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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前部長王芳回憶:毛澤東「失蹤」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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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前部長王芳回憶:毛澤東「失蹤」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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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前部長王芳回憶:毛澤東「失蹤」事件

2020年10月23日 18:07

毛澤東

毛主席在杭州期間,興緻勃勃地爬了玉皇山、北高峰、莫干山、城隍山、北山、錢江果園、五雲山、獅子峰、天竺山等,幾乎把杭州市周圍所有的山都爬遍了,有的地方還去過多次,差不多每個星期出去一次。他對杭州秀美壯麗的自然風光讚嘆不已。這裏有他的詩《七絕·五雲山》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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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雲山上五雲飛,

遠接群峰近拂堤。

若問杭州何處好?

此中聽得野鶯啼。

五雲山在杭州西南方向,錢塘江北邊,離市區有七八公里。如今屬於城西風景保護區。這裏群山連綿,峰巒疊翠,風光宜人。我陪主席先後兩次去過五雲山。一次是從錢江果園,經獅子峰、五雲山,到天竺山回來。主席意猶未盡,又一次直接上五雲山,從龍井茶主要產地梅家塢下來。這首詩是主席第二次上五雲山後的即興之作,沒有公開發表。主席用詩歌讚美杭州自然風光,表達對第二故鄉杭州的深情熱愛。

主席每年都來杭州,差不多每次都要抽時間去爬山。可是有一次出了一個意外,搞得大家十分緊張,我也因此挨了批評。

一天下午6點鐘,該是主席吃飯的時候了,可是主席還沒有回來。住地工作人員打電話問主席辦公的地方,回答是主席下午4點半已出去了。問羅瑞卿、楊尚昆,他們也不知道。7點鐘了,主席還沒有回來。羅瑞卿和楊尚昆急忙趕到劉庄,問到底是怎麼回事,但誰也說不清楚。他們擔心主席外出去偏僻的地方,遇上意外的事故,又無法與家裏取得聯繫。那時沒有隨身帶的通信工具。羅瑞卿、楊尚昆估計主席會到哪幾個地方去,趕緊派出幾路人馬去尋找,同時又打電話到幾個公安執勤點查詢。時間到了晚上8點多,還沒有主席的蹤影,也沒有任何消息。羅瑞卿、楊尚昆急得團團轉,頭上直冒汗。不知道主席到底去哪裏了,路上會發生什麼問題,萬一有個什麼長短,這天大的責任誰能承擔得了!這次羅瑞卿隨毛主席來杭州,直接負責毛主席的安全保衛工作。羅瑞卿在公安機關向來以自身作風嚴謹、對下級要求嚴格聞名。對主席的安全保衛工作更是一絲不苟,哪怕一點小小的差錯,也是絕對不能容忍的。如今遇上這種情況,怎麼不叫他萬分焦急和提心弔膽?

那天的事情的確很意外,不僅搞得羅瑞卿、楊尚昆很緊張,而且搞得我也十分緊張和疲憊不堪。

事情原來是這樣的:這天下午,時間已到4點半,主席從辦公室里出來,對我說:「老毛病又犯了,昨天晚上沒有睡好覺。我們出去走一走。」

天已晚了,到哪裏去比較合適?主席的習慣是說走就走,不容遲疑。我腦子裡迅速思索著,決定到錢塘江邊上的錢江果園去。那裏的梨花已經開了,地勢比較平緩,山坡不陡,路也不太遠,轉一下回來吃晚飯還來得及。

我們一行數人立即陪主席乘車來到錢江果園。主席健步走上北邊的山坡頂上,回身南望,眼前是一片雪白的梨花和長勢良好的小麥、油菜。空氣中散發著甜甜的清香。主席顯然很高興。我在前面帶路,主席在後面走。我知道主席走路有個從不改變的習慣,就是不走回頭路。所以我從山坡的西側帶主席上坡,準備從山坡東側帶主席下坡。這樣我們在果園轉一圈出去,估計6點鐘就可以回家了。

