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會見首次訪華的戴卓爾夫人（資料圖）
1989年5月16日中午，鄧小平設宴款待前來中國訪問的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席間，兩人有這麼一段耐人尋味的對話：
戈爾巴喬夫：「現在我要完成我國領導人的一項委託，即邀請你去蘇聯訪問。」
鄧小平：「我出國的使命已經完成了。如果3年前解決了柬埔寨問題，那我真的要到蘇聯去。可能去遠東，也可能是莫斯科。現在已經過了3年了，我這個年齡不允許了。我感謝你的盛情邀請。」
戈爾巴喬夫：「但我們仍然向你發出邀請。一旦你得出結論可以訪蘇，我們將隨時歡迎你去。」
鄧小平：「我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看來恐怕做不成了，就是台灣問題。調整了與日本的關係，與美國的關係，也調整了與蘇聯的關係。確定了歸回香港，還未到期，但也確定了。這是對外關係問題。對內的參與，確定了基本路線，四個現代化這件事。一個政策，就是改革開放政策。四個堅持。還沒有能夠實現的，就是廢除終身制度。這個沒能實現。這是制度上的重要問題。」
領袖晚年，都會留下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人生遺憾，鄧小平也不例外。台灣問題和祖國統一大業，毫無疑問就是鄧小平晚年留下的最大遺憾。在85歲高齡的時候，鄧小平已經預見自己很難看到台灣回歸祖國的日期了。在這次談話中，他清楚地表達了自己的晚年遺憾。
「解決台灣問題就是兩隻手，兩種方式都不能排除。力爭用右手爭取和平方式……實在不行，還得用左手，即軍事手段。」
新中國成立前後，由於國民黨當局逃往祖國寶島台灣，再加上一些歷史的原因，使得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台灣，被人為地與祖國大陸分割開來。
由「一個國家，不同制度」到「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鄧小平對里根說：“如果美國按照杜勒斯的政策對待台灣，不知哪一天，台灣又成為爆炸性問題。”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程的加快，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歷史時期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構想也逐漸成型。這一科學構想的核心，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是由鄧小平在其晚年首先表述出來的。這一提法，也是逐漸完善的。
1983年6月21日，鄧小平在會見民主柬埔寨領導人時，就中國統一的問題闡述了「一個中國，不同制度」的設想，他說：“在一個統一的國家內，有不同的社會制度，這是史無前例的。實際上，真正統一了，台灣一個制度，香港一個制度，大陸一個制度。大陸是社會主義制度。”
5天以後，鄧小平在會見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時，進一步闡明了實現大陸和台灣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強調：「問題的核心是祖國統一。」他指出：“和平統一已成為國共兩黨的共同語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們希望國共兩黨共同完成民族統一，大家都對中華民族作出貢獻。”
鄧小平表達了台灣可以高度自治的意思。他說：「我們承認台灣地方政府在對內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台灣作為特別行政區，雖是地方政府，但同其他省、市的地方政府以至自治區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區所沒有而為自己所獨有的某些權力，條件是不能損害統一的國家的利益。祖國統一後，台灣特別行政區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可以實行同大陸不同的制度。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須到北京。台灣還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只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大陸不派人駐台，不僅軍隊不去，行政人員也不去。台灣的黨、政、軍等系統，都由台灣自己來管。中央政府還要給台灣留出名額。」
鄧小平提出並闡發了「一個國家，不同制度」的設想後，他的思想也是在不斷深化和發展的。
1984年2月22日，鄧小平在北京會見了來自美國喬治城大學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學者們。談話中，鄧小平展示了一位卓越政治家在國家統一問題上的戰略思想。他說：
「世界上有許多爭端，總要找個解決問題的出路。我多年來一直在想，找個什麼辦法，不用戰爭手段而用和平方式，來解決這種問題。我們提出的大陸與台灣統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統一後，台灣仍搞它的資本主義，大陸搞社會主義，但是是一個統一的中國。一個中國，兩種制度。香港問題也是這樣，一個中國，兩種制度。香港與台灣還有不同，香港是自由港。世界上的許多爭端用這種辦法解決，我認為是可取的。」
