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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國將帥文革之痛:中將當眾打上將耳光

博客文章

開國將帥文革之痛:中將當眾打上將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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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國將帥文革之痛:中將當眾打上將耳光

2020年12月07日 19:29

吳法憲

1964年1月,京西賓館開始籌建,對外稱將建造「八一飯店」,設計為軍隊招待所,僅供接待國外軍事代表團和軍委內部會議使用,不對外營業。同年9月1日,飯店一期工程完工,9月14日營業。時任軍委秘書長的羅瑞卿,根據其地理位置定名為“京西賓館”。

京西賓館算不上富麗堂皇,卻高大寬敞。實際上,它是解放軍總參謀部下屬的賓館,後來成為中央討論和決定重要問題的場所之一,具有同人民大會堂、釣魚台、北戴河等字眼同等的政治意義。「文化大革命」時期,它還被賦予了特殊的使命:所謂的“走資派”的庇護所,一大批受到衝擊的開國將帥和地方負責同志在這裏暫避風雨。

許世友坐在大廳中間,一堆熱水瓶擺在樓梯口

「文革」之初,受到衝擊的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熏來京後住在京西賓館。南京造反派仍窮追不捨,組織了六七百人跟到北京抓他。南京軍區政委杜平住在賓館七樓,同住這一層的還有韓先楚、皮定均等大軍區司令員。負責京西賓館警衛的北京衛戍區戰士把造反派阻攔在外面,不讓進去抓人。但南京造反派圍在賓館外面不走,並很快得到北京造反派的支持,人越聚越多。

樓上的許世友聽到外面的風聲,認為凶多吉少,和幾位老將一商量,馬上召集隨身的秘書、參謀和樓層服務員,加在一起約有20人,分成兩個戰鬥小組,每組把守一個樓梯口。皮定均叫人搬來一把椅子,請許世友坐在大廳中間,說:「我們聽你指揮!」

許世友也不客氣,立即進入角色。他指揮人把電梯調上來,停在半空,說造反派往樓上沖,非爬樓梯不可;又叫人把各個房間的熱水瓶集中在七樓,分成兩撥擺在樓梯口,只等造反派衝上樓時,往下倒開水。許世友說:「這叫‘水雷彈’!不是罵不還口、打不還手嗎?我們不打、不罵,倒倒開水總是可以的吧?」說得大夥都樂了起來。許世友隨身帶著槍,作了最壞的打算。

對造反派的「抗擊」工作準備好以後,粗中有細的許世友沒有忘記用電話報告周恩來、林彪、葉劍英和徐向前,並請轉報毛澤東。許世友說:“今天,造反派來抓我許世友,我革命大半生,戰場上槍林彈雨都不怕,今天來抓我,我更不怕。誰敢抓我,我就向誰開槍!”

周恩來知道許世友的脾氣,向來敢說敢做,怕雙方鬧起來惹出大禍,立即讓傅崇碧跟徐向前到京西賓館做許世友的工作。與此同時,毛澤東指示中央文革小組派關鋒到賓館去做造反派的工作。許世友見徐向前來了,情緒非常激動,說:「我出生入死為革命,我許世友犯了什麼錯誤?中央批評我可以改,為什麼要來抓我?為什麼要污辱我?」

這件事人們議論起來都有些後怕:那天如果不是周恩來及時處理,京西賓館就有可能發生人命慘案。造反派經中央文革小組的人出面勸說,撤出了京西賓館。從南京來抓許世友的造反派也回了南京,許世友安全了。

老帥們為保護蕭華免遭批鬥動了怒,「大鬧京西賓館」很快被傳了出去

1967年1月,陳伯達接見某派群眾代表,公開點了總政治部主任蕭華的名字,說:「蕭華不像個戰士,倒像個紳士。」瞬間,總政機關大樓里貼滿了打倒蕭華的大字報。周恩來得知後很生氣,站出來闢謠。消息傳到毛澤東那裏,江青緊張了,派人連夜把打倒蕭華的大字報覆蓋起來。大家都鬆了一口氣,以為事情平息了。

1月19日下午,在京西賓館召開的軍委碰頭會上,圍繞軍隊要不要開展「四大」問題,葉劍英、聶榮臻和徐向前三位老帥同江青、陳伯達、康生、姚文元展開了激烈爭論。

江青的觀點不佔上風,就節外生枝地打出了攻擊蕭華的牌:「蕭華是劉志堅的黑後台,部隊執行中央文革指示不徹底,是蕭華打馬虎眼!」她還質問:“蕭華是總政主任,發文件,把總政和軍委並列,是什麼意思?”

這時葉群站起來,從口袋裏掏出一份稿子,對著蕭華念起來:「你為什麼反對江青同志?你算什麼總政主任?你就是總是專革命政的主任!你今天晚上要向全軍院校的師生檢討你的嚴重錯誤!」

葉群此舉引發軒然大波。葉劍英問她:「請問葉群同志,是不是林副主席有了什麼新指示呢?」

葉群說:「誰反對江青同志,我就反對誰,首長(林彪)也是堅決支持江青同志的。」然後,她站起來高呼:“向江青同志學習、向江青同志致敬!”大家站起來跟著喊口號。蕭華也喊,但葉群馬上制止:“蕭華沒資格。”

陳伯達接著講話:「蕭華,你很驕傲,江青同志你也不放在眼裏。你是紳士,不是戰士,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戰士。你把解放軍變成了私人軍隊,變成了資產階級軍隊。你是專門搞投機的,你的錯誤是嚴重的。」

江青指著蕭華的鼻子問:「今晚在工人體育場召開十萬人大會,你敢不敢去?」蕭華不吭聲。江青轉而向會議提出,由徐向前主管總政工作。

會場上一時沉默,倒是蕭華說話了:「你們說完了沒有?允不允許我發言了?我參加革命幾十年,以共產主義為最高信仰,毛主席始終是我熱愛的領袖。如果說工作中有缺點、有錯誤,我承認,但是說我是‘三反’分子,我堅決不接受……」江青打斷他的話:“別說了,晚上到工人體育場,當著十萬革命群眾說去!”

