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劉志丹
原載《同舟共進》雜誌2009年第二期
就在中國工農紅軍經歷了萬里長征，還沒有完全確定最終的落腳點時，毛澤東向時任紅軍總政治部白區工作部（後改為白軍工作部）部長賈拓夫了解陝北的革命情況。毛澤東同意賈拓夫的「紅軍在陝北立足紮根」的建議，指出：“我們要抗日，首先到陝北去，那裏有劉志丹的紅軍……那裏就是我們的目的地，就是我們的前進陣地。”（周維仁《賈拓夫傳》，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版）這一決定讓紅軍找到了得以休養生息的根據地，也就是毛澤東經常提及的「也是陝北救了中央」。與此同時，西北蘇區的主要領導人劉志丹、習仲勛等人卻異口同聲地承認「中央救了陝北」。這種“互救”背後的歷史，就是長期以來鮮為人知的西北「肅反」。
陝北出了個劉志丹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西北，民貧地瘠、災荒不斷。以1928年為例，陝西、甘肅兩省遭遇空前嚴重的乾旱，赤地千里、顆粒無收。1929年春，旱情持續，百姓苦不堪言。但是，執政當局對民生的疾苦毫不以為意，為富不仁的紳糧大戶囤積居奇，每斗小麥、小米的售價居然高達15塊銀元。天災人禍導致陝甘的群眾奮起反抗。這也為中共在西北開闢新的戰場提供了必要的社會土壤。
1927年，轟動西北的清澗暴動和渭華起義因左傾盲動主義的影響而失敗，卻讓劉志丹這樣的優秀人物脫穎而出。
劉志丹在渭華起義失敗後認為：「南梁是個鬧革命的好地方，有山、有梢林，又是兩省邊界，只要在這建立起了根據地，再步步向外擴展，就能把紅旗插遍西北。」劉志丹確立南梁為根據地，成為西北紅色武裝割據的開始、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發軔。
軍事上的不斷勝利讓醞釀已久的陝甘邊蘇維埃政府瓜熟蒂落。1934年11月4日至6日，陝甘邊工農兵代表大會在南梁荔園堡召開，與會代表一致推舉劉志丹出任蘇維埃主席。劉志丹謙虛地說：「搞政權建設和地方工作，我比不上仲勛同志。」（高文《南梁史話》，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在劉志丹的力薦下，習仲勛當選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主席。隨後選舉產生了陝甘邊軍事委員會，劉志丹當選主席。劉志丹是陝甘邊根據地的創始人，卻從不以此自居。習仲勛回憶說：“有一次，我們經過軍政學校操場時，他正領導學員作演習，見我來了，他喊了一聲‘立正’口令，向我敬禮報告，要我檢閱學員隊伍。這突如其來的場面，使我手足無措。我一向把他當作領導者，論年齡他也比我長10歲。但他卻以身作則，尊重政委和政府的領導。他也特別重視軍民關係，處處關心群眾利益，要求紅軍戰士做到秋毫無犯。因此軍民親如一家，如魚得水。”劉志丹所部的秋毫無犯還體現在嚴格的立法、執法上。“在陝甘邊蘇維埃政府成立以後，他（指劉志丹——引者注）曾提出制定一條法律，凡一切黨政軍幹部，如有貪污10元以上者槍斃。有了這條法令，在幹部中確實沒有發生過貪污事件。對幹部，特別是負責幹部，要求更嚴格，犯了紀律，犯了嚴重的錯誤，都要受處分。”（習仲勛《群眾領袖民族英雄——回憶劉志丹同志》，《人民日報》1979年10月16日）正是由於劉志丹、習仲勛等領導人率先垂範，才讓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得到了普通民眾的擁護。
「肅反」先聲
陝甘邊蘇維埃政府成立後，劉志丹率領的紅軍、游擊隊又開拓了一大片新天地。1935年2月，蔣介石糾合國民黨軍5萬多人進攻陝甘邊蘇區。劉志丹指揮紅26軍、27軍主力經過5個多月的奮戰，殲敵4000餘人，將紅色游擊區擴充到30多個縣，20多個縣建立了蘇維埃政權，陝甘邊、陝北兩大根據地連成一片。
