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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年毛澤東在中南海宴請溥儀:席間勸其再結婚

博客文章

62年毛澤東在中南海宴請溥儀:席間勸其再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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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年毛澤東在中南海宴請溥儀:席間勸其再結婚

2020年12月07日 19:26

毛澤東與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在一起(1962年)

本文摘自《文史參考》雜誌2011年第3期,封面故事:領袖們的春節

「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在這家人團聚、訪親拜友的歡樂時節,中國昔日領袖級人物辭舊迎新之際留下的許多佳話和軼聞,至今為人所津津樂道。

「開國元首」毛澤東宴請“末代皇帝”溥儀時,請他吃青椒炒苦瓜,辣出一臉熱汗的溥儀,直說味道“不錯,不錯”;1976年,毛澤東最後一個春節身邊沒有一位親人,年夜飯他只吃了幾口武昌魚和一點米飯,晚景令人唏噓不已;周恩來和陳毅各帶一隊人馬扭東北大秧歌歡度春節;鄧小平多次在上海迎新年,部署改革開放大局;胡耀邦大年三十值班,心憂煙花爆竹燃放問題;1949年,兵敗如山倒的蔣介石在浙江老家的武山廟抽到一支“中下”簽,簽上寫著“大意失荊州,關公走麥城”……

因地位特殊,領袖的春節,大多忙於家國大事,背後演繹著時代的風雲。與此同時,他們也期盼著家人團聚,共享天倫之樂……

封面故事之一:

悲欣交集:毛澤東過年很簡單

曾在中央警衛團(8341部隊)擔任武裝警衛員20多年的毛尚元回憶說:「主席的年過得很簡單。他很少有時間出來娛樂。最多有時候跟周圍的人聊聊天。深居簡出,有團拜會的時候,也多是周總理代表。主席很少講話,喜歡安靜,並且非常喜歡看書,只要有時間,他就會看很多書。過年對於他來說,與平時沒什麼兩樣。」在追隨毛澤東的數十個年頭中,毛尚元發現毛澤東有一個習慣:不太愛吃餃子。

毛澤東晚年的生活秘書張玉鳳也描述:「主席相信吃五穀雜糧身體才會強壯。他經常散步,有意識地多吃雜糧,如玉米、紅薯等食物,有時還吃點野菜,如馬齒莧菜。主席也有不喜歡吃的東西,如麵食。我們老家過年吃餃子主席就不理解,說餃子有什麼好吃的?寧可吃糙米,也不吃餃子、饅頭。」

儘管不習慣吃餃子,喜歡吃辣的毛澤東,無論革命歲月還是和平年代,大多數新年還是過得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1929年:打欠條收集百姓食物過年

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部到達井岡山地區,創建了黨領導下的第一塊農村革命根據地。這年春節,毛澤東宣佈放假三天。

為了讓紅軍戰士和群眾歡歡喜喜過個好年,毛澤東特地發給每位戰士三塊銀元,並派人到寧岡殺豬,挑運到茨坪,每人分三斤豬肉。對缺米少鹽的困難戶,另外分給他們米和鹽。這樣一來,茨坪的紅軍戰士和百姓,人人都有米果吃,家家都蒸了米餡肉。

剛剛過了翻身年,新的困境接踵而來。1929年2月9日,正值除夕,紅四軍為突破國民黨軍隊的「圍剿」,轉戰來到瑞金北陲十幾里人煙稀少的大柏地。官兵們身上只有兩件單衣,飢腸轆轆地經受著寒風中的細雨。部隊在名叫前村的村莊停下來,軍部住進了村中的王家祠。

領軍的毛澤東心情沉重,贛敵劉士毅部兩個團正在背後緊追不捨。無論如何,也得讓戰士們吃上一頓年飯。毛澤東將想法告訴朱德,叫人找來軍需處長范樹德,交代了一個重要任務:一定想辦法搞到酒菜,讓戰士們吃上一餐年飯。范樹德與十幾個司務長計議一番,決定先向群眾打欠條,凡是食物全部過秤登記。

在那兵荒馬亂的年月里,前村的群眾聽說有支幾千人的隊伍開過來了,紛紛躲避上山,連過年的雞鴨魚肉都來不及帶走。紅四軍於是以連隊為伙食單位,嚴格執行先過秤算價再打欠條的手續,把群眾家的食物收集起來,還殺了幾頭豬,眾人忙碌到午後兩點鐘,終於吃上了一頓久違的飯菜,還喝了米酒,算是過了年。毛澤東對吃得高興的戰士們說:「大家過了好年,吃飽了打劉士毅!」

農曆大年初一,劉士毅部鑽進了紅軍伏擊圈,被打得潰不成軍,800餘官兵成為俘虜。同年5月,從閩西回師的紅四軍再次路過大柏地,向民眾兌現了所欠的款項,只能多給,不許少付。有的人遺失了欠條,說出數目,紅軍照樣付款。大柏地的群眾高興地說:「紅軍與國民黨軍隊根本不一樣,借條兌現,說話算數。」

