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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身後的巾幗群(圖)

博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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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身後的巾幗群(圖)

2020年11月16日 17:54

張錫媛

「張錫媛真是少有的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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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晚年在對一位女性評價時,使用了一句東方式的語言:「張錫媛真是少有的漂亮!」張錫媛是鄧小平的第一位妻子,所有見過她的人都稱讚過她的美麗。

這位美麗的姑娘出生在北京附近的良鄉,曾就讀於直隸第二女子師範學校,十七八歲時參加學潮併入團。1925年到北京,遇到中共創始人李大釗等,參與領導國民會議促成會。據說她表現很突出,很快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不久,被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那年她19歲。

1926年,20歲的張錫媛同中山大學的女同學在莫斯科郊外照了一張集體像。像片中的她端莊秀麗、清純坦率,短短的秀髮下一雙皓月般的眼睛,眸子裏映照著一個鮮活而又歡快的生命。

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張錫媛與從法國轉道蘇聯並在中山大學學習的鄧希賢(也就是後來的鄧小平)相識了。當時,鄧小平正為在這裏見到闊別多年的同志而高興。兩人的目光交匯在一起時,碰出了火花。不過,他倆在莫斯科還沒談到兒女私情,共同的話語是法國的牛角麵包、旅歐支部、北京的衚衕和中國的工人大罷工。

1928年,24的鄧小平與22歲的張錫媛在上海結合了。這種結合,是浪漫的同志式的結合。

當時,鄧小平已從蘇聯回國並在中央任秘書長。一天,一個新報到的秘書讓他驚喜萬分。這個秘書就是與他在中山大學不同班的同學張錫媛。異國相識,在白色恐怖中於上海相遇,再加上後來工作上的相知,他們成了夫妻。

年輕革命者的婚禮非常熱鬧。在上海廣西中路一家四川餐館,中央機關的30餘人參加了這場婚禮。婚禮上,鄧小平樂呵呵地喝酒,張錫媛用一口純正的北京話同大家有說有笑……

多年之後,健在的老人都還記得那場婚禮和那個女孩兒般的新娘子:「她個子不高,講話輕聲輕氣,白凈的臉,秀氣溫柔,和鄧小平感情很好,有說有笑。」“她穿一身旗袍,短頭髮,高跟鞋,人漂亮,性格很好,很活潑,很爽快,對人很好……”

鄧小平晚年在回答晚輩的好奇時,還是那句話:「那是少有的漂亮!」在白色恐怖的日子裡,他倆共建了一個純潔、美好的小家庭。當時,鄧小平和周恩來夫婦在一個黨小組,小組成員平均年齡24歲。可以想像,這是一個成熟、堅定而又活躍的黨小組。

鄧小平的第二任妻子金維映

沒有人聽見這小兩口發生過口角,在人們的記憶里,見到的只是他倆像兩隻快樂的小鳥,進進出出、飛來飛去……

他倆在春天結為夫妻,很快便有了愛情的果實。但誰也沒有料到,1930年1月,張錫媛在生下孩子後得了產褥熱,由於當時醫療條件有限,她就在丈夫懷中死去,只留下那張20歲時的照片,在所有後來人的心中,保持著那份永遠的美麗。

如今,那張照片端端正正地鑲嵌在上海龍華公墓張錫媛烈士墓上。她的美在新世紀的春天仍然綻放。作為一個信徒、戰士和嬌妻,也讓鄧小平在他們分別後的歲月多了一份美好的回憶。

張錫媛是鄧小平的第一位夫人。張錫媛很美,但她與鄧小平在一起時更美。

有一個戰士名叫阿金

阿金的名字叫金維映,原名金愛卿,浙江岱山人。她與鄧小平同歲。黨內許多老人稱阿金,大約是沿用上海人的稱謂,聽起來非常優美。

1931年7月,白色恐怖瀰漫著東方這塊古老的大地,中國革命在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影響下陷於低潮。當時,在上海的中央機關遭到破壞。那也是鄧小平政治生涯中一個很困難的時期,不久他被批准到江西中央蘇區去。

鄧小平到蘇區,結伴而行的正是阿金。許多人在回憶中稱二人「一路同行」,但從當時革命秘密工作的習慣來看,也許是一次“假伴而行”。

同鄧小平革命經歷有所不同,阿金在16歲那年就曾在縣女子中學參加聲援北京五四運動的宣傳,畢業之後成為一名教師。大革命失敗前夕,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事工運,成為舟山總工會的執行委員。

阿金的美麗在春天中散發著一股劍氣,風風火火,活脫靈鮮。她有當教師時練就的伶俐口齒,有做工人運動時鍛煉的鼓動能力,還有叛逆世俗的革命激情,所以見到她的人常常會被她感染。她與鄧小平在年齡、性格上也有幾分相似,走到哪裏都笑臉可人。

他倆一同排除難險趕往蘇區。旅途中,鄧小平講述了自己的革命經歷,阿金也介紹了自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被捕入獄,最後被同志營救,再到上海全國總工會秘密從事工人運動,直至擔任江蘇婦女運動會書記、上海紡織業工會中共黨團書記等傳奇經歷。

革命把一對青年變成鬥士,鬥士在相知中又喚起男女的情愫。他們在蘇區結成了一對革命夫妻。

今天,仍然沒有多少有關這場婚禮的回憶,這反映了兩個革命者的成熟和戰爭的匆忙。但在起初的日子,他倆像滿懷深情的男女青年一樣,閑暇時的談話依然給蘇區倥傯歲月帶來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在蘇區,鄧小平擔任會昌中心縣委書記,阿金先後任於都和勝利縣委書記。兩人相隔很遠,因此不斷有鴻雁傳書,遇到開會和辦事時他倆聚在一起,總是在同志們的熱鬧中度過短暫時光。

然而,人有情但天卻無情。一場「左」傾路線鬥爭給這對革命夫妻帶來了最終分離的遺憾。

鄧小平、卓琳在太行山

是在中央蘇區「左」傾路線鬥爭時期,執行毛澤東正確路線的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等人受到撤職和黨內處分。這是鄧小平三落三起政治生涯中的第一“落”。他沒料到,這也是他感情上的又一次跌入谷底。在遭受批判後,他和阿金同志式地分手……

阿金同鄧小平分離後,曾擔任過中央組織部的科長,次年又擔任了中央武裝動員部副部長。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她依然是一個堅強的戰士和革命領導幹部。

