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張聞天給毛澤東寫信說：「自己覺得我還是一個要革命到底的共產黨員，我還是想改正錯誤，改造自己，並繼續為黨做點工作的人」，並表示“我對革命前途永遠是樂觀的，我沒有任何悲觀失望的理由”。
1976年，張聞天去世前與夫人劉英攝於江蘇無錫（資料圖）
【風暴襲來】
從1965年11月批判《海瑞罷官》到1966年5月撻伐「三家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緊鑼密鼓地發動起來。自1959年廬山會議以後，用張聞天自己的話來說，他“過的是脫離群眾、脫離黨的直接領導並聽候黨的長期考察的孤獨生活”。他的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身份從未罷免過，但是，他看不到中央的文件，無從知道圍繞著對《海瑞罷官》的評論有怎樣複雜的鬥爭；更不用說，對於從《二月提綱》到《五一六通知》黨中央高層領導的尖銳分歧，他也是一無所知。但是，借評海瑞的“退田”、“平冤獄”來批判“單幹風”、“翻案風”的文字，在報紙上連篇累牘，張聞天感受到政治氣壓越來越低，一場政治風暴將要來臨。在生活待遇上，張聞天也漸漸等同於一個一般幹部了。1965年11月，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崑調出北京。不久，張聞天被吊銷了“供應卡”，接著就撤掉了“紅機子”，後來又搬走了一日三餐不可缺少的煤氣罐，這一切預示著什麼呢？
台播發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7人的一張大字報《宋碩、陸平、彭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一下子就點燃起來了。張聞天竭力使自己的思想跟上“革命”的形勢。6月11日，他給毛澤東並黨中央寫了一封短訊，表示自己要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繼續深入學習毛澤東思想，使自己進一步革命化。8月初，他開始在《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一些問題》的總題目下面寫“學習筆記”，力求從哲學高度來理解發動這場“大革命”的目的、任務和必要性。他萬萬沒有想到，這會是一場給黨和人民、給共和國帶來巨大災難的內亂。他這時也完全沒有想到，厄運臨頭竟會這麼快。他不知道，他已經被放到“橫掃”之列。1966年7月12日，審查他的專案委員會已經向黨中央、毛澤東建議：撤銷張聞天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開除黨籍，在報刊上公開點名。
8月9日，張聞天按通知到三里河國家經委禮堂開會。踏進會場一看，方才知道是所謂「聲討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孫冶方大會」。原來在前一天(8月8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經濟研究所的造反派跟得很緊，在公佈“十六條”的這一天，就召開這個“斗垮”走資派、批判反動學術權威的大會。
早在1964年秋，康生等人就誣指廬山會議「罷官」後到經濟研究所當“特約研究員”的張聞天同經濟研究所所長孫冶方結成“反黨聯盟”。所以，這天的大會開始不久，張聞天就被揪上台，掛上一塊大牌子，戴上一頂高帽子，站在孫冶方的旁邊。隨後，又有不少人被揪上台來，時值盛夏．擠在一起，酷熱難當。擠軋之下，張聞天的高帽子扣到了額下，更加悶熱。張聞天血壓高，又有心臟病，他竭力支撐著，彎腰低頭站了一個多小時，終至昏厥，一頭栽倒了。他被拖到後台，造反派中一個女的，還惡聲惡氣罵他：你別裝死，你死不了!張聞天慢慢蘇醒過來以後，造反派又不讓他休息，仍舊拖到台上，罰站挨斗。這次鬥爭會持續5個小時，他回到家裏向夫人劉英敘述經過，感傷地說：今天差點兒回不來了。
當張聞天從第一次衝擊中緩過氣來的時候，他想到應該給毛澤東寫信。8月22日，他寫信給毛主席並中央，報告8月9日被斗情況，說明「自己覺得我還是一個要革命到底的共產黨員，我還是想改正錯誤，改造自己，並繼續為黨做點工作的人」，並表示“我對革命前途永遠是樂觀的，我沒有任何悲觀失望的理由”。9月5日又寫一信，都毫無結果。
9月8日，中央辦公廳將張聞天的工資關係轉出，放到了經濟研究所。這樣一來，經濟研究所的「革命造反派」就更加放手大膽地對他進行批判鬥爭了。
12月7日，經濟所的幾個造反派組織聯合召開了批判鬥爭張聞天大會，「勒令」他會後寫出“檢討書”。接著，經濟所的造反派頭頭又闖進景山后街甲1號，抄了張聞天的家。他們逼著張聞天打開保險柜，將他1960年底到經濟所後寫的文稿合訂本和十幾本“讀書筆記”一齊抄走。1967年1月25日，張聞天又被經濟所造反派揪去，戴帽、掛牌、游斗。
