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鄧小平與「四人幫」的對決

鄧小平

1974年6月，周恩來的病情加重，必須住院治療。毛澤東不得不重新考慮選擇一個人來接替周恩來主持黨和政府的日常工作。鄧小平受命於危難之際，再度復出，負責主持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日常工作。他頂住「四人幫」的阻撓和壓力，開始了對全國各條戰線的整頓，短短一年，就使國民經濟、文化教育、部隊建設等各方面出現了嶄新的局面。

毛澤東說：王洪文不如鄧小平

毛澤東接受周恩來的推薦，1974年10月4日，他提議鄧小平擔任第一副總理。10月1l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決定近期召開四屆人大。

江青預感鄧小平有可能在四屆人大上接替周恩來，正式主持國務院工作，就導演了一連串妄圖由她「組閣」的鬧劇，特別是“風慶輪”事件。住院治療的周恩來很快得知了政治局會議的情況，他向即將赴長沙的王海容、唐聞生說：“‘風慶輪事件’並不像江青他們所說的那樣，恰恰是他們預先策劃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經忍耐很久了。”周恩來很清楚，爭論的焦點是在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上，「四人幫」的目的是阻止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和中央的工作。他囑告王海容、唐聞生：“我正在做工作，打算進一步了解情況，慢慢解決問題。”12月23日，周恩來抱病飛赴長沙，向毛澤東彙報四屆人大籌備工作的情況。王洪文也到了。毛澤東再次明確表態支持鄧小平，說：“你們留在這裏談，告訴鄧小平在京主持工作。”“Politics比他強。”毛澤東指著王洪文對周恩來說。英文Politics的中文意思是“政治”，不懂英文的王洪文在一邊木然。毛澤東指著王洪文又說：“他沒有鄧小平強。”一邊說還一邊在紙上寫了個“強”字。這次王洪文似乎聽懂了，十分尷尬。當周恩來彙報四屆人大人事安排，說到“鄧小平任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時，毛澤東一字一句地說：“我看小平做個軍委副主席。軍委副主席、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

毛澤東又拿起筆來，在紙上寫了「人才難」，周恩來看懂了，說：“人才難得。”

毛澤東轉過頭來對王洪文說：「總理還是我們的總理。」又關照周恩來說：“你身體不好，四屆人大會後，你安心養病吧！國務院的工作可以讓小平同志來頂。”周恩來鄭重地點了點頭。

由此，在這重大的人事安排上，毛澤東終於最後下定了決心。

鄧小平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1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1月8日至10日，周恩來在京主持黨的十屆二中全會，討論了四屆人大的準備工作，增選鄧小平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其間毛澤東還指定鄧小平起草《政府工作報告》，要求不超過5000字。鄧小平很快完成了任務。在1月13日至18日召開的全國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帶病作政府工作報告，重申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奮鬥目標。大會決定周恩來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

四屆人大會議後，周恩來又主持召開了國務院各部部長參加的國務院全體會議。周恩來發表講話說：「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和黨中央決定，我們從今天開始來完成四屆人大以後的工作。今天是開始，對於我來說，恐怕也只能夠完成這個‘開始’的任務了。以後的事情，主要是由各位副總理來做……」

周恩來停頓了一下，環顧會場，加重語氣，又說：「毛主席講，小平同志‘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現在國務院新班子以小平同志為首，一共十二位。將來這樣的會，請小平同志主持。我希望，新的國務院能出現新的氣象，領導全國人民努力完成和超額完成今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和第四個五年計劃！」

鄧小賓士鐵路拉開整頓序幕

鄧小平受命於黨和國家危難之際。當時國內的政治、經濟局勢十分嚴峻，「四人幫」的破壞活動還很猖獗，鬧派性、搞分裂，社會秩序也很混亂，國民經濟瀕於崩潰的邊緣，軍隊也存在嚴重問題。經過第二次“起落”的鄧小平，深知自己所肩負的重大責任。他要把他在江西放逐時深入思考的治國之策付諸實施。

