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和鄧小平
颳風下雨，不僅是自然現象，在象徵意義上也是一種社會現象。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也是風風雨雨三十年。在粉碎「四人幫」之後，在召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幾陣風，動搖了為害已久的“左”傾教條主義與“左”傾空想共產主義的根基；幾場雨，沖刷了閉關鎖國幾世紀所積累的愚昧落後，并力挽狂瀾使我國不僅擺脫了“文革”所造成的險境並奇蹟般地闖進了世界大國之林，尤其是，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受嚴重挫折時，人們在重重迷霧困厄之中頓見一片社會主義“好山色”，即終於見到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圖景。因此，也最終使人們相信在世界歷史上終將銘刻上屬於中國的兩個人的名字:一個是毛澤東，一個是鄧小平。
鄧小平繼承和糾正了毛澤東。鄧小平提出「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以及相伴而來的一場爭論——“實踐標準”和“兩個凡是”之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開局；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開局。所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兩個凡是”之爭，是為總結過去開拓未來制定了一條至關重要的思想路線，鄧小平稱之為“思想上的基本建設”，而歷史則將記載下這是二十世紀末期中國的一場影響深遠的思想解放運動。當時外國一家頗有眼力的報紙評論說:“貫穿著整個改革運動的其實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種精神，這句表面上看似空洞的口號，其實卻是一個涵蓋面非常廣、效果非常大的原則，它使改革領袖可以放手採用古今中外任何發展模式的經驗和優點。”事實上正是如此。
經過三十年改革，中國的現狀已引起了世人的注意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排除「以階級鬥爭為綱」，確定黨和國家的工作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時提出“對內搞活，對外開放”的方針，是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的。開始一段還糾纏於以調整為主還是以改革為主的爭論，待到廣大農民自發起來衝破人民公社的樊籠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時，改革立刻成為無可阻擋的主流。改革又由農村進入了城市，由此正式啟動了經濟體制的改革，即將計劃經濟體制改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成為主戰場。市場和計劃這兩股勢力的較量極其複雜激烈，經過好多個回合。不少人將市場經濟等同於資本主義，所以很長一段時期內“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方針占強勢，也有人提出“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相結合”的意見。直到黨的“十二大”以後才將我們的經濟定位為“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但這也不過是探索中獲得的一個中間站而已。
