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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玉祥搞北京政變是因收了張學良的五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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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玉祥搞北京政變是因收了張學良的五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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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玉祥搞北京政變是因收了張學良的五十萬?

2020年10月27日 17:55
 

 

馮玉祥(前排左1)和蔣介石(前排左3)合影(資料圖)

本文摘自《雞零狗碎的民國》,

1923年,吳佩孚過五十大壽,許多人都給老吳送了價值不菲的禮物,而唯獨馮玉祥卻只送了他一罈子清水,並美其名曰「宮廷玉液」,純天然、無污染的「聖水」。吳佩孚很無語,有人問:「馮將軍,您這水是從哪裏弄來的?」馮玉祥說:「玉泉山,天下第一大泉。」吳佩孚說:「那麼老遠的運來,真辛苦你的手下了。」這時,老馮的部下冒失地說:「不辛苦,就從我們營地的大瓮里舀的。」

的開場白是這樣的:他站起來足有六英尺高。他不是纖弱的黃種人,而是個頭魁梧、皮膚古銅色、很和藹,《聖經》拿在手上或者放在口袋裏的虔誠的基督徒,神槍手,世界上最大的私人軍隊的主人。在今天,這樣的人就是中國的一個最強者:馮玉祥元帥。

趙登禹在馮玉祥手下當兵時,長得身高馬大。某次,老馮問:「小趙,你長得這麼高個兒,敢不敢跟我摔跤?」趙說:「把你摔壞了怎麼辦?」老馮說:「看你有沒有那個本事。」於是,趙毫不客氣地把馮摔了三個跟頭,趙的同伴嚇得面如土色:「趙登禹,你小子敢摔將軍,你完蛋啦!」第二天,老馮跑去找趙登禹:「你給我出列,以後當我警衛官了!」

1938年春,馮玉祥乘火車到西安,下車後去城門附近的小吃攤要了小米粥和窩窩頭吃。老馮問:「今天有什麼喜事啊?這麼熱鬧?」賣粥人說:「聽說是馮玉祥將軍要來啦。」老馮喜滋滋地說:“馮玉祥來就搞這麼熱鬧啊?”賣粥人說:“是啊,馮將軍是大官。”老馮說:“但他也是個普通人,你見過馮玉祥嗎?”賣粥人說:“沒見過,聽說這傢伙人倒不錯,就是喜歡搶別人的姨太太。”老馮說:“你說的那是張宗昌,我就是馮玉祥,我啥時候搶過人家姨太太?!”

馮玉祥經常讓士兵脫去鞋襪,親自為他們剪腳指甲。有個士兵因喝酒被馮罰,便三個月不洗腳,一脫鞋臭不可聞,他得意地逢人便說:「這次我一定要讓馮將軍暈掉,一定要臭死他!」

中原大戰時,中央軍出動空軍助戰,馮玉祥軍隊很多人一看見飛機都嚇得尿褲子。老馮去安定軍心,問大家:「你們說說,空中飛機多還是烏鴉多?」眾人答:“烏鴉多。”老馮說:“然則烏鴉拉屎時掉到你們頭上沒有?”“沒有。”老馮說:“所以說,飛機投彈時,能命中的機會就更少了,大家不必害怕。”

馮玉祥搞北京政變不是因為他覺悟高,而是收了張學良五十萬元,這個事兒是美國一個牧師拉的皮條。這話是張學良說的。

馮玉祥常對士兵使用暴力,每有士兵犯錯,小則罰跪、棒喝、皮帶抽,重則槍斃。宋哲元被馮用鞋底打過屁股,韓復榘被馮打過軍棍,待其羽翼豐滿後,跑到蔣介石那兒混了。

馮玉祥與張勳帶軍會師兗州,兩軍開拔時,馮與張同坐專車。張的手下屁顛屁顛地跑過來說:「報告大帥,我們的部隊已經運完了,可是馮大帥的隊伍還沒出發,秩序亂糟糟的,像一群螞蟻,笑死我啦!」張大罵:“混賬東西,莫胡說,我身邊坐的就是馮大帥!”老馮淡定地白了一眼張勳,說:“張大帥,你的人真他媽沒教養。”