1月15日，在總參謀部機關團以上幹部會上，鄧小平明確提出了軍隊要整頓，要安定團結、消除派性的問題。優良傳統要恢復，三個總部本身首先要整頓。以此為開端，整頓工作在鄧小平的領導和葉劍英、李先念等人的配合下，在各條戰線逐步展開。

回想起從江西南昌乘火車返回北京時，特快列車竟晚點3個多小時的情景，鄧小平決定以鐵路運輸為突破口，首先在工交戰線進行整頓。1975年2月25日至3月8日，解決鐵路問題的全國工業書記會議在北京召開。3月5日，鄧小平以獨具特色的方式出席了會議。

鄧小平

開會的時間快到了，鄧小平快步走進會場，他冷靜地環顧四周，幾位省、市領導走上前來，笑容滿面地想與他握手，鄧小平卻敏捷地舉起右手說：「今天不拉手了，因為工業形勢不好！」他看著大家，緩緩地說：一個國家，沒有物質基礎，形勢不好啊！

鄧小平掃視著在場的人，說：聽說現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產，說什麼抓革命保險，抓生產危險。這是大錯特錯的。他從農業談到工業，談到第四個五年計劃，再談到鐵路運輸，聲色俱厲地說：現在鬧派性已經嚴重地妨害我們的大局。要把這個問題擺到全體職工面前，要講清楚這是大是大非問題。他談到，對那些派性嚴重的人，要進行教育；對那些鬧派性的頭頭，利用派性混水摸魚，破壞社會主義秩序，破壞國家經濟建設，在混亂中搞投機倒把、升官發財的人，必須嚴肅處理。

就在鄧小平在全國工業書記會議講話的同一天，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第9號文件。在這份文件上有鄧小平親筆寫上的一段話：對於少數派性嚴重、經過批評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領導幹部和頭頭，應該及時調離，不宜拖延不決，妨害大局。

在全國工業書記會議結束時，主管交通的國務院副總理王震立下了「軍令狀」：保證一個月內見成效。四屆人大組閣時，由鄧小平點將的新任鐵道部部長萬里表示：要把黨中央關於鐵路整頓的第9號文件作為鐵路工作的綱，“不換節目，不改鏡頭”，一抓到底。

在鄧小平的領導下，貫通東西南北的鐵路系統率先開始了整頓。萬里要求全國鐵路做到「暢通無阻，四通八達，安全正點，當好先行」。

萬里親自率領工作組馬不停蹄地跑遍了幾個問題嚴重的路局，撤了一批鬧派性的造反派頭頭，重新調整了領導班子。鐵路運輸的形勢明顯好轉。到4月份，嚴重堵塞的幾個鐵路局全部疏通，全國20個鐵路局中的19個超額完成了計劃。鐵路整頓初見成效。

鄧小平與「四人幫」針鋒相對

整頓工作初見成效。但是，絕不肯善罷甘休的「四人幫」及其幫派勢力卻對整頓工作進行頑固的阻撓和抗拒。他們把四屆人大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和整頓工作的各項措施誣衊為「經驗主義」，藉以攻擊周恩來、鄧小平等具有豐富領導經驗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一時間，“反經驗主義”的鼓噪甚囂塵上，什麼“衛星上天，紅旗落地”、“修正主義的貨色”等聳人聽聞的言論，充斥著輿論宣傳領域。

鄧小平針鋒相對，毫不退讓。他在領導幹部中突出地強調要有敢於鬥爭、不怕打倒的精神，在派性面前要敢批、敢捅「馬蜂窩」。他曾幽默地說自己是維吾爾族姑娘，“頭上辮子多”，不怕人家“抓辮子”，以此鼓勵幹部打消顧慮，敢於鬥爭。