120，心絞痛不時發作。但是，他不能休息，也得不到治療。無論風沙撲面還是烈日當頭，他都得懷揣月票，手提書包，在如潮的人海中，倒換兩次公共汽車，趕到經濟所去接受審問、批鬥。
批判、鬥爭在1967年夏季中央文革發動包圍中南海揪斗劉少奇的日子裡達到了高潮。1967年7月26日，北京航空學院和北京地質學院紅衛兵聯合召開群眾大會，鬥爭彭德懷、張聞天等人。會前，周恩來派人向紅衛兵頭頭傳達幾條規定：不許坐噴氣式，不許搞逼供信，不許遊街，不要武鬥。紅衛兵頭頭根本不聽。他們是受林彪、江青操縱的，是聽命於中央文革的。他們傳達和執行中央文革的指示：對群眾不要限制過多。在大會上搞了噴氣式，狠狠鬥了一場不算，還在會場出口處組織一批打手，對面而立，形成甬道，每人向彭德懷、張聞天等人猛擊一下。張聞天被打得滿頭滿臉青包紫塊，當場昏厥。幸虧兩個解放軍戰士眼疾手快，把他拽上了卡車。卡車開動，風吹起來，張聞天才蘇醒過來。
還有一次是突然襲擊。這是配合著8月16日《人民日報》公佈1959年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即「廬山會議」)《關於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 (摘要)》而進行的。8月21日半夜，忽有一批人逾牆進宅，直闖張聞天、劉英卧室，把他們揪走。直到在一個房間坐定，才知道到了外交部大院。天亮後造反派帶張、劉二人到食堂吃早飯。劉英對著稀粥一動不動，張聞天悄悄說：“快喝點，不然頂不住。”喝過稀粥，造反派就押著張、劉二人在外交部大院內游斗，他們被揪扯著，跑步上下樓，把外交部大小辦公室、宿舍樓幾乎游斗遍了。下午再開大會鬥爭，張聞天受盡摧殘。劉英陪斗，同時受罪。大會開到5點結束，又將張聞天等人押在一間房裏。造反派提審，硬逼張承認陳毅是他廬山發言的後台。張聞天堅決否認，說他的發言完全是自己的思想，與別人無關。搞到天傍黑，張聞天和劉英才回到家裏。張聞天撫摸著劉英的手，關切地問她：“頂得住嗎？”劉英寬慰張聞天說：“你看，這不是頂住了嗎？”張聞天端詳了一會，看劉英神色確還可以，就說：“你頂住了，太好啦。批鬥的時候我老是想著你，又不能看你，真怕你身體吃不消啊。”劉英聽他這麼說．不由得眼圈都紅了。這一對在長征的艱苦歲月中相愛的老革命家，想不到竟被造反派當成了侮辱和體罰的對象。此時此刻，他們真如涸轍之鮒，只能相濡以沫了。
在那失落了人性的所謂「革命大批判」浪潮中，張聞天的人身安全毫無保障。他成了造反派隨意擺弄、爭相顯示“革命”的工具。當時“造反”已經同“奪權”聯繫在一起，有野心的造反派頭頭和幕後人物，要撈取政治資本，製造權勢，最好的一個辦法，就是狠狠鬥爭所謂“叛徒、特務、走資派”。毛澤東這時雖再三呼籲“聯合”，要求制止“武鬥”，一時也難以控制局面。在這樣的形勢下，張聞天之受盡折磨，真可以說是在劫難逃。
這時的張聞天，老而病，侮辱加上拳腳，其痛楚非常人所能忍受。然而他默默地忍受著，堅強地挺住，沒有流露出一點消極悲觀。他不厭其煩地寫那些所謂「交代」、“檢討”。一方面，他不能不按當時的流行文體給自己上綱上線，扣上一頂又一頂帽子，另一方面，又寫明事實真相，說明原委，對一些理論問題和歷史問題，決不輕易放棄自己的獨立見解。如果拋開那些空洞的“帽子”、誇張的言詞，那麼，這些「交代」、“檢討”涉及的史實和思想仍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例如，在1967年8月28日交出的一份所謂“認罪書”中，張聞天概括廬山會議前後自己的基本思想是：“認為我國農業、手工業合作化和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了，因而以後的任務，就不再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而只是社會主義建設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矛盾，就是生產和需要的矛盾，因此，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任務，就是解決這個矛盾，即發展生產，滿足需要。”他分析自己在這種基本思想的指導下，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問題上有以下6條主張：
1．強調發展生產力，即把「以最少的勞動消耗，取得最大的經濟效果」，把建立社會主義物質技術基礎，作為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任務。這是把經濟放在第一位。
