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貞將軍
張啟龍
親密夫妻在離婚書上籤了字
1931年7月，張啟龍奉蘇區中央局的指示，離開湘東特委，前往湘贛蘇區參加組建中共湘贛省委，並任省委常委兼省蘇維埃政府副主席。
李貞隨張啟龍來到湘贛蘇區，任省婦委書記兼婦女生活改善委員會主任，專職從事婦女工作。
就在李貞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之中的時候，一個不幸突然降臨到她的頭上，使她陷入了極大的感情煩惱之中。
當時，湘贛蘇區也和全國各個革命根據地一樣，存在著正確路線與「左」傾錯誤的激烈鬥爭，「肅反」運動愈演愈烈。運動中，王首道被撤銷省委書記職務，張啟龍被秘密關押在省保衛局……
李貞被這一晴天霹靂般的消息驚呆了。對這兩個人，她是十分了解的。幾乎是在參加革命的初期，她就認識了張啟龍，之後他又成為她的入黨介紹人，正因為敬重他、信賴他，在和古家斷絕關係後就和他結了婚。王首道，則是她在大革命失敗後的第一個直接領導者。這樣的一些人，會成為反革命嗎？李貞迷茫了。
李貞到保衛局看望張啟龍，當面問丈夫這是怎麼回事，可張啟龍什麼也不講，只是說：「情況可能會更壞，你要有思想準備。」
李貞流淚了!這位堅強的女共產黨員，在最困難最危險的情況下，都沒有流過淚，此時卻哭了，哭得很傷心……
張啟龍經過反覆考慮，唯恐某些人藉此加害李貞，不得已，最後決定，在他們事先準備好的離婚書上籤了字。
幸好，湘贛蘇區的「肅反」擴大化很快得到了控制。張啟龍被釋放後，由於戰事頻繁，不久又進行長征，與李貞再也沒有見過面。新中國成立後，他們仍然保持著良好的關係，經常來往。張啟龍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1935年元旦，李貞和軍區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結為夫妻。李貞是懷著身孕開始長征的。一路上，她以常人難以想像的毅力，忍耐著各種惡劣環境帶來的重重困難：跨過了金沙江，又渡過了大渡河，翻過了雪山。
由於戰鬥行動的需要，甘泗淇不能常跟李貞在一起。一次，當得知妻子病重時，急忙趕到她的身邊，把自己唯一的私產一支金筆：莫斯科中山大學的獎品賣掉換藥，才將李貞的病情穩定下來。
在隨之進行的草地跋涉中，李貞懷孕七個月的孩子早產了。病體還沒有恢復，又沒有充饑之糧，李貞缺少奶水，孩子餓得啼哭不止。戰友們見狀，送來了自己捨不得吃的青稞面，但畢竟非常有限，而且青稞面也談不上多少營養。沒等走出草地，這可憐的小生命就夭折了。
終身未育卻子孫滿堂
李貞再沒有生育，卻和丈夫甘泗淇用自己的工資撫養了20多個烈士遺孤。李貞把偉大的母愛無私地奉獻給了孩子們。
陳小妹的父親陳希雲，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120師後勤部長，解放後曾任國務院糧食部副部長、黨組書記，1957年生命垂危時，對幾個年幼的子女放心不下。李貞得知這位老戰友的心事後，前去醫院探望，並安慰他說：「你安心治病吧，家裏的事有組織安排，我們這些老戰友也會幫助照顧好的。」隨後，她就把陳希雲的大女兒陳小妹接到家裏撫養，從上小學上中學上大學，一直到參加工作，十幾年吃住在李貞家。
小時候的陳小妹體弱多病，後來患了心膜炎。李貞關愛備至，一邊給孩子買葯治病，一邊進行伙食調劑。在李貞慈母般的關懷照顧下，小妹健康幸福地成長著，後來考上了解放軍外語學院，成為部隊的技術骨幹，還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朱一普是苗族老紅軍朱早觀的女兒。1955年，朱老病逝後，李貞和甘泗淇就把朱一普接到家裏撫養。
影，逛公園，大家庭里充滿了溫暖，其樂融融。
儘管李貞撫養的孩子多，但她從不以權謀私，用自己的權力為孩子們就業、調動、晉陞等開「綠燈」。無論是對家裏的人，還是對自己的親友，她都一視同仁，無一例外。
李貞自己用車很少，更不准家裏的人和工作人員隨便動用。可是，外地來京的老戰友或來看她，或來治病，她都儘可能派車接送。街坊鄰里有燃眉急事求援，她更是熱情相助。