陳公博說,馮玉祥那個禁慾狂,自己不嫖娼、不賭博、不抽大煙,也不讓士兵嫖娼、賭博、抽大煙,每次他的士兵來漢口的時候,無不大嫖大抽大賭。

1927年,馮玉祥、于右任同在西安北伐軍中任職。某日,搞全城清潔活動,馮扛著一把大掃帚、於扛著一把大鐵鍬正走著,忽然,馮將掃帚高高舉起,然後猛拍到地上,高聲喊道:「打倒帝國主義!」於也來了興緻,舉起鐵鍬拍地,應道:“剷除賣國軍閥!”

西安搞解放婦女運動時,有學生遊行的時候,寫道:「打倒賢妻良母!」馮玉祥看見後,搖頭道:“世風日下,世風日下也!”

1929年,蔣介石討伐馮玉祥,郝鵬舉估計馮搞不定蔣,就離開馮跑到鄭州搞了個澡堂子,接著又搞了個旅館,專門拐賣良家婦女。馮聽說後大罵:「這小子咋沒把他老娘拐過去賣色相啊!」馮的部下說:“他老娘丑得要命,沒人敢嫖,怕嚇死。”

李德全與馮玉祥結婚後,積極投身婦女運動。曾在演講時說:「女子結婚以後,即從事家庭瑣事;而男人仍在社會工作,時時有進步。這樣女子如何能和男子競爭呢?」為了提高婦女的知識水平,她搞了個“首都女子學術研究會”,除了讓婦女們學習文化知識,還教她們開車和實彈射擊。老馮常點頭讚賞:“好媳婦啊!”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毛澤東與江青親密照(資料圖)

新華社1991年6月4日發佈消息說,江青自殺。其實,江青自殺時間是1991年5月14日。美國作家R.特里爾的《江青全傳》中寫道:3點30分,一名護士進來,發現她已經吊在浴盆的上方,其他的醫生和護士匆忙趕來,但已經太晚了。這位集演員、政治家、文藝女皇和毛澤東妻子於一身的「白骨精」,在她77歲的時候死去了……

江青化身「李潤青」拒絕做咽喉手術

著名的秦城監獄坐落在北京昌平縣東北秦城鄉,監獄的東院是與外界完全封閉的。江青住的是個大套間,有好幾道崗,她可以看報紙、聽廣播、看電視,還自己織毛衣,讀書、寫作。江青的女兒李訥每兩個星期來監獄探監一次,給她帶些東西。

江青身體不好,1984年5月4日有關部門通知她可以保外就醫,然後,安排她住在一個不顯眼的地方。

1988年12月,毛澤東誕辰95周年紀念日,江青要求組織一個家庭聚會,未獲批准,她將平時攢下的50片安眠藥一次吞下,企圖自殺,被看守發現後及時搶救脫險。以後,不再給她安眠藥了。

1989年3月30日,保外就醫結束,江青又回到秦城監獄。回監獄後,醫生檢查發現她患有咽喉癌,建議做手術,江青堅決不同意,她說:切了咽喉就不能說話了。

1989年11月,中共中央批准江青再一次保外就醫。在提及住處時,江青提出要麼回中南海毛澤東的故居,要麼回到她在「文革」期間的“小據點”——釣魚台國賓館的17號樓。這些要求遭到拒絕。於是,她當著中辦有關人員的面,用右手的一側在脖子上抹了一下,意思說:你們不同意,我只好再次自殺了。後來,中央辦公廳有關部門又在北京酒仙橋附近替她找了一幢獨門獨戶的二層小樓,並且安排了一位女護士照料她,她才默認了,開始接受治療。

《江青全傳》記載,1991年2月15日,江青在北京酒仙橋的住處高燒不退,因而被送進公安醫院。與其它病人一樣,江青要填寫住院單。這次,她寫的名字是:「李潤青」。這再一次表明她對自己和毛澤東婚姻的懷念之情。“潤”是毛澤東早年的使用的字,“李”是江青的姓,“青”則是江青的“青”。

