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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懷最後的日子:臨終前高喊不用毛澤東的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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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懷最後的日子:臨終前高喊不用毛澤東的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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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懷最後的日子:臨終前高喊不用毛澤東的葯

2020年11月20日 19:26

1953年,毛澤東和彭德懷

1955年,周恩來、彭德懷在中南海同工作人員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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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羊城晚報》

楊漢勤,1939年6月生,1966年畢業於中山醫科大學(現廣州中山大學)醫療系。原廣州軍區廣州總醫院消化系主任醫師兼門診部主任。先後在武漢、北京及廣州等地醫院從事臨床工作40餘年,曾負責國家和軍隊各級領導人的具體醫療保健工作多年。在彭德懷生命的最後兩個多月里,他一直是他的住院醫生。

在生命最後的兩個月,癌症已轉移,他周身疼痛難忍,以致用牙咬破被子、床單;

對疾病,他從不提出疑問及要求,卻時常在病房中大吼:「快放我出去!我要見毛澤東!」

他穿著破舊的黑薄棉衣,蹬著棉布鞋,連襪子也未穿,腳趾從鞋前沿的破洞裏露出來;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已完全不能說話,佈滿著血絲的眼睛,卻從早到晚一直睜著,渾濁的眸子裏彷彿有一團火在燃燒———

1

「145號」病人

1973年5月,我接到解放軍總政治部的調令,從武漢軍區總醫院調到北京解放軍總醫院(301醫院)。

1974年9月上旬,院領導安排我到該院南樓14病室工作。14病室是當時南樓設在外科樓的唯一一個高幹病區,坐落在外科樓的四層西南角,主要收治部隊副軍職幹部和少數當時所謂有問題的軍隊及地方領導。

那時,我是住院醫師,分管六七個病人,其中5床的那個病人叫「145號」。經科室領導介紹,「145號」就是廬山上“跌下馬來”的彭德懷。因彭德懷在政法幹校時的代號為“5號”,來醫院住的是14病室,故被中央專案組定為「145號」。

彭德懷,那個身經百戰、威震敵膽、戰功顯赫的元帥?毛澤東曾賦詩「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讚頌過他,此時卻成了專政對象。接受如此特殊而又神秘的任務,我心裏不免一陣緊張。然而,無條件地執行命令是軍人的天職,不能推辭。

科室領導及專案組人員反覆對我強調:你是一名醫生,任務就是治療病人。對彭德懷的治療,該怎麼治就怎麼治,該用什麼葯就用什麼葯,有問題按級請示報告;醫護人員進屋查房,不得擅自和他談話,不應回答與診療無關的事情;除有關醫務人員及專案組人員外,任何人不得進入該病房;5床的房間裏有看守人員24小時晝夜值班,非醫療需要,不讓他出病房;要注意保密。

彭德懷被批鬥

百團大戰,彭德懷在前線指揮戰鬥,距離敵人只有500米

2

看不出他曾指揮千軍萬馬

接班後,我認真地聽了交班醫生的介紹,又仔細地複習彭德懷住院以來的病歷,得知他的詳細病情:

彭德懷是因便血十餘天,且越來越嚴重,上廁所都起不來,於1973年4月12日晚8時許,被監護人員攙扶著走進南樓14病室的。初診為直腸癌。4月18日,醫院正式通知中央專案組,「145號」必須儘快手術,否則有生命危險。

專案組只好打報告請示周恩來總理。周總理批示:「彭德懷同志的問題還沒有搞清,手術不要受到影響,一定要做好。」醫院落實周總理的指示,立即投入到手術前的準備工作。

4月26日,醫院為彭德懷做直腸癌手術,術中發現癌症已轉移,隨即切除腫瘤,並在左下腹造人工肛門。

我第一次進「145號」的病房,是和病區正、副主任一起查房時進去的。彭德懷半坐半卧在病床上,他那稀疏枯白的短髮,那倔強的消瘦的鐵青的方形臉龐,那深沉有力且蘊含著幾分憂鬱的眼睛,那寬厚的總是緊閉著的微微向下彎曲的嘴唇,那高高突起的喉結,獃滯而憂鬱的神情,似已病入膏肓。

