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在劉少奇生平業績陳列館，幾位元勛後代（從左至右分別是：陳雲之女陳偉華、秦邦憲之子秦鐵、劉少奇之女劉愛琴、周恩來侄女周秉德、彭德懷侄女彭鋼）在父輩們的老照片前合影。圖片均為石禎專 攝
元勛後代及工作人員在劉少奇銅像廣場合影留念。
劉愛琴問候家鄉父老，並寄語本報。
他們是元勛的後代，他們大多數第一次來花明樓，昨日，在紀念劉少奇110周年誕辰之際，劉少奇女兒劉愛琴等26位革命元勛後代來到花明樓追思一代偉人劉少奇。
元勛後代有：劉少奇女兒劉愛琴，周恩來侄女周秉德，任弼時女兒任遠征，陳雲女兒陳偉華，董必武女兒董良翚，彭德懷侄女彭鋼，陳毅兒子陳丹淮，譚震林女兒譚涇遠，宋任窮女兒宋勤，羅瑞卿兒子羅箭，徐海東女兒徐紅，熊謹玎女兒熊暢蘇，秦邦憲兒子秦鐵，雷任民女兒雷蓉，馬文瑞兒子馬曉文，葉子龍女兒葉利亞，魯明女兒林力，張平化兒子張自為等。
搞回「特殊」受到嚴厲批評
「作為父親，他對我們要求太嚴格了。」在花明樓，劉愛琴深情緬懷父親劉少奇。劉愛琴至今記得：有一年冬天，因為沒有保暖冬褲，她便要工作人員給自己買了一條絨褲，此事被父親知道後，批評了已是22歲大姑娘的她。
劉少奇對子女要求嚴格，不允許他們搞特殊化。「當年父親有專車，工作人員跟我說放學了可以去接我，結果我就真的放學回家讓司機接，父親知道後嚴厲地批評了我一番。」已是80歲高齡的劉愛琴清晰地記得父親對自己的特殊“疼愛”方式，“父親嚴格要求我們其實是對我們好。”
劉少奇並不是時時這麼嚴厲，他也是一個慈父。「當年困難時期，一次吃飯父親有肉吃，我也想吃。看著我那饞樣，父親關切地叫我過去，說‘你就吃吧’。得到父親允許，我將做給他吃的肉給吃了。」劉愛琴回憶說。
少奇伯伯給人感覺很親切
「父輩們給我們留下的最大財富是他們的精神和品德，他們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艱苦樸素的作風，堅定的革命信念。」仰望花明樓蔚藍的天空，陳雲的女兒陳偉華說。“父親不會直接用說教的形式教育我，更多的是言傳身教，通過自己的言行來達到教育的目的。”陳偉華說，“當年，父親還鼓勵我當老師，從事教育事業。”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的陳偉華當了數十年的人民教師。從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退休的她喜歡看人物傳記等書籍。
「我記憶最深的一次見到少奇伯伯是在上世紀60年代，當時父親在北戴河休養。少奇伯伯和光美阿姨專程去看望了我父母。少奇伯伯給人很親切的感覺，人也很樸實。」站在花明園，陳偉華回憶道。
父輩始終將群眾的疾苦記心頭
「當年住在中南海，我們大家經常見面，而且我們都在西樓食堂吃飯。」追憶少奇伯伯，任弼時的女兒任遠征開心地說。1953年至1966年，住在中南海的任遠征經常見到劉少奇，伯伯給她留下的印象是“比較嚴肅”。“當年，見著面我叫一聲‘劉伯伯’就跑開了，而少奇伯伯也是微微一笑。”任遠征笑著說。從事20多年航天事業的老人如今是一名全國政協委員。
「今年我是第五次回湖南，家鄉變化很大，建設得也很美。」昨日，彭德懷侄女彭鋼感嘆。10歲後就到中南海、在伯父身邊長大的彭鋼告訴記者，當年自己與劉源等人在一起吃飯。“伯父他們老一輩生活非常簡樸，對老百姓的疾苦始終銘記心頭。”站在花明園追憶先輩，彭鋼說。
今年11月24日是劉少奇誕辰110周年，此次來參加紀念活動以及昨日追憶活動的劉愛琴是近五年來第一次回家鄉。「家鄉變化很大，發展也很好，如果父親看到這些變化，相信也會感到很欣慰的。」劉愛琴說。對家鄉父老，劉愛琴深深牽掛。昨日在劉少奇紀念館，劉愛琴專門托本報向家鄉父老問好，書寫了“祝家鄉父老幸福安康”，同時寄語本報：“祝長沙晚報越辦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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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代與父輩照片「合影」