鄧小平接著提請來訪的客人：「各位是研究國際問題的，請好好了解和研究一下我們對台灣、香港提出的解決方式。總要從死胡同里找個出路。」
這是鄧小平第一次對外使用「一個中國，兩種制度」的提法。由「一個中國，不同制度」，到「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在提法上更加準確和科學。鄧小平「一國兩制」的思想也在概念上更加規範化。
1984年4月28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總統里根時，一方面直接地對這位美國頭號領導者表明了中國「一國兩制」的戰略構想，另一方面也批評了美國領導人的戰略誤區。他說：“和平是我們共同關心的首要問題。世界局勢不穩定，但爭取和平的前景良好。有資格發動世界戰爭的還是美蘇兩家。美國應從4個航空母艦的政策中走出來，否則將同世界上十幾億人口結成疙瘩。中美關係前一段吵了一架，近來是好的。但說中美關係已進入了‘成熟階段’，這種判斷不準確。中美關係的主要障礙還是台灣問題。希望里根總統和美國政府認真考慮中國人民的感情，不要做使蔣經國翹尾巴的事情。我們已經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情，準備在不放棄主權原則的前提下，允許一個國家有兩種制度。海峽兩岸可以從逐步增加接觸到談判和平統一。如果美國按照杜勒斯的政策對待台灣，不知哪一天，台灣又成為爆炸性問題。”
1984年5月，在六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使用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提法，報告在講到解決台灣問題的構想時是這樣說的：“從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鑒於歷史的經驗和台灣的現實，我們提出了祖國統一之後可以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設想。我們的各項建議和設想，都是誠心誠意的，通情達理的。對於台灣當局任何有利於海峽兩岸同胞接觸來往、增進了解和有利於祖國統一的言行，我們都將表示讚賞。”“我們認為，只要在和平統一問題上國共兩黨具有共同語言，一切事情都好商量；台灣問題早解決比晚解決好。任何猶豫、拖延，都是違背民心民意的，希望台灣當局鄭重考慮。”
從此，中國共產黨解決台灣、香港問題，實現祖國統一的構想，經過鄧小平高度概括以後，又經過全國人大會議的通過，「一國兩制」的提法具有了法律效力。
為解決這一問題，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就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方案和設想，其中就包括「第三次國共合作」、“和平解決”等設想。然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國共兩黨沒有能夠進行第三次合作，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設想成為泡影。尤其到了大陸的「文化大革命」期間，更沒有和平解決的可能性，海峽兩岸的軍事對峙長期存在。但是，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從解決台灣問題的實際出發所作出的一些設想和探索，所提出的若干帶原則性的意見，為後來「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作了思想先導。
鄧小平作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參與了解決台灣問題的眾多核心決策。
隨著中美關係的解凍和「文化大革命」的結束，解決台灣問題被提到重要的議事日程。
1978年1月7日，鄧小平會見了美國國會議員團。談到台灣問題時，他打著手勢，果斷地說：「解決台灣問題就是兩隻手，兩種方式都不能排除。力爭用右手爭取和平方式。用右手大概要力量大一點。實在不行，還得用左手，即軍事手段。我們在這方面不可能有什麼靈活性。要說靈活性，就是我們可以等。」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隨著全黨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面對新的國內國際形勢，為黨和國家提出了新的歷史任務。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思路和方案，也進入了歷史的新階段。這一歷史進程，一直是在鄧小平的領導和主持下進行的。
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這份文告感情真摯，言辭懇切，且字字句句都有千斤分量。它的開頭是這樣寫的：
親愛的台灣同胞：
今天是1979年元旦。我們代表祖國大陸的各族人民，向諸位同胞致以親切的問候和衷心的祝賀。