由於革命形勢的變化,毛澤東後來一度被解除軍權。1934年2月1日至3日召開的「全蘇二大」會議上,毛澤東原來兼任的人民委員會主席一職也被拿掉,完全被架空。2月13日,除夕佳節又來臨了。儘管戰爭局勢險惡,沙洲壩的軍民仍舊沉浸在節日的氛圍中。上午10時,賀子珍帶著兒子毛毛在大樟樹下玩。毛毛是賀子珍所生的第二個孩子,已經3歲了,正是會講話到處亂跑的時候,活潑可愛。毛澤東對這個孩子十分喜歡,給這個排行第五的兒子取名為毛岸紅。毛澤東從房間裏走出來,從妻子手裏接過毛毛,又是繞著大樟樹互相追逐,又是讓小孩夾著竹桿“騎馬”,即興玩耍了一個多小時,直到賀子珍來叫父子倆去機關食堂吃年夜飯,毛澤東才抱著毛毛進屋。春節里與小兒嬉戲玩耍,在毛澤東忙碌奔波的一生里很是難得,這也是他在蘇區過的最後一個春節。

1940年:被長槍連請去吃年飯,敬酒改為敬肉

1935年1月遵義會議後,毛澤東重新確立其對軍隊的指揮地位。2月4日春節這天,後勤部門想多弄一點魚肉慶祝一下,無奈物資匱乏,毛澤東也只分到一碗紅燒肉、幾個辣椒。他捨不得吃,分給了傷病員,並捐出自己節省下來的伙食費,用以改善戰士們的生活。

到達陝北後,毛澤東在延安的生活比長征時期安定了一些。春節期間,中央機關不時開展團拜、舞會、演戲、扭秧歌等慶祝活動。1940年春節前夕,老連隊殺豬宰羊,而組建不久的長槍連家底薄,只買了20斤豬肉。正在這時,管理中央首長生活的同志抬著半肩豬肉送來了,並說:「昨天小灶殺了一口豬,這是毛主席叫送給你們過年的。」實際上,當時的中央首長平素也見不到葷。於是,在連隊裏開會的討論中,不知是誰說了句:“請毛主席吃年飯。”大夥不約而同都說好,並把請毛澤東吃年飯的任務交給了連指導員張久厚。

毛澤東聽了來意後,告訴張久厚:「你們的心意我領了。吃飯嘛,我就不去了。你回去就說,我祝大家新年愉快!」張久厚一聽說不去,堅決說“不去不行”。聽了這句話,毛澤東放下文件,笑笑說:“你們這不是請客,是在下命令。看來,我只好服從了。”片刻,又說:“光請我一個不好,能不能給我點權力,讓我幫你們多請幾位怎樣?”張久厚以笑作答。

除夕過午三點多鐘,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任弼時等來到了長槍連。進窯洞落座後,毛澤東問:「我們這張桌上的飯菜是不是和大家一樣?」他環視了一下,說:“我們不能特殊。搞特殊,人家嘴裏不說,可心裏有意見,那就不好了。”稍停,又道:“我們常講同甘共苦,共產黨人說得到做得到,言行一致群眾才信服。”開飯後,沒有酒,大家熱情地向毛澤東敬肉。他一看就笑了,說:“這麼大塊的紅燒肉,我還是第一次見。你們存心不讓客人吃呀。”一排長便夾起三兩重的一塊肉吃下去。毛澤東見狀,說:“你厲害,比不過你,我認輸了。”

大家一個勁地給毛澤東敬肉。他看了看周圍,說:「能者多吃,互相幫助。」說著,用筷子把肉分開,放到周恩來碗裏一塊,自己吃了一小塊,說:“怎麼樣,這回行了吧?”

1941年春節期間,中央機關一連演了幾個晚上的戲,附近許多鄉親應邀前來觀看。有一晚,毛澤東走進禮堂之後,發現幹部戰士坐在前面,鄉親們卻坐在後面,最前面的兩排座位還給中央首長留下了。毛澤東當場對幹部戰士說:「同志們,老鄉們生產都很忙,看戲機會很少,而且要跑很遠的路,不容易呀!我們應該讓他們坐在最前面看戲。」說完自己就帶頭坐到了最後面,幹部和戰士隨即跟著毛澤東到後面。鄉親們很感動,一再謙讓,最後還是被毛澤東勸著坐到了最前面。

1949年:會見斯大林特使米高揚,請客人吃紅燒魚

1949年1月31日,農曆正月初三,斯大林特使、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一行四人來到了西柏坡,為毛澤東訪蘇等事宜舉行會談。

午後,毛澤東在門口迎接米高揚。一見面,米高揚就表示:「我們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派,來聽取毛澤東同志意見的,回去向斯大林彙報。我們只是帶著兩個耳朵來聽的,不參加討論決定性意見,希望大家諒解。」毛澤東握著米高揚的手說:“歡迎!歡迎!”

