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網友在港拍片 爆香港「低能防疫」

香港第四波疫情爆發，情況相當嚴峻。早前有個內地網友回到香港，在家居隔離的第一天就拍片大爆家居隔離諸多漏洞，直指香港是「低能防疫」，話因而明白香港為何會社區大爆發。

內地網友拍片爆香港「低能防疫」，家居隔離如無掩雞籠。

這名網友在影片中話，政府沒有強制性的酒店隔離，只是戴上手環進行家居隔離，而且非常之寬鬆。「我現在在我家隔離，但是我可以在家裡隨便走動，接觸任何人，包括我父母啊，我親戚朋友啊，他是完全沒有規定說你在家裡是不能接觸任何人。」她對比內地，如果在內地進行家居隔離，門會用封條封起來，廁所也要分開使用，但是在香港，這些設施完全是共用的。

因此，一旦家居隔離的人染疫，按照這樣的隔離措施，家人朋友肯定會感染，他們肯定會出去，也就給社區帶來了病毒傳播風險。她忍不住質問：「所以家居隔離的意義到底在哪裡？」

另一個令這名內地網友相當困惑的做法是，對於外來人士，隔離並不是從一入關就開始。香港政府並沒有強制性要求入境旅客要坐專車，或者一定要搭的士，換言之，可以放任入境旅客隨隨便便周圍走，使用包括地鐵、巴士在內的交通工具。

她以自己舉例，由於她回香港的家離口岸特別遠，需要轉好幾次車，所以在回家的3個小時車程內，她已經走遍了港島、九龍、新界，一旦自己帶毒，車上的乘客、遇到的路人、同一部電梯的人都相當高危，等於是這樣的防疫完全沒有任何效果。

網民由內地返港親歷隔離，爆防疫漏洞多。

這樣的做法，後果相當嚴重。如果是從內地這種疫情已經受控的低風險地區入境，可能比較沒有問題，可是，如果旅客來自英國、美國等疫情嚴重的國家和地區，按照這樣可以隨便到處亂走的方式進行「隔離」，只要入境旅客攜帶病毒，肯定是傳染了一大堆人。

她說， 這也就解答了為什麼前段時間一天會新增那麼多確診個案，其實完全是因為外國入境的留學生也好，旅客也好，他們都是和內地返港的一樣，只需要家居隔離，回家之前那段路全部都是很自由。特區政府到此時此刻，才去禁美國英國那種危險地區，要求強制隔離。她就相當困惑：「為什麼你早不做晚不做，要現在做呢？！現在做還有意義嗎？」

最後，這位網友就總結話，香港的防疫措施很遲鈍，又很庸，防疫不到位，沒有能力去改變這個事實，香港普通市民是相當無奈。

令她更加無奈的是，回家路上，大家看她戴手環都很怕，擔心她會播毒給他們，她就吐露心聲：「我比你們還要怕好嗎！你看整個廣東省都沒有香港那麼多案例，我真的很害怕回到香港之後中招。」而且自己萬一中招了，可能還要被罵，因為自己是從內地過來的，就會有人說是從內地來傳染給香港人，媒體也會大做文章，趁機抹黑大陸。

睇返日期，這條片拍攝於11月14日，令她沒想到的是，近日香港疫情又急速反彈，她日前在網上大呻：「我隔離都還沒結束，第4波疫情就又來了！！！」

事實上，香港政府不以清零為目標，對入境人士的隔離方式又如無掩雞籠，出現一波接一波疫情的情況，並不是好難預見的事，普通市民真係好無奈。

A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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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案是本港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審訊，亦將成為日後相關國安案件的重要案例。

針對黎智英面對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法官在判詞中解釋了「勾結」（collusion）罪的法律原則，指雖然《國安法》無定義「勾結」罪，亦沒就「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作解釋，但法官表明，黎智英請求或呼籲外國採取某項行動，可透過口頭及書面、明示或暗示方式提出，如提及科技禁運，已可視為「勾結」外國勢力罪的「封鎖」或「敵對活動」，關鍵不在於該措施是否落實。

控方結案陳詞時指出，案中被告在《國安法》後持續勾結外國，屬串謀犯案，而控方毋須證被告全盤知道協議內容，只須證明各方依循協議行事。至於辯方爭議「勾結」罪的字眼，控方指提出「請求」已構成犯罪，毋須證明獲對方接收，而「制裁」對象不限於國家，亦包括官員。

為釐清「勾結」罪的法律原則，判詞作了清楚解釋。對辯方爭議制裁官員並不構成「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惟法官在判詞表明拒絕接納辯方的主張，認為可按「社會背景（social context）」及一般意思（ordinary meaning）去解讀。

判詞指，參考《國安法》第1條和第4部分的說明，從而得出實施條文是為維護至關重要的國家安全，故法庭應套用最廣泛的概念去理解「勾結」的意思，另在應用同類原則（ejusdem generis）下，「制裁」和「封鎖」則被視乎「敵對行動」的其中一種。

而「請求」（request）的意思，可以是以口頭或書面方式、明示或暗示方式（it can be made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作出，重點是作出「請求」的人，目的是意圖要求外國實施制裁。但法庭不關心相關措施的有效性，在外國是否可以確切落實，只會關心該措施是否針對中國或特區政府，以及是否構成「敵對行為」，對政府官員的制裁，也符合條文對外國制裁的定義，外國對中國實施技術禁運，也可歸類為「封鎖」或「敵對行為」的一種。

至於制裁行為是否需正式實行後才能構成犯罪，辯方指出，制裁個別官員並不構成《國安法》29條下的罪行，法庭表明不同意，並批評該種詮釋條文的方法過份狹窄和片面，因為《國安法》29條的「勾結外國勢力」罪，是指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是「行為罪」（action crime）而不是「result crime」（結果罪）。

另辯方結案陳詞時提出，控方要證明黎智英明知行為非法仍意圖履行協議。但法庭不同意，亦認為違背「對法律無知」不能免除刑責的原則，強調對法律無知並非辯護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