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我家住在中南海》 王凡 東平 著 作家出版社
劉少奇及夫人王光美與子女們在一起
平時在甲樓生活的孩子，是毛毛、濤濤、丁丁、平平、源源、亭亭。50年代中期，毛毛在北京101中學畢業後，被送蘇聯深造。
早在1939年，劉允斌和劉愛琴，就被送到蘇聯，他們兄妹也曾在毛岸英兄弟呆過的莫尼諾兒童院學習過一段。1945年，劉允斌考入莫斯科鋼鐵學院冶煉專業。在該院畢業後，他以優異成績進入莫斯科大學，讀核物理學研究生，1955年獲副博士學位。
兩年後，劉允斌回到祖國。他只在中南海的家裏住了幾天，就去了距北京50公里外的某縣，進了中國原子能研究院401所工作，這是中國最早的核武器研究所。
劉愛琴1949年跟父親回國後，先在北京師大女附中當了一段俄語教師。翌年，她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系深造，1953年畢業，分配到國家計劃委員會綜合局工作。
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劉允斌、劉愛琴兄妹都因工作需要，調到了內蒙古。從此以後，他們都是每年在假期里，到北戴河同父親、繼母和弟弟妹妹們團聚。
劉少奇和何葆珍的三個兒女，都有一段到蘇聯留學的經歷，偏偏三個子女都在異國他鄉「莫言花重舟將沒，自解凌波不畏沉」地墜入愛河。然而比平民多一層政治的制約，是作為一國政黨領袖的子女娘胎裏帶來的特殊染色體。這種染色體，給他們的私生活帶來的影響，往往是負面的。特別是在政治和意識形態受到強化的歲月，柔性的情感，與堅實的政治碰撞時，受損傷的只能是情感。
第一個為跨國姻緣付出情感代價的，是劉愛琴。她剛到蘇聯時所在的莫尼諾國際兒童院，撫養著來自希臘、保加利亞、西班牙、中國的共產黨領袖後裔。因為這些國度的共產黨，都處在與當政者對峙的狀態，黨的領袖們生活動蕩，性命堪虞，更無法撫養照顧自己的子女。
就是在這裏，劉愛琴與西班牙共產黨總書記，綽號「熱情之花」的伊巴露麗的外甥費爾南多相識，並獻上自己初開的情竇。應該說這種情感，是在特定的環境下產生的，青年人的第一次，也一定是純真而刻骨的。
然而「父親劉少奇卻認為她的婚姻是不妥當的。費爾南多雖然也是革命者的後代，但他來自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度。這個人當他的女婿，進入他的家庭生活，尤其是住在中南海里是不妥當的。劉少奇要求女兒一切要以黨和國家的利益為重，實際上就是不能再和她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在父親和父親所擁有的理想面前愛琴屈服了，這對青年夫婦就這樣被活活拆散。愛琴對丈夫的惟一紀念是把他們共同的兒子起名叫索索，這是她丈夫姓中的一個字。我相信在這件事情里，父女兩人都經歷了十分痛苦的情感過程，但是這種有悖常理的事情在當時一切以黨和國家利益為重的邏輯中，卻是合情合理的。」
筆者在此援引羅點點的敘述，是因為她文字的簡捷;但筆者覺得對父輩的理想是抵觸還是接受，愛琴還是有抉擇的自主的。她最終選擇了承受情感的痛苦，說明她決定以父輩的理想、信條，為自己的理想和信條。
在共產黨有著崇高威望，人民把一個嶄新而美好的中國的誕生都寄託於中國共產黨之際，作為共產黨領袖的子女，以「黨和國家利益為重」，那是從心底感到高尚的、必然的選擇。
如果說劉愛琴的婚姻，是出於黨的利益和原則、國家體制不同的考慮；劉允斌的婚姻中，就又多了中蘇關係始終隱藏著難料變異的因數。
關於劉允斌的婚姻悲劇，同為中南海里孩子的劉亞非的父親劉振德，有一簡要的概述，他曾於1956年至1967年間，在劉少奇身邊擔任機要秘書。他回憶說:
允斌曾向我談起他的婚姻問題:「我們的離婚是迫不得已的，我們之間感情上沒有絲毫的裂痕，我們分手的原因就是因為我要堅持回祖國工作。這種生離死別給雙方心靈上造成的折磨是多麼殘酷呀！」
他的語氣很平靜，但我感到了他內心深處的不平靜。
