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曾放話：反對我的人沒有一個有好下場！

蔣介石本來就無心聽李宗仁啰嗦，不過擺擺門面而已。誰知李宗仁頗有些得理不讓人，竟說起來沒完，而且都是些責難之辭。臉上便掛不住，但又不好發作，變得十分尷尬，一副坐立不安的樣子。李宗仁知道多說無益，停下來看著蔣介石，希望他表示一個態度。

蔣介石不是一個擅長演說的人，但在黃埔軍校的時候，蔣卻是一周一講，甚至一周三講，其慷慨激昂，嚴厲急切兼為黃埔弟子熟知。此為黃埔軍東征時蔣介石做演講。

本文摘自《紅牆知情錄：共和國外交軼事及兩岸風雲》，尹家民著，當代中國出版社，2010.10

9月下旬，在台灣沒待幾天的蔣介石還是關注著大陸，他又一次飛到廣州。

在北方，已是秋風送爽，而燠熱的南方仍然是蒸籠一般。只是早晚已不像前兩個月那樣悶熱了。

蔣介石這次到廣州，住在黃埔軍校的中正公園內。黃埔軍校所在地黃埔島，地處珠江下游，距廣州20多公里。軍校成立前，這個島叫長洲島，四面環水，環境幽靜，被孫中山看中，認為是學習和訓練的好場所。1924年5月，孫中山在這兒創辦了黃埔軍校，培養革命軍事幹部。黃埔軍校是國共合作的產物，也是蔣介石的發跡之地，他在這裏走向權力的長廊，掌握了兵權，培養了骨幹。到1927年他發動「四·一二政變」時，軍校已有一到四期的畢業生4900多名。毛澤東也曾來軍校講過課。其他人，周恩來、惲代英、葉劍英等都曾在此任過要職。後來蔣介石的一些嫡系將領，大多出身黃埔，形成了手握兵權的“黃埔系”。蔣介石在軍隊的這些部下，一般都稱他為“校長”，自稱學生。

蔣介石認為，這次到廣州，還是住在黃埔軍校較為安全，同時也可以引起部下對創業年代的一些回憶，從而振作起來，挽回敗局，也給自己打打氣。

蔣介石在蔣經國、俞濟時的陪同下，登上黃埔島的升旗山。在山頂上四面展望，山川田園盡收眼底。蔣介石不由得想起于右任老先生為黃埔軍校題寫的對聯：登高望遠海，一馬定中原。真是貼切無比，寓意深遠。後來蔣介石把這副對聯又掛到了南京黃埔路官邸的會客室中，以激勵自己毋忘「黃埔精神」。可嘆的是，現在一馬平川的中原早已丟光，此時只有登高觀海望洋興嘆了。

一到廣州，蔣介石就迫不及待要召見高級將領。他埋下的眼線早已暗中通報他，張發奎、余漢謀、薛岳等人對他不滿，正在拉攏李宗仁、白崇禧圖謀不軌。這是目前他最不能容忍之事。他命俞濟時通知余漢謀、薛岳、李漢魂來黃埔軍校見他。這幾個人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一走進門，就被蔣介石冷臉相迎，劈頭蓋臉一頓訓斥：「你們以為現在就可以反對我了嗎？誰反對我，樣子不是擺著嗎？胡漢民、李濟深、陳濟棠都反對過我，結果怎麼樣？民國十九年，李宗仁、白崇禧，還有張發奎聯合閻錫山、馮玉祥要反對我，結果又怎樣了呢？反對我的人沒有一個有好下場。你們想乘困難之時來搞我嗎？我叫你們一個個沒有好結果！」

蔣介石自顧自地罵著，沒有一個人應聲。其中有人臉上很難看，幾次想發作，一看會客室四周站滿了警衛，且一個個虎視眈眈，如臨大敵。再說蔣介石遭此大難，又是個殘忍的人，只要稍有反抗的表示，就有可能掉腦袋。於是大家只顧聽，一言不發。蔣介石這才慢慢消了氣。

