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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前夫唐納不為人知的故事 曾獲葉劍英元帥接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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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前夫唐納不為人知的故事 曾獲葉劍英元帥接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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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前夫唐納不為人知的故事 曾獲葉劍英元帥接見

2020年10月28日 17:56

藍蘋便裝照

1998年2月21日葉永烈夫婦(後右二、一)與陳璐(前右)紅兒(前左)及紅兒妻子(後左)在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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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家來了特殊的「房客」

關於江青前夫唐納的真實身份,我是在1986年8月7日採訪唐納摯友夏其言時得知的。

夏其言跟唐納、江青同齡,都屬虎,生於1914年。夏其言曾任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黨委副書記、副總編輯。2002年10月23日,病逝於上海華東醫院,享年88歲。記得,在27年前,當我得悉唐納摯友夏其言在滬工作,便於1986年8月7日前往拜訪。除了聽覺差一點之外,夏老身體甚健,記憶清晰。此後,我得以多次向他請教。

夏其言說,他跟唐納相識,說來純屬偶然:他是浙江定海人。1934年,正值劉鴻生開辦的中國企業銀行招收練習生,高中畢業的他考上了。跟他一起考上的,有個名叫馬驥善的青年,兩人意氣相投,遂結為好友。馬驥善之兄,即馬驥良,也就是如今人們所稱的唐納。馬驥良常到銀行宿舍看望弟弟,跟夏其言結識了。夏其言也隨著馬驥善喊馬驥良為「大哥」,雖然他跟馬驥良同齡。那時候,馬驥良參加了“C.Y”,亦即共青團。夏其言呢,正追求進步,悄悄地在讀馬列著作。正因為這樣,他跟馬驥良相見恨晚,非常投機。夏其言記得,有一天,馬驥良神秘地對他說:“我有一個朋友,很有學問,可以教你懂得許多革命道理。不過……”說到這裏,戛然而止,馬驥良用雙眼看著夏其言。夏其言立即明白他的意思,說道:“我不怕風險。”馬驥良這才輕聲地說:“他沒地方落腳,你敢不敢收容他?”夏其言一口答應下來。當時,馬驥良租房居住,房間很小,而夏其言的父親在“十三層樓”(今上海錦江飯店)掌廚,他家住離“十三層樓”不遠的長樂路怡安坊17號,石庫門房子,獨門進出。過了幾天,夏其言家多了一位青年「房客」。那青年「房客」跟夏其言住一間小屋。他跟馬驥良、夏其言同庚,所以很談得來。

「房客」叫小琳,常用的筆名為史枚,真名佘其越、佘增濤。此人跟馬驥良同鄉、同學,馬驥良用“總角之交”來形容。所謂“總角之交”,即少年朋友。日子久了,夏其言才明白,佘其越乃中共地下黨員。神不知,鬼不曉,他隱居在夏其言家裏。國民黨警察局追捕佘其越,卻也不會查到夏家,因為在此之前,佘其越跟夏家毫無瓜葛。

唐納加入中國共產黨

佘其越擅長寫作。在隱居中,寫了不少文章,署名唐納,由馬驥良送出去發表。馬驥良自己寫的文章,也署名唐納。於是,唐納成了佘其越和馬驥良合用的筆名。馬驥良本來以「羅平」為筆名,在常用“唐納”之後,漸漸地,人們以“唐納”相稱,以致後來變成“唐納=馬驥良”。佘其越隱居夏家,唯一的常客是馬驥良。以下按照人們現今的習慣,稱馬驥良為“唐納”,而稱佘其越為“史枚”,因為他的真名已被國民黨政府上海警察局記錄在案,他改名史枚,直至解放後一直用史枚為名。史枚跟夏其言朝夕相處,教他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引導他走上革命之路。在佘其越的影響下,夏其言於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夏其言告訴筆者,他的入黨介紹人是張承宗。張承宗在解放後曾任上海市副市長。在夏其言之前,唐納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當唐納跟藍蘋相愛之後,藍蘋也成為夏家的常客。藍蘋曾經送她主演的話劇戲票,給夏其言的弟妹以及父母親。此外,電影導演鄭君里的夫人黃晨、藍蘋所住環龍路許家房東的保姆秦桂貞,是藍蘋的密友,也常來夏家。唐納、藍蘋、史枚、夏其言、黃晨、秦桂貞是同齡人,卻不約而同以史枚為長。因為他是「C.P」(共產黨),而且頗具學者風度,老成持重。唐納、夏其言尊敬他理所當然,藍蘋在他面前也頗恭敬。就連她跟唐納吵了架,也常常要到怡安坊來,在史枚面前告狀,請史枚“仲裁”。