此時，後方卻傳來不諧之音。1935年5月，時任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派「特使」“空降”陝北，並交給特使一封長達3.5萬字的指示信，其中強調“陝甘黨內有右傾取消主義，而且他們的陰謀已經暴露……右傾取消主義是為日本帝國主義國民黨服務的……右傾機會主義實質是日本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在黨內的應聲蟲和同盟軍。”所以，此行的目的主要是“整肅”。
1935年7月15日，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擴大會議在永坪鎮召開。會議首先傳達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和中共河北省委的5封指示信。其中1935年5月10日的信提出「積極爭取蘇區的領土不使一寸為敵人所蹂躪」，正是博古（秦邦憲）等人在中央蘇區所推行的“禦敵於國門之外”的翻版。這封指示信完全是外行指揮內行，不但對西北蘇區的實際沒有切實的幫助，反而讓“假、大、空”瀰漫於西北根據地上空。此時，一批與會者根本沒有想到，幾個月後，真的會用比對敵鬥爭還要殘酷無情的手段，來對待眼前這些曾經的戰友和同志。
陝甘黨組織、部隊被扣上亂七八糟的帽子時，劉志丹並不知曉詳情。 7月17日，劉志丹率部取得綏德老君殿戰役的勝利，而矛頭直指他的擴大會議卻開得正歡。8月5日，中共陝甘邊區特委發佈了《中共陝甘邊區特委決議案》，其中第3條引人注目地提出了「肅反」的要求，並且指名道姓要反“AB團”。
1935年，蔣介石又動了「圍剿」西北蘇區的念頭。8月27日召開的文安驛會議上，劉志丹與後來主持「肅反」的一些領導人產生了分歧。後者主張首先攻取瓦窯堡。瓦窯堡是軍事重鎮，也是國民黨軍重點防禦的地區，易守難攻。劉志丹憑藉豐富的戰爭經驗認定進攻瓦窯堡實際是軍事冒險。雙方爭論不休，最後會議通過了攻取瓦窯堡的決議。1935年9月1日，上海臨時中央局派來的另外一位“空降特使”聶洪鈞也到了陝北，馬上坐上了西北軍委副主席的位置，也要求紅軍主力直攻瓦窯堡。
果如劉志丹所料，國民黨軍在瓦窯堡佈置了大量的防禦工事，碉堡林立、山寨相連，火力網密佈，還設有直徑達3~5米的梅花坑，坑內佈滿竹籤子、金屬利刃等。劉志丹見後不免憤怒地說：「敵人這樣的據點，依我軍現有的裝備和兵力，硬打強攻，全部傷亡也無濟於事，咱們都要作歷史的罪人。」其他一線指揮員也都憤慨地表示相同的意見，對某些領導人的瞎指揮表示不滿。最後大家商量決定避實就虛，奔襲橫山縣城。（高朗亭《西北紅軍的組建和戰鬥》，載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西北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版）9月11日，劉志丹部攻橫山縣城不克，激戰多時，主動撤出戰場。這給「肅反」領導人提供了口實。劉志丹被認為戰鬥沒有打好，裏面有“鬼”。但這時尚無足夠的力量組織「肅反」，因紅26軍對劉志丹十分敬仰、信賴，如果沒有一支相仿的武裝制衡紅26軍，「肅反」的目標是達不到的。
那麼，這支輔佐「肅反」的軍事力量從哪裏來呢？這就要從1935年自鄂豫皖蘇區出發經過“小長征”到達西北蘇區的紅25軍身上說起了。1935年9月15日，紅25軍抵達永坪鎮。9月16日，紅25軍與26軍、27軍舉行了盛大會師。此後不久，以劉志丹為首的中共陝甘邊根據地眾多領導人就受到排擠和限制，原來在西北工委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崔田夫、高崗、張秀山、惠子俊、習仲勛都被排除在外。西北軍委也被改組，由聶洪鈞取代劉志丹任軍委主席。這些安排實質上是對劉志丹等人整肅的先聲。劉志丹本人並無任何不平靜的舉動，再一次顯示了他的大局觀。
然而，清洗以劉志丹為首的中共陝甘邊根據地的創建人和領導者，包括他們麾下數千名忠勇善戰的幹部、戰士的「肅反」運動還是開始了。
「肅反」幾乎斷送西北蘇區
開展「肅反」往往需要一個非常得力的政治工具即政治保衛局。政治保衛局是效法蘇共建立的紅色專政機關，有臨機處置之權，可以不通過法庭審訊，不必事前向上級蘇維埃政府彙報。表面上雖然規定政治保衛局接受同級蘇維埃政府指導，但實際上它只服從少數最高領導人。“肅反專家”、曾任鄂豫皖蘇區政治保衛局審訊科科長的戴季英兼任陝甘晉省委政治保衛局局長。
