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之死

文革中，彭德懷被批鬥

文化大革命中，彭德懷元帥被囚禁了整整八年。但即使身處逆境，他對林彪事件的表態依然是不計個人恩仇，實事求是的。無休止的批鬥、審查與鐵窗生活的無情折磨，使他不幸患上了絕症。在生命的最後一刻，他心裏想的還是洗清自己的冤案，出來為人民工作，建設好國家。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彭德懷元帥終於被平反昭雪，歷史最終作出了公正的評價。

對林彪事件秉公直言

彭德懷被紅衛兵用「閃電術」抓到北京，連換洗的衣服都沒有帶一件。他身上的棉衣，還是志願軍時穿的那件，已不能再穿了，可又沒有換的衣服，加之當時患了皮膚病，渾身都是紅腫的斑塊，有的還潰爛化膿成瘡，刺癢疼痛。負責監護的士兵實在看不下去了，就問他在北京還有什麼親人，可以通知他們給拿一點換洗的衣服來。

據北京衛戍區監護日誌記載：

1971年8月8日(彭德懷)在桌子上哭了起來，睡了沒有兩分鐘，睜大眼睛思考著，一會兒眼淚又涌了出來，過了一會兒又哭起來。

1972年11月22日(彭德懷)躺床上哭了一小時。

男兒有淚不輕彈，此時的元帥已到了最傷心的時候，他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竟倒在了「自己人」的“槍口”下！就是在如此痛苦的磨難中，彭德懷也沒有出賣自己的良心，他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不輕易地加害於人。當林彪墜毀於蒙古溫都爾汗之後，專案組於1972年1月8日向他宣佈林彪反黨事件，讓其揭發交代林彪問題時，彭德懷冷靜地說：“不要著急。四五十年前的事，一下子想不起來，慢慢地回憶回憶。”

當專案組說他不老實，包庇林彪時，他坦率地說：「腦子受了刺激，思想總感到不痛快。」

1972年6月9日，專案組再次逼彭德懷寫林彪與高崗在東北時的材料，彭德懷說：「我當年沒有在東北與他們共事，我不清楚。」

林彪事件歷史已經做出了結論。彭德懷不願意將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加在林彪頭上，通過揭發林彪來為自己開脫「罪責」。在林彪受到全黨共討之、全國共誅之的這個時候，要做到這一點那也是不容易的。

文革中，彭德懷被批鬥

1972年6月11日，彭德懷實在被逼得沒有辦法，就說：「給我鋼筆，我想起一點就寫一點。高崗、林彪都是反革命。還有彭德懷。」

當然，自從1959年廬山會議後，彭德懷大都被囚禁，因此對於當時國內外複雜的鬥爭了解得也不夠全面，但他身陷逆境，對於曾經迫害過自己的人，卻在此時敢於秉公直言，這也顯示了他不計個人恩仇，直言極諫的性格。

無情折磨，「145」身患癌症

1973年春，八年的鐵窗生活和無情折磨，使彭德懷患了直腸癌。彭德懷大便出血，身體完全虛脫，由於癌細胞不斷擴散，身上疼痛難忍。躺在牢房木床上，不斷地發出痛苦的叫聲。

監護點聯繫送阜外醫院，醫院方一聽這個名字，就不肯接受。

接著又聯繫衛戍區第一師醫院，又同樣遭到了拒絕。

直到大出血的第七天晚上，周恩來知道後立刻指示，轉到解放軍301醫院。

彭德懷的境遇並未得到改變，在一間陰冷潮濕的病房裏，門窗緊閉，玻璃上還糊了一層紙，照不進一縷陽光。不准他寫字，不准聽廣播。彭德懷讓醫生將窗子上的紙撕下來，以便病室里亮一點，可是卻遭到了拒絕。

彭德懷大怒，拍著桌子吼道：「我不是什麼145，我是廬山上的那個彭德懷！生病了，住院了，不能動了，你們還不放心？」

原來，為了對外保密，對於彭德懷所住的14病室第5床，改稱145，不准醫生和任何人喊他的名字。同時，還將他屋子的窗戶全部用報紙糊上，以免外面能看到裏面，也防止彭德懷看到外面。