在達到這個經濟中間站的時候，曾一度有政治體制改革的嘗試。但由於改革倉促進行，未達到預定目標，加上當時其它因素，反而引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學潮，導致上層領導人的變動。不久又招致了一場更大的暴風雨式的學潮，引起政局動蕩。兩次事件產生多方面的影響，最受影響的自然是正在進行中的改革事業。剛失勢的計劃經濟勢力企圖乘機捲土重來，有人更大張「共產主義建設」的旗幟以圖阻擋改革，最終是要改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形勢趨於嚴峻。恰當此時，變革中的蘇聯突然垮台，東歐變色，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受嚴重挫折。中國怎麼辦？會引起骨牌效應嗎？中外都在等著瞧。剛經歷過兩次事件的國內相當一部分人一時對改革持觀望等待的態度，一些批評的聲音也起來了。這時候，不是別人，正是已經卸掉了一切職務的鄧小平以元老身份離開北京到南方廣東和深圳特區一帶巡視(他顯然是以保護者的角色最後一次蒞臨這個象徵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區)，他一路上講了一些極重要、針對性極強的話。
鄧小平和江澤民在十四大閉幕式上。
他毫不含糊地指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一百年也不能動搖；繼續走我們自己改革的路，誰不搞改革，誰就下台；市場經濟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品，社會主義也可以利用市場經濟來提高自己的生產力，經濟特區就要以市場經濟為主；不要害怕向資本主義學習，要更加敞開大門引進外資和外國技術及管理經驗，我們自己首先要有信心；對外則要「韜光養晦」，嚴格保持獨立自主。
鄧小平這次南巡講話震動了北京，在那裏，各種噪音戛然而止。不久，國家就正式宣佈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並正式建立起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相應地引起了經濟的股份制改造和民營經濟的發展。這樣不僅使中國的政局穩定了下來，也使資本主義國家大為吃驚，它們不能不對中國刮目相看，採取靜觀態度，不敢輕舉妄動。這就是鄧小平之所以為鄧小平。
自此之後，主要就是依靠經濟領域的改革並輔之以其他方面的改革，特別藉助於科技的進步和外交上的努力，奠定並穩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大局。中國終於重新崛起於世界。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國的經濟連年以兩位數增長，使過去那些「保四爭五派」(即認為中國每年的經濟增長率只能達到4%爭取5%)啞口無言。中國經濟融入全球化，成為世界經濟中舉足輕重的角色。以經濟發展為基礎，中國的綜合國力特別是科技創新能力大為增強。不要忘記鄧小平說過的一句話:“科技是第一生產力”。我國目前的科技創新能力大體可以舉出如下諸項作為標誌:嫦娥1號發回了月球照片，首架自主知識產權支線飛機下線，動車組飛駛大江南北，冀東南堡10億噸大油田被探明，國家巨資建設12項大科學裝置，自主研製的第三代戰機殲-10亮相，等等。
經過三十年改革，中國的現狀已引起了世人的注意。舉一個例子，新加坡《聯合早報》(2008年1月8日)有一篇文章指出:「在政治上，中國並沒有受西方多大的影響，不斷摸索著自己的道路，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發展模式。這種新型發展模式不僅已經為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所認同和接受，而且也對俄羅斯這樣的新興民主國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依我看，這也可看作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種描繪。
我國社會主義自身的改革還只是剛開始
到了這一步，有人以為，中國的改革已經差不多了，中國已經處於內外交譽的「盛世」。這可稱之為“盲目樂觀派”。其實，我國社會主義自身的改革還只是剛開始，就是經濟改革本身的“轉型”也還沒有全部完成。
例如，在我們這個有十三億人口並且地區差別極大的大國，整個市場操作體系有待建立和完善，國家宏觀調控政策有待制定並經受實踐檢驗。目前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成果，總的說，只是為建設真正的民主法治社會(它是建立「和諧社會」的前提)開拓了空間，為進一步改革(包括文化教育體制方面的改革)打下了基礎。現在，政治改革方面的各種問題已經向我們提出來了，如何發展民主成為人們集中談論的話題。例如，如何鋪開鄉鎮直選並進行縣級選舉的試點，如何保障人民的各種權利(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等)，如何精簡國家機構實現大部門制使之接近人民，尤其是，如何逐步推行各級選舉制以代替長期存在的層層委派制。