3月18日江青高燒退了,體重減了幾磅。她被轉到「一套病房」接受住院治療,病房內有卧室、衛生間和起居室。醫生再次建議給她的咽喉施行手術,但她拒絕了,她說:“我就不信你們敢不小心翼翼地對待一位無產階級革命戰士。”  

年輕時的江青與毛澤東(資料圖)

懷念毛澤東

在日趨虛弱的時候,江青更常常想到毛澤東。她在枕邊保存著毛的手跡,衣上別著毛的像章,床頭柜上放著一張江青和毛澤東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每天清晨,當新的一天開始時,她都要背誦毛的詩詞或閱讀毛的《選集》。清明節到來的時候,她要求去天安門廣場上的毛澤東紀念堂,同時要求允許李訥帶一卷白紙到公安醫院來,她可以給毛澤東做一個花圈。但她的這兩項要求均遭到拒絕。

江青開始抓緊時間撰寫她的回憶錄。每天早上,讀過毛澤東的書後,她就坐在擺有紙和筆的小桌旁。情緒高興時,為了修正歷史的記錄,她還會就自己正在寫作的手稿題目徵求護士的意見。「《毛主席的忠誠戰士》怎麼樣?」她問護士,或者:“《獻給毛澤東思想的一生》!”她還會想到更富有挑戰的題目:“《打倒修正主義,建立新世界》。”

5月10日,江青當著眾人的面撕碎了她的回憶錄手稿,並要求到酒仙橋她的住處去。這一舉動使周圍的人大吃一驚,但是沒有允許她這樣做。5月12日,因為聽了江青的情況,李訥和她的丈夫來到醫院看望江青,但江青拒絕見她們。

5月13日,江青在一張《人民日報》的頭版一個位置上潦草地寫著:「歷史上值得紀念的一天。」二十五年前的今天,文化大革命中的1966年5月13日,政治局召開會議。這次會議制定了新的鬥爭路線,同時江青被任命為權力很大的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的負責人。 

毛澤東與江青在廬山(資料圖)

自殺身亡

5月14日凌晨1點30分,護士離開江青的卧室。然而,當3時30分值班護士進來時,江青已經自盡氣絕了。據推測,江青是趁護士走後,把平時精心留下的幾張手帕連結成一根繩套,然後墊上被子和枕頭,江青站在上面,將繩套的一頭套在浴盆上方的鐵架子上,另一頭套住自己的脖子。大約3時左右,斷氣死亡。

江青曾多次嘗試過自殺。三十年代,因為與唐納發生糾紛,江青談到過自殺。1976年被捕後,絕望使她再次產生自殺的念頭。1984年9月,因拜謁毛澤東紀念堂的請求被拒絕,江青曾把一根筷子插進喉嚨,因為發現及時,被搶救了過來。1986年5月,因為對處境不滿,她曾用幾隻襪子結成一個繩套,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這一次,江青終於結束了自己的性命。

《江青全傳》記載,當天下午,李訥得到了消息,來到醫院簽署了死亡通知書。不知是出於李訥的意思,還是因為中央辦公廳官員的支持,李訥同意不舉行任何形式的葬禮。三天以後的5月18日,江青的遺體被火化了。李訥沒有在場,江青或毛澤東的其他任何親屬都沒有到場,李訥要求把骨灰盒送給她。

了這一消息。《時代》周刊報道說,據6月1日沒有透露姓名的「北京方面的消息」說,江青“上吊自殺”了。消息還說,咽喉癌是她自殺的原因。幾天以後,6月4日晚11時,中國政府證實了《時代》周刊報道的主要內容,公告全文如下:

本社記者獲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醫期間於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殺身亡。江青在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983年1月改判無期徒刑,1984年5月4日保外就醫。”

本文摘自《「四人幫」興亡》,葉永烈,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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