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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身後的巾幗群(圖)

博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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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身後的巾幗群(圖)

2020年11月16日 17:54

張錫媛

「張錫媛真是少有的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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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晚年在對一位女性評價時,使用了一句東方式的語言:「張錫媛真是少有的漂亮!」張錫媛是鄧小平的第一位妻子,所有見過她的人都稱讚過她的美麗。

這位美麗的姑娘出生在北京附近的良鄉,曾就讀於直隸第二女子師範學校,十七八歲時參加學潮併入團。1925年到北京,遇到中共創始人李大釗等,參與領導國民會議促成會。據說她表現很突出,很快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不久,被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那年她19歲。

1926年,20歲的張錫媛同中山大學的女同學在莫斯科郊外照了一張集體像。像片中的她端莊秀麗、清純坦率,短短的秀髮下一雙皓月般的眼睛,眸子裏映照著一個鮮活而又歡快的生命。

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張錫媛與從法國轉道蘇聯並在中山大學學習的鄧希賢(也就是後來的鄧小平)相識了。當時,鄧小平正為在這裏見到闊別多年的同志而高興。兩人的目光交匯在一起時,碰出了火花。不過,他倆在莫斯科還沒談到兒女私情,共同的話語是法國的牛角麵包、旅歐支部、北京的衚衕和中國的工人大罷工。

1928年,24的鄧小平與22歲的張錫媛在上海結合了。這種結合,是浪漫的同志式的結合。

當時,鄧小平已從蘇聯回國並在中央任秘書長。一天,一個新報到的秘書讓他驚喜萬分。這個秘書就是與他在中山大學不同班的同學張錫媛。異國相識,在白色恐怖中於上海相遇,再加上後來工作上的相知,他們成了夫妻。

年輕革命者的婚禮非常熱鬧。在上海廣西中路一家四川餐館,中央機關的30餘人參加了這場婚禮。婚禮上,鄧小平樂呵呵地喝酒,張錫媛用一口純正的北京話同大家有說有笑……

多年之後,健在的老人都還記得那場婚禮和那個女孩兒般的新娘子:「她個子不高,講話輕聲輕氣,白凈的臉,秀氣溫柔,和鄧小平感情很好,有說有笑。」“她穿一身旗袍,短頭髮,高跟鞋,人漂亮,性格很好,很活潑,很爽快,對人很好……”

鄧小平晚年在回答晚輩的好奇時,還是那句話:「那是少有的漂亮!」在白色恐怖的日子裡,他倆共建了一個純潔、美好的小家庭。當時,鄧小平和周恩來夫婦在一個黨小組,小組成員平均年齡24歲。可以想像,這是一個成熟、堅定而又活躍的黨小組。

鄧小平的第二任妻子金維映

沒有人聽見這小兩口發生過口角,在人們的記憶里,見到的只是他倆像兩隻快樂的小鳥,進進出出、飛來飛去……

他倆在春天結為夫妻,很快便有了愛情的果實。但誰也沒有料到,1930年1月,張錫媛在生下孩子後得了產褥熱,由於當時醫療條件有限,她就在丈夫懷中死去,只留下那張20歲時的照片,在所有後來人的心中,保持著那份永遠的美麗。

如今,那張照片端端正正地鑲嵌在上海龍華公墓張錫媛烈士墓上。她的美在新世紀的春天仍然綻放。作為一個信徒、戰士和嬌妻,也讓鄧小平在他們分別後的歲月多了一份美好的回憶。

張錫媛是鄧小平的第一位夫人。張錫媛很美,但她與鄧小平在一起時更美。

有一個戰士名叫阿金

阿金的名字叫金維映,原名金愛卿,浙江岱山人。她與鄧小平同歲。黨內許多老人稱阿金,大約是沿用上海人的稱謂,聽起來非常優美。

1931年7月,白色恐怖瀰漫著東方這塊古老的大地,中國革命在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影響下陷於低潮。當時,在上海的中央機關遭到破壞。那也是鄧小平政治生涯中一個很困難的時期,不久他被批准到江西中央蘇區去。

鄧小平到蘇區,結伴而行的正是阿金。許多人在回憶中稱二人「一路同行」,但從當時革命秘密工作的習慣來看,也許是一次“假伴而行”。

同鄧小平革命經歷有所不同,阿金在16歲那年就曾在縣女子中學參加聲援北京五四運動的宣傳,畢業之後成為一名教師。大革命失敗前夕,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事工運,成為舟山總工會的執行委員。

阿金的美麗在春天中散發著一股劍氣,風風火火,活脫靈鮮。她有當教師時練就的伶俐口齒,有做工人運動時鍛煉的鼓動能力,還有叛逆世俗的革命激情,所以見到她的人常常會被她感染。她與鄧小平在年齡、性格上也有幾分相似,走到哪裏都笑臉可人。

他倆一同排除難險趕往蘇區。旅途中,鄧小平講述了自己的革命經歷,阿金也介紹了自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被捕入獄,最後被同志營救,再到上海全國總工會秘密從事工人運動,直至擔任江蘇婦女運動會書記、上海紡織業工會中共黨團書記等傳奇經歷。

革命把一對青年變成鬥士,鬥士在相知中又喚起男女的情愫。他們在蘇區結成了一對革命夫妻。

今天,仍然沒有多少有關這場婚禮的回憶,這反映了兩個革命者的成熟和戰爭的匆忙。但在起初的日子,他倆像滿懷深情的男女青年一樣,閑暇時的談話依然給蘇區倥傯歲月帶來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在蘇區,鄧小平擔任會昌中心縣委書記,阿金先後任於都和勝利縣委書記。兩人相隔很遠,因此不斷有鴻雁傳書,遇到開會和辦事時他倆聚在一起,總是在同志們的熱鬧中度過短暫時光。

然而,人有情但天卻無情。一場「左」傾路線鬥爭給這對革命夫妻帶來了最終分離的遺憾。

鄧小平、卓琳在太行山

是在中央蘇區「左」傾路線鬥爭時期,執行毛澤東正確路線的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等人受到撤職和黨內處分。這是鄧小平三落三起政治生涯中的第一“落”。他沒料到,這也是他感情上的又一次跌入谷底。在遭受批判後,他和阿金同志式地分手……

阿金同鄧小平分離後,曾擔任過中央組織部的科長,次年又擔任了中央武裝動員部副部長。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她依然是一個堅強的戰士和革命領導幹部。

在紅軍長征中,阿金被調到休養連擔任黨支部書記。同許多年弱多病的老戰士一樣,她走過了雪山、草地和無人區。在延安,她又回到中央組織部。抗日軍政大學成立後,她入校學習,並擔任女生區隊長、陝北公學生活指導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儘管她堅強地戰勝了一切困難,但她的身體在戰爭年代受到損傷。1938年,組織上安排她去蘇聯治病,不料卻趕上蘇德戰爭爆發,因為沒有得到很好的治療,不幸在戰亂中死去,時年37歲……

鄧小平得知阿金去世的消息時已另有家室,聽說阿金走了,他好像沒有留下什麼話語。這大概就是那種無言的結局。

半個世紀的「拐杖」是卓琳

卓琳出身名門。卓琳本姓浦,雲南宣威人。父親是名實業家,曾是追隨孫中山革命的北伐軍少將。卓琳從小耳濡目染父輩的革命精神,十幾歲就離家追求新的生活。

大約就在鄧小平與阿金結伴趕往蘇區期間,雲南省參加全國運動會的代表團正趕往北平。在這個代表團中,有一個年約15歲的大眼睛女孩,個頭不高,但結實利索,臉上兩個酒窩,非常惹人喜愛。她就是代表團中的省短跑名將浦瓊英,也就是後來的卓琳。

在卓琳同隊友們趕往北平途中,「九一八」事變爆發了,代表團只好折返。但如初生牛犢般的卓琳卻隻身闖到北平,她要到抗日救亡最前哨去經世面、見風雨。在北平,她一邊學習,一邊參加抗日救亡進步活動。然而,1937年的七七事變打翻了她的書桌,她同兩個姐姐來到延安,並在這裏結識了鄧小平。