這裏特別要提到如何改善我們黨和國家的民主集中制，這是一個有關政體的大問題，也是一個需要重新認識的問題。首先應當說，民主集中制是一個好東西，我們不是只要民主不要集中。根據如上所說，我們是一個多人口、多民族、並管轄不同地區的大國，為了保障國家的統一和政局的穩定，必須有集中，沒有集中就沒有統一。這對中國來說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但是，我們過去對民主和集中的關係認識有誤，甚至把兩者的關係弄顛倒了。民主和集中，應當說，民主是第一位，是主體，集中則是民主本身的集中(例如，民主產生人民代表和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各級行政執行機構等)。因此，集中不能凌駕於民主之上，成為高高在上的指導者和發號施令者。集中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反過來就應當服務於民主即服務於人民，就是各級領導者都應當成為人民的公僕。過去我們把兩者的關係弄顛倒，實際上是以集中壓民主。這就導致權力高度集中於領導者之手，領導權力既無監督亦無制衡。這種權力壟斷勢必使特權橫行，特權成為貪污腐敗之源。這是我們政治改革面臨的重大問題之一。這個問題要作專題研究，這裏不多說。
應當常懷憂患之思而暫離「盛世」之說
這裏我倒要向那些「盲目樂觀者」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不僅我們許多領域的改革正待進一步展開和深入，就是已經過初步改革的某些領域也出現了新的問題:由於缺乏審慎的研究，某些改革已顯出措施失當，以致弊端叢生。如教育部門(主要是學校尤其是大學)出現了三大弊:市場化、官場化、大規模(將大學合併成無個性特色的超級大學)。這是中國教育的大傷。我國的國有企業已陸續告別了行政級別，告別了官本位。相反，我國一些較有名氣的大學卻陸續套上了行政級別，進入了官本位，首先使校長(連同黨委書記)戴上某類並不算榮耀的“官帽”，貌似升格，實際上是降格，即使這些學校丟掉了自身本應具有的獨立的社會地位和本應享受的較優渥的生活條件，在學校內部造成一種追逐官位的風氣，有造詣有名氣的學問家反被輕視。這便遠離了辦教育的宗旨。以此欲求文化學術之繁榮，其可得乎？
我國的改革當然有令人注目的成就，我們的國力隨之大為增強，我們已是堂堂世界大國。但必須清醒地看到，我們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各種社會差別尤其是城鄉差別還相當大，廣大鄉村發展之路還很艱難。因此總體上，正如一位外國評論家所說，中國是「一個既富有又貧窮、既強盛又脆弱的大國」。毫無疑義，我們正在富有和強盛起來，但貧窮和脆弱的一面也是顯而易見的。我們的國家還有不少不確定因素。因此，在我看來，我們應當常懷憂患之思而暫離「盛世」之說。我們的改革尚未及半，目前正在進入“深水處”，各種紮根很深的複雜問題正在浮現出來(包括上面所說的某些改革措施尚需再改革)，這些問題都要用進一步的改革去解決。因此，改革不能停頓或半途而廢。就外部環境說，世界的格局和形勢正在激烈變動中，多極世界並非有序形成，各種勢力正在較量中，許多問題難以預測。而在我們身邊，“台獨”更是我們的心腹大患。三十年來，在和平共處既定方針的基礎上，我們的外交政策多有改革，日趨成熟，能夠適應全球化形勢和從容應對這個領域的驟風疾雨，不負大國的聲譽，世界影響力日增。我們不搞霸權只求和平，但外交領域所面臨的各種複雜問題日益增多，敵意和隱患並未在我們面前消失，因此我們必須更加謹慎小心地對待這個領域的問題，堅定地為世界和平與正義而努力。