昔人有言：「每逢佳節倍思親」。在這歡度新年的時刻，我們更加想念自己的親骨肉——台灣的父老兄弟姐妹。我們知道，你們也無限懷念祖國和大陸上的親人。這種綿延了多少歲月的相互思念之情與日俱增。自從1949年台灣同祖國不幸分離以來，我們之間音訊不通，來往斷絕，祖國不能統一，親人無從團聚，民族、國家和人民都受到了巨大的損失。所有中國同胞以及全球華裔，無不盼望早日結束這種令人痛心的局面。
這份《告台灣同胞書》宣佈了中央政府爭取和平統一祖國的大政方針，闡明實現中國統一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希望台灣當局以民族利益為重，對實現祖國統一的事業作出寶貴的貢獻。在解決統一問題的方式方法上，則提出了較為靈活的意見：
我們殷切期望台灣早日歸回祖國，共同發展建國大業。我們的國家領導人已經表示決心，一定要考慮現實情況，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在解決統一問題時尊重台灣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的意見，採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不使台灣人民蒙受損失。台灣各界人士也紛紛抒發懷鄉思舊之情，訴述「認同回歸」之願，提出種種建議，熱烈盼望早日回到祖國的懷抱。時至今日，種種條件都對統一有利，可謂萬事俱備，任何人都不應當拂逆民族的意志，違背歷史的潮流。
這份《告台灣同胞書》，充分表達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在台灣問題上的意見。
就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當天，全國政協專門就此舉行了一個座談會。鄧小平在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他指出：「今天是1979年元旦，這是個不平凡的日子。說它不平凡，不同於過去的元旦，有三個特點：第一，是我們全國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四個現代化建設上來了；第二，中美關係實現了正常化；第三，把台灣歸回祖國、完成祖國統一的大業提到具體的日程上來了。」
1月2日上午，鄧小平以國務院副總理的身份會見由民主黨眾議員托馬斯·路·阿什利率領的美國眾議院銀行、財政和城市事務委員會訪華團。在談到有關台灣前途的問題時，鄧小平說：「解決台灣歸回祖國，完成國家統一的問題，是中國的內政。我們對台灣問題的解決是採取現實態度的。1月1日發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告台灣同胞書》，表明我們的態度是真誠的，是合情合理的。」
這之後，鄧小平不斷地向國內外朋友和各界人士闡述中國中央政府在台灣問題上採取的這種「合情合理的現實態度」。
1979年1月底，鄧小平啟程訪問美國。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領導人第一次訪問美國。在美國期間，鄧小平一再申明，中國希望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因為這對國家、對民族都比較有利」。
1月30日，鄧小平在美中人民友好協會和全美華人協會為他舉行的招待會上說：「中美關係正常化之後，台灣歸回祖國、和平統一祖國的問題，有了更好的條件。」他表示：中國政府在解決台灣問題的時候，“一定會考慮到台灣的現實，重視台灣人民的意見，實行合情合理的政策。統一祖國是全體中國人民、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共同願望。我們關懷台灣同胞，寄希望於台灣廣大同胞。我們也寄希望於台灣當局，希望台灣當局以民族大義為重，正視現實。這樣，台灣回歸祖國就能夠比較順利地實現。”
鄧小平在向美國參、眾兩院的議員解釋中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時，說：「我們不再用‘解放台灣’這個提法了。只要台灣回歸祖國，我們將尊重那裏的現實和現行制度。」“我們一方面尊重台灣的現實，另一方面一定要使台灣回到祖國的懷抱。在尊重台灣現實的情況下，我們要加快台灣回歸祖國的速度。”
儘管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但由於美國的干涉，解決台灣問題的最大障礙卻在美國方面。因此，中美關係中的核心問題也是台灣問題。1979年1月1日中美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時，美國政府宣佈與台灣斷交、廢約、撤軍。但在1月26日，美國總統卡特卻提出《與台灣關係法》議案，美國國會眾、參兩院分別於3月28日和29日予以通過。4月10日，經卡特簽署，《與台灣關係法》生效。《與台灣關係法》稱：「美國作出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決定是以台灣的前途將以和平方式決定這種期望為基礎的；凡是企圖以和平以外的方式來解決台灣問題的努力，都將會威脅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引起美國的嚴重關注。」並提出要向台灣提供“防禦性武器”，使之“保持抵禦會危及台灣人民的安全或社會、經濟制度的任何訴諸武力的行為或其他強制形式的能力”。這個法案，繼續將台灣當作“國家”對待，違反了中美兩國建交時雙方同意的原則以及美方的承諾，是對中國內政的公然干涉。
