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在歷史轉折關頭(1975－1982年)》(韓洪洪著)生動再現了胡耀邦同志在這段崢嶸歲月里，為黨和國家事業嘔心瀝血、勤懇工作的身影，描述了胡耀邦同志在整頓中國科學院、主持中央黨校工作、發動和組織真理標準大討論、十一屆三中全會、出任中宣部部長、推動農村改革、平反冤假錯案等重要歷史事件中的言行和作為。
胡耀邦在中宣部部長任上，為文藝界撥亂反正做的一件大事，就是為召開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以下簡稱第四次文代會)做出決策，並做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工作，使得第四次文代會在1979年年底勝利舉行，開創了我國社會主義文藝復興的新時期。
1978年召開的中國文聯三屆全委擴大會議上，把籌備召開第四次文代會作為決議提出來，並交由文聯、各協會籌備恢復小組負責。但是由於當時中宣部的主要領導仍然執行「兩個凡是」的觀點，抵制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認為“文藝黑線專政論”可以批判，但“文藝黑線”問題卻不能否定，以致文藝界一些老同志都不能回到文藝工作的崗位，引起文藝界的思想紊亂和不滿，第四次文代會的籌備工作，也遲遲不能進行。
胡耀邦任中宣部部長後，將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帶到了中宣部。在1978年12月底的兩次就職講話中，胡耀邦就針對宣傳部門如何管好文藝工作，明確提出:宣傳部門要做好工作，一定要做「雙百方針」的促進派。過去，我們在這方面是不成功的，“文革”前就是當把關的審查委員會。「四人幫」藉此打倒了文藝戰線上許多老同志，這種惡劣作風不徹底清算，百花齊放怎麼搞得好呢！
1979年1月2日，剛剛恢復工作的中國文聯舉行迎新茶話會。這是首都文藝界十多年來未有過的盛會。出任中宣部部長才一周的胡耀邦正式與文藝界近三百多位知名人士見面。他先請時任中宣部副部長兼文化部長的黃鎮宣佈:文化部和文學藝術界在「文化大革命」前17年工作中，雖然在貫徹執行毛主席革命文藝路線的過程中，犯過這樣和那樣“左”和右的錯誤，但根本不存在“文藝黑線專政”，也沒有形成一條什麼修正主義“文藝黑線”。林彪、「四人幫」強加的誣陷不實之詞，應該徹底推倒，還歷史的本來面目。這就第一次公開、徹底否定了“文藝黑線”論。
接著，胡耀邦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他代表黨中央向作家、藝術家發出熱情的呼喚:「我們偉大祖國奔向四個現代化的時代列車，現在已經開動了！黨的三中全會公報，就是這列列車的汽笛聲。」“在這個列車啟動的關鍵時刻，請同志們盡情地大膽地唱出奔向四個現代化的最強勁的進行曲，請同志們用你們手裏的琴弦撥出時代的最強音！”
他著重談到黨的宣傳部門要樹立新風，建立黨與文藝界的新關係。他說，林彪、「四人幫」把我們黨和文藝界的關係徹底破壞了，他們設置了數不清的清規戒律，他們抓辮子，戴帽子，打棍子，把全國文藝界辦成一個“管教所”。我們要砸爛這個“管教所”，要建立新的，也就是要恢復毛主席創立的黨和文藝界的正常關係。
這個新的關係是什麼呢？就是黨的宣傳部門應該是文藝界同志們前進過程的「服務站」。這個「服務站」大概要有這幾個部門:一個是文藝“問訊處”——指出文藝的方針、路線，給文藝創作以指南；一個是“資料室”——為文藝創作提供過去和現在的資料；一個是“休息室”——歌手們口渴了，有一杯涼白開喝；第四，還有個“醫療室”，假使我們的文藝工作發生了“感冒”，嗓子啞了，總要搞些“清涼劑”；第五，還要有個“修理室”，歌手們的樂器壞了，總得需要修理修理。這後面兩個就是同志們講的文藝評論和批評。這兩個我們不懂，請一些專家和人民群眾來做，採取群眾路線的方法來幫助我們把百花開得更鮮艷。
