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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中共史上高官們卸任後的生活

博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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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中共史上高官們卸任後的生活

2020年12月11日 18:04

李鵬在九屆人大三次會議閉幕式上

著書立說

「高層政治決策」透明化

近年來,部分退休政要開始著書回憶個人經歷。黨和國家前任領導人李鵬、李瑞環、李嵐清等都在退休後出版了個人著作。在部分著作中,一些當政時的思考及若干重大事件的原貌被還原出來,一些重大決策內幕也被披露。這一現象被人們概括為「政治透明度在逐步提高,開啟中國退休高官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他們的著述也為觀察中國政治、社會提供了必要的參照系。

日記》《電力要先行李鵬電力日記》《立法與監督李鵬人大日記》等4部日記體回憶著作。其中《眾志繪宏圖李鵬三峽日記》被認為是中國總理的第一本專題性回憶錄。

從上世紀初開始提出三峽工程設想,到三峽水電站第一批水輪發電機組發電,歷經了漫長的85年。李鵬1983年6月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後,兼任三峽工程籌備領導小組組長,參與了對三峽工程重大問題的決策和組織工作,並且在1982年至2002年間15次考察三峽。在20多年的時間裡,他親筆記錄了這段歷史。

站有關合同簽字儀式後,詳細詢問了三峽工程的情況。“我當時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三峽工程籌備領導小組組長。小平同志聽完我的彙報後指出:‘三峽是特大的工程項目,要考慮長遠利益,我們應該為子孫後代留下一些好的東西。’‘低壩方案不好,中壩方案是好方案,從現在即可著手進行。"

李瑞環退休後最令公眾關注的事情之一也是出了一本書,書名為《學哲學用哲學》。這本書收錄了李瑞環1981年以來在天津和中央工作期間的有關文章和講話,記錄了李瑞環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體會。該書責任編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徐莉回憶,「首長(李瑞環)說,‘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東西,記錄著我工作中對馬克思主義的體會,在工作中掌握的哲學原理和哲學的思想方法。’他非常重視這部書。」

看,他寫了兩本書,一本是《李嵐清教育訪談》,回憶任職時的經歷;另一本是《李嵐清音樂筆談》,做音樂知識的普及。

在西方,寫回憶錄是卸任高官最快捷的賺錢方式,他們一旦卸任即面臨再就業問題,因此往往前腳退下政壇,後腳就走進出版社。而李鵬和李瑞環、李嵐清等黨和國家前任領導人,都不約而同地將稿費捐出來,例如李鵬就一次性將300萬元捐給了中國教育發展基金會。

對於其中的一些著作,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楊炳章認為,其作者以「無官之人評述重大社會政治事件」,不僅將時代的「高層政治決策」透明化,更以自我個性語言讓群眾看到他們的生活和情感,體現了自我的個性化,“它是一種非政治訴求,帶有明顯的‘自我述職’色彩的這麼一種傳記。”

執教高校

淡出政壇的「第三條道路」

在退休的副省部級以上高級幹部中,有不少人退休後身體、精力還相當不錯,他們往往到各種社會組織中擔任重要職務,繼續發揮餘熱。也有不少官員選擇拿起教鞭,執教高校。

2005年11月,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建院50周年之際,剛剛卸任的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趙啟正走馬上任人民大學新聞學院院長。

分析人士認為,趙啟正出任人大新聞學院院長,使得京城三大名校清華、北大和人大新聞學院的院長在級別上都上升到「部級」,成三足鼎立之勢此前,人大新聞教育雖然有很長的歷史,但在聘請新聞實務部門高級領導出任院領導方面,卻一直落在後面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2002年4月一經成立,即聘請人民日報社前總編輯范敬宜為學院院長。無獨有偶,比清華大學晚成立一個月的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聘請了人民日報社前社長、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第六屆主席邵華澤做院長。

1998年,趙啟正調任中共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是中共第十六屆中央委員。在新聞辦工作期間,他力推國務院新聞發佈會制度化,推動政府信息公開,各級政府新聞發言人制度也從無到有。他被外國媒體稱為「浦東趙」、“中國屈指論客”。