1974年夏天，他不幸又患左側偏癱，連坐都坐不起來了。

不久，醫生髮現癌細胞轉移，已擴散到了肺部、腦部，引起身體劇烈疼痛。醫生經過檢查之後，向專案組提出必須迅速動手術。

可就在病重的1973年6月10日，他從報上看到了一篇署名葉進的文章，頓時大怒，指著報紙大聲斥道：「不調查就亂寫。說我迫不及待地跳出來，攻擊總路線，攻擊社會主義，破壞工業戰線。把我(在廬山會議上)寫的那封信拿出來看一看，就知道是不是攻擊。我要永遠記住他的名字，叫葉進，投機分子，陰謀家，不講真理，不調查就亂寫。」接著他又說：“黨內出了特務、內奸，他們要害死我，康生就是個陰謀家、野心家。”

「我得活著，我還有冤屈沒有搞清楚！」

1950年，毛澤東、彭德懷在中南海

1973年12月30日，專案組對彭德懷進行審問。

問：「彭德懷，我們看你是不想說清楚自己的問題了。」

答：「怎麼說清楚，我說是事實，你們偏說不是，偏要給我戴上各種各樣的‘帽子’，這公平不公平，講不講道理？」

專案組人員無話可答，就問：「我們問你，毛主席說人人都要加強思想改造，你要不要改造？」

彭德懷理直氣壯地說：「我改造什麼？想讓我屈服？我這人就只服真理，不管什麼人，多大權力，多大官，我都不怕。」

1974年3月24日，專案組在彭德懷重病中對其進行審問。

問：「你和林彪有什麼關係？」

答：「什麼關係？他慘無人道地迫害過我，整過我！」

問：「你們都是反黨集團。」

答：「他是不是我不知道，反正我彭德懷沒有反黨集團，殺頭也沒有。」

問：「我們看你是死不改悔了，現在還在翻案。」

答：「我死不悔改，將來還要翻。」

彭德懷得不到應有的治療，受盡病痛折磨。1974年7月21日，由於癌細胞擴散，痛得在地上打滾，也沒有人來關心他。他朝著門外衛兵大聲地喊：「警衛戰士，我實在忍受不了了，你幫我打一槍吧！」