毛澤東在杭州(1954年)

主席知道了我的意思,停住了腳步,朝我笑笑說:「要回家?還早呵!你們不累吧?繼續往前走。」說著,他邁開大步朝獅子峰方向走去。我們不知道他還要走多遠。他在前面快步走著,我們只好在他後面緊緊跟著。到了獅子峰山頂,主席才歇下腳來。這裏是獅峰龍井茶的產地,在坡地上,一層層,一片片,遠近幾千畝茶山,在早春夕陽的映照下顯得格外清新。主席活動著胳膊,深深地呼吸著。

過了好長時間,主席又向五雲山方向走去。這時太陽快落山了。我想勸主席回家,但主席不走回頭路,往前走,路還長著呢。我心裏暗暗著急。五雲山是這裏最高的一個山峰,海拔近400米,上了山,主席佇立山頂,舉目遠望,一覽眾山小。這時太陽已落山了,西邊的天上映出大片彩霞,南望錢塘水,滔滔東去,東眺西子湖,平靜似鏡。五雲山頂有一個廟,主席和我們在廟前拍了一張照。相一照完,天似乎立刻暗下來了,大家還想再拍幾張,就來不及了。我催主席抓緊趕路,因為下午主席出來時家裏不知道。已經過了吃晚飯的時間了,還不見主席回家,他們肯定很著急。可是主席說「不忙」。他點上一支煙,悠悠地吸著,看著五雲山下暮色蒼茫,峰巒起伏,煙雲繚繞,幾處農戶亮起了電燈。現在已是農民收工回家吃晚飯的時候了。主席還不想走。不知是被眼前的景色吸引住了,還是在思考什麼問題,或者是在醞釀一首詩詞。

這時我們大家感到有點累了,渴了,但主席絲毫沒有疲勞的表示,下了五雲山,仍然大步往前走著。這時我們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既不能走回頭路,也沒有地方繞近路。過了五雲山只有往天竺山方向走去。北京來的幾位警衛幹部不知道我們走在什麼地方,向什麼地方走去,他們已辨不清現在的方位。我雖沒有到過這裏,但我知道大體方位。出於對警衛工作的敏感和警惕,我和他們一樣,內心感到很是緊張和不安。四周是荒山野嶺,走的是崎嶇不平的羊腸小道,有的地方被水沖了,根本無路可走,加上天已全黑了,我們幾乎在摸黑行進。不一會,前面真的無路可走了。我說:「主席,不行,前面沒有路了。」主席說:“魯迅說過,路是人走出來的,這裏沒有路,我們給杭州人民走出一條路來。”主席的個性是從來不怕任何困難,越是困難越要挑戰。他加快步伐往前走去。我趕緊上前去。越過幾道被大水沖成的土坎和亂石,接著是陡坡。由於樹長得茂密,連星光也借不到了。主席兩手搭著我肩膀,我憑腳底的感覺,一步一步探著往下走。因為是陡坡,泥土又潮濕,有點打滑。主席個頭又高又大,分量壓在我肩膀上,我如滑倒就要和主席一起滾下山去。我挺直腰板,穩住全身,一步一步往下移動著。我思忖,主席為什麼喜歡在這荒山野嶺中趕夜路,估計是他在尋找戰爭年代晝伏夜行與敵周旋的那種感覺。

過了五雲山,又上了天竺山,這裏地勢比較平緩了。荒草中的小路依稀可以辨認。主席在路旁一塊大石頭上坐下稍稍休息。幸虧有個警衛員身上帶了一壺水,給主席喝了兩杯。這時我身上都被汗浸濕了。大家又飢又渴又疲勞,但看到主席這麼大年紀了,走了這麼多路,沒有疲勞的表現,感到非常高興,誰也不肯說聲累,個個顯得精神振奮,毫無倦意。