他身上穿的是一套破舊的黑棉襖、黑棉褲。顯得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絲毫看不出曾是一位指揮千軍萬馬的英雄。

我也沒有想到,這位叱吒風雲的元帥已經走到了生命的最後兩個多月。

3

「我是廬山上那個彭德懷」

彭德懷的病房是病區西邊的最後一間,這間十餘平方米的病房裏,門窗緊閉著。靠近床尾佇立著一位面無表情地緊盯著他的軍人,一個班的戰士一天24小時三班倒地看守著他。房間裏除了幾本《毛澤東選集》及幾張過時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外,顯得空曠陰冷。

為了限制他的活動,他想寫字,不給筆,他想聽廣播,沒有收音機,屋內更顯得冷清和死寂。

也許看到我是新來的醫生,他指著床頭病歷卡片對我們說:「我不叫這個‘145號’,我是廬山上那個彭德懷!」

沒有人敢搭腔。他就自顧自憤憤不平地說下去:「我在廬山會議上沒有錯,我錯在哪裏呀?我寫信給主席,符合原則,我是根據國內情況和即將召開的廬山會議的內容而寫的,是給主席作參考的,為什麼竟說成意見書呢?說我懷有什麼陰謀,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有目的……都不對。但我是有準備的,準備什麼呢?準備開除黨籍,準備和老婆離婚,準備殺頭!」“我從來不怕死,我可以毀滅自己,但決不出賣自己。”說完了便仰天長嘆。

此後,我時時刻刻感到肩上的責任和壓力,所以一直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此時,手術後1年零5個月的彭德懷,癌症已擴散到肩部、肺部及腦部,身體每況愈下,受盡病痛折磨,很痛苦,但他對自己的病總是置之度外。

4

「我不喊你‘萬歲’,我祝你健康」

他的身體已經十分虛弱,但他仍每天數次到衛生間裏,自行清洗大便,為假肛換熬料。醫生、護士要幫忙,他揮手拒絕,說:「太臭,你們走開!」他知道自己的時間不多了,急切地要把自己滿肚子的話傾吐出來。

他激憤難平地說:「最大的罪名是把我定為反革命集團的總頭目,根據是什麼呢?就是在廬山,我以私人名義給主席寫了一封信。還有就是在上廬山之前,我出訪了東歐一些國家,因此說我‘裏通外國’,搞什麼‘軍事俱樂部’,這完全是強加於我,我絕不承認,因為本來就是子虛烏有嘛!」

他不停地說:「說假話,搞浮誇吃香;說實話,講真話有罪。世上哪有這樣的道理?」他有時大聲反問:“我是共產黨員,為什麼看到黨受損失不應當說真話?我是政治局委員,有權向主席反映情況嘛!” 他不時流露出有話無處訴說的心態,情不自禁地流著眼淚,念叨著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的名字,傾訴自己心中的委屈和鬱悶。

每次查房,總聽見他喃喃自語:「主席啊主席,你是我彭德懷一生最敬佩的人。我倆在一起三十多載,歷經多少風風雨雨,坎坷磨難,你是最了解我的,你說我像猛張飛,既有其粗,亦有其細,我是心服口服。可是因我的一封信,幾段發言,為什麼竟惹出你這麼大的火氣?你是不是‘萬歲’聲聽得多了,聽不進一點兒逆耳忠言了?這樣就太可悲了,後果不堪設想啊!」

「人們有時喊你一聲‘萬歲’,是出於對你的敬仰和熱愛,如果張口閉口高喚‘萬歲,萬萬歲!’這就讓人懷疑究竟是精神不正常,還是別有用心。我不喊你‘萬歲’,我祝你健康,長命百歲!」