陝北「肅反」的帷幕是1935年9月下旬拉開的。10月1日這一天，首先秘密逮捕了陝甘邊蘇維埃政府秘書長張文華等5人，大多數人都蒙在鼓裏。戴季英不但動用了酷刑，而且親自動手。同時，大批陝甘邊特委、陝甘邊蘇維埃政府的領導幹部先後被誘捕。
1935年10月5日是陝北「肅反」悲壯的一天。是日清晨，劉志丹接到：“調你回瓦窯堡擔任西北軍委代理主席，指揮北線作戰”的指示。劉志丹馬不停蹄地返回瓦窯堡，傍晚時分突然遇見送信的通訊兵，親眼目睹了“已確定劉、高為反動無疑，速調劉、高回來”的字眼。劉志丹看畢非常平靜地把信交給通訊兵，告訴他一定要保證安全送抵前方，然後繼續趕路，自投羅網。此前一天，劉志丹剛剛過完他32歲的生日（劉志丹生於1903年10月4日）。
10月6日凌晨，劉志丹抵達瓦窯堡，很快被「請」到了政治保衛局。劉志丹對戴季英說：“要捉我的信，我在半路上看到了，因此自己回來。”戴季英作為老牌的“肅反專家”，也對劉志丹竟然主動“歸案”感到奇怪。
隨著劉志丹、高崗的先後被捕，「肅反」大網向習仲勛、楊森、黃羅斌、劉景范、馬文瑞等人撲來。他們畢竟在西北根據地民望較高，所以對他們也採取了誘捕的方式。劉志丹的妻子同桂榮和年僅5歲的兒子劉力貞也被株連入獄。
在獄中，陝甘邊特委書記張秀山咬死不承認劉志丹以及陝甘邊的戰友們有什麼「右傾取消主義錯誤」，戴季英說他是“糞坑裏的石頭”。再度提審張秀山，張幾度昏死後仍舊激憤地說：“我死，沒有問題！二十六軍創造不易，它是許多同志用顱換來的呀。”“你們可憐可憐二十六軍罷，你們可憐可憐二十六軍罷！”張秀山的哭聲遠達內外，連看押他的西北政治保衛局的工作人員也震動不已。（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
從1935年10月1日到10月8日，原紅26軍及中共陝甘邊特委、陝甘邊蘇維埃政府的主要領導人60多人幾乎悉數遭到清洗。甚至連張秀山、王兆相等人的父親也被株連殺害，其中王兆相的兄長王兆卿是著名的「無定河畔六烈士」之一，這種革命到底的紅色家庭也沒有躲過「肅反」的屠刀。（朱元石《馬文瑞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5年版）
凡被捕人員一律遭致政治上的污衊和肉體上的酷刑，劉志丹等也不例外。關押在王家坪的習仲勛、劉景范等人備受煎熬，紅26軍領導人楊森、黃羅斌遭到誘捕後也被押到王家坪保衛局駐地，習仲勛僅僅是衝著楊、黃點了點頭，微笑了一下，立刻遭到保衛局看管人員的毒打。（黃羅斌《創建陝甘邊蘇區的習仲勛》，載《習仲勛革命生涯》，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10月的西北已是秋冬之際，夜晚的寒冷不言而喻，可是被捕人員一律不准蓋被子，手腳捆著睡覺，綁人的繩子上面長滿了虱子。半夜翻身都要喊報告，動輒就要受到皮鞭、刀背的毆打。（習仲勛《紅日照陝甘》，載《習仲勛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至於劉志丹的弟弟劉景范，更是重點逼供的對象，晝夜不停地毆打。劉當時已患有重病，被打後接連吐血，情況非常危急。習仲勛等人要求救治劉景范，戴季英根本不予理睬。曾被劉志丹招撫成為紅軍猛將的郭寶珊在酷刑下不肯承認劉志丹是右派，反而說：「如果劉志丹是右派，我也是右派！」（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
「肅反」領導人除了在前、後方大搞「肅反」外，還派人主持陝甘邊、關中等根據地的「肅反」，大肆刑訊、殺戮，根據地內人人自危。
長達3個月的「肅反」，給中共西北根據地造成深重災難。王華回憶道：“……大家處在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人人自危的恐怖氣氛中。黨委、政府、軍委機關都癱瘓了，各項工作都處於停頓狀態。”（王華《陝北錯誤肅反回憶》，《延安文史資料》第10輯，延安市政協2006年編）因為紅軍忙於內訌、「肅反」，大片根據地淪喪，人心、軍心空前動蕩，幾個縣先後“反水”。習仲勛說：“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執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群眾的極大疑慮恐懼，地主、富農乘機挑撥煽動、反攻倒算……根據地陷入嚴重的危機。”（習仲勛《紅日照陝甘》）紅15軍團第81師師長賀晉年後來就對楊尚昆說：“如果中央不來，我們就要同二十五軍他們打起來了。”（楊尚昆《楊尚昆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在之後的幾十年中，因陝北肅反引發的仇怨進而導致黨內鬥爭激化的事例不知凡幾，“肅反後遺症”直到上世紀90年代還糾纏不清。
