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本來就無心聽李宗仁啰嗦，不過擺擺門面而已。誰知李宗仁頗有些得理不讓人，竟說起來沒完，而且都是些責難之辭。臉上便掛不住，但又不好發作，變得十分尷尬，一副坐立不安的樣子。李宗仁知道多說無益，停下來看著蔣介石，希望他表示一個態度。
蔣介石不是一個擅長演說的人，但在黃埔軍校的時候，蔣卻是一周一講，甚至一周三講，其慷慨激昂，嚴厲急切兼為黃埔弟子熟知。此為黃埔軍東征時蔣介石做演講。
本文摘自《紅牆知情錄：共和國外交軼事及兩岸風雲》，尹家民著，當代中國出版社，2010.10
9月下旬，在台灣沒待幾天的蔣介石還是關注著大陸，他又一次飛到廣州。
在北方，已是秋風送爽，而燠熱的南方仍然是蒸籠一般。只是早晚已不像前兩個月那樣悶熱了。
蔣介石這次到廣州，住在黃埔軍校的中正公園內。黃埔軍校所在地黃埔島，地處珠江下游，距廣州20多公里。軍校成立前，這個島叫長洲島，四面環水，環境幽靜，被孫中山看中，認為是學習和訓練的好場所。1924年5月，孫中山在這兒創辦了黃埔軍校，培養革命軍事幹部。黃埔軍校是國共合作的產物，也是蔣介石的發跡之地，他在這裏走向權力的長廊，掌握了兵權，培養了骨幹。到1927年他發動「四·一二政變」時，軍校已有一到四期的畢業生4900多名。毛澤東也曾來軍校講過課。其他人，周恩來、惲代英、葉劍英等都曾在此任過要職。後來蔣介石的一些嫡系將領，大多出身黃埔，形成了手握兵權的“黃埔系”。蔣介石在軍隊的這些部下，一般都稱他為“校長”，自稱學生。
蔣介石認為，這次到廣州，還是住在黃埔軍校較為安全，同時也可以引起部下對創業年代的一些回憶，從而振作起來，挽回敗局，也給自己打打氣。
蔣介石在蔣經國、俞濟時的陪同下，登上黃埔島的升旗山。在山頂上四面展望，山川田園盡收眼底。蔣介石不由得想起于右任老先生為黃埔軍校題寫的對聯：登高望遠海，一馬定中原。真是貼切無比，寓意深遠。後來蔣介石把這副對聯又掛到了南京黃埔路官邸的會客室中，以激勵自己毋忘「黃埔精神」。可嘆的是，現在一馬平川的中原早已丟光，此時只有登高觀海望洋興嘆了。
一到廣州，蔣介石就迫不及待要召見高級將領。他埋下的眼線早已暗中通報他，張發奎、余漢謀、薛岳等人對他不滿，正在拉攏李宗仁、白崇禧圖謀不軌。這是目前他最不能容忍之事。他命俞濟時通知余漢謀、薛岳、李漢魂來黃埔軍校見他。這幾個人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一走進門，就被蔣介石冷臉相迎，劈頭蓋臉一頓訓斥：「你們以為現在就可以反對我了嗎？誰反對我，樣子不是擺著嗎？胡漢民、李濟深、陳濟棠都反對過我，結果怎麼樣？民國十九年，李宗仁、白崇禧，還有張發奎聯合閻錫山、馮玉祥要反對我，結果又怎樣了呢？反對我的人沒有一個有好下場。你們想乘困難之時來搞我嗎？我叫你們一個個沒有好結果！」
蔣介石自顧自地罵著，沒有一個人應聲。其中有人臉上很難看，幾次想發作，一看會客室四周站滿了警衛，且一個個虎視眈眈，如臨大敵。再說蔣介石遭此大難，又是個殘忍的人，只要稍有反抗的表示，就有可能掉腦袋。於是大家只顧聽，一言不發。蔣介石這才慢慢消了氣。
眾人離去時，蔣介石又叫住了白崇禧，說有話要與他單獨談。白崇禧只好留下。蔣介石又變得和顏悅色，一再讓白吃茶，並說自己近來脾氣不好，請他不要見怪，隨後說起歷史：「民國二十六年我們兩人精誠合作，所以能完成北伐，統一全國。此後不幸為奸人挑撥離間，以至同室操戈。但後來盧溝橋事起，我倆又復忠誠合作，終於把日寇打敗，收復國土，建立不世之功。今共黨雖猖狂，國勢雖極危險，只要我們能兩人同心同德，精誠合作，大事尚有可為。」
蔣介石與李宗仁(資料圖)
蔣介石的一番話不僅打動了自己，連白崇禧也十分感動，連聲說：「是，是，委座言之有理。」
事後，他去看了李宗仁，對李說：「這次蔣介石倒很誠懇。」對蔣介石有更深一層了解的李宗仁，心裏有數，嘴裏不便說，只是笑笑而已。
在廣州市區西部，有一座白色的建築物，十分扎眼。它在綠樹蔥蘢花團錦簇之中，顯得挺拔別緻。這是國民政府的迎賓館。當時李宗仁就住在賓館中。
一天晚上，迎賓館突然華燈齊放，五光十色，一片燈火輝煌。而迎賓館四周的馬路上，突然增兵加哨，顯得森嚴無比。有路過此處的市民，一見這架勢，急急朝別處走去，怕在這兵荒馬亂之際無端惹事遭殃。原來這天晚上，蔣介石帶著大批衛士，穿過廣州鬧市來迎賓館吃飯。
這次宴會是朱家驊張羅的。
事出有因。朱家驊見蔣介石在廣州召開中央非常委員會時，蔣與李宗仁互相連話也不說一句。這在共軍大兵壓境之際，顯然是後患無窮。作為行政院副院長的朱家驊，覺得長此下去不是個辦法。有一天，他向李宗仁建議說：「德公，我看你和蔣先生之間有些隔閡，你是不是請蔣先生到這裏吃頓飯？」朱家驊的意思當然不是單純為了吃飯，他想在酒席間聯絡感情，消除隔膜，扭轉蔣、李之間彼此尷尬的局面，以期彌補相互之間的裂痕。