夏其言記得:藍蘋跟唐納在史枚面前吵鬧時,甚至會動手打架——居然在夏其言家中大打出手!有一次,天還沒亮,他跟史枚還在睡覺,突然,藍蘋披頭散髮,前來敲門。藍蘋剛進來,唐納也來了,又是一場大吵大鬧;還有一次,在他的家裏,當著史枚和他的面,藍蘋抓住唐納的頭髮,把唐納的頭往牆上撞……

夏其言還告訴筆者,一天,當藍蘋跟史枚、唐納、他一起閑聊時,藍蘋隨口說了一句「名言」:“男想女,隔座山;女想男,隔層板。”這,大抵就是藍蘋為人處世的“訣竅”。正因這句「名言」,她征服一個又一個男人,朝著“高居人上”的目標走了一步又一步棋。藍蘋還有一句「名言」:“英雄人物創造歷史,我如果不能成為英雄,也要成為英雄的終身伴侶。”大約正是出於這一“行為準則“,她終於成了“江青同志”。

1978年12月,葉劍英在北京會見旅法華僑唐納(左三)。右一為羅青長,左二為葉選寧,左一為葉選基

唐納與夫人陳潤瓊在巴黎(1952年12月23日)

與女演員陳璐結婚

的速度結婚。為了紀念他們的相識之處,婚禮也是在冠生園舉行。1938年10月,唐納與陳璐經越南河內,到達香港。在香港住了一個多月,乘船返回上海。唐納和陳璐住在法租界海格路(今華山路)、江蘇路口。唐納改用筆名「蔣旗」,發表多幕話劇《陳圓圓》,又寫出多幕話劇《生路》。陳璐在上海當演員。唐納為陳璐取了個藝名叫“紅葉”。據云,“紅葉”的含義是與“藍蘋”相對。1940年5月1日,陳璐生下兒子,唐納非常高興,為兒子取名“馬均實”,意即“均分勞動果實”——出生那天是勞動節。唐納還為兒子取了奶名,叫“紅兒”,這奶名顯然來自陳璐的藝名“紅葉”。

筆者於1998年2月21日在漢口採訪了當時已經78歲的陳璐以及58歲的紅兒。據陳璐告訴筆者,當時,陳璐並不知道唐納的政治身份,只知道他常常行蹤機密。有一回,唐納對她說:「如果我被捕,牽連了你,你就說‘我早就跟唐納離婚了’!」陳璐聽了愕然。直到好多年之後,她才知道唐納當時參加共產黨的地下活動,這才使巡捕房對他格外注意。

有國難回,定居巴黎

陳璐跟唐納的婚姻只維持了8年。唐納在重慶,愛上另一個演員康健,開始同居。這一同居關係維持了沒多久,就因性格不合,分手了。

抗戰勝利後,唐納從重慶回到上海。應《文匯報》總經理嚴寶禮以及總主筆徐鑄成之邀,進入《文匯報》,擔任副總編。徐鑄成原在《大公報》,與唐納有過同事之誼。這時,唐納改用「馬季良」這名字。此後,唐納在上海又傳出新的戀情:1947年8月唐納出席美國總統特使魏德邁在上海舉行的記者招待會,見到《自由論壇報》女記者陳潤瓊,她年輕、俏麗,能操一口純正英語。才華出眾的陳小姐,頓時使唐納為之傾倒。用唐納的話來說,那就是“驚為天人”!唐納熱戀著陳小姐,不斷地給她寄一封封用蠅頭小楷寫成的情書。