葉劍英看勢頭不對,趕快離席打電話報告周恩來,隨後同聶榮臻退出了會場,以示抗議。

葉劍英回去後,立即將情況報告周恩來,要求制止批鬥蕭華。周恩來將情況報告毛澤東,毛澤東同意保蕭華,說:「這麼大的事為什麼不報告?趕快制止。總政治部主任是能亂批的嗎?」周恩來立即向葉劍英轉達:“告訴他們,沒有我的命令,蕭華不能去大會作檢查。”

主持會議的徐向前發現葉群等幾個人發言都有發言稿,意識到他們顯然是事先預謀的,是搞突然襲擊。因為軍委從未討論過批判蕭華的問題,老帥們也不知道江青、葉群代表誰的旨意。事關重大,所以徐向前在散會時宣佈:「今天的會議要嚴格保密,不准外傳,這是一條紀律。」但是,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會後在排以上幹部會議上作了傳達,總政治部副主任袁子欽的筆記本被造反派搶走了,所以,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的造反派晚上就抄了蕭華的家。蕭華聽到風聲,立即從景山東街寓所後門跑出,到總政治部副主任傅鍾家,借車趕到西山葉劍英住所求救。

第二天上午,軍委碰頭會繼續在京西賓館召開。江青、陳伯達、葉群、王力等人坐在前排。江青坐在葉劍英左側,看到蕭華沒有來,故意問:「總政治部主任怎麼不見了?他躲到哪裏去了?」

這時,蕭華來了。徐向前問他:昨晚到哪裏去了?蕭華說了昨晚被抄家的經過。徐向前話裏有話,生氣地對著蕭華說:「你是膽小鬼!你怕什麼?他們能把你吃掉嗎?」盛怒之下,徐向前拍了桌子,茶杯蓋子掉到了地上。

蕭華未被抓走令江青感到意外,連聲音都變了調:「你,你怎麼逃出來了?」陳伯達追問:“看來一定有人保護你了,是誰呀?”

一直不語的葉劍英說話了:「他昨天半夜跑到我那裏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來的。如果有窩藏之罪,我來承擔!」說著,葉劍英也拍了桌子,傷了手骨。

江青等人一下子被鎮住了,不敢再提抓蕭華的事。

膽小的陳伯達怕蕭華真有「後台」,越想越不自在,當晚寫了一張紙條,通過軍委辦公廳電話傳給葉劍英,解釋說,19日下午開會,因為安眠藥吃多了,講蕭華是紳士不是戰士,這個話他否定,要收回。

然而,所謂「大鬧京西賓館」一說,很快被傳開了。毛澤東說,「大鬧京西賓館」是相當大一件事,但地球還是照樣轉

1967年1月22日,聽到「大鬧京西賓館」情況的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參加軍委擴大的碰頭會的高級將領們。受到衝擊的將領們在此時受到毛澤東接見,儘管對「文革」仍不理解,但對毛澤東本人卻充滿信任和敬意,紛紛向他訴說苦衷。

北京軍區的領導說:我們幾個常委都被包圍起來了,司令員楊勇被抓去了,還要抓副司令員鄭維山。

許世友站了起來,彙報他和一些同志躲在京西賓館仍受衝擊的情況,不禁情緒激動:「他們點名要揪我,我抗議。戴高帽子是對地富反壞的,為什麼對自己人也戴?我們跟主席這麼久,把我們當地主一樣斗,我想不通!」許世友氣鼓鼓地上前一步跟毛澤東理論:“我們犯了什麼罪……”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就站在許世友旁邊,暗中扯他的衣角叫他不要說。

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煥向毛澤東報告,說副司令員吳烈被包圍了。他說:「我們現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許我們工作,有錯誤我們檢討。」

毛澤東習慣性地嘬著下嘴唇,看著將領們個個被整得變了樣,沉默了好一會兒才說:「中國現在就像回到了分裂成八百個諸侯的戰國時期。」但他還是說:“要支持造反派。他們人數少,也要堅決支持。”又說:“我們的基本方針,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過去不介入,其實是假的。”他也批評了造反派:“軍隊裏對廖漢生、劉志堅、蘇振華搞‘噴氣式’,一斗四五個小時,污辱人格、體罰,這個方式不文明。……還是按照延安整風的辦法: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對青年人要進行教育。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們以為一衝就行了,一衝不行就兩沖。你們那些苦處,把它當作經驗來對待。”

毛澤東既然這樣講了,將領們得到一些安撫,不好再說什麼。

1968年10月的最後一天,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會議後期,林彪、江青等對所謂「二月逆流」集中進行抨擊。但毛澤東在閉幕的即席講話中有所緩和:“這件事(指‘二月逆流’)嘛,要說小,就不那麼小,是件大事。要說那麼十分了不起呢,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是一種很自然的現象。……不是兩個大鬧嗎?一個大鬧懷仁堂,一個大鬧什麼?”

周恩來接話說:「京西賓館。」

毛澤東繼續說:「京西賓館嘛。它這個大鬧嘛,就證明它是公開出來的嘛,它沒有什麼秘密嘛。不過有些細節,大家不曉得,我也不知道。最近簡報上才看到那些情況。我看倒是細節無須乎多過問,還是大綱節目要緊。那些細節呀,比如講往來多少次呀,談哪,在桌邊上講過一些什麼小道消息呀,我看那些事情哪,倒是不需要那麼看重。如果黨內生活注意那些事情去了呢,把人引導到注意那些很小的細微末節,而把大問題呀反倒不大注意了,就不那麼好啰。所以,我說嘛,事情是相當大一件事,不是一件小事,但是說是那樣天就會跌下來呀,或者地球就不轉了呀,我看也不一定,地球還是照樣轉。你那六七個人反對,這個地球讓它不轉嗎?」

怕宋任窮等人再受衝擊,周恩來指示立即修圍牆

1967年1月「奪權」風暴颳起後,中央將大軍區和省市一些“靠邊站”的領導集中到京西賓館住。

周恩來十分關注京西賓館的穩定和安全。他向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作了重要指示:「京西賓館從1967年2月7日零點起,開始實行軍事接管。未經北京衛戍區允許,任何人不許進入。如果有人要進的話,講清道理,避免衝突。說明這些人(中央軍委首長、各軍區首長)來開會,是中央請來的。」“京西賓館要設接待室,有問題到接待室談。……不許衝擊,不許進去抓人,不許把人揪走。衛戍區要絕對負責。”

東北局第一書記、開國上將宋任窮被安排住在六樓東頭的一個套間,經常有造反派衝進京西賓館來揪斗他。8月25日,來自東北的造反派在京西賓館門前吵嚷著要揪宋任窮。仗著人多,一部分人從警衛戰士的頭頂越過,衝破警戒線,直奔六樓東頭宋任窮的房間,剩下的一部分人繼續與警衛部隊糾纏。造反派氣勢洶洶地衝到六樓,有個別人趁機對宋任窮進行毆打,並把他拖到陽台上,準備用繩子將他從陽台吊下去,強行搶走。