在紅軍長征中,阿金被調到休養連擔任黨支部書記。同許多年弱多病的老戰士一樣,她走過了雪山、草地和無人區。在延安,她又回到中央組織部。抗日軍政大學成立後,她入校學習,並擔任女生區隊長、陝北公學生活指導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儘管她堅強地戰勝了一切困難,但她的身體在戰爭年代受到損傷。1938年,組織上安排她去蘇聯治病,不料卻趕上蘇德戰爭爆發,因為沒有得到很好的治療,不幸在戰亂中死去,時年37歲……

鄧小平得知阿金去世的消息時已另有家室,聽說阿金走了,他好像沒有留下什麼話語。這大概就是那種無言的結局。

半個世紀的「拐杖」是卓琳

卓琳出身名門。卓琳本姓浦,雲南宣威人。父親是名實業家,曾是追隨孫中山革命的北伐軍少將。卓琳從小耳濡目染父輩的革命精神,十幾歲就離家追求新的生活。

大約就在鄧小平與阿金結伴趕往蘇區期間,雲南省參加全國運動會的代表團正趕往北平。在這個代表團中,有一個年約15歲的大眼睛女孩,個頭不高,但結實利索,臉上兩個酒窩,非常惹人喜愛。她就是代表團中的省短跑名將浦瓊英,也就是後來的卓琳。

在卓琳同隊友們趕往北平途中,「九一八」事變爆發了,代表團只好折返。但如初生牛犢般的卓琳卻隻身闖到北平,她要到抗日救亡最前哨去經世面、見風雨。在北平,她一邊學習,一邊參加抗日救亡進步活動。然而,1937年的七七事變打翻了她的書桌,她同兩個姐姐來到延安,並在這裏結識了鄧小平。

「他從前方回來,經常到公安部里來玩,有時我們也到他們駐地去玩。他大概那個時候對我有意了,但我不知道,他就找跟我一塊到延安的女朋友跟我談,說他想跟我結婚……後來,他兩次主動找上門。聽他講完有關情況和理想後,覺得他也是個知識分子。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結婚……」多年後,卓琳平實而又深情的回憶,記述了戰爭歲月那段浪漫的愛情。

1939年9月的一天傍晚,延安楊家嶺燈火通明。在毛澤東的窯洞前,幾位中央領導人為兩對新婚夫婦慶賀婚禮,其中一對就是鄧小平和卓琳。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生活追求洋溢在他們的笑靨里,鄧小平以延河水當酒,陶醉如斯。

鄧小平和卓琳

據許多老人回憶,鄧小平是在鄧發的帶領下通過「找對象」的形式,找到當時學習優秀、品貌雙全、熱情向上的卓琳的。他們的愛情,是一次自由戀愛的過程和結果。

那一年,鄧小平35歲,卓琳才23歲。婚禮後不久,卓琳就隨鄧小平趕赴抗日前線。從此,卓琳便成為鄧小平的助手跟著南北征戰。他們生育有兩男三女。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鄧小平都重新獲得了一份真愛。卓琳是一個戰士,更是一位賢妻良母。不管是戰爭年代還是後來進入和平年代,她同許多嫁給領導人的妻子一樣,承擔了更大的責任,付出了許多犧牲。「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風頭!」這是鄧小平對妻子的要求,同時也是卓琳一生的準則。

當年北大物理系的大眼睛姑娘,幾乎讓所有的子女迷上了物理學。除了培養孩子的學習興趣,她還教他們做人的道理,包括樹立自信、自強、開朗、樸素的品行。

作為鄧小平的夫人,她盡到了相夫教子的本分,同時付出了讓人難以想像的犧牲。鄧小平一生三落三起,有兩落兩起由她相伴。在「文革」開始後不久,鄧小平被打倒,成為“中國第二大走資派”。很快,鄧小平和卓琳被軟禁起來。中央成立了鄧小平專案組,卓琳的問題也併入鄧案。在經過無休止的批鬥之後,她被懲罰打掃衛生。

每天,院子裏先是她一人操著掃把「嘩嘩」的掃地聲,很快,就有了第二把掃把掀起的掃地聲。那是她與鄧小平的深情合奏。她陪鄧小平受苦,而鄧小平則替她分擔勞動。兩年中,不管颳風下雨,無論天熱地寒,院子裏兩把掃把訴說著一對革命夫妻恩愛攜手的患難故事。

鄧小平失去工作很難過,而卓琳還要經歷與孩子們分離的痛苦。鄧小平抽煙,她也學著抽。一天,鄧小平見她狠勁地抽煙,便說:「現在你煙癮比我還大了,將來怎麼辦?」

「等哪一天他們還你清白,讓我和孩子在一起了,我就戒!」

1969年底,鄧小平被疏散到江西。卓琳和鄧小平的繼母同他一起南行。一到目的地,她和繼母就開始忙前忙後,收拾屋子,規劃養雞種菜以改善生活,不斷寫信與孩子們聯繫。在勞動時,她還不時哼起一兩句延安大生產時期的歌,給鄧小平壓抑的生活平添了幾分快樂。

很快,卓琳又陪伴鄧小平沿著那條已成為歷史印記的「小平小道」到工廠去勞動。起初,大家與鄧小平不敢接觸,是她用真誠在鄧小平與群眾之間架起了一座溝通的橋樑,並幫助鄧小平在流放歲月找到了快樂的陽光……

「林彪事件」後,鄧小平一度被起用。在離開江西回京的火車上,鄧小平發現她鬢角上平添了絲絲白髮,不禁凝視許久。而卓琳只有一句話:“應當高興,總算過來啦!我們勝利啦!”

同中國所有善良的女性一樣,她在夫唱婦隨中感受著生命的光彩。鄧小平二度出山後,她又負起了助手、管家和母親的角色。

可惜,這段時光太短暫。由於鄧小平試圖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並與禍國殃民的「四人幫」展開鬥爭,一場暴風雨又降臨到鄧家。

「天安門事件」後,鄧小平和卓琳被秘密監護起來。在這血雨腥風的時刻,是她陪鄧小平靠打撲克牌度過了黎明前的黑暗……

建國後的鄧小平兩落兩起,被外國評論家稱為創造奇蹟的政治家,而又有誰知道,與鄧小平一起創造奇蹟的還有她!她默默地站在鄧小平的身後,為了鄧小平、為了鄧家,也為了國家,苦也罷甜也罷,好也罷壞也罷,升也罷降也罷,她心中只有一個頂天立地的他!