最初,一頭熱,一頭涼。唐納有情,陳小姐無意。陳小姐乃名門閨秀,福州人,是原駐法公使陳籙的第三個女兒,自幼受家庭熏陶,精通英語、法語。

1949年2月,陳小姐調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工作。已經在香港擔任《文匯報》總編輯的唐納,向報社提交辭呈,也飛往紐約,先在一家報紙工作,後在聯合國一家中文印刷廠工作,為的是能夠與陳小姐在一起。唐納看似是為「追」陳潤瓊而遠赴美國,其實那是隨著中共在解放戰爭中節節勝利,他雖然滿心歡喜,卻決定離開。他深知,江青是一個報復之心極重的女人,她已經成為“第一夫人”。當年她在上海,敢於當著夏其言的面,抓住唐納的頭髮把唐納的頭往牆上撞。倘若唐納留在中國,那位心狠手辣的江青不知會怎樣折騰他!

正因為這樣,唐納「追」陳潤瓊小姐,從美國紐約「追」到法國巴黎,在那裏與陳潤瓊小姐結為伉儷,並開設天橋飯店。為了遠避江青之勢,唐納更名“馬紹章”,而陳潤瓊則用英文名字安娜。最初,在巴黎華人之中,人們只知馬紹章先生乃國民黨政府原駐法公使陳籙之婿,並不知道他是江青之前夫。唐納有國難回,心中記掛著紅兒。據紅兒告訴筆者,1953年紅兒收到父親從法國寄來的480萬法郎(舊法郎),給他買自行車。另外,唐納還托他在上海的老朋友夏其言、許懷沙等照料紅兒。

中央調查部安排他回國探訪

一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江青成了階下囚,唐納終於可以回國探望了。夏其言告訴我,1979年初,他正出差北京,突然接到報社黨委電話,要他立即回滬。夏其言趕回上海,這才得知「中調部」找他。「中調部」,亦即中共中央調查部的簡稱。1955年6月20日,中共中央調查部正式成立,首任部長為李克農(兼任),秘書長為羅青長。

「中調部」為什麼突然找夏其言呢?原來,唐納從1948年離開中國大陸之後,首次從巴黎回國。儘管唐納在法國已經用馬紹章之名多年,但「中調部」對夏其言還是稱他為唐納。唐納回國,“接待單位”便是中共中央調查部,他在法國的秘密身份不言而喻。當夏其言正在為唐納由「中調部」出面接待感到驚訝的時候,「中調部」的幹部告訴他,唐納此行,對外嚴格保密,所以要求他不能透露唐納的消息,尤其是他在新聞界工作,更要注意。「中調部」的幹部還悄悄地告訴夏其言,“唐納又入黨了!”這個“又”字,表示唐納過去是中共黨員,中間曾經脫黨,如今“又入黨了”!

夏其言記得,當時「中調部」安排唐納住在上海東湖招待所。那裏曾是中共中央華東局招待所。夏其言說,他終於與闊別整整30年的老朋友唐納見面,異常興奮。唐納夫人陳潤瓊也一起來了,他跟陳潤瓊是初次見面,她果真是大家閨秀,名媛風度。夏其言說,他發覺,唐納彷彿變了一個人,他不像當年豪爽直率,而是變得謹言慎行。唐納跟夏其言談話,只談往事舊誼,極少涉及在法國的生活。唐納在上海電影界、新聞界朋友眾多,他只會見了鄭君里夫人黃晨等極少數老朋友。筆者在採訪鄭君里夫人黃晨時,她說,鄭君里在「文革」中受盡折磨,被投入監獄,於1969年4月23日病逝。鄭君里是唐納、藍蘋的好友。1936年4月26日,22歲的唐納、藍蘋,與趙丹、葉露茜以及顧而已、杜小鵑,三對明星伉儷一起在杭州六和塔舉行婚禮。證婚人為上海法學院院長沈鈞儒,主持人便是鄭君里。黃晨回憶說,當時她與藍蘋互以“阿黃”、“阿藍”相稱。