周恩來接到報告後,立即指示傅崇碧,要他火速趕到京西賓館保護宋任窮。傅崇碧帶了兩個加強連急速趕到京西賓館,正趕上造反派往宋任窮的身上繫繩子。傅崇碧立即指揮警衛部隊奪回了宋任窮。

周恩來對衝擊京西賓館事件很生氣,指示立即修圍牆。京西賓館現在的圍牆就是那時突擊建成的。

第二天深夜,周恩來把傅崇碧找來,不無擔心地說:「崇碧同志,在北京的各省、市、自治區負責同志一定要保護好,不能讓人揪走。現在他們住的地方也不安全了,你要想想辦法,把他們轉移到一個秘密、安全的地方。」傅崇碧思索片刻,說:“東高地有衛戍區兩個團,一個步兵團,一個炮兵團。那個地方比較僻靜,也比較安全,把他們轉移到那裏,您看行嗎?”周恩來果斷地說:“我看可以。要絕對保密,不能走漏半點風聲,行動要快。”

幾天後的一個深夜,傅崇碧親自指揮轉移這些老同志,秘密地來到了東高地。造反派見這些老幹部一下子消失得無影無蹤,就到中央文革小組去告狀。

沒有辦法,這些人又被安排回京西賓館。1968年4月,宋任窮又從京西賓館轉移到海運倉的總參招待所。他去時,陳再道、鍾漢華、李成芳、秦基偉、甘渭漢、王必成、鮑先志、林維先、左齊等一批被打倒的領導同志已經在那裏了。宋任窮同陳再道在抗日戰爭期間一起在冀南堅持平原游擊戰爭,在艱苦的環境中並肩戰鬥,是患難與共的老戰友了。兩人在此相見,不禁感慨萬端。陳再道對宋任窮說:「現在有些人整我整得厲害,挨過打,非要置我於死地而後快。可毛主席到武漢是保我的,也是主席下令把我從外地先接到京西賓館的。我相信,我的問題最後一定會搞清楚的。」

聽傅崇碧說把陳再道、鍾漢華、牛懷龍三人藏在吊在半空中的電梯裏,周恩來不禁擔心起來

報通知,要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政委鍾漢華,獨立師師長牛懷龍、政委蔡炳臣,武漢市人民武裝部政委巴方廷等12人到北京去開會。

要他們來北京的文件是周恩來起草的,並要求工作人員用絕密電發出。同時,周恩來找到楊德中和傅崇碧,商量陳再道、鍾漢華等人來京後的住宿和安全問題:「陳再道、鍾漢華等人來京後住京西賓館。告訴賓館工作人員,一定要遵守紀律,注意保密。賓館警衛部隊不足可以增派,要絕對保證陳、鍾等人的安全。」

儘管周恩來作了這樣周密的部署,但陳再道等人進京住京西賓館的消息還是讓中央文革的人有意泄露了出去。他們一到,吳法憲就找到武漢軍區空軍的劉豐,對他說:「你們這次要旗幟鮮明,狠斗他們。」

話,說造反派不答應,繼續向大樓衝擊。周恩來又打電話讓傅崇碧親自去。

傅崇碧趕到京西賓館時,里外一片混亂,人群洶湧,有上萬人。衝進一樓的造反派把窗戶都砸碎了,玻璃滿地都是。傅崇碧立即重新宣佈周恩來寫的四條,造反派仍然不聽。傅崇碧急忙上樓,在警衛人員的掩護下,把陳再道、鍾漢華、牛懷龍三個人弄進一個平時很少開的電梯內,讓電梯開到八九層中途懸停下來,熄了燈,而且告訴他們沒聽到規定的信號別出來。

造反派沒抓著陳再道,賴著不走。傅崇碧怎麼勸也勸不走。陳再道他們又不能在電梯裏呆得太久,沒辦法,傅崇碧只好打電話向周恩來告急。周恩來聽說陳、鍾、牛三人藏在吊在半空中的電梯裏,不禁擔心起來:「這樣保不保險?有沒有辦法叫造反派退去?」

「他們不聽我的,我沒有辦法了。」傅崇碧最後說了一句,“可能還是要請中央文革的人出面。”

周恩來立即找到戚本禹,嚴厲地對他說:「你們必須把沖入京西賓館的群眾勸走。否則,陳再道他們被抓走了,你們去向主席作出交代,我不管了。」

戚本禹看到周恩來生了那麼大的氣,也不敢怠慢,立即來到京西賓館。他一開口,造反派很快從京西賓館撤走了。

然而,文藝口的造反派撤出京西賓館後,「三軍」造反派卻立即包圍了京西賓館。事後看,「三軍」造反派的行動是林彪派葉群到京西賓館找吳法憲、邱會作等串聯佈置的。葉群要求「三軍」造反派包圍京西賓館,“插紅旗、佔位子,靜坐遊行示威,連續搞他幾天”。還要求他們到處張貼打倒陳再道、鍾漢華,揪「黑後台」徐向前的標語口號。為了鼓勁,葉群讓林彪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參加「三軍」造反派的遊行示威。她甚至親自出馬,邀江青、關鋒、戚本禹等人到京西賓館“看熱鬧”,讓各總部、軍兵種負責人陪同,乘坐幾十輛小車圍繞京西賓館遊行,表示對「三軍」造反派的支持。

軍史上不多見的荒唐事:開國中將當眾打開國上將耳光

。參加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各總部、軍兵種負責人及各大軍區、省軍區在京的負責人。整個會議室坐得滿滿的。在武漢受傷的王力由一名醫生和一名護士陪同,坐在輪椅上,也被推到了會場。來參加會議的中央文革成員全都換穿了軍裝。

會議名義上是討論會,實際上是批鬥會。

會場有意佈置過:武漢軍區的位置分成三排,面朝會場,斜向主席台。陳再道和鍾漢華、牛懷龍、蔡炳臣、巴方廷5人被指定在第一排,只准站著,就和接受審問一樣。

會議一開始,謝富治就搶先「開炮」:“‘七二○’事件是陳再道一夥操縱獨立師、公檢法、人武部和‘百萬雄師’搞的反革命叛亂,矛頭是對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組的……”

接著,受葉群指使的吳法憲赤膊上陣,且發言越來越離譜:「陳再道是武漢反革命暴亂的罪魁禍首,是鎮壓革命、屠殺革命群眾的劊子手,是劉少奇、鄧小平的打手、幹將和幫凶。……陳再道是中國的蘇哈托,是現代的張國燾,是鑽進革命隊伍里的蔣介石,是解放軍的敗類。陳再道盤踞的武漢軍區是個奸賊窩。」