2．強調改善人民生活福利，強調社會主義國家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在物質生活水平上，進行「和平競賽」。
3．強調利用物質刺激，即利用工資等級、獎金制等，來刺激勞動人民和知識分子的生產積極性。
4．強調價值規律及其他經濟規律的作用，強調一切生產計劃都應服從於經濟規律，而不是使經濟規律服從於生產計劃；強調用經濟方法去領導經濟；以及強調經濟核算、利潤指標等等。
5．在生產管理上，強調廠長、工程師、專家等的集中管理，反對在生產中大搞群眾運動；反對不斷破壞「舊制度、舊規章」；從此也強調了要向資產階級管理生產的經驗學習，向資產階級專家學習。
6．主張「平衡論」、“按比例論”、“生產漸進論”，反對“冒進”，反對大躍進。
在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文化大革命」中，張聞天這些探討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基本規律的思想、觀點，被說成是同黨的總路線針鋒相對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其目的是要反對和修改總路線，把高速度、大躍進的總路線引導到穩步漸進的路線上去，結果是不要群眾運動，取消大躍進云云。
【219起「接待」】
張聞天在被反覆進行大會批鬥的同時，還幾乎天天接受中央機關和全國各地許多單位造反派的提審、質問、調查。據張聞天1967年11月27日遞交的一份「接待總結」統計，自1967年1月24日至11月17日不到10個月時間裡，他接受審訊、回答問題，或寫出材料，或在記錄上修改、簽字，累計為219起。調查材料大致是以下七個方面：個別幹部的歷史情況，留學莫斯科期間的情況，劉少奇與白區工作，東北情況，廬山會議情況，外交戰線及國內政策。
不論造反派怎樣辱罵、恫嚇，不論怎樣誘、套、哄、逼，他總是認真回憶，據實回答。涉及黨內歷史情況，幹部的是非功過，他不管外界的輿論和壓力，也不論這個幹部同自己的親疏遠近，總是負責地說明情況，談自己的看法，決不亂說，從不諉過於人。有時還同調查、審訊者爭論起來。常常有造反派對他的交代不滿而厲聲呵斥，張聞天總是不緊不慢地說：「我知道的就是這些。你們要我說的那些情況，我不知道。」即使因此而遭到拽扯、推搡以致毆打，他也毫不動搖。材料都用複寫，一份交出，一份自存。保存下來的這些材料，顯示了張聞天堅定、正直的人格。這裏順著時間次序摘錄幾條：
3月13日，中央財經學院「批判陳雲聯絡站」向張聞天調查陳雲的歷史情況。3月20日他把寫的《對陳雲的看法和回憶》交出。材料中說：“我覺得陳雲工作比較踏實，有辦法；作風謹慎穩當，比較能團結和使用幹部”，“對陳雲的印象是好的”。他同陳雲的經濟思想，“在其基本點上，是相同的”，主要是：為了滿足群眾的物質要求，就必須發展經濟，增加生產，要重視物質刺激的作用，強調對生產的自上而下的集中管理，注重技術措施，強調平衡，堅持穩步前進。
陸定一在「文革」前就被打擊，「文革」開始中宣部被誣衊為“閻王殿”，部長陸定一被說成“大閻王”，還懷疑他的黨籍。張聞天於6月13日向中央辦公廳來人交了答覆陸定一黨籍問題的材料。他毫不含糊地證明，30年代初陸定一被開除黨籍是一樁冤案，當時就已糾正。材料中談到：1932年團中央被破壞事曾懷疑同陸定一有關，因此陸曾受開除黨籍處分；後經審查，證明此事與陸無關，是一錯案，即撤銷了處分，恢復了黨籍。負責審查的是當時中央組織局(局長李維漢)。
6月20日，張聞天把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要他寫的關於陳毅的材料交出。他明確地寫道：“我知道陳毅對毛主席關於外交政策的指示是執行了的。他對毛主席是表示尊重的。”“我覺得陳毅對總理是尊重的，同總理的工作關係，也是很密切的。”
江青、康生等妄圖利用1932年2月國民黨特務機關偽造的所謂《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反周恩來。遼寧大學的造反派就此於11月20日質問張聞天。張聞天斬釘截鐵地回答，所謂伍豪(周恩來)在1932年發表反共啟事一事，「純系捏造。我同康生、陳雲等看到後，一笑置之，因為一則伍已去江西；二，伍絕不會做這樣的事。」
張聞天寫的材料還涉及楊尚昆、彭真、李先念、李維漢、王稼祥、彭德懷、烏蘭夫、宋任窮、李立三、伍修權、吳亮平、孔原、王鶴壽、徐冰、宋一平、曾湧泉、姚依林、程子華、呂正操、劉瀾波、王觀瀾、孫冶方、姬鵬飛、張琴秋、李伯釗、李培芝等許多同志。張聞天在自己不斷挨斗蒙受不白之冤的時候、以確鑿的事實，證明許多同志的清白，是令人敬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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