在「四人幫」挑起的所謂“反經驗主義”的鬥爭面前，鄧小平決定向毛澤東作一次專門的“請教”。毛澤東很重視，4月23日，他在一份報告上批示：“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央政治局於4月27日開會批評了江青等人反對「經驗主義」的錯誤。5月3日，毛澤東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員談話，批評了江青等人“反經驗主義”，搞宗派活動的問題。

毛澤東的批示和談話，在政治局內成了力量對比的轉折點。大批正在印刷的批判「經驗主義」的文章停印了；那些咄咄逼人大批「經驗主義」的“反潮流派”，不得不有所收斂。

但「四人幫」並沒有認錯。在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一言不發。可在會下，他們卻攻擊政治局的批評是“突然襲擊”，是“圍攻”。

針對「四人幫」的攻擊，5月27日和6月3日，在鄧小平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這些專以“革”別人的“命”為己任的“革命家”受到了更加尖銳的批評。

鄧小平緊緊抓住1973年年底「四人幫」編造的所謂“第十一次路線鬥爭”、批林批孔又批走後門和“反經驗主義”這三件事，反問道：為什麼鑽出這三件事？倒是要問一問，對於這些事情，不講明白，沒有好處。沒有什麼過頭的。他不容置辯地說：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總括了歷史經驗。搞小圈子歷來不好。不搞掉派性不行。「四人幫」值得警惕。

在鄧小平單刀直入、切中要害的發言之後，葉劍英、李先念、陳錫聯等先後發言。

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又默然不語地坐著。張春橋在筆記本上寫下了一行字：「沉默，沉默，又沉默。」終於，王洪文堅持不住，做了點自我批評。江青也開口了，她檢討自己對上次的會“自我批評不夠”，“還要加深認識”。

自「文革」發動的九年來，像這樣政治局連續開會嚴肅地批評江青一夥，還是第一次。不到一個月，江青向毛澤東和政治局上交了難得的書面檢查：

“‘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問題，是我個人講錯了話，對不起恩來、劍英同志；批林批孔批走後門，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擴大了打擊面，造成了不安定團結；關於個人自作主張到處送材料的問題，是無組織無紀律，破壞黨的一元化領導；關於目前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的問題，這一提法是主觀片面的，會造成思想上的混亂，擴大打擊面，嚴重地造成

鄧小平

全面整頓如火如荼，氣勢磅礴

在工交戰線的整頓深入發展時，鄧小平提出國務院要開務虛會。他認為，前些日子一個一個解決鐵路問題、鋼鐵問題，看來這樣不行。要研究長遠規劃，通盤考慮一下。在鄧小平的部署下，從6月份起，整頓工作在全國全面鋪開。

在以軍隊整頓為主題的軍委擴大會議上，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嚴厲指出：決不容許任何野心家插手軍隊，搞陰謀活動。他親自主持了對全軍各大單位領導班子的調整工作，有力地穩定了軍隊，對於抵制「四人幫」的篡黨奪權陰謀起了重要作用。

在科技戰線，張愛萍、胡耀邦分別率領工作組對國防科委和中國科學院進行整頓。

教育界是「文革」的“重災區”。教育部長周榮鑫說：“老說過去是‘智育第一’，根本不是，不對。”從6月至10月，《教育革命通訊》連續發表文章，集中論述這樣一個觀點：不引導青少年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就勢必拖四個現代化的後腿”。