當動員他動手術時，他卻堅決不肯。專案組的人問他：「你為什麼不肯動手術？」

彭德懷忍著痛，大聲地說：「我不相信你們這些人，我得活著，我還有冤屈沒有搞清楚！」

專案組的人員生氣地說：「你是什麼，一個反黨分子，還能翻得了無產階級的天下。」

彭德懷說：「這個天下是我們用血汗打下來的，我翻它幹什麼？我要說清自己的問題，要出來為這個國家工作，把她建設好，富國強兵是我一生的願望。」

彭德懷在朝鮮戰場

彭德懷的精神感動了醫生，他們又來勸他：「彭老總，你的病情已很危險了，還是儘快動手術的好。」

彭德懷躺在床上，看著醫生問：「我這病手術時會不會有危險？」

醫生說：「只要動得早，不會有大的危險。」

彭德懷深情地說：「我彭德懷並不是怕死，要怕死我早就不幹革命了。我這條命也是從戰場上撿來的，還能怕什麼。問題是我還背著黑鍋，我必須活著將我的問題說清楚。」

說到這裏，彭德懷的眼裏流出了淚水，長嘆了一聲：「唉———」

動手術前要求見毛澤東

自從1967年元旦那天給毛澤東主席發出那封信後，近七年來彭德懷一直盼望著能得到回信，儘快解決自己的問題。可是信發出後卻石沉大海，這使彭德懷感到十分失望。

當醫護人員將彭德懷抬上手術車時，他突然對旁邊的專案組人員大聲喊：「手術前我要見毛主席，我有事要見毛主席，我今天就要見毛主席，把我對問題的看法說清楚！」

彭德懷犟著從車上爬下來，就去穿病床前的鞋子，接著就朝門外走。

專案組自然不讓他隨便走動。彭德懷不屈地大聲喊：「背了一身的黑鍋，加了許多莫須有的罪名，到死也不甘心，我到死也不甘心呀！」

當醫生的侄女彭梅魁說：「伯伯，手術是最好的辦法了……你能去見毛主席嗎？你現在就得和醫生配合，爭取多活些年頭，一點壞處也沒有……你冷靜點，什麼事情不是一下子解決的，你的病不能拖了，早做手術有好處！」

彭德懷沉默了，過了一會，他看著彭梅魁，說：「那我就做手術吧。」

手術做完後，彭德懷蘇醒過來，第一句話就是凄慘地叫了一聲：「我成了一個廢人！」

1974年11月29日14時52分，中國人民忠誠的兒子彭德懷元帥，死在301醫院14號病室的五號病床上，時年76歲。

「歷史是最無情的。歷史會審判他們，也會對我做出公正的評價。」這是彭德懷最後的呼聲和願望。兩年之後，他的願望終於實現。可惜的是，他沒能等到這一天。

文革被批鬥場面

死時，他的身邊沒有一個親人、一個同志。彭德懷遺體上的白布單上寫著「王川」。

1974年12月17日，彭德懷的遺體從301醫院被秘密送往火葬場火化。為了掩蓋事實，這份火化的申請單上寫的是：「申請人：王奎，住址：301，與死亡人關係：父子，死亡人姓名：王川，男，76歲，印號○○一二六九○。」

這些自稱為「革命者」的人，對於彭德懷是懼怕的，他所有的遺物都被焚燒了，就連他在獄中、病榻上讀過、批註過的62本書，其中包括《反杜林論》，都被付之一炬。

令人沒有想到的是，彭德懷在送往火化的時候，連火化費都是從他少得可憐的「工資」中扣除的，也就是說，彭德懷死後直至化成灰燼，都沒有花公家的一分錢。「四人幫」一夥怕引起人們懷疑，在送往成都的火化單上的年齡寫的是32歲，籍貫：成都市。

骨灰盒之謎

1978年12月23日，劃時代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閉幕，並決定第二天在北京召開彭德懷元帥的平反昭雪追悼大會。

可在此之前，在北京籌備召開的這個追悼大會，還在為找不到彭德懷的骨灰而著急……

彭德懷骨灰究竟到哪裏去了呢？1978年12月中旬一天上午，一架從北京飛來的飛機停在成都郊外雙流機場。從飛機上走下兩個人來，直奔中共四川省委。

兩人找到省委副秘書長張振亞，遞上了中央專案審查小組寫給時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的一封便函。張振亞一看，不由大吃一驚，對兩位客人說：「彭總來四川三線工作，我是清楚的，但從未聽說過他的骨灰存放在成都啊。」

來人回答：「沒有搞錯，1974年冬天，有沒有兩個軍人乘飛機從北京送來一隻骨灰盒。」

張振亞想了一會，才說：「有這件事情，但那不是彭總的骨灰，而是一個名叫‘王川’的人的骨灰。」

來人興奮地說：「對，就是‘王川’，那個名叫‘王川’的人的骨灰，就是彭總的骨灰！」

時間已經過去四年了，雖然自己中間還去看過幾次，但長期無人過問，又無人去辦過任何手續，按照當地火葬場的規定，三年之內無人前來認領的骨灰，到時將挖坑深埋，那骨灰還在不在呢？張振亞火速直奔郊外殯儀館骨灰保管室。