1954年,毛澤東在杭州西子湖畔

這時,我趕緊叫人到上天竺的浙江省公安幹校給住地打電話,告訴主席現在的方位。正在焦急萬分的羅瑞卿、楊尚昆,立即趕到上天竺把主席和大家接回去。回到住地已是夜裏8點半的時間了。他們為主席「失蹤」4個小時虛驚一場。一到住地羅瑞卿同志對葉子龍和我就發作起來,批評我們不打招呼,太大意。還個別對我說:“對主席的安全,不能有半點疏忽。”

三上北高峰

三上北高峰,

杭州一望空。

飛鳳亭邊樹,

桃花嶺上風。

熱來尋扇子,

冷去對佳人。

一片飄颻下,

歡迎有晚鷹。

這是毛主席1955年在杭州寫的一首詩《五律·看山》。20世紀80年代公開發表後,大家都說毛主席這首詩是對杭州的湖光山色的讚美。如果光從字面上看,是無可非議的,也是可以接受的。其實不然,主席是在批評我們的警衛工作。主席對我們在警衛工作中脫離群眾的做法十分不滿,用寫詩詞的方式提出了嚴肅的批評。

主席三上北高峰,都在他第一次來杭州那段時間。根據主席不走回頭路的習慣,這三次我們分別從北高峰的正面和東、西兩側爬上去,再從不同方向下山的。主席為什麼對北高峰特別感興趣,連去三次?我分析是北高峰乃杭州近郊最高的山峰,主席喜歡登高望遠,站在北高峰頂,放眼遠眺,湖光瀲灧、山色空濛,濤濤錢江、煙波浩渺。主席詩人氣質,對這景色的感受肯定和常人是不大一樣的。

社會上有人傳說,一些小報過去也捕風捉影,說主席在北高峰的廟裏抽過簽,說他有帝王之相。那是胡編亂造。我清楚地記得,第一次我陪主席去北高峰,是從北高峰的正面即靈隱後面,經上天竺過韜光寺上去的,李敏和毛遠新也跟去了。當時他們還都是小孩子,對在天竺廟裏有人抽籤算命感到很新奇。主席上山熱了正在擦汗。毛遠新、李敏跑來對主席說有不少人在廟裏抽籤算命的事。主席說,這是一種迷信活動,等你們長大就見不到了。你們願意的話,可以去試一試,若干年後你們就體驗不到了。主席這句話的意思是,隨著社會主義革命的深入,這種封建迷信活動很快就可能消失了。他是讓孩子們作為生活體驗去接觸一下這種東西的。

1954年2月10日,毛澤東登杭州北高峰

另一件有趣的事,當時擔任中央政府副主席的高崗,1953年10月來杭州,我陪他去玉皇山時,他真的在玉皇廟抽了簽。那是個上上之簽,說他是大富大貴之人。他感到非常高興。可是不到一年,因高饒反黨集團的陰謀被揭露,他不久就自絕於人民,成為歷史的罪人。

第二次登北高峰是從玉泉經鳳來亭過桃花嶺上山的。往留下方向下來時天色已晚,望見炊煙繚繞,正是農家點火做飯的時候。我們下山路過一戶農舍,只見門戶緊閉,不見一人。儘管這種情況事先我就知道,此時心中仍覺得有些矛盾和不安。主席外出,既要確保絕對安全,又要能夠接觸群眾,如何處理好其中的關係,我們在工作中不斷努力和探索,但離主席的要求還是很遠。主席和我們站在農舍旁的幾棵大松杉樹下休息。松杉長得高大挺拔,樹冠大,冬天不落葉,春天長新葉、掉老葉,風一吹,樹葉紛紛落下。主席站在樹下悶聲不響,似在思考什麼問題。我準備挨主席的批評。這時,忽然從房後跳出一隻大公雞,它見人也不害怕,迎面向我們走過來。這時主席笑著對我說:「廳長,廳長,你把群眾管住了,卻沒有把大公雞管住。是這隻大公雞不聽你管,還是你管不住它?我們到這裏,沒有群眾歡迎我們,還有大公雞歡迎我們呢!」