2月1日到3日,毛澤東同米高揚正式會談,周恩來、任弼時也參加了。毛澤東圍繞奪取全國勝利和建立新中國等主題,系統地發表了看法。在中國的對外政策上,毛澤東說:「我們這個國家,如果形象地把她比作一個家庭來講,她的屋內太髒了,柴草、垃圾、塵土、跳蚤、臭蟲、虱子什麼都有。解放後,我們必須好好加以整頓。等屋內打掃清潔,乾淨了,有了秩序,陳設好了,再請客人進來。我們的真正朋友可以早點進屋子來,也可以幫助我們做點清理工作,但別的客人得等一等,暫時還不能讓他們進門。」幾天下來,主要是毛澤東在談。

為了表達對蘇聯代表的熱情歡迎,有關方面早已備好了豐盛的酒菜,由於蘇聯人愛喝酒,還特意從石家莊買來了上等的汾酒和葡萄酒。

據毛澤東警衛李銀橋回憶:蘇聯人帶來許多罐頭食品,還有酒,拿出來擺了一桌子,挺洋氣,挺花哨。米高揚穿戴也很好,圓領皮大衣,圓筒皮帽子,威風得很,而毛澤東的衣袖上赫然補了塊補丁。西柏坡當時除了養的豬和雞,沒有其他高級食品,隨後從滹沱河裏捕了魚,做了紅燒魚、溜魚片款待客人。

蘇聯人酒量驚人,米高揚用玻璃杯喝汾酒,就像喝涼水一樣,大半杯子一口氣就能灌下去。毛澤東沾酒就臉紅,朱德當時有喉炎不能喝酒,任弼時高血壓嚴重不能喝酒,劉少奇只能用小盅喝一點白酒。周恩來算是能喝酒的了,也沒像米高揚一樣端起杯子咕咚咕咚地灌。

飯桌上的氣氛是愉快的。但在李銀橋看來,毛澤東不喜歡看蘇聯人大出風頭,哪怕是在喝酒的問題上。工夫不大,毛澤東就招呼盛飯:「吃飯了,吃飯了,嘗嘗我們滹沱河裏的魚。」他還笑著說:“我相信,一個中藥,一個中國菜,這將是中國對世界的兩大貢獻。”

蘇聯翻譯指著紅燒魚問:「這是新撈的活魚嗎?」他們得到肯定的答覆後才肯動筷。一年後,毛澤東出訪莫斯科,吩咐隨行的廚師:“你們只能給我做活魚吃。他們(蘇聯方面)要送來死魚,就給他們扔回去。”

2月6日中午,毛澤東來到米高揚的住處,為他送行,米高揚後來對擔任翻譯的師哲說:「毛主席有遠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領袖人物。」

1952年:戴口罩春遊黃鶴樓被群眾認出

1952年的春節毛澤東是在武漢度過的,權延赤《走下神壇的毛澤東》一書回憶了當時的情形。

1952年毛澤東南下武漢,游龜山、蛇山,登黃鶴樓。出於安全考慮,毛澤東這時已不能隨便到群眾中去了,因為處處都可見到他的肖像,老百姓都認得他。安全部門一再堅持,毛澤東不得不妥協,最後帶著口罩與群眾一同游春。

一個小孩竟然認出了戴著口罩的毛澤東,孩子驚喜地喊到:「毛主席!毛主席!」人群立刻像潮水般湧來,剎那間,人擠人,擠成一團。羅瑞卿、李先念、王任重、楊奇清在外面保護,衛兵們在裏面圍繞著毛澤東,隨著人潮流動。到處都是人,擁來擁去,出透幾身汗,眾人終於擁擠下山,來到江邊,護送毛澤東登船。

登船後,毛澤東摘下口罩,回頭向大家招手,頓時掌聲雷動,歡呼聲震天動地。羅瑞卿和楊奇清後來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檢查,說安全保衛工作沒搞好。 毛澤東毫無責怪的意思,只是說了句:「真是下不了的黃鶴樓。」

後來很多人回憶,每到春節,毛澤東首先想到的就是身邊的工作人員,比如炊事員、警衛員、機要員、秘書、司機等。哪怕再忙,毛澤東都要親自慰問,同他們握手,向他們拜年,而且總是說:「你們長年累月為我們服務,連春節也很少休息,你們辛苦了! 」接著一個個噓寒問暖,家裏情況怎麼樣?生活上有沒有困難?並請轉達對他們家屬的節日問候和祝賀。

1957年:頤年堂宴請與會者吃肉末挂面

除了外出和慰問,忙於開會也是毛澤東過春節的一大特色。據多年負責中南海總特灶膳食管理工作的張寶昌回憶,1957年大年初一早上8時,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開座談會,40餘位黨外人士參加。