鄧小平對此迅速作出反應。4月19日，他在會見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訪華團時說：中美兩國關係能夠正常化的政治基礎，就是承認只有一個中國。現在這個政治基礎受到了一些干擾。對你們國會通過的《與台灣關係法》，中國是不滿意的。這個法案最本質的問題，是實際上不承認只有一個中國。法案的許多條款還是要保護台灣。美國認為保護台灣是美國的利益，還說要賣軍火給台灣，包括一旦有事美國還要干預。所以說，這個法案實際上否定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政治基礎。我奉勸美國朋友注意這個問題，這樣的事情不能幹了。
在鄧小平的主持下，中國共產黨審時度勢，一方面實行改革開放、加快經濟發展的政策，另一方面為完成祖國統一大業，逐漸醞釀解決台灣問題的科學構想。
這一發展目標和發展戰略，鄧小平在1979年12月6日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清楚地表述了出來。他說：我們提出了台灣回歸祖國，實現祖國統一的目標。實現這個目標，要從現實情況出發。對台灣，我們的條件是很簡單的，那就是，台灣的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台灣與外國的民間關係不變，包括外國在台灣的投資、民間交往照舊。這就是說，外國可以照舊對台灣投資。即使台灣與祖國統一起來後，外國投資也不受任何影響，我們尊重投資者的利益。台灣作為一個地方政府，可以擁有自己的自衛力量，軍事力量。條件只有一條，那就是，台灣要作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作為中國的一個地方政府，擁有充分的自治權。
解決台灣問題的思路，是中國共產黨幾代人長期探索的結果。台灣、香港、澳門回歸祖國，是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中共領導人的未竟之業。早在1974年，81歲高齡的毛澤東曾指著一旁的鄧小平等人向來訪的英國首相希思說：中國統一這件事，我恐怕看不到了。這是他們的事了。
作為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鄧小平將台灣回歸、祖國真正統一，當作責無旁貸的歷史重任，決心在自己這一代人的有生之年圓統一之夢！
這，就是鄧小平後來終生遺憾的由來。
「台灣回歸祖國等三大任務不只限於80年代、90年代，甚至90年代以後都還必須堅持。」
進入20世紀80年代，台灣問題的解決顯得更加緊迫和重要。
1980年1月1日，鄧小平在政協全國委員會舉行的新年茶話會上再次發表元旦講話。他強調，80年代是十分重要的年代，我們一定要在這10年中取得顯著的成就，以保證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鄧小平指出：「去年元旦我講了三件大事，即全國工作著重點的轉移、中美建交和台灣歸回祖國提到重要議事日程上來。如果說去年元旦很有意義，那麼今年元旦意義更大，因為這個元旦是跨入80年代的第一天。80年代是十分重要的年代，是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重要年代。因為我們要實現四化還有兩個10年。如果在80年代這個10年中我們不能取得顯著成就，那麼我們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化的目標就會告吹。在80年代中，我們要在國際事務中起到自己的作用，還要把台灣歸回祖國、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始終放在重要議事日程上。這就說明，我們在80年代的任務是十分繁重的。」
半個月後，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幹部會議上講話，把「台灣歸回祖國，實現祖國統一」與“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加緊經濟建設，加緊四個現代化建設”一道，作為“我們在80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他說：“三件事的核心是現代化建設。這是我們解決國際問題、國內問題的最主要的條件。一切決定於我們自己的事情幹得好不好。”
鄧小平強調：「台灣歸回祖國、祖國統一的實現，歸根到底還是要把我們自己的事情搞好。我們政治上和經濟制度上比台灣優越，經濟發展上也要比台灣有一定程度的優越，沒有這一點不行。四個現代化搞好了，經濟發展了，我們實現統一的力量就不同了。」
這次全國人大召開後一個多月，鄧小平在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和香港知名人士鍾士元等人時，更具體地解釋和闡述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他說：“我們的政策是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具體說，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10億人口的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近幾年來，中國一直在克服‘左’的錯誤，堅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來制定各方面工作的政策。經過5年半，現在已經見效了。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才提出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辦法來解決香港和台灣問題。”