鄧林

當她少女的青絲變成了白髮,體育健將的身體也在折磨和勞累中染上了多種疾病。在當年的鴻鵠之志化為了具體的生活和工作之時,1997年2月,鄧小平走了,只留下孤獨的她。

鄧小平的遺體起靈前夕,靈堂里只有伴隨他一生的老警衛員和卓琳。卓琳讓老警衛員再為他站好最後一班崗時,老警衛員潸然淚下:「我何止是想站最後這一崗啊,我陪他一塊去也行啊!」警衛員老淚縱橫,她也淚如雨下。這話又何嘗不是她要說的?!

鄧小平身邊織毛衣的女兒鄧林

鄧小平與卓琳生育有五個孩子,若算上他與先妻張錫媛夭折的孩子,他一生有六個子女。

在五個孩子中,鄧朴方、鄧質方是男孩。三個女孩,鄧林是畫家,鄧楠是國家公務員,鄧榕是作家和社會活動家。在鄧小平的三個女兒中,露面最少,也最不為外人所知的是畫家鄧林。

留一頭短髮,戴一副眼鏡,卻又有幾分憐弱和雅氣,說話時細聲細語的鄧林,顯露出女孩子的幾分內秀。在鄧小平的幾個子女中,她和鄧質方都屬於語言較少的孩子。

「在醫院看護鄧小平時,她織毛衣,鄧小平看書,都不善交談。」醫生們有這樣的印象。

不善言詞,並不等於沒有思想和見地。鄧林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她用畫筆說話。據畫界人士介紹,她熟諳中西美學,視角獨特,自成一體。前些年在國內外舉辦畫展,均獲得了社會和業內很高的評價。

在鄧小平的孩子中,鄧林幼時吃苦最多。她出生在戰爭年代,又是在抗戰最艱苦的時期出生的。

那是1941年,是華北抗日戰爭最嚴酷的一年。9月,鄧林在赤岸出生。卓琳生她時,正在轉戰途中,沒辦法帶在身邊,便在女兒出生的第七天,忍痛將這第一個孩子放在一個老鄉家中去哺養。

放下孩子,卓琳頭也沒回就隨部隊轉移了。1943年,鄧小平回延安時,卓琳去接孩子,孩子餓得皮包骨,連趕蒼蠅的力氣都沒有。更讓卓琳難過的是,女兒不認她這個親媽,只是一步一回頭地望著鄉下的那個乾媽哭。

鄧林進了延安保育院,仍然沒法同忙碌的父母一起生活。她認獨臂將軍蔡樹藩和陳書蓮為乾爸、乾媽。在鄧林的早期生活中,有一大堆乾爸、乾媽。她在馬背上長大,是「公家」的孩子。

據鄧家子女回憶,在內戰前夕,鄧小平從晉冀魯豫軍區機關到武安後,鄧林才和一個胖弟弟以及一個叫楠楠的妹妹被父母接到身邊。在這期間,他們偶爾可以受到父親的直接影響和母親的親自教育。

鄧林的記事大概是從邯鄲開始的。那時,部隊首長每家都有一大堆孩子,鄧林同在晉冀魯豫中央局組織部工作的母親一起,第一次到了共產黨人打下的大城市,見了什麼都新鮮。當別的孩子守著抽水馬桶嬉戲時,她卻在一戶人家的一幅巨大的油畫前站了半小時。母親說:這孩子喜歡畫,將來當畫家就好了。

鄧林

開始,她並沒有去學繪畫。戰爭成了她的幼兒園。除此之外,她還是媽媽的助手,幫助照顧弟妹。遇到隨軍行動時,她早上醒來要給弟妹穿衣喂飯,然後同媽媽一起照顧弟妹上路。這樣,從邯鄲、鄭州、南京、上海,再到北京,她也在流動的歲月里長大成人。

和平歲月,鄧小平到北京成為中央領導集體中的一個重要成員,孩子們也跟著相聚在北京。鄧林先是在安靜的環境中接受了基礎教育。接著,在上大學時,她兒時的心愿實現了。鄧林自己選擇了中央美術學院,就是從這裏起步,開始了她的畫家生涯。

尋夢的季節美麗多姿,當祖國的山川大海映入鄧林眼帘的時候,她有說不出的激動和喜悅。在學習期間,她把自己融入美麗的海洋,並用畫筆調出快樂的時光……

「文革」開始後不久,她便隨著父親的下台被趕出北京到宣化去勞動。在那陌生而又熟悉的村莊,她同一起去的知青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而她比別人要承載更多,因她是“大走資派”的子女,屬於“黑五類”。

好在鄧林具有與生俱來的善良和忍耐力,這些為她艱苦的歲月穿上了一層保護衣。教育者看她老實、有文化,而且來自於中央美院,就時常發揮其特長,讓她在院落的圍牆上寫標語。於是,她的筆下留下一道道「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的印記。

回憶起畫家的手和筆在那屈辱歲月被扭曲的往事,鄧林似乎沒多少埋怨,而她感到不公的是父親的政治待遇。特別是她在農村見識了善良農民的生活艱辛之後,更不明白一生致力於富民強國政治理想的父親,為何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後來的歲月,整個鄧家也是隨著鄧小平的起落,時而暗淡時而光明。好在自父親從江西回京之後,她也回到了北京。在同父親依偎的溫暖日子,她又撿起了畫筆。在經歷風雨之後,她遇到了自己的生命相知,並結為連理,為人妻為人母。

愛女、藝術家、母親,成為鄧林的整個人生。在父親鄧小平真正重返政治舞台後,終於庇護她有了一個寧靜的天地和光彩的畫室,她的畫筆從此再沒有停息。

鄧林今年66歲,她一直在構思一幅畫。她要畫一個人,一個影響了她一輩子的男人,一個放大成屬於民族又屬於鄧家的光榮人物――那就是她的父親鄧小平!

鄧楠

總設計師家庭里的「大總管」鄧楠

有一年,周恩來到鄧家,鄧小平的孩子圍上來與總理見面。卓琳介紹到二女兒鄧楠時告訴總理:這是我們家的大管家!