胡耀邦的講話，受到文藝界人士熱烈歡迎。
在這次迎新茶話會上，張光年分別向胡耀邦和黃鎮簡略地談到了在4月召開文代會的設想，胡、黃均表示贊成。1月15日，中國文聯正式向中央提交了召開第四次文代會的報告。
在文藝界和文化部門的有關負責人會議上，胡耀邦最後做結論說，關於文藝界的一些問題，請允許我多做一些調查，再發表意見。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今年(指1979年)一定要召開全國第四次文代會，參加的人約3000人左右，文聯和各協會的籌備組要積極做好準備工作。要寫好一個工作報告，總結30年來的經驗，特別是黨領導文藝工作的經驗。
胡耀邦作出召開第四次文代會的決策後，文藝界的同志都很振奮，一些老同志更是感慨萬千。夏衍說，文代會19年未開了，打倒「四人幫」也有兩年多了，去年文聯的擴大會議就說要在適當時機召開，可是，為什麼老是說準備，始終就是不下來？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就是原來的宣傳文化部門撥亂反正工作做得不好。三中全會後，耀邦同志當了中宣部部長，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撥亂反正的思想路線，第四次文代大會召開的願望，才得以實現。
胡耀邦親自參與總結文藝戰線30年來經驗的工作，多次與文藝界的同志們座談，交換意見。胡耀邦說:文學藝術是精神生產，我們領導文學藝術的缺點，與領導物質生產的不成功之處有類似之點，那就是三個字:「瞎指揮」，或者說是統得過死，集中過多，指揮又不高明，這不是哪一個人的過錯，哪一個人的責任問題，而是我們在執行雙百方針上有問題。文學藝術的題材問題，為什麼要劃那麼多框框，加以限制。社會主義的理想、精神，是無比的廣闊、深遠，我們的生活、事業，是無比的豐富多彩，為什麼限制只能寫這樣，不能寫那樣呢！又如對文學藝術作品的審查，過去都是少數人審查、甚至是一把手審查，也不管他懂不懂文藝，是不是按照藝術規律辦事。有的人獨斷專行，像韓復榘辦案，抹臉就放人，瞪眼就法辦。過去，我們就是吃了這個大虧，把《劉志丹》打成反黨小說，誰審查的，還不是康生一個人拍板定的調！
胡耀邦在和文學藝術界的同志座談時，為了清除「四人幫」散播的文化專制主義流毒，幾次向大家推薦讀馬克思寫的《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一文。他說，這是馬恩全集的第一篇文章。他還興緻勃勃地朗誦了這篇文章中的一段文字:“你們讚美大自然悅人心目的千變萬化和無窮無盡的豐富寶藏，你們並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羅蘭發出同樣的芳香，但你們為什麼卻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只有一種存在形式呢？”
胡耀邦說，大家看看馬克思講得多好啊！馬克思寫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反對文化專制主義。我們社會主義的生活是多彩多姿的，為什麼還要通過審查制度，讓反映社會生活的文學藝術作品，只能表現一種色彩呢？他還說，我們不搞審查，但要像商務印書館的書一樣印上「版權所有、翻印必究」。我們提倡作家的作品要“文責自負”，至於有錯怎麼究，大家可以討論討論，我看可以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和要作家加強自己的社會責任感去解決。