「騮先兄，」李宗仁叫著朱家驊的大號，苦笑一下說，“客，我是可以請的。蔣先生喜歡不喜歡來，我就不知道了。”
「蔣先生一定喜歡，一定會來的。」朱家驊充滿信心地說，還再三解釋，“蔣先生生活太嚴肅了，平日只是一些簡單的寧波菜，什麼泥螺、酸菜、筍絲等。此次到廣州來，也應該品嘗一下廣州的名菜才好！”
李宗仁沉思片刻，想既然有朱家驊從中斡旋，他還能不同意嗎？於是，他請朱家驊約請蔣介石，且通知黨、政、軍高級人物作陪。朱家驊去跟蔣介石一說，蔣介石也就答應了。這樣，一個特殊的宴會就這樣定下來了。迎賓館在城西，而蔣介石住的地方卻在城東，宴會那天，蔣介石還沒出動，沿途就佈置了便衣隊，嚴密警戒。蔣介石坐上汽車，車窗遮得嚴嚴實實，前面有車開道，後面有車壓陣，穿過廣州鬧市，浩浩蕩蕩開到迎賓館來了。李宗仁的住宅原先只有兩個衛兵，還管看門傳達。蔣介石一來，就一下增加了大批警衛人員。這種場合自然少不了俞濟時，而且他每次必先到晚走。他指揮衛士將迎賓館重重圍住，只怕發生意外。本來這是要演「將相和」的，現在看來倒像是“鴻門宴”了。
李宗仁辦事認真，下功夫準備這個宴會，想藉此改善他同蔣介石的關係，所以請來廣州最好的廚師，還專門準備了廣州名菜「龍虎鬥」等。人到齊後，李宗仁看到蔣經國在人群中轉來轉去，忙個不停，始終不肯入席吃飯，便問蔣介石：“經國為何不上席？”
「不管他吧，」蔣介石頭也不抬，“我們吃我們的。”
李宗仁不便再問，只好殷勤地不住給蔣介石夾菜，勸他多吃一點。
可蔣介石還是只喝白開水。李宗仁知道他在堅持「新生活運動」，也不好勸說。蔣介石吃菜與眾不同，吃的是中餐，但卻取出隨身攜帶的刀叉，用吃西餐的方式吃中餐。以前李宗仁也曾與蔣介石吃過飯，並沒見他這樣，這次不知為什麼，只是心裏不快。
吃完飯，也沒見蔣經國出現，李宗仁更是犯疑。事後，有人告訴他：蔣經國帶了一大批隨員，一直守在廚房裏；廚師做一道菜，用什麼配料，蔣經國都親自檢查過；飯菜出鍋時，他都親自嘗一下，等他點過頭後，才可端上桌。李宗仁聞知大怒，直罵蔣是小人。
過了幾天，李宗仁得知蔣介石要離開廣州回台北了，就硬著頭皮到梅花村陳濟棠公館去見蔣介石。蔣介石表面還是很客氣，請李宗仁到二樓去談。
李宗仁直接向蔣攤牌：「國事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弟不得不暢所欲言了。」
蔣介石並不感意外，還鼓勵李宗仁：「請講，請講。」
李宗仁也不遲疑，開口便說：「你此番已是第三次引退了。你當時曾一再聲明，五年之內決不過問政治。但事實上你的所作所為完全相反，不僅在溪口架設電台，親自指揮軍隊，而且還密令逮捕陳儀，並指派周喦接替。後來又派湯恩伯到福州，挾持朱紹良離閩，讓湯恩伯當福建省主席……」
蔣介石過去很少聽到別人在他面前這樣數落他，面孔開始變得一陣紅，一陣白，很長時間不吭一聲。
「蔣先生，你寵信湯恩伯亦屬寵非其人。」李宗仁一開口便一瀉千里，什麼話都明說了。他想反正是與蔣介石最後一次見面了，還有什麼好隱瞞的：“湯恩伯曾受過我指揮，我知之其詳。論品論才，湯恩伯任一師長已嫌過分，怎能指揮一方面大軍？他的為人，性情暴戾，矯揉造作。所部軍紀蕩然，抗戰期間，河南民謠曾有‘寧願日軍來燒殺，不願湯軍來駐紮’，想必你也聽到過……蔣先生，像他這樣的人，你把他作為心腹，能不壞事？”
蔣介石本來就無心聽李宗仁啰嗦，不過擺擺門面而已。誰知李宗仁頗有些得理不讓人，竟說起來沒完，而且都是些責難之辭。臉上便掛不住，但又不好發作，變得十分尷尬，一副坐立不安的樣子。李宗仁知道多說無益，停下來看著蔣介石，希望他表示一個態度。
蔣介石好像什麼也沒聽見，不時喝口白開水。他見李宗仁停下話頭瞪著他，便放下杯子，抱歉地沖李笑笑說：「關於撤換朱紹良一事，我手續欠完備，請你原諒。」
李宗仁也只好說：「事情已經過去了，算了吧。」見沒有什麼可談，李宗仁只好起身告辭。蔣介石隨著下樓，將李宗仁送上車。
從此，李宗仁再也沒有和蔣介石見面。梅花村一面，確是最後的分別。蔣總統和這位代總統，就在這種淡漠的氣氛中分手，自此即使近在咫尺，彼此也不相往來，有事都是通過中間人傳話，或是托旁人帶信。
起義，給了新政協會議最好的禮物。
9月26日上午，在東交民巷六國飯店中舉行午宴時，周恩來主持，討論起一個眾多人、包括蔣介石感興趣的話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否可以簡稱「中華民國」？來的都是些老前輩，有兩種意見。第一位發言的是中國民主建國會的黃炎培，他認為，由於中國老百姓落後，感情上習慣用中華民國，一旦改掉，會引起不必要的反感。他的意見是三年以後再除掉這個簡稱。
第二個發言的是廖夫人何香凝。她說中華民國是孫中山革命的一個成果，那是許多烈士的鮮血換來的。關於改國號問題，她個人認為，如果能照舊，用它是好的。如果大家不贊成，就不堅持了。