於是,就有了總理說的一段話:我是國家的大管家,你是你們家的大管家,希望你將來也能管理國家!這話不知真假,但老一輩人的期望肯定是有的。許多年後,鄧楠沒有辜負周伯伯的期望,擔任了科技部副部長,參與管理國家的科技工作。

據許多熟悉鄧家情況的老人講,鄧楠作為鄧家大管家的話曾被鄧小平認可。鄧小平在301醫院住院時,卓琳向醫生介紹鄧楠是鄧家大管家時,鄧小平笑而不語。那是一種默認和讚許。

鄧楠比大姐鄧林小4歲,比妹妹鄧榕大5歲,從小聰慧靈巧,甜甜的笑臉非常惹人喜愛。她出生之時,儘管條件依然艱苦,但比姐姐要好一些。那時,父親在外征戰,母親已在地方中央局機關工作,她就隨著一群大孩子上學、玩耍。在她女孩子嬌柔的性格中,還有幾分男孩子的堅毅,年齡雖小,主意卻很多,從小有當「娃娃頭」的經歷。

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她的聰明。別人玩時她玩,別人學習時她學,結果考試時,她總比別人成績好。見這個女兒天資聰穎,卓琳從小就培養她對物理學的興趣,給她確定的目標就是北大和清華,結果她後來果不負期望。

在鄧家的三個女兒中,鄧楠從小受到父母的厚愛和重視,到「文革」運動發起時,她已是家中的一個“小政治家”。

「文革」剛開始時,北京各院校各派系爭論不休。一天,鄧楠所在學校與妹妹鄧榕所在學校的學生碰到一起,結果在會上姐妹倆形成了對立。很快,鄧榕就接到媽媽的電話,讓她不要同姐姐爭論。

無疑,鄧楠是正確的,而這種正確,來自於她經常與父母交流和受父母影響作出的正確判斷。這種正確判斷,使她在姐妹中有一定的權威性。

那時,鄧林沉湎於她的七彩世界,鄧榕年齡尚小,而家中男孩子在外面闖蕩,鄧楠便自然成為家中一位舉足輕重的成員。

「文革」開始後,鄧小平的地位岌岌可危,家中知道較早的成員就有鄧楠。那幾天,中央開會批判鄧小平,鄧楠每天從學校回來,同媽媽鑽到一個被窩裏,用被子蓋著頭,一談就是半夜。卓琳告訴她許多不祥的徵兆,並向她傳授在危急時刻的處置“機密”。在後來鄧小平兩次受難、與家中斷絕聯繫時,鄧楠成為家中的關鍵人物。尤其是在鄧小平遭到軟禁,母親也不能同子女們聯繫時,鄧楠便顯露出“總管家”的能力和權威。

她同奶奶一起負擔起了家庭的重任:將家中剩餘的資金作出安排,先是計算出每天的生活費,然後留下一點積蓄,以備急用。中南海里不能住以後,鄧楠便同姐妹一起同中辦人員爭吵,最後在宣武門方壺齋衚衕爭取到兩間房子,終於使年邁的奶奶和兄弟姐妹得到庇護。

鄧楠

從那時起,她帶領一家過起了普通人的生活:到院裏打水,上公共廁所,拿著糧票到糧店買米、買面,到工廠買煤;逢年過節時,還去排隊買黃花菜、木耳和大料……

想父母的日子,全家都很鬱悶。鄧楠有辦法,她就去中辦要錢,拿到錢,就說父母的工資不準確,大吵大鬧,說要見到爸媽的紙條。工作人員奈何不過,只好叫卓琳寫個字條。她拿著字條回到家中,全家又會像過節一般快樂……

後來,鄧小平下放江西,子女下鄉接受再教育,大家天各一方。鄧楠寫信是最勤的。她總是履行總管的職責,收集兄弟姐妹的情況,向父母報平安;或者催促兄弟姐妹給父母寫信。不管父母能否收到,她在信中總有一句話:給爸媽寫信了嗎?

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鄧楠已非常明白事理和自己肩上的責任了。鄧小平再度被軟禁,全家又將被掃地出門時,她就組織全家同來抄家的人進行鬥爭,保住了住處。同時,她還給臨別的父親以女兒的細心,親手往父親口袋裏裝進一副撲克牌,以伴隨父親戰勝寂寞歲月。鄧小平於20世紀70年代末第三度復出之時,鄧楠已成為一個成熟的國家幹部、黨內同志,同時又是一位優秀的女兒、妻子及母親。看著鄧楠的成長,父母特別高興:“大管家”確實長大成才了……

鄧楠工作後同樣令父母非常自豪。她在工作崗位上勤勤懇懇,雷厲風行,幾乎沒人看出她是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子女。她給自己做了一個規定:儘可能地早上班、晚下班,有病也堅持在工作崗位上。遇到困難時,她總能出主意、想辦法。她辦法多,當一般辦事員時,她是領導最省心的幹部;當領導後,她分管的領域又是上級領導最省心的部門。

隨著女兒職務的升遷,鄧小平當然高興,但同時又要防止女兒出現驕傲自滿情緒,並擔心是否有什麼不正常情況引來群眾意見。女兒每一次出國、調離或職務變更,鄧小平總要仔細過問:「這次出國有幾個人啊?什麼事啊?你為什麼去啊?」“工作得很好,為什麼要變化?你做新的工作有什麼長處啊?”“聽說又進步了?徵求群眾意見沒有?你能勝任嗎?不能翹尾巴喲!”

鄧小平沒有思考因為家庭、政治和歷史磨難帶給孩子們的耽誤,但必須要孩子自立自強。當看到鄧楠靠自己的能力不斷成長時,他高興;當鄧楠給他盛上一大碗飯時,他總是有滋有味地吃完……

鄧楠在父親晚年時擔任國家科技部副部長,她非常喜歡這個崗位和這份職責,她很自豪。父親有一個科學的論斷:「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她的工作就是把父親的願望去努力實現!

「最漂亮的女兒」鄧榕

在鄧小平的女兒中,知名度最高的是鄧榕,筆名蕭榕。毛毛是她的小名。用四川話講,她是鄧小平的么女兒!