根據胡耀邦的意見，在京的《文藝報》和有關刊物以及上海的同志一起連續舉行了學習周恩來1961年重要講話的座談會。《文藝報》編輯部還在1979年3月舉行了文學理論批評工作座談會。
胡耀邦就任中宣部部長後，積極推動文藝界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他認為:「這不是馬馬虎虎的工作，是個大的政治問題。這是關係到全黨全國人民安定團結的大問題，不是可做可不做的事。」
1979年3月，茅盾寫了一封信給文聯籌備組的林默涵，說希望第四次文代大會能開成一個團結的會，開成一個大家心情舒暢、真正百家爭鳴的會，開成一個向21世紀躍進的大會。他希望把全國知名的老作家、老藝術家、老藝人都請來參加這個會，特別是70歲到80歲的，最好應該來的一個都不遺漏。另外，他還建議中組部過問一下對老作家、老藝術家落實政策的問題。他舉出浙江的老作家陳學昭至今還沒有人管。
這封信轉到了胡耀邦的手上，他看了深有感觸地說，文藝界不知有多少為革命作過很大貢獻的作家、藝術家遭受了冤屈，還沒有回到文藝戰線上來。他說，鄧穎超同志就叮囑過他，過問一下陽翰笙同志工作的事。胡耀邦立即指示，要中組部、中宣部、文化部、全國文聯聯合召開文藝界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座談會。
這一座談會3月底在北京舉行。會議以後，茅盾的建議，都在文代會的籌備工作中得到落實。全國文藝界落實政策、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進度也大大加快，尤其是在幾個大案中受到迫害的一些知名人士，迅速得到了平反昭雪，回到了原來的工作崗位。這就為第四次的召開做好了堅實的組織準備。
到1979年9月，第四次文代會的準備工作基本就緒，周揚的報告起草好了，胡耀邦看後，決定將報告初稿，仿照制定中央文件的辦法，發給大家討論、修改，組織一兩百人參加，以文化界為主，宣傳部門和理論界都要有人，以便走群眾路線，集思廣益，使報告成為一篇既有理論探索和研究我國社會主義文藝的發展規律，又實事求是地總結我國文藝界30年經驗的大文章。胡耀邦還決定周揚、陽翰笙、林默涵、夏衍都參加即將召開的第四次文代大會的領導工作。這就為茅盾在大會上致開幕詞、周揚作總結報告、陽翰笙作文聯會務工作報告、夏衍致閉幕詞、林默涵任大會秘書長，定好了框架。
1979年10月30日，茅盾宣佈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開幕。
人民出版社出版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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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吳連登合影
【人物簡介】吳連登，毛澤東主席的生活管理員，陪伴毛澤東度過了最後的12年，人稱「毛主席管家」。他是江蘇鹽城人，1942年生，種過田，務過工，當過服務員。1961年，在頤年堂第一次見到毛澤東。由於緊張，他端的茶竟灑掉了一半，卻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1964年，二十二歲的吳連登，被毛澤東要去管生活和家務。吳連登把這看成是自己的使命，盡心儘力地做。毛澤東家裏的人，都喜歡這個年齡不大的“小管家”。毛澤東心情好的時候，有時開起玩笑來就沒準了。吳連登的家鄉是鹽城，毛澤東就喊他“咸城人”，因為“鹽是鹹的嘛”！吳連登的“登”和電燈的“燈”是諧音，毛澤東就說他“是自己身邊一盞不滅的燈”。雖然吳連登的年齡比毛主席的女兒李敏和李訥還小，但按毛主席立下的“家規”，她們還得叫吳連登“叔叔”呢！