眾人離去時，蔣介石又叫住了白崇禧，說有話要與他單獨談。白崇禧只好留下。蔣介石又變得和顏悅色，一再讓白吃茶，並說自己近來脾氣不好，請他不要見怪，隨後說起歷史：「民國二十六年我們兩人精誠合作，所以能完成北伐，統一全國。此後不幸為奸人挑撥離間，以至同室操戈。但後來盧溝橋事起，我倆又復忠誠合作，終於把日寇打敗，收復國土，建立不世之功。今共黨雖猖狂，國勢雖極危險，只要我們能兩人同心同德，精誠合作，大事尚有可為。」

蔣介石與李宗仁(資料圖)

蔣介石的一番話不僅打動了自己，連白崇禧也十分感動，連聲說：「是，是，委座言之有理。」

事後，他去看了李宗仁，對李說：「這次蔣介石倒很誠懇。」對蔣介石有更深一層了解的李宗仁，心裏有數，嘴裏不便說，只是笑笑而已。

在廣州市區西部，有一座白色的建築物，十分扎眼。它在綠樹蔥蘢花團錦簇之中，顯得挺拔別緻。這是國民政府的迎賓館。當時李宗仁就住在賓館中。

一天晚上，迎賓館突然華燈齊放，五光十色，一片燈火輝煌。而迎賓館四周的馬路上，突然增兵加哨，顯得森嚴無比。有路過此處的市民，一見這架勢，急急朝別處走去，怕在這兵荒馬亂之際無端惹事遭殃。原來這天晚上，蔣介石帶著大批衛士，穿過廣州鬧市來迎賓館吃飯。

這次宴會是朱家驊張羅的。

事出有因。朱家驊見蔣介石在廣州召開中央非常委員會時，蔣與李宗仁互相連話也不說一句。這在共軍大兵壓境之際，顯然是後患無窮。作為行政院副院長的朱家驊，覺得長此下去不是個辦法。有一天，他向李宗仁建議說：「德公，我看你和蔣先生之間有些隔閡，你是不是請蔣先生到這裏吃頓飯？」朱家驊的意思當然不是單純為了吃飯，他想在酒席間聯絡感情，消除隔膜，扭轉蔣、李之間彼此尷尬的局面，以期彌補相互之間的裂痕。

「騮先兄，」李宗仁叫著朱家驊的大號，苦笑一下說，“客，我是可以請的。蔣先生喜歡不喜歡來，我就不知道了。”

「蔣先生一定喜歡，一定會來的。」朱家驊充滿信心地說，還再三解釋，“蔣先生生活太嚴肅了，平日只是一些簡單的寧波菜，什麼泥螺、酸菜、筍絲等。此次到廣州來，也應該品嘗一下廣州的名菜才好！”

李宗仁沉思片刻，想既然有朱家驊從中斡旋，他還能不同意嗎？於是，他請朱家驊約請蔣介石，且通知黨、政、軍高級人物作陪。朱家驊去跟蔣介石一說，蔣介石也就答應了。這樣，一個特殊的宴會就這樣定下來了。迎賓館在城西，而蔣介石住的地方卻在城東，宴會那天，蔣介石還沒出動，沿途就佈置了便衣隊，嚴密警戒。蔣介石坐上汽車，車窗遮得嚴嚴實實，前面有車開道，後面有車壓陣，穿過廣州鬧市，浩浩蕩蕩開到迎賓館來了。李宗仁的住宅原先只有兩個衛兵，還管看門傳達。蔣介石一來，就一下增加了大批警衛人員。這種場合自然少不了俞濟時，而且他每次必先到晚走。他指揮衛士將迎賓館重重圍住，只怕發生意外。本來這是要演「將相和」的，現在看來倒像是“鴻門宴”了。

李宗仁辦事認真，下功夫準備這個宴會，想藉此改善他同蔣介石的關係，所以請來廣州最好的廚師，還專門準備了廣州名菜「龍虎鬥」等。人到齊後，李宗仁看到蔣經國在人群中轉來轉去，忙個不停，始終不肯入席吃飯，便問蔣介石：“經國為何不上席？”

「不管他吧，」蔣介石頭也不抬，“我們吃我們的。”

李宗仁不便再問，只好殷勤地不住給蔣介石夾菜，勸他多吃一點。

可蔣介石還是只喝白開水。李宗仁知道他在堅持「新生活運動」，也不好勸說。蔣介石吃菜與眾不同，吃的是中餐，但卻取出隨身攜帶的刀叉，用吃西餐的方式吃中餐。以前李宗仁也曾與蔣介石吃過飯，並沒見他這樣，這次不知為什麼，只是心裏不快。