毛毛知名度高,不是因為官位高,也不是因她常陪老爺子在外面行走,主要原因是她是父親的「史官」,曾寫了《我的父親鄧小平(上卷)》和《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兩部書。大家讀了她的書,被她深厚的感情和細膩的文筆所打動,所以知道鄧小平有這麼一個寶貝女兒。

筆者一直叫她毛毛大姐。這個大姐生性快人快語,利利索索,感情豐富,待人真誠。許多人說她辦事像父親,筆者倒覺得她更像「川妹子」:漂亮、乾脆、深情、善良。

鄧小平剛去世那年,她給筆者一位同仁打電話說要寫點東西。這位同仁不知她是鄧小平三個女兒中的哪一個,她在電話上很乾脆地說:最漂亮的那一個。同仁與筆者去和她見面時,她從口音聽出筆者籍貫,說:你與我老公是同鄉。分別時,她知道筆者回去的方向時,又說:你與我公公住得很近。機敏,誠實,不擺架子,很自然,也很親近。

鄧榕

她與兩個姐姐不一樣,她們出生在建國之前,而她則是建國之後第一年出生的。無拘無束,少年沒經過多少苦難,加上天性活潑,她的思想在家中總是顯得很前衛,心態比實際年齡要年輕。筆者到香港為其《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籌備發行時,還有男士打聽:鄧小平小女兒婚否?而此時,筆者知道毛毛大姐已是近五旬的年齡。

據醫生講,毛毛到醫院看望鄧小平時,病房最不安靜。由此,醫生隔老遠就能作出判斷今天鄧家是誰值班:大女兒來了之後靜悄無聲,二女兒來了之後有動有靜,小女兒來了之後不大安靜;若三個女兒一齊來了,就難安靜。由此,可見鄧小平的確很幸福:三個女兒,給了他三個世界!

可以想像,毛毛是父親是喜歡的一個女兒。鄧小平晚年外出,她總是身邊最近的一個。她會應酬、懂醫、能聽懂老爺子帶方言的普通話,更關鍵的是,她總是能讓老爺子高興!

外界傳說毛毛是學文出身,讀的是北師大。其實,她上的是北京醫科大學,學醫。外界傳說她從小在國外留學,這有點離譜。要是鄧小平有個女兒在國外,那麼「文革」中他會罪加一等。她小時候並不在國外,而是到了陝北插隊,在廣闊天地里“留學”了3年,補了哥哥、姐姐曾經艱苦經歷的一課。

毛毛上大學時喜歡外語,在農村插隊時也堅持自學。工作之後,到了外交部,並在中國駐美國大使館當過三等秘書。回國後,她擔任過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副主任、中國國際友好協會副會長等職。用她的話說:她的官好當,都是副的。這位大姐的話總有些調皮,但她在工作中從不開玩笑,所以上面的正職都非常滿意,群眾也很支持。

儘管毛毛的仕途前景不錯,但她並沒選擇從政。她曾說:我們家出了「兩個主席、兩個部長」,我就不湊熱鬧了,我喜歡做實在事。她所說的“兩位主席”,是指父親曾任過軍委主席,哥哥鄧朴方任殘聯主席;“兩位部長”,是指姐姐鄧楠任科技部副部長,姑姑鄧先群任解放軍總政治部群工部部長。“都是做革命實際工作的。”毛毛大姐說話很詼諧。

筆者與毛毛大姐有過簡單的交談,從而知道她對人生感到滿意。儘管她在「文革」中同許多幹部子女一樣受了許多苦,但她不埋怨。她不僅在艱苦歲月里學到了書本上學不到的東西,而且結識了賀平,一個英俊、寬厚、勤奮的男人。

說起丈夫賀平,大姐的話滔滔不絕。那是在她下鄉時,一天,一位好友給她介紹了一個老紅軍家的男孩,兩人靠通信確立了戀愛關係。後來,她將他帶到江西,經過父親親自「考婿」,二人結為連理。再後來,賀平成為鄧家的半個兒子,一直照顧到老人家乘鶴西去。

毛毛大姐始終對父親敬佩不已。於是,在進入不惑之年後,她將少女的寫作情愫翻了出來,決定寫書,寫關於父親的書。於是,她用最深情的筆調寫下了幾個字:我的父親鄧小平!

父親知道這個女兒總有一些奇特的想法,因此總是支持她去做。

這樣,她花了很長時間和許多經歷去訪問知情者,然後就某些重大問題向父親核證。再後,她幾乎不停筆地寫了父親的早年、父親的革命和父親參與建政。除此之外,還有父親的語言與個性、父親的領袖與戰友,以及父親的家事與前妻。她冒著寒暑很快寫了出來,此書很快成為一本風靡世界的暢銷書。

筆者結識毛毛大姐是在鄧小平辭世之後。那時,影響她大半個天空的父親走了,她有些孤獨。與此同時,她的專著上半部上市後的餘溫尚存,知道她想繼續寫父親,於是我們便開始了合作。

寫作的過程是艱難的,縱使女兒的感情讓她不能自已,可是父親的思想過程、險象環生的戰爭經歷和重大事件的歷史背景,都需要她去採訪驗證、思考分析和賦予優美的文字。此時她是女兒,但還有更多的工作,以及作為妻子及母親的責任。但她如同把自己綁在戰車上一般,幾乎通宵達旦地工作,她為此感到快樂……

快到文稿殺青時,她約同仁和筆者小聚。說起辛勞,她高興地說:瘦了。假若誰要減肥,那就叫他寫作!

鄧小平百年誕辰的時候,這位快樂的女兒更忙碌了。她要懷念如同還活著的、生活中最重要的父親,守望和照顧自己的丈夫,還要陪伴自己的女兒。更重要的是,她還有更多的事業。她永遠在快樂中生活!

1921年在法國勤工儉學時期的鄧小平

只有姓氏沒有名字的生母

鄧小平很少提到自己的親人,包括他的母親。

鄧小平生前是一個精言慎語之人。精言,他話不多,卻恰到好處,少而精,都很管用;慎語,不說私語、不說閑話、不講不負責任的話。筆者認識他當年的兩位作戰處長,講起鄧小平,都是一個感受:有啥說啥,不講廢話;不想不說,不說但想。知道這一點,再讀《鄧小平文選》,可以理解到更深一層的含義。

鄧小平生前說話不論是多是少,卻很少說自己的家庭生活。毛澤東還講述過母親信佛,而鄧小平對外似乎從沒談過母親的點滴。據鄧家老人們回憶,鄧小平母親姓淡,但查找許多材料,仍然不知她的姓名。