會議一開始,毛澤東就笑著對大家說:「今天過年,臨時決定把各位請來開會,主要談矛盾問題。可能大家還都沒有吃早飯吧,這樣,先吃碗肉末挂面,填飽肚子再開會。」頤年堂地方不大,擺40多把椅子已經顯得很緊湊了,根本無法再加桌子,大家只能端著碗站著吃。這些被邀請到會的人怎麼也沒想到,毛澤東會用如此簡便省事、飯菜合一的麵條來招待他們。

驚奇之餘,大家也感悟到:能在頤年堂與毛主席一起過年,同吃熱乎乎的肉末挂面,是難得的幸事。眾人邊吃邊議論開來,有的說這是「繼續著的延安精神」,有的強調這表明了“細微之處見偉大”,還有的感言“大年初一吃肉面,好看好吃,更添壽”,等等。這般輕鬆歡樂的氣氛,與其說是來開會,不如說是在參加新年團拜。40多人的一頓早餐,用時僅10分鐘就解決了,很契合毛澤東提倡的反鋪張、反浪費原則。

其實,毛澤東經常晚上在頤年堂開中央常委會議,因為時間過久,常委們的腦力和體力消耗較大,難免感覺飢餓。每到這個時候,毛澤東總會對周恩來、劉少奇等人說:該吃肉末麵條了。廚房於是趕緊每人做一碗。首長們拿到麵條很自然地坐在沙發上端著吃,吃得又快又香,之後或繼續開會研究,或散會回家。

1962年:開國元首宴請末代皇帝溥儀

毛澤東春節宴請溥儀的故事廣為流傳,柯雲在《開國元首毛澤東宴請末代皇帝溥儀》一文對此曾有詳細記錄。

1962年新春佳節,毛澤東私人宴請末代皇帝溥儀,特請章士釗、程潛、仇鰲和王孝范四位名流鄉友作陪。家宴設在頤年堂。

上午8時許,毛澤東待章士釗等人入席後,一本正經地說:「今天請你們來,要陪一位客人。」章士釗環顧四座,覺得有些莫名其妙,急切地問道:“主席,客人是誰呢?”

毛澤東吸了一口香煙,環顧大家一眼,故意神秘地說:「這個客人嘛,非同一般,你們都認識他,來了就知道了。不過也可以事先透一點風,他是你們的頂頭上司呢!」

正在大家猜想之時,一位高個兒、50多歲的清瘦男人在工作人員的引導下,面帶微笑步入客廳。毛澤東迎上去握手,並拉他在自己身邊坐下,同時向章士釗等人打招呼,用他那濃重的韶山口音微笑著說:「你們不認識吧,他就是宣統皇帝嘛!我們都曾經是他的臣民,難道不是頂頭上司?」章士釗等人這才恍然大悟。

毛澤東指著在座的幾位老者向溥儀作了介紹,溥儀態度極為謙虛,每介紹一位,他都站起來鞠躬致意,看不出半點皇帝的「架子」。毛澤東對他說:“你不必客氣,他們都是我的老朋友,常來常往的,不算客人,只有你才是真正的客人嘛。”

當時國家正值困難時期,一切從簡。雖說是家宴,桌面上只有幾碟湘味兒的辣椒、苦瓜、豆豉等小菜和大米飯加饅頭,喝的是葡萄酒。

毛澤東邊吃邊對溥儀說:「我們湖南人最喜歡吃辣椒,叫做‘沒有辣椒不吃飯’,所以每個湖南人身上都有辣椒味哩。」說著,他夾起一筷子青辣椒炒苦瓜,置於溥儀位前的小碟內,見他吃進嘴裏,笑著問他:“味道怎麼樣啊?還不錯吧!”溥儀早已辣出一臉熱汗,忙不迭地說:“不錯,不錯。”

毛澤東打趣說:「看來你這北方人,身上也有辣味哩!」他指了指仇鰲和程潛,繼續對溥儀說道:“他們的辣味最重,不安分守己地當你的良民,起來造你的反,辛亥革命一鬧,就把你這個皇帝老子攆下來了是不是?”

毛澤東妙語連珠,在座諸位無不捧腹,溥儀笑得前合後仰。毛澤東聽說溥儀在撫順時已離婚,於是關切地問:「你還沒有結婚吧?」

「還沒有呢。」毛澤東馬上接話:“可以再結婚嘛!不過,你的婚姻問題要慎重考慮,不能馬馬虎虎。”說到這裏,他深切地望了溥儀一眼,說:“要找一個合適的,因為這是後半生的事,要成立一個家。”溥儀點點頭:“主席言之有理。”

飯後,毛澤東要與溥儀等客人合影留念,大家非常高興。毛主席見溥儀站在左邊,就說:「客人應該站在右邊嘛。」因照常理右為上。毛澤東特意拉過溥儀,讓他站在自己右側,附著他的耳朵說:“我們兩人可得照一張像喲!”於是,又重新站過來讓攝影師再拍了一張照片。章士釗笑道:“這叫開國元首與末代皇帝。”一句話說得大家都笑了。

對於此次宴請,溥儀後來寫道:「我們(與)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一同吃飯、照相,這是我永遠不能忘記的最光榮和幸福的日子,給我給(以)極大的鼓舞力量。」

