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毛澤東與蔣介石的合影
上世紀50年代，美國利用韓戰和兩次台海危機，曾經先後三次策划了分裂中國的大陰謀，蔣介石對此進行了堅決的抵制，得到了毛澤東的讚許。在「一個中國」這個關乎民族大義的原則問題上，毛澤東與蔣介石這兩位爭鬥了幾十年的“老對手”似乎是不謀而合地想到了一起。
韓戰爆發，台灣當局聲明：「聯合國無權討論台灣問題」
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6月27日當晚，美國政府向台灣當局遞交了一份備忘錄，其主要內容包括：美國第七艦隊「已奉命阻止大陸攻台」，蔣軍應停止出動海空力量攻擊大陸，美國政府的備忘錄體現了妄圖策劃兩岸分裂的陰謀。對此，台灣“外長”葉公超奉蔣介石之命發表聲明，接受美國關於防衛台灣計劃的原則，但對備忘錄持有保留態度，並作出如下幾點聲明：1、在對日和約簽訂前，美國政府對於台灣之保衛，自可與“中國政府”共同負擔責任；2、台灣系中國領土之一部分，乃為各自所公認。美國政府在其備忘錄中的上項提議，並不影響“中國政府”對台灣之主權或開羅會議關於台灣未來地位的決定；3、台灣當局“接受此項建議”，並不影響“中國政府”領土完整之立場。這表明台灣當局既依賴於美國，乞求美國的武力保護，但又不完全依附於美國的態度。
1950年9月20日，美國向聯合國大會提出關於台灣地位的「福摩薩問題案」。美國政府的這一舉動立即遭到台灣當局的反對，台灣“外交部”發言人指出：這是對“中國內政的干涉”，聲明「聯合國無權討論台灣問題」。
在中國政府及台灣當局的共同強烈反對下，在國際正義力量的支持下，美國企圖以「台灣地位未定論」來分裂中國的陰謀終於沒有得逞。
1956年7月，蔣介石與尼克遜夫婦
第一次台海危機，蔣介石中言：「‘漢賊不兩立’，為中國人立身報國的基本立場」
1954年上半年，美台開始磋商簽訂旨在針對中國大陸的《共同防禦條約》，但由於對條約的適用範圍產生一些分歧，一時還未達成協議。在獲悉這一消息後，為表明解放台灣的堅定立場，毛澤東當即作出決策，由中國政府對外宣佈：中國人民解放軍決定從1954年9月3日起，對金門、馬祖等沿海島嶼實行「懲罰性打擊」，第一次台海危機隨之爆發。
1955年1月28日，美國策動紐西蘭出面，在聯合國安理會提出討論台灣海峽「停火問題」，目的是通過聯合國安排海峽兩岸停火，使台灣問題國際化。台灣當局雖然迫於美國的壓力，同意了紐西蘭的提案，但對美國企圖使「台灣問題國際化」是持反對態度的。2月14日，蔣介石答中外記者時說：“在四千餘年的中國歷史上，雖間有賣國賊勾結敵寇叛亂之事，但中華民族不久終歸於一統。‘漢賊不兩立’，為中國人立身報國的基本立場。”
鑒於美國插手台灣事務，台灣問題出現複雜化、國際化的形勢，毛澤東及時調整了對美台的政策，決定通過談判緩和台灣海峽的局勢。1956年1月30日在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正式宣佈了「力爭和平解放台灣」的新方針。3月16日，周恩來在會見即將赴台的有關人士時請傳話給蔣介石：“我們從來沒有把和談的門關死，任何和談的機會我們都歡迎。我們是主張和談的，既然我們說和談，我們就不排除任何一個人，只要他贊成和談。”同年10月，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明確表示:“台灣只要與美斷絕關係，可派代表回來參加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全國委員會。”就這個問題，周恩來還對蔣氏父子等人的人事安排作了具體說明。
在海峽兩岸的共同努力下，台灣海峽局勢開始有所緩和，美國企圖使「台灣問題國際化」的圖謀被挫敗。
毛澤東在1958年北戴河會議上的
講話，在這次會議上，他決定炮轟金門
第二次台海危機，杜勒斯策劃「劃峽而治」，蔣介石不屑一顧
由於國民黨軍隊不斷在大陸沿海島嶼騷擾和破壞，也為了配合中東地區反美侵略鬥爭，1958年8月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對大小金門實行猛烈的炮擊，第二次台海危機從此爆發。
金門炮戰打響之初，美國第七艦隊決定為國民黨軍護航，在台灣海峽推行戰爭「邊緣政策」，對大陸意在“不戰而屈人之兵”。當時葉飛請示打不打美國軍艦？毛澤東當即命令：開炮！當美艦護衛著“國軍”運輸船隊還沒到金門料羅灣，解放軍頭一輪炮火打過去，美艦便立刻調頭逃跑，根本顧不得“國軍”了。隨後，美國政府立即宣佈《共同防禦條約》不包括金門、馬祖，逼壓蔣介石放棄。美國政府遂決定改戰爭“邊緣”政策為“脫身”政策，而“脫身”政策與其蓄謀已久的「劃峽而治」的險惡用心又是聯繫在一起的。9月30日，杜勒斯在記者招待會上放出風說，如果中國願意在台灣海峽地區停火，美國可勸說蔣介石撤出金馬。顯然，美國政府企圖以拋出金馬來換取中國大陸讓步，以分割台灣與大陸的最後一點聯繫，在台灣海峽划出一條永久停火線，從而達到「劃峽而治」分裂中國的目的。