主席用這種風趣的方式批評我們,對警衛工作脫離群眾表示不滿。

主席第三次上北高峰,是從留下老東嶽上去的。那條路是石板鋪成的,年代久遠,多有破損,路面長滿雜草,但相當陡,兩旁沒有樹木。已是3月中旬,那日天氣晴好,空氣有些悶熱。登山時身上微微出汗,主席敞開衣裳,手裏拿了把扇子。由於當時國內階級鬥爭十分尖銳複雜,浙江又是蔣介石的老巢,敵人的破壞活動很頻繁。中央指示公安機關要提高警惕,嚴防階級敵人破壞、搗亂。因此,我們對主席的警衛工作也特別小心。為保萬無一失,在主席活動經過的地方,我們都做了充分的準備工作。那天上山前,我們事先派人對遊人做了疏散和佈控。主席一路上見不到群眾,他很不高興,也不吭聲。那首《五律·看山》,我估計就是那天打的腹稿。

主席在詩中寫的「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指的是他三次登上北高峰,遠望杭州一座城,不見杭州老百姓,在北高峰上,只看到“飛鳳亭邊樹”,吹到“桃花嶺上風”。鳳來亭、桃花嶺,原名飛鳳亭、桃源嶺,主席在詩中把名稱改了。這些地方本來是人們來往休息的地方,但此時卻見不到群眾。“熱來尋扇子,冷去對佳人”兩句,意思是冬去春來,杭州西湖更美。他記得二上北高峰時,在大松杉樹下休息,春風吹來,“一片飄颻下,歡迎有晚鷹”,在門戶緊閉的農舍旁,只有一隻大公雞來歡迎他。主席由此感受到一個領袖人物,一個黨的領導幹部,從現實生活中到思想上、感情上,如果不能和群眾緊緊在一起,以致脫離群眾、遠離群眾,會造成什麼樣的結果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毛主席的胸中時刻裝著廣大人民群眾,想著人民群眾的利益。為了我們國家獨立、民族解放、人民翻身,他奮鬥一生,奉獻了他的一切。共產黨執政後,他對黨內一些幹部高高在上,作威作福,官僚主義,脫離群眾的作風深惡痛絕。我們在搞警衛工作時,為了保衛毛主席的絕對安全,在安排他去的地方,有時搞了一些諸如對群眾進行疏散、控制,甚至清場等安全措施,致使主席不能隨時見到群眾、接觸群眾、了解群眾的思想和要求。這使主席感到很不滿意。幾次向我們提出批評。他還說,我們黨和群眾的關係,就是魚水關係,脫離群眾,就像魚離開水,活不成了。我們領導幹部和群眾是平等的,不是高人一等,不能脫離群眾,更不能欺壓群眾。這裏有個立場問題,也有個感情問題。我們共產黨人要時刻牢記,千萬不要犯這個錯誤。

毛澤東在杭州

毛主席時刻不忘教育在他身邊工作的同志。和主席在一起,聽他日常的談話,無論抓住一件什麼事情,他都會引出一番深刻的道理來,讓你不知不覺在接受他的諄諄教誨。記得是主席第一次來杭州的第二天,他對我說要出去走走。我就陪他去雲棲,就是陳雲同志後來題詞「雲棲竹徑」的那個地方。我們從入口處一直走到最裏邊。這裏環境幽靜,滿山修竹,溪水潺潺。主席在繁忙工作之餘,到這裏走走,非常高興。我走在前面給主席帶路。主席走路有個顯著的特點,就是抬頭挺胸,雙目遠視,不看腳前的路面。不管腳下坑坑窪窪,只管跨著大步往前走。當時路高低不平,長滿雜草,路中央還有一堆糞便。我怕主席只管抬頭走路踩著糞便,便提醒他:“主席,當心前面有糞便。”主席停下腳步朝我笑著說:“你大概不是貧下中農?”我說:“我是中農。”主席說:“你過去沒有干過農活吧?”我說:“小時候在地里干過輕便活,重活沒有干過。”主席說:“怪不得你害怕大糞。農民看到了就會把它撿起來,拿回去當肥料,給莊稼施肥時還要用手抓大糞。在路上看到大糞有什麼好害怕的?”主席說的是一件平常小事,像是在跟大家開玩笑,但又意味深長。他時刻不忘勞苦大眾,借用各種機會教育我們要保住革命本色,不要忘本,不要脫離人民群眾。