當年，長征中的毛澤東已經對北上作了最壞的估計。假如西北根據地喪失了，就不存在中共後來的革命形勢，這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也是陝北救了中央」、周恩來所說的“互救”的本源所在。然而，這個當時唯一能給中共領導的革命武裝提供落腳點的地區，卻因為「肅反」的濫捕濫殺差點被斷送。
「中央救了陝北」
陝甘邊根據地忙於「肅反」之際，以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已悄然抵達陝北。不久，中央即明確表態：“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來解決。”中共中央決定成立由董必武、王首道、張雲逸、李維漢、郭洪濤參加的5人黨務委員會負責調查陝北「肅反」，董必武兼主任。
11月5日，王首道等抵達瓦窯堡。王首道時任國家政治保衛局副局長（局長由常委親自兼任），又帶有中央的特殊使命，戴季英當然不敢對抗，乖乖交出了「肅反」案卷。他還專門叮囑王首道，這些人包括劉志丹在內都是“右派反革命”。對於戴季英的惡劣態度，連平素以風度儒雅、寬以待人著稱的周恩來都不禁恨恨說道：“像劉志丹這樣的‘假革命’，是越多越好。像你這樣的‘真革命’，一個沒有才好。”王首道先去找到了還在羈押的劉志丹等人，劉志丹對王首道說：“我承認是有錯誤的，組織審查是應該的，但我是光明磊落的。紅25軍來到陝北，對我們幫助很大，現在中央又派人來，我非常高興。”（王首道《王首道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劉志丹飽經牢獄之苦，卻絲毫沒有個人怨言。 11月7日，中央黨務委員會宣佈釋放劉志丹、高崗、張秀山、習仲勛等18人。張慶孚受苦最深，除了戴上腳鐐，還外加一副手銬，因為血肉凝結在一起，砸開鐐銬居然用了三四個小時。（張慶孚《在陝甘的一段回憶》，載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西北革命根據地》）
後來，劉志丹、習仲勛等人異口同聲地說：「中央救了陝北。」
張聞天、博古，指出：「錯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實。」（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11月2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嚴厲批判了「肅反」過程中的粗暴及其帶來的惡果，並承認這種惡果“客觀上幫助了反革命派”。11月30日，張聞天在瓦窯堡主持召開黨的活動分子會議，劉志丹當眾講話：“這次肅反是錯誤的，我們相信中央會弄清問題，正確處理的。我們也相信犯錯誤的同志會認識錯誤、改正錯誤，團結在中央周圍一道奮鬥。”（羅邁《初到陝北》，載《中共黨史資料》第14輯，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版）同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對聶洪鈞、戴季英的處分決定。但是，對劉志丹、高崗、張秀山、習仲勛等人依然抱著歧視的態度，例如張秀山被下放到紅軍大學當政治教員。李維漢曾經比較客觀地回憶說：“由於‘左’傾路線沒有清算，陝甘邊蘇區的地方幹部和軍隊幹部仍然戴著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所以對他們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卷），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不過，劉志丹並不計較這些，他說：“工作要緊，個人的事是小事。情況複雜，意見不一，自己再去追究，又增多了事情，引起不和，一切都要靠事實來作結論。”（劉力貞、張光《習仲勛與劉志丹的戰鬥情誼》，載《習仲勛革命生涯》）
