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的周恩來（資料圖）
本文摘自《紅牆裏的領袖們——周恩來實錄》，於俊道 著，中國工人出版社，2012年1月
回到國內，周恩來尚未來得及考慮如何進入剛創辦的南開學校大學部學習，五四運動的風暴就率先在北京來臨並迅速在天津得到響應。
5月7日，天津各校 學生舉行示威遊行；14日，天津中等以上學生聯合會成立；25日，以女校學生為主體的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成立，鄧穎超擔任講演隊長。
此時，周恩來還沒有入學，只有一個南開學校的校友身份，但他沒有因此而自甘置身事外，而是「天天到南開去」，熱情地投入到各種活動中，積極出謀劃策：“宜審慎，有恆心，有膽力，方能成功。”
要想學生愛國運動能堅持下去，必須注意愛國教育。為此，天津學聯決定創辦〈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周恩來在南開學校曾先後主辦《敬業》和（校風》，其 才能為許多人所熟知，因此，他這位校友接到了主辦報紙的誠意邀請。周恩來也自認負些責任是義不容辭的，愉快地答應下來，並住進了南開學校。
辦報紙可是個苦差事，不說最初的一無經費、二無紙張，三沒印廠、四要向警察局立案，就說一俟辦起來，編排、撰寫、校對、印刷、出售等雜七雜八的事就 更多了。周恩來把全部心血都用到工作上，事無巨細，幾乎每一個環節都要管。為了擴大宣傳，他們在7月12日的《南開日刊》上發表了周恩來起草的《天津學生 會報發刊旨趣》，宣佈會報將「本民主主義的精神發表一切主張」，“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立為主旨。”什麼是“革新”？就是要改造社會。什麼是“革 心”？就是要從改造學生自身的思想著手。“至於一切的研究，還是須求社會的幫助，指導我們，以便共同得著大家新生命的所在。”
這篇《發刊旨趣》發表後，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大批訂報的函件紛紛而來，到會報創刊前一天，訂戶已近四五千戶。
、文藝、翻譯八個欄目。在創刊號上，周恩來又以《革心！革新！》為題，撰寫發表了發刊詞。
會報一問世，即獲好評。時任天津學生聯合會副會長的馬駿看過發刊詞後，不禁讚賞說：這篇社論真帶勁！這比我們站在幾千人面前大喊一陣，可有用得多！ 《少年世界》說：「天津學生辦的報有點價值的自然要算這報了。」上海的｛新人》雜誌說：會報“比較的更為敢言”，“‘主張’與‘評論’二欄目又有特色。敢說是全國的學生會報冠。”
由此，周恩來通過這張會報，同學生們一起關注著國內的各種重大事件，對天津學生的愛國運動起著吶喊助威、推波助瀾的作用。隨著運動的發展，周恩來感 到有必要成立一個比學生聯合會等更嚴密的團體，以吸納運動中的一些骨幹分子，從事科學和新思潮的研究。他的這個倡議，得到了郭隆真、張若名、諶小岑等人的贊同，並迅速行動起來，積極籌備。
經過準備，9月16日的籌備會決定出版一種名叫（覺悟》的不定期的小冊子，而新團體也因之就叫「覺悟社」。「覺悟」一詞，是當時進步青年中一個十分 流行的用語。最早的會員共20人，為了表示男女平等，男女會員各10人，有周恩來、鄧穎超、馬駿、郭隆真、劉清揚、張若名、諶小岑等。這樣，覺悟社就正式 成立了。大家用抽籤的辦法，決定代表各人的號碼，周恩來抽到的是五號，即使用了“伍豪”的代名。經過大家討論，周恩來被推舉起草《覺悟的宣言》。
「覺悟」的聲浪，在20世紀新潮流中，澎湃得很厲害。我們中國自從去歲受歐戰媾和的影響，一般稍具普通常識的人，也隨著生了一種很深刻的覺悟：凡是 不合於現代進化的軍國主義、資產階級、黨閥、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頑固思想、舊道德、舊倫常……全認為他為應該剷除應該改革的。有了這種「覺悟」，遂醞 釀成這次全國的學潮，衝動了全國的學生界，人人全想向「覺悟」方面走。
《宣言》宣佈覺悟社的宗旨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覺’‘自決」’。為著實現這個宗旨，採取的方法有四：“一、取公同研究的態度，發表一切主張；二、對社會一切應用生活，取評論的態度；三、介紹社外的言論——著作同講演；四、灌輸世界新思潮。”