他還說：「‘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我們已經講了很多次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已通過了這個政策。有人擔心這個政策會不會變，我說不會變。核心的問題是這個政策對不對。如果是對的，就變不了。如果政策不對，就可能變。中國現在實行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有誰改得了？如果改了，中國80％的人的生活就要下降，我們就會喪失這80％的人的人心。因此決定的因素是政策對不對。我們的路走對了，人民贊成，就變不了。」
1984年，是鄧小平人生的第80個年頭，進入晚年的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戰略構想，正是他對祖國、對歷史的一種交待。
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兩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簽字儀式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鄧小平出席了簽字儀式並會見了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香港問題的解決，為台灣問題的解決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範例。為此，鄧小平再次自信地說：
「我們提出這個構想時，人們都覺得這是個新語言，是前人未曾說過的。也有人提出這個主張能否行得通？這就要我們拿事實來回答。現在看來是行得通的，至少中國人堅信是行得通的，因為這兩年的談判已證明了這一點。這個構想在解決香港問題上起了不說是決定性的作用，也是最重要的作用。這是三方面都接受了的構想。再過13年，再過50年，會更加證明‘一國兩制’是能行得通的。人們擔心中國在簽署這個協議後是否能始終如一地執行，我們不僅要告訴閣下和在座的英國朋友，也要告訴全世界的人：中國是信守自己的諾言的，也相信自己的‘一國兩制’的主張是行得通的。」
和平解決並不等於承諾放棄使用武力。面對未竟之業，鄧小平語重心長地說：「21世紀靠你們年輕人。」
有了以「一國兩制」這一和平方式解決香港問題的成功範例之後，是不是就意味著可以放棄武力統一祖國的方式呢？鄧小平明確表示：中國政府和領導人絕不能作此承諾！他的這一考慮，主要是衝著「台獨」和外國干涉去的。
1985年9月20日，鄧小平在會見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時，明確地闡述了中國中央政府的一貫態度：「不管怎樣，現在台灣和我們還有共同點，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但如果蔣經國不在了，就可能真正出現兩個中國。美國、日本都有一股勢力支持台灣獨立。我與里根、舒爾茨、溫伯格都說過，中美關係的焦點是台灣問題。應該好好解決台灣問題。如果像美國國會那樣干涉中國內政，將會在中美關係中引起衝突。蔣經國不在了，台灣出現獨立怎麼辦？我們怎麼能承諾不使用武力？我同他們談得很坦率，確實存在台灣獨立的可能性。我們不希望出現這種情況，但先把話講明白好。」
1987年春天，按照「一國兩制」的構想，中國與葡萄牙就澳門的回歸問題也達成一致。4月13日，鄧小平出席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葡萄牙共和國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簽字儀式。在會見葡萄牙總理席爾瓦時，他說：“中國在不長的時間內解決了香港問題、澳門問題，為處理國際上有爭議的問題樹立了一個範例。我們考慮用何種方式解決香港、澳門和台灣問題的立足點是：解決香港問題不僅要符合中國的利益，還要符合英國和香港的利益；解決澳門問題不僅要符合中國的利益，還要符合葡萄牙和澳門的利益；而解決台灣問題，則既要符合大陸的利益，也要符合台灣的利益。我們經過較長時間的考慮，從解決台灣問題著手，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構想。受台灣問題的啟發，我們考慮用同樣的方式解決香港、澳門問題。看來，用‘一國兩制’方式解決這類問題是成功的，為解決國際爭端、消除熱點問題提供了經驗。”
「我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
「一國兩制」在香港、澳門問題上的成功實踐，也為鄧小平理論提供了更為精彩和豐富的內容。就在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簽字的當月，鄧小平公開表示：「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