在最後的日子裡,這些話他反反覆復地說,醫護人員雖然不便與他交談,但這些話大部分都記錄在病歷上。

5

夢中大喊:「沖啊!同志們……」

有時,他會突然變得很沮喪,獃獃地望著窗口投射進來的一束光線發愣;有時,他會痛苦地閉上眼睛,或許是沉浸在回憶里;有時,他會獨自流下眼淚,嘴裏不停地念叨著舊事。

「主席,你什麼時候變得聽不得不同意見了呢?你以前可不是這樣啊!你過去的寬宏大量到哪兒去了呢?你被左傾路線排擠的滋味難道不記得了?你批評王明搞‘無情鬥爭,殘酷打擊’,你提倡‘海瑞精神’,你譏諷有人‘老虎屁股摸不得’,難道也忘光了?主席啊主席,你變了!」

我們醫務人員想盡辦法,減輕他的痛苦,但只要病痛有所緩解,他就會不停地說下去:「如果我的罪大於功,就乾脆把我處決了,或讓我解甲歸田,回家當農民吧!這裏我實在待不下去了!」

「我彭德懷有錯,可也有功,功一面,錯一面,總可以吧?但不能說我革命一面,反革命一面,那樣說,我不服!」

「否定我彭德懷事小,否定歷史,否定事實,否定真理,否定黨的原則事大啊!」

我負責的病人里,也有其他受到衝擊的老帥,但別人都比較安靜,只有彭德懷的病房裏,常常響起他的吼聲。

他不願答應醫生查房時的詢問,對如何給他治療,用什麼葯,從不提出疑問及要求。他有時雙眉緊鎖,沉默無言。夜深時,我們曾聽到他夢中大喊:「消滅敵人!沖啊!同志們……」接著,便是很長一陣無休止的咳嗽。

總感覺他有一肚子的話要跟毛澤東訴說,喋喋不休地喊:「放我出去!我不住院了!我要見毛澤東!」我們醫生、護士愛莫能助,也不敢跟他多說什麼,只好這般安慰他:“情緒不要過於激動,思想不要考慮太多,以免影響身體。”

他反倒把聲音提得很高,兩眼直盯著專案人員及看守戰士手裏的筆記本,「你們記吧!就說我有意見,有氣。要是把我現在的一切反映到中央,反映到毛主席那裏,我真不知道該怎樣感謝你們才是!」

6

腳趾從鞋的破洞裏露出來

他陷入了極度的激憤和悲傷之中,吃不下飯,睡不好覺。一個人默默地凝視著昊昊蒼穹,默默地承受著痛楚和厄運……

彭德懷依然十分關注政治舞台上的風雨陰晴。震驚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後,從人們的言談話語之間,他隱隱約約地得知林彪叛逃摔死了。他義憤填膺地說:“林彪居心叵測,他的許多話是別有用心的,他提出什麼‘四個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這不是什麼創造,是製造混亂。”“他還說什麼毛澤東思想是徹頭徹尾、徹里徹外的政治,這簡直是糟蹋毛澤東思想!不知毛主席聽了有何感想?”

他如鯁在喉,不吐不快,但很多時候卻又欲哭無淚,欲喊無聲。他的聲音哽咽了,太陽穴邊曲張的血管搏動著,眼睛濕潤,兩道混濁的淚水流過微顯浮腫的臉頰,兩手不能自抑地簌簌顫抖。他渴望向自己的親人傾訴衷腸,卻說不出一句話。