周恩來實在是聽不下去了,先後三次打斷吳法憲的發言,要他講主要問題。

吳法憲仍不罷休,想起葉群「一定要涉及徐向前,把揪徐向前的‘旗幟’搶到手」的交代,又咬起了徐向前:“早在2月份,徐向前就給陳再道打包票,說陳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錯誤也打不倒。武漢問題,徐向前是有責任的,這個責任應當追究。”

徐向前忍無可忍:「這個話我講過,是根據當時的情況講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調查了解嘛!」說罷,徐向前寫了個條子,遞給周恩來後便憤然離開會場。

會上,陳再道申辯說:「如果搞兵變,我總不能沒有幾個人,總不能不開個會吧?說我搞兵變,可以找人對證嘛!」

吳法憲不等陳再道把話說完,領著劉豐和幾個打手沖了過去,抓掉他們5個人的領章帽徽,拳打腳踢,不許他們講話。會議中間休息時,吳法憲等人趁周恩來不在場,帶頭並煽動一些不明真相的服務人員對陳再道等人進行武鬥。吳法憲還上去打了陳再道一個耳光。在休息室里的周恩來,接到秘書周家鼎的報告後氣憤地說:「真是荒唐!」當周恩來跑著趕了過去,要制止他們時,那些人已經溜掉了。

這次對陳再道的批鬥會,一直開到夜幕降臨還沒有散。陳再道一直低頭彎腰六七個鐘頭。他實在支持不下去,請求康生允許他們幾個坐下來。陳再道衝著康生大喊:「康老,康老,我是放牛娃出身,快60歲的人了,念我革命40年……」

沒等陳再道把話說完,康生就拉長臉,惡狠狠地訓斥說:「人可以變,你陳再道不要擺老資格,不要以為毛主席叫你是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30年前,張國燾在武漢叛變中央,現在你們又在武漢發動反革命叛亂,這是張國燾事件的重演!」

陳再道為政委鍾漢華擦去滿頭虛汗,不禁鼻子一酸

第一次批鬥過去沒幾天,第二次厄運又降臨了。這一次來的人沒等陳再道開門,就一腳把門踢開了。一群佩戴造反派袖標的軍人,怒氣沖沖地闖進了房間,厲聲喝斥:「陳再道,你罪大惡極,知道不知道?」

說著,這些人連揪帶扯,把陳再道弄到了京西賓館十一樓會議室。會議室里,坐滿了「三軍」造反派的人。陳再道剛剛被推進門,立即有人站起來,扯著嗓子高喊:“打倒陳再道!陳再道罪該萬死!”

緊接著,鍾漢華和牛懷龍等人也被先後推進了會議室,打倒他們的口號聲隨之而起。陳再道被迫低頭彎腰站在前面。黃永勝、邱會作等人則坐在會議室前排的位置上,也跟著「三軍」造反派喊口號。

這次批鬥會,一開始就是電閃雷鳴,風狂雨暴。

造反派問:「你一手策划了‘七二○’事件,你為什麼說沒有?」陳再道答:“我沒有策劃嘛。我跟誰說過?跟誰開過會?”

……

因為知道自己有口難辯,陳再道只好說:「如果你們讓我交代‘支左’中的錯誤,甚至是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我都可以認認真真地作交代。如果你們讓我交代搞‘兵變’的罪行,再進而交代出搞‘兵變’的‘黑後台’,因為事實上並不存在,無論如何也交代不出來。」

造反派很奇怪:「為什麼?」

陳再道很坦然:「我沒搞。」

造反派像是被羞辱了一般,用武鬥發泄著不滿。陳再道被他們打倒在地,又被揪起來,不知來回折騰了多少次。陳再道低頭彎腰忍受著,汗水濕透了衣服,頭上淌下的汗水一滴一滴地落在地上,把腳前的地板浸濕了一片。

批鬥會後,為挖陳再道的「黑後台」,造反派“學生領袖”蒯大富手下的一批人還抄了徐向前的家,搶走了5鐵櫃機密文件,但並沒撈到任何證據。在周恩來強令之下,他們才把搶走的文件退回。

陳再道等在京西賓館被揪斗的情況,很快引起了周恩來的重視。為避免造反派再次批鬥,周恩來決定把他們送到西山暫避一時。

於是,陳再道和鍾漢華離開了京西賓館,被一輛汽車拉到了西山橡皮子溝,住進了一支工兵部隊的營房裏。這裏的物質條件很差,但環境、氣氛要比京西賓館好。部隊幹部、戰士並沒有把他們當成「反革命」,盡量從各方面給他們以照顧。然而,那些“奮鬥不止”的「三軍」造反派,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指使下,仍然揪住他們不放。每當太陽將要落山的時候,造反派就從城裏派來汽車,把他們拉到京西賓館,繼續進行批鬥。這樣的批鬥會,一般從晚上八九點鐘開始,到第二天凌晨三四點鐘才結束。有一次,鍾漢華挨完批鬥,由於精神、肉體受到難以承受的折磨,臉色非常難看。串串豆粒大的汗珠子,一個勁兒從額頭、臉上往下掉。陳再道、鍾漢華是被扶上汽車的。到車上,鍾漢華還是汗流不止,眼睛微閉,十分吃力地喘著粗氣。陳再道讓鍾漢華靠在自己肩頭上,為他擦去汗水,問道:“老鍾,你怎麼樣?不要緊吧?”“不要緊,老毛病。”鍾漢華睜開雙眼說,“這一夜低頭彎腰挨斗,大概是血壓又上去了。我感到心裏難受,腦袋發暈,四肢無力,渾身發冷……你放心,我休息一下就會好的。”

陳再道望著鐘漢華的面容,撫摸著他被汗水浸透的衣服,不禁鼻子一陣發酸。他對鍾漢華說:「老鍾,堅持堅持,沒有過不去的火焰山!」

鍾漢華凄然一笑,緊緊地握住了陳再道的手。

陳再道、鍾漢華在橡皮子溝的營房裏,大約住了兩個月,周恩來又派車把他們接回到京西賓館。到京西賓館後,傳達了毛澤東的三條指示:第一條,好好休息;第二條,注意安全;第三條,有錯誤就檢討。但實際上,儘管有毛澤東、周恩來的指示,他們仍然不斷地遭到批鬥。這樣過了一段時間,他們又被送到解放軍政治學院接受批鬥。大約呆到1968年初,又搬到了海運倉總參招待所,那裏已住了一大批受衝擊的將領。直到1969年8月1日之後,已轉移到北京郊區某部的陳再道等接到通知,立即去京西賓館。他們到賓館剛坐下,一位軍隊負責人走了進來,告訴他們說:「10天前,毛主席交給我一個任務,叫我把你們接到賓館住下。主席經常打聽你們,因為我工作忙,耽誤了,讓你們多吃了幾天苦。」