總之，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使我國形勢大變，不僅社會主義以嶄新發展模式穩穩地站住了腳，我國的實力和影響力也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我們正在崛起，這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到的事實，但「盛世」之說為時尚早。許多挑戰正擺在我們的面前，有些還是相當嚴重的，因此憂患意識必不可少。憂患意識是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內容之一，同時也是進一步促進改革開放的必要條件。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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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在廣西電影製片廠拍攝的故事片《周恩來》中有這樣一組鏡頭：1968年10月，周總理在辦公室里看閱公安部送來的有關孫維世的死亡報告書，「在押犯孫維世於10月12日晚11時送公安部醫院，診斷系蜘蛛膜下腔出血，經治療無效，於14日下午3時30分死亡。特此報告，王明蘇修特務專案組。」周總理心情特別沉重地在孫維世死亡報告上批示並告訴秘書“馬上送公安部，叮囑他們要保護好孫維世的遺體，準備檢驗。”秘書奉命走後，周總理陷入回憶中……
1939年8月，延安。周恩來傷臂纏著繃帶，正在辦公桌前與鄧穎超、孫維世談論去蘇聯莫斯科的事。孫維世說：「爸爸、媽媽，毛主席批准我跟你們一起去蘇聯了，可以見到斯大林，去莫斯科紅場，瞻仰列寧墓，還要去莫斯科小劇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戲劇學校，可看好多好多戲……」
周總理拿著孫維世的遺照在沉思著……秘書進來說：「總理，孫維世同志的屍體已經火化了，他們說按反革命處理的，連骨灰也沒留下。」
周總理拍案而起：「太不象話了，怎麼能這樣對待一個烈士子女呢！」
以上這幾組鏡頭雖然是電影中的幾個畫面，但卻是歷史事實。早在1937年延安時期，孫維世是江青的戰友、同事，也是朋友，可到了1968年3月1日，孫維世便成了江青的眼中釘肉中刺，不除不快的「仇敵」，不僅被戴上手銬投入監獄，而且到10月14日被迫害慘死獄中，這完全是江青為了掩蓋她自己丑惡歷史而一手製造的大冤案。
歷史倒退到二十年代，孫維世的父親孫炳文是革命先輩，四川南溪縣人（1885-1927），1908年考入京師大學堂文科班，1911年加入同盟會，為京津同盟會文牘部長。辛亥革命後，任北京《民國日報》總編輯。由於揭露袁世凱竊國陰謀而被通緝。1918年到朱德旅部任諮謀（即參謀）。1922年赴德國留學，11月於柏林經周恩來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旅歐支部成員。後曾兩次到蘇聯考察學習。1925年冬回國，任廣東大學（後改中山大學）教授，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上校秘書，1926年6月，孫炳文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同年7月，北伐戰爭開始後，他任總政治部後方留守處主任。1927年春，蔣介石加緊反共步伐，陰謀發動反革命政變，孫炳文在黃埔軍校的演講中予以堅決揭露。4月16日，孫炳文在取道上海前往武漢時，由於叛徒的告密，被敵人逮捕。敵人對孫炳文誘以高官厚祿，遭他嚴正拒絕。4月20日，孫炳文在龍華被敵人殺害。時年42歲。
當時孫維世（原名孫光英）只有6歲，母親任銳帶著她逃亡到武漢，不久又回上海，繼續堅持地下工作。孫維世從小就受到黨的革命思想熏陶，小小年紀就能幫助媽媽燒毀秘密文件或送信。從9歲到16歲，基本上過的是顛沛流離的生活，除了母親的教育，只在12歲時在北平貝滿中學上過一段時間學。14歲隨母親到上海參加由黨領導的上海業餘劇人協會和東方社的進步演出活動（當時江青也在那裏），曾在龔秋霞主演的電影《壓歲錢》里演出。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她隨上海戲劇界救亡演劇隊到武漢，沿途演出抗日救亡劇目《放下你的鞭子》。作為一名在敵占區殘酷的鬥爭中成長的革命烈士遺孤，雖然當時只有16歲，但孫維世的思想卻成熟得多。她找到駐武漢八路軍辦事處請求去延安，恰巧碰到周副主席，一陣親切問候，不久，周恩來便派專人將孫維世護送到延安，先後到抗大、黨校、馬列學院學習，周恩來和鄧穎超寫信給任銳同志說：「願將烈士遺孤當成自己的女兒。」並常寫信鼓勵教育孫維世：“你是我向黨負責的女兒。”