黃晨告訴筆者,當年在上海電影界,袁牧之、鄭君里、唐納、趙丹4人志同道合,曾結為把兄弟,依照年齡稱袁牧之為大哥,鄭君里為二哥,唐納為三哥,趙丹為小弟。黃晨說,在「文革」中,鄭君里被捕入獄。鄭君里心知肚明,這一切皆因他對“旗手”江青往日的歷史知道太多……黃晨說,唐納對鄭君里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感嘆說,倘若他在國內,會比君里更慘!在黃晨的陪同之下,唐納和夫人前往鄭君里墓,虔誠地獻上鮮花。

夏其言說,唐納和夫人在滬期間,從未在公眾場合露面。唐納依然對中國電影保持濃厚的興趣,但是規定他不能去電影院觀看(儘管東湖電影院近在咫尺),只能在東湖招待所的內部小放映室為他和夫人專門放映。唐納在滬期間,宴請老朋友。夏其言和妻子當然在被邀請之列。在那次宴會上,夏其言見到的只是唐納在上海的幾位老朋友,七八個人而已,其中有著名電影演員趙丹,也有黃晨。他們一起喝啤酒。趙丹是當年介紹唐納與陳璐結合的「月老」,當然當著陳潤瓊的面就不提那段往事。夏其言的妻子則說起當年唐納飾演“大律師”、為她解除婚約的往事,唐納哈哈大笑起來。夏其言的妻子還邀請唐納夫婦來家做客。這原本是情理之中的事,令夏其言驚訝的是,唐納竟然面有難色,沒有爽快地答應下來。夏其言馬上意識到這可能與唐納此行的保密規定有關。大約是唐納請示了「中調部」,這才答應回訪,和夫人一起來到夏其言家中。 

↑1936年4月26日三對新人在杭州六和塔前舉行婚禮。前排左起為葉露茜、趙丹、藍蘋、唐納、杜小鵑、顧而已,後排左起為主持人鄭君里、證婚人沈鈞儒、儐相李清

葉劍英元帥接見唐納意味著什麼

就在這次回國期間,唐納於1978年12月在北京受到葉劍英元帥的接見。在那張歷史性的照片上,站在葉劍英元帥一側的羅青長,曾經任中共中央調查部秘書長、副部長,於1978年任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站在葉劍英元帥另一側的是葉選寧和葉選基。葉選寧乃葉劍英之子。葉選基是葉劍英之侄,筆者多次採訪他。至於葉劍英元帥,當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並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中共中央調查部直屬他領導。「旅法華僑」唐納,其實是中共特別黨員,「中調部」在法國的重要幹部,他的回歸,受到葉劍英元帥的接見就在情理之中。陪同接見的人員有「中調部」部長羅青長,清楚地點明了這次接見的“主題”。

另外,請注意,那張照片上沒有唐納夫人陳潤瓊。這表明,葉劍英元帥接見唐納,唐納的政治身份並非「旅法華僑」。倘若是「旅法華僑」,必定攜夫人一起參加接見。這表明,葉劍英的接見,是「中調部」的內部會晤。也正因為這樣,這次重要的接見在當時秘而不宣,照片也沒有見諸報端。直至整整30年之後,在介紹葉劍英生平時,才“順便”刊登了這張接見唐納的照片,而照片說明詞仍稱唐納是「旅法華僑」,似乎與「中調部」毫不沾邊。應當說,唐納在法國巴黎開設天橋飯店,飯店乃名流匯聚之處,而唐納又有老丈人的國民黨招牌作掩護,不論是職業或者身份,都是從事情報工作的最佳選項,誰都不會懷疑唐納是「中調部」的高級情報幹部,頂多拿他與藍蘋的往事“開涮”而已。