「他從前方回來,經常到公安部里來玩,有時我們也到他們駐地去玩。他大概那個時候對我有意了,但我不知道,他就找跟我一塊到延安的女朋友跟我談,說他想跟我結婚……後來,他兩次主動找上門。聽他講完有關情況和理想後,覺得他也是個知識分子。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結婚……」多年後,卓琳平實而又深情的回憶,記述了戰爭歲月那段浪漫的愛情。

1939年9月的一天傍晚,延安楊家嶺燈火通明。在毛澤東的窯洞前,幾位中央領導人為兩對新婚夫婦慶賀婚禮,其中一對就是鄧小平和卓琳。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生活追求洋溢在他們的笑靨里,鄧小平以延河水當酒,陶醉如斯。

鄧小平和卓琳

據許多老人回憶,鄧小平是在鄧發的帶領下通過「找對象」的形式,找到當時學習優秀、品貌雙全、熱情向上的卓琳的。他們的愛情,是一次自由戀愛的過程和結果。

那一年,鄧小平35歲,卓琳才23歲。婚禮後不久,卓琳就隨鄧小平趕赴抗日前線。從此,卓琳便成為鄧小平的助手跟著南北征戰。他們生育有兩男三女。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鄧小平都重新獲得了一份真愛。卓琳是一個戰士,更是一位賢妻良母。不管是戰爭年代還是後來進入和平年代,她同許多嫁給領導人的妻子一樣,承擔了更大的責任,付出了許多犧牲。「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風頭!」這是鄧小平對妻子的要求,同時也是卓琳一生的準則。

當年北大物理系的大眼睛姑娘,幾乎讓所有的子女迷上了物理學。除了培養孩子的學習興趣,她還教他們做人的道理,包括樹立自信、自強、開朗、樸素的品行。

作為鄧小平的夫人,她盡到了相夫教子的本分,同時付出了讓人難以想像的犧牲。鄧小平一生三落三起,有兩落兩起由她相伴。在「文革」開始後不久,鄧小平被打倒,成為“中國第二大走資派”。很快,鄧小平和卓琳被軟禁起來。中央成立了鄧小平專案組,卓琳的問題也併入鄧案。在經過無休止的批鬥之後,她被懲罰打掃衛生。

每天,院子裏先是她一人操著掃把「嘩嘩」的掃地聲,很快,就有了第二把掃把掀起的掃地聲。那是她與鄧小平的深情合奏。她陪鄧小平受苦,而鄧小平則替她分擔勞動。兩年中,不管颳風下雨,無論天熱地寒,院子裏兩把掃把訴說著一對革命夫妻恩愛攜手的患難故事。

鄧小平失去工作很難過,而卓琳還要經歷與孩子們分離的痛苦。鄧小平抽煙,她也學著抽。一天,鄧小平見她狠勁地抽煙,便說:「現在你煙癮比我還大了,將來怎麼辦?」

「等哪一天他們還你清白,讓我和孩子在一起了,我就戒!」

1969年底,鄧小平被疏散到江西。卓琳和鄧小平的繼母同他一起南行。一到目的地,她和繼母就開始忙前忙後,收拾屋子,規劃養雞種菜以改善生活,不斷寫信與孩子們聯繫。在勞動時,她還不時哼起一兩句延安大生產時期的歌,給鄧小平壓抑的生活平添了幾分快樂。

很快,卓琳又陪伴鄧小平沿著那條已成為歷史印記的「小平小道」到工廠去勞動。起初,大家與鄧小平不敢接觸,是她用真誠在鄧小平與群眾之間架起了一座溝通的橋樑,並幫助鄧小平在流放歲月找到了快樂的陽光……

「林彪事件」後,鄧小平一度被起用。在離開江西回京的火車上,鄧小平發現她鬢角上平添了絲絲白髮,不禁凝視許久。而卓琳只有一句話:“應當高興,總算過來啦!我們勝利啦!”

同中國所有善良的女性一樣,她在夫唱婦隨中感受著生命的光彩。鄧小平二度出山後,她又負起了助手、管家和母親的角色。

可惜,這段時光太短暫。由於鄧小平試圖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並與禍國殃民的「四人幫」展開鬥爭,一場暴風雨又降臨到鄧家。

「天安門事件」後,鄧小平和卓琳被秘密監護起來。在這血雨腥風的時刻,是她陪鄧小平靠打撲克牌度過了黎明前的黑暗……

建國後的鄧小平兩落兩起,被外國評論家稱為創造奇蹟的政治家,而又有誰知道,與鄧小平一起創造奇蹟的還有她!她默默地站在鄧小平的身後,為了鄧小平、為了鄧家,也為了國家,苦也罷甜也罷,好也罷壞也罷,升也罷降也罷,她心中只有一個頂天立地的他!

鄧林

當她少女的青絲變成了白髮,體育健將的身體也在折磨和勞累中染上了多種疾病。在當年的鴻鵠之志化為了具體的生活和工作之時,1997年2月,鄧小平走了,只留下孤獨的她。

鄧小平的遺體起靈前夕,靈堂里只有伴隨他一生的老警衛員和卓琳。卓琳讓老警衛員再為他站好最後一班崗時,老警衛員潸然淚下:「我何止是想站最後這一崗啊,我陪他一塊去也行啊!」警衛員老淚縱橫,她也淚如雨下。這話又何嘗不是她要說的?!

鄧小平身邊織毛衣的女兒鄧林

鄧小平與卓琳生育有五個孩子,若算上他與先妻張錫媛夭折的孩子,他一生有六個子女。

在五個孩子中,鄧朴方、鄧質方是男孩。三個女孩,鄧林是畫家,鄧楠是國家公務員,鄧榕是作家和社會活動家。在鄧小平的三個女兒中,露面最少,也最不為外人所知的是畫家鄧林。

留一頭短髮,戴一副眼鏡,卻又有幾分憐弱和雅氣,說話時細聲細語的鄧林,顯露出女孩子的幾分內秀。在鄧小平的幾個子女中,她和鄧質方都屬於語言較少的孩子。

「在醫院看護鄧小平時,她織毛衣,鄧小平看書,都不善交談。」醫生們有這樣的印象。

不善言詞,並不等於沒有思想和見地。鄧林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她用畫筆說話。據畫界人士介紹,她熟諳中西美學,視角獨特,自成一體。前些年在國內外舉辦畫展,均獲得了社會和業內很高的評價。

在鄧小平的孩子中,鄧林幼時吃苦最多。她出生在戰爭年代,又是在抗戰最艱苦的時期出生的。

那是1941年,是華北抗日戰爭最嚴酷的一年。9月,鄧林在赤岸出生。卓琳生她時,正在轉戰途中,沒辦法帶在身邊,便在女兒出生的第七天,忍痛將這第一個孩子放在一個老鄉家中去哺養。

放下孩子,卓琳頭也沒回就隨部隊轉移了。1943年,鄧小平回延安時,卓琳去接孩子,孩子餓得皮包骨,連趕蒼蠅的力氣都沒有。更讓卓琳難過的是,女兒不認她這個親媽,只是一步一回頭地望著鄉下的那個乾媽哭。

鄧林進了延安保育院,仍然沒法同忙碌的父母一起生活。她認獨臂將軍蔡樹藩和陳書蓮為乾爸、乾媽。在鄧林的早期生活中,有一大堆乾爸、乾媽。她在馬背上長大,是「公家」的孩子。

據鄧家子女回憶,在內戰前夕,鄧小平從晉冀魯豫軍區機關到武安後,鄧林才和一個胖弟弟以及一個叫楠楠的妹妹被父母接到身邊。在這期間,他們偶爾可以受到父親的直接影響和母親的親自教育。

鄧林的記事大概是從邯鄲開始的。那時,部隊首長每家都有一大堆孩子,鄧林同在晉冀魯豫中央局組織部工作的母親一起,第一次到了共產黨人打下的大城市,見了什麼都新鮮。當別的孩子守著抽水馬桶嬉戲時,她卻在一戶人家的一幅巨大的油畫前站了半小時。母親說:這孩子喜歡畫,將來當畫家就好了。

鄧林

開始,她並沒有去學繪畫。戰爭成了她的幼兒園。除此之外,她還是媽媽的助手,幫助照顧弟妹。遇到隨軍行動時,她早上醒來要給弟妹穿衣喂飯,然後同媽媽一起照顧弟妹上路。這樣,從邯鄲、鄭州、南京、上海,再到北京,她也在流動的歲月里長大成人。