復出後的劉志丹先後擔任中央軍委駐西北辦事處副主任（主任為周恩來）、瓦窯堡警備司令、紅28軍軍長，習仲勛擔任中共環縣縣委書記。
劉志丹之死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開「瓦窯堡會議」。會議強調渡過黃河東征的意義。在組建東征的隊伍時，中央再次想起了劉志丹。張聞天、李維漢找劉志丹談話，讓劉志丹出任新組建的紅28軍軍長，宋任窮任政治委員。宋任窮直到晚年還對劉志丹的軍事才能和在當地群眾中的威信感嘆不已。他說：“附近敵人聞風喪膽，聽說志丹同志領導的二十八軍來了，沒等我們打，就連夜逃走。”1936年3月下旬，紅28軍進入神木、府谷，當地百姓聽說劉志丹來了，都專門跑來看望。宋任窮看到，“當地群眾不稱呼志丹同志為軍長，都親昵的叫他‘老劉’，有位雙目失明的老大娘，十分激動地從人群中擠到志丹同志面前，拉著志丹同志，從頭上摸到腳下，又從腳下摸到頭上”。（宋任窮《宋任窮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版）劉志丹還在這裏見到了老戰友張秀山，並與他徹夜長談。他們在前線浴血奮戰，可是後方的“肅反領導人”還在繼續說他們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這讓劉志丹、張秀山非常憤怒。劉志丹動情地說：“我們到底是不是右派反革命，在戰場上讓他們看看。”（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劉志丹、張秀山都沒有想到，這是他們最後一次談話。在東渡黃河後的三交鎮戰役中，劉志丹不幸被敵軍冷槍擊中，身負重傷，不久即與世長辭，年僅33歲。
1943年5月2日，劉志丹靈柩在志丹縣公開安葬，軍民群眾悲痛欲絕，還有不少百姓行跪拜大禮。毛澤東親自為之題字：「我到陝北只和劉志丹同志見過一面，就知道他是一個很好的共產黨員。他的英勇犧牲，出於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的精神永遠留在黨與人民中間，不會磨滅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周恩來說：“志丹同志是在戰場上犧牲的，本來他是高級指揮官，沒有必要去衝鋒陷陣，他就是為了洗刷自己，證明自己不是什麼特務，寧可衝鋒陷陣犧牲自己，所以莫名其妙地衝上去，犧牲了。沒有這個肅反運動劉志丹同志也不至於犧牲。”（曹瑛《在延安參加整風運動和“七大”》，載《中共黨史資料》第58輯，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事實上，犧牲時劉志丹頭上還頂著“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據張秀山回憶，馬文瑞親眼目睹了劉志丹犧牲後，幹部登記表上仍舊寫著“曾犯有嚴重的右傾錯誤”）他用自己的生命，向黨和人民作了最後的表白。
劉志丹率部東征前，習仲勛去看他，劉志丹對老戰友說了一番肺腑之言：「從多年的經驗看，我們黨犯的左的錯誤多，這是小資產階級急性病、狂熱病的表現，企圖一個早上把一切都變個樣。他們看了一點馬列的書，不看中國的實際，以空想代替現實，不講方法策略，因此總是失敗。有這種思想的人，再和個人主義結合起來，就抓權，想當轟轟烈烈的大英雄，因之反對一切不同的意見。為了突出自己，甚至要致同志於死地。」（劉力貞、張光《習仲勛與劉志丹的戰鬥情誼》，載《習仲勛革命生涯》）劉志丹的這段話講在1936年，如今大半個世紀過去了，對照劉志丹身後屢屢出現的類似陝北「肅反」的往事，可知他的擔憂與預見是頗有歷史眼光的。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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