覺悟社成立後的第5天，在五四運動中享有崇高聲望的北京大學教授李大釗即被請到覺悟社講話，此後，徐謙來講過《救國問題》，包世傑來講過《對於新潮流的感想》，周作人來講過《日本新村的精神》，錢玄同來講過《研究白話文學》，劉半農來講過《白話詩》等。他們還經常召開各種形式、各種規模的討論會，討 論學生的根本覺悟，討論家庭改造，討論工讀主義等。不能否認，覺悟社的每一位成員都有改造社會的願望和為此而奮鬥犧牲的精神，但由於各方面條件的局限，他們又不是每一個人都像周恩來一樣在日本接觸過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主義有一種初步的認識。因此，討論中也是各抒己見，想法不盡相同。鄧穎超說過：「五四運 動是思想解放運動。一解放，就像大水奔流。那時的思想，受到長期禁錮，像小腳婦女把腳裹住；放開以後，不知怎麼走路，有倒的，有歪的，也有跌跤的。那時是百家爭鳴，各種思潮都有。我們也是受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的。」“當時我們的思想還處於啟蒙時期，就是說還不明確，不肯定，思想還在變動著，發展著。”劉清 揚的回顧也證明了這一點：以後我們常在一起開會、談論和研究一些新思潮。那時我們都很幼稚，只有滿腔的愛國熱情，還沒有一定的信仰。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等等，什麼都談論。共產主義是什麼，我們都不懂得。
當然，覺悟社不是封閉的，但它對新會員要求很嚴，「資格必當具有‘犧牲’、‘奮鬥’、批評同受批評的精神。」
不難看出，覺悟社的主要活動內容還是在校園範圍內，並沒有向社會上走得太遠。周恩來也已在9月間南開大學開學後，成為南開大學的第一期學生。鄧穎超後來說過：覺悟社「只作過那些事情。那時候我們還是學生，活動以搞學生會為主，不可能有更多的時間從事社會活動。」
此時，國內的愛國學生運動已轉到以抵制日貨為主要內容上來。天津各界學生連續舉行示威遊行，並上街檢查日貨。外號「楊梆子」的天津警察廳長楊以德， 對學生愛國運動施以嚴厲鎮壓，逮捕了各界代表馬駿、馬千里等20多人。1920年1月29日，以周恩來為總指揮的五六千名學生，奔赴直隸省公署請願。群眾推出周恩來、郭隆真、於蘭舟、張若名4人為代表，他們不顧軍警的阻攔，強行闖入省公署，全部遭到逮捕。這是周恩來第一次有了被反動當局逮捕的經歷。
被捕後，反動當局玩弄拖延戰術，對他們既不公開審訊，也不釋放。4月2日，周恩來和難友們通過秘密聯絡，發動絕食鬥爭。由於被捕的人中，有天津各界的代表，反動當局也不能不顧慮社會影響，遂於4月7日將他們移送地方檢查廳。
關到檢查廳後，被捕代表有了相對多的自由往來機會，並且能夠閱讀書報。他們共同議定：每天早晨作體操，每晚舉行全體會議，並推舉周恩來、馬千里、於蘭舟3人主辦讀書團，帶領大家研究社會問題。周恩來分5次作了介紹馬克思學說的講演。正是在這段時間內，被拘押的周恩來重新思考了許多問題，「思想是顫動於獄中」。經過思考，一種革命意識的萌芽，“從這個時候開始”了。
7月6日，檢察官對周恩來等提起公訴，但在辯護人的辯護面前，公訴人理屈詞窮。但他們豈肯服輸？7月17日，天津地方審判廳仍以所謂「騷擾罪」判處被捕代表徒刑，其中周恩來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個月，正是他被檢查廳拘禁的時間。鄧穎超回憶說：“公審的那一天，法庭上擠滿了旁聽的人群。天津河北三馬路上的地方審判廳的外面，站立著佇候消息、聲援代表的男女學生和各界的廣大隊伍。當局也感到眾怒難犯，決心釋放被禁的代表。但他們還是死要面子，不肯承認自己做下的錯事，強把捏造的罪名，加在各個學生的身上，判定了若干日的拘禁，而這判定的日期恰恰和他們已被禁的日數相等。於是法官宣佈期滿釋放。”
那時候，國內正掀起一個赴法勤工儉學的熱潮。周恩來在獄中時，就有了赴歐洲求學的想法。這在他6月8日寫給準備赴法的覺悟社社員李愚如的詩中即已表 現出來：你走了，不能送你，我做首詩送你吧！今天我從下午4點鐘做起，做到6點半鐘，居然成功了。這首詩的成績，在我的詩集裏要算是「上中」了。
到那裏，
舉起工具，
出你的勞動汗，
造你的成績燦爛。
磨鍊你的才幹；
保你的天真浪漫。
他日歸來，
扯開自由旗；
唱起獨立歌。
爭女權，
求平等，
來到社會實驗。
推翻舊倫理，
全憑你這心頭一念。オ
三月後，
馬賽海岸，
巴黎郊外，
我或者能把你看。
出獄後，周恩來一方面做著覺悟社的工作，一方面積極準備赴歐求學。
赴歐求學
經歷了五四運動的洗禮後，為了進一步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周恩來於1920年11月7日自上海乘船啟程，赴歐洲留學考察。為什麼要到歐洲去求學？他 到歐洲後不久寫給表兄陳式周的信中說：自己去歐洲「主要意旨，唯在求實學以謀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會真相暨解決諸道，而思所以應用之於吾民族間 者。」