和平歲月,鄧小平到北京成為中央領導集體中的一個重要成員,孩子們也跟著相聚在北京。鄧林先是在安靜的環境中接受了基礎教育。接著,在上大學時,她兒時的心愿實現了。鄧林自己選擇了中央美術學院,就是從這裏起步,開始了她的畫家生涯。

尋夢的季節美麗多姿,當祖國的山川大海映入鄧林眼帘的時候,她有說不出的激動和喜悅。在學習期間,她把自己融入美麗的海洋,並用畫筆調出快樂的時光……

「文革」開始後不久,她便隨著父親的下台被趕出北京到宣化去勞動。在那陌生而又熟悉的村莊,她同一起去的知青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而她比別人要承載更多,因她是“大走資派”的子女,屬於“黑五類”。

好在鄧林具有與生俱來的善良和忍耐力,這些為她艱苦的歲月穿上了一層保護衣。教育者看她老實、有文化,而且來自於中央美院,就時常發揮其特長,讓她在院落的圍牆上寫標語。於是,她的筆下留下一道道「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的印記。

回憶起畫家的手和筆在那屈辱歲月被扭曲的往事,鄧林似乎沒多少埋怨,而她感到不公的是父親的政治待遇。特別是她在農村見識了善良農民的生活艱辛之後,更不明白一生致力於富民強國政治理想的父親,為何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後來的歲月,整個鄧家也是隨著鄧小平的起落,時而暗淡時而光明。好在自父親從江西回京之後,她也回到了北京。在同父親依偎的溫暖日子,她又撿起了畫筆。在經歷風雨之後,她遇到了自己的生命相知,並結為連理,為人妻為人母。

愛女、藝術家、母親,成為鄧林的整個人生。在父親鄧小平真正重返政治舞台後,終於庇護她有了一個寧靜的天地和光彩的畫室,她的畫筆從此再沒有停息。

鄧林今年66歲,她一直在構思一幅畫。她要畫一個人,一個影響了她一輩子的男人,一個放大成屬於民族又屬於鄧家的光榮人物――那就是她的父親鄧小平!

鄧楠

總設計師家庭里的「大總管」鄧楠

有一年,周恩來到鄧家,鄧小平的孩子圍上來與總理見面。卓琳介紹到二女兒鄧楠時告訴總理:這是我們家的大管家!

於是,就有了總理說的一段話:我是國家的大管家,你是你們家的大管家,希望你將來也能管理國家!這話不知真假,但老一輩人的期望肯定是有的。許多年後,鄧楠沒有辜負周伯伯的期望,擔任了科技部副部長,參與管理國家的科技工作。

據許多熟悉鄧家情況的老人講,鄧楠作為鄧家大管家的話曾被鄧小平認可。鄧小平在301醫院住院時,卓琳向醫生介紹鄧楠是鄧家大管家時,鄧小平笑而不語。那是一種默認和讚許。

鄧楠比大姐鄧林小4歲,比妹妹鄧榕大5歲,從小聰慧靈巧,甜甜的笑臉非常惹人喜愛。她出生之時,儘管條件依然艱苦,但比姐姐要好一些。那時,父親在外征戰,母親已在地方中央局機關工作,她就隨著一群大孩子上學、玩耍。在她女孩子嬌柔的性格中,還有幾分男孩子的堅毅,年齡雖小,主意卻很多,從小有當「娃娃頭」的經歷。

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她的聰明。別人玩時她玩,別人學習時她學,結果考試時,她總比別人成績好。見這個女兒天資聰穎,卓琳從小就培養她對物理學的興趣,給她確定的目標就是北大和清華,結果她後來果不負期望。

在鄧家的三個女兒中,鄧楠從小受到父母的厚愛和重視,到「文革」運動發起時,她已是家中的一個“小政治家”。

「文革」剛開始時,北京各院校各派系爭論不休。一天,鄧楠所在學校與妹妹鄧榕所在學校的學生碰到一起,結果在會上姐妹倆形成了對立。很快,鄧榕就接到媽媽的電話,讓她不要同姐姐爭論。

無疑,鄧楠是正確的,而這種正確,來自於她經常與父母交流和受父母影響作出的正確判斷。這種正確判斷,使她在姐妹中有一定的權威性。

那時,鄧林沉湎於她的七彩世界,鄧榕年齡尚小,而家中男孩子在外面闖蕩,鄧楠便自然成為家中一位舉足輕重的成員。

「文革」開始後,鄧小平的地位岌岌可危,家中知道較早的成員就有鄧楠。那幾天,中央開會批判鄧小平,鄧楠每天從學校回來,同媽媽鑽到一個被窩裏,用被子蓋著頭,一談就是半夜。卓琳告訴她許多不祥的徵兆,並向她傳授在危急時刻的處置“機密”。在後來鄧小平兩次受難、與家中斷絕聯繫時,鄧楠成為家中的關鍵人物。尤其是在鄧小平遭到軟禁,母親也不能同子女們聯繫時,鄧楠便顯露出“總管家”的能力和權威。

她同奶奶一起負擔起了家庭的重任:將家中剩餘的資金作出安排,先是計算出每天的生活費,然後留下一點積蓄,以備急用。中南海里不能住以後,鄧楠便同姐妹一起同中辦人員爭吵,最後在宣武門方壺齋衚衕爭取到兩間房子,終於使年邁的奶奶和兄弟姐妹得到庇護。

鄧楠

從那時起,她帶領一家過起了普通人的生活:到院裏打水,上公共廁所,拿著糧票到糧店買米、買面,到工廠買煤;逢年過節時,還去排隊買黃花菜、木耳和大料……

想父母的日子,全家都很鬱悶。鄧楠有辦法,她就去中辦要錢,拿到錢,就說父母的工資不準確,大吵大鬧,說要見到爸媽的紙條。工作人員奈何不過,只好叫卓琳寫個字條。她拿著字條回到家中,全家又會像過節一般快樂……

後來,鄧小平下放江西,子女下鄉接受再教育,大家天各一方。鄧楠寫信是最勤的。她總是履行總管的職責,收集兄弟姐妹的情況,向父母報平安;或者催促兄弟姐妹給父母寫信。不管父母能否收到,她在信中總有一句話:給爸媽寫信了嗎?

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鄧楠已非常明白事理和自己肩上的責任了。鄧小平再度被軟禁,全家又將被掃地出門時,她就組織全家同來抄家的人進行鬥爭,保住了住處。同時,她還給臨別的父親以女兒的細心,親手往父親口袋裏裝進一副撲克牌,以伴隨父親戰勝寂寞歲月。鄧小平於20世紀70年代末第三度復出之時,鄧楠已成為一個成熟的國家幹部、黨內同志,同時又是一位優秀的女兒、妻子及母親。看著鄧楠的成長,父母特別高興:“大管家”確實長大成才了……

鄧楠工作後同樣令父母非常自豪。她在工作崗位上勤勤懇懇,雷厲風行,幾乎沒人看出她是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子女。她給自己做了一個規定:儘可能地早上班、晚下班,有病也堅持在工作崗位上。遇到困難時,她總能出主意、想辦法。她辦法多,當一般辦事員時,她是領導最省心的幹部;當領導後,她分管的領域又是上級領導最省心的部門。

隨著女兒職務的升遷,鄧小平當然高興,但同時又要防止女兒出現驕傲自滿情緒,並擔心是否有什麼不正常情況引來群眾意見。女兒每一次出國、調離或職務變更,鄧小平總要仔細過問:「這次出國有幾個人啊?什麼事啊?你為什麼去啊?」“工作得很好,為什麼要變化?你做新的工作有什麼長處啊?”“聽說又進步了?徵求群眾意見沒有?你能勝任嗎?不能翹尾巴喲!”

鄧小平沒有思考因為家庭、政治和歷史磨難帶給孩子們的耽誤,但必須要孩子自立自強。當看到鄧楠靠自己的能力不斷成長時,他高興;當鄧楠給他盛上一大碗飯時,他總是有滋有味地吃完……

鄧楠在父親晚年時擔任國家科技部副部長,她非常喜歡這個崗位和這份職責,她很自豪。父親有一個科學的論斷:「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她的工作就是把父親的願望去努力實現!