「我在蘇聯學習時，爸爸多次寫信教育我一定要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而我自己也發奮讀書，恨不得一下子把所有的知識學到手。就這樣，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地刻苦攻讀，幾乎把身體累垮。爸爸得知這一情況後，寫信嚴肅地批評我說：‘要知道，如果一個人失去了健康，就意味著失去了一切。必須馬上改變那種摧殘身心健康的學習方法。’那時，外國人非常佩服我的刻苦精神，但又都不贊同我那種玩命的學習方法。當然我也沒有精力去考慮婚姻問題了。後來，我的年紀越來越大了，而且又不能馬上回國，所以就和追求我很長時間的蘇聯姑娘結了婚。那時中蘇關係是很好的。我的學業即將結束時，爸爸給我寫信說：‘祖國和人民等待著你的歸來。在個人利益和黨的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我相信你一定能無條件地犧牲個人的利益而服從黨和國家的利益。’說實話，接到爸爸的來信，我的思想上鬥爭了好幾天。我多麼希望早日能回到生我養我的祖國，能回到父輩們拋頭顱灑熱血才得到的這片古老而神聖的熱土呀，我知道國家花了那麼多錢送我們出國留學是為的什麼，但我已不是獨身一人，我已有了妻子和孩子，我們夫妻感情很深，我怎麼捨得離開他們？我一直動員愛人跟我到中國來，但她因不懂漢語，而且兩個國家的文化傳統、生活習慣和水平又有很大差別，她也曾來過中國兩次，試了試，怎麼也無法適應我們這裏的生活。我試圖動員她和我一起回來的希望破滅了。我愛我的妻子，也愛我的孩子，可我更愛我的祖國。我下決心非回來不可，而她卻堅決不跟我來。這樣，我們只好過起兩地分居的生活，拖了幾年才離了婚。我愧對她們母子呀，在我們許多人的想像中，好像蘇聯人結婚、離婚都很隨便，其實各有各的規矩，特別是有了兩個孩子的婦女再想找到理想的伴侶絕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我真為他們的未來擔憂……」
允斌的那位蘇聯夫人最後一次來中國是1958年。我曾帶她到外交部辦過出境手續。她只會用漢語說幾句簡單的問候用語。她在少奇同志家只住了十幾天就再也住不下去了。因為大家的工作都很緊張，而允斌又是個視工作如生命的人。所以誰也很難抽出時間來陪她。語言不通，生活又不習慣，她怎麼能耐得住這樣的寂寞呀。有一天，允斌不在家，少奇同志在飯廳陪她坐了一會兒，用生疏的俄語想一句說一句，同她交談。但這無法排泄她心中的苦悶。允斌不在家，她就寸步難行。
她這次回國以後，他們兩人才下了離婚的決心。當然中蘇關係的惡化也對他們的離婚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注:見劉振德著《我為少奇當秘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出版)
其實，經受心靈折磨的並非只有劉允斌和他的蘇聯夫人瑪拉，要孩子做出艱難選擇的父親劉少奇，他的內心首先要經歷一番苦澀。特別是當他的三個孩子都存在類似的問題時，他對苦澀的咀嚼就要重複三次。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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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周恩來曾五次接見美國著名作家韓丁，下文根據談話整理加工。
毛主席在和埃德加·斯諾談話時曾經說：「我像一個打傘和尚（無發無天）」。這是一句雙關話。打傘的和尚就是一個像孫悟空那樣的造反者，不受制於既定的規章制度或慣例常套，不管是俗界的還是神的。
毛澤東主席是在1970年12月18日同斯諾交談的，這時文化大革命已取得了勝利，但也出現了一些逆流。