外界多把趙啟正稱為學者型官員。「我跟趙啟正比較熟,聽過他在國際場合的講話,他批駁及澄清某報告在核武器製造等方面對中國的歪曲和攻擊,不是喊一般的口號,真的是學者型官員,感覺他研究得非常深。」一直關注趙啟正對外工作表現的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馬振崗告訴記者。

而在2003年,復旦大學也曾迎來一位曾在中國官員行列中知名度名列前茅的人物龍永圖,出任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和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

龍永圖曾坦率地說,對於復旦大學拋來的「繡球」,他曾思慮良久,最終決定接受禮聘,主要是相中復旦豐厚的研究資源,可以成為博鰲強有力的智力支撐機構。而作為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他也能夠把當今國際上最熱點的課題提供給復旦研究,並將後者的研究成果傳至博鰲、引向全球。他將此稱作是“博鰲亞洲論壇與國內著名學府的戰略聯盟、‘雙贏’聯線”。

近年來,一些中國高級官員退休後,選擇進入高校或擔任兼職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顧海兵將此追溯到上世紀80年代國家一些部委和部屬高校聯合辦學,部分官員開始出任兼職教授。另外,這種選擇正逐漸成為一種趨勢前中國駐法國大使吳建民卸任後,出任外交學院院長;前財政部副部長金立群退休後,成為河南大學客座教授並同時出任博士生導師……越來越多的官員離開了老一輩領導幹部從一線退往各種社會組織或協會等的傳統路徑,有分析人士認為,這開創了官員淡出政壇的「第三條道路」。

對於這種從官員到學者的變化,馬振崗認為比較自然,他一下用了五個「更」來概括“所面對的領域和研究更加開放和深入、更超脫、更前瞻、更有建設性、更有助於了解各方面人士的真實想法,提煉一些思想和建議。”

躬耕田園

「老有所安」“老有所為”

在我國,一個人年老退休後卸甲歸田、告老還鄉的事時有發生,而不少退休的高官中,也有人鍾情於這種「躬耕之樂」,曾先後擔任湖南省委書記、江西省委書記、全國政協副主席的毛致用以及曾任湖北省委常委、省政法委書記的劉榮禮都是其中的代表。從一任高官到一個樂於“隱居”田園的“農夫”,這種角色轉換讓人肅然起敬,而他們身上所彰顯出的「老有所安」、“老有所為”的豁達情懷也堪為表率。

毛致用在2003年3月卸去職務後與老伴一起回到家鄉湖南省岳陽縣西沖村種地、養雞。在毛致用的幫助下,西沖村從一個落後窮村轉變為「岳陽第一村」。

曾任村支書的毛昌榮說,幾年前,從全國政協副主席位子上退下來的毛致用,動身回西沖村,想過個安寧的田園生活。種地、養雞是他最大的生活理想。鄰居曾有好幾次看到他挑著滿滿兩桶沼氣水澆菜。在毛致用堂屋的牆上,掛著老友黃永玉送的畫,畫裏一個笑呵呵的老人,躺在竹椅上,悠然搖扇;一個老婆婆端著盆,撒谷餵雞。毛致用覺得這就是他的生活寫照,即便地方各級官員的定期拜訪和村裡事務的頻繁請示,在老人生活中仍占很大的比重。

毛致用回到西沖村,讓村裡每年多了十幾萬的收入。西沖村以前只有一片黃土地,沒有什麼資源。1995年以前,整個筻口鎮58個村,西沖經濟排名更是50名開外,「因為窮,小夥子娶媳婦都很困難。」而後來鄰村的姑娘都想往西沖嫁,“可惜我們村裏的小夥子沒有那麼多,娶不過來。”毛昌榮說。

一直以來,毛致用對自己安居鄉野都充滿信心,老人說要一直在西沖安居。老伴易銀秋介紹,毛致用不僅打算自己在農村安養天年,還早已給幾個兒女說好,將來退休了也一樣回到西沖。

曾任湖北省委常委、省政法委書記等職務的劉榮禮退休後,也選擇了一種別樣的晚年生活他在咸寧一個鄉村自費辦起了農業試驗園,當起了農民。據說,劉榮禮過去的一位老部下有次到咸寧去看望他,見他冒著40多攝氏度的高溫在田畈里勞作,很是詫異,勸他別這麼賣力。他卻笑著說:「我是苦中有樂呀。」並且還寫了一首打油詩:“時人笑我不享貴,六十五歲與田會。逍遙野外無拘束,清風日月隨我歸。”