「最漂亮的女兒」鄧榕

在鄧小平的女兒中,知名度最高的是鄧榕,筆名蕭榕。毛毛是她的小名。用四川話講,她是鄧小平的么女兒!

毛毛知名度高,不是因為官位高,也不是因她常陪老爺子在外面行走,主要原因是她是父親的「史官」,曾寫了《我的父親鄧小平(上卷)》和《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兩部書。大家讀了她的書,被她深厚的感情和細膩的文筆所打動,所以知道鄧小平有這麼一個寶貝女兒。

筆者一直叫她毛毛大姐。這個大姐生性快人快語,利利索索,感情豐富,待人真誠。許多人說她辦事像父親,筆者倒覺得她更像「川妹子」:漂亮、乾脆、深情、善良。

鄧小平剛去世那年,她給筆者一位同仁打電話說要寫點東西。這位同仁不知她是鄧小平三個女兒中的哪一個,她在電話上很乾脆地說:最漂亮的那一個。同仁與筆者去和她見面時,她從口音聽出筆者籍貫,說:你與我老公是同鄉。分別時,她知道筆者回去的方向時,又說:你與我公公住得很近。機敏,誠實,不擺架子,很自然,也很親近。

鄧榕

她與兩個姐姐不一樣,她們出生在建國之前,而她則是建國之後第一年出生的。無拘無束,少年沒經過多少苦難,加上天性活潑,她的思想在家中總是顯得很前衛,心態比實際年齡要年輕。筆者到香港為其《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籌備發行時,還有男士打聽:鄧小平小女兒婚否?而此時,筆者知道毛毛大姐已是近五旬的年齡。

據醫生講,毛毛到醫院看望鄧小平時,病房最不安靜。由此,醫生隔老遠就能作出判斷今天鄧家是誰值班:大女兒來了之後靜悄無聲,二女兒來了之後有動有靜,小女兒來了之後不大安靜;若三個女兒一齊來了,就難安靜。由此,可見鄧小平的確很幸福:三個女兒,給了他三個世界!

可以想像,毛毛是父親是喜歡的一個女兒。鄧小平晚年外出,她總是身邊最近的一個。她會應酬、懂醫、能聽懂老爺子帶方言的普通話,更關鍵的是,她總是能讓老爺子高興!

外界傳說毛毛是學文出身,讀的是北師大。其實,她上的是北京醫科大學,學醫。外界傳說她從小在國外留學,這有點離譜。要是鄧小平有個女兒在國外,那麼「文革」中他會罪加一等。她小時候並不在國外,而是到了陝北插隊,在廣闊天地里“留學”了3年,補了哥哥、姐姐曾經艱苦經歷的一課。

毛毛上大學時喜歡外語,在農村插隊時也堅持自學。工作之後,到了外交部,並在中國駐美國大使館當過三等秘書。回國後,她擔任過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副主任、中國國際友好協會副會長等職。用她的話說:她的官好當,都是副的。這位大姐的話總有些調皮,但她在工作中從不開玩笑,所以上面的正職都非常滿意,群眾也很支持。

儘管毛毛的仕途前景不錯,但她並沒選擇從政。她曾說:我們家出了「兩個主席、兩個部長」,我就不湊熱鬧了,我喜歡做實在事。她所說的“兩位主席”,是指父親曾任過軍委主席,哥哥鄧朴方任殘聯主席;“兩位部長”,是指姐姐鄧楠任科技部副部長,姑姑鄧先群任解放軍總政治部群工部部長。“都是做革命實際工作的。”毛毛大姐說話很詼諧。

筆者與毛毛大姐有過簡單的交談,從而知道她對人生感到滿意。儘管她在「文革」中同許多幹部子女一樣受了許多苦,但她不埋怨。她不僅在艱苦歲月里學到了書本上學不到的東西,而且結識了賀平,一個英俊、寬厚、勤奮的男人。

說起丈夫賀平,大姐的話滔滔不絕。那是在她下鄉時,一天,一位好友給她介紹了一個老紅軍家的男孩,兩人靠通信確立了戀愛關係。後來,她將他帶到江西,經過父親親自「考婿」,二人結為連理。再後來,賀平成為鄧家的半個兒子,一直照顧到老人家乘鶴西去。

毛毛大姐始終對父親敬佩不已。於是,在進入不惑之年後,她將少女的寫作情愫翻了出來,決定寫書,寫關於父親的書。於是,她用最深情的筆調寫下了幾個字:我的父親鄧小平!

父親知道這個女兒總有一些奇特的想法,因此總是支持她去做。

這樣,她花了很長時間和許多經歷去訪問知情者,然後就某些重大問題向父親核證。再後,她幾乎不停筆地寫了父親的早年、父親的革命和父親參與建政。除此之外,還有父親的語言與個性、父親的領袖與戰友,以及父親的家事與前妻。她冒著寒暑很快寫了出來,此書很快成為一本風靡世界的暢銷書。

筆者結識毛毛大姐是在鄧小平辭世之後。那時,影響她大半個天空的父親走了,她有些孤獨。與此同時,她的專著上半部上市後的餘溫尚存,知道她想繼續寫父親,於是我們便開始了合作。

寫作的過程是艱難的,縱使女兒的感情讓她不能自已,可是父親的思想過程、險象環生的戰爭經歷和重大事件的歷史背景,都需要她去採訪驗證、思考分析和賦予優美的文字。此時她是女兒,但還有更多的工作,以及作為妻子及母親的責任。但她如同把自己綁在戰車上一般,幾乎通宵達旦地工作,她為此感到快樂……

快到文稿殺青時,她約同仁和筆者小聚。說起辛勞,她高興地說:瘦了。假若誰要減肥,那就叫他寫作!

鄧小平百年誕辰的時候,這位快樂的女兒更忙碌了。她要懷念如同還活著的、生活中最重要的父親,守望和照顧自己的丈夫,還要陪伴自己的女兒。更重要的是,她還有更多的事業。她永遠在快樂中生活!

1921年在法國勤工儉學時期的鄧小平

只有姓氏沒有名字的生母

鄧小平很少提到自己的親人,包括他的母親。

鄧小平生前是一個精言慎語之人。精言,他話不多,卻恰到好處,少而精,都很管用;慎語,不說私語、不說閑話、不講不負責任的話。筆者認識他當年的兩位作戰處長,講起鄧小平,都是一個感受:有啥說啥,不講廢話;不想不說,不說但想。知道這一點,再讀《鄧小平文選》,可以理解到更深一層的含義。

鄧小平生前說話不論是多是少,卻很少說自己的家庭生活。毛澤東還講述過母親信佛,而鄧小平對外似乎從沒談過母親的點滴。據鄧家老人們回憶,鄧小平母親姓淡,但查找許多材料,仍然不知她的姓名。

淡家亦是廣安縣望溪鄉的一支望族。在淡家女兒成為鄧小平母親之前,淡家比鄧家家業大得多。家大業大是顯貴的標誌,同時也是受教育的條件,估計淡氏家教不會差。

鄧文明老爺與淡氏早年成婚,時鄧老爺才15歲。

說起鄧老爺,他在廣安也是不凡。早先祖上曾出過翰林,但到鄧老爺時,已房無幾間,地無幾畝,而且是三代單傳。好在鄧老爺省吃儉用,幾個姐妹也勤奮,使鄧家在當地也算是一個小地主家庭。這樣,淡姑娘由人做媒嫁給鄧家,勉強算是門當戶對。

淡氏年長鄧老爺兩歲,十分能幹,知情懂理;更為重要的是,她身體健康,這能給鄧家帶來繁榮。

鄧老爺在娶淡氏之前,曾娶妻張氏。張氏嫁到鄧家時,鄧老爺才13歲,但不到兩年,張氏去世,沒有兒女。淡氏婚後一年,就生了一個女兒。兩年後,為鄧家生得一子,就是鄧小平了。在鄧小平之後,母親又給他帶來弟弟鄧墾和鄧蜀平。

1904年8月22日,鄧小平就在鄧家的期盼中來到這個世界上。可以想像,作為鄧家單傳幾代後的第一個兒子,鄧小平是在百般呵護中度過他的幼年的。

5歲那年,父母將他送去讀私塾,學名鄧希賢。但鄧小平只讀了一年私塾,就到鄉上初小念書。11歲的時候,鄧小平考入廣安縣高小,14歲時就到重慶讀「勤工儉學留法預備學校」了。

