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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宋慶齡要「辭職」內幕:對政界心灰意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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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宋慶齡要「辭職」內幕:對政界心灰意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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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宋慶齡要「辭職」內幕:對政界心灰意冷

2020年12月10日 17:40

宋慶齡(資料圖)

1976年1月9日早晨,收音機里傳出了周恩來逝世的消息。按照幾十年養成的習慣,宋慶齡清晨總要坐在床上收聽新聞。儘管早就知道周恩來病危,但當摯友長逝的消息真真切切傳來的時候,宋慶齡仍然失去了控制,淚水不住地流下來。

10日下午,宋慶齡到北京醫院向周恩來遺體告別。在秘書杜述周的陪伴和隋永清、隋永潔姐妹的攙扶下,她來到醫院簡陋的告別室,強忍悲痛最後一次端詳著已經十分消瘦、蒼老的周恩來。

告別後,宋慶齡回到家,情緒還沒有緩解,就聽到了「高層」通過秘書傳達給她的批評。大意是:“讓她去和周恩來告別,為什麼還要自己帶人去?”宋慶齡心情本來就很差,聽到指責立刻按捺不住了。她在卧室里激動地說:“我這麼大年紀,就不該有個人扶扶我嗎?再說,總理也是看著她們兩個(指隋氏姐妹)長大的,怎麼就不能去告別?”

宋慶齡一生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所有事情都儘力做到完美,幾乎可以說是在個人品質上有「潔癖」。因此,在幾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儘管有人懷著不可告人的目的給她造謠,但對她的個人行為卻無法說三道四。這次受到批評,對宋慶齡來說是“破天荒”的。何況,批評還是由秘書傳達的,這也是對她刻意的不尊重。但國家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她還爭什麼?沉浸在悲痛中的宋慶齡,只是在私人空間裏,跟身邊的人發泄了幾句,也就忍了。

1月15日,宋慶齡抱病到人民大會堂參加了周恩來的追悼會。

之後,「高層」的一些評價又傳到宋慶齡的耳朵里。她終於忍無可忍了。她氣壞了,在卧室里大發雷霆:“真是豈有此理!說我是‘總理幫’?我就是‘總理幫’又怎麼樣?我不幹了!我辭職!這麼大年紀,我也該休息了吧?我回上海養老!”

周恩來去世了,鄧小平再次被打倒,這時的宋慶齡已經對中國政界心灰意冷。在原則問題上宋慶齡從來是說一不二的。既然要回家養老,她便吩咐杜述周,26日她要回上海。杜述周立刻向上級報告,並與空軍司令部聯繫專機。最後,專機定在了1月27日起飛。

1月24日,宋慶齡寫信給廖夢醒:「我寫信是要秘密地告訴你,我有可能回家去改變一下環境。可怕的打擊(指周恩來逝世)以及我的皮炎和關節炎越來越嚴重,吃安眠藥也沒用。我的眼睛似乎總是睜著。」

完全不同於以往的回上海,這次離開北京,宋慶齡做好了切斷和北京一切聯繫的準備。1月27日,她要求秘書張珏以住宅秘書室的名義分別發函給全國人大、新華社、《中國建設》雜誌社、北京地安門郵局和上海徐匯區郵局。函件很簡短:

密:

人大常務委員會:

從今天起給宋副委員長的文件、信件,請寄上海淮海中路1843號林泰同志收。

對於經常往來於京滬之間的宋慶齡,這種舉動是異乎尋常的。

1月27日是宋慶齡的83歲生日。就在這一天上午10點30分,她乘坐一架三叉戟,帶著滿心的憤懣離開了北京。

以後的5個多月中,宋慶齡把自己關在上海的家裏,整理資料和物品,不時因勾起對往事的回憶而唏噓長嘆。她已經開始為自己的身後事做準備了。

話報告:朱德逝世,請宋慶齡第二天回北京。對此,她無法推託。朱德的為人一直令宋慶齡十分敬重,更何況朱德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宋慶齡是第一副委員長。