記得有一次主席又一個晚上沒有睡好覺,提出要去爬山。我們準備去爬玉皇山。那時玉皇山下有滑竿,是給上山遊客乘坐用的。主席在杭州爬了那麼多次山,從來不肯坐轎。主席不願坐轎,我們悄悄從留下駐軍那裏調來兩匹馬,主席爬到中途累了讓他騎馬上山。主席見後面有兩匹馬,就問是幹什麼的。知道我們的用意後,又很不高興,說是我爬山還要去部隊調馬,那像什麼話,命令我們立即把馬送回去。

主席登山不坐轎,中央的老同志來杭州登山也從不坐轎。記得為此事有關方面專門請示過毛主席,他說,老同志爬山,轎子不要坐了,爬不動了,可以休息一下,慢慢爬。坐轎子上山,群眾影響不好。

不久,玉皇山下抬遊人上山的轎子,被杭州園林管理部門取締了。

主席是全國人民無比愛戴和敬仰的領袖,而他卻把自己當作人民群眾中的普通一員。

摘自《王芳回憶錄》  王芳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胡耀邦在歷史轉折關頭(1975-1982年)》(韓洪洪著)生動再現了胡耀邦同志在這段崢嶸歲月里,為黨和國家事業嘔心瀝血、勤懇工作的身影,描述了胡耀邦同志在整頓中國科學院、主持中央黨校工作、發動和組織真理標準大討論、十一屆三中全會、出任中宣部部長、推動農村改革、平反冤假錯案等重要歷史事件中的言行和作為。

胡耀邦在中宣部部長任上,為文藝界撥亂反正做的一件大事,就是為召開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以下簡稱第四次文代會)做出決策,並做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工作,使得第四次文代會在1979年年底勝利舉行,開創了我國社會主義文藝復興的新時期。

1978年召開的中國文聯三屆全委擴大會議上,把籌備召開第四次文代會作為決議提出來,並交由文聯、各協會籌備恢復小組負責。但是由於當時中宣部的主要領導仍然執行「兩個凡是」的觀點,抵制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認為“文藝黑線專政論”可以批判,但“文藝黑線”問題卻不能否定,以致文藝界一些老同志都不能回到文藝工作的崗位,引起文藝界的思想紊亂和不滿,第四次文代會的籌備工作,也遲遲不能進行。

胡耀邦任中宣部部長後,將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帶到了中宣部。在1978年12月底的兩次就職講話中,胡耀邦就針對宣傳部門如何管好文藝工作,明確提出:宣傳部門要做好工作,一定要做「雙百方針」的促進派。過去,我們在這方面是不成功的,“文革”前就是當把關的審查委員會。「四人幫」藉此打倒了文藝戰線上許多老同志,這種惡劣作風不徹底清算,百花齊放怎麼搞得好呢!