毛澤東的稿酬問題，是個頗多爭議的問題，有人說是100多萬元，有人說幾千萬元，還有的統計個「1.3121億元人民幣」來，說毛澤東是當時惟一一個「億萬富翁」。毛澤東究竟有多少稿費？毛澤東“管家”吳連登近日找到中紅網，表示毛澤東的“億萬稿費”是個謠傳，這個謠傳真正的真相又是什麼呢？人民網刊文詳敘了其中的前因後果，以下為原文:
毛澤東稿費到底是多少？
到毛主席老人家1976年9月9日逝世為止，他的全部稿費共計為124萬元人民幣。
中紅網:有關毛澤東稿費的一些傳聞，你們這些曾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的同志也知道了？
吳連登:有關毛澤東的事，我們怎麼會不知道！？我們聽了有些人在造謠污衊，還有些人在傳謠信謠，非常氣憤，也非常痛心，哪有這麼不顧事實胡編亂造的！所以，我們這些知情者應當出來說話。
有些報刊說什麼，「毛主席的稿費高達一億三千多萬元」，這太離譜了！我給毛澤東管家的那12年，主要是管他的工資和全家的開銷，包括負責每天為他買菜，但他的稿費我沒有管過。管他稿費的，是個名叫鄭長秋的同志，今年82歲了。他從1952年9月直到1986年離休，一直在中央辦公廳專職負責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特別財務，叫「中辦特會室」。出納為老紅軍戰士鍾子山，專職保存財務票據。對毛澤東稿費的收入、支出及究竟有多少，他們最有發言權。他們非常準確地告訴我，到毛澤東1976年9月9日逝世為止，即老人家臨終前全部稿費共計為124萬元人民幣。到1983年底，鄭長秋退休前轉交下任時，毛澤東的全部稿費共計為157萬多元。原因是存款利息上調了，稿費比原來多出了33萬。
1976年10月2日，汪東興到毛家灣檢查毛澤東遺體保護情況，接著又到毛澤東著作編委會，接見了編委會的部分同志。當時，汪東興特意把我叫去，囑咐道:「毛主席還剩下124多萬元稿費，要把這些錢都花在編輯和出版毛選上。」
吳連登致新華網、人民網和中紅網的信
毛澤東稿費從何而來？
毛澤東的稿件都是他親自撰寫或多次修改的，按國家有關稿酬規定拿稿費完全合情合理，而且有些稿費是外國出版社給的。
中紅網:毛澤東稿費的來源是哪裏？
吳連登:談及毛澤東的稿費，離不開毛澤東稿費的來源，即「毛著」的出版發行。最近，我特意問了汪東興，他向我披露了這樣一段史實。1949年，汪東興隨毛澤東、周恩來出訪前蘇聯。在莫斯科，他們發現當地出版的《毛澤東著作》謬誤百出，字裏行間多有與史實不符之處。從那時起，毛澤東萌生了要好好地集中精力修訂自己著作的想法。1951年初，經汪東興安排，毛澤東從北京來到相對安靜的石家莊小住，名義上是休息，實際上是修改「毛著」。毛澤東在石家莊住了兩個多月，修改好了《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汪東興提供的上述史實至少說明，毛澤東著作不僅絕大多數系本人親自撰稿，而且在出版前親自花費心血和精力進行了認真修改。按國家有關稿酬規定拿稿費，完全合情合理、理所當然。
中紅網:國際上有些國家給毛主席寄稿費，這是怎麼回事？
吳連登:那時的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廣大的第三世界，翻譯出版了很多毛主席著作，經常給毛澤東匯稿費過來，因為國際上都是有稿費制度的。對於朝鮮、阿爾巴尼亞等國匯來的稿費，毛澤東曾讓中央辦公廳一一退了回去，多數是汪東興主任經辦的。
毛澤東在文革中拿稿費了嗎？