兩年後的2月13日,農曆正月初一下午3時。毛澤東親自主持春節座談會,黨中央有關領導及黨外人士章士釗等人在場。會上,毛澤東對與會者說:「對宣統,你們要好好團結他。他和光緒皇帝都是我們的頂頭上司,我們做過他們的老百姓。」說到這裏,他加重了語氣:“聽說溥儀生活不太好,每月只有180多元薪水,怕是太少了吧?”毛澤東扭頭對坐在右側的章士釗繼續說:“我想拿點稿費通過你送給他,改善改善生活,不要使他‘長鋏歸來兮,食無魚’,人家是皇帝嘛!”章士釗說:“宣統的叔叔載濤的生活也有困難。”

毛澤東接話說:「我知道他去德國留過學,當過清末的陸軍大臣和軍機大臣,現在是軍委馬政局的顧問,他的生活不好也不行。」

春節座談會剛剛結束,毛澤東立即從個人稿費中撥出兩筆款項,請章士釗分別送到西城東觀音寺衚衕溥儀家和東城寬街西揚威衚衕載濤家。溥儀感動至極,表示盛情可領,錢不能收,因為《我的前半生》剛剛出版,也將有一筆稿酬收入,生活並不困難。經章士釗一再勸收,只好留下了。溥儀激動萬分,當即口佔一詩曰:「欣逢春雨獲新生,傾海難盡黨重恩。」載濤接到毛澤東贈送的修房款後,激動得泣不成聲,提筆疾書,給毛澤東寫下謝函。

連續十年大年初二向章士釗「還債」

1963年初,毛澤東向他的「英語教師」章含之說:“我還欠了你父親一筆債沒還呢。”章含之是章士釗的女兒。接著,毛澤東認真地說明了事情的來歷。

原來,早在1920年,毛澤東為籌備黨的成立、湖南革命運動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歐洲勤工儉學,急需一筆數量較大的銀款。當時在上海的毛澤東只好向老鄉章士釗告急。章士釗當即在上海工商界名流中籌集了兩萬銀元,全部交給了毛澤東。隨後,毛澤東將此筆巨款一部分給了赴法勤工儉學的同志,一部分帶到湖南開展革命活動。

此後,毛澤東和章士釗一直沒有中斷聯繫。抗日戰爭勝利後,毛澤東前往重慶談判,又一次與章士釗見面。毛澤東特意為章士釗幫助解決留法勤工儉學學生旅費的事情再次向其表示感謝。章士釗聽了非常感動。談判後期,毛澤東見到章士釗問他:「關於重慶談判的事,你怎麼看?」章士釗在手上寫了一個“走”字,並小聲說道:“三十六計走為上策。”明確地表示蔣介石對和談並沒有誠意,重慶乃是虎穴之地,不可久留。毛澤東非常感謝章士釗對自己的關心。

這次,毛澤東要章含之轉告她父親:「從今年春節開始,要還這筆欠了近五十年的債。一年還2000元。十年還完。」章含之回到家裏把這事說了一遍。章士釗聽了哈哈大笑,說:“確有此事,主席竟還記得。”可是,他們父女並沒把這事放在心上。幾天之後,毛澤東派秘書果然送來了2000元,並說,主席安排今後每年春節送上2000元。

對此,章士釗囑咐章含之說:「告訴主席,不能收此厚贈。當時的銀元是募集來的,自己也拿不出這筆巨款。」章含之將父親說的話轉告給毛澤東。毛澤東笑著說:“你也不懂,我這是用我的稿費給行老(章士釗,字行嚴)一點生活補助啊。他給我們共產黨的幫助,哪裏是我能用人民幣償還得了的呢??我要是說明給他補助,他這位老先生的脾氣我知道,是不會收的。所以我說是還債。你告訴他,我毛澤東說的,欠的賬無論如何要還的。這個錢是從稿費中抽的。”從1963年春節起,毛澤東每逢春節初二這天,總是派秘書給章士釗送去2000元,直到1972年送滿兩萬元。

1973年春節過後不久,毛澤東又認真地向章含之提出:「從今年開始還利息。50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應該多少。就這樣還下去,行老只要健在,這個利息是要還下去的。」

1976年:最後一個沒有親人在身邊的除夕夜

1976年的春節,無論是氣溫還是現實都讓人感到不寒而慄。那個寒冷的冬夜,天空星光暗淡,中南海游泳池毛澤東住處外面一片昏暗,只有那一排整齊的路燈閃著微弱的亮光。家家團圓之夜,毛澤東身邊沒有客人,更沒有親人,只有身邊幾個工作人員陪伴著他,度過生命中最後一個春節。

毛澤東晚年的生活秘書張玉鳳回憶起當時的情形,頗為黯然神傷。「年夜飯是我一勺一勺喂的。此時的毛澤東不僅失去了‘飯來伸手’之力,就是‘飯來張口’也十分困難了。他在這天依然像往常一樣在病榻上側卧著吃了幾口他歷來喜歡吃的武昌魚和一點米飯。這就是他的最後一次年夜飯。」