7月7日中午,宋慶齡飛抵北京。她不帶行李,拒絕回後海的住宅,而是入住北京飯店1435房間。當天下午,她就到北京醫院向朱德的遺體告別。11日,她參加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追悼會。14日,她從北京飯店直接到南苑機場,乘專機回上海。

宋慶齡悲涼的心情無法排遣。18日,她寫信給廖夢醒:「參加完我們敬愛的領袖朱德同志悲痛的葬禮之後我又回來了。他是我所認識的人中最不愛拋頭露面的。朱德同志為中國做了這麼多的工作,卻如此低調。他得到每一個人的愛戴。在我們最敬愛的總理同志逝世不久,我們又受到一次沉重的打擊,實在令人難以承受。」

9月1日,她將幾個月來整理出的文物裝了一麵包車,由兩位秘書護送到上海市博物館。9日,北京又傳來消息:毛澤東逝世。10日下午,宋慶齡再次回到北京,住在北京飯店7031房間。11日、12日和17日她三次參加遺體告別和守靈。18日在天安門廣場出席追悼大會時,她已經站立不住,斜靠在攙扶著她的杜述周的身上,最終不得不要了一把椅子,成為唯一坐著與會的人。

國慶節前夕,宋慶齡接到9月30日晚在天安門城樓參加座談會的邀請,她「因身體原因請假」沒有出席。

「十一」一過,宋慶齡就要杜述周馬上安排回上海。10月8日,宋慶齡和隨從人員乘車來到南苑機場,專機已經做好一切準備。就在宋慶齡走向飛機舷梯時,突然接到停飛的命令。這種情況是以往從未發生過的,大家都十分驚愕。過了一段時間,又通知可以起飛了。宋慶齡沒有作出任何表示,登機回到了上海。對這一突然變化的內幕,她毫不知情。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逮捕,這個消息被中央嚴密封鎖。8日,「四人幫」上海老巢的死黨們剛剛得到用暗語傳遞來的消息。中午他們召開會議,決定抓緊部署發動武裝暴亂。而正在這個時候,宋慶齡要返回上海。這位著名的“總理幫”的安全有沒有保證?如果臨時取消飛行,會不會引起“上海幫”的懷疑?這肯定是需要考慮的。

宋慶齡平安回到上海。但很遺憾,她沒有聽到在北京通過口口相傳陸續「發佈」的令人振奮的消息。上海的「四人幫」死黨統治一直維持到13日。

10月14日,上海的大學生衝破阻力,高呼口號上街遊行。一位服務人員慌慌張張地跑來向宋慶齡報告:「街上有人喊反動口號!」宋慶齡問:“喊的是什麼?”“是說江青和張春橋同志……”宋慶齡眼睛一亮,吩咐隋永清:“趕快上街去看看!”永清很快就回來了,說:“是打倒‘四人幫’!”

宋慶齡舒心地笑了。「四人幫」的結局她早就估計到了,只是沒有料到,這個“時機”會來得這樣快!

11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派出一位副秘書長專程來到上海,敦請宋慶齡回京參加會議。

30日,宋慶齡乘專機回京,入住北京飯店。當天下午,她主持了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2月8日,她再次飛回上海。

1977年5月25日,宋慶齡接受中央的建議,回到北京後海寓所,開始正常地履行她的職責。

歷時一年多的辭職風波就此結束。

來源:人民網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1992年,鄧小平在深圳仙湖植物園奇花共欣賞(資料圖)

本文摘自《歷史的見證「文革」的終結》,薛慶超 著,九州出版社

1980年10月25日,鄧小平就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問題,在同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中,對如何評價毛澤東的功過和毛澤東思想,講了十分中肯、十分深刻的意見:

關於毛澤東同志功過的評價和毛澤東思想,寫不寫、怎麼寫,的確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找警衛局的同志談了一下,他們說,把我前些日子和義大利記者法拉奇的談話向戰士們宣讀了,還組織了討論,幹部、戰士都覺得這樣講好,能接受。不提毛澤東思想,對毛澤東同志的功過評價不恰當,老工人通不過,土改時候的貧下中農通不過,同他們聯繫的一大批幹部也通不過。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總的來說,我們黨的歷史還是光輝的歷史。雖然我們黨在歷史上,包括建國以後的三十年中,犯過一些大錯誤,甚至犯過搞「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大錯誤,但是我們黨終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才使我們這個人口佔世界總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國,在世界上站起來,而且站住了。還是毛澤東同志那句話: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國內的人民也罷,國外的華僑也罷,對這點都有親身感受。沒有中國共產黨,不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不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今天我們的國家還會是舊中國的樣子。我們能夠取得現在這樣的成就,都是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分不開的。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許多青年缺乏了解。

對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不是僅僅涉及毛澤東同志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歷史是分不開的。要看到這個全局。這是我們從決議起草工作開始的時候就反覆強調的。決議稿中闡述毛澤東思想的這一部分不能不要。這不只是個理論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如果不寫或寫不好這個部分,整個決議都不如不做。當然,究竟怎麼個寫法好,還要認真研究大家的意見。

不管怎麼寫,還是要把毛澤東同志的功過,把毛澤東思想的內容,把毛澤東思想對我們當前及今後工作的指導作用寫清楚。三中全會以後,我們就是恢復毛澤東同志的那些正確的東西嘛,就是準確地、完整地學習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嘛。基本點還是那些。從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後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當然,我們也有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

七大規定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我們黨用毛澤東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們贏得了革命戰爭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大革命」的確是一個大錯誤。但是我們黨還是粉碎了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一直發展到今天。這些事情,還不是毛澤東思想教育的一代人乾的?我們現在講撥亂反正,就是撥林彪、「四人幫」破壞之亂,批評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回到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軌道上來。不寫或不堅持毛澤東思想,我們要犯歷史性的大錯誤。

現在有些同志把許多問題都歸結到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品質上。實際上,不少問題用個人品質是解釋不了的。即使是品質很好的人,在有些情況下,也不能避免錯誤。紅軍時代中央革命根據地打AB團,打AB團的人品質都不好?開始打AB團的時候,毛澤東同志也參加了,只是他比別人覺悟早,很快發現問題,總結經驗教訓,到延安的時候就提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在那種異常緊張的戰爭環境中,內部發現壞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腦子發熱,分析不清,聽到一個口供就相信了,這樣就難於避免犯錯誤。從客觀上說,環境的確緊張。從主觀上講,當然也有個沒有經驗的問題。

毛澤東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幹部都整倒。如對賀龍同志,林彪從一開頭就是要整的,毛澤東同志確實想過要保。雖然誰不聽他的話,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麼程度,他還是有考慮的。至於後來愈整愈厲害,不能說他沒有責任,不過也不能由他一個人負責。有些是林彪、「四人幫」已經造成既成事實,有些是背著他乾的。不管怎樣,一大批幹部被打倒,不能不說是毛澤東同志晚年的一個最大悲劇。

毛澤東同志到了晚年,確實是思想不那麼一貫了,有些話是互相矛盾的。比如評價「文化大革命」,說三分錯誤、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內戰。這八個字和七分成績怎麼能聯繫起來呢?

對於錯誤,包括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一定要毫不含糊地進行批評,但是一定要實事求是,分析各種不同的情況,不能把所有的問題都歸結到個人品質上。毛澤東同志不是孤立的個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們黨的領袖。對於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不能寫過頭。寫過頭,給毛澤東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這是違背歷史事實的。

根據鄧小平的意見,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專門寫了「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這一部分,對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歷史地位,對毛澤東思想在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指導作用,都進行了高度評價和全面闡述。

來源: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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