文革被批鬥場面

謝天謝地，骨灰還安然無恙地擺放在那裏！

據有關記載，1974年冬天，兩個軍人乘飛機從北京送來一隻骨灰盒，後來存放在成都郊外的殯儀館，編號是273號。在接受這隻骨灰盒時，成都殯儀館的工人辛自權老人從來人的神色中就猜想這裏一定有冤情，因此在自己退休之後，他又告訴徒弟一定要好好保管好這隻骨灰盒。後來因為三年多時間無人來認領，有人提出要將這隻骨灰盒挖坑深埋，師徒兩人說什麼也不同意。沒想到今天這個謎終於揭開了，這裏面竟然是令他們崇敬的彭德懷元帥的骨灰。他們手捧骨灰盒，放聲痛哭。

彭德懷骨灰存入成都東郊殯儀館的時間是1974年12月23日，取走的時間是1978年12月22日。彭德懷被迫害死於北京，為什麼他的骨灰存放在成都呢？

在「四人幫」所控制的專案組有一份材料，上面有著如下記錄：

受審人員彭德懷，因患直腸癌，經治療無效，於1974年11月29日病死。

彭德懷是裏通外國、陰謀奪權的反黨分子。我們意見，將其化名王川，屍體火化後，骨灰存放成都一般公墓。

該專案組另一份記錄中寫著：

中辦秘書處電話告，王(洪文)副主席在彭德懷死亡骨灰處理報告上指示：「照報告上所提的辦法辦。」

彭德懷平反昭雪追悼大會，由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致悼詞。沉冤整整30年的彭德懷一案終於獲得平反，歷史最終給這位忠臣良帥以公正的評價。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記得在廣西電影製片廠拍攝的故事片《周恩來》中有這樣一組鏡頭：1968年10月，周總理在辦公室里看閱公安部送來的有關孫維世的死亡報告書，「在押犯孫維世於10月12日晚11時送公安部醫院，診斷系蜘蛛膜下腔出血，經治療無效，於14日下午3時30分死亡。特此報告，王明蘇修特務專案組。」周總理心情特別沉重地在孫維世死亡報告上批示並告訴秘書“馬上送公安部，叮囑他們要保護好孫維世的遺體，準備檢驗。”秘書奉命走後，周總理陷入回憶中……

1939年8月，延安。周恩來傷臂纏著繃帶，正在辦公桌前與鄧穎超、孫維世談論去蘇聯莫斯科的事。孫維世說：「爸爸、媽媽，毛主席批准我跟你們一起去蘇聯了，可以見到斯大林，去莫斯科紅場，瞻仰列寧墓，還要去莫斯科小劇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戲劇學校，可看好多好多戲……」

周總理拿著孫維世的遺照在沉思著……秘書進來說：「總理，孫維世同志的屍體已經火化了，他們說按反革命處理的，連骨灰也沒留下。」

周總理拍案而起：「太不象話了，怎麼能這樣對待一個烈士子女呢！」

以上這幾組鏡頭雖然是電影中的幾個畫面，但卻是歷史事實。早在1937年延安時期，孫維世是江青的戰友、同事，也是朋友，可到了1968年3月1日，孫維世便成了江青的眼中釘肉中刺，不除不快的「仇敵」，不僅被戴上手銬投入監獄，而且到10月14日被迫害慘死獄中，這完全是江青為了掩蓋她自己丑惡歷史而一手製造的大冤案。

歷史倒退到二十年代，孫維世的父親孫炳文是革命先輩，四川南溪縣人（1885-1927），1908年考入京師大學堂文科班，1911年加入同盟會，為京津同盟會文牘部長。辛亥革命後，任北京《民國日報》總編輯。由於揭露袁世凱竊國陰謀而被通緝。1918年到朱德旅部任諮謀（即參謀）。1922年赴德國留學，11月於柏林經周恩來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旅歐支部成員。後曾兩次到蘇聯考察學習。1925年冬回國，任廣東大學（後改中山大學）教授，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上校秘書，1926年6月，孫炳文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同年7月，北伐戰爭開始後，他任總政治部後方留守處主任。1927年春，蔣介石加緊反共步伐，陰謀發動反革命政變，孫炳文在黃埔軍校的演講中予以堅決揭露。4月16日，孫炳文在取道上海前往武漢時，由於叛徒的告密，被敵人逮捕。敵人對孫炳文誘以高官厚祿，遭他嚴正拒絕。4月20日，孫炳文在龍華被敵人殺害。時年42歲。

