨著華主席像的大量印刷和廣泛發行，凡是能掛的地方都掛上了。這是哈爾濱市兆麟小學教室里並列掛著偉大領袖毛主席和英明領袖華主席像。語文課老師正在講授《語文》第十九課「生命不息，衝鋒不止」

華國鋒和鐵托

 

華國鋒訪法

1979年3月12日，北京，鄧小平、華國鋒參加植樹節

毛澤東誕辰一百周年，華國鋒在毛主席紀念堂

華國鋒夫婦在外遊玩留影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1954年毛澤東視察故宮時在城牆上休息

中國是一個「官國」，官國的遺產很容易被繼承，特權思想一代又一代遺傳下來，從古代一直到民國都是如此，具有很深厚的歷史土壤。中國共產黨及其創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告別「官國」的歷史起點，其代表人物是一代偉人毛澤東，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與「官國」傳統決裂的人。

謝覺哉從毛澤東睡硬板床說起

1959年春，黨內尊敬的「五老」之一謝覺哉，以中央赴革命老區慰問團團長的身份，來到革命聖地井岡山。他在參觀當時尚未修復的革命遺址時，心潮澎湃，感慨萬千。他指著當年毛澤東睡過的門板問陪同人員：毛主席過去條件差睡木板，現在當了國家領袖還睡木板，你知道為什麼嗎？謝老認為，這就是毛澤東的“懸樑刺股”，他在提倡井岡山的革命精神，帶頭打破封建做官的特權，做官的生活特權、政治特權。

謝老還同身邊同志討論：解放快十年了，共產黨建立的是一個新政權，毛主席為什麼一再教導反對官僚主義？有同志回答：人一當官，就容易脫離群眾。謝老對這個回答顯得很滿意。他進一步發揮說：這就是「官國」的遺產之一。共產黨的官就是不能脫離群眾，要為人民服務，這是黨的宗旨。困難的是，中國是一個「官國」，官國的遺產很容易被繼承，特權思想一代又一代傳下來，從古代到民國都是如此，有很深厚的土壤。

謝老說得何等深刻、何等好啊！在這裏，他把特權思想、特權作風和特權享受，概括為「官國」的遺產，這是對長期封建社會傳統的形象說明，是共產黨人必須面對的一個沉重的歷史包袱。是的，權力具有兩重性，人民賦予的權力，既可以用來為人民服務，也可能被用作謀取私利。毛澤東以深邃的歷史眼光，看到了我們黨取得全國政權之後存在的這種危險。

延安時期

抗戰勝利前夕毛澤東就向「官國」開炮

早在1944年11月，當中國革命勝利的曙光初露端倪的時候，毛澤東在給郭沫若的信中就說：「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在毛澤東看來，驕傲，就必然脫離群眾，在取得政權之後，就會貪圖享受，驕奢淫逸，重蹈歷史上農民戰爭屢遭失敗的覆轍。在建國前夕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向全黨發出了要防止資產階級“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的警示，他語重心長地說：“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全會還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作出了六條規定：一曰不做壽，二曰不送禮；三曰少敬酒；四曰少拍掌；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國同志同馬、恩、列、斯並列。後來在“三反”運動中毛澤東重申必須堅持“七屆二中全會防止腐蝕的方針”。這表明在建國前夕，毛澤東就把黨執政後反腐蝕的問題提到了全黨面前。毛澤東上述基於對黨的事業深刻理解而作出的高屋建瓴的科學預見，是我們黨執政必須具備的一種思想觀念和精神狀態，是共產黨員保持無產階級先進戰士本色、拒腐防變的長鳴警鐘。

毛澤東的一生，是爭取人民主權、捍衛人民主權的一生。他縈縈於心的是天下的蒼生，最痛恨的是那種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官僚主義作風。我們知道，官僚主義作為一種社會現象，是以往一切剝削階級統治的國家所固有的特徵。這是因為剝削階級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拚命維護他們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統治，藉助龐大的官僚國家機器實施對社會的嚴密控制，使國家日益成為脫離社會的機關。這種國家的階級本質，決定了官僚與社會的對立和分離。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國家與社會對立的現象消失了，主權回到人民的手中。但必須看到，由於歷史的原因，人民群眾在相當長的時期還難以達到直接地、普遍地參加社會管理的水平，所以人民的權力是通過自己的利益代表者，即共產黨和國家權力機關來實現的。這樣，黨和政府的工作人員與人民的關係如何，就直接關係到這個政權的性質。同時還要看到，舊的思想意識是不可能和被推翻的舊制度一起被埋葬掉，它會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存在並影響著人們。像中國這樣一個經歷了2000多年封建統治，在近代又缺乏民主傳統的國家，封建專制主義在思想政治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的遺毒根深蒂固，這不能不是官僚主義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得以復活的一個重要的社會歷史原因。這正是謝老稱之為「官國」的傳統習慣勢力的根源所在。所以，毛澤東尖銳地把官僚主義稱作“反人民的作風”，他說，官僚主義作風，“就社會根源來說，這是反動統治階級對待人民的作風（反人民的作風，國民黨的作風）的殘餘在我們黨和政府內的反映的問題”。他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一再告誡全黨：“不要滋生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