毛澤東以高瞻遠矚的戰略家眼光，敏銳地覺察出了美國「劃峽而治」的陰謀，指出台灣當局若放棄金馬，勢必造成台灣與大陸相隔得更遠，擴大台灣與祖國分裂的狀態，將更為不利於統一祖國。金門炮戰自8月23日開始至9月3日，經過10天的陸上、海上和空中的全面封鎖作戰，金門已成為一座孤島裸露在解放軍陸海空三軍重重包圍之中，如果此時解放軍發起渡海登陸作戰，拿下金門島將不成問題。然而就在解放軍前線官兵企盼這一時刻到來時，毛澤東卻作出了出乎意料的決定：“暫停對金門島的炮擊。”
從此以後，金門炮戰變成了長期化，單日打，雙日不打，逢年過節還宣佈放假，停止炮擊，使兩岸緊張局勢逐漸走向了緩和。
蔣介石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在很大程度上與毛澤東產生了“共鳴”，並受到了毛澤東的讚許。1959年2月，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語出驚人：“台灣還是蔣介石當‘總統’好”。因為他在「一個中國」問題上的立場是“不含糊”的。
1960年5月2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特彆強調：「台灣寧可放在蔣氏父子手裏，不能落到美國人手中。」毛澤東的這句話被會議確定為中國共產黨對台灣工作的總方針。隨後，周恩來提出了頗為寬鬆的四點具體意見：一是台灣回歸祖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均委於蔣；二是所有軍政及建設經費不足之數系由中央撥付;三是台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一侯條件成熟並徵得蔣之同意後進行;四是互不派特務，不做破壞對方團結之事。周恩來還請有關人士將“奉化廬墓依然，溪口花草無悉”的照片寄給蔣介石，指示統戰部門安排住在上海的蔣介石的內兄做政協委員，並要求他們照顧好蔣介石在浙江奉化的親屬。
可以說，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美國“兩個中國”政策的問題上，共產黨與國民黨、毛澤東與蔣介石是不自覺地想到了一起。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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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林彪
（一）
林彪叛國出逃的「九一三」事件,給毛澤東以很大的刺激,使他半個月中衰老了很多,像是變了一個人。從1971年9月到1972年2月,他兩次重病發作。起初是大葉性肺炎,不停地咳嗽,坐在沙發上,夜不能寐,終於發展到肺心病,甚至出現缺氧昏迷。第一次發作後直到10月8日才勉支病體參加國事活動,會見衣索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他說：“早幾個星期前,我因為心臟病已經死了一次了,上天去了,見了一次上帝,現在又回來了。”這樣糟糕的病情,過去毛澤東從來沒有過。
不久,又爆發了更為危急的一次,即2月12日凌晨的突然休克。護士長吳旭君在身邊拚命地呼叫,見毛沒有任何反應,一摸脈搏,顫抖地對趕來的秘書張玉鳳和醫生胡旭東說：「摸不到脈……」。經過眾多專家大約二十多分鐘的注射、按摩、捶背、輸液搶救,毛澤東的面部逐漸由青紫泛起了淡紅,胸部也隱隱約約感覺到起伏。他終於慢慢地睜開了眼睛,知道自己剛剛與死神話別,極為疲乏地說：“我好像睡了一覺。”從這場重病之後,他的身體狀況再也沒有得到恢復,行走困難,整日半躺在床上,靠吸氧輸液維持。事實上,毛澤東這次的重病,既是肌體上的,也是精神上的。
根據毛澤東的警衛隊長陳長江的回憶,毛澤東此時臉色蒼黃,一臉陰霾,是焦躁、是睏倦？使人難以琢磨。看到衛士們不像往日那樣主動說話,問這問那,而是不管見了誰,都板著面孔,沒有一句話說,心情沉重。畢竟,如何向全黨全國交代林彪的問題,已成為一塊巨石壓在了毛澤東的心頭。顯然,僅僅依靠「文革」前期那種宣佈又揪出一個暗藏的反革命集團的方式,是遠遠無法令全國,及至全世界信服的。畢竟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林彪正是他一手扶植起來的接班人。就在傳達林彪集團罪狀的