他受盡病痛折磨,經常痛苦呻吟,但醫生查房時,他很少訴說身體狀況,總是怒不可遏,滔滔不絕地說與病情無關的事情。但我們有規定,聽到不回答,不外傳。

冤屈長期得不到申訴,他孤立無援,束手無策。

他穿著破舊的黑薄棉衣,腳上蹬著棉布鞋,連襪子也未穿,腳趾從鞋前沿的破洞裏露出來;他面色鐵青,獃獃地坐在椅子上,雙手插在袖筒里,渾身瑟瑟顫抖,目光獃滯而無奈。

這種萬念俱灰的樣子,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7

「我這樣死,死不瞑目」

他顯然力不從心,知道命運根本不掌握在自己手上。因而時常怒火中燒,不停地和看守戰士大聲爭吵:「我要憋死了!我不在這裏坐以待斃!快放我出去吧!」

有一次,他暴跳如雷,對著戰士吼叫:「我要見毛主席,不然你們也把我開除出黨吧!拉出去槍決好了!好讓全世界人民去評說我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可戰士沖他搖搖頭,顯得無能為力。他縱然千呼萬喚,縱然大發雷霆,中南海是絕對聽不到的。

彭德懷體內的癌腫已侵犯到全身多個部位,肩膀腫得厲害,痛得不能動彈。他那寬闊微駝的脊背,彷彿又被重荷壓駝了許多。他已疲憊不堪,比平時更顯得蒼老了。

經醫院及科室有關人員研究,擬給他進行「放射」治療,並報專案組及他唯一的一個親人、大侄女彭梅魁同意後著手實施。這時他已心力交瘁,筋疲力盡,情緒低落。

在最後的日子裡,他的情緒變得更加起伏不定。時而消沉煩躁,時而獃獃地凝視思索,時而扼腕長嘆暗自垂淚,時而又破口大罵。當我詢問他病情時,他常常答非所問,只顧訴說自己的心事;看守戰士干涉他時,他也根本不加理會。

比如,我問:「你感覺怎麼樣?」“有什麼不舒服的地方?”“你要堅持放療。肩膀和腰部的疼痛減輕些了吧?”他回答說:“我頂得住。肩是壓不垮的,腰杆子是直的。為什麼遲遲不給我定案?我彭德懷有什麼罪?我這樣死,死不瞑目!”

8

他側過頭去,眼淚流在枕頭上

醫務人員推著他,通過人來人往、昏暗陰冷的地下通道,去接受「放療」。他身穿黑棉襖,腳蹬圓口布鞋,頭上戴著鴨舌帽,一個大口罩幾乎遮蓋了整個臉。他已經步履維艱,只能坐在輪椅上,更加顯得老態龍鍾,沒有人能認得出這就是曾經橫刀立馬的彭大將軍。

他常常自言自語:「我還是那句老話,‘是非有公斷,事久自然明’,主席說叫歷史去做結論吧,我等著歷史做結論。」

彭德懷因癌症轉移,周身疼痛,尤其肩膀腫痛難忍,痛苦不堪,以致他在床上拚命掙扎。有時,他痛得用牙咬破被子、床單,將它扔在地上。護士只能不厭其煩地為他更換床單、更衣及擦澡。給他輸液,他把針拔掉。當看守戰士阻止時,他罵得更凶,喊著:「我不用毛澤東的葯!」

他已經預感到自己的生命將不久於人世。給他餵食物,他打落在地,喊著:「我不吃毛澤東的飯!」他煩躁不安,脈搏加快,呼吸急促,口唇發紺。醫務人員竭盡全力搶救,不分晝夜地觀察著他的各項生命指征。他終因全身多器官衰竭,而逐漸進入半昏迷狀態。

11月4日,醫院徵得專案組及他侄女的同意,給他做氣管切開術,以維持最後的生命。此後,他完全不能說話了。

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的頭腦依然是清醒的。無人的時候,他常常側過頭去,眼淚默默地流淌在枕頭上。

他那瘀腫的佈滿著血絲的眼睛,從早到晚總是睜開著,渾濁的眸子裏彷彿有一團火在燃燒。時常能聽到咕嚕的聲音,彷彿是從他胸腔里發出的撕裂聲,從氣管套筒里傳出。

9

就這樣默默地走了

在生命的最後一天,當醫護人員給他吸了痰,他又突然用那枯瘦如柴的右手在空中比划著,張著嘴「啊、啊」地想叫喊。死神正在向他猛撲過來,他不願意、不甘心就這樣離開人間!或者,他心裏有無窮無盡的遺憾,他有滿肚子話要對決定他命運的人訴說,他還想多看一眼他為之奮鬥終生的共和國的大地和天空!