本報訊(記者 王潔 通訊員 孫中華)昨日，劉少奇女兒劉愛琴等26位革命元勛後代來到花明樓追思一代偉人劉少奇，用自己樸素的方式紀念劉少奇同志誕辰110周年。
歲月如梭，革命元勛後代們大多年過花甲。昨日，老人們向劉少奇銅像敬獻了花籃，並參觀了劉少奇生平業績陳列館等地。在重新佈展的劉少奇生平業績陳列館內，革命元勛後代們仔細端詳著劉少奇在各個時期的陳列物品和老照片，追憶往昔，彷彿讓他們回到了父輩生活的年代。
老人們不時拿出手中的相機在先輩們的照片前合影。突然一張在延安拍的合影吸引了大家的目光，老人們在照片上尋找著自己父輩的身影，並興奮地在老照片前合影留念。「這是我伯父，大家過來合張影吧。」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叫上劉少奇的女兒劉愛琴等人一起，“咔嚓”一聲留下了美好瞬間。隨後，在一張劉少奇與兒女們的合影中，劉愛琴一眼就認出了當年還是小姑娘的自己以及弟弟妹妹，幸福溢於言表。
昨日，參觀完劉少奇生平業績陳列館後，老人們還在陳列館前坪舉行了紀念品贈送儀式。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本文摘自《我家住在中南海》 王凡 東平 著 作家出版社
劉少奇及夫人王光美與子女們在一起
平時在甲樓生活的孩子，是毛毛、濤濤、丁丁、平平、源源、亭亭。50年代中期，毛毛在北京101中學畢業後，被送蘇聯深造。
早在1939年，劉允斌和劉愛琴，就被送到蘇聯，他們兄妹也曾在毛岸英兄弟呆過的莫尼諾兒童院學習過一段。1945年，劉允斌考入莫斯科鋼鐵學院冶煉專業。在該院畢業後，他以優異成績進入莫斯科大學，讀核物理學研究生，1955年獲副博士學位。
兩年後，劉允斌回到祖國。他只在中南海的家裏住了幾天，就去了距北京50公里外的某縣，進了中國原子能研究院401所工作，這是中國最早的核武器研究所。
劉愛琴1949年跟父親回國後，先在北京師大女附中當了一段俄語教師。翌年，她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系深造，1953年畢業，分配到國家計劃委員會綜合局工作。
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劉允斌、劉愛琴兄妹都因工作需要，調到了內蒙古。從此以後，他們都是每年在假期里，到北戴河同父親、繼母和弟弟妹妹們團聚。
劉少奇和何葆珍的三個兒女，都有一段到蘇聯留學的經歷，偏偏三個子女都在異國他鄉「莫言花重舟將沒，自解凌波不畏沉」地墜入愛河。然而比平民多一層政治的制約，是作為一國政黨領袖的子女娘胎裏帶來的特殊染色體。這種染色體，給他們的私生活帶來的影響，往往是負面的。特別是在政治和意識形態受到強化的歲月，柔性的情感，與堅實的政治碰撞時，受損傷的只能是情感。
第一個為跨國姻緣付出情感代價的，是劉愛琴。她剛到蘇聯時所在的莫尼諾國際兒童院，撫養著來自希臘、保加利亞、西班牙、中國的共產黨領袖後裔。因為這些國度的共產黨，都處在與當政者對峙的狀態，黨的領袖們生活動蕩，性命堪虞，更無法撫養照顧自己的子女。
就是在這裏，劉愛琴與西班牙共產黨總書記，綽號「熱情之花」的伊巴露麗的外甥費爾南多相識，並獻上自己初開的情竇。應該說這種情感，是在特定的環境下產生的，青年人的第一次，也一定是純真而刻骨的。
然而「父親劉少奇卻認為她的婚姻是不妥當的。費爾南多雖然也是革命者的後代，但他來自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度。這個人當他的女婿，進入他的家庭生活，尤其是住在中南海里是不妥當的。劉少奇要求女兒一切要以黨和國家的利益為重，實際上就是不能再和她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在父親和父親所擁有的理想面前愛琴屈服了，這對青年夫婦就這樣被活活拆散。愛琴對丈夫的惟一紀念是把他們共同的兒子起名叫索索，這是她丈夫姓中的一個字。我相信在這件事情里，父女兩人都經歷了十分痛苦的情感過程，但是這種有悖常理的事情在當時一切以黨和國家利益為重的邏輯中，卻是合情合理的。」