過程中,不斷報來各地出現的不同反應：國家計委軍代表蘇靜向局級以上幹部傳達中共中央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時,出乎意外地沒有遇到以往那種高呼口號熱烈響應的場景,而是面對死一般的沉寂,良久,幹部中甚至還響起了哭泣聲；某野戰軍連隊傳達通知時,甚至有戰士當場憤怒地拉開槍栓,要打死台上那個「誣陷林副主席」的“壞蛋”。如此種種,無論是“哀莫大於心死”還是拒絕承認現實,各種反應都傳遞著一個令人窒息的信息——毛澤東自己必須向全國有個檢查交代。
林彪墜機現場
（二）
在苦苦思索「文化大革命」以來歷史的過程中,毛澤東終於下決心對自己的錯誤有所表示。以批判林彪為形式,他多次有保留地承認並糾正了自己的一些錯誤,做出自我批評,指示糾正了「文革」前期製造的「二月逆流」、鄧小平等冤假錯案,並支持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
1971年11月14日,毛澤東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負責人,談話中反映了他的矛盾心態： 毛澤東（指著葉劍英說）：你們再不要講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麼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那個王關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總理、老帥。老帥們就有氣嘛！發點牢騷。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公開的,大鬧懷仁堂嘛！缺點是有的,你們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來講就好了。那時候我們也搞不清楚。王關戚還沒有暴露出來。有些問題要好多年才搞清楚。
周恩來：後來搞大樹特樹絕對權威,也是樹林彪的,李作鵬搞了一個講話就更厲害了,簡直不像話了。
毛澤東：問題搞清楚了,是林支持的,搞了一個什麼「五一六」,打倒一切。搞得這些人不能夠檢討到家,抬不起頭來。八屆十二中全會,陳毅盡往自己身上潑髒水,我說你不要講了。楊勇是怎麼一回事？廖漢生為什麼要抓？楊勇這個事情是林彪支持搞的,林對我說過,事後又不承認……人還是少殺一點好。我們對反革命不殺,保存起來對黨有益,因為他們是活證據嘛。國民黨抓劉少奇、審判劉少奇的人,抓陳伯達、審判陳伯達的人還活著,這些都是證據嘛。雖然歷史證明,林彪與“五一六兵團”毫無干係,「二月逆流」事件也主要是江青一夥搞的,但重要的是,毛澤東以這個方式間接宣佈了為「文革」前期蒙冤的老帥們平反,原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政委廖漢生也從關押中被釋放。
毛澤東參加陳毅追悼會
（三）
由於尚摸不清毛澤東這一表態的真實意圖,葉劍英一直沒有向曾被誣衊為「二月逆流黑幹將」、身患癌症的陳毅傳達毛的這些意見。直到1972年1月6日,毛澤東再次對前來商談工作的周恩來、葉劍英說：“‘二月逆流’經過時間的考驗,根本沒有這個事,今後不要再講‘二月逆流’了。請你們去向陳毅同志傳達一下。”葉劍英才匆匆趕到病床前告知病危彌留之際的陳毅。然而,陳毅已經不省人事,幾個小時後便與世長辭了。
陳毅去世後,按照周恩來與幾位老帥商議的意見,治喪程序與只是上將和副總參謀長、比陳毅的元帥軍銜和軍委副主席均低兩級的李天佑相同,規格略高。建議參加追悼會的有周恩來、葉劍英、張春橋、李先念、李德生、紀登奎、汪東興、徐向前、聶榮臻、李富春、郭沫若等。葉劍英致悼詞。周恩來註明：因天氣太冷,江青、宋慶齡不參加。但江青表示可以參加。由於中央還沒有對「二月逆流」正式平反,悼詞如何寫無人願意表態。1月8日,周恩來審查修改陳毅悼詞稿,仍謹慎地增加了陳毅“有功亦有過,但功大於過”的一段文字。毛澤東刪去了周恩來補寫的這段文字,批示：“功過的評論,不宜在追悼會上作。”