「飯後,我們把他攙扶下床,送到客廳。他坐下後,頭靠在沙發上休息,靜靜地坐在那裏。入夜時隱隱約約聽見遠處的鞭炮聲,他看著眼前日夜陪伴他的幾個工作人員。遠處的鞭炮聲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啞的聲音對我說:‘放點爆竹吧。你們這些年輕人也該過過節。’就這樣我通知了正在值班室的其他幾名工作人員。他們準備好了幾掛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會兒。此刻的毛澤東聽著這爆竹聲,在他那瘦弱、鬆弛的臉上露出了一絲笑容。」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與世長辭,一代偉人就此退出政治舞台,留給後人無盡感慨。毛澤東病危期間,由於江青的阻止,就連李敏等人也不能到中南海去看望父親,直到最後時刻,華國鋒才派人找到李敏。彌留之際,毛澤東已不能講話,直流眼淚,還拉著李敏的手畫一個圓圈。他是在懷念李敏的媽媽賀子珍,賀子珍的小名就叫桂圓。此情此境,人何以堪!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導讀]鄧小平並不希望毛澤東落得斯大林的結局。他決心尋找一條中間道路,他在一年多的時間裡至少五次毫不容情地批評了「兩個凡是」。不過,毛澤東的思想和毛澤東的行動是兩回事。

鄧小平與毛澤東(資料圖)

1978年12月13日:一個歷史性的日子——《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與「新六十條」在同一天通過——省委書記的迂迴戰術——中國的改革從改變人民公社制度入手用今天的眼光來看,1978年的12月13日實為一個歷史性的日子。在我們國家的歷史上,具有這種價值的日子並不多。「兩個凡是」終於結束,這中間的含義當然不僅僅關乎某個人的沉浮,事實上它等於是結束了整整一個時代。從此,七十四歲的鄧小平終於可以開始自己的時代了。

這一天,鄧小平在中央工作全會上以一個長篇演講宣佈了他的時代的開始。現在他已被看作是真正的領袖。這種概念與權力的位置並無直接的關聯。鄧小平的職務仍然居華國鋒之下,公開排列出來的名次也還在葉劍英之後。他的領袖位置來源於他的思想和他本人的氣質。他深知我們龐大的國家有一個特點,一項政策是否有效,取決於它是否真正地贏得人心而不僅僅獲取人們嘴上的阿諛。而取得人心的最好辦法,就是給人民以真正的利益。

這種思想的萌生大約是在六十年代初期,此後兩度被貶以及三年流放的經歷,使鄧小平對這些問題的理解逐漸加深。有一段日子裡,他不僅失去了他的權力,而且失去了一些基本的物質保障。工資已經全部被取消,只按月發給可以維持他一人生命的費用。可是他還要贍養年邁的繼母,以及為他的更加貧困的兒子籌措來看望他的路費。人類對於物質的看法多少有一點忘恩負義,你擁有的物質越是充分就越是不把它當作一回事。只有當你真正挨餓的時候,才會懂得一口飯的珍貴。當日鄧小平團於贛南一隅,不得不自己開出一小塊土地,每日在地里耕種蔬菜來彌補家用之不足,這樣的感受一定時時出現在他的心頭。本世紀三十年代,鄧小平在同一個省份里也曾遭遇過艱難的歲月,這種艱難乃是由於蔣介石的攻擊造成的。那時候,他曾經主張紅軍建立自己的生產地位,不過,那是一個出自領導者頭腦的戰略考慮,全然不同於這種發自本能的切膚之痛。中國的老百姓自古將朝廷命官稱為「父母官」,一個具有責任感的官員,應該在自己任中使百姓在豐年得以足衣食,災年不至餓死道旁。總而言之,物質乃是治國的第一要旨。至於意識形態,例如政治運動之得失,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之利弊,毛澤東思想之功過,自然也很重要,但人只有吃飽了飯才會有工夫來討論這些。或者反過來說,如果這些是非之爭不能給人們以更多的物質利益,反而令人民越發貧窮,則意識形態的教義即使再崇高,領袖的思想即使再輝煌,仍不免是空中樓閣,終有傾覆的一天。

考慮到這些基本的道理,鄧小平為他的時代講出來的第一句話,就是「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後來,這句話演變成“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我國人所盡知。這一方針如果有可能更明白地加以解釋,也就是“經濟建設為綱”。這裏面的價值以及其間埋藏的種種衝突,人們只是到了後來才逐漸地意識到。

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官復原職已一年五個月。華國鋒發表了他的檢討,而鄧小平發表的卻是新時代的宣言。其沉浮逆轉之勢已然鑄成。不過,僅僅如此難道就具備了開創新世紀的條件?就可以成為領袖?四十五年前被王明打倒的時候,十年前被毛澤東打倒的時候,他對這些問題都曾發生過疑問。今天的鄧小平對這一切已成竹在胸,我們的國家在體制上實行中央集權,但是權力的展開需有精神上的支柱。毛澤東的時代是理論層出不盡的時代,鄧小平又將以何種理論來支撐他的時代?