周恩來此次赴歐求學，得到嚴修的推薦。嚴修還給中國駐英公使顧維鈞寫了介紹周恩來及另一位學生的信，並同替周恩來辯護的著名律師劉崇佑各資助周恩來 500元，作為他赴歐的費用。周恩來在行前又同天津《益世報》商定，當他們的旅歐通信員，經常為他們撰寫通信，以所得的稿費補貼旅歐的生活費用。
出國去，
走東海、南海、紅海、地中海；
一處處的浪卷濤涌，
奔騰浩瀚，
送你到那自由故鄉的法蘭西海岸。
法國郵船波爾多斯號經過36天的航程，將周恩來、郭隆真、李福景、張若名等中國赴法學生送到了著名港口馬賽。周恩來在巴黎作了短暫停留，即渡過英吉利海峽，來到英國首都倫敦。
來到倫敦，周恩來是想在這裏求學的，因為「倫敦為世界最大都城」，“舉凡世界之大觀，殆無不具備，而世界之政治商業中心，亦唯此地是賴。”“故倫敦為世界之縮影。”而他的心中正是要多觀多研：“在倫敦念書，非僅人課堂聽講而已，市中凡百現象固皆為所應研究之科目也。”他深知妨礙自己求索的兩大不利因 素，一是語言，二是經費。對於語言關，正像他給表兄信中所斷定的：“惟弟所敢自信者，學外國文有兩道：一求多讀，一求多談，弟則志在多讀耳。”對於經費問題，鑒於倫敦的生活費用太高，他只好轉向消費水平較低的蘇格蘭首府愛丁堡的大學。他在1921年1月寫給表哥陳式周的信中說：“弟在此計劃擬人大學讀書三 四年，然後再往美讀書一年，而以暑中之暇至大陸遊覽。今方起首於此邦社會實況之考查，而民族心理尤為弟所注意也。”
愛丁堡大學雖然同意免去周恩來的入學考試，只試英文，但考期在這年9月，開學則在10月間，屈指算來，他需要在這裏等待半年之久，為了節省經費，他 不得不轉赴法國，勤工儉學。因為愛丁堡的消費水平雖低於倫敦，但還是要比在法國高出許多。加之法國的勤工儉學生遠遠多於在英中國留學生，所以周恩來只在英國呆了5個星期，就回到了抵歐的第一站——法國。
來到歐洲，周恩來自覺地採取各種方式廣讀博覽，涉獵各種學說思潮，以審慎求真的態度 「對於一切主義開始推求比較」。在這種比較研究的過程中，他於 1921年1月寫信給表兄陳式周，交流他考查、研究後的體會：“英之成功，在能以保守而整其步法，不改常態，而求漸進的改革；俄之成功，在能以暴動施其 ‘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而收一洗舊弊之效。若在吾國，則積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強鄰環處，動輒受制，暴動尤貽其口實，則又以穩進之說為有力矣。執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無成見。”從他在親屬面前思想的這一自然表露，我們可以看出他性格的另一面，即審慎求真地探求社會問題、探求學問、確立信仰。這時正如他自己所言：“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經過一段時間的實地考查，潛心探究後，他終於選擇了共產主義作為終生信仰。
就在這一年，周恩來經張申府、劉清揚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2年3月寫信給國內的同志，一則表示決心，二則互相勉勵：「我們當信共產主義的 原理和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兩大原則」，“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並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信中還附了一首詩：《生別死離》——
壯烈的死，
苟且的生。
貪生怕死，
何如重死輕生！オ
沒有耕耘，
哪來收穫？
沒播革命的種子，
卻盼共產花開！
夢想赤色的旗兒飛揚，
卻不用血來染他，
天下哪有這類便宜事？
從此，周恩來由一個孜孜以求救國救民真理的海外學子，成長為一個職業革命家。他積极參加留法勤工儉學學生的鬥爭，並發起組織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並於1923年3月擔任了執行委員會書記，他在給團中央的報告中說：「我們現在已正式成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旅歐戰員了，我們已立在共產主義的統一旗幟之下，我們是何其榮幸！你們希望我們‘為本團勇敢忠實的戰士’，我們謹代表旅歐全體團員回說：‘我們願努力毋 違！」’