1979年1月2日,剛剛恢復工作的中國文聯舉行迎新茶話會。這是首都文藝界十多年來未有過的盛會。出任中宣部部長才一周的胡耀邦正式與文藝界近三百多位知名人士見面。他先請時任中宣部副部長兼文化部長的黃鎮宣佈:文化部和文學藝術界在「文化大革命」前17年工作中,雖然在貫徹執行毛主席革命文藝路線的過程中,犯過這樣和那樣“左”和右的錯誤,但根本不存在“文藝黑線專政”,也沒有形成一條什麼修正主義“文藝黑線”。林彪、「四人幫」強加的誣陷不實之詞,應該徹底推倒,還歷史的本來面目。這就第一次公開、徹底否定了“文藝黑線”論。

接著,胡耀邦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他代表黨中央向作家、藝術家發出熱情的呼喚:「我們偉大祖國奔向四個現代化的時代列車,現在已經開動了!黨的三中全會公報,就是這列列車的汽笛聲。」“在這個列車啟動的關鍵時刻,請同志們盡情地大膽地唱出奔向四個現代化的最強勁的進行曲,請同志們用你們手裏的琴弦撥出時代的最強音!”

他著重談到黨的宣傳部門要樹立新風,建立黨與文藝界的新關係。他說,林彪、「四人幫」把我們黨和文藝界的關係徹底破壞了,他們設置了數不清的清規戒律,他們抓辮子,戴帽子,打棍子,把全國文藝界辦成一個“管教所”。我們要砸爛這個“管教所”,要建立新的,也就是要恢復毛主席創立的黨和文藝界的正常關係。

這個新的關係是什麼呢?就是黨的宣傳部門應該是文藝界同志們前進過程的「服務站」。這個「服務站」大概要有這幾個部門:一個是文藝“問訊處”——指出文藝的方針、路線,給文藝創作以指南;一個是“資料室”——為文藝創作提供過去和現在的資料;一個是“休息室”——歌手們口渴了,有一杯涼白開喝;第四,還有個“醫療室”,假使我們的文藝工作發生了“感冒”,嗓子啞了,總要搞些“清涼劑”;第五,還要有個“修理室”,歌手們的樂器壞了,總得需要修理修理。這後面兩個就是同志們講的文藝評論和批評。這兩個我們不懂,請一些專家和人民群眾來做,採取群眾路線的方法來幫助我們把百花開得更鮮艷。

胡耀邦的講話,受到文藝界人士熱烈歡迎。

在這次迎新茶話會上,張光年分別向胡耀邦和黃鎮簡略地談到了在4月召開文代會的設想,胡、黃均表示贊成。1月15日,中國文聯正式向中央提交了召開第四次文代會的報告。

在文藝界和文化部門的有關負責人會議上,胡耀邦最後做結論說,關於文藝界的一些問題,請允許我多做一些調查,再發表意見。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今年(指1979年)一定要召開全國第四次文代會,參加的人約3000人左右,文聯和各協會的籌備組要積極做好準備工作。要寫好一個工作報告,總結30年來的經驗,特別是黨領導文藝工作的經驗。

胡耀邦作出召開第四次文代會的決策後,文藝界的同志都很振奮,一些老同志更是感慨萬千。夏衍說,文代會19年未開了,打倒「四人幫」也有兩年多了,去年文聯的擴大會議就說要在適當時機召開,可是,為什麼老是說準備,始終就是不下來?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就是原來的宣傳文化部門撥亂反正工作做得不好。三中全會後,耀邦同志當了中宣部部長,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撥亂反正的思想路線,第四次文代大會召開的願望,才得以實現。

胡耀邦親自參與總結文藝戰線30年來經驗的工作,多次與文藝界的同志們座談,交換意見。胡耀邦說:文學藝術是精神生產,我們領導文學藝術的缺點,與領導物質生產的不成功之處有類似之點,那就是三個字:「瞎指揮」,或者說是統得過死,集中過多,指揮又不高明,這不是哪一個人的過錯,哪一個人的責任問題,而是我們在執行雙百方針上有問題。文學藝術的題材問題,為什麼要劃那麼多框框,加以限制。社會主義的理想、精神,是無比的廣闊、深遠,我們的生活、事業,是無比的豐富多彩,為什麼限制只能寫這樣,不能寫那樣呢!又如對文學藝術作品的審查,過去都是少數人審查、甚至是一把手審查,也不管他懂不懂文藝,是不是按照藝術規律辦事。有的人獨斷專行,像韓復榘辦案,抹臉就放人,瞪眼就法辦。過去,我們就是吃了這個大虧,把《劉志丹》打成反黨小說,誰審查的,還不是康生一個人拍板定的調!