第三位發言的是辛亥革命後歸隱了38年的生平不寫民國國號的前清進士周致祥。他說：我反對簡稱什麼中華民國，這是一個禍國殃民的、群眾對它沒有好感的名稱，20多年來更被蔣介石搞得不堪言狀了。我主張就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表示兩次革命的性質不同。
這時，司徒美堂站起來說：「我沒有什麼學問，我是參加辛亥革命的人，我擁護孫中山先生，但對於中華民國這四個字則絕無好感。理由是中華民國與民無涉，更給蔣介石與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我們試問，共產黨所領導的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都認為不同，那麼，我們的國號應該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拋掉又臭又壞的中華民國的爛招牌。國號是一個極其莊嚴的東西，一改就要改好，為什麼要三年以後才改？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令不行。仍然叫中華民國，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們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勝利了，連國號也不敢改。我堅持反對什麼簡稱，我堅決主張光明正大地用中華人民共和國。」
此後發言的人口學家馬寅初、愛國華僑陳嘉庚等都不贊成用「中華民國」。
決定不用「中華民國」簡稱後，毛澤東在政協開幕式上也作了解釋。去掉簡稱「中華民國」，不等於把中華國民過去革命的歷史意義一概抹殺，如辛亥革命、國共大合作等都是有它的歷史意義的。同時「中華民國」這一名稱，因為在民間已很習慣，所以在目前，也不會禁用。在人民中還允許有這樣的稱呼，正如現在我們所用的陽曆，同樣也不禁止人民用陰曆。這以後，政協一次會議陸續通過的大會文件，就去掉了「中華民國」這四個字。
大會開到第八天9月30日深夜，蔣介石從廣播裏聽到了更多令他氣惱的消息：大會選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其他人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副主席，還選出毛澤東、劉少奇等180人為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
1949年9月30日下午2時，政協全體會議選舉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左三）等在大會主席台上。這些安排都在蔣介石的預料之中。他沒想到的是陳明仁的公開講話。他沒聽兩句，頭一下子大起來，恨得牙根發癢，血壓都升高了。
陳明仁在一屆政協會議上，作為特邀代表，曾有過一段發言：「我記得我在黃埔的時候，蔣介石經常對我們說：‘我是革命的，實行三民主義的，我什麼時候不革命，你們應該打倒我。’我現在發現蔣介石不僅是不革命，簡直是反革命，簡直是人民公敵，我當然要打倒他。並且不但我要打倒他，就是凡是黃埔同學乃至全國人民都要起來打倒他的。他是我們的校長，現在我便給他一個大義滅親。我想蔣介石用不著怨恨我，應該去怨恨他自己。」
蔣介石百思不得其解：陳明仁是如此忠誠的將領，怎麼會被程潛說動，起義了呢？就在陳明仁長沙起義的前幾天，蔣介石曾託人捎給陳明仁一份手令，命他死守長沙，不惜全軍犧牲，否則便向湘西撤退，撤退之前，把主張和平的人士一律處決。程潛主張和平，這蔣介石心中有數，但他決不相信陳明仁居然會和程潛一條心……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作者單位系中共中央黨校
本文標題中的「五七整風」指的是1957年中共中央發起的整風運動。關於此次運動採取何種形式，中共中央是存在不同意見的。毛澤東讓全社會參與共產黨整風的舉動，在黨內與包括劉少奇在內的不少人產生分歧。與毛澤東主張黨外整風不同，劉少奇主張黨內整風，把整風運動限制在黨內。
一、五七整風運動的背景