1月10日中午,毛澤東突然臨時改變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定的較低的追悼會規格,只在睡衣外罩著大衣就冒著嚴寒親自出席了北京八寶山陳毅追悼會。臨時接到參加許可的宋慶齡和一批民主人士及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等也趕來參加。追悼會改由周恩來致悼詞。與兩個月後的3月26日去世的謝富治相比,已經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陳毅之死雖然沒有獲得天安門、新華門、外交部等地降半旗的禮節,卻得到了更重要的毛澤東親自出席追悼會的殊榮——從1959年任弼時逝世後,毛澤東出席的追悼會唯有這一次。這是一個重要信號,表明了毛對他昔年戰友的重新認可。他對張茜流著淚說：「陳毅同志是一個好人,立了功勞的。」“要是林彪的陰謀搞成了,是要把我們這些老人都搞掉的。”
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在反擊「二月逆流」的運動中首當其衝，這是“專門”為他召開的批鬥大會。
（四）
在八寶山這次談話里,毛澤東還當眾提到了鄧小平,把鄧和當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劉伯承相提並論,說鄧小平和劉少奇是有區別的,是「人民內部矛盾」。這是一個更為重要的信號。在場的周恩來立即暗示陳毅的親屬把這個評價傳播出去,為鄧小平的復出製造輿論。從1969年被“戰備疏散”到江西,鄧小平一直很謹慎地潛居鄉下。和同時被打倒的劉少奇不同,他通過汪東興實際上和毛澤東保持著間接的聯繫。這種狀況當然是按毛澤東的意圖安排的,他在那裏埋下了一個可以制約林彪的棋子。
在1971年9月南巡途中,毛澤東在嚴厲批評林彪的同時,又看似無意地對在座的軍區司令員們說：「鄧小平不同於劉少奇,要有區別,百萬雄師過大江,當時有個前委,主要還是鄧小平起作用的。」而鄧小平也很注意不捲入政治漩渦。1970年9月13日,他在江西給毛澤東和中央寫信,請汪東興轉交。在信中,除了對剛召開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做例行的表態外,鄧小平特彆強調自己“除住宅和去工廠外,未出院半步。每天上工廠,有幹部黃同志跟同。……我們對外沒有別的來往,只同幾個小孩通信。”
1971年11月6日,鄧小平獲准第一次聽傳達中央文件,就是關於林彪出逃一事。兩天後,他又提筆給毛澤東寫信,對林彪「那些罪該萬死的罪惡行動」“感到十分的震驚和憤慨”,表示“如果不是由於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領導和及早地察覺,並且及時地加以解決,如果他們的陰謀得逞……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我們社會主義祖國會遭到多少曲折和災難。”他藉此機會再次申明,在江西“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過勞動和學習自我改造,絕對遵守我向黨做的保證,除自己的親屬外,沒同任何人有來往。”在多事之秋,這種“守規矩”的表態是鄧小平爭取復出的最好方式。他最後寫道：“我個人沒有什麼要求,只希望有一天還能為黨做點工作,當然是做一點技術性質的工作……使我有機會能在努力工作中補過於萬一。”這封信也是林彪事件後正在孤寂中的毛澤東很願意看到的,雖然現在的中央領導層在林彪事件後一再表示擁護毛澤東,但他仍然懷疑究竟哪些人還與林彪有暗中的聯繫,或是準備利用這一事件向他發難,他需要一個徹底與這一事件毫無關係的人。因此,鄧小平的信很快得到了良性反應。毛澤東質問汪東興：“你怎麼不管人家啦？”指示：“他的事還要汪東興管。”並且把鄧小平來信批印中央政治局。往來的鴻雁傳書,終於在第二年有了結果。
1972年8月1日,鄧小平聽了第四次傳達林彪事件的報告後,又提筆給毛澤東寫信。信中說：「我在犯錯誤之後,完全脫離工作、脫離社會已經五年多快六年了,我總想有一個機會,從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錯誤,回到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還可以為黨、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補過於萬一。我沒有別的要求,靜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8月14日,毛澤東對鄧小平揭發批判林彪的來信做出批示,予以肯定：
請總理閱後,交汪主任印發中央各同志。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二）他沒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