鄧深思熟慮地提出了他的「實事求是」的理論。這個思想原本是由毛澤東闡述出來的。三十年代,毛澤東曾經以此作為對抗共產黨內部教條主義統治的武器,大獲全勝。現在,鄧小平接過這個理論,來對付重新居有統治地位的教條主義哲學力量。毛澤東仍然是導師,可是毛澤東的錯誤理論絕對不能再拿來指導新的時代。這是一種技巧極高的策略。從表面上看,這一點與鄧小平本人的重新掌權有著直接的關聯,因為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打倒鄧的主意是“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那時毛還活著,神志清楚,顯非「四人幫」的矯詔。所以鄧小平在還沒有復出之時談到「兩個凡是」,只是提到它關係著自己能不能平反的問題。現在,1978年12月13日,這個問題就已經不僅僅關係他本人的命運了。他說:這“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3頁。)換句話來說,開創鄧小平的時代與打破對於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不能分離。幾年之後,鄧小平開始考慮以某種方式來評價毛澤東。他說,毛主席的思想是集體的智慧。這是一點也不假的。從現在起,鄧就在毛的真理中加進了自己的理解。

其實天下的真理都可以從個人的情感中找到根據。在共產黨的內部具有如此慘痛經歷而又能重獲歷史之鑰的人,唯鄧小平一人而已。昔日如毛澤東和周恩來,今日如華國鋒和葉劍英,權力都在鄧小平之上,但他們全未體驗過他墜入社會底層時的種種酸甜苦辣,不可能對當日制度中的種種弊端有如此深沉的痛楚。劉少奇和彭德懷比他還要慘,可是他們沒有重新獲得權力的機會,所以他們的所有感慨都只不過成了身後的輓歌。從這個角度說,鄧是中共權力核心中空前絕後的人物,而徹底改革共產黨既成制度的人物,恰恰是由共產黨自己造就出來的。

有些歷史學家稱鄧小平是實用主義者,並且認定這是他的一貫精神。事實並非如此。鄧本人就多次講過他的錯誤,說他曾經支持了毛澤東的「反右派」和“大躍進”。不是多少具有一些理想主義色彩,鄧小平當然不會有那種狂熱的行為。但是,從個人情感的進程來看,鄧小平的傾向實用,是無法避免的。

比如他說「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4—145頁。),這話一定是發自肺腑的。落難中的鄧小平,已經太多地領略了“鴉雀無聲”的可怕。無聲的落日黃昏,無聲的鄉間小路,獨自一人無聲的散步,工人們望著他時的無聲的眼光,兒子離開他時無聲的淚,還有將他數次打倒時的那些沒有遭到任何反對之聲的決定……

他深知國家需要共產黨掌握領導權,但國家的最大問題也就是「權力過分集中的官僚主義。這種官僚主義常常以‘黨的領導’、‘黨的指示’、‘黨的利益’、‘黨的紀律’的面貌出現,這是真正的管、卡、壓。」(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1—142頁。)這種說法也一定有著痛楚的感受作為鋪墊。因為這種官僚主義的危害不僅牽涉到他本人,甚至還危害著他的孩子。小兒子淪落山西農村,只在極罕有的機會裏才能父子相見。女兒還記得父親為兒子送行的那一天,傷感之情令他無法自制,“面色蒼白,冷汗淋漓,不能支持”。更何況還有長子朴方,因他的問題受到株連,黨籍學籍不保,批鬥致使胸以下全部癱瘓,在京郊一所救濟院裏度日如年,全靠自己唯一還能活動的雙手編紙簍來維持生活,雖終日高燒不斷亦不能停止勞作。聽到這個消息時的那個悲痛欲絕的夜晚,鄧小平夫婦至今難忘。

又比如他告誡他的聽眾:「要相信大多數群眾有判斷是非的能力。」他甚至說:“有的‘上政策’確是從實際出發的,是得到群眾擁護的。這些政策現在往往也受到指責,因為它不合統一口徑。”這話也一定包含著他對普通人的情感。正是由於落難江湖,他對官場中的種種虛偽更加了解,而人世間的真情常在百姓中間。諸如一個工人在他勞動的時候幫助了他,一個婦女送給他家一些做米酒的酒藥,另外一位工人為他的兒子到處申訴和治病,幾個工人悄悄地把他每天必經的小路修整平坦,這樣的一些事情讓他一家沒齒難忘。十年以後,當鄧小平八十歲生日的時候,他的一家想到的就是這些。女兒毛毛撰文說,這些正直的普通的中國人像“大海岸邊黃金一樣的沙粒”,“無論是巨浪,無論是泡沫,都永遠吞蝕不了,淹沒不掉”。這篇文章感人至深。像親情、友情、愛情這樣一類的情感,本是屬於普通人的,鄧小平如非落難,決不會有這麼深切的體驗。在1978年12月13日,他尖刻地諷刺黨的官員中間存在的虛偽貪鄙之風,並且痛切地發出黨的領導制度需要改革;又在其後的幾年中把老百姓作為改革的基本力量——這些都不是偶然的。