1956年2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作抨擊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徹底否定了斯大林，這在國際上引起巨大的反響。西方國家趁機掀起反對共產主義的浪潮，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出現動亂，甚至威脅到了社會主義政權的存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動蕩波及到中國，在一些人中引起思想混亂，並出現了一些鬧事事件，如工人罷工、學生罷課、一些農民鬧退社等。在這種狀況下，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尖銳地擺在中國共產黨的面前。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系統闡述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劉少奇也在4月28日做了《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明確提出人民內部矛盾已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他列舉了人民內部矛盾的種種表現形式，並就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做了重要闡述。
為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中共中央決定開展整風運動。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下發了進行整風運動的通知。毛澤東和劉少奇都認為，整風運動是改進黨的作風、改善黨同人民關係的有效方式。因此，他們都希望再次通過整風，以便更好地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但是，兩人在整風方式上卻存在著分歧：毛澤東主張黨外整風（即全社會參與黨的整風），劉少奇則主張黨內整風（把整風活動限制在黨內）。上述分歧源於對黨外整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認識上的差異。
二、毛澤東：黨外整風
1957年的黨外整風，是學術文藝上的「雙百」方針和對民主黨派關係上的“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的繼續。由於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在國家中的特殊地位，因此，全社會參與黨的整風，主要是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參與黨的整風。毛澤東在1956年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方針。他指出：“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1}肯定「雙百」方針，意味著對知識分子給予足夠的言論自由權，讓他們充分表達自己的思想觀點。在與民主黨派關係上，毛澤東提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他說：“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2}因此，歡迎黨外人士參與黨的整風，對黨提出批評，與堅持「雙百」方針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具有邏輯上的一致性，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它是「雙百」方針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發展的邏輯必然。
為了使整風運動順利進行，毛澤東積極遊說。他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建設社會主義不但需要共產黨員，還需要黨外人士。「僅僅依靠我們還不夠。我們還需要有一批黨外的志士仁人」。{3}黨外人士的作用除了獻言獻策外，還要對共產黨提出批評，以利於共產黨的改進。第二，要人民把不滿發泄出來，緩和人民內部矛盾。“在過去的幾年運動中，群眾……有段難過的日子，我們應當給他們一個喘氣的機會。他們應當有機會表達對黨和政府的意見。”{4}第三，共產黨不怕批評的。“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真理是在我們方面，工農基本群眾是在我們方面。”{5}第四，真理是在同錯誤的鬥爭中成長的。即使是錯誤的批評意見也不可怕，在同它們作鬥爭的過程中，真理會獲得更好的發展。正確的東西總是在同錯誤的鬥爭過程中發展起來的。
在以上理由中，最重要的一點是，毛澤東想通過此次整風消除官僚主義，以緩和人民內部矛盾。在他看來，官僚主義是黨執政的最大危險，是造成人民內部矛盾的主要原因。而消除官僚主義僅靠黨內整風是不夠的，還需要藉助於黨外整風。