這些跟隨毛澤東大半輩子的將軍們大多「吃軟不吃硬」,一聽說毛澤東還在關心著他們,頓時抑制不住內心的感情,像孩子般流下了熱淚。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毛澤東與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在一起(1962年)

本文摘自《文史參考》雜誌2011年第3期,封面故事:領袖們的春節

「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在這家人團聚、訪親拜友的歡樂時節,中國昔日領袖級人物辭舊迎新之際留下的許多佳話和軼聞,至今為人所津津樂道。

「開國元首」毛澤東宴請“末代皇帝”溥儀時,請他吃青椒炒苦瓜,辣出一臉熱汗的溥儀,直說味道“不錯,不錯”;1976年,毛澤東最後一個春節身邊沒有一位親人,年夜飯他只吃了幾口武昌魚和一點米飯,晚景令人唏噓不已;周恩來和陳毅各帶一隊人馬扭東北大秧歌歡度春節;鄧小平多次在上海迎新年,部署改革開放大局;胡耀邦大年三十值班,心憂煙花爆竹燃放問題;1949年,兵敗如山倒的蔣介石在浙江老家的武山廟抽到一支“中下”簽,簽上寫著“大意失荊州,關公走麥城”……

因地位特殊,領袖的春節,大多忙於家國大事,背後演繹著時代的風雲。與此同時,他們也期盼著家人團聚,共享天倫之樂……

封面故事之一:

悲欣交集:毛澤東過年很簡單

曾在中央警衛團(8341部隊)擔任武裝警衛員20多年的毛尚元回憶說:「主席的年過得很簡單。他很少有時間出來娛樂。最多有時候跟周圍的人聊聊天。深居簡出,有團拜會的時候,也多是周總理代表。主席很少講話,喜歡安靜,並且非常喜歡看書,只要有時間,他就會看很多書。過年對於他來說,與平時沒什麼兩樣。」在追隨毛澤東的數十個年頭中,毛尚元發現毛澤東有一個習慣:不太愛吃餃子。

毛澤東晚年的生活秘書張玉鳳也描述:「主席相信吃五穀雜糧身體才會強壯。他經常散步,有意識地多吃雜糧,如玉米、紅薯等食物,有時還吃點野菜,如馬齒莧菜。主席也有不喜歡吃的東西,如麵食。我們老家過年吃餃子主席就不理解,說餃子有什麼好吃的?寧可吃糙米,也不吃餃子、饅頭。」

儘管不習慣吃餃子,喜歡吃辣的毛澤東,無論革命歲月還是和平年代,大多數新年還是過得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1929年:打欠條收集百姓食物過年

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部到達井岡山地區,創建了黨領導下的第一塊農村革命根據地。這年春節,毛澤東宣佈放假三天。

為了讓紅軍戰士和群眾歡歡喜喜過個好年,毛澤東特地發給每位戰士三塊銀元,並派人到寧岡殺豬,挑運到茨坪,每人分三斤豬肉。對缺米少鹽的困難戶,另外分給他們米和鹽。這樣一來,茨坪的紅軍戰士和百姓,人人都有米果吃,家家都蒸了米餡肉。

剛剛過了翻身年,新的困境接踵而來。1929年2月9日,正值除夕,紅四軍為突破國民黨軍隊的「圍剿」,轉戰來到瑞金北陲十幾里人煙稀少的大柏地。官兵們身上只有兩件單衣,飢腸轆轆地經受著寒風中的細雨。部隊在名叫前村的村莊停下來,軍部住進了村中的王家祠。

領軍的毛澤東心情沉重,贛敵劉士毅部兩個團正在背後緊追不捨。無論如何,也得讓戰士們吃上一頓年飯。毛澤東將想法告訴朱德,叫人找來軍需處長范樹德,交代了一個重要任務:一定想辦法搞到酒菜,讓戰士們吃上一餐年飯。范樹德與十幾個司務長計議一番,決定先向群眾打欠條,凡是食物全部過秤登記。

在那兵荒馬亂的年月里,前村的群眾聽說有支幾千人的隊伍開過來了,紛紛躲避上山,連過年的雞鴨魚肉都來不及帶走。紅四軍於是以連隊為伙食單位,嚴格執行先過秤算價再打欠條的手續,把群眾家的食物收集起來,還殺了幾頭豬,眾人忙碌到午後兩點鐘,終於吃上了一頓久違的飯菜,還喝了米酒,算是過了年。毛澤東對吃得高興的戰士們說:「大家過了好年,吃飽了打劉士毅!」

農曆大年初一,劉士毅部鑽進了紅軍伏擊圈,被打得潰不成軍,800餘官兵成為俘虜。同年5月,從閩西回師的紅四軍再次路過大柏地,向民眾兌現了所欠的款項,只能多給,不許少付。有的人遺失了欠條,說出數目,紅軍照樣付款。大柏地的群眾高興地說:「紅軍與國民黨軍隊根本不一樣,借條兌現,說話算數。」

由於革命形勢的變化,毛澤東後來一度被解除軍權。1934年2月1日至3日召開的「全蘇二大」會議上,毛澤東原來兼任的人民委員會主席一職也被拿掉,完全被架空。2月13日,除夕佳節又來臨了。儘管戰爭局勢險惡,沙洲壩的軍民仍舊沉浸在節日的氛圍中。上午10時,賀子珍帶著兒子毛毛在大樟樹下玩。毛毛是賀子珍所生的第二個孩子,已經3歲了,正是會講話到處亂跑的時候,活潑可愛。毛澤東對這個孩子十分喜歡,給這個排行第五的兒子取名為毛岸紅。毛澤東從房間裏走出來,從妻子手裏接過毛毛,又是繞著大樟樹互相追逐,又是讓小孩夾著竹桿“騎馬”,即興玩耍了一個多小時,直到賀子珍來叫父子倆去機關食堂吃年夜飯,毛澤東才抱著毛毛進屋。春節里與小兒嬉戲玩耍,在毛澤東忙碌奔波的一生里很是難得,這也是他在蘇區過的最後一個春節。