淡家亦是廣安縣望溪鄉的一支望族。在淡家女兒成為鄧小平母親之前,淡家比鄧家家業大得多。家大業大是顯貴的標誌,同時也是受教育的條件,估計淡氏家教不會差。

鄧文明老爺與淡氏早年成婚,時鄧老爺才15歲。

說起鄧老爺,他在廣安也是不凡。早先祖上曾出過翰林,但到鄧老爺時,已房無幾間,地無幾畝,而且是三代單傳。好在鄧老爺省吃儉用,幾個姐妹也勤奮,使鄧家在當地也算是一個小地主家庭。這樣,淡姑娘由人做媒嫁給鄧家,勉強算是門當戶對。

淡氏年長鄧老爺兩歲,十分能幹,知情懂理;更為重要的是,她身體健康,這能給鄧家帶來繁榮。

鄧老爺在娶淡氏之前,曾娶妻張氏。張氏嫁到鄧家時,鄧老爺才13歲,但不到兩年,張氏去世,沒有兒女。淡氏婚後一年,就生了一個女兒。兩年後,為鄧家生得一子,就是鄧小平了。在鄧小平之後,母親又給他帶來弟弟鄧墾和鄧蜀平。

1904年8月22日,鄧小平就在鄧家的期盼中來到這個世界上。可以想像,作為鄧家單傳幾代後的第一個兒子,鄧小平是在百般呵護中度過他的幼年的。

5歲那年,父母將他送去讀私塾,學名鄧希賢。但鄧小平只讀了一年私塾,就到鄉上初小念書。11歲的時候,鄧小平考入廣安縣高小,14歲時就到重慶讀「勤工儉學留法預備學校」了。

在鄧家,鄧小平的母親的確是一個非常能幹的人。特別是她為鄧家養育了幾個男孩,因而受到鄉人尊敬,在全村有很高的威望。

淡氏品行很好,從不埋怨什麼人,也不打罵孩子,遇到什麼事總是講道理,街坊鄰居發生什麼糾紛,都請她斷家務。過去講「清官難斷家務事」,但這位淡氏斷定的家務事卻經常受到大家的稱道……

淡氏以賢妻良母的形象留在鄧小平的記憶中。那些年,鄧小平的父親鄧老爺熱心社會活動,曾在「袍哥」中當“三爺”,也就是在組織中處理日常事務,後來升為“掌旗大爺”。到了民國時期,鄧老爺曾擔任過廣安縣警衛總辦,又稱團練局長,成為公家的人,整天在外忙碌。所以,料理鄧小平生活、負責鄧小平教育的主要是母親。母親是他的第一個老師,他在母親身上學到了勤奮、正直和向上的生活態度。

據鄧家後代們講,淡氏最疼愛的是鄧小平。後來鄧小平到法國勤工儉學,一去不復返,有時音訊全無,使她十分挂念。每逢春節團圓之時,飯菜端上桌時,她已淚流滿面。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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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晚年,張玉鳳一直伴其左右

1970年,我來到毛主席身邊工作時,他老人家已是七十七歲高齡了。從1970年到1976年,我在毛主席身邊工作過六年。當然,在這之前,與毛主席也有接觸。我曾在毛主席乘坐的專列上工作,多次見過他。後來,毛主席身邊工作人員不夠,就把我調去了。

患了老年性白內障

毛主席晚年身體不好,他的腿走路很困難。1971年去參加陳毅的追悼會,上汽車時,毛主席幾次想踏著車門台階上去,但就是上不去。

後來還是我扶他上了汽車。他的腿困難到這種程度,令人驚訝。

後來,他的兩隻眼睛程度不同地得了老年性白內障。醫生說,只有等到白內障長成熟的時候,才能動手術。在他雙眼看不見外界期間,給他請來了北京大學中文系的老師蘆荻來幫忙。蘆荻在毛主席身邊呆了七八個月,等毛主席眼睛恢復光明後,蘆荻就回到人民大學工作了。毛主席要看古典文學作品和其它古文書籍時,由蘆荻念給他聽。現代文和一些文件,由我為主席讀。在一年多的時間裡,毛主席就是這樣來讀書和辦公的。

1975年7月的一天,給毛主席做了白內障手術。那天天氣很好,毛主席也難得睡了個好覺,一共睡了六個小時。下午四點鐘他醒來時,我問主席,「你今天休息得怎麼樣?」主席說,“我休息得很好,睡了一大覺。”我接著說,“主席,既然您休息得很好,今天我們就把那件大事辦了吧。”主席問,“什麼事呀?”我說,“不是動白內障手術的事嗎?你不是已經答應過的嗎?”那段時間,只說要做個手術,但沒確定哪一天做。我想,這天是個很好的時機,就動員主席做。參加值班的唐由之大夫也說,根據主席近幾天的身體狀況,可以實施手術。主席點頭表示同意,並說“做!”於是,醫生為主席量了血壓,聽了心臟,又測了脈搏,一切正常。就在游泳池的一間休息廳里進行了嚴格的消毒,做好了動手術的準備。(毛主席五六十年代住在中南海里的豐澤園,1966年9月由於豐澤園舊居需要維修,而搬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居住在那裏的一間休息廳內,裏面放著一張床,兩個沙發,還有幾個擺滿了書的書架,擠得滿滿的。誰也沒有想到,他這一住就是十年。)