4月16日，鄧小平在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是這樣說的：
「我們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老早就確定了的，寫在憲法上的。我們制定的一些政策，包括對香港、澳門、台灣的政策，也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制定的。沒有中國共產黨，沒有中國的社會主義，誰能夠制定這樣的政策？沒有哪個人有這個膽識，哪一個黨派都不行。你們看我這個講法對不對？沒有一點膽略是不行的。這個膽略是要有基礎的，這就是社會主義制度，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中國。我們搞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以才制定‘一國兩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許兩種制度存在。沒有點勇氣是不行的，這個勇氣是建築在人民擁護的基礎上的。」
1989年11月6日至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十三屆五中全會。全會討論並通過了《關於同意鄧小平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的決定》，決定江澤民任中央軍委主席。此後，鄧小平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崗位上完全退了下來，但是，他的思想並沒有停止思考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台灣問題，就是他一直思考的一個重點。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鄧小平始終以高度的歷史責任感關注著祖國的統一大業。徹底退下來以後，他還多次聽取對台工作彙報，並會見台灣同胞、海外僑胞和一些與台灣有關的人士。
1990年9月15日，針對台灣當局在國際上製造「一國兩府」的企圖，鄧小平在會見馬來西亞郭氏兄弟集團董事長郭鶴年時明確表示：“現在台灣有人想搞‘一國兩府’，連聯合國的局面都想改變，實際上還是搞‘兩個中國’。怎麼能把台灣當局稱為中國政府呢？這不行。再沒有比‘一國兩制’的辦法更合理的了。現在對台灣是個機會，對整個民族是個機會，需要大家努力，推動台灣走向統一。大陸是中國的主體，有11億人口。其中漢族佔92％，少數民族佔8％。我們的民族政策是正確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我們十分注意照顧少數民族的利益。中國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沒有大的民族糾紛。大陸同胞，台灣、香港、澳門的同胞，還有海外華僑，大家都是中華民族子孫。我們要共同奮鬥，實現祖國統一和民族振興。”
直到1992年春天，鄧小平在南巡期間還思考著如何才能實現「一國兩制」的問題。他告誡說：要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現在，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比我們快，如果我們不發展或發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較就有問題了。所以，能發展就不要阻擋，有條件的地方要儘可能搞快點，只要是講效益，講質量，搞外向型經濟，就沒有什麼可以擔心的。要上幾個台階，力爭用20年的時間趕上新加坡、香港、台灣和韓國這亞洲“四小龍”。
1992年2月10日，鄧小平在上海視察期間，有年輕人懷著崇敬的心情對他說：「您在我們年輕人心目中是最德高望重的。」鄧小平微微一笑，謙虛地說：“這不好說吧！有一點貢獻，做了一點事。很多事情沒有做，來不及做，也做不完。”台灣問題和祖國統一大業，就是鄧小平沒有做完，也來不及做完的事。面對人生遺憾，他對年輕一代寄予厚望。他語重心長地對在場的年輕人說：「21世紀靠你們年輕人。」
鄧小平的這一重要講話，為我們黨和國家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的工作指明了方向。3年後，他在對美國眾議院議長奧尼爾提起中國的三大任務時進一步指出：「我們已經宣佈中國80年代的三大任務，實際不只限於80年代、90年代，甚至90年代以後都還必須堅持這三大任務。這是擺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考慮和堅持的三大任務。」
為落實鄧小平提出的台灣回歸祖國的任務，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向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進一步闡明了關於解決台灣問題、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提出了共產黨和國民黨對等談判，實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等九條建議和主張。