建國後，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官僚主義成為黨的建設中一個十分突出的問題。毛澤東對官僚主義產生的原因和表現做了分析：「因為革命勝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熱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減少了，……而鬧地位、鬧名譽、講究吃、講究穿，比薪水高低，爭名奪利，這些東西多起來了。」{6}這樣下去，勢必破壞黨的優良作風以及黨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繫。因此，針對官僚主義現象，他憤怒地說：“官僚主義，其罪惡的嚴重性，不是‘不如貪污’，而是大於貪污。”{7}隨著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實施，官僚主義現象更嚴重地發展起來，不僅滲透到國家機關，而且滲透到黨內。毛澤東感到很憂慮：“各階層人民相當普遍地不滿意我們許多幹部的強迫命令主義的惡劣作風，……如不及時加以整頓，即將脫離群眾。”{8}因此，他提出打倒官僚主義：“有些人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9}在他看來，官僚主義對黨的危害大於主觀主義，已成為人民內部矛盾產生的主要根源。如不加以解決，會帶來嚴重的後果。
毛澤東在實踐中認識到，光靠黨內整風，不能有效地消除官僚主義。要消除官僚主義，必須有來自外部的批評。黨外批評對反對黨內的官僚主義、加強黨的建設和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具有積極意義。他意識到不讓人民說話的危險：「對待人民內部的思想問題，對待精神世界的問題，用簡單的方法去處理，不但不會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讓發表錯誤意見，結果錯誤意見還是存在著」{10}，因此，“把人民當作敵人壓是很危險的。”{11}當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出現動亂，國內也出現一些鬧事事件時，毛澤東便考慮讓人們把不滿表達出來，以便更好地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改善黨的領導。因此，當中共開展整風運動時，毛澤東決定採用黨外整風的方式。
毛澤東不但考慮了黨外整風的必要性，還考慮了黨外整風的可能性。基於以下兩點認識，毛澤東認為黨外整風是可行的。
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性質還是持積極估計的。「這五百萬左右的知識分子中，絕大多數人都是愛國的，愛我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願意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的國家服務。」{12}知識分子懂得“如果離開社會主義事業，離開共產黨所領導的勞動人民，他們就會無所依靠，而不可能有任何光明的前途。”{13}在知識分子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問題上，他認為，“贊成而且比較熟悉的，佔少數；反對的也佔少數；多數人是贊成但不熟悉，贊成的程度又很不相同。”{14}他們中的多數人儘管不太熟悉馬克思主義，但卻贊成馬克思主義，而且“我國絕大部分的知識分子是願意進步的，願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15}即使有一些共產黨的“反對派”，也“常常由反對走到不反對”{16}。基於對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性質的積極估計，毛澤東認為，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在整風運動中的言論，不會超出黨所能容忍的範圍。正如一位當時在政府擔任部長的非黨人士說：“尊敬的毛以為民主黨派會很有禮貌有限度地提出一些批評意見。”{17}