一個冬天的夜晚。更深人靜時，忽然有人敲門。工作人員向李貞報告說，鄰居的小孩生病，發高燒，孩子的媽求援來了。
李貞馬上把司機找來，囑咐他說：「隔壁王大媽的孩子得了急病，你趕緊開車把孩子送到醫院，救人要緊，不能遲誤！」
小孩搶救及時，脫離了危險。王大媽千恩萬謝地說：「李奶奶，是您救了我們孩子一條命啊！」
其實，李貞的工資並不高，可她的生活開支卻不小。20多個義女義子要生活，張口伸手都離不開錢。平時客人來往也多，逢年過節就更多了。時常有人住在她家裏，時間短的一個星期，長的幾個月，吃住她都管。有些老同志覺得住的時間長了，要交伙食費。李貞不僅不收他們的錢，有的老同志在京住長了，錢用光了，她還掏錢給他們買車票，送給他們路費。
蔡暢、鄧穎超、李貞等參加長征的女同志合影
蔡暢（中排左4）、鄧穎超（中排左3）、李貞（中排左5）等參加長征的女同志於1959年合影
李貞
「集體宿舍」度晚年
1980年，李貞定為大軍區副職。可是，李貞仍然住在原來的房子裏。節假日，老同志和親屬們來看望她，會客室就擠得坐不下。組織上多次勸她搬家，她就是不同意。
李貞在香山的舊平房裏，一住就是八年。
1984年春天，組織上又派人勸她搬家。好說歹說，她才同意搬進紫竹院附近一幢公寓裏的一套軍職幹部房。在有的同志看來，李貞這麼老的同志還住這種「集體宿舍」，與她的身份不相符。李貞卻風趣地說：“有這樣的房子住就不錯了。置身於群眾之中，就不會脫離群眾了嘛!”
李貞住在三層樓上，平時外出參加一些會議和活動，樓梯爬上爬下很不方便。有關領導出面做工作，勸她搬進一套新房。李貞卻執意不肯搬遷：「不能再搬了，這已經很不錯了。」
在紫竹院附近的這幢「集體宿舍」里，李貞度過了她一生中最後六個不平凡春秋。
1990年3月11日，她走完了光輝的一生。
李貞在遺囑中這樣安排她的遺物：一根金條捐給自己的家鄉瀏陽縣，一條捐給甘泗淇的家鄉寧鄉縣，用於發展教育事業；存款一分為二，一部分捐送北京市少年宮，一部分作為自己的黨費。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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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在林彪看來，對他地位和權力威脅最大的人，莫過於羅瑞卿，而羅瑞卿又不為他的威逼利誘所動，只好找機會來除掉羅瑞卿。
1964年6月，羅瑞卿陪同毛澤東檢閱北京、濟南軍區的軍事彙報表演。
羅瑞卿是林彪篡奪權力威脅最大的人，林彪把他作為軍中第一個要清除的對象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彪、江青一夥為了壯大自己的勢力，拚命地網羅黨羽，培植自己的親信爪牙，而對反對他們的人，則設法迫害，不惜置於死地，為其奪權掃除障礙。為了抓住軍權，林彪在軍隊中採用拉攏引誘和威脅相結合的手段，培植他的代理人。在他拉攏、威脅當時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一個頂天立地的鐵骨漢子羅瑞卿失效時，他便180°轉彎，把羅瑞卿作為在軍中第一個要清除的對象。
羅瑞卿是四川省南充人，年輕時就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曾在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學習過。他跟隨毛澤東進行了二萬五千里長征，在陝甘寧邊區的抗日軍政大學當過教育長、副校長。他身材高大魁梧，面孔憨厚和善，抗大的師生都親切地稱他「羅長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歷任政法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政法辦公室主任、公安部長，兼任公安軍司令員、政治委員。1955年被授予大將軍銜。1959年開始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國防部副部長、中央軍委秘書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等職。毛澤東非常器重和喜歡羅瑞卿，也許這也是林彪嫉恨羅瑞卿的原因之一。