吃完飯，也沒見蔣經國出現，李宗仁更是犯疑。事後，有人告訴他：蔣經國帶了一大批隨員，一直守在廚房裏；廚師做一道菜，用什麼配料，蔣經國都親自檢查過；飯菜出鍋時，他都親自嘗一下，等他點過頭後，才可端上桌。李宗仁聞知大怒，直罵蔣是小人。

過了幾天，李宗仁得知蔣介石要離開廣州回台北了，就硬著頭皮到梅花村陳濟棠公館去見蔣介石。蔣介石表面還是很客氣，請李宗仁到二樓去談。

李宗仁直接向蔣攤牌：「國事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弟不得不暢所欲言了。」

蔣介石並不感意外，還鼓勵李宗仁：「請講，請講。」

李宗仁也不遲疑，開口便說：「你此番已是第三次引退了。你當時曾一再聲明，五年之內決不過問政治。但事實上你的所作所為完全相反，不僅在溪口架設電台，親自指揮軍隊，而且還密令逮捕陳儀，並指派周喦接替。後來又派湯恩伯到福州，挾持朱紹良離閩，讓湯恩伯當福建省主席……」

蔣介石過去很少聽到別人在他面前這樣數落他，面孔開始變得一陣紅，一陣白，很長時間不吭一聲。

「蔣先生，你寵信湯恩伯亦屬寵非其人。」李宗仁一開口便一瀉千里，什麼話都明說了。他想反正是與蔣介石最後一次見面了，還有什麼好隱瞞的：“湯恩伯曾受過我指揮，我知之其詳。論品論才，湯恩伯任一師長已嫌過分，怎能指揮一方面大軍？他的為人，性情暴戾，矯揉造作。所部軍紀蕩然，抗戰期間，河南民謠曾有‘寧願日軍來燒殺，不願湯軍來駐紮’，想必你也聽到過……蔣先生，像他這樣的人，你把他作為心腹，能不壞事？”

蔣介石本來就無心聽李宗仁啰嗦，不過擺擺門面而已。誰知李宗仁頗有些得理不讓人，竟說起來沒完，而且都是些責難之辭。臉上便掛不住，但又不好發作，變得十分尷尬，一副坐立不安的樣子。李宗仁知道多說無益，停下來看著蔣介石，希望他表示一個態度。

蔣介石好像什麼也沒聽見，不時喝口白開水。他見李宗仁停下話頭瞪著他，便放下杯子，抱歉地沖李笑笑說：「關於撤換朱紹良一事，我手續欠完備，請你原諒。」

李宗仁也只好說：「事情已經過去了，算了吧。」見沒有什麼可談，李宗仁只好起身告辭。蔣介石隨著下樓，將李宗仁送上車。

從此，李宗仁再也沒有和蔣介石見面。梅花村一面，確是最後的分別。蔣總統和這位代總統，就在這種淡漠的氣氛中分手，自此即使近在咫尺，彼此也不相往來，有事都是通過中間人傳話，或是托旁人帶信。

起義，給了新政協會議最好的禮物。

9月26日上午，在東交民巷六國飯店中舉行午宴時，周恩來主持，討論起一個眾多人、包括蔣介石感興趣的話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否可以簡稱「中華民國」？來的都是些老前輩，有兩種意見。第一位發言的是中國民主建國會的黃炎培，他認為，由於中國老百姓落後，感情上習慣用中華民國，一旦改掉，會引起不必要的反感。他的意見是三年以後再除掉這個簡稱。

第二個發言的是廖夫人何香凝。她說中華民國是孫中山革命的一個成果，那是許多烈士的鮮血換來的。關於改國號問題，她個人認為，如果能照舊，用它是好的。如果大家不贊成，就不堅持了。

第三位發言的是辛亥革命後歸隱了38年的生平不寫民國國號的前清進士周致祥。他說：我反對簡稱什麼中華民國，這是一個禍國殃民的、群眾對它沒有好感的名稱，20多年來更被蔣介石搞得不堪言狀了。我主張就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表示兩次革命的性質不同。