1940年:被長槍連請去吃年飯,敬酒改為敬肉

1935年1月遵義會議後,毛澤東重新確立其對軍隊的指揮地位。2月4日春節這天,後勤部門想多弄一點魚肉慶祝一下,無奈物資匱乏,毛澤東也只分到一碗紅燒肉、幾個辣椒。他捨不得吃,分給了傷病員,並捐出自己節省下來的伙食費,用以改善戰士們的生活。

到達陝北後,毛澤東在延安的生活比長征時期安定了一些。春節期間,中央機關不時開展團拜、舞會、演戲、扭秧歌等慶祝活動。1940年春節前夕,老連隊殺豬宰羊,而組建不久的長槍連家底薄,只買了20斤豬肉。正在這時,管理中央首長生活的同志抬著半肩豬肉送來了,並說:「昨天小灶殺了一口豬,這是毛主席叫送給你們過年的。」實際上,當時的中央首長平素也見不到葷。於是,在連隊裏開會的討論中,不知是誰說了句:“請毛主席吃年飯。”大夥不約而同都說好,並把請毛澤東吃年飯的任務交給了連指導員張久厚。

毛澤東聽了來意後,告訴張久厚:「你們的心意我領了。吃飯嘛,我就不去了。你回去就說,我祝大家新年愉快!」張久厚一聽說不去,堅決說“不去不行”。聽了這句話,毛澤東放下文件,笑笑說:“你們這不是請客,是在下命令。看來,我只好服從了。”片刻,又說:“光請我一個不好,能不能給我點權力,讓我幫你們多請幾位怎樣?”張久厚以笑作答。

除夕過午三點多鐘,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任弼時等來到了長槍連。進窯洞落座後,毛澤東問:「我們這張桌上的飯菜是不是和大家一樣?」他環視了一下,說:“我們不能特殊。搞特殊,人家嘴裏不說,可心裏有意見,那就不好了。”稍停,又道:“我們常講同甘共苦,共產黨人說得到做得到,言行一致群眾才信服。”開飯後,沒有酒,大家熱情地向毛澤東敬肉。他一看就笑了,說:“這麼大塊的紅燒肉,我還是第一次見。你們存心不讓客人吃呀。”一排長便夾起三兩重的一塊肉吃下去。毛澤東見狀,說:“你厲害,比不過你,我認輸了。”

大家一個勁地給毛澤東敬肉。他看了看周圍,說:「能者多吃,互相幫助。」說著,用筷子把肉分開,放到周恩來碗裏一塊,自己吃了一小塊,說:“怎麼樣,這回行了吧?”

1941年春節期間,中央機關一連演了幾個晚上的戲,附近許多鄉親應邀前來觀看。有一晚,毛澤東走進禮堂之後,發現幹部戰士坐在前面,鄉親們卻坐在後面,最前面的兩排座位還給中央首長留下了。毛澤東當場對幹部戰士說:「同志們,老鄉們生產都很忙,看戲機會很少,而且要跑很遠的路,不容易呀!我們應該讓他們坐在最前面看戲。」說完自己就帶頭坐到了最後面,幹部和戰士隨即跟著毛澤東到後面。鄉親們很感動,一再謙讓,最後還是被毛澤東勸著坐到了最前面。

1949年:會見斯大林特使米高揚,請客人吃紅燒魚

1949年1月31日,農曆正月初三,斯大林特使、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一行四人來到了西柏坡,為毛澤東訪蘇等事宜舉行會談。

午後,毛澤東在門口迎接米高揚。一見面,米高揚就表示:「我們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派,來聽取毛澤東同志意見的,回去向斯大林彙報。我們只是帶著兩個耳朵來聽的,不參加討論決定性意見,希望大家諒解。」毛澤東握著米高揚的手說:“歡迎!歡迎!”

2月1日到3日,毛澤東同米高揚正式會談,周恩來、任弼時也參加了。毛澤東圍繞奪取全國勝利和建立新中國等主題,系統地發表了看法。在中國的對外政策上,毛澤東說:「我們這個國家,如果形象地把她比作一個家庭來講,她的屋內太髒了,柴草、垃圾、塵土、跳蚤、臭蟲、虱子什麼都有。解放後,我們必須好好加以整頓。等屋內打掃清潔,乾淨了,有了秩序,陳設好了,再請客人進來。我們的真正朋友可以早點進屋子來,也可以幫助我們做點清理工作,但別的客人得等一等,暫時還不能讓他們進門。」幾天下來,主要是毛澤東在談。

為了表達對蘇聯代表的熱情歡迎,有關方面早已備好了豐盛的酒菜,由於蘇聯人愛喝酒,還特意從石家莊買來了上等的汾酒和葡萄酒。

據毛澤東警衛李銀橋回憶:蘇聯人帶來許多罐頭食品,還有酒,拿出來擺了一桌子,挺洋氣,挺花哨。米高揚穿戴也很好,圓領皮大衣,圓筒皮帽子,威風得很,而毛澤東的衣袖上赫然補了塊補丁。西柏坡當時除了養的豬和雞,沒有其他高級食品,隨後從滹沱河裏捕了魚,做了紅燒魚、溜魚片款待客人。

蘇聯人酒量驚人,米高揚用玻璃杯喝汾酒,就像喝涼水一樣,大半杯子一口氣就能灌下去。毛澤東沾酒就臉紅,朱德當時有喉炎不能喝酒,任弼時高血壓嚴重不能喝酒,劉少奇只能用小盅喝一點白酒。周恩來算是能喝酒的了,也沒像米高揚一樣端起杯子咕咚咕咚地灌。

飯桌上的氣氛是愉快的。但在李銀橋看來,毛澤東不喜歡看蘇聯人大出風頭,哪怕是在喝酒的問題上。工夫不大,毛澤東就招呼盛飯:「吃飯了,吃飯了,嘗嘗我們滹沱河裏的魚。」他還笑著說:“我相信,一個中藥,一個中國菜,這將是中國對世界的兩大貢獻。”

蘇聯翻譯指著紅燒魚問:「這是新撈的活魚嗎?」他們得到肯定的答覆後才肯動筷。一年後,毛澤東出訪莫斯科,吩咐隨行的廚師:“你們只能給我做活魚吃。他們(蘇聯方面)要送來死魚,就給他們扔回去。”

2月6日中午,毛澤東來到米高揚的住處,為他送行,米高揚後來對擔任翻譯的師哲說:「毛主席有遠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領袖人物。」