文藝界這時也出現了新氣象。被江青一夥誣衊為毒草而禁演的電影《創業》和《海霞》，經政治局批准公開放映了。《萬水千山》、《長征組歌》等有影響的好節目重新公演。

在農業戰線，為了調整黨的經濟政策，中央下發了關於發展養豬業的文件，強調不能把社員正當的家庭副業當作資本主義去批判。

1975年夏季，鄧小平領導的全面整頓如火如荼，氣勢磅礴，成效十分顯著。

鄧小平

量、化肥、水泥、內燃機、紙及紙製品等，均創造了歷史上月產的最高水平。全年社會總產值增長11.5%，國民收入增長8.3%。在這一時期內還建成了中國當時最大的水力發電站——劉家峽水電站；完成了中國第一條電氣化鐵路——寶成線的全部工程；北起河南焦作，南至湖北枝城的焦枝鐵路建成通車。經毛澤東、周恩來批准，自1972年起陸續談判進口的43億美元成套設備的建設安裝工作，也有了較大的進展。軍工生產經過整頓，面貌也有改變。中央還決定壓縮和調整中國對外援助的支出。對外經濟援助在第一個和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只佔全國財政支出的1%多一點，以後逐漸上升。在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上升到占財政總支出的6.3%。1973年竟達到財政總支出的7.2%，主要是對越南和阿爾巴尼亞，以及某些非洲國家的援助，已超過了國力所能擔負的程度。因此決定在第五個五年計劃期間，援外支出要降至占財政總支出的5%以下。全國財政當年做到了收支平衡，略有節餘。

全面整頓是老一輩革命家和黨內外廣大群眾糾正「文化大革命」“左”傾錯誤的又一次重大努力，也是為結束「文化大革命」的內亂提供的又一次良機。

如果當時能夠按照鄧小平的這一思路走下去，中國歷史將會更早呈現出一種新的局面。

摘自《聚焦人民大會堂》 中共黨史出版社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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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陳毅、粟裕在上海檢閱入城部隊

解放台灣是新中國建立初期，毛澤東和中央軍委準備實施的一次重大戰役計劃。從1949年6月到1950年6月，整整一年間，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對這一戰役進行了認真而緊張的戰略籌劃，並把具體的攻台任務交給第三野戰軍，由粟裕負責解放台灣戰役的作戰指揮……

渡江戰役前後，毛澤東即著手籌劃台灣戰役

1949年夏，隨著渡江戰役的勝利，人民解放軍開始了全方位的大進軍。

大陸上已無更多大仗可打，但在海上尚有解放台灣、海南島兩役需費大力。此時，中共中央已估計到國民黨蔣介石將把最後的落腳點放在台灣，故欲達全勝，必須渡海解放台灣，完成祖國統一大業。

正如中共中央、毛澤東所預料的，三大戰役末期，處於危局中的蔣介石，就考慮以台灣作為國民黨的存身之地。1949年1月迫於國民黨內部反蔣勢力的壓力下野後，他制定了「建設台灣、閩粵，控制兩廣，開闢川滇」的戰略計劃，並設想建立一個“北連青島、長山列島，中段連接舟山群島，南到台灣、海南島”的海上鎖鏈，使其成為封鎖、包圍以至反攻大陸的戰略基地。

為了實現上述計劃與設想，蔣介石做了一系列精心準備。他任命陳誠為台灣省「政府主席」，蔣經國任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蔣介石將重兵集結在長江下游一帶，並在金門、馬祖一帶設防，在定海加緊修建飛機場，以便國民黨軍隊順利撤退台灣。還在台北設立了東南軍政長官公署，負責蘇、浙、閩、粵、海南等地的軍事與政治活動。蔣介石還將上海的中央銀行大批黃金、銀元和美鈔秘密運往台灣，並設立台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管理台灣經濟。

這年3月，中共中央制定了「武力解放台灣」的戰略方針。3月15日，新華社發表題為《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的社論，首次提出“解放台灣”的口號。1949年4月下旬，人民解放軍跨過長江天險。南京解放之後，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根據國民黨軍兵力部署的實際，決定立即研究解放台灣的問題。

毛澤東認為，解放台灣不像解放大陸那樣，把軍隊開過去就行了，而必須先解決渡海作戰問題，還要認真對付美國插手問題。毛澤東認為，中國人民革命力量愈強大、愈堅決，美帝國主義進行直接軍事干涉的可能性就愈小。「我們從來就是將美國直接出兵佔領中國沿海若干城市並和我們作戰這樣一種可能性，計算在作戰計劃之內的」。後來，局勢的發展證明毛澤東的判斷是有預見性的。