而孫維世也非常尊敬周恩來和鄧穎超，把他們看做是自己親生父母一樣，經常去看望或住在他們身邊，每逢見麵糰聚，都充滿革命家庭天倫樂趣。第二年，孫維世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參加話劇《血祭上海》的演出，顯露出她的藝術才華，獲得熱烈反映。1939年，毛澤東親批同意孫維世到蘇聯學習，並由周恩來和鄧穎超親自帶她飛往莫斯科。當時，蘇聯正處於衛國戰爭時期，一切都比較戰鬥化，也很艱苦，有關負責同志出於對中共烈士後代關心，將孫維世安置在外國友人住的受到照顧的環境中，但孫維世從不搞特殊，她說：“毛主席派我來學習，不單學習專業技術知識，也要學習好蘇聯人民反法西斯的革命鬥爭精神。”這樣，她便和蘇聯普通公民一樣去排隊領取每日配發的口糧，到工廠進行義務勞動，參加醫院救護工作，為傷員輸血……儘管戰爭年代條件艱苦，她卻安心堅持學習，以優異成績先後畢業於莫斯科東方大學和莫斯科戲劇學院。
1946年秋，孫維世在莫斯科學成歸國回到延安，當時正處於解放戰爭初期，她向毛澤東、周恩來彙報了她在蘇聯學習情況和在衛國戰爭時的見聞。幾位領導人都給了她很大的鼓勵與嘉勉。為了了解情況接近群眾鬥爭生活，很快孫維世又投入到陝西、山西三交縣土改運動。到了1948年9月，孫維世來到當時駐在石家莊正定的華北大學三部（即文藝學院）教學，任編譯組研究員，組長由三部主任沙可夫兼。記得在歡迎她的晚會上，氣氛異常熱烈，特別是聽到領導介紹她是在蘇聯莫斯科戲劇學院學習表導演，並以優異成績畢業回來的專家，大家非常欽羨和敬佩。孫維世在會上朗誦肖三寫的一首《禮物》，大家聽後一片熱烈掌聲，給人留下難忘的烙印。
不久，孫維世調華大文工一團工作，真是給全團增添了力量，無論從生活、學習、工作，還是個人作風上，她事事走在前，處處作榜樣，她為人熱情、坦率、真誠。每逢行軍休息或節假日閑下來的時候，大家總愛圍上一圈聽她講蘇聯的戰爭和社會見聞。最讓我們感興趣的是有關藝術上的蘇聯名劇。通過她有聲有色的講述，我們更加著迷，有時一次講不完，就講好幾次，使大家對蘇聯莫斯科大劇院的演出特別嚮往。
1948年，解放戰爭已到了大反攻階段，在山西，我解放軍正圍攻太原，為配合宣傳黨的政策，華大文工一團奉命來到太原前線榆次縣南河流村，一面開展群眾創作，一面排練新節目準備進城。恰好李鍵慶、李翎作劇，張魯作曲的小秧歌劇《一場虛驚》被孫維世看中，並親自導演，其中只有兩個人物，突擊排練並未引起大家重視，連演員自己都覺得就是一般效果，可一進入排演場情況則不同了。首先孫維世的導演構思就十分精闢、新穎。她還給這出小戲增加了序幕與尾聲，使整個故事豐富飽滿。到了11月中旬《一場虛驚》綵排了，出人意外的是這出反映解放軍遵守黨的政策法令，保護關愛人民群眾利益，為配合任務寫的小秧歌劇，經過孫維世的手這麼一導，整個戲完全活起來了，在一片掌聲與笑聲中大獲成功，不僅同志們滿意，更得到了榆次老鄉們的贊同與誇獎！有的老鄉更是劇演到哪，他們就跟到哪。
到了12月5日，革命形勢發展的很快，平津戰役開始了，文工一團奉命北上，準備北平解放進行宣傳。行軍從涿縣坐火車到良鄉，這裏解放才10多天，群眾對黨的政策不太了解，說話中都帶著恐懼，恰好我們演出《一場虛驚》慰問駐軍部隊和當地老鄉，同樣效果火爆，還受到葉劍英、錢俊瑞等領導同志的表揚。到了長辛店演出更受到鐵路工人們的歡迎，甚至多年後，參加過二七大罷工的老工人還說：「我們認識解放軍是從看《一場虛驚》開始的。」
1949年2月2日，進入北平後，更得到市民與文藝界同行們的歡迎。最使人激動的是在西單長安大戲院那場彙報演出結束後，孫維世帶領我們到休息室去見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領導時的情景，實在令人終生難忘。到1956年，執教於中央戲劇學院的蘇聯專家庫里涅夫看了這個戲後說：「請把劇本和曲譜抄給我，待我回莫斯科後，要為瓦赫坦戈夫劇院排演這齣戲。」可見這齣戲的魅力與影響之大。
1949年12月，毛澤東訪蘇會見斯大林，孫維世擔任代表團的翻譯組長，一直在毛澤東和周恩來身邊做機要工作，她勤勤肯肯，嚴守紀律，受到了領導人的表揚。但是，孫維世不會想到，正是這次工作經歷，多年以後竟成了一場軒然大波的禍根。
新中國成立後，孫維世被選為全國政協第一、二、三界委員，中國劇協理事，多次出國從事政治活動，但她的專業還是戲劇，翻譯並導演了一大批歐洲古典名著。從1950年，孫維世協助廖成志籌建中國青年藝術劇院，歷任總導演、藝委會主任、副院長。同年9月，她導演的蘇聯戲劇《保爾柯察金》在北京公演引起轟動。1952年，執導果戈理名劇《欽差大臣》。1954年，導演契訶夫名劇《萬尼亞舅舅》均獲成功，顯示了孫維世導演藝術的卓越才幹。