毛澤東工作照

剷除特權才能防止人民江山變色

在毛澤東看來，官僚主義的實質是一種特權的思想和作風。這種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看作是個人的專利、專權，它不但會表現在漠視群眾疾苦甚至欺壓百性的工作作風上，而且也會表現在以這種特權來謀取個人的私利。毛澤東極端憎惡特權的思想和作風，他是官僚主義的不可調和的敵人。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時，飽含深情地回憶井岡山鬥爭時犧牲的同志，盧德銘、何挺穎、王爾琢、張子清、伍中豪……，他說，一回到井岡山，腦子裡就看到了他們一張張年輕的面孔，都是活生生的。他們都是有堅定信仰有犧牲精神的好同志，犧牲時都只有二十幾歲呀！這時，毛澤東的思緒回到億萬工農百戰多的艱苦歲月，目光卻射向未來，他深深地思考和擔憂，千百萬革命先烈用鮮血換來的人民江山，會不會因為我們隊伍中的特權思想滋長而改變顏色？他說，一想到建立紅色政權犧牲了那麼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擔心今天的政權。他以蘇聯為例，說蘇聯黨內有個特權集團、官僚集團，他們掌握了國家的要害部門，為個人撈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一般黨員和普通老百姓是沒有什麼權利的，你提意見他們不聽，還要打擊迫害。他接著說，我們國家也有危險，官僚主義作風反了多次，還是存在，甚至比較嚴重，官僚主義思想也比較嚴重。打擊迫害、假公濟私的事有沒有？這樣的事情，你們知道的比我多。但報喜不報憂，這也是官僚和封建的東西。做官有特權，有政治需要、有人情關係。縣官不如現管，假話滿天飛，忽「左」忽右、形左實右，這些很容易造成幹部的腐化、蛻化和變質，蘇聯就是教訓。我很擔心高級幹部出現修正主義，中央出現修正主義怎麼辦？有沒有制度管住他們？這時他特別提出，井岡山革命精神不能丟了，不能從我們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丟了。這些令人振聾發聵的深刻思想，是毛澤東1945年提出以民主新路跳出“興勃亡忽”歷史周期率、1949年提出“進京趕考”等一系列思考的延續和深化。這是一個具有深遠意義的戰略思考和歷史課題，後輩共產黨人應當加以警惕和自律；以能夠交出一份讓革命先烈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滿意的答卷。

從制度上入手打破「官國」傳統

1959年謝老在井岡山慰問老區時曾說，中國第一個在制度上打破「官國」傳統的人是毛主席。井岡山的士兵委員會就是一個例子，當官的沒有特權了。我們就靠這個，官兵一致、軍民一致打下的天下。他聯繫實際、意味深長地說，我們共產党進城了，當官的特權跟著就來了。很多人感到這是天經地義。我的親戚要我幫忙安排工作，覺得這是正常的。我的孩子也覺得坐我的小車，吃得比別人好，穿得比別人好，是正常的。我感到這些對我們黨來講不正常，危險。是的，進城之後當了官，面對可能滋長的特權思想和作風，一些從井岡山，從萬里長征，從延安過來的老同志也在思考這個問題，求索破題之途。在謝老講這番話之後的第六個年頭，毛澤東在井岡山與陪同的同志一起探討什麼是井岡山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傳統的時候，也特彆強調士兵委員會的重要作用。他說，在井岡山時，我們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風，現在比較提倡的是艱苦奮鬥，得到重視的是支部建在連上。忽視的是士兵委員會。支部建在連上，隨著我們掌握政權，現在全國各行各業都建有黨的組織，成為領導機構。黨的力量加強了。但自覺接受群眾臨督，實行政治民主，保證我們黨不脫離群眾，比井岡山時士兵委員會就要差得多了，全國性的政治民主更沒有形成為一種制度，一種有效的方式。井岡山時期士兵委員會是有很大作用的。由此可見，毛澤東這時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要通過有效的政治民主制度，依靠群眾的監督力量，來保證人民政權的純潔性。