當時孫維世（原名孫光英）只有6歲，母親任銳帶著她逃亡到武漢，不久又回上海，繼續堅持地下工作。孫維世從小就受到黨的革命思想熏陶，小小年紀就能幫助媽媽燒毀秘密文件或送信。從9歲到16歲，基本上過的是顛沛流離的生活，除了母親的教育，只在12歲時在北平貝滿中學上過一段時間學。14歲隨母親到上海參加由黨領導的上海業餘劇人協會和東方社的進步演出活動（當時江青也在那裏），曾在龔秋霞主演的電影《壓歲錢》里演出。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她隨上海戲劇界救亡演劇隊到武漢，沿途演出抗日救亡劇目《放下你的鞭子》。作為一名在敵占區殘酷的鬥爭中成長的革命烈士遺孤，雖然當時只有16歲，但孫維世的思想卻成熟得多。她找到駐武漢八路軍辦事處請求去延安，恰巧碰到周副主席，一陣親切問候，不久，周恩來便派專人將孫維世護送到延安，先後到抗大、黨校、馬列學院學習，周恩來和鄧穎超寫信給任銳同志說：「願將烈士遺孤當成自己的女兒。」並常寫信鼓勵教育孫維世：“你是我向黨負責的女兒。”而孫維世也非常尊敬周恩來和鄧穎超，把他們看做是自己親生父母一樣，經常去看望或住在他們身邊，每逢見麵糰聚，都充滿革命家庭天倫樂趣。第二年，孫維世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參加話劇《血祭上海》的演出，顯露出她的藝術才華，獲得熱烈反映。1939年，毛澤東親批同意孫維世到蘇聯學習，並由周恩來和鄧穎超親自帶她飛往莫斯科。當時，蘇聯正處於衛國戰爭時期，一切都比較戰鬥化，也很艱苦，有關負責同志出於對中共烈士後代關心，將孫維世安置在外國友人住的受到照顧的環境中，但孫維世從不搞特殊，她說：“毛主席派我來學習，不單學習專業技術知識，也要學習好蘇聯人民反法西斯的革命鬥爭精神。”這樣，她便和蘇聯普通公民一樣去排隊領取每日配發的口糧，到工廠進行義務勞動，參加醫院救護工作，為傷員輸血……儘管戰爭年代條件艱苦，她卻安心堅持學習，以優異成績先後畢業於莫斯科東方大學和莫斯科戲劇學院。

1946年秋，孫維世在莫斯科學成歸國回到延安，當時正處於解放戰爭初期，她向毛澤東、周恩來彙報了她在蘇聯學習情況和在衛國戰爭時的見聞。幾位領導人都給了她很大的鼓勵與嘉勉。為了了解情況接近群眾鬥爭生活，很快孫維世又投入到陝西、山西三交縣土改運動。到了1948年9月，孫維世來到當時駐在石家莊正定的華北大學三部（即文藝學院）教學，任編譯組研究員，組長由三部主任沙可夫兼。記得在歡迎她的晚會上，氣氛異常熱烈，特別是聽到領導介紹她是在蘇聯莫斯科戲劇學院學習表導演，並以優異成績畢業回來的專家，大家非常欽羨和敬佩。孫維世在會上朗誦肖三寫的一首《禮物》，大家聽後一片熱烈掌聲，給人留下難忘的烙印。

不久，孫維世調華大文工一團工作，真是給全團增添了力量，無論從生活、學習、工作，還是個人作風上，她事事走在前，處處作榜樣，她為人熱情、坦率、真誠。每逢行軍休息或節假日閑下來的時候，大家總愛圍上一圈聽她講蘇聯的戰爭和社會見聞。最讓我們感興趣的是有關藝術上的蘇聯名劇。通過她有聲有色的講述，我們更加著迷，有時一次講不完，就講好幾次，使大家對蘇聯莫斯科大劇院的演出特別嚮往。