他頑強地在生理和心理的極限堅持著,可是,他已經筋疲力盡。他的元氣、精力已經耗費殆盡。他掙扎不起來了。他孑然一身。睜大眼睛注視著這個世界。

1974年11月29日15時35分,這顆跳動了76年的頑強的心臟,停止了跳動。從此,他把怨恨、痛苦、憂慮、困惑、遺憾和希冀,留給了這個世間,永遠地撒手而去。

在那個數九寒天的苦澀歲月,沒有任何人為他送行。護士像對待每一位逝者一樣,常規地為他做最後一次擦洗、更衣等料理,一條潔白的床單嚴嚴實實地遮蓋著遺體。

一位指揮千軍萬馬鏖戰大江南北,為民族解放事業縱橫捭闔,為人民利益剛正不阿犯顏直諫的共和國元帥,就這樣默默地走了,共和國毫無動靜。

他的名字將與日月同輝,與山河同在。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導讀]張聞天給毛澤東寫信說:「自己覺得我還是一個要革命到底的共產黨員,我還是想改正錯誤,改造自己,並繼續為黨做點工作的人」,並表示“我對革命前途永遠是樂觀的,我沒有任何悲觀失望的理由”。

1976年,張聞天去世前與夫人劉英攝於江蘇無錫(資料圖)

【風暴襲來】

從1965年11月批判《海瑞罷官》到1966年5月撻伐「三家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緊鑼密鼓地發動起來。自1959年廬山會議以後,用張聞天自己的話來說,他“過的是脫離群眾、脫離黨的直接領導並聽候黨的長期考察的孤獨生活”。他的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身份從未罷免過,但是,他看不到中央的文件,無從知道圍繞著對《海瑞罷官》的評論有怎樣複雜的鬥爭;更不用說,對於從《二月提綱》到《五一六通知》黨中央高層領導的尖銳分歧,他也是一無所知。但是,借評海瑞的“退田”、“平冤獄”來批判“單幹風”、“翻案風”的文字,在報紙上連篇累牘,張聞天感受到政治氣壓越來越低,一場政治風暴將要來臨。在生活待遇上,張聞天也漸漸等同於一個一般幹部了。1965年11月,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崑調出北京。不久,張聞天被吊銷了“供應卡”,接著就撤掉了“紅機子”,後來又搬走了一日三餐不可缺少的煤氣罐,這一切預示著什麼呢?

台播發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7人的一張大字報《宋碩、陸平、彭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一下子就點燃起來了。張聞天竭力使自己的思想跟上“革命”的形勢。6月11日,他給毛澤東並黨中央寫了一封短訊,表示自己要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繼續深入學習毛澤東思想,使自己進一步革命化。8月初,他開始在《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一些問題》的總題目下面寫“學習筆記”,力求從哲學高度來理解發動這場“大革命”的目的、任務和必要性。他萬萬沒有想到,這會是一場給黨和人民、給共和國帶來巨大災難的內亂。他這時也完全沒有想到,厄運臨頭竟會這麼快。他不知道,他已經被放到“橫掃”之列。1966年7月12日,審查他的專案委員會已經向黨中央、毛澤東建議:撤銷張聞天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開除黨籍,在報刊上公開點名。

8月9日,張聞天按通知到三里河國家經委禮堂開會。踏進會場一看,方才知道是所謂「聲討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孫冶方大會」。原來在前一天(8月8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經濟研究所的造反派跟得很緊,在公佈“十六條”的這一天,就召開這個“斗垮”走資派、批判反動學術權威的大會。