國家安全部安排他再度回國

夏其言記得,1985年9月,唐納再度回國時,則是由國家安全部安排。這一回,唐納帶著夫人、女兒回國,被國家安全部安排住在上海五星級的新錦江飯店南樓。夏其言見到唐納女兒馬憶華,她在醫科大學畢業,男朋友是土耳其人。當時,趙丹已經去世,唐納在上海只見了黃晨。

唐納這次回來,似乎在北京住了相當長的時間。夏其言記得,當時他作為中國新聞代表團的成員去北歐四國訪問,從上海來到北京,在北京飯店看望了唐納。當時,唐納一個人住在那裏。當他從北歐回國,國家安全部正安排唐納到承德休養。他又與唐納見面,正是秋高蟹肥,他們一起吃大閘蟹。唐納說起自己打算寫回憶錄,所以請夏其言託人為他找散失的歷史資料。夏其言回滬之後,托毛羽、徐懷沙替唐納找資料,也托筆者為他尋找解放前所寫的《祖國萬歲》、《陳圓圓》等劇本。不料,唐納的回憶錄尚在收集資料時,1988年8月23日,唐納因肺癌在巴黎病逝。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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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時的周恩來(資料圖)

本文摘自《紅牆裏的領袖們——周恩來實錄》,於俊道 著,中國工人出版社,2012年1月

回到國內,周恩來尚未來得及考慮如何進入剛創辦的南開學校大學部學習,五四運動的風暴就率先在北京來臨並迅速在天津得到響應。

5月7日,天津各校 學生舉行示威遊行;14日,天津中等以上學生聯合會成立;25日,以女校學生為主體的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成立,鄧穎超擔任講演隊長。 

此時,周恩來還沒有入學,只有一個南開學校的校友身份,但他沒有因此而自甘置身事外,而是「天天到南開去」,熱情地投入到各種活動中,積極出謀劃策:“宜審慎,有恆心,有膽力,方能成功。” 

要想學生愛國運動能堅持下去,必須注意愛國教育。為此,天津學聯決定創辦〈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周恩來在南開學校曾先後主辦《敬業》和(校風》,其 才能為許多人所熟知,因此,他這位校友接到了主辦報紙的誠意邀請。周恩來也自認負些責任是義不容辭的,愉快地答應下來,並住進了南開學校。

辦報紙可是個苦差事,不說最初的一無經費、二無紙張,三沒印廠、四要向警察局立案,就說一俟辦起來,編排、撰寫、校對、印刷、出售等雜七雜八的事就 更多了。周恩來把全部心血都用到工作上,事無巨細,幾乎每一個環節都要管。為了擴大宣傳,他們在7月12日的《南開日刊》上發表了周恩來起草的《天津學生 會報發刊旨趣》,宣佈會報將「本民主主義的精神發表一切主張」,“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立為主旨。”什麼是“革新”?就是要改造社會。什麼是“革 心”?就是要從改造學生自身的思想著手。“至於一切的研究,還是須求社會的幫助,指導我們,以便共同得著大家新生命的所在。” 

這篇《發刊旨趣》發表後,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大批訂報的函件紛紛而來,到會報創刊前一天,訂戶已近四五千戶。

、文藝、翻譯八個欄目。在創刊號上,周恩來又以《革心!革新!》為題,撰寫發表了發刊詞。 

會報一問世,即獲好評。時任天津學生聯合會副會長的馬駿看過發刊詞後,不禁讚賞說:這篇社論真帶勁!這比我們站在幾千人面前大喊一陣,可有用得多! 《少年世界》說:「天津學生辦的報有點價值的自然要算這報了。」上海的{新人》雜誌說:會報“比較的更為敢言”,“‘主張’與‘評論’二欄目又有特色。敢說是全國的學生會報冠。” 

由此,周恩來通過這張會報,同學生們一起關注著國內的各種重大事件,對天津學生的愛國運動起著吶喊助威、推波助瀾的作用。隨著運動的發展,周恩來感 到有必要成立一個比學生聯合會等更嚴密的團體,以吸納運動中的一些骨幹分子,從事科學和新思潮的研究。他的這個倡議,得到了郭隆真、張若名、諶小岑等人的贊同,並迅速行動起來,積極籌備。