毛澤東提出，1949年和1950年將是中國革命在全國範圍內勝利的兩年。準備於1950年夏季奪取台灣，解放全國。後來，鑒於準備工作的艱難和繁重，主要是空軍和海軍建設要白手起家，頗費時日，而原來希望從蘇聯方面得到的物資援助也需要一定時間，因而將解放台灣推遲到1951年夏季。

鑒於國民黨陸軍主力基本被消滅，餘下的軍隊戰鬥力遠不及人民解放軍，但其海、空軍基本保持完整；而台灣海峽寬大，沒有海、空軍的掩護，人民解放軍不可能渡海攻台，毛澤東考慮應先準備，待條件成熟後，再發起台灣戰役。

1951年8月，粟裕在華東軍區英模大會上作報告

毛澤東電令三野準備武力攻台

1949年5月20日，我人民解放軍總攻上海的前一天，毛澤東主席和中央軍委就指示陳毅第三野戰軍總部：「解放上海之後，即迅速進兵東南，提早入閩。」第三野戰軍第10兵團在解放了上海之後，很快就撤出上海，集結於蘇州、常熟、嘉興一帶作短暫休整，進行緊張的入閩作戰準備。

為此，第三野戰軍司令員陳毅將其屬下的15個軍、60多萬人的4個兵團進行了戰略區分：第24軍調往山東攻擊由美軍和國民黨軍聯合駐守的青島；第7兵團準備解放舟山群島；第8兵團警備寧滬杭地區並進行剿匪；最強的主力第9兵團，在蘇南休整訓練準備用於以後的渡海攻台；第10兵團則負責進軍福建，佔領攻台出發陣地。

為了給解放台灣準備幹部，中央軍委還在解放軍軍政大學設立了台灣隊。1949年11月1日，軍政大學台灣隊學員畢業，朱德總司令出席了畢業典禮，並發表了重要講話。他說：「……海南島、台灣，這是中國地方，我們一定要全部解放，解放一切領土。」

12月7日，國民黨宣佈「政府」遷至台北。不日，國民黨中央黨部也遷至台北。

12月31日，中共中央發表《告前線將士和全國同胞書》，明確提出：1950年的任務就是「解放海南島、台灣和西藏，全殲蔣介石集團的最後殘餘勢力」。

粟裕在地圖前指揮戰鬥

毛澤東請求蘇聯援助

1949年5月中旬，黨中央決定由劉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團秘密訪問蘇聯。出發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關於是否向蘇聯提出協助進攻台灣的技術手段問題，建議劉少奇在代表政治局給斯大林的信中，試著提出請蘇聯出動空軍和海軍援助的問題。

報中，要他同斯大林商量，能否「在莫斯科於半年或一年內訓練1000名空軍人員，300名地上機械人員，並賣給我們100至200架戰鬥機、40架轟炸機作為明年下半年我軍進攻台灣之用」。

7月27日，劉少奇拜會了斯大林等蘇聯領導人，向斯大林說明了中國共產黨準備在1950年進攻台灣的設想，要求蘇方提供二百架左右的飛機並請代訓飛行員，爭取在進攻台灣的戰役中使用。斯大林非常痛快地答應了中共提出的這些請求。

不過，對於劉少奇帶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所提議的，請蘇聯在作戰時提供空軍和海軍支援的要求，斯大林明確表示難以贊同，說這樣做的結果，必定會引起美國的介入，從而誘發美蘇之間的衝突乃至戰爭。當天，劉少奇致電黨中央報告了這一情況，說：斯大林、華西列夫斯基、布爾加寧等同志對我方計劃表示贊同，但航空學校不必設在蘇聯，可以在中國設立；他們同意劉亞樓速來莫斯科，以便商談具體計劃。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澤東第一次訪問蘇聯。在12月16日見到斯大林的當天，毛澤東就委婉地向斯大林提出：國民黨的支持者在台灣建立了一個海空軍基地，海軍和空軍的缺乏，使人民解放軍佔領這個島嶼更加困難。我們的一些將領一直在提議，請蘇聯援助，比如可以派志願飛行人員或秘密軍事特遣艦隊奪取台灣。