在鄧家,鄧小平的母親的確是一個非常能幹的人。特別是她為鄧家養育了幾個男孩,因而受到鄉人尊敬,在全村有很高的威望。

淡氏品行很好,從不埋怨什麼人,也不打罵孩子,遇到什麼事總是講道理,街坊鄰居發生什麼糾紛,都請她斷家務。過去講「清官難斷家務事」,但這位淡氏斷定的家務事卻經常受到大家的稱道……

淡氏以賢妻良母的形象留在鄧小平的記憶中。那些年,鄧小平的父親鄧老爺熱心社會活動,曾在「袍哥」中當“三爺”,也就是在組織中處理日常事務,後來升為“掌旗大爺”。到了民國時期,鄧老爺曾擔任過廣安縣警衛總辦,又稱團練局長,成為公家的人,整天在外忙碌。所以,料理鄧小平生活、負責鄧小平教育的主要是母親。母親是他的第一個老師,他在母親身上學到了勤奮、正直和向上的生活態度。

據鄧家後代們講,淡氏最疼愛的是鄧小平。後來鄧小平到法國勤工儉學,一去不復返,有時音訊全無,使她十分挂念。每逢春節團圓之時,飯菜端上桌時,她已淚流滿面。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導讀]找江青跳舞的大多是她比較熟悉的人和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因她個太高,神態太冷峻,別人很少有人敢請她跳舞,常陪她跳舞的幾個人,又都比她矮,跳起舞來伸展不開,我看她自己也不會覺得舒服。

中南海舞會現場(資料圖)

本文摘自《紅牆童話:我家住在中南海》,王凡 東平 著,作家出版社出版

中南海最早的舞場

每星期六下午,家在豐澤園附近已經讀書的孩子們,陸續從育英、育才、師大女附中或師大二附中回來。晚飯後,夜幕降臨,呆在家中的他們,就會聽到一陣陣富於節奏感的旋律,從不遠處飄來。胡喬木的女兒胡勝利說:「在我們家不用出門,就能聽到春耦齋的音樂。」

曾經隨父母進過舞場的孩子,聽到這樂曲,就知道是舞會開始了。

多數男孩子對舞會並無興趣,在舞場出現,純粹是因為實在沒有什麼好玩的去處,找個熱鬧而輕鬆的地方起起鬨、搗搗亂。這時,他們就會帶著追隨他們的小一點的孩子,循聲摸索,繞過曲徑迴廊,找到春耦齋。

女孩子們和男孩子不同,音樂和舞蹈對她們總是有誘惑的,家長們也常領著她們到舞場。一來她們比男孩子更依戀家長,二來除此之外再沒什麼娛樂項目,就讓孩子在音樂和舞蹈中感受快樂吧。

中共領導機關內組織舞會,可以追溯到延安時期。當時是戰爭環境,中共領袖們工作也緊張,根據地文化生活也單調,就靠跳舞來調劑一下生活。這種方式,在西柏坡時依然保持著。

新中國初創時,緊張工作的情況並沒有立即出現多少改變,或者說是更有甚之。所以,中共領袖和中央辦公廳機關搬進中南海,在緊張的新政協會議籌備,新政府的構建之餘,仍舊以插空安排場舞會的方式,使領袖們鬆弛一下,運動一下,恢復疲勞。

開始是每周一次,也許是考慮到中央領導同志的活動太少,一次舞會的運動量明顯不夠,一段時期以後,就改成了每周安排兩場,周三和周末。

這是一項比較經常的活動,讓領袖們到外面的場所參加舞會,從安全的角度顯然是不可取的,應該安排在中共領袖們居住得比較集中,來去也比較方便的地方。

1949年9 月以後,中共的最高領袖都搬入了中南海,中共中央的部分直屬機關,也在中南海內辦公,把舞場選在中南海內是比較合適的。當時,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居住的寓所,都在豐澤園一帶。豐澤園西北的春耦齋,東面的勤政殿前、瀛台橋北的空曠之地,成為中南海內最早的舞場。

最主要的舞場在春耦齋,宮苑書齋式建築的春耦齋,顯得素雅渾厚,單檐四角攢尖頂,灰牆灰筒瓦,地鋪紫綠石。整個建築面闊5間,進深3間。室內雖然雕梁紅柱,彩繪飾頂,但因年久失修,漆彩斑駁,已經褪去了當初的富麗。

民國肇始,春耦齋常常充當統治者擘劃政務的場所。民國第一任正式總統袁世凱、1913年的代理國務總理段祺瑞,都在此召集過財政會議。1918年10月,與段祺瑞抗衡的代總統馮國璋下台,被安福國會舉為民國總統的徐世昌,將其總統辦公處,設在了春耦齋。

春耦齋用作舞場後,偶爾也被用來開一些中小型的會議。廳內擺設了一些櫥櫃、屏風、桌子以及沙發和軟椅。這樣一來,供跳舞的地方,僅餘六七十平方米了。當時的地面,還是紫綠方石鋪的,雖不夠平滑,但比起延安、西柏坡的舞場,已經「豪華」多了。

朱老總跳舞

經歷過延安和西柏坡生活的孩子們,在春耦齋里看見的,有許多是認識的面孔,中共領袖,秘書和警衛,中直機關的老人。連起初擔任伴奏的,都還是在延安、西柏坡時就愛在業餘時間鼓搗樂器的機關幹部。一段時間以後,他們才被更專業的演員們取代。

伴奏者是老的,樂曲也多是老的,有傳統的民族音樂,有根據根據地的老歌改編的樂曲。例如《雨打芭蕉》、《步步高》、《旱天雷》、《採茶撲蝶》、《花好月圓》、《茉莉花》;還有《瀏陽河》、《南泥灣》、《綉金匾》等等。

偶爾,也穿插一兩首外國樂曲,如《送我一枝玫瑰花》、《義大利花園》等。由專業演員取代業餘演奏者以後,這類世界著名舞曲,似乎比以前多了一些。

業餘演奏者很投入,專業演員水平高,吸引得有些人也來到舞場,卻並不是為了跳舞,而就是要欣賞欣賞音樂。如是者最典型的,就是胡喬木。

胡喬木夫婦對跳舞都沒有興趣,在春耦齋舞場上,是很難見胡喬木夫婦蹤影的。但他們也不是絕對的不去,有時為了換換腦筋、鬆弛一下,在靜谷曲徑漫步時,受悠揚的舞曲吸引,踅進春耦齋,聽聽舞曲。後來又增加了一些文藝節目表演,他們也會看一會兒。

春耦齋的舞會,參加者最初幾乎都是在中南海里工作的機關幹部,大多數孩子的父母,不論跳得好醜,都在這個舞場裏亮過相。開始去時,各單位都對參加者打過招呼,不要透露自己的單位和身份。

舞場上的焦點,是幾位最高領袖和他們的妻子們。所以一追溯春耦齋的舞會,孩子們就會記憶起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如何如何。

每次舞會都準時到場,又準時離去的,是朱德朱老總夫婦。他們總是在8點15分左右,舞會開始了一會兒後,悄然走進春耦齋。

舞場上的朱老總,常穿一套淺灰色的中山裝,腳上則習慣穿黑色軟底布鞋。夫人康克清通常穿一件藍色便服。他們兩人一進舞場,就隨著樂曲起舞,跳得很默契。走著舞步的朱老總總是含著微笑,人們形容說和他標準像上的笑容一樣。

一曲終了,朱老總才會找一張沙發坐下。在春耦齋內南牆中門右側,排放著四五個寬大的單人沙發,是供來跳舞的領袖休息的。沙發中間有茶几相隔,上面擺著茶杯、煙灰缸,還有一盤小毛巾。

已經是60多歲的朱老總,跳幾支曲子就要休息一下。間歇的時候,他會邀舞伴坐在他休息的沙發旁,輕鬆地聊一會兒。他的記憶力相當好,同他聊過的人,下次再碰見,他還能叫得出名字,記得起聊過的事情。有時,他會被閑談的趣事逗樂,此刻的笑容,就比標準像上的生動多了。