經過準備,9月16日的籌備會決定出版一種名叫(覺悟》的不定期的小冊子,而新團體也因之就叫「覺悟社」。「覺悟」一詞,是當時進步青年中一個十分 流行的用語。最早的會員共20人,為了表示男女平等,男女會員各10人,有周恩來、鄧穎超、馬駿、郭隆真、劉清揚、張若名、諶小岑等。這樣,覺悟社就正式 成立了。大家用抽籤的辦法,決定代表各人的號碼,周恩來抽到的是五號,即使用了“伍豪”的代名。經過大家討論,周恩來被推舉起草《覺悟的宣言》。 

 

「覺悟」的聲浪,在20世紀新潮流中,澎湃得很厲害。我們中國自從去歲受歐戰媾和的影響,一般稍具普通常識的人,也隨著生了一種很深刻的覺悟:凡是 不合於現代進化的軍國主義、資產階級、黨閥、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頑固思想、舊道德、舊倫常……全認為他為應該剷除應該改革的。有了這種「覺悟」,遂醞 釀成這次全國的學潮,衝動了全國的學生界,人人全想向「覺悟」方面走。 

《宣言》宣佈覺悟社的宗旨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覺’‘自決」’。為著實現這個宗旨,採取的方法有四:“一、取公同研究的態度,發表一切主張;二、對社會一切應用生活,取評論的態度;三、介紹社外的言論——著作同講演;四、灌輸世界新思潮。” 

覺悟社成立後的第5天,在五四運動中享有崇高聲望的北京大學教授李大釗即被請到覺悟社講話,此後,徐謙來講過《救國問題》,包世傑來講過《對於新潮流的感想》,周作人來講過《日本新村的精神》,錢玄同來講過《研究白話文學》,劉半農來講過《白話詩》等。他們還經常召開各種形式、各種規模的討論會,討 論學生的根本覺悟,討論家庭改造,討論工讀主義等。不能否認,覺悟社的每一位成員都有改造社會的願望和為此而奮鬥犧牲的精神,但由於各方面條件的局限,他們又不是每一個人都像周恩來一樣在日本接觸過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主義有一種初步的認識。因此,討論中也是各抒己見,想法不盡相同。鄧穎超說過:「五四運 動是思想解放運動。一解放,就像大水奔流。那時的思想,受到長期禁錮,像小腳婦女把腳裹住;放開以後,不知怎麼走路,有倒的,有歪的,也有跌跤的。那時是百家爭鳴,各種思潮都有。我們也是受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的。」“當時我們的思想還處於啟蒙時期,就是說還不明確,不肯定,思想還在變動著,發展著。”劉清 揚的回顧也證明了這一點:以後我們常在一起開會、談論和研究一些新思潮。那時我們都很幼稚,只有滿腔的愛國熱情,還沒有一定的信仰。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等等,什麼都談論。共產主義是什麼,我們都不懂得。 

當然,覺悟社不是封閉的,但它對新會員要求很嚴,「資格必當具有‘犧牲’、‘奮鬥’、批評同受批評的精神。」

不難看出,覺悟社的主要活動內容還是在校園範圍內,並沒有向社會上走得太遠。周恩來也已在9月間南開大學開學後,成為南開大學的第一期學生。鄧穎超後來說過:覺悟社「只作過那些事情。那時候我們還是學生,活動以搞學生會為主,不可能有更多的時間從事社會活動。」 

此時,國內的愛國學生運動已轉到以抵制日貨為主要內容上來。天津各界學生連續舉行示威遊行,並上街檢查日貨。外號「楊梆子」的天津警察廳長楊以德, 對學生愛國運動施以嚴厲鎮壓,逮捕了各界代表馬駿、馬千里等20多人。1920年1月29日,以周恩來為總指揮的五六千名學生,奔赴直隸省公署請願。群眾推出周恩來、郭隆真、於蘭舟、張若名4人為代表,他們不顧軍警的阻攔,強行闖入省公署,全部遭到逮捕。這是周恩來第一次有了被反動當局逮捕的經歷。 