最不好的事情是絕對化的傾向，想問題絕對化，說話絕對化，這是毛主席很不高興的事情。例如講到毛澤東主席時所用的「四個偉大」（“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這是陳伯達最初提出來的。他在1970年8月九屆二中全會期間，就被解除一切職務了。
毛主席說，「導師」（教員）應當夠了，但是要把四個減為一個，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們作了很多的努力。現在，得以把名稱減為“偉大領袖”或“偉大導師”。毛澤東主席希望也把“偉大”這個形容詞去掉，就單純是「導師」（教員）適合他，但群眾不會贊成。
再就是「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這個口號了。這完全是錯誤的。怎麼可能有絕對的權威？毛澤東主席可以在某些問題上是權威，但至於不是他活動範圍內的問題，他怎麼可能是這方面的權威？此外，也有一個時間問題。一個人今天可以是權威，但明天也是權威嗎？如果人們使毛澤東思想變得絕對，那怎麼能夠有發展？再說，權威只能由人民群眾認可和擁護，關於樹立權威的一切想法是錯誤的。
還有就是毛主席畫像和塑像，不顧時間或環境，到處張掛陳列，搞得太多了。對此，毛主席曾笑著對埃德加·斯諾說：「看我站在那裏受到風吹雨打。實在可憐！」
在北京旅館出售貨品的櫃枱上，有大大的一幅毛主席像。我問售貨員：「毛主席是在櫃枱上為你們服務嗎？」在電梯裏也有一幅毛主席像：“毛主席是替你們看守電梯嗎？”我向司機問道。所有這些是做過火了，那是有害的。
對於一個領導人，人們必須問的第一個問題是：你是不是值得尊敬？第二個問題是：你是被群眾承認為領導人還是別人把你的形象人為地樹立起來？
談到崇拜，華盛頓的名字是使用得很多的。美國國會大廈叫華盛頓，有一個華盛頓州，還有其他許多地方和事物都用上了他的名字，可是人們不能說這是人為的。在回顧歷史時，美國人們不能否認華盛頓的作用。
所以，毛澤東主席實事求是地討論了個人崇拜這個問題。一個領導人應當始終謙虛謹慎，而這就意味著從實際出發。
（《周恩來自述》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編 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
《周恩來自述》：誰影響了青年周恩來
沃爾特·李勃曼（1889-1974）是美國最負盛名的專欄作家。他一生寫了上萬篇時政文章，出版了三十多本著作。他發表在紐約《先驅論壇報》和《新聞周刊》上的「今日與明日」專欄是20世紀美國報刊史上歷時最久、內容最廣、影響最大的專欄，對美國歷史上許多重大國務和外交事件都有重要影響。1946年9月間，周恩來曾三次與李勃曼談話，談個人與革命的歷史。
我從事於革命事業，正如中國一般知識分子一樣，經過了從封建家庭轉到受西方學校教育，然後變成社會主義者這樣一個漫長的過程。
我的祖父名叫周殿魁，生在浙江紹興。按中國的傳統習慣，籍貫從祖代算起，因此，我算是浙江紹興人。
紹興社會除勞動者(農民、手工業者)外，中上層有兩種人：一種是封建知識分子，一種是商人，這兩種人都是向外發展的。讀書人的出路照例是中科舉。而紹興人則大批地當師爺，在全國各級衙門裏管文案，幾乎包辦了全國的衙門的師爺。師爺在舊戲裏的臉譜是紅鼻子，大概因為他們都是喝酒的。商人的出路是在各大城市開雜貨店兼賣紹興酒。
我的家庭近幾代祖先也是紹興師爺，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師爺。到了祖代，兩家都搬到江蘇淮陰、淮安當縣官，因此結了姻親。我便生在淮安，那是一八九八年。
我的外祖母是淮陰鄉下農村婦女。因此，我的血液里還有農民的成分。
我的母親長得很漂亮，為人善良，生了三個小孩——我和兩個弟弟。現在，一個弟弟已死，一個弟弟尚在。母親在三十五歲時即患肺癆而死。原因是我家在祖父去世後，每況愈下，母親因操勞過度成疾。
祖父五十多歲去世。他生前不事生產，不買地，只有房產。到了父輩，我們的家庭就中衰了。叔父當師爺，父親(周劭綱)當文書，進益不夠維持生活。但封建家庭素來好面子，擺空場面，寧可債台高築，不肯丟掉面子。因此，我從小就懂得生活艱難。父親常外出，我十歲、十一歲即開始當家，照管家裏柴米油鹽，外出應酬，在這方面，給了我一些鍛煉。