斯大林婉拒了。他說：這樣的援助是不成問題的，問題是不能給美國提供干涉的借口；如果是指揮人員或軍事教員，我們隨時都可以派給你們，但其他的形式還需要考慮。

1950年1月5日和12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和國務卿艾奇遜分別發表聲明和講話，聲稱：「美國目前無意在台灣獲取特別權利或特權，或建立軍事基地。」並且宣稱美國的安全線既不包括台灣，也不包括南韓，美國不會為了保護這些地方採取直接的軍事行動。

既然美國放棄了《雅爾塔協定》劃定的勢力範圍，把中國和朝鮮劃在自己防禦圈之外，這就等於把它們交給了蘇聯。因此，斯大林打消顧慮，同意毛澤東就解放台灣進行必要的準備，答應將蘇聯給中國的3億美元貸款一半用於購買進攻台灣最需要的海軍裝備。

不過，直到最後，斯大林還是小心翼翼地拒絕了使用蘇聯的飛機和軍艦來進攻台灣島。

解放台灣的準備工作緊鑼密鼓地進行了起來。蘇聯專家也加緊協助中國軍隊進行裝備和技術的改進工作，人民解放軍的空軍和海軍也迅速地發展起來了。

毛澤東點將，粟裕主持攻台作戰

1950年夏天，海南、舟山群島解放，割斷了台、澎的手足，人民解放軍下一個目標自然是台灣島。解放台灣，除了需要空軍、海軍配合和爭取國民黨軍及島內人民的內應之外，主要依靠陸軍，派誰去完成呢？毛澤東點將粟裕。

毫無疑問，擔負解放東南地區任務，並作為防止美國武裝干涉的主要戰略力量的第三野戰軍，在攻台作戰上負有義不容辭的責任。粟裕自然成了指揮解放台灣戰役的最佳人選。

報，第一次明確提出攻台作戰問題。這也是粟裕受命主持攻台作戰準備工作的開端。

粟裕等人，指出：不佔領台灣，則國民黨海、空軍基地不拔除，時時威脅上海及沿海各地；不佔領台灣，則數十萬噸船隻不能通行，沿海沿江貿易受制於外商航業界。電報要求夏秋兩季完成各項準備，冬季佔領台灣。

毛澤東在給周恩來的信中又指出，建立空軍，掩護渡海，「準備在明年夏季奪取台灣」。

在受命後的整整一年間，粟裕的主要精力是放在準備攻台作戰和解放沿海島嶼，剪除台灣外翼上。為更好地完成攻台作戰，粟裕經過反覆考慮，於1950年6月建議由中央軍委直接指揮或派大員指揮這一作戰。

6月上旬，粟裕赴京參加中共中央七屆三中全會。粟裕彙報了解放台灣的各項準備工作並請求由中央軍委直接組織台灣戰役。6月下旬，粟裕在給中央軍委的報告中再次提出，由於台灣戰役將對整個太平洋地區和東南亞局勢影響較大，請求中央派劉伯承或林彪主持台灣戰役，他本人作為華東地區的軍事領導全力協助該戰役的組織指揮。

鑒於粟裕在解放戰爭中顯示出高超的指揮才能，毛澤東仍決定由粟裕負責指揮攻台作戰。根據中央軍委部署，攻台兵力中的空軍、海軍主要由中央軍委負責建設和準備，陸軍主要由第三野戰軍負責準備。