被捕後,反動當局玩弄拖延戰術,對他們既不公開審訊,也不釋放。4月2日,周恩來和難友們通過秘密聯絡,發動絕食鬥爭。由於被捕的人中,有天津各界的代表,反動當局也不能不顧慮社會影響,遂於4月7日將他們移送地方檢查廳。 

關到檢查廳後,被捕代表有了相對多的自由往來機會,並且能夠閱讀書報。他們共同議定:每天早晨作體操,每晚舉行全體會議,並推舉周恩來、馬千里、於蘭舟3人主辦讀書團,帶領大家研究社會問題。周恩來分5次作了介紹馬克思學說的講演。正是在這段時間內,被拘押的周恩來重新思考了許多問題,「思想是顫動於獄中」。經過思考,一種革命意識的萌芽,“從這個時候開始”了。 

7月6日,檢察官對周恩來等提起公訴,但在辯護人的辯護面前,公訴人理屈詞窮。但他們豈肯服輸?7月17日,天津地方審判廳仍以所謂「騷擾罪」判處被捕代表徒刑,其中周恩來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個月,正是他被檢查廳拘禁的時間。鄧穎超回憶說:“公審的那一天,法庭上擠滿了旁聽的人群。天津河北三馬路上的地方審判廳的外面,站立著佇候消息、聲援代表的男女學生和各界的廣大隊伍。當局也感到眾怒難犯,決心釋放被禁的代表。但他們還是死要面子,不肯承認自己做下的錯事,強把捏造的罪名,加在各個學生的身上,判定了若干日的拘禁,而這判定的日期恰恰和他們已被禁的日數相等。於是法官宣佈期滿釋放。”

那時候,國內正掀起一個赴法勤工儉學的熱潮。周恩來在獄中時,就有了赴歐洲求學的想法。這在他6月8日寫給準備赴法的覺悟社社員李愚如的詩中即已表 現出來:你走了,不能送你,我做首詩送你吧!今天我從下午4點鐘做起,做到6點半鐘,居然成功了。這首詩的成績,在我的詩集裏要算是「上中」了。 

到那裏, 

舉起工具, 

出你的勞動汗, 

造你的成績燦爛。 

磨鍊你的才幹; 

保你的天真浪漫。 

他日歸來, 

扯開自由旗; 

唱起獨立歌。 

爭女權, 

求平等, 

來到社會實驗。 

推翻舊倫理, 

全憑你這心頭一念。オ 

三月後, 

馬賽海岸, 

巴黎郊外, 

我或者能把你看。 

出獄後,周恩來一方面做著覺悟社的工作,一方面積極準備赴歐求學。 

赴歐求學 

經歷了五四運動的洗禮後,為了進一步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周恩來於1920年11月7日自上海乘船啟程,赴歐洲留學考察。為什麼要到歐洲去求學?他 到歐洲後不久寫給表兄陳式周的信中說:自己去歐洲「主要意旨,唯在求實學以謀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會真相暨解決諸道,而思所以應用之於吾民族間 者。」

周恩來此次赴歐求學,得到嚴修的推薦。嚴修還給中國駐英公使顧維鈞寫了介紹周恩來及另一位學生的信,並同替周恩來辯護的著名律師劉崇佑各資助周恩來 500元,作為他赴歐的費用。周恩來在行前又同天津《益世報》商定,當他們的旅歐通信員,經常為他們撰寫通信,以所得的稿費補貼旅歐的生活費用。

出國去, 

走東海、南海、紅海、地中海; 

一處處的浪卷濤涌, 

奔騰浩瀚, 

送你到那自由故鄉的法蘭西海岸。

法國郵船波爾多斯號經過36天的航程,將周恩來、郭隆真、李福景、張若名等中國赴法學生送到了著名港口馬賽。周恩來在巴黎作了短暫停留,即渡過英吉利海峽,來到英國首都倫敦。 