康克清在休息時,總是安詳地坐在和朱老總隔幾個位子的椅子上,而不是坐沙發。春耦齋舞場內的椅子,什麼樣子的都有,高高低低,有軟有硬,像是從不同的單位搜羅來的,也沒有統一的布罩。可見在那個時期,領袖的娛樂場所也沒什麼講究。坐在椅子上的康克清,或者和熟人打打招呼,聊聊天;或者笑眯眯地看著朱老總「昂首闊步」。

有時,朱老總的鞋帶鬆開了,康克清馬上會注意到。曲子一間歇,她就走到朱老總身旁蹲下,邊為他系鞋帶邊說:「老總呀,你的鞋帶兒跳散啦。」系好後,她依舊回到椅子上,笑眯眯地看著朱老總跳舞。

9點15分左右,康克清會提醒朱老總,回去休息的時間到了。「好,再跳最後一個。」碰上朱德興緻特別高的時候,他會提一點小小的請求。有時,朱老總的最後一個舞不一定跳到曲子終了,便和康克清走向衣帽架,取下衣帽,像來時一樣悄然退場。

劉少奇三步跳得好

劉少奇到春耦齋跳舞的時間好像沒個準兒,有時舞會還沒開始,他就和夫人王光美來了;有時則到朱德夫婦走了,他們兩口子才來。後來他們的孩子稍大些以後,有時他們一家同時到場,有時王光美和孩子們來得早些。

到場早時,他們總是面帶微笑,向認識的人點頭致意,和熟人握手寒暄。當樂隊奏起了舞曲,劉少奇都是和夫人王光美共舞第一支曲子。

這一曲舞過之後,王光美就招呼舞場上的其他女同志邀劉少奇跳舞。她自己則到旁觀的人群中,找熟人攀談。多數人對王光美的印象是落落大方,待人親切隨和,所以許多人都和她談得來,也願意主動和她打招呼。

跳幾支曲子後,劉少奇也會找個沙發一靠,吸顆煙,稍事小憩。和他跳舞的幾個女同志就會圍過來為他點煙、倒茶,等著過一會兒再邀他跳舞。王光美見有那麼多女同志等著和劉少奇跳,自己就另覓舞伴跳舞。

有一次,劉少奇夫婦來跳舞時,楊尚昆夫婦也在場。當一曲悅耳的探戈舞曲奏響,楊尚昆夫人李伯釗,邀劉少奇跳舞。她是位老文藝工作者,早在瑞金時期,她就和錢壯飛、胡底編寫了話劇《為誰犧牲,為誰打仗》,還擔任過中央蘇區高爾基戲劇學校的校長。抗戰期間,她主辦過晉東南魯迅藝術學校。

他們兩人的舞步與樂曲的節奏非常協調,舞姿也很優美,吸引得不少人停下來觀看。當他們跳完這一曲時,在場的人都為他們的優美舞姿鼓起掌來。一向較嚴肅的劉少奇,露出微笑向大家招了招手;李伯釗則以她戲劇藝術家的風度,向大家鞠了90度的大躬,給舞會平添了幾分歡快。

在舞場的劉少奇也常常是一臉嚴肅,對此連孩子們也發現了。跟著叔叔阿姨們學會跳舞,聽到春耦齋的音樂,就忍不住要去湊熱鬧的周秉德,和毛澤東、朱德、劉少奇都跳過舞。她說劉少奇,「舞姿很優雅,舞步準確輕快,但是他彷彿不太會笑,話也不太多,臉上總是嚴肅的慈祥,讓人有點距離感。」

劉少奇和王光美的退場,有一個明顯的標誌,就是再共同舞一曲:

「約10點半鐘……這時,王光美又請少奇同志跳舞了,有人告訴我說:少奇同志快要退場了,因為王光美同志總是和少奇同志跳第一場和最後一場,然後就走。我注意看看王光美同志與毛主席和周總理打招呼,他們都微笑著點頭示意。一曲終了,果然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一起走到門口,穿好衣服走開了。」

毛澤東將陝北秧歌融入交際舞中

毛澤東一般也是在開場以後才到,但有時他到得很晚,要10點鐘左右才來。

如果樂隊得到毛澤東就要進舞場的通知,音樂就會戛然而止,場內的燈光也會全部亮起來。到舞會次數多的人,遇到音樂突然停,燈突然全部亮起來,就知道是毛澤東要進來了。

此刻,人們通常是閃在舞池周邊,等待毛澤東到來後重新起舞。但毛澤東有時並不是來了就跳舞,而是和先到的其他領導人打個招呼,在沙發上坐一會兒。服務人員會立即為他點煙、泡茶,一些女同志會簇擁在沙發旁,等待和他跳舞。

毛澤東的到來,往往能使舞場的氣氛為之一變。這種變化並不表現為外在的場面的熱烈,而是人們內心的、精神的變化。正如一位舞會參加者描述的那樣:「舞場的氣氛也更活躍、更莊重,滿場的人都興高采烈,都在微笑,但卻聽不到任何嘈雜、喧嘩。」

江青出現後,音樂也改變了,大多是慢三步和探戈,節奏舒展、流暢。她從不主動找人跳舞,只等著人家找她。我們看到,很長時間沒人去找她。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向我們走來,細聲說:‘你們可以去找江青跳舞。’可是我們仍坐在那裏。

心情最為激動的,是那些第一次看到這種情景的人,讓我們聽聽另一位親歷者的追憶:「我也一眼就認出,這是我一直盼望見到的領袖毛主席……這時我的心在亂跳,嘴在嚅動,嗓子也要喊出聲來,幸虧全場格外的寂靜,我才控制住自己,沒有喊出‘毛主席萬歲’來。」

樂隊為毛澤東奏起的第一支曲子,通常是《瀏陽河》。樂曲響起來,毛主席就帶著擠在最靠近他身邊的女同志,步入舞池,四周的人也紛紛隨之下場,舞會漸漸進入高潮。

一位多次和毛澤東跳過舞的人回憶說:「毛澤東喜歡民族音樂。每當聽到他喜歡的《瀏陽河》,他的目光立刻變得柔和了,情思悠悠,彷彿走進了一個夢裏。舞曲換成了《步步高》,他越來越神采飛揚,雙眸熠熠生輝,舞姿更加瀟洒。」

關於毛澤東的舞姿,我們還是聽聽專業人士和做過毛澤東舞伴的人們的評價吧:

「毛澤東的舞跳得極其有‘份兒’的,他把陝北大秧歌和類似迪斯科中的動作融進了交際舞中。這在50年代的交際舞中,是很少見的,純粹是毛澤東特色。文工隊的舞蹈演員們也曾模仿過毛澤東的動作,卻沒有他來的那麼從容、帥氣。」

「主席的四步舞跳得非常嫻熟輕盈,步調活潑多樣。他帶著舞伴時左時右,時進時退,輕鬆靈活,從不走錯步踩對方腳。有時他走大步,步伐矯健有力,右手還在舞伴的腰背上打拍子;有時跳快四步,他挽著舞伴轉了一圈又一圈,舞姿瀟洒合韻,全不像個年過花甲的老人;有時他擺動雙肩或身軀,看得出是故意加大活動量,以達鍛煉之目的,而舞步又都符合樂曲的旋律。」

這些追述的文字,多少讓人感到含著幾許崇敬色彩的修飾;相形之下,孩子們的回憶,則在平鋪直敘中透著率真。

領袖,在孩子們幼稚的心靈還是個太抽象的辭彙。一個稱職的、傑出的領袖,對一個黨、一個國家以及民眾自身的利益意味著什麼,其間複雜的邏輯和殘酷的現實,還有待爾後的教育和灌輸。當真的經歷了如是鋪墊,他們再和領袖見面時的心態,果然就有了變化。

此刻,他們對舞場上的毛澤東的印象更深的是他身材的高大,幾乎所有的舞伴,都比他低大半個頭甚至一個頭;另一個就是毛澤東的長腿大步。

汪東興的長女汪延群說:「我幾次去春耦齋,都是和小學的同班同學濤濤在一起。我們坐在一起觀看幾位領袖的舞蹈,分辨曲子是快三、慢三,還是快四、慢四。一次,濤濤問我:‘你看毛主席跳的是幾步舞?’我想也沒想就脫口而出:‘一步!’我覺得,不論樂曲怎樣變換,也不論是向前、向後或旋轉,毛澤東都是均勻地一大步,一大步地邁,所以我認為是一步。而且他的一步特別大,女舞伴得兩三步才跟得上他。」