兩天後的10月2日，鄧小平在會見義大利眾議院議長約蒂時，談到了葉劍英的九條建議和主張。他表示：「葉劍英委員長最近闡述的九條是我們根據現實情況提出的關於台灣歸回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合情合理的方針政策。這九條在國際上已經得到了很好的反應，也一定會得到台灣人民的贊成。」他還強調：“台灣問題始終是我們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這是關係到中國統一大業的事情。”
海峽那邊的台灣國民黨當局，沒有體會到中國共產黨的誠意，仍錯誤地認為與共產黨搞統一自己必定「吃虧」。對這種顧慮，鄧小平在10月28日會見由會長茅誠司率領的日中協會第三次訪華團時說：台灣當局總是講凡是搞統一、合作，都是他們倒霉、吃虧，共產黨佔便宜，這不符合歷史事實。歷史事實是兩次國共合作，對彼此都帶來很大好處，主要是給民族、給人民帶來好處。第一次合作實現了北伐。北伐的勝利符合國家利益、符合民族利益、符合人民利益，也合乎兩黨利益。第二次合作是對付日本軍國主義。抗戰的勝利符合國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也合乎兩黨利益。合作後來破裂，破裂的責任，我們不去算老賬了，實際上兩次破裂的責任都在國民黨方面。他們又講，兩次他們都吃虧，這不對。
鄧小平還高瞻遠矚地指出：我們不去算這個賬，要從長遠的觀點，從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著眼，也要從世界和平和安全來想，去看待第三次合作的需要。
遺憾的是，台灣當局還是沒有從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出發，斷然拒絕了葉劍英代表中國中央政府提出的九條建議和主張。對這點，鄧小平早有思想準備。他在1981年11月2日會見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時說：我們對台灣的九條建議，現在台灣的反應是拒絕了。我們知道，它的第一個反應會是這樣。我們也知道，這樣的事情不是一晝夜就可以解決的，需要時間。我們並不想「屈人之兵」。我們絕不是要使台灣處於投降、屈服的地位。我們提出的是對等談判。相信總會有變化的。
對於台灣當局背後的勢力，鄧小平也不客氣地指出：台灣問題屬於中國的內政。但美國賣武器給台灣，實際上就干預、插手了中國的內政，給用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造成了障礙。美國國務卿黑格6月來訪時，我同他說，我們的頭腦中始終存在著中美關係可能停滯或者後退這樣一個問題。導致停滯或者後退，那不是中國乾的事。我們的話說得很明白。至於台灣問題，我相信美國，還有日本以及其他很多朋友都可以做好多事情，來推動談判。就美國來說，促進這個談判，至少是推動接觸，實際上就是維護亞太地區局勢的穩定。而出賣武器、裝備台灣，是出於什麼意圖呢？實際上是否定了我們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可能，這對全球戰略格局是一種破壞，至少是一個損傷。
對台灣地區領導人，鄧小平利用各種機會奉勸他們：「歸根到底，中國的統一這件事要台灣海峽兩岸的領導人和人民來決定。首先希望兩岸的領導人為中華民族的歷史來做這件好事，這在歷史上是要大書特書的。希望台灣的一些領導人把眼界放寬一點，放遠一點。」
對美國方面，鄧小平多次批評說，美國對台政策還存在杜勒斯的影子。1983年2月，他對美國國務卿舒爾茨說：「《與台灣關係法》是中美關係中最大的問題。如不改變此法，中美關係恐怕很難有明顯的、滿意的發展。我們希望美國以實際行動證明我們能夠做朋友，建立比較長期相互信任的關係。」1983年3月，他在與美國眾議院議長奧尼爾談話時不滿地說：“《與台灣關係法》還是杜勒斯主義的產物。美國人可能感到這不是一件什麼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中國人的看法就不同了。在中國人看來，這不是在干涉中國的內政嗎？美國的議會通過一個什麼法來強加給中國人民，這是什麼主義？”
鑒於國際反華勢力的干涉和台灣島內「台獨」勢力的存在，鄧小平一再表示：“力爭用和平方式實現台灣回歸祖國，但我們不能承擔不使用武力的義務。如果美國政府無限期地長期向台灣出售武器，實際上是給台灣提供保護傘。”他還多次專門對美國人說：“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承擔這麼一個義務：除了和平方式以外不能用其他方式來實現統一祖國的願望。我們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來。如果我們把自己的手捆起來，反而會妨礙和平解決台灣問題這個良好願望的實現。”
在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以「只爭朝夕」的精神為台灣回歸祖國這一重大任務而孜孜不倦地工作著。1983年6月，當他即將進入80歲這一人生的耄耋之年時，在一次關於祖國統一問題的講話中，他深情地說：“我們都是炎黃子孫，祖國要統一，不統一就沒有出路。我們有出路。我們這些人歲數都不小了，都希望中華民族來一個真正的統一。前人沒有完成的事業，我們來完成。我們的後人總會懷念我們的。如果不做這件事，後人寫歷史，總會責備我們的。這是大事，前人沒有完成，我們有條件完成。”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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