這時，司徒美堂站起來說：「我沒有什麼學問，我是參加辛亥革命的人，我擁護孫中山先生，但對於中華民國這四個字則絕無好感。理由是中華民國與民無涉，更給蔣介石與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我們試問，共產黨所領導的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都認為不同，那麼，我們的國號應該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拋掉又臭又壞的中華民國的爛招牌。國號是一個極其莊嚴的東西，一改就要改好，為什麼要三年以後才改？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令不行。仍然叫中華民國，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們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勝利了，連國號也不敢改。我堅持反對什麼簡稱，我堅決主張光明正大地用中華人民共和國。」

此後發言的人口學家馬寅初、愛國華僑陳嘉庚等都不贊成用「中華民國」。

決定不用「中華民國」簡稱後，毛澤東在政協開幕式上也作了解釋。去掉簡稱「中華民國」，不等於把中華國民過去革命的歷史意義一概抹殺，如辛亥革命、國共大合作等都是有它的歷史意義的。同時「中華民國」這一名稱，因為在民間已很習慣，所以在目前，也不會禁用。在人民中還允許有這樣的稱呼，正如現在我們所用的陽曆，同樣也不禁止人民用陰曆。這以後，政協一次會議陸續通過的大會文件，就去掉了「中華民國」這四個字。

大會開到第八天9月30日深夜，蔣介石從廣播裏聽到了更多令他氣惱的消息：大會選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其他人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副主席，還選出毛澤東、劉少奇等180人為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

1949年9月30日下午2時，政協全體會議選舉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左三）等在大會主席台上。這些安排都在蔣介石的預料之中。他沒想到的是陳明仁的公開講話。他沒聽兩句，頭一下子大起來，恨得牙根發癢，血壓都升高了。

陳明仁在一屆政協會議上，作為特邀代表，曾有過一段發言：「我記得我在黃埔的時候，蔣介石經常對我們說：‘我是革命的，實行三民主義的，我什麼時候不革命，你們應該打倒我。’我現在發現蔣介石不僅是不革命，簡直是反革命，簡直是人民公敵，我當然要打倒他。並且不但我要打倒他，就是凡是黃埔同學乃至全國人民都要起來打倒他的。他是我們的校長，現在我便給他一個大義滅親。我想蔣介石用不著怨恨我，應該去怨恨他自己。」

蔣介石百思不得其解：陳明仁是如此忠誠的將領，怎麼會被程潛說動，起義了呢？就在陳明仁長沙起義的前幾天，蔣介石曾託人捎給陳明仁一份手令，命他死守長沙，不惜全軍犧牲，否則便向湘西撤退，撤退之前，把主張和平的人士一律處決。程潛主張和平，這蔣介石心中有數，但他決不相信陳明仁居然會和程潛一條心……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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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在廣西電影製片廠拍攝的故事片《周恩來》中有這樣一組鏡頭：1968年10月，周總理在辦公室里看閱公安部送來的有關孫維世的死亡報告書，「在押犯孫維世於10月12日晚11時送公安部醫院，診斷系蜘蛛膜下腔出血，經治療無效，於14日下午3時30分死亡。特此報告，王明蘇修特務專案組。」周總理心情特別沉重地在孫維世死亡報告上批示並告訴秘書“馬上送公安部，叮囑他們要保護好孫維世的遺體，準備檢驗。”秘書奉命走後，周總理陷入回憶中……

1939年8月，延安。周恩來傷臂纏著繃帶，正在辦公桌前與鄧穎超、孫維世談論去蘇聯莫斯科的事。孫維世說：「爸爸、媽媽，毛主席批准我跟你們一起去蘇聯了，可以見到斯大林，去莫斯科紅場，瞻仰列寧墓，還要去莫斯科小劇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戲劇學校，可看好多好多戲……」

周總理拿著孫維世的遺照在沉思著……秘書進來說：「總理，孫維世同志的屍體已經火化了，他們說按反革命處理的，連骨灰也沒留下。」

周總理拍案而起：「太不象話了，怎麼能這樣對待一個烈士子女呢！」

以上這幾組鏡頭雖然是電影中的幾個畫面，但卻是歷史事實。早在1937年延安時期，孫維世是江青的戰友、同事，也是朋友，可到了1968年3月1日，孫維世便成了江青的眼中釘肉中刺，不除不快的「仇敵」，不僅被戴上手銬投入監獄，而且到10月14日被迫害慘死獄中，這完全是江青為了掩蓋她自己丑惡歷史而一手製造的大冤案。