1952年:戴口罩春遊黃鶴樓被群眾認出

1952年的春節毛澤東是在武漢度過的,權延赤《走下神壇的毛澤東》一書回憶了當時的情形。

1952年毛澤東南下武漢,游龜山、蛇山,登黃鶴樓。出於安全考慮,毛澤東這時已不能隨便到群眾中去了,因為處處都可見到他的肖像,老百姓都認得他。安全部門一再堅持,毛澤東不得不妥協,最後帶著口罩與群眾一同游春。

一個小孩竟然認出了戴著口罩的毛澤東,孩子驚喜地喊到:「毛主席!毛主席!」人群立刻像潮水般湧來,剎那間,人擠人,擠成一團。羅瑞卿、李先念、王任重、楊奇清在外面保護,衛兵們在裏面圍繞著毛澤東,隨著人潮流動。到處都是人,擁來擁去,出透幾身汗,眾人終於擁擠下山,來到江邊,護送毛澤東登船。

登船後,毛澤東摘下口罩,回頭向大家招手,頓時掌聲雷動,歡呼聲震天動地。羅瑞卿和楊奇清後來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檢查,說安全保衛工作沒搞好。 毛澤東毫無責怪的意思,只是說了句:「真是下不了的黃鶴樓。」

後來很多人回憶,每到春節,毛澤東首先想到的就是身邊的工作人員,比如炊事員、警衛員、機要員、秘書、司機等。哪怕再忙,毛澤東都要親自慰問,同他們握手,向他們拜年,而且總是說:「你們長年累月為我們服務,連春節也很少休息,你們辛苦了! 」接著一個個噓寒問暖,家裏情況怎麼樣?生活上有沒有困難?並請轉達對他們家屬的節日問候和祝賀。

1957年:頤年堂宴請與會者吃肉末挂面

除了外出和慰問,忙於開會也是毛澤東過春節的一大特色。據多年負責中南海總特灶膳食管理工作的張寶昌回憶,1957年大年初一早上8時,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開座談會,40餘位黨外人士參加。

會議一開始,毛澤東就笑著對大家說:「今天過年,臨時決定把各位請來開會,主要談矛盾問題。可能大家還都沒有吃早飯吧,這樣,先吃碗肉末挂面,填飽肚子再開會。」頤年堂地方不大,擺40多把椅子已經顯得很緊湊了,根本無法再加桌子,大家只能端著碗站著吃。這些被邀請到會的人怎麼也沒想到,毛澤東會用如此簡便省事、飯菜合一的麵條來招待他們。

驚奇之餘,大家也感悟到:能在頤年堂與毛主席一起過年,同吃熱乎乎的肉末挂面,是難得的幸事。眾人邊吃邊議論開來,有的說這是「繼續著的延安精神」,有的強調這表明了“細微之處見偉大”,還有的感言“大年初一吃肉面,好看好吃,更添壽”,等等。這般輕鬆歡樂的氣氛,與其說是來開會,不如說是在參加新年團拜。40多人的一頓早餐,用時僅10分鐘就解決了,很契合毛澤東提倡的反鋪張、反浪費原則。

其實,毛澤東經常晚上在頤年堂開中央常委會議,因為時間過久,常委們的腦力和體力消耗較大,難免感覺飢餓。每到這個時候,毛澤東總會對周恩來、劉少奇等人說:該吃肉末麵條了。廚房於是趕緊每人做一碗。首長們拿到麵條很自然地坐在沙發上端著吃,吃得又快又香,之後或繼續開會研究,或散會回家。

1962年:開國元首宴請末代皇帝溥儀

毛澤東春節宴請溥儀的故事廣為流傳,柯雲在《開國元首毛澤東宴請末代皇帝溥儀》一文對此曾有詳細記錄。

1962年新春佳節,毛澤東私人宴請末代皇帝溥儀,特請章士釗、程潛、仇鰲和王孝范四位名流鄉友作陪。家宴設在頤年堂。

上午8時許,毛澤東待章士釗等人入席後,一本正經地說:「今天請你們來,要陪一位客人。」章士釗環顧四座,覺得有些莫名其妙,急切地問道:“主席,客人是誰呢?”

毛澤東吸了一口香煙,環顧大家一眼,故意神秘地說:「這個客人嘛,非同一般,你們都認識他,來了就知道了。不過也可以事先透一點風,他是你們的頂頭上司呢!」

正在大家猜想之時,一位高個兒、50多歲的清瘦男人在工作人員的引導下,面帶微笑步入客廳。毛澤東迎上去握手,並拉他在自己身邊坐下,同時向章士釗等人打招呼,用他那濃重的韶山口音微笑著說:「你們不認識吧,他就是宣統皇帝嘛!我們都曾經是他的臣民,難道不是頂頭上司?」章士釗等人這才恍然大悟。

毛澤東指著在座的幾位老者向溥儀作了介紹,溥儀態度極為謙虛,每介紹一位,他都站起來鞠躬致意,看不出半點皇帝的「架子」。毛澤東對他說:“你不必客氣,他們都是我的老朋友,常來常往的,不算客人,只有你才是真正的客人嘛。”

當時國家正值困難時期,一切從簡。雖說是家宴,桌面上只有幾碟湘味兒的辣椒、苦瓜、豆豉等小菜和大米飯加饅頭,喝的是葡萄酒。

毛澤東邊吃邊對溥儀說:「我們湖南人最喜歡吃辣椒,叫做‘沒有辣椒不吃飯’,所以每個湖南人身上都有辣椒味哩。」說著,他夾起一筷子青辣椒炒苦瓜,置於溥儀位前的小碟內,見他吃進嘴裏,笑著問他:“味道怎麼樣啊?還不錯吧!”溥儀早已辣出一臉熱汗,忙不迭地說:“不錯,不錯。”

毛澤東打趣說:「看來你這北方人,身上也有辣味哩!」他指了指仇鰲和程潛,繼續對溥儀說道:“他們的辣味最重,不安分守己地當你的良民,起來造你的反,辛亥革命一鬧,就把你這個皇帝老子攆下來了是不是?”