1948年，解放戰爭已到了大反攻階段，在山西，我解放軍正圍攻太原，為配合宣傳黨的政策，華大文工一團奉命來到太原前線榆次縣南河流村，一面開展群眾創作，一面排練新節目準備進城。恰好李鍵慶、李翎作劇，張魯作曲的小秧歌劇《一場虛驚》被孫維世看中，並親自導演，其中只有兩個人物，突擊排練並未引起大家重視，連演員自己都覺得就是一般效果，可一進入排演場情況則不同了。首先孫維世的導演構思就十分精闢、新穎。她還給這出小戲增加了序幕與尾聲，使整個故事豐富飽滿。到了11月中旬《一場虛驚》綵排了，出人意外的是這出反映解放軍遵守黨的政策法令，保護關愛人民群眾利益，為配合任務寫的小秧歌劇，經過孫維世的手這麼一導，整個戲完全活起來了，在一片掌聲與笑聲中大獲成功，不僅同志們滿意，更得到了榆次老鄉們的贊同與誇獎！有的老鄉更是劇演到哪，他們就跟到哪。

到了12月5日，革命形勢發展的很快，平津戰役開始了，文工一團奉命北上，準備北平解放進行宣傳。行軍從涿縣坐火車到良鄉，這裏解放才10多天，群眾對黨的政策不太了解，說話中都帶著恐懼，恰好我們演出《一場虛驚》慰問駐軍部隊和當地老鄉，同樣效果火爆，還受到葉劍英、錢俊瑞等領導同志的表揚。到了長辛店演出更受到鐵路工人們的歡迎，甚至多年後，參加過二七大罷工的老工人還說：「我們認識解放軍是從看《一場虛驚》開始的。」

1949年2月2日，進入北平後，更得到市民與文藝界同行們的歡迎。最使人激動的是在西單長安大戲院那場彙報演出結束後，孫維世帶領我們到休息室去見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領導時的情景，實在令人終生難忘。到1956年，執教於中央戲劇學院的蘇聯專家庫里涅夫看了這個戲後說：「請把劇本和曲譜抄給我，待我回莫斯科後，要為瓦赫坦戈夫劇院排演這齣戲。」可見這齣戲的魅力與影響之大。

1949年12月，毛澤東訪蘇會見斯大林，孫維世擔任代表團的翻譯組長，一直在毛澤東和周恩來身邊做機要工作，她勤勤肯肯，嚴守紀律，受到了領導人的表揚。但是，孫維世不會想到，正是這次工作經歷，多年以後竟成了一場軒然大波的禍根。

新中國成立後，孫維世被選為全國政協第一、二、三界委員，中國劇協理事，多次出國從事政治活動，但她的專業還是戲劇，翻譯並導演了一大批歐洲古典名著。從1950年，孫維世協助廖成志籌建中國青年藝術劇院，歷任總導演、藝委會主任、副院長。同年9月，她導演的蘇聯戲劇《保爾柯察金》在北京公演引起轟動。1952年，執導果戈理名劇《欽差大臣》。1954年，導演契訶夫名劇《萬尼亞舅舅》均獲成功，顯示了孫維世導演藝術的卓越才幹。

與此同時，她參與中國兒童藝術劇院的建院工作，並翻譯和導演了蘇聯童話劇《小白兔》。她是新中國兒童戲劇的開拓者之一。1953年，為蘇聯專家開辦中央戲劇學院導演訓練班擔任班主任，給新中國培養了第一批導演人才。1956年，任中央實驗話劇院總導演、副院長。她非常熱心高等藝術院校的戲劇教育工作，為話劇藝術培養了大批人才，為新中國話劇藝術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在那個時代，孫維世的確與眾不同，她在紅牆內的子女們中間最有才華，是唯一配得上「才華橫溢」四個字的一代才女。加之無出其右的容貌，在紅牆子弟們中人稱“紅色公主”。羅瑞卿大將曾說：“這是我黨培養的第一位戲劇專家，紅色專家。”