粟裕密切注視著敵我雙方戰略態勢的變化以及國際形勢的發展，著重研究現代戰爭中陸海空三軍配合渡海作戰的新戰法，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一整套作戰方案和戰前準備措施。

隨著東南各省的基本解放和對渡海作戰艱巨性認識的不斷加深，粟裕不斷修正了攻台作戰兵力投入方案。是年秋，根據毛澤東「以有力一部取台灣」的指示，第三野戰軍制定了以8個軍攻台的作戰計劃，其中，以第9兵團4個軍為攻台第一梯隊，以另4個軍為第二梯隊。

粟裕大將和陳士榘上將視察武器裝備

同年底，金門、登步島戰鬥失利後，對兵力部署作了較大調整，決定增加參戰兵力，三野除擔任剿匪和地方警備任務外，主力12個軍約五十萬人全部參加攻台訓練。第一梯隊在原第9兵團4個軍的基礎上再增加24軍。

毛澤東批准了這一計劃。

1950年初，為了更細緻地籌劃台灣戰役的具體事宜，1950年3月，粟裕與新任海軍司令員蕭勁光會商關於攻台作戰的意見。在對東南沿海國共雙方軍事力量的對比及渡海作戰可能遇到的問題重新進行估算、分析後，設想以50萬部隊用於渡海攻台，分兩次運送。這與國民黨的總兵力大體相當，雖不佔絕對優勢，但由於人民解放軍的戰鬥力明顯高於國民黨軍，因此，只要登陸成功，勝利是有把握的。中央軍委同意了這一方案。

報中，首次提出歡迎四野3—4個軍參戰的設想。6月23日，他進一步向中央軍委報告，提出為了使攻台作戰更有把握起見，如能從其他野戰軍中抽出4個軍作為第二梯隊或預備隊則更好。這樣，攻台作戰參戰兵力可達到16個軍以上。

大兵團渡海攻台作戰，僅靠海軍運輸船隻是遠遠不夠的，陸軍還要依靠自身解決部隊渡海船隻問題，解決「過得去」的問題。1950年1月，粟裕在一次報告中計算，攻台作戰以50萬人計，所有人員及車馬、武器、糧彈等一切準備，重約13.54萬噸，以每人0.6平方米計，約需船隻載重量76萬噸，需噸位千噸以上的船隻575艘。第一梯隊如以6萬人（突擊隊）計，另需登陸艇2000隻。這樣大量的船隻在短期內是難以解決的。

1949年9月，粟裕乘火車赴北京參加政協第一次全體會議

粟裕在前線指揮作戰

韓戰的爆發延遲了解放台灣

正當粟裕在毛澤東和中央軍委的領導下積極準備攻台作戰的時候，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一直視台灣為其保護地，於半年前懾於中國人民革命的威力宣佈放棄台灣的美國，立即又藉機出兵台灣，並把對朝鮮的侵略戰爭擴大到了中朝邊境。

兩天之後，一個最讓毛澤東擔心的局面出現了。美國總統杜魯門於6月27日悍然宣佈台灣未來地位尚未確定，因此他已命令第七艦隊阻止任何對台灣的進攻，確保台灣及台灣海峽的「中立化」，防止戰爭蔓延。

毛澤東立即做出強烈反應，號召「打敗美帝國主義的任何挑釁」。但中央認識到，目前自己沒有與美國現代化海空軍進行海上較量的可能，形勢的變化給我們打台灣添了麻煩，只好把“打台灣的時間往後推延”。考慮到在經濟建設中舉足輕重的東北的安全和整個國家的安全，毛澤東果斷決策，暫停台灣戰役計劃，抗美援朝，保家衛國。三年後，韓戰結束，但時過境遷，武裝解放台灣的某些條件已不復存在。隨後，出現了某些有利於和平統一的因素，中共中央、毛澤東適時地提出了和平解放台灣的方針，因而，當年所籌劃的台灣戰役方案便只能束之高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