毛澤東提倡黨外整風，還同他對黨領導國家和社會的自信有很大關係。他認為，黨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真理，黨有很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掌握著國家政權，並同人民群眾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因此，他提出，「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評，也不要怕毒草。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真理，不怕批評，它是批評不倒的。共產黨、人民政府也是這樣，也不怕批評，也批評不倒。」{18}針對黨內對黨外鳴放所產生的擔憂，毛澤東指出：“某些錯誤的東西的存在是並不奇怪的，也是用不著害怕的，這可以使人們更好地學會同它作鬥爭。”{19}他自信地說：“在匈牙利，大民主一來，把黨政軍都搞垮了。在中國，這一條是不會發生的。幾個學生娃娃一衝，黨政軍都全部瓦解，那除非我們這些人都是飯桶。”{20}正是出於對黨控制國家和社會的自信，他才大膽地推行黨外整風。
三、劉少奇：黨內整風
與毛澤東的觀點相反，劉少奇反對黨外整風，主張把整風限制在黨內。從現有的資料看，劉少奇在講話中，從未提到過歡迎黨外人士參與黨的整風諸如此類的話。他所提到的都是黨內整風。他說：「整風整什麼？認真學習文件，聯繫實際，討論問題，檢查自己的思想。」{21}他進一步闡釋：“就是要整這個風，聯繫個人思想，認真進行自我批評。在討論中也要互相批評，彼此熟悉的同志，更可以進行同志間的互相幫助和互相批評。”{22}上述講話是劉少奇在1957年5月7日的講話《關於高級黨校學員整風問題的談話》中的內容。當劉少奇在高級黨校作這篇講話時，整風運動已開始近十天，他選擇這個時間去高級黨校作這樣的講話，很可能是想把整風限制在黨內。
劉少奇反對黨外整風的原因有：第一，必要性。黨外整風沒有必要，黨內整風就足以解決問題。因為，主觀主義而不是官僚主義，是人民內部矛盾產生的主要根源。要消除人民內部矛盾，主要方式是消除主觀主義。消除主觀主義，黨內整風就可以解決問題了，不需要黨外人士參與。第二，可能性。黨外整風有很大風險，很可能導致社會混亂。黨外人士很可能利用整風的機會，向黨發起進攻。
劉少奇認為，主觀主義比官僚主義對黨的危害大。劉少奇在提到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時，總把主觀主義放在前面。在中共中央發出整風指示的同一天，劉少奇作了《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他講到：「如果講無產階級思想與非無產階級思想的矛盾，在今天是一個很突出的問題，是我們大家必須研究解決的問題，那麼首先要在共產黨內部解決，而且首先在共產黨的幹部中間解決。要把我們共產黨幹部中間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以及本位主義、個人主義等等搞得少一點，越搞越少才好。」{23}他這句話主要有兩個意思：一是把整風限制在黨內，即“首先要在共產黨內部解決”；二是把主觀主義放到官僚主義前面，這正好與同一天中央發出的整風指示中對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的排序相反（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主要體現了毛澤東的意志），此舉意在強調主觀主義對黨的危害最大。讓人們把目光主要放在克服主觀主義上。
劉少奇把主觀主義當作最大危害，是因為他把黨產生錯誤的主要根源，以及人民內部矛盾產生的主要根源，都歸結於它。他說：「主觀主義的錯誤在目前我們許多幹部的思想上和工作中仍然嚴重地存在著，使我們的工作受到許多不應有的損失。」{24}“要使我們黨今後繼續保持正確的、健全的領導，根本的問題在於減少黨組織和黨員在思想認識上的錯誤。”{25}在總結黨的經驗的基礎上，他進一步指出：“我們黨的歷史經驗，充分地說明了克服思想認識上的主觀主義，是保證黨的工作順利發展、避免重大錯誤的根本關鍵。”{26}
人民內部矛盾也主要是由黨內主觀主義引起的。所以，當劉少奇在《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中，列舉了人民內部矛盾的幾種主要表現形式後，把它們的原因歸結到主觀主義上：「認識矛盾的性質，而後決定處理的方針和方法。對矛盾的性質認識不清楚，矛盾的性質確定錯了，在處理方針上就要犯錯誤；方針錯了，那在一系列的具體辦法上都要犯錯誤。」{27}如果黨犯主觀主義錯誤，便會導致黨的方針和一系列具體的方法上的錯誤，進而導致人民內部矛盾產生；並且既有的人民內部矛盾也因為這些錯誤得不到很好地解決。