當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了毛澤東的批示。鄧小平復出指日可待。
晚年毛澤東和周恩來，中為鄧小平
（五）
從1972年起,毛澤東先後在一批受到誣陷和打擊的老幹部及家屬的來信上分別作出批示,同意陳雲回北京,指示對譚震林、羅瑞卿、譚政、楊成武、李一氓、蘇振華、林楓、葉飛、吳冷西、舒同、郭化若、李卓然、何長工、白堅、李克如、賀誠、許滌新、范長江、江一真、李一夫、柴沫、林鐵、陳丕顯、劉景范等人或予以釋放,或解放恢復工作,或按照人民內部矛盾性質酌情做出安排。他在批示中做自我批評說：「當時聽了林彪一面之詞」,“有些證據不足,辦案人員似有一些逼供信。”還特別批准了陳雲、王稼祥要求進行經濟和外事調查工作的來信,又專門指示周恩來,譚震林“還是好同志,應當讓他回來”。1973年12月12日至22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再次肯定朱德是“紅司令”,並做了自我批評。他說：“我看賀龍同志搞錯了,我要負責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賀龍不好呢。楊、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聽了林彪一面之詞,所以我犯了錯誤。小平講,在上海的時候,對羅瑞卿搞突然襲擊,他不滿意。我贊成他。也是聽了林彪的話,整了羅瑞卿。”“有幾次聽一面之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們做點自我批評呢。”毛澤東還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做法予以了否定。1971年10月4日,他在接見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成員時說：“四好運動搞形式主義,把部隊作風帶壞了,要改變。”“軍隊要嚴格訓練,嚴格要求,才能打仗。鍛煉部隊,一是靠打仗,一是靠平時訓練。”林彪、陳伯達搞陰謀活動,蓄謀已久,目的就是要奪權；「文化大革命」中整幾位老帥,也是林、陳他們搞的。他指出：要好好整頓我們的軍隊,頭腦不要太簡單了,此後,當年被大加讚賞在解放軍中開展的“四好連隊”、“五好戰士”運動即停止進行。
11月22日,他在會見越南黨政代表團時談到發生林彪事件的教訓說：過去軍隊就是不統一嘛！我這個人犯了錯誤,就是進城以後不管軍隊。結果就鬧山頭主義,也鬧宗派主義。（你們）將來和平了,不要學我們犯錯誤。現在他們還原諒我,允許我改正錯誤。從去年8月廬山會議以來,這一年多,我就改正了錯誤,整頓我們的軍隊。
1972年6月,他在會見斯里蘭卡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時第一次對外點了林彪的名,又批判極「左」派說：我們這個國家也有人罵我們,說是整了“左派”。我們的「左」派是什麼一些人呢？就是火燒英國代辦處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總理,明天要打倒陳毅,後天要打倒葉劍英。這些所謂「左」派現在都在班房裏頭。我們這裏早幾年天下大亂,全國各地都打,全面內戰。兩邊都發槍,一共發了100萬支槍吧。這一派軍隊支持這一派,那一派軍隊支持那一派,打。被那些「左」派奪了權。一個半月（外交部）權不在我們手裏,在那些所謂的「左」派手裏。這些所謂「左」派,其實就是反革命……沒有多少問題,幾個月過去了,幾年過去了,總後台的人現在也過去了,叫林彪。坐一架飛機往蘇聯去,其目的是想見上帝。摔下來了,見上帝去了。
12月,他對劉建章家屬反映監獄中搞 「法西斯審查」的來信批示說：“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是誰人規定的？應一律廢除。1973年1月,李德生傳達了毛澤東針對破壞民族政策現象做出的指示：“政策問題多年不抓了,特別是民族政策。現在地方民族主義少些,不突出了,但大漢族主義比較大,需要再教育。”可以說,毛澤東的這些自我批評和指示並沒有在「文化大革命」的整體錯誤方針上做出根本性的改變,也未反映出完全清醒的認識,但毛澤東的這些舉措,確實使周恩來在一定時期內掌握了部分扭轉「文革」方向的主動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