在文革中，出版了毛著數億冊，但毛主席同全國人民一樣，沒有拿過國內一分錢稿費，因為他最痛恨搞特權。
中紅網:網上有文章說，在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國內出版了數億冊毛主席書，這個時期他拿的稿費最多。
吳連登:確實，文化大革命期間出版的《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錄》、《毛主席詩詞》等數量相當大，可以說數以億冊計。但是在這個特殊的時期，毛澤東沒有拿過國內的一分錢稿費。我曾專門就這個事問過鄭長秋，他非常確切地說，文革期間他所在的中辦特會室，沒有收到過毛澤東的任何稿費。也就是說，在文革中，毛澤東再版的所有著作，沒有接受過任何的稿費。
中紅網:有些人一再造謠說，毛澤東在文革中拿了多少多少稿費，你是怎麼看待這件事的？
吳連登:有人說，在文革中全國都沒有稿費了，就毛澤東一人還有稿費，好像他在搞特權，以權謀私，拿了億元稿費，這完全是彌天大謊、胡說八道。毛澤東一生最痛恨腐敗、反對特權，從來不稿特殊。我舉個例子。上世紀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全國吃的東西非常緊張。毛澤東跟大家一樣，好長時間裡，雞鴨魚肉統統沒有吃過。他每月吃的糧食，那時候也只有18斤糧票。他多次對我們說，我是個普通的市民，一樣實行憑票、憑證供應，如布票、棉花票、糖果票、工業卷等。我們要和老百姓一樣，不管有什麼困難，一起共度難關。文革中既然已經明確取消了稿酬，他不會也不可能一個人搞特權，接受那樣天文數字的稿費！他老人家還有一個特點，決不摸錢。就是他的這些錢和糧票，我們比他自己還清楚。
對此，汪東興曾對我說過:「不要說什麼毛主席有‘億元稿費’，就是100多萬，他老人家也覺得太多太多了，為此還曾責怪過我。記得有一次，毛主席就責問我:‘這個稿費，你怎麼越搞越多呀？’我說:‘不是我搞多了，是你沒有怎麼開支，每年又有利息，當然就越來越多了。’大家想想，毛主席連百萬稿費都要責怪，還能容許自己有‘超億元’這一天文數字的稿費嗎？」
毛澤東稿費如何管理？
毛澤東視稿費為黨的錢，人民的錢。將稿費放到中辦特會室只有他一人。毛澤東在稿費的使用上也是很嚴格的，每次都要由我們向他老人家寫出報告，經他親自批示同意後，才能從由中辦特會室掌管的毛澤東稿費中提出少量費用。
中紅網:你剛才談到，毛主席的稿費是由「中辦特會室」管著的，那麼是如何具體管理的呢？
吳連登:毛澤東本人對稿費的使用上，是很嚴格的，每次都要由我向他老人家寫出報告，經他親自批示同意後，才能從由中辦特會室掌管的毛澤東稿費中提出少量費用。
就拿我來說，每次遇到毛澤東家裏的錢不夠用時，都要寫條子請毛澤東特批，才能拿到。這條子怎麼寫呢？都是這樣:「主席，需要從你的稿費中領取多少多少錢，作為家庭生活補貼，請予批示。」寫好以後，毛澤東看一看，拿起筆來，在上面就批:“同意。毛澤東！”批完後，我才能拿著這個條，到中央特別會計室把錢領回來，作為家庭的補貼之用。
當時，擔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汪東興，對毛澤東稿費的管理也抓得非常緊，在管理上非常嚴格。毛澤東稿費的每一筆收入和支出，都要直接報汪東興同志閱示，他也從來沒有亂批過一分錢。
中紅網:你能舉個例子來說明嗎？
吳連登:鄭長秋曾給我講了他親身經歷的一件事。1972年的一天，身著軍裝的張玉鳳坐著華沙轎車，來到中辦特會室，說明主席處需要八千元錢，實際上是江青要的，而且都還要新票。鄭長秋就對張玉鳳說:「我們一道去銀行取吧。」
在西單一家工商銀行，鄭長秋自報家門:「我是中辦特會室的財務，名叫鄭長秋。」