眼睛復明激動得流了淚

當時,有一個為毛主席治療的醫療小組,負責人有周恩來、鄧小平、汪東興和王洪文。

張玉鳳全家福

手術由廣安門中醫研究院和同仁醫院的醫生參加,由唐由之大夫主刀。當時大家都擔心手術有沒有把握。事後,我也問過唐醫生有多大把握,他說他有百分之九十五點多的把握。白內障手術實際上也不算什麼大手術,赤腳醫生就在農村的田間地頭做過多少次。但現在是為毛主席做,就感到特別緊張和擔心。我看到過有的護士在給毛主席打針時,手都直發抖,一連幾次就是打不進去。在這種情況下,主席總是跟護士談點別的事情,以消除她們的緊張情緒。等到手術準備工作做好後,毛主席也沒有馬上做。毛主席對做手術心裏也很不安。他一生從未做過手術,一旦這次手術不成功,那還不如不做的好,雖然眼睛看不見東西,但別人看不出他的眼睛有什麼毛病。他還想到,還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丟下這個世界他放心不下。因此,他讓我放了一段崑曲演員蔡瑤詵唱的岳飛《滿江紅》的錄音。——「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陳詞慷慨激昂,曲調催人奮進。毛主席就是在這樣的氣氛下,踩著崑曲的節拍走上手術台的。醫生首先在他眼睛周圍打了一針麻醉藥。這個部位很敏感,也非常的疼。但第一針扎過後麻醉藥不管用,主席說他眼睛還有感覺。於是又打了第二針麻醉藥,他的眼睛才失去了感覺。這時,我就關掉了錄放機。手術時間不長,前後十五分鐘,實際動手術時間只有八分鐘。手術過後,周總理、鄧小平、汪東興、王洪文他們怕影響剛做完手術的主席,沒有跟主席打招呼就走了。臨走時,周總理對我說,毛主席的手術做得很成功,讓我轉告毛主席。我這樣做了,並特意告訴毛主席說總理也是剛從醫院裡來的。主席聽後就說:“謝謝他。”手術後,毛主席的情緒很穩定。一個星期後,醫生給毛主席眼睛上的繃帶拆了。毛主席的左眼終於能重新看到了他所熟悉的房間,看到了他所熟悉的身邊工作人員的面孔,並一一叫出了我們的名字。這時,毛主席激動得流了淚,因為他一年多沒有看到這個世界了。醫生做手術時,只做了白內障長成熟的左眼,也沒有切除白內障,而只是把白內障壓到白眼球下面去了。我問為什麼不切除?唐醫生說,切除的手術比較複雜,尤其對高齡老人不適宜,而把它壓到白眼球下面也可以保證七八年的視力。毛主席左眼的視力剛恢復時,醫生說每天只能看十五分鐘的書。一開始,毛主席還能做到這一點,但很快他就不幹了。看書是他一生最大的愛好。因此,他又開始夜以繼日地讀書、看報、批閱文件了。

全身是病睡眠不好

毛主席以前很注意鍛煉身體,但晚年全身都是病時,他就沒法鍛煉了。只在累了的時候,把頭來回扭一扭,活動一下脖頸。兩臂舒展一下,練習「左右開弓」。他有心臟病、支氣管炎、腿浮腫,等等。支氣管炎主要與吸煙有關,後來在晚年大家動員他把煙戒了。他看書不再是伏案工作,而是散漫地躺在床上,靠在一個很高的枕頭上。毛主席從來不喜歡戴眼鏡,他看書總是用一個放大鏡看。長時間手裏拿著放大鏡是很累人的,後來我們給他換了一個輕一點的放大鏡。但手術後我們為他準備了三副眼鏡。考慮到他在床上看書的習慣,一會兒左躺,一會兒右側,手術後,在醫生的建議下,我們就給他做了特殊的眼鏡,一副是沒有左腿的眼鏡,一副是沒有右腿的眼鏡,還有一副是供他坐在椅子上和沙發上看書時用的平常的眼鏡。我們就不停地給主席換眼鏡。當他左躺時,就給他戴沒有左腿的眼鏡,右側時就給他戴沒有右腿的眼鏡。老年人本來睡得就少,而像毛主席這樣長期從事高強度腦力勞動的人睡眠就更少,他經常在服過安眠藥後仍長時間地不能入睡。在他身邊工作過的人都有體會,對於他老人家來說,睡眠的確是一個大問題。

毛主席雖然身體不好,但他不隱瞞,他對自己的健康狀況很坦然。在接待外賓時,他坦率地給他們講自己身體不太好。

由於翻譯聽不清主席的話,我每次都參加主席與外賓的談話。我和翻譯坐在沙發的背後。毛主席在談話中,總是引經據典,妙趣橫生,瀟洒自如。1972年尼克遜、基辛格來時,主席對他們說,自己的身體不好。尼克遜不相信地說,你看上去很好。毛主席說,外表是騙人的,不要為假象所迷惑,我剛剛才從一場大病中恢復過來。1976年春,毛主席會見巴基斯坦總理布托,這是他最後一次會見外賓。布托和毛主席是老朋友,每次他們都談得很愉快,布托很喜歡和毛主席談。在主席與布托會談期間,我發現主席的額頭在冒汗,知道他身體不舒服了。他老人家生病從來不呻吟,並不像有人所說的那樣臉拉得老長,張著嘴流口水,他從來沒有這樣。他一直到去世都是一身乾乾淨淨的。因為主席身體不好,所以他和布托只談了三十分鐘就告辭了。

一字不漏背出《枯樹賦》

1976年6月1日,毛主席突然心肌梗塞,不省人事。當時中央根據醫療小組的診斷,第一次向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各大軍區的領導通報了主席的健康狀況,但保密等級仍受到十分嚴格的限制。我一直在想,在主席的健康狀況方面,要是早點,比如說這次就把主席的健康狀況公開告訴人民,也許人民對主席逝世就不會感到突然,就有更好的心理承受能力。幹嗎要嚴格保密呢?人最後都是要走的,這是自然規律。毛主席自己也是不隱瞞自己健康狀況的。這個問題,研究黨史的人可以研究一下。好在這次心肌梗塞在醫生的幫助下,主席很快就恢復過來了。雖然說這次恢復了,醫生說人要闖三關。已闖兩關了,下一關主席能闖過去嗎?主席恢復過來後,一天上午,他要我把《枯樹賦》找來給他看。他很喜歡詩賦。《枯樹賦》寫得很好,也很長。講的晉朝一個人,來到一棵大樹下,看到這棵大樹過去也有過生長繁盛的時期,而現在已經逐漸衰老了,使人在內心中油然產生出一種悲涼的感覺。毛主席看過後,對守在床邊的我說,你拿著書,看我能不能把它背出來。我看著《枯樹賦》,他老人家竟然能一字不漏地把它背出來。可見,他老人家頭腦並不糊塗。