毛澤東

毛澤東這是從制度上思考拒腐防變的問題，在這裏，他仍然是把人民群眾作為權力的主體來考慮的。他認為，要根治官僚主義，重要的是要擴大民主，特別是要吸引廣大人民群眾直接參加對國家的管理和監督。毛澤東曾經指出：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力問題了解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而「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在他看來，這種權利是至關重要的，是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重要體現和重要保證。他說，“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這就是說，只有勞動者的管理權得到保證，即能夠以各種有效的途徑和方式參與對國家事務的管理和監督，才能使黨和國家機關、部隊、企業和文化教育事業的領導權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裏，才能有效地防止和制止特權思想的滋生。

打破「官國」傳統的制度必須依靠人來執行

毛澤東重視從制度上防止腐化變質，同時他又強調關鍵還是人的問題，因為任何制度都是靠人來制定和執行的。如果一個共產黨員失去了理想和信念，醉心於利用官場謀取私利，再好的制度也會被擱置，被踐踏。在這裏，重要的是要解決好乾部同人民群眾的關係問題，使之能始終保持社會公僕的本色。當時，八機部部長、井岡山老戰士陳正人通過在洛陽拖拉機廠蹲點搞調查研究，真正做到了同工人「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勞動）。他在報告中深有感觸地說：“幹部特殊化如果不認真克服，幹部和群眾生活距離如果不逐步縮小，群眾是必然會脫離我們的。”毛澤東看了他的報告後作了如下批示：“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於尖銳的階級鬥爭狀態中，最後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不學會技術，長期當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他在批示中還尖銳指出：“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毛澤東懷有深刻的憂慮，擔心我們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會不會改變顏色。

1942年在延安

毛澤東同「官國」傳統決裂的現實意義

如果說毛澤東對當時形勢的估計還過於嚴重的話，那麼在今天卻更加顯示出這個警示的歷史洞察力和現實意義。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很大成就，人民的生活也有顯著改善，但勿庸諱言，我們的幹部隊伍也出現了諸多令人堪憂的問題。應當看到，在當今西強東弱、北強南弱的國際態勢下，在市場經濟大潮的衝擊下，那種特權思想除了繼續表現在工作作風之外，更為嚴重的是一些共產黨員和黨的領導幹部失去了理想信念，瘋狂地走上了以權謀私，權錢交易，不擇手段攫取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的罪惡道路。有的利用手中特權貪污受賄，盜竊國庫，榨取人民血汗，聚集大量財富；有的則官商勾結，權力投資，為謀取不義之財，視工人生命如草芥，成為新的吸血鬼；有的縱容家屬經商，利用特權一夜暴富，自己卻作秀清廉公正，欺騙公眾；有的以末日心態大量掠取財富，在國外營造銷金窟，懷揣多國護照，隨時準備開溜；有的活像封建時代官吏，戴了烏紗還嫌小，著了紅袍想紫袍，跑官買官，賣官鬻爵，時刻計算投入與產出的關係，準備大撈一把；有的為保住金交椅，守住特權，竟燒香拜佛，弄神作鬼，乞靈風水，迷信忌諱，修祖墳，建祠堂，封建霉味十足；等等，不一而足。中央雖三令五申，嚴加懲治，但這樣的人仍前仆後繼，揭出的事實觸目驚心，嘆為觀止。那些極端的腐敗分子，是社會主義的蛀蟲，是和平時期黨的事業的背叛者。寫至此，深感毛澤東的憂慮不是空穴來風，是值得我們高度警覺的。

列寧在十月革命後說過這樣一句話：「我們所有經濟機關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義。共產黨員成了官僚主義者。如果說有什麼東西會把我們毀掉的話，那就是這個。」在中國，「官國」的傳統具有非常深厚的土壤，是一種多麼可怕的習慣勢力！一切真正的共產黨員和黨的事業的擁護者，都要同這種傳統觀念徹底決裂。我們要永遠記住毛澤東的教導：官氣是一種低級趣味，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才是高級趣味。共產黨員要勇於埋葬官場習氣，打破特權思想。

［作者簡介］樑柱，男，1935年12月生，北京大學原副校長，現為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著名黨史專家、國史專家。兼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副會長，教育部鄧小平理論研究中心副主任，國家社會科學規劃學科評審組副組長，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副會長等。著有《毛澤東民主政治思想探析》、《毛澤東思想若干問題研究》、《履冰問道集》等十餘部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