由於國內大革命運動發展很快，急需大批幹部，周恩來遂於1924年7月告別生活了4年的歐洲，返回祖國。行程還是與那煙波浩渺的海洋相伴，但周恩來 已不再是當年那位旨在去推求比較的熱血青年。在他隨身所帶的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執行委員會給團中央的報告中寫著這樣的評語：
周恩來——浙江，年26，誠懇溫和，活動能力富足，說話動聽，作文敏捷，對主義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無產階級化。英文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書看報。本區成立的發啟人，他是其中的一個。曾任本區三屆執行委員，熱心耐苦，成績卓著。
遙望祖國，周恩來的人生又將揭開新的一頁。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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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唐納等人在杭州六和塔下的合影（資料圖）
2012年8月23日是唐納先生的忌日——離他逝世，已經整整24周年了。
「唐納」這個名字，知悉的人應該不少。隨著「四人幫」的倒台，去國多年、近乎匿跡的唐納，重新回到了國人的視野中，成了普通民眾任意談論和想像的人物。
【曾經「為情輕生」】
從上世紀70年代末到現在，報章上出現了不少介紹唐納其人的文字，林林總總，不勝枚舉。總括而言，這些文字中，除了曾與唐納共事的幾位老報人的回憶有些真材實料外，其他的大都是捕風捉影，輾轉抄襲，且有不少杜撰成分。更有甚者，坊間一本號稱以「紀實手法」寫成的《唐納浮沉錄》，將其主要的人生經歷幾乎描繪成一部情海浮沉史，故事情節、人物關係大都出自虛構。
以訛傳訛、添油加醋，唐納的形象被塗抹得面目全非，哪怕是離表面的真實也越來越遠。唐納生前對此習以為常，雖有怨憤也無可奈何。國內某家刊物曾發表一篇涉及唐納1930年代婚事的文字，他看到後在給友人的信中說：「不知是否我於二十餘年來看過諸如此類的文章太多了，並沒有引起很大的驚奇。所謂見怪不怪，其怪自敗。讓他亂抄亂襲去吧，我是不屑一理……這種財迷心竅、唯利是圖的‘作家’我也見得多了，沒有對他們重視的必要。」
那麼，這位江青的「前夫」，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呢？
影”、《申報》「電影專刊」、《新聞報》“藝海”等副刊發表電影評論，常有獨到見解，深受讀者喜愛。翌年秋，進華藝電影公司任編劇，為抗日影片《逃亡》主題歌《自衛歌》和插曲《塞外村女》填詞，由聶耳作曲而廣為流傳。後又進電通影業公司任編劇、宣傳主任，明星影片公司任編導委員會副主任……
因唐納外貌俊朗，一表人才，被電通的導演看中，獲邀在喜劇片《都市風光》中出演男主角李夢華。他雖是初登銀幕，卻演得相當出色。正是在電通拍攝《都市風光》時，唐納與來自山東青島、本名李雲鶴的藍蘋結識並相戀，在不久後發生了聳動視聽的婚戀風波，成為報刊花邊新聞中的男、女主角。
傳記作家葉永烈撰寫的《江青傳》（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對風波的前因後果記述甚詳：1936年4月26日上午，唐納和藍蘋，與同為演員的趙丹和葉露茜、顧而已和杜小鵑一起，在杭州六和塔下舉行集體婚禮，由導演鄭君里主持，上海法學院院長沈鈞儒證婚，一時傳為佳話。5月底，藍蘋稱到濟南探視生病的母親，竟一去不返，並來信表示斷絕關係，如雷轟頂的唐納6月下旬趕去濟南，遍尋無著，絕望中在旅店吞火柴頭自盡，幸被茶房發現送醫及時搶救過來。其實是到天津找前男友俞啟威的藍蘋聞訊來到濟南，在鄭君里勸說下和唐納回到上海。但兩人共同生活不久，又多次爭吵而分居。1937年5月22日，唐納獲知藍蘋竟插足導演章泯的家庭後悲憤欲絕，一氣之下跑到吳淞口跳入長江，幸被路人救了上來……