「鄭長秋？噢，知道知道，通過不少電話，中辦特會室有這麼個人。但從來沒有見過面，今天怎麼還帶著一位年輕的女軍人？」 工商銀行的工作人員一面回答，一面心中生疑。
當時是一種什麼政治氛圍？階級鬥爭要天天講。銀行領導覺得情況異常，決定先穩住他倆，便解釋道:「我們行現在沒有這麼多的新票，要到庫里去提。請二位稍等。」說著，把他倆請到了客廳里。
接著，一個電話打到了中辦政治部查詢有關情況，得到「不知道」的回答後，又撥通了汪東興的秘書孫守明的電話，這才真相大白。而此時，鄭長秋和張玉鳳已在這家銀行被客客氣氣地“軟禁”了兩個來小時。可見，當時要取出毛澤東的稿費並非易事。
中紅網:毛澤東逝世後，稿費是如何處理的？
吳連登:毛澤東逝世以後，毛澤東的稿費還是放在中辦特會室。大概在八十年代，就全部上交國庫了。
毛澤東稿費是如何花的？
毛澤東說:「我的東西，包括這個稿費，都是從老百姓那裏來的，是黨的稿費、人民的稿費，是做事情來的，要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中紅網:毛澤東在稿費的使用上是什麼原則？
吳連登:毛澤東主席一再告訴我們，他參加革命，是為了解放老百姓，是為人民服務。這可以說是毛澤東一貫的思想。毛澤東席曾對我說:「我的東西，包括這個稿費，都是從老百姓那裏來的，是黨的稿費、人民的稿費，是做事情來的，要取之於民、用之於民。」
汪東興曾給我講起他跟毛澤東有次討論稿費的事。那天，汪東興到毛主席那裏辦事，談起了稿費問題。
「主席，您的稿費不能總存在中辦特會室名下……」 汪東興說。
「這個稿費是黨的稿費，老百姓的稿費。」毛澤東毫不猶豫地答道。
「那您的孩子怎麼辦？」汪東興問。
「孩子們都長大了，他們為人民服務，人民給了他們的一定的待遇和報酬，可以自己養活自己。」毛澤東說。
汪東興說到這裏，不無感慨地說:「毛主席就是這樣一心一意為人民。他老人家的子女也很爭氣，也很自覺，從來沒有打過毛主席稿費的主意，更沒有主動提出索要毛主席的稿費。毛岸青沒有，李敏沒有，李訥沒有，毛遠新也沒有。」
中紅網:毛澤東的稿費具體是怎麼個花法？
吳連登:毛澤東主席稿費多數還是用在了公家的事情上。如其中最主要的一種用途，就是用於「還情」當年資助過中國革命的黨外民主人士。毛澤東每年都給章士釗、王季范各兩千元，分上、下半年兩次。
還有，遠在湖南的毛家親屬而來北京看望毛澤東，也是從毛澤東的稿費中開支有關的食、住、行和看病等費用。按毛澤東的要求，我們還不定期地給他老家的親戚寄點錢，數額非常有限，僅僅是作為解決臨時困難之需。再就是主席家裏因工資不夠的部分，也會從稿費中解決，以貼補家用。毛澤東在中南海修游泳池，也花了一些稿費。
毛澤東
中紅網:我從李銀橋的回憶錄上看到，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毛澤東為了幫助八三四一部隊警衛戰士們學習科學文化，指示在中南海內開辦學校，讓從他的稿費中拿出錢來，給每個戰士買了一套課本和筆墨、字典、地圖冊、作業本等，並以他的名義請來了專職老師，給這些戰士教授語文、數學、政治、自然、地理等課程。
吳連登:當年我在中南海工作時，也聽說了有這麼一回事。其實，毛澤東為這些警衛戰士買的東西還不止這些。如為了讓他們更好地鍛煉身體，毛澤東曾特意讓用他的稿費，在豐澤園裏添置了單杠、雙杠、啞鈴、拉力器、乒乓球枱等體育器材，給他們使用。
中紅網:聽說毛澤東的家裏人，也用了一些稿費？
吳連登:是的。毛澤東每月的工資是404元8毛，江清的工資是243元。他們倆個很開放，早早就實行了AA制，各花各的錢。毛主席說，人民給我的待遇，就是給我的工資，以保證我和家庭的生活。