早在1964年秋,康生等人就誣指廬山會議「罷官」後到經濟研究所當“特約研究員”的張聞天同經濟研究所所長孫冶方結成“反黨聯盟”。所以,這天的大會開始不久,張聞天就被揪上台,掛上一塊大牌子,戴上一頂高帽子,站在孫冶方的旁邊。隨後,又有不少人被揪上台來,時值盛夏.擠在一起,酷熱難當。擠軋之下,張聞天的高帽子扣到了額下,更加悶熱。張聞天血壓高,又有心臟病,他竭力支撐著,彎腰低頭站了一個多小時,終至昏厥,一頭栽倒了。他被拖到後台,造反派中一個女的,還惡聲惡氣罵他:你別裝死,你死不了!張聞天慢慢蘇醒過來以後,造反派又不讓他休息,仍舊拖到台上,罰站挨斗。這次鬥爭會持續5個小時,他回到家裏向夫人劉英敘述經過,感傷地說:今天差點兒回不來了。

當張聞天從第一次衝擊中緩過氣來的時候,他想到應該給毛澤東寫信。8月22日,他寫信給毛主席並中央,報告8月9日被斗情況,說明「自己覺得我還是一個要革命到底的共產黨員,我還是想改正錯誤,改造自己,並繼續為黨做點工作的人」,並表示“我對革命前途永遠是樂觀的,我沒有任何悲觀失望的理由”。9月5日又寫一信,都毫無結果。

9月8日,中央辦公廳將張聞天的工資關係轉出,放到了經濟研究所。這樣一來,經濟研究所的「革命造反派」就更加放手大膽地對他進行批判鬥爭了。

12月7日,經濟所的幾個造反派組織聯合召開了批判鬥爭張聞天大會,「勒令」他會後寫出“檢討書”。接著,經濟所的造反派頭頭又闖進景山后街甲1號,抄了張聞天的家。他們逼著張聞天打開保險柜,將他1960年底到經濟所後寫的文稿合訂本和十幾本“讀書筆記”一齊抄走。1967年1月25日,張聞天又被經濟所造反派揪去,戴帽、掛牌、游斗。

120,心絞痛不時發作。但是,他不能休息,也得不到治療。無論風沙撲面還是烈日當頭,他都得懷揣月票,手提書包,在如潮的人海中,倒換兩次公共汽車,趕到經濟所去接受審問、批鬥。

批判、鬥爭在1967年夏季中央文革發動包圍中南海揪斗劉少奇的日子裡達到了高潮。1967年7月26日,北京航空學院和北京地質學院紅衛兵聯合召開群眾大會,鬥爭彭德懷、張聞天等人。會前,周恩來派人向紅衛兵頭頭傳達幾條規定:不許坐噴氣式,不許搞逼供信,不許遊街,不要武鬥。紅衛兵頭頭根本不聽。他們是受林彪、江青操縱的,是聽命於中央文革的。他們傳達和執行中央文革的指示:對群眾不要限制過多。在大會上搞了噴氣式,狠狠鬥了一場不算,還在會場出口處組織一批打手,對面而立,形成甬道,每人向彭德懷、張聞天等人猛擊一下。張聞天被打得滿頭滿臉青包紫塊,當場昏厥。幸虧兩個解放軍戰士眼疾手快,把他拽上了卡車。卡車開動,風吹起來,張聞天才蘇醒過來。