與此同時，她參與中國兒童藝術劇院的建院工作，並翻譯和導演了蘇聯童話劇《小白兔》。她是新中國兒童戲劇的開拓者之一。1953年，為蘇聯專家開辦中央戲劇學院導演訓練班擔任班主任，給新中國培養了第一批導演人才。1956年，任中央實驗話劇院總導演、副院長。她非常熱心高等藝術院校的戲劇教育工作，為話劇藝術培養了大批人才，為新中國話劇藝術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在那個時代，孫維世的確與眾不同，她在紅牆內的子女們中間最有才華，是唯一配得上「才華橫溢」四個字的一代才女。加之無出其右的容貌，在紅牆子弟們中人稱“紅色公主”。羅瑞卿大將曾說：“這是我黨培養的第一位戲劇專家，紅色專家。”
然而讓人異常悲痛的是，像孫維世同志這樣一位為黨、為國家作出突出貢獻的天才導演專家，在「文革」中由於與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堅貞不屈的鬥爭，於1968年被迫害冤死獄中。
文革初期，江青曾經和葉群說過：「現在趁亂的時候，你給我去抓了這個仇人，你有什麼仇人，我也替你去抓。」江青在這裏提到的她的那個仇人就是孫維世。
前文提到1949年12月毛澤東訪蘇時，孫維世擔任過翻譯組組長，陪同在毛澤東身邊。作為翻譯在主人公的身邊本屬無可非議，但是，奇怪的是江青對這件事大起疑問。不論是後來金山的回憶孫維世的文章《莫將血恨付秋風》，還是《話劇皇帝金山傳》以及文革史料中都明確無誤的記載了江青不斷追問孫維世，要孫維世說一說她和主席出國的事情。而且，這個要求的未獲滿足竟然成了江青仇恨孫維世的一個主因。
金山的回憶文章《莫將血恨付秋風》中說，在金山和孫維世結婚的那天也就是1950年10月14日，江青找到孫維世，故意拉近孫維世問道：「你為什麼不上我那去？」孫維世問：“什麼事？”江青說：“還不就是講講你和主席出國的事情嗎？”金山在這裏解釋孫維世不去也不和江青講她同毛澤東出國的事情是因為事關黨和國家機密。
但是，江青是什麼身份？江青在1938年就已經是中央軍委辦公室的秘書，她是毛澤東的五個秘書之一，按照曾志的回憶，江青可以閱讀政治局委員規格的文件，所謂國家機密在江青眼裏早已不再是秘密，更何況就在當年，也就是1950年的上半年，江青已經通過評論《清宮秘史》開始直接代表毛澤東干預文藝界的大事小情，其後直接向胡喬木、周揚等人發難，力度著實不小。何來需要向孫維世了解什麼國家機密呢？
1967年9月，江青、陳伯達在接見北京大專院校紅衛兵的時候，兩人異口同聲：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孫泱（孫維世之兄）是壞人，是日本特務、蘇修特務和國民黨特務。幾天後，孫泱慘死在中國人民大學的地下室里。
孫維世按奈不住悲憤，寫信給江青，要中央派人去調查；又給周恩來寫信。1967年12月，江青以「特嫌」的罪名，把孫維世的丈夫金山投進了監獄。借搜查金山“罪證”之名，對孫維世進行抄家，抄走孫維世大量信件、照片。
江青截獲了孫維世給周恩來及給毛澤東的信。江青拿了信去找周恩來，憤怒指責周恩來縱容自己的乾女兒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當時江青為此打了周恩來的耳光。
周恩來只能面對現實：這是江青和葉群聯手做的，又是和軍隊中的造反派合作的。他若挺身而出，會有更多的麻煩。他非常清楚，她們抓孫維世目的還是「意在沛公」，準星就瞄在他身上。
周恩來一言不發，默默在孫維世的逮捕證上違心地簽下自己的名字。中央專案組在逮捕要犯或逮捕比較特別的犯人，都要周恩來簽字。這時期周恩來簽字逮捕的還有他的親弟弟周恩壽、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
於是，孫維世被江青加上了「蘇修特務」的罪名，於1968年3月1日戴上手銬，投入已被軍管的北京公安局看守所，孫維世被打得遍體鱗傷。1968年10月14日，孫維世死在五角樓，死後一付冰冷的手銬依舊鎖著雙手！在江青授意下，孫維世的屍體被迅速火化。當孫新世到公安局索要姐姐的骨灰時，得到的回答是：不留反革命的骨灰。金山出獄後知道了孫維世死汛，痛不欲生，10月14日那天正是他們結婚的十八周年紀念日。孫維世死時年僅47歲，一代才女、紅色專家如流星般隕落歷史的塵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