周秉德的感覺是:「記得我與毛澤東伯伯跳舞,別管是三步四步的舞曲,總是被身材高大的他攬在懷中來回晃呀晃,像乘上大船,在音樂中隨波蕩漾。」

舞場上能較和諧地與毛澤東搭檔的,是楊尚昆的夫人李伯釗,她舞姿熟練輕盈,能和毛澤東配合得很好。他們一面跳,一面有說有笑,李伯釗文藝宣傳生涯的起始,就是奉毛澤東之命,到寧都起義的趙博生、董振堂部隊進行慰問演出。她參與創作的第一部話劇,也是受毛澤東一再叮嚀的啟示。因此他們見面,總像老朋友一樣親切。

江青出現,音樂改變

江青在春耦齋舞場留給人的印象,也是相當深的。她的氣質中,好像含有一種與眾不同的氤氳,能讓人很快就有感覺。

在孩子們的記憶里,在中南海春耦齋舞場,江青和毛澤東,幾乎沒有像朱德和康克清、劉少奇和王光美那樣,相偕而來過。多數情況下,她來得要早一些,但有時也會到得晚一點。

如果她和毛澤東同時出現在舞場上,毛澤東會和她共舞一曲。江青在當年的女性中,應該說是屬於高個子了,所以和毛澤東跳舞是滿般配的,她跳得也好。但她和毛澤東跳得很少。有人說這是因為江青喜歡跳那種舞蹈性強的,像倫巴、探戈一類的舞。跟毛澤東,就難以施展她的舞技。

喜歡跳舞的江青,有時為了盡興或營造氣氛,還會親自參與舞會的張羅,由她出面邀請總政文工團的樂隊來為舞會伴奏。當這些專業的樂隊一來,氣氛確實不太一樣。

最初,江青在舞會上是比較活躍的,特別是對在一個單位工作的人。但是到了後來,她就不像初進中南海時那麼活躍了,幾位後來在舞場見到江青的長輩,追憶的情形就有了變異:

“走進一個身材瘦長,板著黃面孔戴著金絲眼鏡的女人,她身穿暗黃色的連衣長裙,外披灰色大衣,頭髮梳得高高的,腳下穿著高跟鞋,更顯得身材的比例失調。她氣度不凡地站在門口,等隨從人員幫她脫下大衣,便傲然走向少奇同志,互相致意後,就坐在剛才朱老總坐過的沙發上。這時,我身邊的同志……說那個高傲的女人,就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是毛主席的秘書……

江青的舞跳得自然不錯,還能跳各種花樣,樂隊還專為她演奏‘華爾茲’、‘倫巴’、‘探戈’之類的舞曲,只有她身邊的少數人陪他跳,她舞姿流暢,樂感強,不愧為電影演員出身。但因她個太高,神態太冷峻,別人很少有人敢請她跳舞,常陪她跳舞的幾個人,又都比她矮,跳起舞來伸展不開,我看她自己也不會覺得舒服。”

「江青的舞姿高貴,風範高雅。她每次在舞會上亮相,都經過精心打扮,穿著講究的裙服,在一片藍色的列寧裝的夫人們中間,宛如驕傲的孔雀,向人們顯示她苗條的身材,白皙的皮膚和主席夫人的地位。」

“這時,我們看到,江青出現在東頭的小門外,她身披大衣,站在門外的過道里。只見她雙手一抬,身後的工作人員接過她的大衣,現出她一身很合體的黑色的蘇式連衣裙。另一位工作人員搬過來一把椅子。這把椅子與舞場上的不一樣,是為她準備的。她坐下,就在她坐下的時候,一位護士在她背後墊進一個充氣枕頭。她筆挺地坐在那裏,面部沒有任何錶情,只是有時用手指托一下眼鏡架。少奇同志和王光美跳舞跳到她面前時,王光美很有禮貌地向她點頭示意,她只是把脖頸挺了挺,咧了咧嘴,似乎表示並不恭維他倆的舞姿。江青出現後,音樂也改變了,大多是慢三步和探戈,節奏舒展、流暢。她從不主動找人跳舞,只等著人家找她。我們看到,很長時間沒人去找她。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向我們走來,細聲說:‘你們可以去找江青跳舞。’可是我們仍坐在那裏。過了不久,又有一位工作人員來對我們說:‘你們是來跳舞的還是來看的,如果是來看的就出去。’說話生硬,態度也不好。後來我們才知道,曾經有過通知,各單位派去參加中南海舞會的,都必須跳舞,不跳的不要派……

找江青跳舞的大多是機關中和她比較熟悉的人和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她的舞姿是很優美的,跳起探戈風度翩翩,節奏準確,步伐自信,很是瀟洒。但是表情過於嚴肅、冷峻,有點令人望而生畏,難於靠近,也不敢靠近。”

陳毅夫婦的舞最和諧

自從周恩來搬到政務院辦公區域後,他就幾乎不到南海這邊來跳舞了。因為政務院辦公區域內,也開闢了一個跳舞的場所,就在紫光閣。

政務院的舞會就在紫光閣大廳舉行。據張元女兒簫遠音記憶: 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都來紫光閣跳過舞。但他們來時,跳舞是小範圍的,總共也就十來對人在那兒跳。

一般毛澤東來時,周恩來都會到場。在紫光閣舞廳邊上,也有一間小休息室。每逢毛澤東來跳舞,周恩來總會見縫插針地和毛澤東到小休息室里交談一陣工作,然後再跳舞。

因為這種舞會的範圍小,女舞伴不很多,周恩來每次都特別注意,和所有的女舞伴跳舞。他並不是一個人一支曲子地跳,而是在退場前,發現還沒有和哪幾位女舞伴跳過,便在最後一支舞曲里,和每個沒跳過的人跳幾圈。只要他在一支舞曲中和幾個舞伴舞蹈,就表明他將退場了。

紫光閣這種小範圍的舞會,通常時間並不很長。李先念的女兒李紫陽說:「常常是在舞會結束之後,我爸爸和其他幾位副總理,就又到總理那裏開會去了。」

除了小範圍的舞會之外,紫光閣還有大範圍的舞會。來跳舞的,是在中南海里辦公的政務院幾個辦公室的幹部,不在中南海里辦公的各個部委的部長、副部長,主任、副主任們。總理、副總理有時也會來湊趣同樂。

每逢這種時候,還會邀請一些演藝界的客人。有些既到過春耦齋,又在紫光閣跳過舞的人,在敘述兩邊的感受說:「所不同的是,紫光閣舞會上來的都是客人,有華服盛裝的影劇明星,也有首都文藝工作者;而春耦齋舞會則是純家庭式的,全是自家人。」

在陳毅的兒子陳曉魯,女兒陳珊珊的記憶中,他們的爸爸走到哪裏,哪裏就熱鬧。在舞場也是如此,和相識的人打招呼,擺擺「龍門陣」。他們的媽媽張茜,是部隊文工團演員出身,能歌能舞,父母在一起,舞跳得很和諧。

李紫陽回憶:「跳舞是爸爸比較喜歡的一項娛樂活動。我媽媽雖然會跳舞,但對跳舞好像興趣不是很大,不是每次都陪著爸爸去。記得原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夫人水靜阿姨,曾提到過我媽媽和毛主席跳過舞,那大概是陪我爸爸去江西開廬山會議的時候吧?」

當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這幾位最高層領袖不在場,也沒有年事過高的領導人時,紫光閣的舞會氣氛就更活躍,顯得比春耦齋要喧鬧一些。

有些到紫光閣跳舞的部長,軍隊的高級幹部,比如像鐵道部副部長呂正操,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等,其中好多人有留學國外的經歷。他們舞到興緻高時,節奏也快了,舞蹈的幅度也大了,還會把地板跺得嘭嘭響。這種場面,在春耦齋是絕對不可能出現的,這也是紫光閣舞場比春耦齋喧鬧的原因之一。

毛澤東愛聽侯寶林

為了舞會能辦得熱烈活躍一些,而且好的舞伴能使領導人跳得更盡興些,達到多運動的目的,中南海內舞會的組織者,想到了從部隊的文工團抽調人員,參加中南海內的舞會。

於是,總政文工團、空軍文工團等單位,經過挑選的演員們,都常在舞會舉辦時,被請進中南海。這裏說的挑選,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審核,而且從部隊文藝團體邀人,本身就是從政治可靠這點出發的。