。王寶靜整理

來源:人民網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姚文元和江青會見外賓(資料圖)

姚文元在被抓前的最後幾小時,才把兩封奇怪的信告訴張春橋,然而,卻沒有引起張春橋的注意

姚文元看到華國鋒的批示後,心中明白,華國鋒這個批示是針對「四人幫」的,特別是針對他的。他感到,華國鋒已經站到了老幹部一邊。他接到的兩封信中,對此也有預言。他由此想到了自己將面臨的政治抉擇:是就此罷手,聽華國鋒的,還是繼續與江青、張春橋、王洪文搞「四人幫」?他選擇了後者。於是,他根本不理睬華國鋒的批示,照樣宣傳「按既定方針辦」。

話給劉湘屏(當時任衛生部部長)核對,同時派人專門調查華國鋒在計劃會議上是怎麼講的。對此,《人民日報》總負責人在他寫的交代材料中說得很清楚:我們調查華國鋒同志在計劃會議上傳達的毛主席的原話,是「陰謀嫁禍於華國鋒同志」。

但是,姚文元沒有想到,正是在「按既定方針辦」問題上,華國鋒更加認清了「四人幫」的本質和他們篡黨奪權的陰謀。他於10月4日已經下定了把「四人幫」抓起來的決心,並且確定了抓捕「四人幫」的方案,指定汪東興具體落實。

10月6日,姚文元一整天都心神不寧。他總有一種不祥的感覺,但卻又說不出來。於是,他去找張春橋談心。這是他與張春橋最後一次秘密談話。談話中,張春橋攻擊華國鋒對批鄧不積極,攻擊葉劍英打算與美國人合作發展海軍。張春橋談話時,姚文元一直在靜靜地聽著,他以往也是如此。等張春橋說得差不多了,姚文元猶豫再三後,還是決定把他收到的兩封奇怪的信告訴張春橋。姚文元說:「我接到了兩封信,裏邊說毛主席逝世後,可能立即宣佈某某某是叛徒。這種問題並不一定是真的,但應提高警惕。」姚文元向張春橋說這兩封信時,並沒有明確告訴張春橋信中寫的就是張春橋的名字,而是用「某某某」來代替。姚文元這樣欲言又止的態度,如果是在過去,早就會引起張春橋的警覺,他就會追問事情的原委。但這一次卻是一個例外,張春橋居然沒有什麼反應。

得不到要領的姚文元從張春橋那裏回來,總覺得心驚肉跳。他自己後來交代說,回到家裏,「心情很不好,總有一種恍惚不安的感覺。吃晚飯時,我對小女兒說:‘如果爸爸死了,你們不要難過。’當時孩子嚇壞了,不懂我這話的意思。我便安慰她說:‘活著的人都是要死的,爸爸也不例外。’孩子說:‘你思想反動了。’我當時也沒有多做解釋。今天回憶起來,我的這些話,我的這種不安的想法,雖然是受了那封信的影響,但如果我自己思想上堅決相信黨,相信人民,同‘四人幫’徹底決裂,就不會說這種話的。由於我沒有徹底決裂,所以我覺得自己的前途很危險,生命也不行了」。

10月6日下午,姚文元接到中央辦公廳的通知:「根據華國鋒同志的建議,茲定於10月6日晚8時在懷仁堂一樓召開政治局常委會,主要議程:一、審議《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清樣;二、研究毛主席紀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保護措施。因部分文獻需要改動,請姚文元同志列席會議。」

當姚文元來到懷仁堂時,被工作人員引到東廊大休息室。姚文元一進大休息室,中央警衛團的一位副團長就迎上前來,站在姚文元面前,從衣服口袋裏掏出一張紙,向他宣讀了中央關於對他實行「隔離審查」的決定。姚文元目瞪口呆地聽著。聽後,他沒有做任何反抗,也沒有爭辯,只說了兩個字:「走吧。」

姚文元的政治生命到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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