還有一次是突然襲擊。這是配合著8月16日《人民日報》公佈1959年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即「廬山會議」)《關於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 (摘要)》而進行的。8月21日半夜,忽有一批人逾牆進宅,直闖張聞天、劉英卧室,把他們揪走。直到在一個房間坐定,才知道到了外交部大院。天亮後造反派帶張、劉二人到食堂吃早飯。劉英對著稀粥一動不動,張聞天悄悄說:“快喝點,不然頂不住。”喝過稀粥,造反派就押著張、劉二人在外交部大院內游斗,他們被揪扯著,跑步上下樓,把外交部大小辦公室、宿舍樓幾乎游斗遍了。下午再開大會鬥爭,張聞天受盡摧殘。劉英陪斗,同時受罪。大會開到5點結束,又將張聞天等人押在一間房裏。造反派提審,硬逼張承認陳毅是他廬山發言的後台。張聞天堅決否認,說他的發言完全是自己的思想,與別人無關。搞到天傍黑,張聞天和劉英才回到家裏。張聞天撫摸著劉英的手,關切地問她:“頂得住嗎?”劉英寬慰張聞天說:“你看,這不是頂住了嗎?”張聞天端詳了一會,看劉英神色確還可以,就說:“你頂住了,太好啦。批鬥的時候我老是想著你,又不能看你,真怕你身體吃不消啊。”劉英聽他這麼說.不由得眼圈都紅了。這一對在長征的艱苦歲月中相愛的老革命家,想不到竟被造反派當成了侮辱和體罰的對象。此時此刻,他們真如涸轍之鮒,只能相濡以沫了。

在那失落了人性的所謂「革命大批判」浪潮中,張聞天的人身安全毫無保障。他成了造反派隨意擺弄、爭相顯示“革命”的工具。當時“造反”已經同“奪權”聯繫在一起,有野心的造反派頭頭和幕後人物,要撈取政治資本,製造權勢,最好的一個辦法,就是狠狠鬥爭所謂“叛徒、特務、走資派”。毛澤東這時雖再三呼籲“聯合”,要求制止“武鬥”,一時也難以控制局面。在這樣的形勢下,張聞天之受盡折磨,真可以說是在劫難逃。

這時的張聞天,老而病,侮辱加上拳腳,其痛楚非常人所能忍受。然而他默默地忍受著,堅強地挺住,沒有流露出一點消極悲觀。他不厭其煩地寫那些所謂「交代」、“檢討”。一方面,他不能不按當時的流行文體給自己上綱上線,扣上一頂又一頂帽子,另一方面,又寫明事實真相,說明原委,對一些理論問題和歷史問題,決不輕易放棄自己的獨立見解。如果拋開那些空洞的“帽子”、誇張的言詞,那麼,這些「交代」、“檢討”涉及的史實和思想仍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例如,在1967年8月28日交出的一份所謂“認罪書”中,張聞天概括廬山會議前後自己的基本思想是:“認為我國農業、手工業合作化和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了,因而以後的任務,就不再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而只是社會主義建設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矛盾,就是生產和需要的矛盾,因此,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任務,就是解決這個矛盾,即發展生產,滿足需要。”他分析自己在這種基本思想的指導下,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問題上有以下6條主張:

1.強調發展生產力,即把「以最少的勞動消耗,取得最大的經濟效果」,把建立社會主義物質技術基礎,作為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任務。這是把經濟放在第一位。

2.強調改善人民生活福利,強調社會主義國家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在物質生活水平上,進行「和平競賽」。

3.強調利用物質刺激,即利用工資等級、獎金制等,來刺激勞動人民和知識分子的生產積極性。

4.強調價值規律及其他經濟規律的作用,強調一切生產計劃都應服從於經濟規律,而不是使經濟規律服從於生產計劃;強調用經濟方法去領導經濟;以及強調經濟核算、利潤指標等等。

5.在生產管理上,強調廠長、工程師、專家等的集中管理,反對在生產中大搞群眾運動;反對不斷破壞「舊制度、舊規章」;從此也強調了要向資產階級管理生產的經驗學習,向資產階級專家學習。

6.主張「平衡論」、“按比例論”、“生產漸進論”,反對“冒進”,反對大躍進。

在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文化大革命」中,張聞天這些探討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基本規律的思想、觀點,被說成是同黨的總路線針鋒相對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其目的是要反對和修改總路線,把高速度、大躍進的總路線引導到穩步漸進的路線上去,結果是不要群眾運動,取消大躍進云云。