唐山地震後搬進防震房

1976年7月28日,唐山發生了大地震。

地震波及北京。毛主席住在游泳池,那裏的房子不防震。地震時,我睡在附近的值班室里。突然聽到一聲震響,我匆忙地爬了起來,穿上外衣,向主席那裏走去。但由於房屋擺動得很厲害,我感覺走起路來都很費力,東倒西歪的,好像怎麼也走不出去,最後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走了出去。這時,看到汪東興他們也費力地向主席那裏走。來到主席那間屋裏,我看到主席不動聲色地平靜地躺在床上。偉人真不愧為偉人,遇到重大事情從不慌張,而是泰然處之。那次「九一三」林彪出逃時,他是這樣;這次地震時他依然是這樣。主席問汪東興出了什麼事,汪東興說,還不清楚,可能是發生了地震,待了解清楚後再向你彙報。當時,我們擔心屋頂上會有什麼東西摔下來打著主席,就急中生智地幾個人牽起一張床單,懸空擋在主席的床上面,以起到一種緩衝和掩護的作用。在當時那樣緊急的情況下,也只有採取這樣極其簡陋的防禦措施了。第二天,汪東興報告主席說,唐山發生了地震。為了毛主席的安全起見,中央政治局決定讓毛主席搬到防震的房子裏去住。主席說,既然政治局已做出了決定,我就搬過去吧。但等地震過後,我還要搬回來的。可是一直到去世,毛主席都一直住在防震的那間房子裏。由於主席心臟不好,在醫生的建議下,我們給主席找來了一副擔架。事先還由衛士們演練了一下,盡量做到讓主席安安穩穩地躺在擔架上。這樣,在戰爭年代就坐過擔架長征的毛主席,建國幾十年後又坐了一次擔架。在地震期間,毛主席很關心唐山、北京以及其它震區人民的情況,詢問損失的程度有多大,防震工作做得怎麼樣,反映了領袖與人民是心心相印的。

彌留之際關心國際問題

1976年9月6日,在毛主席彌留之際,他仍關心著國際問題。當時日本在搞選舉。毛主席想知道三木在選舉中的情況。他嘴角在動著,想要什麼東西,但護士們不知道他想要什麼。護士們就把我叫了去,主席發音太輕,很微弱,我也沒聽懂。這時,主席在他背後的床頭木板上敲了幾下,並伸出三個手指頭。我猜想主席是不是想說「三木」,就問他是不是要了解日本三木的情況,他點了點頭。我就把有關三木的情況簡報找來了給他。他老人家最後幾年從未中斷過看書讀報,直到去世前最後一次蘇醒過來後,還由身邊工作人員給他讀文件。9月9日凌晨0點10分,他老人家離開了這個世界,告別了他的祖國,永別了他的人民。他去得非常安詳,沒有一點痛苦的表現,就像永遠地睡著了一樣。沒給他做新衣服,還是那件洗乾淨了的穿過的中山裝。

毛主席不愛錢

我在毛主席身邊工作了六年,發現他老人家有一個特點,就是不愛錢。

他不是沒錢,僅《毛選》的稿費他就有百萬存款,就在中央辦公廳特別會計室里,必須有他的親筆信,才能取到錢。這些存款,在他去世後,都留給了國家和人民。他經常在經濟上幫助有困難的民主黨派人士和我們這些工作人員,但如果有誰伸手向他要錢,他就不願再見到這個人了。他看不起愛錢的人。他常穿的中山裝的口袋裏裝有兩件東西,一樣是香煙,但總是只裝半包香煙,不裝整包香煙;另一樣是一塊手帕。他身無分文,我們在他身邊工作也沒什麼可撈。因此,不存在犯經濟錯誤的問題。主席不愛錢的品格,對我教育很深。在我的生活中,我也從來不為錢而活著。

討厭「萬歲」、“萬壽無疆”等“屁話”

在毛主席生涯的鼎盛期,人們都呼喊「萬歲」、“萬壽無疆”,但他討厭這些。他認為有些人這樣喊,是“屁話”,他真正關心的是他離開這個世界以後人們怎麼看他。毛主席他老人家高瞻遠矚地看到了這一點。他老人家曾多次對我說過,希望我在他去世後每年都到他的墳上去看他。後來我知道,他對其他身邊工作人員也說過同樣的話。這麼多年來,我沒有辜負他老人家的遺願。

這些就是我親眼看到的毛澤東。 (摘自《社會科學論壇》)

注:張玉鳳,女,1944年1月27日出生,黑龍江省牡丹江市人。1962-1970年在毛澤東乘坐的專列上工作,1970-1976年為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1974-1976年任毛澤東的機要秘書。

暮年的張玉鳳,丰韻依然

毛澤東的生活秘書張玉鳳離開中南海之後,先是被安排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工作,後來,在她自己的要求下,又調到鐵道部,做一名普通幹部。去年,她從鐵道部老幹部局退休。

這些年,除了本職工作之外,張玉鳳還做了一項她很引以為豪的工作,就是整理毛主席的藏書。「毛主席自己說過,我一生最大的愛好就是讀書。」

的確,毛澤東主席是以書為伴的一代偉人。他讀的書涉及古今中外,經史子集、天文地理,「匯百家之說而成一學」。

他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讀書範圍和重點,無不是圍繞著藉助對歷史的了解來幫助變革現實。中南海毛澤東的書房裏,陳列著他曾經批註、圈點、閱覽過的10萬餘冊傳世藏書。這些藏書便是由張玉鳳和其他幾位同志整理的。她還參與了佈置毛澤東中南海故居。

去年底,一套由張玉鳳擔任主編的24卷5000萬字的鴻篇巨製《毛澤東藏書》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了。這套書是從毛澤東生前收藏的1萬餘種10萬餘冊浩瀚藏書中精選出來的,共100餘種。

「我終於覺得自己做了一件事情,了卻了一椿心愿。」張玉鳳說,上個月她還在西安搞了一次簽名售書。她售書是為了完成第二椿心愿,為韶山的毛主席故居紀念館募一筆錢。

張玉鳳1967年與同在鐵道部工作的劉愛民結婚,至今已30多個春秋。這些年,無論是在專列上工作,還是在毛主席身邊工作,以及後來調回鐵道部,張玉鳳工作之餘的主要精力就是培養兩個女兒。像所有的母親一樣,孩子是她生活的寄託與中心,她每天趕回家為孩子燒可口的飯菜,做沒完沒了的家務。

他們的兩個女兒很出色。大女兒在北京讀完大學之後去了美國,現在已經博士畢業,工作了;小女兒學醫,是北京一家醫院的婦產科大夫。

兩個出色的女兒讓張玉鳳很欣慰。「我天天與孩子們在一起,我是什麼樣的人,她們還不知道?一些以訛傳訛的流言的確讓孩子們受到不小壓力,可我是她們的媽媽,她們相信我。」有相濡以沫的了解、支持她的先生,有出色聽話的女兒,張玉鳳過著普通人的幸福生活。這位有過不同尋常人生經歷的女性,經過人生的起伏,又踏踏實實回到普通人當中。如今張玉鳳最大的心愿就是孩子能過得比她好。

張玉鳳說,這些年她的生活一直很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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