筆者在此援引羅點點的敘述，是因為她文字的簡捷;但筆者覺得對父輩的理想是抵觸還是接受，愛琴還是有抉擇的自主的。她最終選擇了承受情感的痛苦，說明她決定以父輩的理想、信條，為自己的理想和信條。
在共產黨有著崇高威望，人民把一個嶄新而美好的中國的誕生都寄託於中國共產黨之際，作為共產黨領袖的子女，以「黨和國家利益為重」，那是從心底感到高尚的、必然的選擇。
如果說劉愛琴的婚姻，是出於黨的利益和原則、國家體制不同的考慮；劉允斌的婚姻中，就又多了中蘇關係始終隱藏著難料變異的因數。
關於劉允斌的婚姻悲劇，同為中南海里孩子的劉亞非的父親劉振德，有一簡要的概述，他曾於1956年至1967年間，在劉少奇身邊擔任機要秘書。他回憶說:
允斌曾向我談起他的婚姻問題:「我們的離婚是迫不得已的，我們之間感情上沒有絲毫的裂痕，我們分手的原因就是因為我要堅持回祖國工作。這種生離死別給雙方心靈上造成的折磨是多麼殘酷呀！」
他的語氣很平靜，但我感到了他內心深處的不平靜。
「我在蘇聯學習時，爸爸多次寫信教育我一定要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而我自己也發奮讀書，恨不得一下子把所有的知識學到手。就這樣，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地刻苦攻讀，幾乎把身體累垮。爸爸得知這一情況後，寫信嚴肅地批評我說：‘要知道，如果一個人失去了健康，就意味著失去了一切。必須馬上改變那種摧殘身心健康的學習方法。’那時，外國人非常佩服我的刻苦精神，但又都不贊同我那種玩命的學習方法。當然我也沒有精力去考慮婚姻問題了。後來，我的年紀越來越大了，而且又不能馬上回國，所以就和追求我很長時間的蘇聯姑娘結了婚。那時中蘇關係是很好的。我的學業即將結束時，爸爸給我寫信說：‘祖國和人民等待著你的歸來。在個人利益和黨的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我相信你一定能無條件地犧牲個人的利益而服從黨和國家的利益。’說實話，接到爸爸的來信，我的思想上鬥爭了好幾天。我多麼希望早日能回到生我養我的祖國，能回到父輩們拋頭顱灑熱血才得到的這片古老而神聖的熱土呀，我知道國家花了那麼多錢送我們出國留學是為的什麼，但我已不是獨身一人，我已有了妻子和孩子，我們夫妻感情很深，我怎麼捨得離開他們？我一直動員愛人跟我到中國來，但她因不懂漢語，而且兩個國家的文化傳統、生活習慣和水平又有很大差別，她也曾來過中國兩次，試了試，怎麼也無法適應我們這裏的生活。我試圖動員她和我一起回來的希望破滅了。我愛我的妻子，也愛我的孩子，可我更愛我的祖國。我下決心非回來不可，而她卻堅決不跟我來。這樣，我們只好過起兩地分居的生活，拖了幾年才離了婚。我愧對她們母子呀，在我們許多人的想像中，好像蘇聯人結婚、離婚都很隨便，其實各有各的規矩，特別是有了兩個孩子的婦女再想找到理想的伴侶絕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我真為他們的未來擔憂……」
允斌的那位蘇聯夫人最後一次來中國是1958年。我曾帶她到外交部辦過出境手續。她只會用漢語說幾句簡單的問候用語。她在少奇同志家只住了十幾天就再也住不下去了。因為大家的工作都很緊張，而允斌又是個視工作如生命的人。所以誰也很難抽出時間來陪她。語言不通，生活又不習慣，她怎麼能耐得住這樣的寂寞呀。有一天，允斌不在家，少奇同志在飯廳陪她坐了一會兒，用生疏的俄語想一句說一句，同她交談。但這無法排泄她心中的苦悶。允斌不在家，她就寸步難行。
她這次回國以後，他們兩人才下了離婚的決心。當然中蘇關係的惡化也對他們的離婚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注:見劉振德著《我為少奇當秘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出版)
其實，經受心靈折磨的並非只有劉允斌和他的蘇聯夫人瑪拉，要孩子做出艱難選擇的父親劉少奇，他的內心首先要經歷一番苦澀。特別是當他的三個孩子都存在類似的問題時，他對苦澀的咀嚼就要重複三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