來到倫敦,周恩來是想在這裏求學的,因為「倫敦為世界最大都城」,“舉凡世界之大觀,殆無不具備,而世界之政治商業中心,亦唯此地是賴。”“故倫敦為世界之縮影。”而他的心中正是要多觀多研:“在倫敦念書,非僅人課堂聽講而已,市中凡百現象固皆為所應研究之科目也。”他深知妨礙自己求索的兩大不利因 素,一是語言,二是經費。對於語言關,正像他給表兄信中所斷定的:“惟弟所敢自信者,學外國文有兩道:一求多讀,一求多談,弟則志在多讀耳。”對於經費問題,鑒於倫敦的生活費用太高,他只好轉向消費水平較低的蘇格蘭首府愛丁堡的大學。他在1921年1月寫給表哥陳式周的信中說:“弟在此計劃擬人大學讀書三 四年,然後再往美讀書一年,而以暑中之暇至大陸遊覽。今方起首於此邦社會實況之考查,而民族心理尤為弟所注意也。”

愛丁堡大學雖然同意免去周恩來的入學考試,只試英文,但考期在這年9月,開學則在10月間,屈指算來,他需要在這裏等待半年之久,為了節省經費,他 不得不轉赴法國,勤工儉學。因為愛丁堡的消費水平雖低於倫敦,但還是要比在法國高出許多。加之法國的勤工儉學生遠遠多於在英中國留學生,所以周恩來只在英國呆了5個星期,就回到了抵歐的第一站——法國。

來到歐洲,周恩來自覺地採取各種方式廣讀博覽,涉獵各種學說思潮,以審慎求真的態度 「對於一切主義開始推求比較」。在這種比較研究的過程中,他於 1921年1月寫信給表兄陳式周,交流他考查、研究後的體會:“英之成功,在能以保守而整其步法,不改常態,而求漸進的改革;俄之成功,在能以暴動施其 ‘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而收一洗舊弊之效。若在吾國,則積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強鄰環處,動輒受制,暴動尤貽其口實,則又以穩進之說為有力矣。執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無成見。”從他在親屬面前思想的這一自然表露,我們可以看出他性格的另一面,即審慎求真地探求社會問題、探求學問、確立信仰。這時正如他自己所言:“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經過一段時間的實地考查,潛心探究後,他終於選擇了共產主義作為終生信仰。 

就在這一年,周恩來經張申府、劉清揚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2年3月寫信給國內的同志,一則表示決心,二則互相勉勵:「我們當信共產主義的 原理和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兩大原則」,“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並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信中還附了一首詩:《生別死離》—— 

壯烈的死, 

苟且的生。 

貪生怕死, 

何如重死輕生!オ 

沒有耕耘, 

哪來收穫? 

沒播革命的種子, 

卻盼共產花開! 

夢想赤色的旗兒飛揚, 

卻不用血來染他, 

天下哪有這類便宜事? 

從此,周恩來由一個孜孜以求救國救民真理的海外學子,成長為一個職業革命家。他積极參加留法勤工儉學學生的鬥爭,並發起組織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並於1923年3月擔任了執行委員會書記,他在給團中央的報告中說:「我們現在已正式成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旅歐戰員了,我們已立在共產主義的統一旗幟之下,我們是何其榮幸!你們希望我們‘為本團勇敢忠實的戰士’,我們謹代表旅歐全體團員回說:‘我們願努力毋 違!」’ 

由於國內大革命運動發展很快,急需大批幹部,周恩來遂於1924年7月告別生活了4年的歐洲,返回祖國。行程還是與那煙波浩渺的海洋相伴,但周恩來 已不再是當年那位旨在去推求比較的熱血青年。在他隨身所帶的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執行委員會給團中央的報告中寫著這樣的評語: 

周恩來——浙江,年26,誠懇溫和,活動能力富足,說話動聽,作文敏捷,對主義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無產階級化。英文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書看報。本區成立的發啟人,他是其中的一個。曾任本區三屆執行委員,熱心耐苦,成績卓著。 

遙望祖國,周恩來的人生又將揭開新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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