毛澤東與羅瑞卿的親密關係始於長征時期。當時，羅瑞卿任紅一軍團保衛局長，毛澤東經常和紅一軍團一起行動，因此，保衛毛澤東的安全，就成了保衛局長羅瑞卿的重要職責。無論是在行軍途中，還是毛澤東親臨前線指揮作戰，羅瑞卿總是形影不離地守護在毛澤東身邊，保衛毛澤東的安全。
新中國成立以後，羅瑞卿任公安部長期間，也十分關心毛澤東的安全，總是親自過問。每次毛澤東外出，他都跟隨同行，並親自佈置檢查保衛工作。毛澤東視察長江三峽時，想在三峽附近下江游泳，羅瑞卿就到三峽去觀察水情，發現那一段江面漩渦較多，勸阻毛澤東不要到那裏去游泳。1959年，羅瑞卿出差到長沙，一聽毛澤東在湘江邊要游湘江，馬上趕去檢查安全措施，又陪伴毛澤東遊江。隨後，他還親自做毛澤東的警衛，陪毛澤東遊韶山，並一直妥善安排毛澤東上了廬山。在節日期間，羅瑞卿的工作就更加繁忙，為保衛毛澤東的安全工作而跑前跑後。許多領導人在節日裏都能攜帶妻室去天安門觀看焰火，他卻沒有享受過這種天倫之樂。即使他的妻子抱怨他，他仍以工作為重，以保衛毛澤東的安全為重，自始至終堅守崗位，可謂是毛澤東最忠實的保衛者。他還為了能在毛澤東遊泳時緊隨左右，在年近五旬時，還刻苦地學會了游泳。羅瑞卿那高大的身軀，那誠實、憨厚的面容，使毛澤東對他非常放心，以至羅瑞卿遭受陷害時，毛澤東也不得不承認，羅瑞卿除了一片好心，反對他游長江外，還沒有反對過他。
1964年，羅瑞卿開展全軍群眾性練兵運動，用以提高軍隊素質，並親自領導組織北京、濟南等部隊的軍事表演，讓毛澤東觀看。毛澤東看後非常高興，當即表揚了羅瑞卿，並建議羅瑞卿在全軍普及北京、濟南軍區的經驗。
羅瑞卿受到毛澤東的表揚，引起了林彪的嫉恨。一心要爬上權力寶座的林彪，把羅瑞卿看成他在軍內強有力的競爭對手。而且，林彪長期以來在軍內推行個人崇拜，羅瑞卿對此持反對意見。
1960年，林彪拋出「頂峰論」和“最高最活”等極“左”口號，羅瑞卿當即針鋒相對地指出：“難道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不再發展了嗎？把革命導師的理論說成‘頂峰’，這本身就違背了毛澤東思想。”“‘最高最活’，難道還有次高次活？毛主席知道了也不會同意。”1961年，林彪又提出“背警句”、“立竿見影”等口號時，羅瑞卿明確表示自己同意羅榮桓元帥的觀點，尖銳地指出，死背硬記，從書本中找現成答案，搞“立竿見影”，而不去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實質，這種學習方法違背了理論聯繫實際的革命作風。在戰略方針上，林彪主張消極防禦，說：“不要看地形，看地圖就行了。”而羅瑞卿反駁說：“地圖要看，地形也要看，打仗不熟悉地形是不行的。”為此，羅瑞卿還做了大量的實地勘察工作。當林彪喊出“革命化”、“騾馬化”的愚昧口號時，羅瑞卿說：“我軍要擁有現代化一切最新技術設備”，並為發展國防工業和國防科研付出大量辛勤的勞動。針對林彪空喊政治，在軍隊搞“文”不搞“武”時，羅瑞卿強調：搞好軍事訓練是一件具有戰略意義的大事，現在要靠訓練來準備打仗。林彪誣衊1964年群眾性練兵運動“衝擊了政治”，是“單純軍事觀點”，鼓吹“政治可以衝擊其他”。羅瑞卿反駁說：“不能亂沖一氣。政治是統帥，政治工作也要保證軍事任務的完成。否則，天天講突出政治，業務工作總是搞不好的，那就不是真正的政治好。”
因為羅瑞卿總是反對林彪，林彪對此感到十分惱怒，但由於毛澤東對羅瑞卿很信任，林彪就不敢對羅瑞卿過分發作。於是他和葉群就利用請羅瑞卿一起看電影等手段和羅瑞卿套近乎，妄圖把羅瑞卿拉上他的賊船，但都被耿直的羅瑞卿不卑不亢地拒絕了。特別是1959年林彪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任國防部長後，由於這位怕風怕光的部長的身體原因，許多事務實際上都是由羅瑞卿來具體抓。劉少奇曾公開表示過，羅瑞卿是國防部長的接班人。因此，在林彪看來，對他地位和權力威脅最大的人，莫過於羅瑞卿，而羅瑞卿又不為他的威逼利誘所動，只好找機會來除掉羅瑞卿。因此，在羅瑞卿被誣陷和關押期間，林彪把羅瑞卿和他的意見分歧都當成羅瑞卿「反革命的罪證」，像一磅磅重型炮彈一樣轟向羅瑞卿。