然而讓人異常悲痛的是，像孫維世同志這樣一位為黨、為國家作出突出貢獻的天才導演專家，在「文革」中由於與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堅貞不屈的鬥爭，於1968年被迫害冤死獄中。

文革初期，江青曾經和葉群說過：「現在趁亂的時候，你給我去抓了這個仇人，你有什麼仇人，我也替你去抓。」江青在這裏提到的她的那個仇人就是孫維世。

前文提到1949年12月毛澤東訪蘇時，孫維世擔任過翻譯組組長，陪同在毛澤東身邊。作為翻譯在主人公的身邊本屬無可非議，但是，奇怪的是江青對這件事大起疑問。不論是後來金山的回憶孫維世的文章《莫將血恨付秋風》，還是《話劇皇帝金山傳》以及文革史料中都明確無誤的記載了江青不斷追問孫維世，要孫維世說一說她和主席出國的事情。而且，這個要求的未獲滿足竟然成了江青仇恨孫維世的一個主因。

金山的回憶文章《莫將血恨付秋風》中說，在金山和孫維世結婚的那天也就是1950年10月14日，江青找到孫維世，故意拉近孫維世問道：「你為什麼不上我那去？」孫維世問：“什麼事？”江青說：“還不就是講講你和主席出國的事情嗎？”金山在這裏解釋孫維世不去也不和江青講她同毛澤東出國的事情是因為事關黨和國家機密。

但是，江青是什麼身份？江青在1938年就已經是中央軍委辦公室的秘書，她是毛澤東的五個秘書之一，按照曾志的回憶，江青可以閱讀政治局委員規格的文件，所謂國家機密在江青眼裏早已不再是秘密，更何況就在當年，也就是1950年的上半年，江青已經通過評論《清宮秘史》開始直接代表毛澤東干預文藝界的大事小情，其後直接向胡喬木、周揚等人發難，力度著實不小。何來需要向孫維世了解什麼國家機密呢？

1967年9月，江青、陳伯達在接見北京大專院校紅衛兵的時候，兩人異口同聲：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孫泱（孫維世之兄）是壞人，是日本特務、蘇修特務和國民黨特務。幾天後，孫泱慘死在中國人民大學的地下室里。

孫維世按奈不住悲憤，寫信給江青，要中央派人去調查；又給周恩來寫信。1967年12月，江青以「特嫌」的罪名，把孫維世的丈夫金山投進了監獄。借搜查金山“罪證”之名，對孫維世進行抄家，抄走孫維世大量信件、照片。

江青截獲了孫維世給周恩來及給毛澤東的信。江青拿了信去找周恩來，憤怒指責周恩來縱容自己的乾女兒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當時江青為此打了周恩來的耳光。

周恩來只能面對現實：這是江青和葉群聯手做的，又是和軍隊中的造反派合作的。他若挺身而出，會有更多的麻煩。他非常清楚，她們抓孫維世目的還是「意在沛公」，準星就瞄在他身上。

周恩來一言不發，默默在孫維世的逮捕證上違心地簽下自己的名字。中央專案組在逮捕要犯或逮捕比較特別的犯人，都要周恩來簽字。這時期周恩來簽字逮捕的還有他的親弟弟周恩壽、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

於是，孫維世被江青加上了「蘇修特務」的罪名，於1968年3月1日戴上手銬，投入已被軍管的北京公安局看守所，孫維世被打得遍體鱗傷。1968年10月14日，孫維世死在五角樓，死後一付冰冷的手銬依舊鎖著雙手！在江青授意下，孫維世的屍體被迅速火化。當孫新世到公安局索要姐姐的骨灰時，得到的回答是：不留反革命的骨灰。金山出獄後知道了孫維世死汛，痛不欲生，10月14日那天正是他們結婚的十八周年紀念日。孫維世死時年僅47歲，一代才女、紅色專家如流星般隕落歷史的塵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