但是，婚戀只是整個人生的一部分，單從這個視角認識和評判一個人是遠遠不夠的，而且還容易流於片面。需要留意的是，藍蘋在到上海認識唐納之前，經前男友俞啟威引導和幫助，已於1933年2月在青島加入了中共；因為一度失去組織關係，又在上海加入青年團。踏入影劇界時，她絕對是一個左翼文藝女青年。1937年，她為了高遠的政治理想，放棄上海相對安逸的生活，奔赴條件極為艱苦的延安。在上海為藍蘋舍妻棄子的導演章泯，更是早在1926年就加入了中共，此後一直從事左翼戲劇工作。藍蘋也好，章泯也好，儘管私人生活都有喜新厭舊的記錄，政治上卻非碌碌之輩。與藍蘋一度同居成婚的唐納，其時是什麼政治面目呢？他與後來改名「江青」的藍蘋，有沒有共同的志向呢？
【被忽視的政治身份：中共黨員】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從上海、武漢、重慶再到上海，唐納稱得上是橫跨影劇界、新聞界的活躍人士。在上海，他編輯《大公報》「戲劇與電影」專刊，出演喜劇片的主角，還當過戰地記者；去武漢，他創作並策劃演出抗日話劇《中國萬歲》，轟動三鎮；到重慶，他進入英國新聞處當譯員，組織進步戲劇活動；回上海，他先任《時事新報》主筆，再任《文匯報》總編輯……唐納中、英文俱佳，是公認的多面手。撇開給他帶來另類名聲的那段短暫婚史不談，以他在影劇和新聞方面的業績，也堪稱出類拔萃的文化人。然而，唐納除了演員、報人的職業身份之外，還有一個當年罕為人知且以後也被忽略的政治身份：中共黨員。
《江青傳》在「沸沸揚揚的六和塔婚禮」一節中有個腳註，稱唐納認識藍蘋時，“其實已加入共青團。後來，他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另一處又轉述夏其言接受訪問時的回憶，他早年考上一家銀行當練習生，與同事馬驥善為好友，進而認識了其兄馬驥良亦即唐納，“那時候，馬驥良參加了‘C.Y.’，亦即共青團”。但對於唐納究竟何時加入中共，該書語焉不詳。
夏其言作為唐納青年時代的摯友，曾應新加坡《聯合早報》邀約撰寫《唐納與我》一文，回憶他與唐納相識於1936年，共同的憂國之心和救亡之忱，使他們引為知交。一天，唐納說有個朋友是職業革命家，剛從國民黨反省院中逃出來，當局正在追捕，想找個可靠的藏身之所，問夏敢不敢接受。夏一聽是個進步人士，還是個傳奇人物，便欣然答允。
唐納的這個朋友名叫史枚（本名佘增濤），後來與夏其言一起住在亭子間。史枚很有學問，文史哲經，古今中外，無不通曉，夏尊他為師長。唐納三天兩頭來夏家，給史枚帶來許多外面的消息。兩人一起談形勢，談救亡，談文藝，談著談著，一篇評論就出來了。唐納那時主編《大公報》的「戲劇與電影」專刊，上面許多鼓吹國防電影、宣揚救亡圖存的文字就是夏家亭子間的產品。夏那時還只有旁聽的資格。聽著聽著，再加上讀了史枚推薦的不少進步書籍，也就懂得了許多革命道理。
夏其言在文中說：「我之能夠走上革命道路，如果說史枚是最早的啟蒙人的話，那麼唐納應該是最早的引路人。」夏本人於1937年加入中共。依照常理，唐納作為他“最早的引路人”，應該在他之前加入中共。
在這一點上，還有一個文字記載可作為證據。2005年10月號《上海灘》月刊一篇題為《新聞界老戰士夏其言》的文章，在小標題「唐納引他走上革命道路」下，寫道：“1936年，他（夏其言）結識了共產黨員唐納……”該文作者居欣如曾先後供職中共華東局宣傳部、上海市委宣傳部，而夏其言在所屬機關報《解放日報》先後任經理、政文部主任、副總編輯直至離休。他們相互熟識，在文章中這樣表達不會沒有根據。
對這個問題尚不確定的是：唐納究竟是哪年正式成為中共黨員的？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由團轉黨是比較普遍的做法，即入團後經過一段時間考驗，直接轉為共產黨員。有可能當夏其言知道唐納是「C.Y.」時，實際上他很快就成了“C.P.”（“共產黨”的英文縮寫）。這個推斷如能成立，唐納的黨齡應始於1936年或更早一些。可見，儘管唐納與藍蘋很快就分道揚鑣，但最初能走到一起並不是偶然的，他們在政治思想上畢竟屬於同一陣營。
依照中共組織部門以1937年七七事變引發抗戰全面爆發的劃線原則，唐納在那之前投身革命併入黨，屬於「紅軍時期」的幹部，是名副其實的老革命。如果說演員、報人均為唐納的職業身份，那麼中共黨員就是這位文化人的政治身份。因而，他的思想底色就像他當年向夏其言傳輸的革命理想那樣，是救亡圖存，解放勞苦大眾，建立一個人人平等、自由的新中國。
可以說，中共黨員這一政治身份，是解開唐納「人生秘密」的一把關鍵鑰匙。
【「潛伏」的報人】
在1949年10月1日中共正式成為執政黨之前（甚至之後一個短時期），大多數中共黨員都處於秘密狀態，甚至在紅色根據地或革命隊伍里也是如此。所以，1948年赴港工作不久就遠赴海外的唐納，從未有過公開黨員身份的機會。從一些涉及唐納的回憶文字可以看到，他的政治面目並不清晰，但做著共產黨人才會做的事情，而且扮演了非常獨特的角色。