江青要一套軍裝，羅瑞卿明確交代：軍衣可以發，但不給領章、帽徽
導致羅瑞卿遭受迫害的另一個致命的因素就是他得罪了當時的「第一夫人」、“迫害狂”江青。
話給羅瑞卿，說她要召開一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請羅瑞卿參加。誰知羅瑞卿“不識抬舉”，對江青的要求置之不理。其實羅瑞卿對江青本來就很反感，江青曾經要羅瑞卿發給她一套軍裝，羅瑞卿明確交代：軍衣可以發一套，但不給領章、帽徽，因為她沒有軍籍。江青感到她的話對一直跟隨毛澤東身邊的耿直的羅瑞卿似乎不起任何作用，她想出風頭的路也被羅瑞卿堵死了。因此，江青對羅瑞卿懷恨在心，一直在暗中想方設法置羅瑞卿於死地。
江青在羅瑞卿這兒碰壁後，並沒有動搖她以文藝界為突破口而大出風頭的野心，這時，她又選中了林彪。在對待羅瑞卿問題上，二人狼狽為奸，可謂是不謀而合。從此二人勾結起來，終於把羅瑞卿一步步地推向深淵。
1965年秋冬之際，林彪開始行動了。他叫秘書打電話授意海軍副司令員李作鵬寫一個關於近年來海軍兩種思想鬥爭的情況，重點是羅瑞卿的表現。林彪的老婆葉群則親自打電話給李作鵬，說羅瑞卿「有野心」，“想當國防部長”，“正在組織新班子”，要李作鵬“從海軍的角度”寫材料。接著又給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打電話：“你要徹底揭發羅瑞卿在空軍的活動。你聽到劉亞樓（前空軍司令員）生前對羅瑞卿有什麼意見要講。”這是明顯的示意、出題目。接著葉群又說：“林總講，你是跟羅長子還是跟林總？”
聽到這裏，吳法憲完全明白葉群的示意。他馬上表忠心：「我當然跟林總，跟羅瑞卿不是往邪路上走嗎？請你告訴林總，我一定跟他，你們可以看我今後的行動。」
葉群很高興，就說：「林總已經把你的級由六級調升至五級。」就這樣，吳法憲心甘情願地上了賊船。不惜踩著羅瑞卿的身體往上爬。葉群和吳法憲捏造了所謂羅瑞卿要劉亞樓轉告葉群的“四條意見”：一、要好好保護林總身體；二、林彪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現在不出，將來也要出政治舞台的；三、今後林彪不要再多管軍隊的事情了，由羅總長去管好了；四、一切由羅去管，要放手叫他去管。明眼人一看便知，如果羅瑞卿真的講了這四條，那就確有伸手要軍權的嫌疑。吳法憲按葉群授意，從1965年底到1966年3月，發了兩次言，寫了一封信，一口咬住羅瑞卿講了這“四條”，因此，“充分證明羅瑞卿確實有向黨伸手和奪取軍權的野心”。這是死無對證的指控，因為劉亞樓已於1965年5月去世。
這一切都準備好了之後，林彪對羅瑞卿採取了突然襲擊。當時羅瑞卿正在雲南落實中央軍委的軍事部署。他正忙於工作時，忽然接到通知，要他馬上到上海去開會，卻沒有透露會議的內容。羅瑞卿迅速安排好工作，準時到達上海機場。前來接他的是上海市委一位負責人和空軍司令員吳法憲。
話。這裏警衛森嚴，在一間房間裏他見到了幾位熟悉而又深為敬重的老戰友，但他們談話猶猶豫豫，欲言又止。最後，他終於知道了，正在開的會議是對羅瑞卿的突然襲擊，並且這是中央的決定。羅瑞卿急於知道會議情況，卻自始至終被拒之門外。
這次會議是林彪策劃誣陷羅瑞卿的一次緊急會議。從1965年12月8日開始，到15日結束，由林彪主持。毛澤東11月末在杭州聽取葉群利用海軍的材料對羅瑞卿的問題的彙報後，他不能容忍有人竟違背他「突出政治」的方針，於是不顧和羅瑞卿的親密關係，忍痛割愛，於12月2日在一份報告上對羅瑞卿問題作了如下批語：“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於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佈一套折中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