【219起「接待」】

張聞天在被反覆進行大會批鬥的同時,還幾乎天天接受中央機關和全國各地許多單位造反派的提審、質問、調查。據張聞天1967年11月27日遞交的一份「接待總結」統計,自1967年1月24日至11月17日不到10個月時間裡,他接受審訊、回答問題,或寫出材料,或在記錄上修改、簽字,累計為219起。調查材料大致是以下七個方面:個別幹部的歷史情況,留學莫斯科期間的情況,劉少奇與白區工作,東北情況,廬山會議情況,外交戰線及國內政策。

不論造反派怎樣辱罵、恫嚇,不論怎樣誘、套、哄、逼,他總是認真回憶,據實回答。涉及黨內歷史情況,幹部的是非功過,他不管外界的輿論和壓力,也不論這個幹部同自己的親疏遠近,總是負責地說明情況,談自己的看法,決不亂說,從不諉過於人。有時還同調查、審訊者爭論起來。常常有造反派對他的交代不滿而厲聲呵斥,張聞天總是不緊不慢地說:「我知道的就是這些。你們要我說的那些情況,我不知道。」即使因此而遭到拽扯、推搡以致毆打,他也毫不動搖。材料都用複寫,一份交出,一份自存。保存下來的這些材料,顯示了張聞天堅定、正直的人格。這裏順著時間次序摘錄幾條:

3月13日,中央財經學院「批判陳雲聯絡站」向張聞天調查陳雲的歷史情況。3月20日他把寫的《對陳雲的看法和回憶》交出。材料中說:“我覺得陳雲工作比較踏實,有辦法;作風謹慎穩當,比較能團結和使用幹部”,“對陳雲的印象是好的”。他同陳雲的經濟思想,“在其基本點上,是相同的”,主要是:為了滿足群眾的物質要求,就必須發展經濟,增加生產,要重視物質刺激的作用,強調對生產的自上而下的集中管理,注重技術措施,強調平衡,堅持穩步前進。

陸定一在「文革」前就被打擊,「文革」開始中宣部被誣衊為“閻王殿”,部長陸定一被說成“大閻王”,還懷疑他的黨籍。張聞天於6月13日向中央辦公廳來人交了答覆陸定一黨籍問題的材料。他毫不含糊地證明,30年代初陸定一被開除黨籍是一樁冤案,當時就已糾正。材料中談到:1932年團中央被破壞事曾懷疑同陸定一有關,因此陸曾受開除黨籍處分;後經審查,證明此事與陸無關,是一錯案,即撤銷了處分,恢復了黨籍。負責審查的是當時中央組織局(局長李維漢)。

6月20日,張聞天把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要他寫的關於陳毅的材料交出。他明確地寫道:“我知道陳毅對毛主席關於外交政策的指示是執行了的。他對毛主席是表示尊重的。”“我覺得陳毅對總理是尊重的,同總理的工作關係,也是很密切的。”

江青、康生等妄圖利用1932年2月國民黨特務機關偽造的所謂《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反周恩來。遼寧大學的造反派就此於11月20日質問張聞天。張聞天斬釘截鐵地回答,所謂伍豪(周恩來)在1932年發表反共啟事一事,「純系捏造。我同康生、陳雲等看到後,一笑置之,因為一則伍已去江西;二,伍絕不會做這樣的事。」

張聞天寫的材料還涉及楊尚昆、彭真、李先念、李維漢、王稼祥、彭德懷、烏蘭夫、宋任窮、李立三、伍修權、吳亮平、孔原、王鶴壽、徐冰、宋一平、曾湧泉、姚依林、程子華、呂正操、劉瀾波、王觀瀾、孫冶方、姬鵬飛、張琴秋、李伯釗、李培芝等許多同志。張聞天在自己不斷挨斗蒙受不白之冤的時候、以確鑿的事實,證明許多同志的清白,是令人敬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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