解放前曾參與婦女運動的童禮娟寫有《和許廣平相處的日子》一文，說1946年春節過後不久，在中共地下黨學委領導下，她和幾位同志一起參與籌建上海婦女聯誼會。許廣平、鬍子嬰等被選為常務理事。為了擴大影響，婦聯會要辦會刊，因沒有經費，開頭用油印機印了兩期，不夠理想。許廣平出面聯繫到《時事新報》的半個版面，黨組織安排她去協助許廣平做些具體工作。有一次，她應許廣平安排到許家與馬季良（唐納）見面。「那天我比約定的時間稍早些先到，稍後，馬季良來了，他中等個頭，穿一身灰色西裝，學者風度。我們就在前半間靠窗口圍桌而坐，主要是許先生和馬季良交談，我只在一旁聽著。許先生很謙虛，不時徵求我的意見，我總是點點頭。最後大家商定，副刊半個版面，一星期出一期，刊名為《婦女生活》，因已有《學生生活》、《工人生活》副刊，這樣，可以保持名稱一致。」文中提到，《時事新報》是國民黨四大家族之一孔祥熙所辦，這個副刊的稿件刊出後沒有稿酬，排版看清樣等工作由她去報社處理。她又說：“《婦女生活》出了幾期，許先生又聯繫到《聯合晚報》，這次是許先生寫了張字條讓我直接去聯合晚報社找主編馮賓符，馮和我談了些具體事情，刊名為《婦訊》……”還說：“《聯合晚報》是上海地下黨領導的以民營面目出現的一張報紙，因是晚報，都是上午去報社工作。由於許先生堅持爭取和平、民主，反對獨裁、內戰的編輯方針，因而這兩個副刊團結教育了廣大婦女讀者。”
軍人和警員在戲院互毆的醜聞，軍警雙方揚言要來砸報社，唐納馬上請出孔令侃出面周旋，始告平息。這是共產黨人在國民黨文宣機構的「潛伏」，類似事例不少。
唐納在《時事新報》為時不長，因有些文章、版面的色彩偏紅，引起後台老板的注意而被迫退出。他應邀擔任《文匯報》總編輯，與總主筆徐鑄成，副總主筆陳虞孫、宦鄉及採訪主任孟秋江等主持這份立場偏左的報紙，也有不少出色表現。最耐人尋味的一次，是在國共和談徹底破裂，中共代表團撤離南京返回延安前夕，1946年11月19日，唐納突然乘火車由滬至寧，偕該報駐寧記者鄭永欣去梅園新村訪晤中共代表周恩來。要對外保密。這顯然不是一次尋常的訪問，從唐納來去匆匆的經過看，更像是向周恩來作當面請示，討教在環境惡化時同國民黨當局進行鬥爭的策略，彼此心照，互動默契。
據後來統計，當時《文匯報》編輯部內，有十六七名地下黨員，來自三四個不同的系統，有的在組織內是上下級關係，但在報館上班時卻裝作互不熟識，如陳虞孫與夏其言；也有的相互很熟，卻又不是同一系統而無組織關係，如夏其言與唐納。不用說，《文匯報》是一份特殊的報紙，唐納則是具有特殊身份的報人。
【為香港《文匯報》創刊幕後牽線並出任總編輯】
唐納的中共黨員身份，是由與其兩度共事的老報人徐鑄成最先揭櫫的，但起初用的是間接筆法。他1980年代初撰寫的《報海舊聞》（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有一節「吳紹澍與《正言報》」，提到1947年5月《文匯報》被國民政府查封后，次年與吳結伴同遊台灣，“事有湊巧，回滬不久，有一位黨員同志從香港秘密到了上海，對我說，民革已在港成立，準備辦一機關報，李任潮先生堅決要我去主持……”成立於香港的民革，全稱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字任潮。此處提到的“一位黨員同志”是誰呢？徐數年後撰寫《我所認識的李濟深》一文揭開了謎底：1947年5月上海《文匯報》被封后，“翌年春，老同事馬季良同志（唐納）忽由港來滬，對我說：‘李任潮先生他們已在港成立了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準備辦張報，李任潮一定要你去當總編輯。’”兩處文字說的是同一件事，只要略加比對，不難明白，前一書里的“一位黨員同志”就是唐納。
徐鑄成有關香港《文匯報》緣起的回憶文字，有幾個大同小異的文本。還有一個版本，順帶說到了唐納當時從香港到上海的任務： 「翌年3月（指1948年——作者注），正當我百無聊賴、‘甲胄生蟣’的時候，忽然一天下午，來了個不速之客——馬季良同志，他原是《文匯報》的總編輯，報紙被封后，出走香港的，怎麼忽然回來了呢？我愕然良久。坐定後，他告訴我，此來是奉派護送華崗同志過滬去山東解放區的，‘順便給你帶來一個口信。’」這個口信，即前述「民革」已在香港成立，準備辦機關報，李濟深屬意徐鑄成前往主持。
文中提到的華崗，1924年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8月成為共產黨員，歷任中共南方局宣傳部長、國共談判時的中共代表團顧問，1947 年3月國共和談破裂後隨中共代表團撤回延安，1948年春到香港治病，協助中共香港工委做統戰工作……唐納此行是為了護送他去解放區而路經上海，冒著一定的風險。這說明，他這時擔當了秘密而重要的任務。因為前一年《文匯報》被查封時，唐納、陳虞孫、宦鄉等都上了黑名單，隨時可能被捕，因而分頭隱蔽或遠遁他鄉。唐納當時回到蘇州老家，不久就出走香港，此刻危險猶在，卻又悄然潛回滬上。所以，徐鑄成才「愕然良久」。