歷史倒退到二十年代，孫維世的父親孫炳文是革命先輩，四川南溪縣人（1885-1927），1908年考入京師大學堂文科班，1911年加入同盟會，為京津同盟會文牘部長。辛亥革命後，任北京《民國日報》總編輯。由於揭露袁世凱竊國陰謀而被通緝。1918年到朱德旅部任諮謀（即參謀）。1922年赴德國留學，11月於柏林經周恩來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旅歐支部成員。後曾兩次到蘇聯考察學習。1925年冬回國，任廣東大學（後改中山大學）教授，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上校秘書，1926年6月，孫炳文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同年7月，北伐戰爭開始後，他任總政治部後方留守處主任。1927年春，蔣介石加緊反共步伐，陰謀發動反革命政變，孫炳文在黃埔軍校的演講中予以堅決揭露。4月16日，孫炳文在取道上海前往武漢時，由於叛徒的告密，被敵人逮捕。敵人對孫炳文誘以高官厚祿，遭他嚴正拒絕。4月20日，孫炳文在龍華被敵人殺害。時年42歲。

當時孫維世（原名孫光英）只有6歲，母親任銳帶著她逃亡到武漢，不久又回上海，繼續堅持地下工作。孫維世從小就受到黨的革命思想熏陶，小小年紀就能幫助媽媽燒毀秘密文件或送信。從9歲到16歲，基本上過的是顛沛流離的生活，除了母親的教育，只在12歲時在北平貝滿中學上過一段時間學。14歲隨母親到上海參加由黨領導的上海業餘劇人協會和東方社的進步演出活動（當時江青也在那裏），曾在龔秋霞主演的電影《壓歲錢》里演出。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她隨上海戲劇界救亡演劇隊到武漢，沿途演出抗日救亡劇目《放下你的鞭子》。作為一名在敵占區殘酷的鬥爭中成長的革命烈士遺孤，雖然當時只有16歲，但孫維世的思想卻成熟得多。她找到駐武漢八路軍辦事處請求去延安，恰巧碰到周副主席，一陣親切問候，不久，周恩來便派專人將孫維世護送到延安，先後到抗大、黨校、馬列學院學習，周恩來和鄧穎超寫信給任銳同志說：「願將烈士遺孤當成自己的女兒。」並常寫信鼓勵教育孫維世：“你是我向黨負責的女兒。”而孫維世也非常尊敬周恩來和鄧穎超，把他們看做是自己親生父母一樣，經常去看望或住在他們身邊，每逢見麵糰聚，都充滿革命家庭天倫樂趣。第二年，孫維世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參加話劇《血祭上海》的演出，顯露出她的藝術才華，獲得熱烈反映。1939年，毛澤東親批同意孫維世到蘇聯學習，並由周恩來和鄧穎超親自帶她飛往莫斯科。當時，蘇聯正處於衛國戰爭時期，一切都比較戰鬥化，也很艱苦，有關負責同志出於對中共烈士後代關心，將孫維世安置在外國友人住的受到照顧的環境中，但孫維世從不搞特殊，她說：“毛主席派我來學習，不單學習專業技術知識，也要學習好蘇聯人民反法西斯的革命鬥爭精神。”這樣，她便和蘇聯普通公民一樣去排隊領取每日配發的口糧，到工廠進行義務勞動，參加醫院救護工作，為傷員輸血……儘管戰爭年代條件艱苦，她卻安心堅持學習，以優異成績先後畢業於莫斯科東方大學和莫斯科戲劇學院。

1946年秋，孫維世在莫斯科學成歸國回到延安，當時正處於解放戰爭初期，她向毛澤東、周恩來彙報了她在蘇聯學習情況和在衛國戰爭時的見聞。幾位領導人都給了她很大的鼓勵與嘉勉。為了了解情況接近群眾鬥爭生活，很快孫維世又投入到陝西、山西三交縣土改運動。到了1948年9月，孫維世來到當時駐在石家莊正定的華北大學三部（即文藝學院）教學，任編譯組研究員，組長由三部主任沙可夫兼。記得在歡迎她的晚會上，氣氛異常熱烈，特別是聽到領導介紹她是在蘇聯莫斯科戲劇學院學習表導演，並以優異成績畢業回來的專家，大家非常欽羨和敬佩。孫維世在會上朗誦肖三寫的一首《禮物》，大家聽後一片熱烈掌聲，給人留下難忘的烙印。