劉少奇認為，主觀主義的解決方式應該採取系統學習和黨內整風的方式，根本沒有必要採取黨外整風。他指出，為了有效地反對主觀主義，必須進行有系統的努力來提高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水平。首先，必須認真地加強幹部首先是高級幹部的系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使他們善於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觀察和解決實際生活中的問題，提高自己在複雜的情況中判斷方向、辨明是非的能力，並且學會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去研究和整理自己的工作經驗，在經驗中找出具體事物發展的規律性。第二，必須加強在廣大的新黨員中理論和實際統一的教育，使他們逐步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獲得關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般原理、黨的歷史和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現狀的的基本知識，認識主觀主義——包括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危害，而在知識分子新黨員中，則要特別著重認識教條主義的危害。第三，必須加強黨的理論工作。……使這一系列研究適合於當前黨的實際工作的迫切需要，適合於向廣大黨員和廣大青年進行理論和實際統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的迫切需要。{28}他還指出：「為了有效地反對主觀主義，黨的各級領導機關都應當大大加強對於實際情況的調查研究工作。」{29}可見，劉少奇給黨的主觀主義開的藥方是學習和黨內整風，而非黨外整風。
在劉少奇看來，黨外整風沒必要，還會帶來一些意想不到的後果，造成社會的混亂和人民內部矛盾的加深。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處於動蕩局勢中，中國也出現了一些鬧事事件。在這種狀況下，實行黨外整風，不但對幫助黨改進自己的作風無益，還會使黨成為矛頭所向，從而使人民內部矛盾激化，並造成社會的混亂。
綜上所述，在1957年的整風運動方式上，毛澤東主張黨外整風，劉少奇主張黨內整風。他們的分歧源於對黨外整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不同認識。毛澤東認為，官僚主義是人民內部矛盾的主要根源，消除官僚主義必須靠黨外整風；知識分子的性質與表現以及黨對國家政權牢牢控制決定了黨外整風不會出現社會動亂。劉少奇認為，主觀主義是人民內部矛盾的主要根源，消除主觀主義黨內整風就夠了，用不著黨外整風；黨外整風會使黨成為矛頭所向，激化人民內部矛盾，引發社會混亂。最終，毛澤東的意見佔據了上風，中共中央號召全社會參與共產黨的整風。不幸的是，整風運動進行不久，轉向反右運動。
{1}{2}{3}{5}⑥{10}{12}{13}{14}{15}{16}{18}{19}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54、34、275、274、284、232、268、231、269~270、279、35、280、280~281頁。
{4}{9}{11}{17}{20}迪克·威爾遜：《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版，第341、340、357、354、345頁。
{7}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三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版，第120頁。
{8}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56頁。
{21}{22}{23}{27}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250~251、229、233~234頁。
{24}{25}{26}{28}{29}劉少奇：《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版，第268、265、268、268~269、269頁。
（作者申林 單位：中共中央黨校北京1000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