胡耀邦在和文學藝術界的同志座談時,為了清除「四人幫」散播的文化專制主義流毒,幾次向大家推薦讀馬克思寫的《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一文。他說,這是馬恩全集的第一篇文章。他還興緻勃勃地朗誦了這篇文章中的一段文字:“你們讚美大自然悅人心目的千變萬化和無窮無盡的豐富寶藏,你們並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羅蘭發出同樣的芳香,但你們為什麼卻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只有一種存在形式呢?”

胡耀邦說,大家看看馬克思講得多好啊!馬克思寫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反對文化專制主義。我們社會主義的生活是多彩多姿的,為什麼還要通過審查制度,讓反映社會生活的文學藝術作品,只能表現一種色彩呢?他還說,我們不搞審查,但要像商務印書館的書一樣印上「版權所有、翻印必究」。我們提倡作家的作品要“文責自負”,至於有錯怎麼究,大家可以討論討論,我看可以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和要作家加強自己的社會責任感去解決。

根據胡耀邦的意見,在京的《文藝報》和有關刊物以及上海的同志一起連續舉行了學習周恩來1961年重要講話的座談會。《文藝報》編輯部還在1979年3月舉行了文學理論批評工作座談會。

胡耀邦就任中宣部部長後,積極推動文藝界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他認為:「這不是馬馬虎虎的工作,是個大的政治問題。這是關係到全黨全國人民安定團結的大問題,不是可做可不做的事。」

1979年3月,茅盾寫了一封信給文聯籌備組的林默涵,說希望第四次文代大會能開成一個團結的會,開成一個大家心情舒暢、真正百家爭鳴的會,開成一個向21世紀躍進的大會。他希望把全國知名的老作家、老藝術家、老藝人都請來參加這個會,特別是70歲到80歲的,最好應該來的一個都不遺漏。另外,他還建議中組部過問一下對老作家、老藝術家落實政策的問題。他舉出浙江的老作家陳學昭至今還沒有人管。

這封信轉到了胡耀邦的手上,他看了深有感觸地說,文藝界不知有多少為革命作過很大貢獻的作家、藝術家遭受了冤屈,還沒有回到文藝戰線上來。他說,鄧穎超同志就叮囑過他,過問一下陽翰笙同志工作的事。胡耀邦立即指示,要中組部、中宣部、文化部、全國文聯聯合召開文藝界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座談會。

這一座談會3月底在北京舉行。會議以後,茅盾的建議,都在文代會的籌備工作中得到落實。全國文藝界落實政策、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進度也大大加快,尤其是在幾個大案中受到迫害的一些知名人士,迅速得到了平反昭雪,回到了原來的工作崗位。這就為第四次的召開做好了堅實的組織準備。

到1979年9月,第四次文代會的準備工作基本就緒,周揚的報告起草好了,胡耀邦看後,決定將報告初稿,仿照制定中央文件的辦法,發給大家討論、修改,組織一兩百人參加,以文化界為主,宣傳部門和理論界都要有人,以便走群眾路線,集思廣益,使報告成為一篇既有理論探索和研究我國社會主義文藝的發展規律,又實事求是地總結我國文藝界30年經驗的大文章。胡耀邦還決定周揚、陽翰笙、林默涵、夏衍都參加即將召開的第四次文代大會的領導工作。這就為茅盾在大會上致開幕詞、周揚作總結報告、陽翰笙作文聯會務工作報告、夏衍致閉幕詞、林默涵任大會秘書長,定好了框架。

1979年10月30日,茅盾宣佈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開幕。

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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