因為是專業的演員,他們除了做舞伴之外,還能表演一些小節目。在舞蹈的間歇時,他們常常應領導人的要求,各展特長。這又啟發了舞會的主辦者們,特意安排演員們在跳舞中間穿插一些小節目,這既避免了間歇時場面的冷落,又能讓領導人稍事休息。

久而久之,組織者又考慮到各個領袖們的欣賞口味,考慮到節目的豐富和多樣性。毛澤東喜歡聽京劇,而且有較高的欣賞水準,進城後曾安排他到劇院去看過戲。但這樣的安排比較繁瑣,驚動的方方面面比較多,警衛的壓力也大,毛澤東本人也要受到許多限制。

而在中南海里的舞會中間,加幾個京劇的段子,就方便多了。於是京劇演員們被陸續請進中南海。李和增的《逍遙津》、《四郎探母》,李慧芳的《掩耳盜鈴》,張君秋的《潭記兒》,杜近芳的《女起解》,李世濟的《春秋配》,都在春耦齋里演出過。

在京劇的各色行當中,毛澤東比較喜歡老生戲,對李和增唱的《空城計》等片段尤其欣賞。因為戲劇演員就在跟前,他還同李和增等探討過唱段和唱腔的修改問題。有時,李和增不能到場演出,舞場的服務員知道毛澤東愛聽李和增的唱段,就放放他的唱片。

毛澤東聽京戲十分認真,常常隨著唱腔的節拍拍打沙發的扶手,晃著頭,嘴裏輕哼著唱詞。一次舞會間歇演出的清唱,是京劇《群英會》中的段子,演員唱時,毛澤東也跟著輕聲相和,口型與演員一致,一板一眼皆與唱腔合拍。

如果上演的是不熟悉的段子,毛澤東就會事先讓演員把唱詞寫給他,演員表演時,他就一邊看著唱詞一邊聽。因為和演員靠得很近,每個節目演完,毛澤東都要和演員握手致謝。

相聲是適應面更廣、老少咸愛的藝術形式,經常一露幽默的毛澤東也很喜歡聽相聲。侯寶林、郭啟儒、劉寶瑞、郭全寶,後來的馬季等著名的相聲演員,多次被邀到春耦齋來演出。侯寶林回憶說,自己給毛澤東說過150多個相聲段子,其中傳統的段子100個左右,新創作的50多個。

毛澤東特別欣賞侯寶林的相聲,聽到高興時,常常朗聲大笑。儘管如此,一般的段子他也就聽一遍。惟獨演《關公戰秦瓊》那次,毛澤東聽完了一遍,又要求侯寶林、郭啟儒再演一遍。顯然,作品對舊社會官僚軍閥不學無術,卻憑藉權勢地位發號施令的譏諷,引發了毛澤東的某些聯想。

還有一次,劉寶瑞和郭全寶合說《買猴》。生動形象的表演,風趣善意的諷刺,逗得毛澤東開懷大笑。相聲說完後,兩位演員上前向毛澤東鞠了一躬,毛主席隨即起身和他倆親切握手道謝。

相聲也是對孩子們充滿誘惑力的,像侯寶林、郭啟儒合說的相聲《關公戰秦瓊》、《夜行記》,劉寶瑞、郭全保說的相聲《買猴》等等,孩子們都能背出其中幾句最逗人的片段。

男孩子們開始對舞會感興趣,能耗著不走,最初就是受相聲的吸引。而且就是通過春耦齋舞會中間穿插的節目,早早地認識了侯寶林、劉寶瑞等中國的幾位相聲大師們。

這些相聲大師們來演出時,到的時候早了,就在東小門邊上的休息室里歇一會兒,等待演出。到休息室里等著看節目的孩子們,會在這裏和相聲大師們碰面。有一次,侯寶林來早了,在休息室內的沙發上閉目養神,也許是因為白天演出有些辛勞,竟睡著了。孩子們進來,聽到他發出輕輕的鼾聲。

本來,侯寶林到春耦齋演相聲,也跳跳舞。但有一次,他在跳舞旋轉時,不小心碰到了毛澤東。毛澤東並沒覺得怎麼,在舞場互相碰撞一下,本來也沒什麼了不起,可侯寶林心裏總覺得過意不去,以後再到春耦齋,就堅決不跳舞了。演出來早了,他就在休息室里等著。

令孩子們更加「垂涎」的節目

既然說到了這個休息室,就在此多交代幾句。休息室是專為領袖們設的,和舞場僅一門之隔。舞場畢竟是娛樂場所,有音樂和嘈雜的人聲,遇到前面提到的類似周恩來找毛澤東等商量要務的情況,沒有這樣一個休息室,就很不方便。

其實休息室設立後,也不是除了領袖,別人就不得入內。像侯寶林等演員,就在這裏休息過;有些隨家長來的孩子,實在對交誼舞沒興趣了,也有跑到這裏打個盹的。

一次,李樹槐的長女李延梅,也跑到休息室,想等到舞會中間演節目時再出去看。誰知她等著等著,竟裹著換下來的舊窗帘,躺在沙發底下睡著了。

舞會結束了,她還沒有醒。李樹槐在舞場沒見到女兒,以為她回家了,可到家仍不見女兒。找遍女兒可能去的地方,仍不見蹤影。已經是凌晨時分了,他有點著急了。

長女李延梅是個惹人喜愛的孩子,春耦齋有舞會,李樹槐到那一帶巡視,常把女兒丟在舞場。有一次舞會中間演節目,在叔叔阿姨們的慫恿下,她毫不怯場地為大家跳了個「小白兔洗耳朵」的舞蹈。恰巧毛澤東也在場,他被女孩稚嫩的表演逗得哈哈大笑,抱了她半天。

聽說李樹槐女兒不見了,警衛處許多人被驚動了,都摸著黑到豐澤園、淑清院一帶尋找起來。最後還是警衛處的紀和富,在舞場的小休息室發現了李延梅,把睡夢中的她抱回了家。

被某些人說得很神秘莫測的舞場休息室,實際上不時會發生的,就是這一類的故事。

後來,舞會辦得越來越紅火,中間的節目也越來越豐富多彩。像歌唱演員張映哲、蘇盛蘭、張越男、馬玉濤,粵劇演員紅線女,歌劇《劉三姐》的主角黃婉秋,舞蹈演員陳愛蓮等,也都被邀請進春耦齋。此外,最受孩子們歡迎的,是雜技團的小型雜技、口技和魔術等節目。

由於邀請了演員,邀請了陪舞的文工團員,舞會的組織者們就在他們到來後,擺上一些水果、小甜點和汽水等飲料,夏天有時還有雪糕,當然所有到場的人都可以享用。這無疑是孩子們更加垂涎的「節目」,大人們都很有節制,淺嘗輒止,可孩子們就沒那麼多禮數了。

有節目可看,有甜點飲料吃喝,這就是舞會對孩子們越來越有吸引力的原因所在。當然,除了看跳舞,看節目外,還有熱鬧好看,就是大人們圍著領袖握手,不過這個場景並不是一開始就有的。

來了女文工團員,演節目的女演員們除了演節目外也跳舞,女舞伴就多了,出現了被晾在那兒的情況。於是舞會組織者在給中南海里的機關發舞票時,男票就多一些。許多單位故意把票給年輕的工作人員,實際是讓他們利用舞會之機,和中共領袖們見一面。

在舞會上,女士們一直很讓男士們嫉妒。因為她們可以充當毛澤東的舞伴,和毛澤東接觸。而男士就沒這個福分了,這總讓他們耿耿於懷,但又想不出什麼湊到毛澤東身邊的借口。

直到有一年的「五一」勞動節,一位聰明的男士,以祝賀節日為由,走上前和毛澤東握了一下手。他這個先例一開,霎時間,在場的男士們排起了一路縱隊,一個接一個跟毛澤東握手祝賀節日。有些平時缺乏主動邀毛澤東跳舞勇氣的女士,也插進隊裏和毛澤東握手。

好在春耦齋舞場容不下成千上萬的人,毛澤東含著微笑,和排著隊的人一一握手,還向幾個第一次見面的人,簡單地詢問兩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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