1972年，經毛澤東批示，分別給賀子珍、江青、李敏、李訥各八千元，作為生活補貼之用。當時，賀子珍在301醫院住院，鄭長秋同志把八千元送給她時，她好感動，感謝毛主席對她的關心，說:「這錢就放在你那裏，我需要開支的時候再取。」後來，我幾乎每周都去一次301醫院，總不見她要買點什麼，我就主動給她買了半導體收音機、錄音機和錄音帶。賀子珍在住院期間，共總花了四千元左右，我就將剩下的三千餘元送給她。她再三推辭，堅決不要。最後，我只得將這些錢，又放回到毛澤東的稿費中。
給李訥的八千元，我當時只給了她三千元，還有五千元我給她存入了工商銀行，一是有計劃地使用，二是可以增加點利息。毛澤東這樣給家人和子女們從稿費中提錢，是一生中僅有的一次。後來，毛澤東又給過江青三萬元。
此外，毛澤東再也沒有給過她們錢。
中紅網:聽說毛澤東還曾用自己的稿費資助過身邊的人？
吳連登:是的。當時，在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每個月都發工資，但有時也會遇到生活困難的時候。每到這時，只要毛澤東知道了，他總是主動給資助。就拿我來說吧，就資助過兩次。
1964年，我剛到毛澤東身邊工作不久，我家的房子被火燒掉了。後來，我一個朋友也在主席那兒工作，跟毛澤東主席聊天的時候談起來了，知道了這件事。他就讓人裝了三百元錢放在一個信封里，送給了我。
後來，我去感謝毛澤東主席，說:「謝謝主席的關心！」
毛澤東說:「你有困難，我應該幫助你，我們都是同志嘛！」接著，毛主席又講:“再說，這個錢也不是我的，是人民的，所以你不要謝我，要謝就謝人民呢！你們年輕人，要集中精力好好學習，向社會學、向書本學。努力學好本領，將來更好地為人民服務啊！”
後來，我結婚的時候，毛澤東又資助了我二百元錢。不要小看了這二百元錢，因為那是領袖送的，那是領袖對我們的關懷。
毛澤東的生活是怎樣的？
毛澤東用自己的稿費資助了不少人，可他自己卻省了又省，生活十分節約。
中紅網:聽說毛澤東的生活非常節約，你能不能給我們談談這方面的情況？
吳連登:好的。他老人家總是這樣，事事處處總是想著別人。比如吃飯，自己吃飽了，可還想著別人有沒有飯吃，有沒有吃飽。對在他身邊工作的人，總是這樣非常關心他們的工作和生活，用稿費資助過不少人。可他自己，卻是省了又省。毛澤東要求我們，花每一分錢都要算著花。
有好幾回，我去找毛澤東要錢。他一見我，就笑著問:「你今天來，是不是又跟我要錢來了？」
我就說:「是的，錢又不夠用了。」
我接著又說:「主席，請你看看帳吧！」
毛澤東說:「把這個家交給你，由你來管我這個家，我放心，我不看。」
毛澤東說的讓我管這個家、他放心這個話，他跟汪東興講過，跟江青也講過。
我說:「主席，最近家裏錢不夠用，需要從稿費里支點錢。」
他說:「好吧，你寫個條。」
等批完條子，我走的時候，毛澤東又囑咐:「錢還是要省著點用啊！」
毛澤東進城以後，沒有蓋過棉被，蓋的都是毛巾被。冬天三床，春秋兩條，夏天一條。毛巾被蓋久了，老洗它，就有了破損。毛澤東就讓我們補一補。一補再補，有的補了七十多個補釘，還在用。最近，我跟毛澤東的警衛員周福民到韶山去，看了從倉庫里拿出來的補了又補的毛巾被，我們倆都哭了。
毛澤東的財產或家當到底有多少？
毛澤東沒有自己的家當，使用的所有東西都是公家的，每月還要付租金。毛澤東不論在在國內銀行還是在國外銀行，沒有一個存摺，沒有一分錢存款。
中紅網:毛澤東的財產或者說家當到底有多少？
吳連登:1976年9月，我將毛澤東遺體護送到人民大會堂供人民瞻仰時，在這位老人的身後，除有幾套毛式中山服、剩下500多元生活費外（後來這幾百元錢也作為文物收藏了），不論在在國內銀行還是在國外銀行，沒有一個存摺，也沒有一分錢的存款；既沒有一套高檔服裝，沒有一件金銀珠寶，也沒有給子女留下一分錢、一間房、一壠地等任何物質遺產；在這位老人的身後，只有他終生酷愛痴迷的十餘萬冊書籍！只有海內外出版他的著作所付、歸中辦特會室管理的稿酬120多萬；1974年，由上邊安排，他的子女每人分到了八千元，其餘全部上交國家。這就是領導了近10億人口、時間長達27年的人民共和國領袖的全部家當！