唐納上海之行捎給徐鑄成的口信，為正在尋求出路的《文匯報》部分同仁指明了方向。他還給準備赴港與「民革」商談合作的徐鑄成提供了張建良、夏衍的聯繫方式，專門交代通過張的安排即可見到潘漢年，正是潘在幕後主導「民革」與《文匯報》的合作。
按照唐納提供的聯繫方式，徐鑄成離滬赴港，先後見到了張建良、夏衍和潘漢年，還拜訪了李濟深、蔡廷鍇、譚平山等民革高層，代表上海《文匯報》順利地洽談了合作事宜。最終，唐納不僅參與了香港《文匯報》的創刊，並出任總編輯，除了負責編務外，還為總主筆兼管經理部的徐鑄成分擔經濟壓力及對外聯絡。如果說潘漢年是整個方案的策劃者，唐納就是步步推進的落實者；即使稱唐納是迄今已逾花甲的香港《文匯報》的催生者，也不為過。2012年7月，香港老報人容若在《明報月刊》撰文稱，香港《文匯報》從一開始就是共產黨「控股」的報紙，唐納是“該報組班的幕後牽線人”。前一句尚可商榷，後一句無可置疑。
【與潘漢年關係非同一般】
徐鑄成是無黨無派的職業報人，任上海《文匯報》時對同事中誰是中共地下黨員不清楚也無意了解。但到香港《文匯報》時期，他結識了過去聞名而不相識的夏衍和潘漢年，也認識了張建良，與這些共產黨人接觸日多。他在回憶文章《香港〈文匯報〉創刊初期》中說：「潘漢年同志經常關心《文匯報》的情況。他的工作很忙，要經常聯繫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還有其他重要工作。他不可能經常和我見面，我有事和張建良同志聯繫，或請馬季良同志轉達。」這是已經寫出來的。筆者1982年2月起在徐先生指導下讀研究生時，還聽他講過一些沒有寫出來的掌故，其中說到唐納是潘漢年系統的人；潘漢年、張建良和唐納是結拜兄弟，潘是老大，張建良是老二，唐是老三，等等。
唐納的這兩位「結拜兄弟」，當年都是神通廣大、聲名赫赫的人物。潘漢年的不凡功業，在其冤案平反後已廣為人知。這位1925年加入中共的文化人，從中央“特科”開始負責情報和保衛工作，在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長期出沒於敵占區和國統區，把公開的統戰工作與秘密的情報工作結合得出神入化，既結交了三教九流的朋友，又獲得了極有價值的情報，是隱蔽戰線上功績卓著的領導人。張建良這個名字相對寡聞，但其本名“華克之”卻很有傳奇色彩。在他還不是中共黨員的1935年11月，就策劃並委派孫鳳鳴以記者身份混入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會場，原定的刺殺目標蔣介石沒出現，結果刺傷了汪精衛，震驚全國。據郝在今的《中國秘密戰》（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記述，1937年5月4日，毛澤東在延安接見了前來投奔的華克之，考慮到國、共正在商談合作抗日，不宜將他留下，遂建議他去華南擔任中共與李濟深等人的聯絡人。於是，他到了華南，化名張建良，在潘漢年領導下工作，周旋於日本人、蔣介石、汪精衛的勢力之間，獲取許多重要情報，完成不少難度頗大的使命。
在滬港與唐納兩度共事的《文匯報》退休編輯任嘉堯，也在《唐納胸懷祖國情系家園》的文章中提到，唐納和袁牧之、鄭君里、趙丹志同道合，是結拜兄弟， 「又與潘漢年義結金蘭」，但沒有提到張建良。前述潘、張、唐「結拜兄弟」的說法，尚屬一家之言，還需更多的資料印證，但至少說明唐納與潘、張尤其是潘之關係非同一般，是同一戰壕的戰友。
【解放前夕為何離國遠去】
香港《文匯報》創刊於1948年9月9日，而唐納在12月初突然提出辭呈，距他擔任總編輯不到3個月。此時，人民解放軍捷報頻傳，報社同仁心情振奮，準備有朝一日回到內地。所以，徐鑄成驚訝地問：「現在全國解放已指日可待，同事們都準備‘青春結伴好還鄉’，你怎麼忽思離國遠去？」並對他懇切挽留。次日，潘漢年對徐說：“馬季良要走，你就不必堅留了。”後來報社設宴，為唐納餞別併合影留念。《徐鑄成回憶錄》（三聯書店1998年版）記述此事時還說了一句：“幾十年後，我才恍然欽佩季良的先見之明。”
任嘉堯在《故舊憶唐納》中也談及此事，說唐納心頭有難以言宣的疙瘩：「解放戰爭勝利，實現了我的願望。你們都可以回去，只就我不能。」又稱，唐納私下告訴一位年輕的編輯：“為了那位已離異而去的女郎，我如回去，難保有命。”證諸與江青熟識的鄭君里、王瑩、趙丹、郁風等人「文革」中的悲慘遭遇，唐納似乎未卜先知，料事如神。