但是,鄧小平並不希望毛澤東落得斯大林的結局。他決心尋找一條中間道路,他在一年多的時間裡至少五次毫不容情地批評了「兩個凡是」(鄧小平五次批評「兩個凡是」的時間為:1977年4月10日、5月24日、7月21日,1978年6月2日、9月16日。參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不過,毛澤東的思想和毛澤東的行動是兩回事,就如同作為神的毛澤東和作為人的毛澤東是兩回事一樣。鄧小平不需要毛澤東的錯誤,但是他需要毛澤東的旗幟。他說:“我們在座的同志,可以說都是毛澤東思想教導出來的。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這也絲毫不是什麼誇張”(關於這一點,鄧小平講得最多的是在1980年至1981年。參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8-149頁。)。他的誠意得到同事的尊重,但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他被有些人批評為背離了毛澤東的道路,而被另外一些人指責為不能把中國徹底地從毛澤東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鄧小平並不因為這些批評而改變他的既定方針,旁人處在他的位置,可能會首鼠兩端,左顧右盼,可是他這一輩子什麼陣勢沒見過?現在大權在握,再也用不著溫和謙恭,他逕自我行我素。

這些指責交織在一起,釀成了鄧小平時代的第一次風波。不過,這是幾個月以後的事了。現在,還是讓我們先回到1978年12月的這個會場上來。鄧小平的時代顯然要從農村開始,因為這時二百一十位與會者正在討論兩個關於農業的文件,其最後的通過,對於人民公社的命運甚至整個中國,都發生了極大的影響。不過,今天來看這兩個文件的內容,一個仍然是毛澤東留下的遺產,另一個也只是承前啟後的過渡。

毛澤東最重要的遺產之一,是《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他一生簽署的指示不計其數,但是由他本人親歷親為的並不多,這「條例」為其中之一。如前所述,毛澤東在當日一定要採取這個行動,乃是出於一種深深的反省。按照他的想法,這一文件一經形成,其“不變”的周期就將延長到“三十年”。現在,1978年12月,「六十條」的生命還遠未到“三十年”,毛澤東已不在人世,輪到鄧小平來考慮人民公社的前途。「兩個凡是」已經威信掃地;人民公社也已日暮途窮,“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正在實際的進程中悄悄發生變化,只不過不是如毛澤東所願走向更大規模——比如以大隊或者以公社為基本的核算單位,而是退回更小的規模。包產到小組的風尚已經瀰漫在安徽、四川、貴州、河南諸省,甚至包產到戶也開始蠢蠢欲動。

所有這些全都成為當時會上議論紛紛的題目。這樣,共產黨內部就前所未有地發出多種聲音,而且居然牽涉到我們國家最重要的制度。今天將這些議論歸納起來,大致可以看出其中不同的傾向。一種是認定人民公社制度本身並無弊端,只是由於「四人幫」的搗亂才變得醜陋起來,所以只要返璞歸真,便可以挽狂瀾於既倒。一種是認為人民公社制度的基本方面值得保留,但它有著極大的弊端,故為「四人幫」所利用,所以,糾正弊端就可迎來公社的春天。這在與會者中間佔了大多數,包括過去十多年間的受益者和受害者、部分政府官員和部分農民中的精英人物。最後,只有幾個年輕的知識分子在當時敢於設想,人民公社制度扼殺了農民的熱情和創造性,導致農村的衰敗,其集權的性質不可能滿足人類起碼的自由原則,所以人民公社必須廢止,代之以市場化和民主化的制度。

不過,鄧小平似乎還不打算把公社的藍圖徹底抹去。眼前這個會議上對於「六十條」的討論,雖然修改之處甚多,但是並沒有對其主導思想以及關鍵部分加以修正。比如人民公社仍然是今後農村必定要走的道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仍然是人民公社不可改變的制度云云。「新六十條」所增加的內容,大體只是「四人幫」如何地破壞了人民公社,所以現在要把「六十條」加以重申,以激勵農業更快地發展。鄧小平的戰術是先為未來確定新的意識形態,至於技術方面的步驟則屬於枝節問題,即使不去追究,也必定會隨著根基的動搖而瓦解。

但是鄧小平在一個要害的地方採取了行動,這就是終止使用「階級鬥爭為綱」的說法,以使全體中國人一心一意搞經濟。他極巧妙地把在“真理標準”爭論中所獲得的戰果引進經濟領域,說必須堅決地修改和糾正那些不利於生產力發展的錯誤政策。這就是鄧小平所謂“工作重點轉移”的關鍵所在。他的主旨為黨中央所接受,並且發表在後來的會議公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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