不久，孫維世調華大文工一團工作，真是給全團增添了力量，無論從生活、學習、工作，還是個人作風上，她事事走在前，處處作榜樣，她為人熱情、坦率、真誠。每逢行軍休息或節假日閑下來的時候，大家總愛圍上一圈聽她講蘇聯的戰爭和社會見聞。最讓我們感興趣的是有關藝術上的蘇聯名劇。通過她有聲有色的講述，我們更加著迷，有時一次講不完，就講好幾次，使大家對蘇聯莫斯科大劇院的演出特別嚮往。

1948年，解放戰爭已到了大反攻階段，在山西，我解放軍正圍攻太原，為配合宣傳黨的政策，華大文工一團奉命來到太原前線榆次縣南河流村，一面開展群眾創作，一面排練新節目準備進城。恰好李鍵慶、李翎作劇，張魯作曲的小秧歌劇《一場虛驚》被孫維世看中，並親自導演，其中只有兩個人物，突擊排練並未引起大家重視，連演員自己都覺得就是一般效果，可一進入排演場情況則不同了。首先孫維世的導演構思就十分精闢、新穎。她還給這出小戲增加了序幕與尾聲，使整個故事豐富飽滿。到了11月中旬《一場虛驚》綵排了，出人意外的是這出反映解放軍遵守黨的政策法令，保護關愛人民群眾利益，為配合任務寫的小秧歌劇，經過孫維世的手這麼一導，整個戲完全活起來了，在一片掌聲與笑聲中大獲成功，不僅同志們滿意，更得到了榆次老鄉們的贊同與誇獎！有的老鄉更是劇演到哪，他們就跟到哪。

到了12月5日，革命形勢發展的很快，平津戰役開始了，文工一團奉命北上，準備北平解放進行宣傳。行軍從涿縣坐火車到良鄉，這裏解放才10多天，群眾對黨的政策不太了解，說話中都帶著恐懼，恰好我們演出《一場虛驚》慰問駐軍部隊和當地老鄉，同樣效果火爆，還受到葉劍英、錢俊瑞等領導同志的表揚。到了長辛店演出更受到鐵路工人們的歡迎，甚至多年後，參加過二七大罷工的老工人還說：「我們認識解放軍是從看《一場虛驚》開始的。」

1949年2月2日，進入北平後，更得到市民與文藝界同行們的歡迎。最使人激動的是在西單長安大戲院那場彙報演出結束後，孫維世帶領我們到休息室去見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領導時的情景，實在令人終生難忘。到1956年，執教於中央戲劇學院的蘇聯專家庫里涅夫看了這個戲後說：「請把劇本和曲譜抄給我，待我回莫斯科後，要為瓦赫坦戈夫劇院排演這齣戲。」可見這齣戲的魅力與影響之大。

1949年12月，毛澤東訪蘇會見斯大林，孫維世擔任代表團的翻譯組長，一直在毛澤東和周恩來身邊做機要工作，她勤勤肯肯，嚴守紀律，受到了領導人的表揚。但是，孫維世不會想到，正是這次工作經歷，多年以後竟成了一場軒然大波的禍根。

新中國成立後，孫維世被選為全國政協第一、二、三界委員，中國劇協理事，多次出國從事政治活動，但她的專業還是戲劇，翻譯並導演了一大批歐洲古典名著。從1950年，孫維世協助廖成志籌建中國青年藝術劇院，歷任總導演、藝委會主任、副院長。同年9月，她導演的蘇聯戲劇《保爾柯察金》在北京公演引起轟動。1952年，執導果戈理名劇《欽差大臣》。1954年，導演契訶夫名劇《萬尼亞舅舅》均獲成功，顯示了孫維世導演藝術的卓越才幹。