林彪得到這個批示，如獲至寶，肆意地歪曲事實對羅瑞卿進行陷害。會議揭發批判了羅瑞卿的所謂的「反黨篡軍的罪行」，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葉群卻能夠出席會議，並在會上作了“最有分量”的發言。葉群這個被譽為“渾身上下都是假”的女人，其實對羅瑞卿是懷恨已久的。60年代初部隊評職稱時，葉群向羅瑞卿伸手要大校軍銜，而羅瑞卿卻按規定給她評為上校，沒有滿足葉群的權欲。1965年春，林彪關於“突出政治五項原則”發到部隊前，羅瑞卿建議改掉文件中提到葉群名字的地方，此事又使葉群十分惱火。這次能在中央會議上對羅瑞卿開火，葉群當然火上澆油。她說：“羅瑞卿掌握了軍權，一旦出事，損失太大。他的個人主義已經發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國防部長讓給他，他當了國防部長後又會要更高的地位，這是無底洞……”對她的一派胡言，鄧小平在會上公道地為羅瑞卿申辯，但在那種情況下，顯然無濟於事。因為葉群他們為了加強“罪證”的分量，曾逼劉亞樓的遺孀翟雲英作證，處於失去丈夫恍惚之中的翟雲英表示沒有聽說所謂“四條”，只承認她看見劉亞樓臨死前伸出四個指頭。他們抓住這一根稻草，叫秘書代翟雲英寫了證明。同時，葉群還授意李作鵬也憑空誣告羅瑞卿“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有陰謀活動，想佔領海軍這個陣地”等等。
在這種情況下，與會的人已無法為羅瑞卿辯解，於是林彪在會議上宣佈撤銷羅瑞卿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公安部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等一切職務。對羅瑞卿的迫害開始了。
在江青的配合和參與下，林彪加快了對羅瑞卿迫害的步子。1966年3月，林彪在北京連續召開批判羅瑞卿的會議，並指定羅瑞卿在會上做檢查。如果羅瑞卿不承認林彪羅列給他的一系列罪行，檢查就不能通過。因此，會議開得很特別，沒有確定日期，停停開開，每當羅瑞卿要陳述真相時，他們就宣佈休會，這其實是在逼供，他們根本就不想給羅瑞卿申辯的機會。羅瑞卿當時的處境正如他的女兒點點在《生命的歌》一文中所敘述的那樣：「看見的是，他所崇敬的德高望重者背過臉去，賣身求榮者鼓噪淹沒了仗義執言的呼聲，心地善良的人被迫閉口不語，或違心附和，反覆無常的人則高舉順風旗，臉上堆滿獰笑，血口噴人。他好像被推進茫茫黑夜中，黎明沒有盼頭；他好像被推上懸崖絕壁，卻只能往前走。他面前的一切使他心境彷徨，迷惑無法解，他意識到有人在逼他，逼他離開這個世界。」
1966年3月18日深夜，羅瑞卿感到孤寂、鬱悶、悲憤，覺得再也忍受不到天明，決心以死來抗爭。他給妻子郝治平留下一張字條：「治平：會議的事沒有告訴你，為了守紀律……永別了，要叫孩子們永遠聽黨的話！我們的黨永遠是光榮的、正確的、偉大的，你要繼續改造自己！永遠革命。」之後便從他住房的樓頂縱身跳了下來。然而，歷史也許知道有那麼一天他會沉冤得昭，他沒有失去生命，只是左腿骨折。當他躺在醫院裡，睜開眼看見旁邊流淚的妻子時，一再囑咐她：“要把孩子養大，不要讓他們斬草除根。總有一天，黨會把事情搞清楚的。”他相信黨，相信光明一定會到來。
但是，他面臨的，卻是更大的不幸，林彪說他是個「身敗名裂」的敵人，以自殺這種形式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是“叛國”的“罪行”。羅瑞卿被送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陪伴他的是一張硬板床，一張小方桌，一個難得見到陽光的小窗戶，嚴密的看守。這位沒有坐進敵人監獄的大將卻坐進了“自己人”的監獄。斷肢的疼痛使他晝夜難眠，更嚴重的是心裏的絞痛，而林彪則幸災樂禍，並要一步一步地把羅瑞卿逼到絕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