影局藝術委員會主任、北京電影學院院長、黨委書記，在「文革」中安然無事，於1975年去世。
事實上，很難排除唐納出國另有目的，而且，這不完全是一種個人行為。他的蘇州中學同學、後來成為經濟學家的吳大琨寫有《回憶三十年代初期的蘇州革命鬥爭》一文，回顧了同學少年時期與唐納、史枚等人從事街頭抗日救亡宣傳的往事。對於唐納，該文有個腳註：「離開蘇中後，唐納繼續為革命事業和文化事業做了不少工作。解放前夕，遠去海外。建國初，我在上海遇到潘漢年，潘對我說：‘唐納是我派到海外去的，他卻去娶了國民黨外交官的女兒為妻。’其實唐納也許是為了避免江青日後對他不利才遠行的。」此注說出一項事實和一項猜測，事實是：潘漢年說唐去美國系他派遣；猜測是：唐此去可能是避免江青對他加害。對這種猜測無需贅言，而事實如果確鑿的話，那麼唐納當年赴美就是富有戰略目光的潘漢年對海外情報工作設點布網的一步棋。吳大琨的說法，也恰與徐鑄成回憶的潘漢年叫他“不必堅留”唐納互為印證，顯示唐之離港赴美與潘有關。
確實，無論英文水平、社會經驗還是交際能力，唐納都是派往海外最恰當的人選。況且，他還有與已到紐約聯合國總部工作的戀人陳潤瓊相聚的理由，而陳父又是前國民政府高級外交官。這種家庭背景以及可能產生的人際關係，對在海外立足是「打著燈籠也難找」的。至於唐納本人，可謂公私兼顧，兩全其美。潘漢年對吳大琨說的那句“他卻去娶了國民黨外交官的女兒為妻”，是他當時身為上海市副市長的地位所限，對並不完全知曉內情的人要表露的政治立場，自在情理之中。
可以斷言，如果唐納當年像同事們一樣回到內地，十有八九會在1955年潘漢年一案發生時遭受牽連。受「潘案」波及者數以百計，遍及各地。而以唐納與潘漢年關係之密切，必定像張建良（華克之）那樣被逮捕並判刑。即使僥倖活著等到平反和恢複名譽，也是24年後的1979年了。也就是說，唐納若在國內，其厄運早在「文革」之前10年已經降臨，而這與那時還“偶爾露崢嶸”的江青沒多大關係。這樣看，客居海外的唐納終究還是幸運的。
1948年底，唐納從香港到美國後，在紐約的中文報社、印刷廠工作不足兩年，即轉往法國巴黎，與陳潤瓊成婚，育有一女。他倆以經營中餐館為業，過著平靜安逸的生活。1988年8月23日，唐納因肺癌病逝，終年74歲。
《江青傳》一書在結尾部分交待了與傳主有關的幾位人士的結局，其中提到粉碎「四人幫」之後，唐納曾返中國大陸，重遊上海，感慨萬千。“不過，他幾度回來，行蹤保密，沒有在公開場合露面”。
【葉劍英、羅青長的不尋常接見】
唐納首度返國是1978年。夏其言曾私下對人說，唐納初抵上海，即與其夫婦見面敘舊，又在鄭君里夫人黃晨陪同下，到鄭的墓地獻花致哀，隨後就去了北京。唐納確實極為低調，不光沒有在公開場合露面，對其他朋友和同事都未約見，想必有他的考慮。
那麼，唐納在北京見了哪些人，辦了什麼事呢？局外人很難揣測和判斷，但多年後終於有個讓人見出端倪的線索浮現。2008年12月18日《南方周末》刊發專題「改革八賢」，其中一篇長文《葉劍英：最後十年》配發了四張圖片。有一張是合影，文字說明為：“1978年12月，葉劍英在北京會見旅法華僑唐納（左三）。右一為羅青長，左二為葉選寧，左一為葉選基。”照片上，唐納站在居中的位置。這足以令人大吃一驚！
熟知現當代革命史的人都知道，葉劍英元帥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德高望重、地位尊崇。在戰爭年代，他屢任方面軍或全軍參謀長，多次與聞重大事變，曾參與中共南方局領導工作，兼管南方地區包括港澳及海外的情報、統戰事務等；羅青長時任中央調查部部長，是國家情報安全部門頭號主管；葉選寧為葉帥次子，以後出任解放軍總政聯絡部部長；葉選基是葉帥侄子，也參與部分機要。只要稍加思索就會想到，若僅僅是個在法國開餐館的老華僑，闊別多年回國，怎麼可能獲得葉劍英這樣的黨政軍主要領導人的接見，且由國家情報安全機構主管而非僑務部門官員陪見。唐納1978年底在北京獲得如此規格的禮遇、如此特殊的陪同，使他曾經擁有的神秘身份呼之欲出。這樣超乎尋常的安排，在他而言，即便不說是「認祖」，也可算是“歸宗”了。
這次會面時葉劍英講了些什麼，而唐納又講了些什麼——由於唐納未及寫出回憶錄即已辭世，有關內容可能只會留存在某個部門的檔案里了。但有一點應可確定：唐納曾是一名共產黨員，並且是特殊戰線上的一員。
對這位一生多彩多姿並在多個領域留下足跡的歷史人物，能否徹底拂去籠罩在他身上的那層神秘霧紗，這要期待有關檔案的公開之日了。?
（作者賀越明 系文史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