與此同時，她參與中國兒童藝術劇院的建院工作，並翻譯和導演了蘇聯童話劇《小白兔》。她是新中國兒童戲劇的開拓者之一。1953年，為蘇聯專家開辦中央戲劇學院導演訓練班擔任班主任，給新中國培養了第一批導演人才。1956年，任中央實驗話劇院總導演、副院長。她非常熱心高等藝術院校的戲劇教育工作，為話劇藝術培養了大批人才，為新中國話劇藝術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在那個時代，孫維世的確與眾不同，她在紅牆內的子女們中間最有才華，是唯一配得上「才華橫溢」四個字的一代才女。加之無出其右的容貌，在紅牆子弟們中人稱“紅色公主”。羅瑞卿大將曾說：“這是我黨培養的第一位戲劇專家，紅色專家。”

然而讓人異常悲痛的是，像孫維世同志這樣一位為黨、為國家作出突出貢獻的天才導演專家，在「文革」中由於與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堅貞不屈的鬥爭，於1968年被迫害冤死獄中。

文革初期，江青曾經和葉群說過：「現在趁亂的時候，你給我去抓了這個仇人，你有什麼仇人，我也替你去抓。」江青在這裏提到的她的那個仇人就是孫維世。

前文提到1949年12月毛澤東訪蘇時，孫維世擔任過翻譯組組長，陪同在毛澤東身邊。作為翻譯在主人公的身邊本屬無可非議，但是，奇怪的是江青對這件事大起疑問。不論是後來金山的回憶孫維世的文章《莫將血恨付秋風》，還是《話劇皇帝金山傳》以及文革史料中都明確無誤的記載了江青不斷追問孫維世，要孫維世說一說她和主席出國的事情。而且，這個要求的未獲滿足竟然成了江青仇恨孫維世的一個主因。

金山的回憶文章《莫將血恨付秋風》中說，在金山和孫維世結婚的那天也就是1950年10月14日，江青找到孫維世，故意拉近孫維世問道：「你為什麼不上我那去？」孫維世問：“什麼事？”江青說：“還不就是講講你和主席出國的事情嗎？”金山在這裏解釋孫維世不去也不和江青講她同毛澤東出國的事情是因為事關黨和國家機密。

但是，江青是什麼身份？江青在1938年就已經是中央軍委辦公室的秘書，她是毛澤東的五個秘書之一，按照曾志的回憶，江青可以閱讀政治局委員規格的文件，所謂國家機密在江青眼裏早已不再是秘密，更何況就在當年，也就是1950年的上半年，江青已經通過評論《清宮秘史》開始直接代表毛澤東干預文藝界的大事小情，其後直接向胡喬木、周揚等人發難，力度著實不小。何來需要向孫維世了解什麼國家機密呢？

1967年9月，江青、陳伯達在接見北京大專院校紅衛兵的時候，兩人異口同聲：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孫泱（孫維世之兄）是壞人，是日本特務、蘇修特務和國民黨特務。幾天後，孫泱慘死在中國人民大學的地下室里。

孫維世按奈不住悲憤，寫信給江青，要中央派人去調查；又給周恩來寫信。1967年12月，江青以「特嫌」的罪名，把孫維世的丈夫金山投進了監獄。借搜查金山“罪證”之名，對孫維世進行抄家，抄走孫維世大量信件、照片。

江青截獲了孫維世給周恩來及給毛澤東的信。江青拿了信去找周恩來，憤怒指責周恩來縱容自己的乾女兒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當時江青為此打了周恩來的耳光。

周恩來只能面對現實：這是江青和葉群聯手做的，又是和軍隊中的造反派合作的。他若挺身而出，會有更多的麻煩。他非常清楚，她們抓孫維世目的還是「意在沛公」，準星就瞄在他身上。

周恩來一言不發，默默在孫維世的逮捕證上違心地簽下自己的名字。中央專案組在逮捕要犯或逮捕比較特別的犯人，都要周恩來簽字。這時期周恩來簽字逮捕的還有他的親弟弟周恩壽、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

於是，孫維世被江青加上了「蘇修特務」的罪名，於1968年3月1日戴上手銬，投入已被軍管的北京公安局看守所，孫維世被打得遍體鱗傷。1968年10月14日，孫維世死在五角樓，死後一付冰冷的手銬依舊鎖著雙手！在江青授意下，孫維世的屍體被迅速火化。當孫新世到公安局索要姐姐的骨灰時，得到的回答是：不留反革命的骨灰。金山出獄後知道了孫維世死汛，痛不欲生，10月14日那天正是他們結婚的十八周年紀念日。孫維世死時年僅47歲，一代才女、紅色專家如流星般隕落歷史的塵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