中紅網:毛澤東的住房、傢具屬於誰的？
費，冬天家裏還要交取暖費，以及傢具費。這個傢具的範圍就大了，包括毛主席睡的床、掛衣服的架子、坐的桌椅板凳、用的地毯，包括廚房裏配的冰箱，統統都是公家的，都是需要交錢的，就是租金了。只要毛主席帶頭交了，中南海就沒有一個人不交。
費不一定，用多了或用少了，錢就有多有少吧。有時候用多了，錢不夠用了，我就去找毛主席要錢了。
你如何看待毛澤東「億元稿費」謠傳？
「毛澤東億元稿費」謠言在海內外傳開後，嚴重損害了毛澤東的聲譽，侵犯了作為中國公民應享有的尊嚴和權力。毛主席也是人，也應享有人的尊嚴和權利，絕不能這樣任人糟踏！
中紅網:你剛才用無可辯駁的事實，澄清了三個問題:一是到毛澤東逝世時為止，他所余稿費的準確數是124萬元人民幣；二是「文革」中在國內出版的所有「毛著」與舉國上下的著作人一樣，沒有分文稿費；三是毛澤東對待稿費的態度是明確的和一貫的，就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請問你如何看待毛澤東「億元稿費」謠傳這件事？
吳連登:「毛澤東億元稿費」謠言在海內外傳開後，嚴重損害了毛澤東的聲譽，侵犯了作為中國公民應享有的尊嚴和權力。毛主席也是人，也應享有人的尊嚴和權利，絕對不能這樣任人糟踏！
有人提出:對於一貫聲稱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的毛澤東來說，一輩子奮鬥的結果是把自己變成全國唯一的「億萬富翁」，這是不是他的悲劇？還有人提出:假如「文革」中毛澤東拿的這筆稿費被看作合理收入，那麼，就應該給當時全國發表文章卻拿不到稿費的所有寫作者補發稿酬，否則就是巨大的不公平。更有人提出:如果不給其他寫作者補發稿費，卻又把那一億多元看作毛澤東的私產，一種制度和政策怎麼能如此明目張胆地製造特權、維護特權？
現在，在上述鐵的事實面前，不管謠言變換什麼形式和表現手法，都將不攻自破。上面提及的應該理解的種種質疑，也就很容易化解了。
當然，毛澤東既然一貫堅持他名下的稿費是黨的、人民的，無疑是他的一種心愿。嚴格地說，這筆稿費就應該姓公而不是姓毛，不能用來補貼家用和子女生活，接濟家鄉的親屬，還有江青的花銷等。
但是，一個問題往往存在兩個方面。毛澤東以人民利益為重，嚴格要求自己而作以上表述，這是一個方面。然而，作為組織，就不能不考慮到著作人的利益。畢竟毛澤東的絕大多數著作系親自撰稿、所付出的勞動應得到尊重。有人說，毛澤東的著作不少是由秘書代勞，這能說是事實嗎？毛澤東筆耕勤奮是黨內外很多人都清楚的。可以肯定，毛澤東的文章即使是由秘書所寫，也是非常有限的，是有一定範圍的。因為他們的年齡、經歷等關係，到毛澤東身邊工作只是工作需要，而絕不可能是那些重大軍政問題的思考、決定與決策，會由秘書代勞。如長征怎麼走，抗日戰爭、三大戰役怎麼打？又如論聯合政府、新民主主義論等著述怎麼寫？就是秘書想代筆，恐怕難有這份筆力。
還有人分析，對於毛澤東的稿費，可以在組織與個人之間作一合理界定。如四六開、三七開……公私分明，合理合法，也就無懈可擊了。從這個意義上講，將稿費用於補貼家用、子女等，於情於理，同樣無懈可擊。這裏需要指出的是，毛主席將稿費用於補貼家用、子女等開支，這麼多年總共加起來也不到十萬元，可以說所佔比例很小。再者，讓一個大國的元首、執政黨的主席的收入入不敷出，捉襟見肘，怎麼說也不是中華文明古國的榮耀吧。
總之，為了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對毛主席他老人家負責，我們必須堅持實事求是，任何時候都要以事實說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