毛澤東妙語連珠,在座諸位無不捧腹,溥儀笑得前合後仰。毛澤東聽說溥儀在撫順時已離婚,於是關切地問:「你還沒有結婚吧?」

「還沒有呢。」毛澤東馬上接話:“可以再結婚嘛!不過,你的婚姻問題要慎重考慮,不能馬馬虎虎。”說到這裏,他深切地望了溥儀一眼,說:“要找一個合適的,因為這是後半生的事,要成立一個家。”溥儀點點頭:“主席言之有理。”

飯後,毛澤東要與溥儀等客人合影留念,大家非常高興。毛主席見溥儀站在左邊,就說:「客人應該站在右邊嘛。」因照常理右為上。毛澤東特意拉過溥儀,讓他站在自己右側,附著他的耳朵說:“我們兩人可得照一張像喲!”於是,又重新站過來讓攝影師再拍了一張照片。章士釗笑道:“這叫開國元首與末代皇帝。”一句話說得大家都笑了。

對於此次宴請,溥儀後來寫道:「我們(與)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一同吃飯、照相,這是我永遠不能忘記的最光榮和幸福的日子,給我給(以)極大的鼓舞力量。」

兩年後的2月13日,農曆正月初一下午3時。毛澤東親自主持春節座談會,黨中央有關領導及黨外人士章士釗等人在場。會上,毛澤東對與會者說:「對宣統,你們要好好團結他。他和光緒皇帝都是我們的頂頭上司,我們做過他們的老百姓。」說到這裏,他加重了語氣:“聽說溥儀生活不太好,每月只有180多元薪水,怕是太少了吧?”毛澤東扭頭對坐在右側的章士釗繼續說:“我想拿點稿費通過你送給他,改善改善生活,不要使他‘長鋏歸來兮,食無魚’,人家是皇帝嘛!”章士釗說:“宣統的叔叔載濤的生活也有困難。”

毛澤東接話說:「我知道他去德國留過學,當過清末的陸軍大臣和軍機大臣,現在是軍委馬政局的顧問,他的生活不好也不行。」

春節座談會剛剛結束,毛澤東立即從個人稿費中撥出兩筆款項,請章士釗分別送到西城東觀音寺衚衕溥儀家和東城寬街西揚威衚衕載濤家。溥儀感動至極,表示盛情可領,錢不能收,因為《我的前半生》剛剛出版,也將有一筆稿酬收入,生活並不困難。經章士釗一再勸收,只好留下了。溥儀激動萬分,當即口佔一詩曰:「欣逢春雨獲新生,傾海難盡黨重恩。」載濤接到毛澤東贈送的修房款後,激動得泣不成聲,提筆疾書,給毛澤東寫下謝函。

連續十年大年初二向章士釗「還債」

1963年初,毛澤東向他的「英語教師」章含之說:“我還欠了你父親一筆債沒還呢。”章含之是章士釗的女兒。接著,毛澤東認真地說明了事情的來歷。

原來,早在1920年,毛澤東為籌備黨的成立、湖南革命運動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歐洲勤工儉學,急需一筆數量較大的銀款。當時在上海的毛澤東只好向老鄉章士釗告急。章士釗當即在上海工商界名流中籌集了兩萬銀元,全部交給了毛澤東。隨後,毛澤東將此筆巨款一部分給了赴法勤工儉學的同志,一部分帶到湖南開展革命活動。

此後,毛澤東和章士釗一直沒有中斷聯繫。抗日戰爭勝利後,毛澤東前往重慶談判,又一次與章士釗見面。毛澤東特意為章士釗幫助解決留法勤工儉學學生旅費的事情再次向其表示感謝。章士釗聽了非常感動。談判後期,毛澤東見到章士釗問他:「關於重慶談判的事,你怎麼看?」章士釗在手上寫了一個“走”字,並小聲說道:“三十六計走為上策。”明確地表示蔣介石對和談並沒有誠意,重慶乃是虎穴之地,不可久留。毛澤東非常感謝章士釗對自己的關心。

這次,毛澤東要章含之轉告她父親:「從今年春節開始,要還這筆欠了近五十年的債。一年還2000元。十年還完。」章含之回到家裏把這事說了一遍。章士釗聽了哈哈大笑,說:“確有此事,主席竟還記得。”可是,他們父女並沒把這事放在心上。幾天之後,毛澤東派秘書果然送來了2000元,並說,主席安排今後每年春節送上2000元。

對此,章士釗囑咐章含之說:「告訴主席,不能收此厚贈。當時的銀元是募集來的,自己也拿不出這筆巨款。」章含之將父親說的話轉告給毛澤東。毛澤東笑著說:“你也不懂,我這是用我的稿費給行老(章士釗,字行嚴)一點生活補助啊。他給我們共產黨的幫助,哪裏是我能用人民幣償還得了的呢??我要是說明給他補助,他這位老先生的脾氣我知道,是不會收的。所以我說是還債。你告訴他,我毛澤東說的,欠的賬無論如何要還的。這個錢是從稿費中抽的。”從1963年春節起,毛澤東每逢春節初二這天,總是派秘書給章士釗送去2000元,直到1972年送滿兩萬元。

1973年春節過後不久,毛澤東又認真地向章含之提出:「從今年開始還利息。50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應該多少。就這樣還下去,行老只要健在,這個利息是要還下去的。」

1976年:最後一個沒有親人在身邊的除夕夜

1976年的春節,無論是氣溫還是現實都讓人感到不寒而慄。那個寒冷的冬夜,天空星光暗淡,中南海游泳池毛澤東住處外面一片昏暗,只有那一排整齊的路燈閃著微弱的亮光。家家團圓之夜,毛澤東身邊沒有客人,更沒有親人,只有身邊幾個工作人員陪伴著他,度過生命中最後一個春節。

毛澤東晚年的生活秘書張玉鳳回憶起當時的情形,頗為黯然神傷。「年夜飯是我一勺一勺喂的。此時的毛澤東不僅失去了‘飯來伸手’之力,就是‘飯來張口’也十分困難了。他在這天依然像往常一樣在病榻上側卧著吃了幾口他歷來喜歡吃的武昌魚和一點米飯。這就是他的最後一次年夜飯。」

「飯後,我們把他攙扶下床,送到客廳。他坐下後,頭靠在沙發上休息,靜靜地坐在那裏。入夜時隱隱約約聽見遠處的鞭炮聲,他看著眼前日夜陪伴他的幾個工作人員。遠處的鞭炮聲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啞的聲音對我說:‘放點爆竹吧。你們這些年輕人也該過過節。’就這樣我通知了正在值班室的其他幾名工作人員。他們準備好了幾掛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會兒。此刻的毛澤東聽著這爆竹聲,在他那瘦弱、鬆弛的臉上露出了一絲笑容。」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與世長辭,一代偉人就此退出政治舞台,留給後人無盡感慨。毛澤東病危期間,由於江青的阻止,就連李敏等人也不能到中南海去看望父親,直到最後時刻,華國鋒才派人找到李敏。彌留之際,毛澤東已不能講話,直流眼淚,還拉著李敏的手畫一個圓圈。他是在懷念李敏的媽媽賀子珍,賀子珍的小名就叫桂圓。此情此境,人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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