我出生後，因叔父周貽淦已去世，照傳統習慣，把我過繼給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撫養。叔母即嗣母陳氏，是受過教育的女子，在我五歲時就常給我講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緣》等唱詞。嗣母終日守在房中不出門，我的好靜的性格是從她身上承繼過來的。但我的生母是個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這一部分。
我小時在私塾念書。從八歲到十歲我已開始讀小說。我讀的第一部小說是《西遊記》，後來又讀了《鏡花緣》、《水滸傳》和《紅樓夢》。
中國有句俗語：「逼上梁山」。這句俗語就出自《水滸》。我們都是「逼上梁山」的。人走上革命道路不是先天的，而是由於外來的壓迫和環境造成的。但他所以能產生革命性，是由於人的本能中有一種抵抗力，不願受外來壓迫。有一種人，站在壓迫方面或幫助壓迫的，當然無由產生抵抗力。但大多數人是被壓迫的，只不過抵抗力有強弱的不同。有些人抵抗力強，是經過鍛煉而來的；有些人抵抗力弱，是因為鍛煉不夠。
十二歲的那年，我離家去東北。這是我生活和思想轉變的關鍵。沒有這一次的離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無所成就，和留在家裏的弟兄輩一樣，走向悲劇的下場。
我離家去滿洲鐵嶺，是因為當時父親、伯父都在那裏做事。我在鐵嶺入了小學，六個月後又去瀋陽入學，念了兩年書。從受封建教育轉到受西方教育，從封建家庭轉
到學校環境，開始讀革命書籍，這便是我轉變的關鍵。當時有兩個教員，一個歷史教員叫高戈吾(山東人)是革命黨人，另一個地理教員是保守黨人。高戈吾給我介紹讀進步書籍，如章太炎(光復會領袖)的書和同盟會的雜誌。地理教員是滿族人，姓毛，介紹給我讀康有為、梁啟超的文章。章太炎的文章是古體文，很難懂，梁啟超的文章是近體文，很易懂。
後來，戴季陶出了《民權報》，把章、梁的主張混合為一，寫了激烈的文章攻擊袁世凱，我從它的創刊號讀起，直到這個刊物被當時的統治者袁世凱查封為止。那時我十三、四歲。
十五歲(一九一三年)我入南開中學，是一個私立學校。學費起初由伯父供給，後來靠學校的獎學金。
南開的教育，是正常而自由的。我喜歡文學、歷史，對政治感興趣，對數理也有興趣。總之，喜歡能說理的東西，不喜歡死記的東西，如化學、英文。我經常在課外讀許多書。南開有集會結社自由，我組織了敬業樂群會，當主席。一九一五年，參加反袁運動，演說、勸募，反對「二十一條」賣國條約。但當時南開全校學生有政治興趣的也還不多。
一九一七年中學畢業後，我去日本念書，是自修，生活費用靠朋友供給。在日本共留學一年半。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時回國，又進南開大學，參加五四運動，主編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後該報被封，我被捕，坐牢半年(當時是段祺瑞的部下楊以德統治天津)。被釋後，去法國勤工儉學(一九二○年)。
當時戴季陶在上海主編的《星期評論》，專門介紹社會主義，北平胡適主編的《每日評論》，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都是進步讀物，對我的思想都有許多影響。
這個時期，我的思想已從贊成革命而走向社會主義。但是由於我出身於封建家庭，我開始的社會主義思想是烏托邦的。不過因為我自小吃過苦，懂得生活之艱難，所以很短時間內，即轉變到馬克思的唯物主義了。這一時期，在國內曾看到《共產黨宣言》，在法國又開始讀到《階級鬥爭》(考茨基)與《共產主義宣言》，這些著作對我影響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